窃听风暴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

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

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

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

”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

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

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

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

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

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

“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

”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

”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

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

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

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

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

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

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

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

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

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

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

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1984年，民德秘密警察魏斯乐独自坐在监听棚里。

空荡荡的房间里，仅有耳机、通讯器材、打字机。

魏斯乐外表冷漠无情，内心却敏感如诗，他的任务是与下属一起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

德瑞曼与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交谈、德瑞曼与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作爱、德瑞曼朗诵布莱希特的诗歌、德瑞曼在钢琴上弹奏《好人奏鸣曲》。

潜文学中年魏斯乐视线模糊了，他受到了艺术的强烈感召，这感召的力量轻易战胜了他的信仰、他的职责、他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

他跟踪克丽斯塔鼓励她充满信心、他伪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潜入德瑞曼的住所偷诗集、转移打字机……多么浪漫的故事，多么象我们打小就熟悉的革命故事。

潜入敌人阵营卧底的革命者，怀着坚强的信仰，与敌人斗勇斗智，周围虽然危机四伏，他却应对得游刃有余。

深情的电波、接头的暗语、通风报信、秘密联络，把电影里的两大阵营换一换，就是一部讴歌我党英雄无畏地下党员深入敌营的中外红色电影故事《敌营十八年》、《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一夜成名的编剧兼导演，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东诺士马克，在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代，和少年先锋队的同学们一起坐在电影里饱看了这类惊险的红色电影。

那些红色电影的情节深深的烙进童年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我也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机会终于从天而降，二十年后共产的铁幕已经崩溃，在统一的德国、自由的世界里，交上好运拉到投资的的东诺士马克决定拍这样一部红色电影，不，黑色电影，因为与二十年前的电影相比，情节与人物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反红色的，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来反讽社会主义的。

文化部长是个到处搞女人，滥用情报系统的混蛋；跟电话一样“拔进去，打出来”的书记只会对着电话咆哮；秘密警察们任意践踏欺凌小老百姓的人权“失踪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反正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西方、市场、投资人……他们爱看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为此可以不惜任意丑化那个时代。

年轻人东诺士马克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年代矫情的放置于1984年，只欠没有在电影序幕里来段字幕“乔治.奥威尔”。

魏斯乐只能孤独的呆在监听棚，以打字的形式做日常的窃听记录，拥有所有最先进设备的偌大情报部门，对于部长钦点的重点监控对象竟也拿不出一台盒式录音机。

东诺士马克残存的记忆片段里，只有些许红色电影的印象，而1977——1985年风靡到东西方世界每个角落里的录音机，被他忘记了。

你不能责怪东诺士马克，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拜访民德时代的几位秘密警察、用钱取得在东德情报机关大楼实地拍摄的机会，东诺士马克自认他就懂得了民德的情报系统，掌握了秘密警察的心理。

对全世界的警察而言，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的安定团结、打击犯罪，这是他们进入警校学到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职业准则。

要让警察放弃原则，可以用钱行贿、用信仰策反、用手段要挟，但仅仅是几段钢琴弹奏、一段诗歌朗诵、一个女人的意淫，就能让警察站到自己立场的对面，不惜代价维护自己的敌人，这是极其荒唐的。

电影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走进魏斯乐，魏斯乐是自己顿悟，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

这种突变的思想过程，甚至在红色电影里也无法找到。

德瑞曼利用友人偷运来的打字机，完成了揭露民德黑暗统治的文章，不署名的发表在《镜报》上。

由于自杀的导演与他最为亲近，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号怀疑对象。

他、友人，尽管有充足的时间和无数次的机会，竟一直不肯转移那个会让人掉脑袋的打字机。

秘密警察尽管没有最确凿的物证，但是都知道文章一定是德瑞曼所写，他们是那么君子、那么道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德瑞曼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求监守自盗的魏斯乐继续调查。

任何政权的情报系统都不会只依靠某一个机关。

以美国为例，连火星人也知道除了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

民德的情报系统在东欧诸国中是数一数二的。

魏斯乐所在的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情报头子可以命令他们继续调查，但绝不会把所有希望都继续押注在他们身上，体制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会介入这个案子——至少会对德瑞曼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毕竟总书记已经大为光火。

因此，无论德瑞曼还是魏斯乐，在文章写好交给媒体之前，如果没有转移走打字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翻本的机会。

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就能推理出来。

一部震撼了德国社会的电影……一部全面反思，超越了《再见列宁》的杰作……一部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佳片……你信吗？

其实我是一个编剧/文案民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说，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昨日之岛： http://tlccd.tianyablog.com

面对一部突如其来的爱不释手的电影，似乎让人反倒没有太多话要讲.也许是整部片子稍显严肃而沉闷的气氛,导致了我的失语,或许是什么别的.一部看上去非常“政治化”的电影，表现了斯塔西部门的窃听行动，但在“迫害”这一方面却没有给人以尖锐的刺痛感.冷寂的影调和节奏的掌握都很出色,气氛上的渲染也着实很到位. 不能不提的是演员的表现,代号为“HGW XX/7”的窃听专家威斯勒的扮演者从始至终面无表情、看上去无比冷漠，却让大多数观者读出了主人公内心的孤独和潜藏着的丰富感情.想说的不是电影,而是特殊时代的特殊生活.当柏林墙倒塌，斯塔西随之消失时，钳制人民思想的前东德文化部长对剧作家德瑞曼说：“你现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这样的国家不是你们想要的么?可是,现在的联邦德国就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还有什么好写的呢，人们没有信仰，没有热爱，这就是一个自由的联邦德国，还有什么意思？

