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

达杰一家真的相信藏传佛教吗?还是说相信的仅仅是上师的权威——妻子怀孕是死去的爷爷转世投胎。

达杰之所以一定要让妻子把孩子生下来，而不顾降生的孩子对家庭带来的负担，原因仅仅出于违背佛主意愿可能带来的灾祸。

如此看来，这种信仰便不是纯粹的信仰，而是带有功利心的迷信。

《气球》将主要冲突放置在“该不该生”的问题上。

因为佛意的力量如此强大，远远强过生活表层的窘困，以至于所谓的两难冲突在这是无法成立的。

在法哈蒂的电影中，人物往往深陷在两难道德困境中。

一者是自利心理的驱动，譬如说谎会带来好处，另一者是信仰的束缚，说谎违背了神意。

这种道德困境只有在自利和他利两者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后，才能取得效果。

在邪恶的诱惑下，是信仰让人有向善的动机，恶与善的矛盾由此激发出观众最大程度的共情和感动。

而在《气球》中，信仰变成一种教条：上师的话代表着佛的旨意，绝对可信，而且不可违逆。

这样子，所谓的两难道德困境便没有了，佛（或者说神）大于一切。

况且，真正能让《气球》这部电影获得深度，同时塑造起人物的不是“该不该生”的冲突，而是“能不能怀孕”的冲突。

对于怀孕这件事而言，一方面是性欲驱使人去做爱，做爱就可能怀孕；另一方面是怀孕生子所带来的家庭负担：触犯少数民族三胎政策付出的罚款，以及是新降生的孩子将给这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带来的经济上的负担。

这个冲突才具有普遍性，和能够产生共鸣的。

因为经历过计划生育时期（与此类似）的家庭都或多或少遇到过或思考过这个问题。

而且放置在冲突两端的因素（人的本性与家庭负担之间，自利和他利），其力量间有对抗之平衡。

人物如何陷于两难抉择中，最终又做出了哪个抉择，对人物的塑造都有极强的帮助。

法哈蒂正是通过设计两难情境这种方式推进故事，让人物形象树立起来，同时让观众获得感动。

由此看来，《气球》的叙事是不合格的，仍然框限在文艺片的套路中：大量的梦指向的是人物的情绪和状态。

事实上，对于一部好的剧情片来说，人物的情绪和状态应该通过有效的情境设计来让观众自然感受到。

尼姑和爷爷的角色设计显出了刻意。

很明显，他们本没必要存在的，而他们之所以存在仅仅为了加强宗教教条对这家人的束缚，使得让怀上的孩子必须得生下来。

达杰一家没有其他选择，于是他们向更窘困的生活境遇走去。

整部电影变成一道道景观，失去了普遍性。

如果《气球》真的在探讨信仰，那么困境应该表现在妻子身上：生，违逆自己的意志，顺从信仰；不生，顺从自己的意志，违背信仰。

但事实上，电影的核心冲突放置在夫妻之间：妻子不想生，因为她已经觉醒；丈夫要生，因为他认为孩子是父亲转世投胎。

这不是法哈蒂困境，因为法哈蒂式两难困境只会发生在单个人物身上。

这明显是老套的家庭矛盾，安置上宗教的外壳。

《气球》探讨的是宗教（迷信），而不是信仰。

这两者有本质区别。

对比一只羊，我更喜欢这一部。

《气球》的故事没有一波三折，它不复杂，也不难懂，但这并不妨碍它是个极好的故事。

开场前，特地花了十分钟时间飞快读完了原著小说，但即便如此，观影过程中还是惊喜不断。

正如万玛才旦所说，《气球》是先有了剧本，因为一些原因迟迟无法开拍，这才有了小说。

小说里没能展现出来的，在电影里都得到了更好的展现。

姐姐与妹妹、羊与人之间的对比，父子三代人之间、红白气球之间的呼应……这些小而精巧的对比与呼应，镶嵌在这样一个朴实、平淡的故事里，反而形成了一种绝对的说服力。

它很温和，但很有力。

在烧毁了的书的封面，反复摩挲的女人的手… …这不动人吗？

站在牛粪堆边上的，总也点不燃烟的紧张的男人… …这不动人吗？

青海湖边的孩童梦境，蓝天白云，小孩在追，倒影在跑，被当作“转世”证据的黑痣被摘下… …这不动人吗？

与评论区的某些自诩“资深影迷”的杠精不同，作为普通影迷的我，这次是真真切切被打动了。

因为宗教、政策与生长环境的不同，我们和这些角色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我想说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评判孰是孰非、孰强孰弱的宗教小故事。

