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蝴蝶

很闷，天一直是闷闷的雨，每一场戏的背景只能用雨刚停、雨落、暴雨来区分；人一直在闷闷地吸烟，每一个角色在窗边，在餐桌，在生死之际都在吞吐。

所有故事，都发生在这烟和雨的背后。

开头的布景和群演都让我感到浓浓横店风，实在是别扭了好一会儿才进入电影。

章的人物，情感，甚至三段床戏都可以类比王佳芝。

第一段后入，隐藏着自己的表情，不敢回头对视，第二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的剪刀手版，只有章和火华分别在窗口抽烟，桌上并排摆着两碗面，第三段传教士中途停下，炮友和战友的关系交错，从不解为什么要把关系复杂化到不解为什么要战斗。

关于革命。

章用爱情质疑革命，而火华这个角色本身就让所谓革命的划分变得无意义。

他本来是个劳苦大众，经历了认错和失去女友后，被章认为是需要可怜需要团结的对象，被革命领导者认为是遍地都是的可怜虫，被反革命日军领导者认为是无辜的。

于是他自杀之际转念，决定站起来，用手里的枪武装自己，为女友，为自己的遭遇而反抗，他成为了一名革命者。

后面，他为了逃脱束缚反杀了革命队伍里的成员，叛逃在外，最后还对没有敌意的女性革命工作者主动开枪，这些举动，他必须被定性成反革命分子。

但同时，他在酒馆枪击反革命日军首领，并在舞池成功将其击毙，完全是一位反反革命者的行为，既然死了，就可以称为革命先烈了。

那么如果按照全世界活人只有革命者、反革命分子、人民群众来划分的话，他拿起了枪，肯定不能算群众了，那就是在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之间变化。

一般来说，革命和反革命身份的转变往往是因为叛变/起义，但火华全程一个人单干，而且在以革命者身份枪杀反革命日本特务的下一秒也枪击了革命工作者，这就不能用一秒钟的叛变来定义这种行为了。

由此例可以证明，革命和反革命不是帽子，更不是政治武器，用是否革命或是否反革命来定义人，是不可行的。

发现娄烨的视听主要体现在剪辑，首先是在叙事上挖空情感线两个角色互动的关键情节，两人为什么相遇又为什么告别，如果不是表达的重点那就在叙事上适当简略，这样很俭省。

虽然不明确给出二人相处事件，但历史洪流下，普通人所经历的远行、思念、传音、寻找、奔赴、别离，关于倾城之恋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观众很容易能察觉娄烨的跳切，以及过渡大事件时的溶镜与叠印，剧中人物经受剧烈的情感起伏的时候娄烨也惯用跳切，跳切带出的间离效果有点诡异，不确定是不是一种作者思路，跳切之外那些手持场景也同样重要，《紫蝴蝶》中娄烨常常会在激烈的冲突爆发之前铺陈一段沉寂的带有屏息效果的段落来积压情绪，比如站台的政治乌龙事件之前，再如冯远征的政治生命终结之前，这种时段是不会有太明显的切口的，有意放缓时间流速，传达一种有事将要发生的预感。

前置的情节常用以补全人物动机，章子怡误杀李冰冰的闪回作为质疑政治任务正义性的动机组接在章子怡彷徨段落之前，刘烨生死抉择的长镜头组接在冯远征枪杀奸细以表明政治斗争中容不下苦情叙事的态度之前。

和《SP》相比，《紫蝴蝶》的人物动机、行动线索都可以说标得相当清楚了，有激励事件、有人物弧光、有历史背景、有明确敌我阵营、有戏剧性的反转与相遇、有立场摇摆、有时代群像、有抉择时刻，应有尽有，这其实是一部完成度不错的文艺类型片，很友善的一部娄烨，可惜的是紫蝴蝶在片中只作为激励事件的物件，在此之后竟然就消失了。

另外这几位未来的影帝影后们台词咋这么怪，或许因为精简过头反而显得刻意？

“他是个麻烦。

”“你混蛋！

”这是…话剧腔？

oh见鬼，冯远征竟然说了见鬼（oh这是话剧腔）。

新世纪的章姐不知为何似乎沉迷抽搐式表演，多次在文本上的抉择点你会发现章子怡又双叒颤抖了！

有几处情节设计是亮点，1.娄烨在影片中给出的钦花战争爆发的标志性起点：狂热的日本学生以被害者的认识与姿态登场，我们看到日本国族教育的收成，当每个青少年都成为行走的火药桶，战争便一触即发。