”这句话听起来讽刺有加，显得“话外有话”.德瑞曼并没有作答，倒有些像创作者自己的概叹.不讲道理的文化部长此刻的话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令我不禁想到另部片子<生活在别处>里的话:那是政治诉讼的时代,迫害的时代,禁书成堆的时代,到处都是通过所谓的法律进行谋杀的年代.我们应当为它作证,那不仅是恐怖时代,也是抒情时代.在19cm*19cm的特殊编码打字机,也是世界上最小的打字机下,打出了这样一篇充满诗情的报道: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政府像社会主义政权一样,中央关注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一个人每年要买平均2.3双鞋,每年平均读3.2本书,每年有6743名学生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但是有一项统计是不能公开的,也许这些数字可以归到自然死亡里去,如果你打电话到安全局去问,每年有多少人因为被怀疑与西德有来往而自杀,安全局的工作人员肯定会沉默,然后会详细记录你的名字,这是为了国家安全.死去的人才是为了国家安全,也是为了幸福.1977年起,民德不再统计自杀人数,我们所说的自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自己那样活着,没有流血,没有热情,他们只能选择死亡.死才是唯一的希望.自从我们9年前开始停止统计自杀人数,欧洲只有一个国家死亡人数高过东德,那就是匈牙利.然后殊途同归,我们都会实现社会主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艾斯卡,一个伟大的导演,我今天要写的就是关于他的故事...就像古代的某些文人才子不是文必秦汉便是文必唐宋一样,近代国人也经历了一段文必西方的时代.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总是认为创作源泉的遏止最根本在于社会体制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文化传播与接受方面,我们需要走墙外开花的路子,比如地下电影.除了应付社会体制问题,体制内的后院问题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究竟什么样的问题,才是问题.体制既然是不可用一个转身视而不见也无法用一个中指就能鄙视掉的,那么与其诅咒诋毁,不如从容应对.创建事业的激情终究要靠个人的热爱与诚挚.在一条看似艰难的路途上举步维艰却艰难举步.战胜的最终是自己而已,而战胜自己往往是我们最大的胜利.<南周>做到了,龙应台做到了,李银河做到了,阿伦特做到了.还有更多的人......说到这里,似乎言语中有过多的压抑,那么就一起来回味下片中的那个令人记忆犹新的讽刺总书记的笑话吧：昂纳克起床后，推开窗户向太阳说：早上好！

太阳。

太阳：总书记早上好！

中午， 昂纳克：太阳，午安！

太阳：总书记午安！

黄昏， 昂纳克：晚上好！

太阳。

太阳：…… 昂纳克又问一遍：太阳，晚上好！！

太阳：总算到了西边(西方)，不用鸟你了看,残酷的时代里,人类造就出了多么经典的文本.

这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潇写的《另一个国度》，也是去追寻那段历史。

非常喜欢这样的取材和情怀。

————————————————————另一个国度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德国日期：2012-11-16一　　墙倒后，我们很快就忘掉了东德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随之而去的还有那无数个庸常的日夜。

我们压制自己的真实经验，用一系列奇怪的、宏大的，但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不那么相关的大事件取而代之。

　　——Jena Hensel（东德人，明镜周刊前记者），《墙倒以后》　　和安佳的交谈刚开始时，我想到的正是这段话。

她看上去比53岁要年轻得多，笑起来有少女神态，她带着我去看全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然后在细雨里 给我留影，她主动谈起中国，“蛮奇怪的共产主义国家，斯大林以后就和南斯拉夫一起被踢出去了”，谈起把中国“踢出去”的苏联，“不喜欢。

就像你有一个大 哥，你被一遍遍告知他是独一无二的英雄，听了无数遍后你会怎么看他？

”又谈起马列，“以前想学马克思的哲学，但不喜欢列宁。

为什么？

因为他的simply stupid words……”　　我是在开姆尼茨见到安佳的，坐火车从柏林往东，在莱比锡换乘一次，两个小时就能到达。

两德统一前，这里叫卡尔·马克思城，安佳1959年出生在 这里，16岁去了莱比锡，20岁到了柏林——当然是东柏林。

整个冷战期间德国被一分为二，地处东德境内的柏林也被柏林墙切割成东西两个世界。

我和安佳有一 个共同朋友：《明星周刊》前驻华记者佳杰思（Adrian Geiges），在一个饭局上，听说我对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后，他介绍我认识了安佳。

　　对于一个中国记者的到访，安佳的不安似乎多过了好奇，我偶尔在纸上记一些笔记都让她紧张地大笑：“你真的在做笔记吗？

我的故事真的有意义吗？

”　　二　　非工农子弟，有一个比自己大4岁的姐姐，16岁离开学校到莱比锡的切·格瓦拉俱乐部学习跳舞（“其实格瓦拉在东德不受欢迎，因为他受西方年轻人 的欢迎！

”），业余时间为德国自由青年团（FDJ，东德的共青团组织）工作，表现够好，两年后顺利入党，“我就是这么长大的！

”安佳说。

　　她一颗红心忠于党，对马克思主义而非西德的电视节目更感兴趣——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山谷的遮挡，开姆尼茨和德累斯顿都不容易接收到西德的电视信号，而能够收到西方节目的莱比锡在1989年成了首义之地。

　　至于墙呢？

来德国之前，我读了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泰勒的《柏林墙》，这本书给人很大一种感觉：东德历史就是一部追求自由的翻墙史。

到柏林后，展 示东德人民各种“翻墙”绝技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又加深了这种印象。

不过对于墙里面的安佳来说，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14岁时学校组织游柏林，她就被老师告 知：柏林墙很重要，它可以保护我们免遭帝国主义的毒害。

她从不知有人因为越墙而被射杀，也没有亲戚朋友在西边，不必在弗雷德里希大街（东西柏林分界站）的 站台上泪水涟涟地告别，自然也没人在圣诞节时给她邮寄西方的糖果巧克力。

　　她如此无害地长到20岁，再次来到东柏林已是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第31届民主德国学习班的学员，他们穿着自由青年团的统一蓝衫，和150名来自 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学员坐在礼堂里聆听“世界形势报告”。

佳杰思也是其中一员，他在《我的愤青岁月》一书里描绘了当时的场景：埃塞俄比亚的女同学跳起舞 蹈，表现的是非洲革命解放斗争的题材；越南的女生则一边唱着胡志明颂歌，一边翩翩起舞。

大厅里还坐着来自巴解组织和南非“非国大”的同学、受智利军政府迫 害的革命者和阿富汗的大胡子男子，当然，少不了像佳杰思这样来自西德、丹麦和挪威，穿着破洞牛仔裤的西方左翼青年。

　　白天的课程是马列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晚上则是丹麦同学的音乐PARTY——校方对这些西方学生管理相对宽松。

安佳当时不太能说英 语，每次见人都是这几句：Hi！

Bye！

See you next time！

后来她认识了丹麦男生皮特，对方会说一些德语，两人颇谈得来，很快就放弃Sie（德语“您”，敬称）开始用Du（德语“你”，较随意，用于关系 亲密的人）来互相称呼。

皮特邀请安佳参加PARTY，“开放、自由……”三十多年后安佳回忆起这些仍然面露骄傲。

皮特为她弹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但没有 弹好，于是他站起来像个绅士一样地道歉，“这一刻我爱上了他。

”　　也是从这一刻起，她意识到“墙”的存在：一年后皮特就要返回丹麦，她，一个“完完全全的共产党员”，可能和他在一起吗？

　　三　　他们热恋9个月，直到毕业分别。

皮特回了哥本哈根，安佳回了开姆尼茨，循规蹈矩地结婚，工作。

她偷偷地给皮特写信，把他的回信都藏在办公室的一 张地图下，那时皮特是世界银行一位收入可观、前途大好的年轻职员。

不过安佳并不知道，在学习班一位老师的劝说下，他已经成了一名共产党间谍，回到丹麦是为 了继续给斯塔西的海外分支工作。

　　斯塔西（Stasi）全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是东德的秘密警察机构，在“我们无处不在”的口号下，斯塔西给600万东德公民（占 总人口1/3）建立了秘密档案。

“柏林是当时冷战的中心，在两德有全世界最集中的军队和武器对峙。

一旦冷战升级，甚至核战爆发，德国就会首当其冲。

在这种 情况下，东西方对彼此越了解，爆发战争的危险就越小。

而间谍是双方了解彼此的最佳手段。

”给我的电邮回复中，皮特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我希望能借此保护 东德和安佳。

”　　“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如果你年轻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就没有良心。

”皮特又说。

　　在安佳的描述里，皮特是个有艺术家气质的反叛者，这让我想起比他们年长正好10岁的“1968一代”。

牛津大学教授、中东欧史学家 Timothy Garton Ash在《档案》（The File）一书里描述了自己对这群西方左翼青年的复杂感受：他们追捧东德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好”的一面，比如全民保险、全民就业，却对同样真实的“恐 怖”一面视而不见；与此同时，他们反抗的其实是冷战背景下他们父辈粗暴的反共主义，与其说他们“亲共”，不如说他们“反‘反共’”，他们期望的是他们理想 中的社会主义，他们不认为东德乃至苏联东欧的实践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乐意为斯塔西工作。

Ash采访的好几 位前斯塔西官员都告诉他，“1968一代”为他们的招聘提供了人才沃土。

　　1982年，安佳藏在地图下的信件被同事发现，这个同事是斯塔西的线人——一个难以证实的数据说，东德约有1/10的人为斯塔西提供情报。

因为 和西方人私通信件，她丢了工作，被开除党籍，“一夜间失去所有东西，包括我的信仰。

”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皮特要来柏林，安佳和他在柏林相见，萌动着出逃 （以及私奔）的打算。

然而皮特却是来告别的，“他说他要去美国，再也不能和我见面，祝我幸福……”　　她最后的救赎之桥垮了，好一阵子，整个人都是“空的”，后来她决定要一个孩子，“女儿救了我。

”也许她还该为另一件事庆幸：斯塔西对她的调查并没有进行下去，后来她觉得，那是因为皮特特殊的身份——皮特自己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也算以这样的方式保护过安佳。

　　四　　1980年代对安佳来说是平淡无奇的，她在开姆尼茨的一个小工厂上班，像东德大部分妇女一样，下了班就直奔厨房。

她们煮“昂纳克咖啡”——由于 咖啡豆在国际市场价格昂贵，政府推出含有51%咖啡豆、34%黑麦和5%糖粒的混合饮料，买“东方牌”牛仔裤——模仿西方流行的Levi's牛仔裤造出来 的合成纤维产品。

多数时间她们的钱多得花不完，因为商品总是短缺。

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瓷器厂厂长问领导人昂纳克：我们有5%的出口产品被退货了。

昂纳克 答：这够全国人民用吗？

　　假期时，他们会领着国家发放的旅游券，举家去北部海边度假，住一种叫DACHA的度假屋。

有一次，在波罗的海海边，女儿指着远处的白色轮船问 她：“那些大船要去哪里呢？

”“去北方，去瑞典、丹麦。

”“丹麦好吗？

”“丹麦很好，是安徒生的故乡。

”“我们可以去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呢？

”“……”　　然而1980年代也是变革的年代，东欧国家（与政府相对的）“第二经济”崛起，“第二文化”与“第二社会”也开始活跃起来，而随着改革承诺的落 空，人们对改革渐渐失去了信心。

东德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回忆说：“在50年代，当人们谈论政治时，总会有一位共产党同志站出来维护党的立场。

可是到了70 年代和80年代，在对政治问题进行争论时，共产党员们不是离开会场就是建议换一个话题。

”　　Jena Hensel在《墙倒以后》里描绘了1980年代一个典型东德家庭聚会的场景：聚会通常持续到很晚，10点左右，男主人会从橱柜里拿出一瓶酒，给每个人端 上一碟怪味花生，碟子很漂亮，是他从布拉格带回来的。

女人们喝汽酒，孩子们则喝盛在巧克力甜筒里的蛋奶酒。

其中一个男人会清清嗓子，发表祝酒词。

祝酒词通 常相当严肃，让人感觉像是要宣布一场小规模起义。

他会抱怨现状，抱怨共产党给他们和给这个国家干的“好事”，他说话时，妻子会把食指放在唇上，紧张地环顾 四周。

大家会纷纷对他的看法表示赞同：西方什么都比这里好，如果我们也有他们那么多机会，事情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只是没有机会掌握自己的生活罢 了。

其他男人还会讲几个昂纳克或者戈尔巴乔夫的段子，然后他们就用带着酒味的吻，送孩子们上床睡觉。

　　五　　1989年11月9日，墙倒了，东德公民的旅行限制被取消。

次年10月3日，两德正式统一。

　　安佳用“变化”这个中性词语来指代这期间发生的一切，“每天都有邻居离开（去西德），你会忍不住想，是不是我也应该离开？

”“以前我们在鸟笼里，每天有人来喂水喂食，突然鸟笼的门被打开了，我很好奇，我想出去，我想学飞，但我也担心，以后还会有人给我水和食物吗？

”　　眼下他们还可以领取100西德马克的欢迎金。

在科尔政府的强力推动下，1990年7月，西德马克取代东德马克成为官方货币，并以1：1进行兑换（实际汇率是1：4），此举取悦了东德民众，但东德的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却遭到毁灭性打击。

　　许多人失业了，而一些“职业”也不再需要有人去做了：马列主义教员、国安人员和线人、国家控制的工会职员……统一社会党（东德执政党）的许多党务工作消失了，但同时消失的也包括“异见人士”和“革命者”。

　　“资格认证很重要，西方政治还是非常精英的系统，”来自东德的社会民主党（SPD）政治家Hans Misselwitz告诉我，他当年也曾走上街头，领导抗议，“我是比较幸运的，个人基础比较好，但不少反对派缺乏专业技术。

我们那一代很多人不再从政 了，当然也有人脱颖而出，比如默克尔，她比西德人更西德。

”　　更多变化或许与意识形态不直接相关，统一以后，大批来自西德的法官、律师、教授取代了他们东德的同行，“（因为东德并入西德，实行西德的制度） 面对20000条新的法律法规，他们等于生活在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世界，也没有时间留给他们去学习……”东西论坛（Das ost-west-forum）的创始人Axel Schmidt-Gödelitz说。