2.抗日大家都能拍，题材不是本片的加分项，娄烨最尖锐的表达体现在那些被历史叙事定性为正义的秘密政治行动所牵连、误伤甚至丧命的无辜民众，被车轮碾断腿的，被流弹击毙的，娄烨拍的是这些人，发生在站台的一起乌龙行动模糊了政治立场，接连带出我方阵营的两种表态，一方面，在刘烨用行动告诉我们忠诚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理所应当的选择后，冯远征的枪响旋即否定了这一切。

另一方面，章子怡所饰演的角色可以说从未“准备好”，尤其在是目睹枉死的无辜民众后，犹疑的问题是，存不存在可以抛弃的“麻烦”。

3.当刘烨看见李冰冰的尸体后，镜头所表现的是几组刘烨呐喊的无声特写，结合刘烨的角色定位，或许可以理解为这是给鲁迅统站意义上的“呐喊”一次戏剧仿讽。

人物动机带出影片主题：我们为什么要战斗？

细数影片人物动机，明确承担表达任务且具备弧光的是彷徨中的三人，司徒、伊丹和丁慧。

司徒从苟活到就义；伊丹的惶惑源于父亲的死亡，这和日军主战派息息相关，这提供敌营的伊丹一种和丁慧对位的身份，他们同样是对所属组织抱有一定程度怀疑的人，但因现实战争中不可忽略的正义性的问题，这种相似不可能意味着对等。

丁慧加入地下党的起源是哥哥（私情），尔后怀疑组织（私情）、在坚定地（子怡的眼神真的很坚决）听从安排，为组织反杀旧情人之后，娄烨却又组接一段章子怡与冯远征的激情戏有意模糊了丁慧的政治动机，为了私人感情或是公明大义，我们为什么要战斗？

首先该明确的是这个问题

1931在上海电影院看完电影，没带雨伞一起拉着冲出电影院的小情侣真甜啊，尤其是在这山雨欲来的背景下。

结果司徒对象被打死，自己被刑讯，侥幸逃于一死，这也太惨了，可是剧中也说了，这样的倒霉蛋太多了，只能说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吧。

为了活命成了奸细。

队长使用美人计，用自己的爱人钓前夫哥，日本翻译，试图杀死山本。

结果被司徒识破。

于是成了“他可以利用我，你也可以利用我，看谁快，看谁运气好”。

于是温存成了假象，遮盖住了枪口。

就在今晚，动手！

所以鹿死谁手呢。

路上司徒试图击杀翻译，未遂。

队长带队试图伏击山本，被反伏击。

于是在舞厅翻译向丁慧揭底，不想被阴魂不散的司徒双双击杀。

所以为啥丁慧中枪还能全身而退。

所以为啥丁慧可以让翻译跳完舞之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流血。

所以山本死了没。

所以安排丁慧和队长的宿怨有啥意图，一年前就觉得在一起不妥，结局还是要一起战斗。

可能在当时举国沦陷的背景下一起战斗也挺合理，但还是不明白为啥要设置宿怨。

可能是说国难当前情情爱爱算个啥。

丁慧逃出舞厅之后对继续战斗的抵触好真实，谁不想活下去呢？

可是敌人又靠谁去抵抗呢？

看完最让人唏嘘的是司徒，其他人无论是敌是友，至少有个指望支撑着活下去。

他却只能靠若有若无的复仇决心和无休无止的绝望。

可能大时代逆转下没有小人物苟活的余地。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拥有光鲜美丽的外表总是会惹人羡慕的。

哪怕是她在唱《得不到你的爱情》这么名字的歌时，她也会穿上镶边的旗袍，化浓烈的妆，站在聚灯光下，用何等惹人怜爱的姿态去唱——得不到你的爱情。

把台下的人羡慕得一塌糊涂。

但这只是我的想象。

电影里的确有这首歌，一副横空出世的气派，很有点惊艳的效果。

那是在刘烨和李冰冰，在自个儿的家里，静静地相拥而舞的时候，收音机里传出来这么一首歌，在热闹腾腾的爵士乐器前倒吟出了这么一句歌词：得不到你的爱情。

娄烨电影里的人为什么都这么克制——安安静静着的时候却扩张出一种歇斯底里。

爆发起来的话也是舒缓而优柔，但还是会让人措手不及。

电影是一个月前看的，因为随便记录了些零碎的语句，丢了可惜，所以现在便把它们整理成一篇。

现在来回想这部电影，最难忘的一段便是章子怡在那个日本人怀里跳舞时，听到她方失败的消息后的表情。

我知道她在表达一种最为深重最为庞大的悲痛，在我的情绪稍微融进去一些的时候，她的悲痛开始旋转，随着她的舞步。

然后我又被转了出来。

得不到你的爱情——还是在放着这首歌。

得到的只是无奈，和深深深深的悲痛。

我想，这便是电影的主题。

如果可能的话，或许这是大多数人的人生。

像电影一开始章小姐那活生生的干裂了的嘴唇。

（《得不到你的爱情》，作词：严宽；Singer：姚莉。

）

“人是历史的人质”——贝尔托鲁奇刘烨饰演的那个角色，就因为穿错了一件外套，被莫名其妙的卷入刺杀日本特务的组织，于是生活命运被彻底改变。

可是电影中的其他人又何尝不是。

他们都失去了个体的自我，成了体制的牺牲品。

这体制里有“国家”“民族”“爱国”等等概念。

不知为什么，开头的一段突然让我想起89年的场景...娄烨是有才华的，能用电影表现人生命运飘忽不定的偶然性，中国导演中几乎只有他。

对了，看的时候我还想到了两部类似的电影，叶大鹰导演张国荣主演的《红色恋人》和《色·戒》。

我觉得都很不错，都是从非常人性化的角度刻画革命这样的大叙事主题。

——边缘之于中心的动荡与暧昧。

影片《紫蝴蝶》是对于电影叙述边界探索的一次先锋性成果。

先锋意味着独创，是未经验证的新鲜试水。

最后的成果难免会有旁逸斜出之处，但最值得品鉴的也是其自由之声句对习见场景的破译，它带来了依循另一模式的思维，以及具有连带关系的艺术表达法，即使进步中也存在混乱和杂糅的成分。

这也是第六代导演总体面临的时空转场中语言壅塞与排堵的必然挑战。

抛弃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第六代导演与先锋派文学同根同源，又与后现代表现手法脉理暗通，电影与文学现状影射了社会场域更迭带来的普遍性遭遇。

在经济世界愈演愈烈的脱节与反叛之下，强大文化中心的长期聚吸同时也会滋生出一种倾向抽空与再造的离心力，指向另一种宣叙的机锋。

具有群体归纳性的独特风格化标志由此形成。

张旭东评价贾樟柯电影风格时说：“这是一种对现实进行认知测绘的尝试，它们刻画了中国碎片化社会空间内部的特殊拓扑学。

”碎片呈现并不意味着完整的缺失，而是达到了更真实层面上的概括性。

第六代导演试图用日常性代替戏剧性，用开放性代替封闭性，从而消解行为的目的性和终极意义。

它对电影内部和谐的传统逻辑做了一次打破和重设，对统一、集中和主流话语的权威进行了彻底的逆向背离。

一种强烈的边缘性由此产生。

电影《紫蝴蝶》是第六代导演娄烨的代表作。

仔细观摩娄烨以往的作品，无论是《苏州河》、《颐和园》还是《紫蝴蝶》，皆带有明显的仿自然主义痕迹，同时又有着蒙太奇学说对于象征镜头的组接和拼贴技巧，这两者分别是写实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典型特征，是表现和再现的一种平衡。