　　“也许问题之一就在于，一切进行得太快了。

”Hans在社民党总部楼下的咖啡馆里对我说。

这栋大楼看上去像一块巨大的三明治，一楼沿街开放给了 普通商铺，据说延续的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传统，大厅中央是社民党前主席勃兰特（Willy Brandt）的塑像，这位德国当代史上的著名人物1983年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伟大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其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至今 光辉不减，但他的解决办法却被证明是错误的。

”　　统一之初，一些东德的反对派和西德的知识分子曾希望能找到“第三条道路”，“某种混合性的‘社会民主主义’，它能防止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 比如贫富分化”，但回到当时，即便是东德人民也不支持他们，“那时的普遍情绪就是，历史终结了，再也不要走回社会主义的老路了。

”Hans说。

　　安佳的丈夫“变化”前就职于一家出口电器的国营企业，不出意料地失业了，“像许多东德人一样，他无法适应新生活，找不到工作，开始酗酒，脾气变 得很坏……后来我也开始抽烟、酗酒……”她形容那几年的生活，就是work and cry，后来她决定带女儿离开这个家，“我的女儿才13岁，要是不走的话，我们都会完蛋。

”　　我曾在柏林的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文缩写）博物馆看过一段“变化”前的东德新闻，报道罗斯托克为市民新建了大量住宅，记者没忘记在 中节目加入“梦想”的成分，他采访了一些罗斯托克的学童——和安佳的女儿一样，他们大概是东德最后一代“祖国的花朵”——请他们梦想1990年甚至 2000年的房子会是什么样。

孩子们展开畅想：建在水上的，倒金字塔形的，长得像花儿一样的……节目最后，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总结道：当然！

这些都会实现， 各取所需，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他们肯定不会想到，在新的时代，他们成了“失败者的子女”，他们的父母曾憧憬墙那边的生活，以为一旦获得自由便可自己主宰命运，到头来却被历史 遗弃。

没错，他们可以自由旅行了，他们可以去看看真正的巴黎、伦敦、罗马（如果他们有钱的话），他们可以投票了，可以公开谈论政治而不用担心告密（如果他 们有兴趣的话），但生活已不再属于他们，这个新的社会看起来也不再需要他们——你很难就此责怪西德，事实上他们做得已经够多：转移支付、团结税，也许这就 是历史的荒谬。

“现在好是好啊，”他们总是这么说，“但它是年轻人的了。

”　　“东德的问题不只是政治经济的问题，也是头脑和心灵的问题。

”出生于西德的Axel说。

他的东西论坛致力于推动西德人和东德人的对话，“你相信吗？

直到现在，还有一半的西德人从未来过东德。

”　　我们谈起在东德的新纳粹，“失业率增加，贫富分化，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需要一种存在感（sense of life），于是他们聚在一起滋事，在群体中寻找力量。

”　　又谈起电影《再见列宁》和东德的怀旧情绪，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类似的怀旧情绪感到不以为然，认为是它是对过去的选择性记忆，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 会的副产品——所谓“极权的诱惑”：把你的身心都交给我来安排吧，多么轻松，多么省事！

但是Axel提供了另一个视角，“90%的东德人都不愿意回到共产 主义时代，但他们希望找到一种平衡，一种尊重。

”“他们曾经在这个国家里生活，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

”　　Axel说，他曾吃惊于一些老人对当年的战争岁月有着美好回忆，试图历数战争罪恶并和他们辩论。

“你是对的，但我们那时正年轻啊。

”老人们这么跟他说。

　　有谁会把自己的年轻拱手相让呢？

　　六　　已不再年轻的安佳起码还有一个指望：皮特。

　　“墙已经倒了，我也不能再躲在墙后假装无法动弹了。

”1998年，她给皮特的母亲伊丽莎白打电话，讲述了自己的状况，“伊丽莎白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温情的人，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所有事情，就连我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

”　　伊丽莎白从丹麦来了德国，在德累斯顿和安佳见面，又打电话给儿子：你有责任来见安佳，把事情解释清楚。

于是在这么多年后，他们又见面了。

　　“他出现在莱比锡机场，就像一个梦，”安佳说。

他们抱头痛哭，皮特递给安佳一张CD，里面是他做的音乐，他当年受斯塔西之命去总部工作，后来又退出这个特务组织，现在已是一位不错的音乐人。

“他说有一首歌是为我写的，真是悲哀而又甜蜜啊！

”　　然后他开始讲述“那詹姆士·邦德的故事”——用流利的英文。

“我的英语那时不是很好，听不太懂，也不相信他说的，太疯狂了，就像一出蹩脚的电影，”安佳告诉我，“有可能，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怎么听，我满脑子都想着，他来了，他来了，这就够让我恍惚的了。

”　　但她很快发现，皮特只是想把整件事情做一个了结。

几个小时后，他就变得客套起来，那是11月，莱比锡阴冷灰暗，“他就像一块冰冷的石头，你可以想象那些东西：我们俩没有未来……”　　他来了，又走了，接下来两年，安佳去了两三次哥本哈根，一次是和女儿去的，女儿终于见到了安徒生的故乡，但这里并没有童话那样美好，“她很失 望。

”另一次，皮特带着她游览了这座城市，他谈了很多，也谈到了他正受美尼尔综合症（多发于中年人，以突发性眩晕、耳鸣等为主要临床症状）的困扰，但就是 不谈他们俩之间的事，安佳终于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我渴望了多年，但这不是现实。

”　　回到开姆尼茨，她开始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寻找与过去和解的办法。

　　“Rehabilitation”（康复），安佳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这个词，当人们需要描述戒毒时，用的也是这个词。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所 有东德人的处境，他们年轻过，失落过，革命过，幻灭过，欺骗过，被骗过，如今他们要学会与过去相处，也许更重要的是，与自己相处。

　　七　　柏林东部，Magdalene地铁站附近，尽是些长得差不多的暗色公寓楼，离开主街百来米，踱入某大院，可见一座老旧的8层大楼，同样毫无特色，墙体已发黑，只有后来换上的白框玻璃窗显示着它和时代的某种联系。

这是从前的斯塔西总部1号楼。

　　如今它被改为斯塔西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也是德国中学生接受“政治教育”的重要基地。

走进大楼，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里的场 景徐徐展开：审讯室、录像带、蒸汽开信机、装在玻璃罐里的保存有受审者体味的皮革，还有千奇百怪的窃听设备：提包、手表、领带、皮箱、花洒、垃圾桶，甚至 一个木桩子里面都藏着老大哥的耳目。

　　“到1989年为止，斯塔西有正式雇员9万人，通报合作者18.9万人，”斯塔西档案联邦管理局（The agency of the Federal Commissioner for the Stasi records，简称BStU）信息部主管Joachim Förster告诉我。

柏林墙被推倒后一个月，斯塔西开始销毁档案，后被冲入这里的柏林市民阻止，未被销毁的档案文件排起来长达180公里。

Förster说，阿拉伯之春后，不少中东国家派人来讨教民主转型的经验，“他们想要知道如何对待这些遗产，我每次都说，在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保存好每一 份档案，防止有人盗窃和破坏。