在《紫蝴蝶》中，景别设置多为近景和特写，消除了审美距离，与被表现人物呼吸相闻，情感互通，提供了一个深入审视人物内心变动的角度。

即使是烧杀抢掠的大场面，依旧使用近景镜头描画，制造出一种冲撞感和同步性。

镜头与人的视线持平，将人物放在同等尊重的立场上交流，表达了摄影机背后的创作者力求以正常姿态介入完整立体的“人”的潜在坚持。

长时间追逐人物背影的跟镜头，依赖主体运动来控制构图，也是冷静旁观的叙述方式的展现。

对自然声的大规模收取，更是生活还原的写照。

然而导演并未让自身意志完全脱离电影叙述把控，相反，导演并不忌讳运用形式感强烈的象形镜头来勾勒思维路径，以传达对影像的主观性塑造。

如同繁复巴洛克式的结构和叠化、重复、跳接的手法，都无一例外地传递出导演对故事内核的独特理解，增添了影片的思想外延和意识创造。

贝尔托鲁奇说：“人是历史的人质。

”在大时代洪流的裹挟中，人们面对命运无常徒劳无功。

作为片名出现的中心意象，是一只玻璃瓶里的紫蝴蝶，美丽而脆弱。

它挣扎着用翅膀拍打空气来证明自己存在，但改变不了瓶外的世界。

所以，在无力的现实面前，导演选择去除个体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人”的潜在压迫，剥离历史传奇的负累，将焦点锁定在人物身上，用富有实效的特写镜头呈现生命的真实状态，捕捉到每个人面部最细小的抽搐，以及内心趋近毁灭的折磨。

此种觉察类似欧洲电影感性精神和深度挖掘的美学作风。

影片开场的持续性沉默，构筑了一种失语的困境，包含了“小我”的情感基因在历史大环境下的无处安放，人物如同处在历史与政治夹缝的真空之中。

辛夏与伊丹街头步行回家，在家中相视无言，再到辛夏火车站送别伊丹，都上演在减弱色彩的如同曝光过度的滤光镜中。

画面清冷单薄，人物缄口不语，个体层面的情感沟通仿佛被淹没到了压倒性的强烈干扰的环境杂音之下，丧失生命温度与活气。

故事非线性剪辑的跳跃和零乱暗示着个体命运偶然关联的叙述基础，原本毫不相干的几位主角聚集在同一时空，因误会和意外走向一种错综的联结。

这是战争背景下的普遍性命题。

人物处于“被卷入的状态”，事态和人物发展一起失控。

最典型如司徒的命运，因错穿接头人大衣而被误认，紧接着陷入一场完全与之无关的党派纷争。

又如同丁慧（辛夏）与伊丹的上海重逢，有着相当成分的偶然性。

因其因果关系的丧失，对追根溯源的失败必然导引向故事层面的彻底混乱，理性变得毫无意义可言。

这种对世界存在秩序的解读破除了商业电影中惯常运用的叙事密码，使电影更接近于复杂心境的卷轴式展现而并非情节设计的吸引眼球。

在室内场景中，画面黯淡晦涩，人物形象多为低调光下的剪影，有如堕烟雾之感。

极度静谧的空间氛围构成另一种性质的重量悬置在空气中，狭小的活动范围中弥漫着隐隐的威胁。

反复出现的点烟镜头，是人物内心起伏挣扎的侧写，是历史迫压下人性的短暂喘息。

当场景转向室外，画面通常由躁动不安四处飞奔的人群、枪炮轰鸣带来的鲜血和熊熊燃烧的火光占据。

人群与火光是导演的一组常用象征，人群寓意着强势的盲目与胁迫，火光则是久久压抑下的混乱爆发，如同大潮中无力无助的人们内心的呼号。

大段手提摄影和虚焦镜头带来的煽动性与融入感，又是一种极致的动荡，与先前的虚静形成强烈反差。

独立个人角落始终要被迫进入时代整体的震颤之中，人物被放逐于喧嚣的世界荒原之上，无处可逃。

影片通过正侧面刻画充分展现了人在历史大环境中的符号化过程，具有强烈的隐喻和透视意味。

镜头内游动的人脸无一例外都是忧郁深重的，他们无法掌控自身命运，正如橱窗里展示的木头玩偶一样。

报社人员的面目模糊无从辨认，司徒女友伊玲做接线员的繁忙工作场景的反复再现，代表了历史洪流中一粒微尘的机械运转，逐渐沦为无名无姓的同质化机器，宏大符号质押下的末端零件。

长镜头的铺设使人产生一种耽溺的昏睡感，这也正是随时代巨浪翻滚的人物出于适应环境需要自动抽离情绪，走向麻木漠然的心理映射。

丁慧（辛夏）与谢明作为该层面上的一组对比关系存在，暗衬了人性在泯灭边缘上的挣扎往复。

谢明是斗争中的理性主义者，他性格中的残酷与冷峻是摧残情感寄托后达到的一种极端。

司徒无意间知道行动的秘密后，他毫不犹豫地打算开枪杀了他，但遭到丁慧阻拦。

谢明说：“他是个祸害，像他那样的人多了。

”他的情感发泄也是生硬的，动物性的，如同他与丁慧的性爱，在一种生僵的、冷漠的但狂烈的方式中进行。

而丁慧则是情感与理智的捆绑体。

她有两个名字，正代表着她身体中的两种力量属性，包含了两种自我认证，存在分裂与撕扯的潜能。

“辛夏”是美丽梦幻的异邦名字，生长在伊丹所描绘的与世无争的文学社里，是逃离历史与政治之外的本原身份，是空虚的精神代称。

而“丁慧”则是她在政治斗争中的符号，具有现实的功能性，简单直接却又意蕴含混。

在这一重自我里，她试图抛弃作为人的情感，用纯粹的理性来支配行动。

但她终究无法斩断情感掣肘，最终因此丧命。

在与旧情人伊丹的几次相处中，她都泄露出了软弱的本质。

民族与个人的情感矛盾令她惊恐而徘徊，这是对原有秩序的摇晃与怀疑。

无比反叛，也无比真实。

在最后的舞会场景中，伊丹拥着丁慧跳着舞。

伊丹贴着她的脸说：“我们的计划成功了。

”丁慧的眼睛猛地睁大，渐渐溢满泪水，恐惧被放大到窒息的程度。

惊讶、慌张、痛苦、绝望种种情绪在她扭曲抽动的脸上依次轮转着。

她缓慢地后退，惶惑而惊恐。

镜头转向伊丹，他正在用满是鲜血的手颤抖着点烟。

导演说：“其实这部影片就是一棵树，看到辛夏跳舞结束时，这棵树就死了，此后的一段是死亡的树枝，它透露出这棵树活着时的信息。

”这棵树的死亡，也寓意着时代巨音下独立个体的呻吟彻底被掩埋。

在《紫蝴蝶》的末尾，导演出乎意料地回到故事起点，使故事结构更加完整，意旨更为确定。

在火车站事件之前，丁慧与谢明刚刚经历了一场绝望而暴虐的性交。

出发前的这段对话，在阴郁和潮湿的氛围中，人影晃动不止，揭开了藏匿于故事浮动之中的核心主题，为影片的完结又添了一层迷离与狂乱。

丁慧：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谢明：没有。

我很好。

一阵沉默。

丁慧：谢明，你跟我认识一年多了，对吗？

你还记得上次在一起什么样吗？

谢明：去年夏天，你也是在那儿跟我说，谢明，我们这样不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但我们可以在一起战斗。

丁慧：你同意了。

谢明：是，我同意了。

你呢？

一年了，你觉得怎么样？

丁慧：挺好的。

谢明：真的？

丁慧：真的。

至少我们都活着。

谢明：至少你还活着，我们还在一起战斗。

丁慧：我们为什么要战斗？

一阵沉默。

谢明：我们该走了，要不就晚了。

丁慧：我害怕。

我害怕。

我害怕。

我这些天一直想哭。

丁慧抬起头，迷茫、困惑又似略有清醒地问了一句：“我们为什么要战斗？

”把冲锋中被遗忘的人性逼向了最深渊，也是最核心所在。

它瞬间推翻了一切乔张作致的既定意义，抛给我们一个根本性的疑问。

然而，以人物微薄的力量无法作出回应。

当二人准备停当坐入车内，叮当作响的电车正载着前去火车站接司徒的伊玲驶过。

人物命运演绎着奇妙的错过与相遇。

谢明问丁慧：“准备好了吗？

”镜头缓慢地摇到陷于黑暗中模棱难辨的丁慧的脸。

她停了几秒，看似下定决心地轻轻说：“准备好了。

”进入战斗状态的人们，已然忘记了曾有的情感挣扎。

不知自己该去往何方的人物并未因此停下脚步，这其实是一种无从选择的困境。

他们依旧沿着来时路一步步走向那个厄运的结局，警惕而盲目。

导演没有留下一丝夹缝中的希望聊以自慰。

但如斯宾诺莎所说，希望和失望都不应是善。

不存在的虚妄希望，终止了失望如疾病般的蔓延。

导演以处在时代颠簸边缘的人作为叙述对象，但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地位提升到了视像中心。