”　　BStU最重要的两个部门是档案部和信息部，前者负责整理和保存那浩如烟海的文件，后者则负责接受和处理社会各界要求查看档案的申请。

在他们网站上，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我想知道我的邻居、同事和熟人是否曾为斯塔西工作过，可以查询相关信息吗？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就是否公开秘密警察档案展开长时间讨论，东德方面担心开放档案会给未来的民主转型带来太大负担，甚至担心随之而来的报复与社会骚乱。

最终，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Stasi Records Act），确保档案“有控制地开放”——　　记者和学者可以申请查看某一领域或时段的档案，但不能针对个人去查询他是否与斯塔西有染。

公民个人只能申请查看与自己相关的档案。

为了保护其他 公民的隐私，档案在公开前还会由专员一一查看，将无关的人名等信息涂黑。

而政府部门则可以申请查看公职人员的档案，如同运动员尿检一样，以确认他们不是 “高克阳性”——出身东德反对派的现任德国总统高克正是BStU第一任负责人，直到现在德国人还把BStU叫做“高克办公室”。

　　“与东欧其他国家不同，德国的公开申请以个人为主，这20年有290万人次提出了申请。

”Förstr说，“他们想知道身边哪些人曾经告密，也 想知道哪些人值得信赖。

”他给了我一份BStU对查看档案者的问卷回访，并特意说明，因为样本只有500人，而且不是第三方调查，所以数据只能提供趋势性 的参考，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在2008年的回访里，被问及“这些档案是否给你造成了情感上的巨大冲击”时，45%的人回答“是”，39%的人回答“还可 以”，14%的人回答“没有”。

被问到“你会进一步申请查看那些被涂黑的人名吗”，一半的人选择了“不会”，“有许多原因，有人已经猜到，有人不想知道。

还有一些人，原本放弃查看，后来他们老了，又回来再次申请，这时他们想要知道了。

”　　还有一个问题是：查看完档案，对你个人来说，这件事情是否就告一段落了？

20%的人回答“是”，33%的人回答“差不多”，还有46%的人回答 “不是”。

不过一些人担心的事情并未发生，“有个别告密者自杀了，但没有报复和暴力，也许正是有控制的公开防止了这类事情发生。

”Förster说，“但 另一方面，也没有出现呼吁公开者所希望的：受害者与加害者重新开始对话。

事实情况是，大多数人不再谈论此事。

”　　我们自然聊到了著名的《窃听风暴》，“它对当时社会气氛的描绘非常到位，但Wiesler（监听特工，影片主人公，最后放弃了对作家的监听，反 而开始保护他）这种情况我在真实世界里从没听说过。

”Förster说，“事实上，斯塔西的制度也决定了不可能出现一个Wiesler，没有一个人能独自 做出这么多重要决定，每个人都被其他人牵制和监视着。

”　　八　　安佳和皮特的档案都已不见踪影，她觉得自己的档案很可能是连同皮特的被一块销毁了。

后来她又提交了查看父亲档案的申请，某一天，在她自己都忘了 这事儿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大包裹。

里面是斯塔西对他父亲的监视记录，以及，1980年代初她与皮特的通信。

“我真没想到。

我的背上冷汗直流，我的双手也在 发抖……知道你被监视是一回事儿，而亲眼看到这些档案是另一回事儿。

”她坐下来读起那些信件，仍然能读出自己当时的绝望，“他们还记下了1982年我和皮 特在柏林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

多么远，又多么近。

”　　有一段时间她听不了DDR或者斯塔西这两个词，“让我觉得恶心”，但随着时间流逝，她也开始慢慢能够面对这些令人不快的遗产。

　　参观完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后，雨势加大了，我们去了当地最高建筑的楼顶咖啡厅，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天，透过玻璃幕墙，她把自己当年学习、工作过的 地方，1989年游行开始的地方一一指给我看。

然后她驾车带我去了郊外一家特色餐馆，在那里吃了一种奇怪的本地鱼，之后我们向更远的郊外进发。

奥古斯图斯 堡（Augustusburg）那巨大的宫殿就建在山顶，远远望去，像是漂浮在半空之中，气势不输新天鹅堡。

她的车里放着皮特的音乐，有一首歌，皮特用中 文反复念着“夏日长”，安佳问我那是什么。

“long summer！

”她听了哈哈大笑，说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有一个中国人坐在她的车里，帮她翻译那句她听了无数遍却不知其意的中文。

我说，我也不会想 到，有朝一日会坐在一个德国女人的车里，听一个丹麦男人用中文唱歌。

　　2001年，安佳的女儿背着她，把母亲的社交网络状态改成了“单身”。

后来安佳在网上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卡罗，两人结婚前，卡罗为她买了一张飞往 哥本哈根的机票，“他和女儿都对我说，你需要自己去面对，去感受，（你和皮特）这段关系还重要吗？

你得自己做这个决定。

”安佳去了，并且相信自己解决了所 有问题，“是的，激情的日子让人怀念，但毕竟已成过去。

”她爱着自己的丈夫，也仍然爱着皮特——以另外一种形式，“这算是什么？

柏拉图式的恋爱吗？

”她大 笑。

　　皮特仍然单身，他在电邮里对我说，虽已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的粉丝，仍然喜欢马克思和他的理念”，当然他也不喜欢某些国家对人权的压制。

　　“他有时会抱怨说，”安佳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们都得给中国人做玩具！

”皮特说他正准备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要“运用互联网等手段来推动直接民 主（direct democracy）”。

有趣的是，他同时也接受了那句话的下半句：“如果你年纪大了，还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那你就没有头脑。

”　　安佳后来还见到了当年介绍皮特加入斯塔西的那个老师，“原来他是一个非常开明友好的人，我们不怨他，当时他和皮特都相信他们做的事情是对的。

没人知道历史会怎样前进。

”　　分别前我们又喝了一次咖啡，那家咖啡馆开在一个共产主义时代的监狱里头。

我们什么都聊，她说起自己失业15年的姐姐，又说起她以前所在保险公司 的一个小领导，“‘变化’的时候坐牢了，只因为当年采购时赚过差价。

其实他是很好的人……”看得出，和同辈人相比，安佳对自己现在的状况挺满意：经济独 立，家庭幸福，能去更多的地方度假（今年她去了葡萄牙），不过说到1990年的民主选举是安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投票时，我还是有点吃惊。

问她现在为什么 不投票了，“那些政客们都差不多！

”　　九　　2009年，安佳在网上找到了老同学佳杰思，“嘿，Adrian，你的头发去了哪里！

”三十多年过去，佳杰思也从革命青年变成了记者，又从记者变成了CEO，不过那是另一段传奇故事了。

　　这一年的11月9日，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她、皮特和佳杰思一起来到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参加这里的庆祝活动。