其方式在于，影片展现的所有“历史的”、“政治的”或者“客观的”外部环境，都不过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外延。

它们会以何种面貌出现，无一不以契合主人公内心情感为原则。

强大的心理外化手段使原有的视觉素材烙上了远超其本身的含义印记，使影片获得某种方向的升腾。

最后出现的长达三分钟的抗战影像资料，充满了毁灭、死亡、崩塌与残暴，原本只是客观的历史记录，以意识形态的角度还可以解读出某些普遍的政治意味。

但因放在特殊的位置，又配上了旧上海风情舞曲的音乐，一种巨大的不协调感由此生发，但也因此带来了富有建设性的意义重塑。

它完美地成为了女主角内心扭曲、撕裂与痛苦的视觉化描述，镜头与画面竟变得如此不可单立的统一，甚至使得这段影像作为历史资料的原本面貌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这也正是导演对强势话语的一次反讽形式的突围，体现了导演自觉摒弃民族与个人神话，挣脱历史文化的挟裹，将人从重重符号中释放出来，裸露生命真实状态的追求。

这反映出导演对于重心安置的主张：即使是大写加粗的符号，依然无法掩盖个体生命的真实状态。

导演试图把握某些共同情感，从而建构起一种纯粹的艺术，使之更贴近生命本源。

《紫蝴蝶》试图拨开符号遮掩的重重迷雾，创立一种崭新而脱俗的语境。

对抗战、革命等传统话题进行隐讳的反向思索，是一种对根系的窥探与抚摸，对异时空中人性的打捞与复原，通过电影语法使思想蕴藉获得了一种自由成像的可能性。

影片的局外人视点也是一种逆向的回归，这也正是边缘之于中心的相对性——对个体内心世界的剖析曾在大时代集体围攻下沦为边缘上的呓语，但当电影与文学的边缘化叙事逐渐趋向普遍时，新时代版图中的边缘与中心的倒置随即显现。

“他们不属于任何政党，却有着合法的姓名和身份。

”《紫蝴蝶》中的这句话暗示了新一代导演在大众眼中亦正亦邪的隐秘性与公开化。

但当这些为主流话语所不容的导演们以代际身份被重新命名时，我们发现他们仍然被收容到了具有聚合性的体制之内。

因广泛存在的流变性，“边缘”的定标模糊不清，边缘与中心的界限，也会处在永久的动荡与暧昧当中。

第一遍看了一半其实没看太懂剧情，台词听不清楚，又听不懂日语，看到一半就放弃了。

今天终于有时间又从头看了一遍，太喜欢了，觉得一切都刚刚好。

紫蝴蝶感觉和yhy的叙事是有类似的，都是讲大环境下的个体。

但是实话说yhy在我这里更像是纯爱片。

里面跟环境扯上关系的地方，我看下来觉得大可不必，其实删掉那个部分也无伤大雅。

所以比起来我更喜欢紫蝴蝶，紫蝴蝶的完成度更高，叙事也更流畅。

大环境下个体的主动与被动的选择，命运与命运的玩笑，蓄谋已久与机缘巧合的冲突。

包括整个影片主题上，都是极大时代的背景下对极小个体的展现。

整个故事的推进，伏笔、节奏、因果都太好了。

司徒这个角色的设定真的很精彩，意料之外的卷入，从懦弱到fc之心燃起的那个推进的长镜头真的很好。

以及在fc的过程中，叙事一直诱导他在冲着rb，但是最后把枪对准了丁慧这个设定也很妙。

同时，剧中每个人物对于自己xy的毫不犹豫的坚信，竟然也让我有些羡慕，不论是对lc的坚信还是对fc的坚信。

谢明、丁慧和司徒的果断竟然给我带来了一种没有矫情和纠结的爽感。

娄烨总有把普通的日常语言赋予仪式感的能力。

明天见、好运气。

是浪漫的告白，也是悲壮的伏笔。

影调很喜欢，摄影也很喜欢。

看的时候我这里刚好也小雨了，哗啦啦的雨总是让我想起悬崖之上，也会想起暴雨将至。

游离的对焦真的太灵了。

顺便gmz鬼迷日眼的对焦真的蹭的太恶心了，真的仿佛学生作业，笑了。

得不到你的爱情好好听，李冰冰好美好美，伊丹英彦挺帅。

3.7分主要人物：章子怡饰演辛夏(丁慧)仲村亨饰演伊丹英彦刘烨饰演司徒冯远征饰演谢明李冰冰饰演伊玲”山本不会来了，他走了。

他已经安全地回去了。

谢明也不能来了，他已经死了。

我们的行动成功了。

你们的任务已经不可能完成了。

我们赢了，辛夏。

”(这是舞厅那场戏伊丹对辛夏所说的原话，与所配字幕在意思上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按照字幕理解会影响对整部影片的理解)紫蝴蝶这部影片当时入围了戛纳主竞赛单元，结果颗粒无收，而且在票房上也很不理想。

而在题材上和这部影片相似的色戒在威尼斯影展上大放异彩，而且票房成绩也很不错。

很自然的会有人把这两部影片做比较。

在我看来色戒在电影艺术的表达上是不如这部影片的，而它比这部影片出彩的地方在于，它的整个剧情的核心人物只有易先生，王佳芝这两个人物，整部影片都是紧紧围绕这两个人物进行着墨，在结构上非常紧凑。

而紫蝴蝶这部影片里面，辛夏和她所要刺杀的日本特务伊丹这两个人物关系的刻画仅占了很小的篇幅，而她与谢明之间的关系导演也做了一定的着墨，但也仅仅是点到为止。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章子怡饰演的角色在面对伊丹时她被叫做辛夏，而在面对谢明时又被叫做丁慧，两个不同的称谓所对照的不同的身份这本来都是可以作为刻画章子怡饰演角色很好的切入点，但导演也没有做展开，以及刘烨演的司徒这个角色也是影片的一个着力点，但是在影片的后半段就写的有点垮掉了。

想写好四个人物，以一部两小时电影的体量来说，是很难承载的，而与之对照的色戒在描写易先生和王佳芝这两个人物上已经就占了将近三个小时的篇幅，以至于紫蝴蝶这部影片里面四个人物里总体来说只有辛夏(丁慧)和司徒这两个角色写的还稍显立体，剩下两个都比较单薄影片出色的地方在于它的整体的摄影风格的独特，整体画面的冷色调的处理对当时的时代氛围的营造是很不错的。

在摄影机调度上来说比如火车站长镜头侧拍伊玲，从伊玲的出画到辛夏(丁慧)入画，联系故事接下来两个人命运的纠缠，也确实是一处挺出彩的调度。

而且在枪战场景中的手持摄影加上大幅度的晃动对于场景的那种混乱感和紧张感做了很不错的烘托ps:至于最后以1937年的上海战时纪录片做结尾，在我看来是对上一幕结尾，也就是1931年这个时间点丁慧问谢明：我们为什么要战斗？

的一种回答，这是当时谢明所没有回答的问题。

娄烨编导的《紫蝴蝶》,绚丽而缠绵,作为10年精心准备的“东方传奇",它将世纪末对上海的想像与改写推到了新的境界。

然而,在这种想像与改写中也包含了诸种关系与难题一一关于历史与历史阐释,自我与他者的定位,以及在这种二元身份定位过程中体现在主体身上的认识论局限与困境都似乎暗示了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可能遭遇到的种种问题。

当相对弱势的地区、国家文化遭遇一个强大的他者时,难道只能服从于“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乐此不疲地制造一个个“东方奇观”吗?如同“五四”ー样,为了与西方想像中值得唾弃的过去完全决裂,坚定的西化论者宣称,上海将追随以理性和秩序为特点的现代世界,努力做到脱胎换骨,即使不能够进人第一世界,也会是一个与第三世界完全不同的“美丽新世界"。

那么他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压抑历史创伤,重新发现大上海的情欲与风情，抹平作为“异物”与“他者”的特殊秉性,将自己置身于普遍主义的话语之中(有趣的是,从西方立场来看,东方则永远是充满特殊性的“异物”)。

《紫蝴蝶》对上海的想像与重构,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从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开始(摩登的上海与革命的上海),最后达到了殊途同归的现实效果——对置身于商品世界的当代中国城市的救赎,代表着对历史创伤创造性转化的召唤。