中途佳杰思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开始说中文，原来是一家中国的电台打电话给他，请他谈一谈“柏林墙倒塌20年的意义”。

　　我试图在网上寻找那期节目的文稿，但没有找到。

我很怀疑5分钟的连线可以谈论哪些“意义”，正如我也怀疑自己写的故事，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一个遥远大陆上普通的人发生的普通故事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我又想起安佳给我描述的一个场景，在柏林的车站，她和皮特坐上一辆出租车，司机大概是看出 了他们关系的不同寻常，问：　　“发生了什么？

”　　“这是很长的故事。

”　　“没关系，前路漫漫，我有时间听。

”　　没错，前路漫漫，所以我也决定把他们写出来。

就是这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安佳和皮特为化名，感谢佳杰思先生提供帮助）

德文名字叫Leben Der Anderen,Das （看不懂），英文叫The Lives of Others， 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中文应该叫《别人的生活》，或者为了突出窃听，可以叫做《活人秀》，这些都符合英文名原意。

不过实际上中文被翻成了《窃听风暴》，奔着电影会有什么大场面的人一定会失望，而想看看有深度的电影的人往往一看到这个题目就滤过不计了。

还好，豆瓣上也有人“又名”《别人的生活》，狗熊所见略同。

监听特工 Wiesler （HGW XX/7） 是一个单身汉，他的工作要求他严谨冷酷，他几乎没有笑脸。

他本来在培训特工的学校里当教授，一个在安全局任高官的朋友想请他出马，监听东德的那些不听话的作家。

他答应了官员的邀请，监听作家 Dreyman 。

除了监听，见老板（就是他在安全局的朋友），回家休息，他几乎没有什么生活可言。

他偶尔也会雇佣妓女来满足性需求，他有一次甚至要求妓女能够留下来多陪他一会儿，也许这个外表严酷的人需要一些关怀。

也许正是由于人情关怀的缺乏，才使他对作家 Dreayman 的生活起了同情之心，并开始慢慢在监听报告中造假，保护起作家来。

相对 Wiesler, Dreayman 是一个生活丰富的人，他有美丽的妻子，很多朋友，很多礼物，还有理想。

而 Wiesler 什么都没有，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和他做爱，没有礼物，也没有什么理想。

但这并不表示 Wiesler 不想拥有丰富的生活。

正是对这样的生活的来之内心深处的向往，使他同情和保护起 Dreayman. 如果说 Wiesler 是正统的东德，冷酷而无趣，那么 Dreayman 就是包在东德内的自由领土西柏林。

在严酷的东德，Dreayman 和他的作家艺术家朋友们还保留着真正的生活。

Wiesler 的东德向往 Dreayman 的西柏林般的生活，虽然这暂时是别人的生活（点题），但是内心的愿望是挡不住的，所以柏林墙倒塌了。

在封禁的东德，安全局高官（Wielser的老板），这个秘密机关的头子，在Wielser 给他假报告的情况下，却一直相信着他的朋友，是因为 Wielser 掩盖的太出色？

其实 Wielser 至少有一次出岔子的地方，但是这个情报头子似乎智商降低，一直相信 Wielser 。

这个情报头子至少还会信任朋友。

文艺部长是个色鬼加坏蛋，但是他对女主角的喜爱却是真心的。

导演完全可以将他描述成一个恶棍，但是最后这个文艺部长在柏林墙推倒之后，还在后台听女主角以前演过的话剧。

Dreayman 在发现是 Wiesler 在保护自己之后，曾找过他，但最后他并没有打破 Wiesler 平静的后两德时代的生活。

不过他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的扉页写着 “为了纪念 HGW XX/7”。

这本书写的应该是 Wiesler 的生活。

在这本书里，“别人的生活”指的是 Wiesler 的生活，他在他的生活里保护了别人的生活 － 在 Dreayman 看来，这是值得书写的精彩生活。

http://www.bedtimepoem.com/?p=5811这应该是最准确的一个译本。

▍回忆玛丽·安那一天，蓝色月亮的九月静静地，在一棵年轻的李树下我搂着她，沉默苍白的情人像搂着一个妩媚的梦。

在我们头顶，夏夜美丽的空中有一朵云，让我久久凝望它很白，不可思议地高远当我抬头，它已不知去向。

那天以后，许多，许多个月亮在空中悄然坠落，消失。

那些李树们或许也已被砍去若你问我，那个情人后来怎样了？

我会这么对你说：我已想不起不，我确实明白，你想问的是什么但她的脸，我真的再也想不起我只记得：那天我曾将她亲吻甚至那个吻，我本该也早已忘记若不是因为那朵云我还记得它，也将永远铭记它是那样白，来自高高的天上。

李树们也许仍在开花那个女人或许已生下了第七个孩子但是那朵云，盛开得如此短暂当我抬头看它，它已消失在风中。

作者 / [德国] 布莱希特翻译 / 媛的春秋Erinnerung an die Marie A.An jenem Tag im blauen Mond SeptemberStill unter einem jungen PflaumenbaumDa hielt ich sie, die stille bleiche LiebeIn meinem Arm wie einen holden Traum.Und über uns im schönen SommerhimmelWar eine Wolke, die ich lange sahSie war sehr weiß und ungeheuer obenUnd als ich aufsah, war sie nimmer da.Seit jenem Tag sind viele, viele MondeGeschwommen still hinunter und vorbei.Die Pflaumenbäume sind wohl abgehauenUnd fragst du mich, was mit de Liebe sei?So sag ich dir: Ich kann mich nicht erinnernUnd doch, gewiß, ich weiß schon, was du meinst.Doch ihr Gesicht, das weiß ich wirklich nimmerIch weiß nur mehr: ich küßte es dereinst.Und auch den Kuß, ich hätt ihn längst vergessenWenn nicht die Wolke dagewesen wärDie weiß ich noch und werd ich immer wissenSie war sehr weiß und kam von oben her.Die Pflaumenbäume blühn vielleicht noch immerUnd jene Frau hat jetzt vielleicht das siebte KindDoch jene Wolke blühte nur MinutenUnd als ich aufsah, schwand sie schon im Wind.Bertolt Brecht由于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星体，月亮的变化对于人类的影响也许不比太阳小多少。

满月时分，诗人的作品尤其多。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世说新语》里，东晋大司马桓温北征，见到自己年轻时种下的树亭亭已冠，大为感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睹月最易变身，睹物最易思人。

布莱希特却完全是在记忆里，搜寻过去的场景。

月色几经更替，曾经依偎其下的树木可能已被砍光，甚至连爱人的脸庞，也忘掉了。

不过诗人强调，有一朵云，短暂盛开，正是这一转瞬即逝的云朵，让他记住了一个吻。

总有一个微妙的细节，成为记忆之海里的浮标，锚定一件重要的、永志不忘的事情。

荐诗 / 范致行2015/09/27

　 这部电影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

感觉和看波兰斯基的“钢琴师”很像，总能感受到导演的悲哀和伤痛，却很难在电影中看到很好的表达。

是不是当太了解一个东西或太陷入其中的时候，反而很难讲清楚？

　　很多细节都能在其他电影中看到，对东德政府的描写，对腐败官员的讽刺，都让我想到另一部电影“烈日灼人”。

同样都是内敛压抑的情感，“烈日灼人”给我的震撼要大得多，而“窃听风暴”却少了一个爆发点，总让人觉得不是味道。

斯大林的大清洗也是很多电影人不愿触及的伤痕，导演米哈尔科夫并没有正面尖刻的谴责什么，他只是平静的描述一个退伍将军归隐田园的生活。

那个如影随形的巨大火球，像噩梦般一点点吞噬这个家庭，隐隐的不安晃动着那个平凡的夏天。

很多时候，导演只是在拍风景，拍科托夫和小女儿在湖边嬉戏，拍那个拉着一车货物永远找不对方向的男人。

片中的最后逮捕科托夫的米迪亚很像“窃听风暴”中的女演员，虽然目的不同，却都不得已揭发了自己的亲近的人，最后引咎自杀。

我更喜欢“烈日灼人”的处理：米迪亚躺在浴缸中，暗红的火球从上方的窗口飞出去，导演似乎暗示着大清洗所到之处不留一丝生机。

还有，就是影片最后，科托夫被秘密警察带走时，天空中升起巨大的斯大林头像，其中的辛酸估计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在“窃听风暴”中，导演的意图并不是要表现这样巨大的戏剧性的反差，反而是在暗示前东德的秘密档案中也许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甚至有些已经永远消失在1989年繁忙工作的碎纸机和焚化炉中。

　　电影中很特别的是窃听人员威斯勒的生活。

他总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简单而乏味的生活是他的全部。

领带总是黑色且打得紧紧的，直到勒的快要喘不过气来，回家也就是看看新闻，吃着一成不变的晚餐，这都不要紧，他的一生都将献给政府。

他没有家人，朋友，孤独的时候只能找来妓女，可是，没有钱她们可不会多陪他一分钟。

要说对于工作的热情，没人能大于威斯勒，他从不觉得自己不人道，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无比荣耀。

虽然连邻居的小孩都说国家安全局的人是坏蛋，这些都不重要，他的一生都属于政府。

　　直到有一天，那个他窃听的诗人德雷曼，让他体验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他们会为朋友挺身而出，而不是相互算计，攀附权贵，爱情在这里不是一纸誓言那么脆弱，他们为了彼此奉献生命。

一切美得像布莱希特的诗歌，　　“那是蓝色九月的一天，　　我在一株李树的细长阴影下　　静静搂着她，我的情人是这样　　苍白和沉默，仿佛一个不逝的梦。

　　在我们头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　　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　　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　　当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

　　……　　至于那个吻，我早已忘记，　　但是那朵在空中漂浮的云　　我却依然记得，永不会忘记。

”　　不知道在哪一天，在只有黑白的世界长出了一朵醉人的花朵。

德雷曼跟文化部长说过，如果对政府真的忠心耿耿的人，不会因为他的戏剧改变立场。

但是，人们总会不自觉地保护生命中遇到的美好的事物，毕竟这是一个缺少奇迹的世界，为生活所苦的人们需要梦想和希望。

当上司给威斯勒念那个什么《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研究》的时候，没有任何矛盾挣扎，威斯勒决定让生命中多些美好的东西。

比如有人称赞他是好人，这个他从没想过，但是那一刻，是不大不小的震撼。

　　1989年，柏林墙倒塌。

那些高官继续做他们的高官，这些卖命的窃听人员流离失所，更悲惨的也许会被人寻仇。

他们只是做自他们生下来，人们就教给他们的所谓正确的事情。

威斯勒的眼神总是毫无波澜，平静坦荡的绿色，或许有落寞，或许有寂寞。

他曾活着的证明也许就是那个代号：XX/7。

　　不过，如同他的头顶曾飘过那朵白云，就有些东西注定永不会被忘记。

总会有一天，他路过一家书店，拿起一本畅销书，扉页上写着，献给HGWXX/7　　亲爱的，那是一个不逝的美梦，我看到了他淡绿色眼中闪耀着纯洁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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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听完贝多芬的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会成功。

’”雅斯卡死后德瑞曼弹着雅斯卡送给他的《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对克丽丝塔如是说。

然后镜头切入窃听室里，卫斯勒落下两行清泪。

也就是从那一个镜头我们几乎预见了之后会发生的事。

　　 　　 在网上看到下面这段话。

—————————————————————————————— 全共产世界(不日落国)都在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

在莫斯科，面带笑容的斯大林和其他共党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礼……如往年一样，一整天都是歌颂列宁的演讲致词，还包括一个以列宁生平为内容的广播剧，长达一小时。

广播剧以列宁最崇拜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作为压轴尾声，并配上列宁的话作为旁白: “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

它总让我像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广播剧以最甜美的声音结束:“列宁，就是这样一个人！

” 四十五分钟之后，美国电台也开始发音，播放美国版的列宁生平。

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也响了起来，列宁热爱这个曲子的话，也被引用，但是，这一回是全文: ……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

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

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东诺士马克心里已经有一个故事:一个共产东德的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名作家的私生活。

三年的时间，他藏身在维也纳一个修道院里写剧本，但在动手写作之前，他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采访曾经做过秘密警察和线民的东德人。

“我发现，”东诺士马克说，“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

他们变成只讲究原则的人，感情元素整个被排除、被封存起来。

而这其实就是列宁所表现的:他害怕他的感情会坏了他对原则的追求。

” 有一个退休的秘密警察邀请东诺士马克到家中晚餐。

很愉快地，这个人告诉他东德秘密警察如何以最高效率搜集“潜在敌对势力”的“气味样本”，只有一次失误:有一个女人，被搜集“气味”的时候，她刚好来月经。

秘密警察把带血味的“样本”给狗去闻，“那狗被搞胡涂了”。

讲故事的前秘密警察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

东诺士马克坐在一旁喝茶，心中战栗不已:原来，“彻底的野蛮和文明，隔得那样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活在污秽的地狱却创造出美。