一方面上海铭记住了侵略者的种种暴行:满目的疮痍、废墟、战火与游行抗议的人群。

而另一方面则是,由有轨电车与总机电话网络构成的现代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两个空间擦肩而过,却不是同等对话,电车中的白领女士对游行人群的冷漠,及满心期待着和他的情人的相见,无不暗示了情欲对历史的吞噬与改写,这就是《紫蝴蝶》的基调。

上海的情欲像一棵含苞欲放的鲜花,等待着来人的发现与采摘。

关键的第二步则是在上海身上应用带有全球化普遍主义意味的自我拯救策略。

作为招蜂引蝶的花朵,上海成为了不同于中国的“异地”,在这里突破了单纯的危机二元论调(革命与存亡),而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职业革命者、阴谋家、爱国者、叛徒、白领丽人和妓女们的冒险乐园。

上海显然已经突破了战争中国的缩影地位,它的历史经验被重新灌制包装,然后运往全球,成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危机的缩影。

而中国人民与他们的敌人日本侵略者也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整个世界通行的正邪善恶的角色扮演游戏中,日本特务头目与他所藏身的那个阴暗小屋不正是与纽约、伦敦、莫斯科的野心家的秘密基地一样吗?总有一个妄图破坏世界的阴谋家在国际都市、世界中心的阴暗角落窥视着我们的世界,而正义的使者则必须一举击破这个毫无疑问将严重危及世界的巨大阴谋。

当导演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布我们和你们一样时,殊不知这种将自身融入普遍主义的努力,却恰恰暴露了特殊主义的本质,东方变得更加怪诞,这里不仅有黄土地、中国功夫与京剧,这里还有西方人熟悉的世界危机和英雄主义,有爱恨情仇,甚至还有美女革命家,这不啻于给了西方观众又一个惊喜,似乎印证了他们对东方根深蒂固的认识一奇异、混乱,充满非理性的力量,但能够也正在被西方改造,走向文明。

旅美学者徐贲曾经引用莫定比的说法:“西方殖民者使得 第三世界人民在理解自己身份的时候,根本无法构建所需要的思想世界。

这些思想世界早已由西方人按他们头脑中的第三世界社会文化的样式构建好了。

"从《紫蝴蝶》的上海影像中看到,这种看似普遍主义的文化构建,恰恰透露出了它被规定的特殊主义的地位,是在“看”的期待中生成的“被看”的形象。

不论它的创造者怎样以美学抑或市场卖点为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初衷,但隐藏在这个简单托辞之后的却是一种以西方为本位的出发点,以东方他者作为最后指归的意识形态,在东方主体身上并没有产生出强烈的排斥的倾向。

这不正印证了“(这种)以客观普遍的知识话语面目出现的西方意识形态能 不断产生和再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殖民主体”这个认识吗?关于上海的身份想像,正是聚焦在在第三世界历史资源的再认识与再阐释上,聚焦在第三世界主体自身的身份定位和反思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之上。

如果说第五代导演对中国的想像含有迎合全球化的最初努力一一以“特殊”来获取“普遍”的认同一西洋镜下中国的形象。

那么以《紫蝴蝶》为例的新的“中国”故事,则越来越失去了这些独特价值,而融人到国际标准化、工业化的美学口味 之中一一以情欲作为普遍价值与历史尺度。

在《紫蝴蝶》中被想像的上海,首先 暴露出的问题就是:上海到底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 对这个问题的困惑也 正体现了后殖民问题在当代新的变化,即由萨义德西方对“东方”和“东方人”的 建构,到斯皮瓦克“属下真能为自己说话吗”的反问与尴尬。

断断续续看这部片子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阴冷灰暗潮湿，整个叙事我以为我就是看不懂的，因而拖沓了这么久。

直到最后的最后，八分钟，被我不小心切割出来，刚刚看完。

我等不到你的爱情，我的一片痴心，像冬日里没有阳光一样寒冷，戏虐却饱暖的女声里，浮出来1937整个民族命运的悲剧：子弹，轰炸，倒塌，废墟，硝烟，血，生，死，日本部队，中国士兵。

还有最后一个镜头留给，一个抱着死去爱人的哭泣女子。

瞬间在这一种张力中，大概明白导演想说的是怎样的情绪了。

这是不能用语言说的故事。

你只能看到蝴蝶的翅在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