这大概就是全片最精彩的一处互动，德瑞曼，和卫斯勒其实都是这一类人。

　　 记得在拿《辛德勒的名单》当作作文论据的时候，总会拿出一句很套数的话，是这么说的：他拯救的不是一千五百个犹太人，而是一个文明。

于是看着窃听风云就满脑邪乎地想说，卫斯勒所拯救的不是几个艺术家，而是艺术本身。

可是这个说法问题很大，因为享受艺术本应当是人类的本能，应当说，艺术生而令人着迷。

所以我并不觉得卫斯勒是怀着着救世主的心，去隐瞒足以将那些艺术家置于死地的证据。

这是一个不受控的过程，我倾向于认为是超出意志的、原始自然的力量。

监视是他用二十年光阴去学习的事，然而只是听着那首好人奏鸣曲的几分钟里，自己的命运就已经被扭转乾坤。

所以他开始看那些莺声啭啭、白云流水的诗歌，邀请妓女小姐上门服务，作出一系列一个上尉大人不该干的事。

那种感觉，就好比是自己在补着一门很重要的必修课，补他在学习监视和执行讯问的二十年里所缺掉的课。

　　 这个电影令我感触很深的地方不仅在于人性本身在闪光，也在于还原给了观众一个二战结束后30年、一个依旧灰暗、阴郁和凋败的德国。

战争已经过去，内部的怀疑和猜忌却没有结束，那些讯问和手段令人望而生怖。

我们唯一感觉到的一丝狂喜全都来自于耳机里传来的柏林墙被推倒的喜讯以及人们疯狂兴奋的呼喊声。

倒是汉普部长在最后和德瑞曼的一次谈话发人深省：听说自从柏林墙被拆你就没有再从事任何创作，柏林墙被拆了又有什么好呢，没有可依循的信念、没有可反抗的目标，还不如回去之前的小共和国。

好一句“没有可依循的信念、没有可反抗的目标”，这似乎真的是曾经辉煌于世的大艺术家们的后艺术生涯，所谓后艺术生涯，我指的是艺术家们在战后、在重大转折之后的艺术表现。

时代的劫难令人痛苦，却也造就出了不起的经典，可是在相对和平和文明的环境中，我们如何从“好”走向“更好”，似乎成了更令人困惑的问题。

更何况，这“好”，不过是就以往相对而论的。

美国和中国都宣扬人民民主，可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社会调查都有说到：高喊着民主、给人民以充分的表达自由，可是以种种手段限制这些言论的传播自由，从本质而言这还是一定程度的反民主。

　　 所以窃听风暴结构上的第二个大巧妙之处就是让人性之光强烈地闪烁两次。

让德瑞曼发现所有真相，让德瑞曼了解并且见到HGWXX/7，最重要的是，让他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

我们终于看到了风雨过后艺术的形象定格在了什么位置，尽管那还是一种追溯，但是那无疑是积极的。

　　 还有关于卫斯勒和克丽丝塔两人的一组矛盾令我记忆恨深。

自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卫斯勒说出他心里想说出的那些话，克丽丝塔就明白这个人了解自己并且不坏恶意。

而当克丽丝塔被讯问时，当卫斯勒一遍又一遍地用“观众”这个名目来勾引克丽丝塔内心的艺术欲望时，难道卫斯勒不明白么，倘若克丽丝塔日后还能够登台，那么那个台上的女人将永远不再是克丽丝塔。

难道克丽丝塔自己不知道么，可是在她心中比起不登台，上台做些自己不太乐意的事显得好一些，因为不登台意味着对艺术家最严重的剥削，身份，社会地位，自尊，信仰。

卫斯勒当然不想讯问，可他必须这么做，他一定不希望眼前的女人那么果断干脆地给出他想要的答案，可他必须要得到答案。

在这场讯问里，卫斯勒和克丽丝塔都输掉了自己珍贵的道德底线。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之后两个人的自我救赎。

卫斯勒移走打印机，克丽丝塔对着迎面而来的大卡车选择了死。

每个人都背叛了什么，每个人又都在弥补什么？

这种无声的行动和温度实在是摄人心魄。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

有背叛但从来没有绝对的背叛。

有罪孽但终究有一天能心安理得的顶着这些罪孽，完成自我救赎的同时生活着，这些人，毕竟都是人，都是好人哪。

　　 在来一遍结局好么？

　　——先生，你要不要把书包起来送给朋友？

　　——No. It's for me. 　　 HGWXX/7。

我会记得你。

晚上看在线电影，想起很久没看动作片了，就翻了几页索引，找到这部被归为动作片，而且题目也算是动作片的《窃听风暴》。

其实不是动作片，也没什么风暴。

就连柏林墙被推倒这样的历史时刻，在电影里面也只是用跟整部电影节奏完全一致的风格，平静地讲述。

89年的12月的一个温暖的午后，我在榕湖边的湖心亭温书。

边上有一对外国夫妇，带着孩子在晒太阳。

我看书看到无聊，跟人家聊天。

那时的英语讲得破破烂烂，他们一样能听懂－因为是德国人－都不是母语。

我说起柏林墙被推倒了，他们说是啊，很高兴中国人也关心这些。

那时候是多么轰动的事情啊，可是我却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想讲的东西。

过了这么多年，德国人给我的印象一如当初。

电影里面有好人有坏人，导演似乎没有责怪谁，也没有奖励谁。

前文化部长靠权势欺负作家的名演员妻子，指使安全局审讯之余，却也没有忘记交待事后一定要释放她，最后依然能坐在剧院看当年话剧的最新演出。

妻子出卖了丈夫，不忍目睹秘密警察们按图索骥找到打字机而宁愿站在街口被车撞死。

窃听的那位老人，纵容了作家反政府的文章的发表，又在套出了演员妻子的真实口供之后转移了证据。

而他在国家统一之后，得到的也就是邮递员的职位，以及作家新作扉页上面对他的特工代号做的致礼。

那个窃听秘密警察的动机是什么？

他尊重这一对夫妇，他在他的良知指引下去做事，而不是意识形态、信仰或者国家利益。

把窃听到的内容谎报，去作家家里偷偷拿走自己喜欢的诗集，甚至阻止女演员向文化部长出卖自己身体去拯救这个家庭。

二战之后，两德统一，社会就是靠这些有良知的人民，得到了世界的尊重。

故事发生在1984年的东德，当时社会主义下的东德被国家安全局的高压政策牢牢控制着，政治家依靠自己的政治手段采用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略，其政治手腕也伸及艺术家领域，不少艺术家们“被自杀”。

这不禁让我想到我们的“文革”，社会黑暗，政治腐败，言论绝对不自由，口号高举，信仰狂热。

作为秘密警察的维斯勒奉命监听艺术家德莱曼的全部举动。

德莱曼是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他与妻子过着平实的生活，也正是这种平静而又不乏“革命”反党的生活彻底改变了窃听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使他改变了自我，选择保护这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