在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里，妹妹的皈依可能并非真正的皈依，姐姐的看透或许才是真正的看透。

扪心自问，大银幕前的我们，又有几分坚定的信仰在心里呢？

活动现场有个女孩子问万玛才旦：近些年，女性题材的影片成了一个热门趋势。

作为一个男性导演，请问您为什么要拍摄这样一部女性视角的影片呢？

作为万玛才旦“粉头”的陈丹青抢过话筒，激动地反驳说：“我不认为这是女性视角，这是万玛视角。

”很强势，但很在理的反驳。

1．性教育的缺失2. 为啥老大爷都不知道避孕套长啥样，和小孩一样当成了气球3. 卓嘎的妹妹还挺美的呀，不知道为啥去当尼姑了4. 老大爷去世了，直接裹块白布，都没有棺材，应该是准备去天葬了5. 为老大爷超度念经的，小孩梦里的景色，真的很好看啊！

6. 藏族佛教里都有转世的概念吧, 上师=喇嘛，但是转世都是性别互换吗？

我好像都没有查到。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0123434/answer/2984695958人死后投胎转世性别会变换吗?7. 所以老爷子转世变成了家里的一只羊？

8. 女性困境【乡村医生和卓嘎的对话】宗教转世VS现实穷苦生活下的罚款、9. 七七四十九天人刚去世的时候，还是可以听到人世间的声音的，所以这时候亲人大声痛哭流涕的时候，去世之人也是可以听得到的。

七七共包括以下：头七：传统指人去世后的第七天死者才知道自已经离开人世，死者的魂魄会回家看望子孙，这时由儿子为亡父（母）焚烧纸钱，并邀请和尚诵经、打醮。

二七：祭礼一切从简，家人备酒席，供佳肴祭奠，烧香、烧纸，请和尚诵经。

三七：由出嫁的女儿和女婿备办祭品来娘家祭祀，也要请道士诵经。

四七：也叫散七。

五七：另有“回煞”仪式，仪式相当隆重，非常讲究。

六七：由女儿备菜肴，并且在世的亲人一定要烧纸。

七七：俗称“断七”，也是去世之人的轮回关。

代表死者彻底与人世间断绝关系，再也没有还阳的可能。

10. 这羊市报价的方法也有点好玩，衣袖相连，只有握手的两个人才知道价格11. 这爸爸早给俩孩子买气球，俩孩子就不会去偷避孕套，两口子也不会因为这个怀孩子，也就不会分居了。。

但两个红色大气球，一个爆了，一个脱手飞天上了，这是不是也暗谕着人生是不可预测的，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还是说这个红色气球代表着太阳？

文/东SIR公众号：抛开书本终于等到《气球》上映了，有幸去年在海南国际影展上提前看了影片，非常喜欢，个人觉得可能是大陆院线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作品。

影片《气球》的核心事件就是女主人卓嘎怀孕后，全家人围绕着是打掉还是生下来的矛盾冲突。

这个矛盾背后的问题实际上是藏族地区特有的传统与当下的矛盾，宗教与世俗生活的矛盾，这个是藏区特有的传统信仰和进入现代社会后的文明产生的困境。

这种思考对世界上那些有着特别的宗教信仰社会进入现代文明又有着普遍的意义。

比如以往我们在伊朗电影里也看到过类似的矛盾困境，因此也有影评人把它称为法哈蒂困境。

影片根据万玛才旦导演本人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

影片一开始二个小男孩偷了父母的避孕套当气球玩耍，这首先为卓嘎后面的意外怀孕埋下伏笔。

同时从这里开始气球成了贯穿全片的一个意象。

使得整个故事在探讨生老病死，生命轮回的沉重话题时，又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灵动轻盈质感。

正如小说获得2019年《花城》文学奖时，主办方给出的颁奖词“作品用生死繁殖的生命之重和孩子眼中的气球之轻，寻找面向未来的生存与抉择，具有直达生命根本的原始意义，也打开了藏区鲜为人知的生活日常。

”

故事的前半部分一直在描述羊的配种，这自然是藏区的生活日常。

同时影片反复强调了那只公羊的强壮和强大繁殖能力，而镜头在此时又每每转向男主人，或者用台词直接类比男主人，这都暗示了后面的意外怀孕。

相比男主人，女主人在前半部分影片一再出现的画面是在寻求避孕，要避孕套是要避孕，要求做结扎手术也是要避孕，这一切显然是她全家同意的。

影片中反复出现二个调皮的小男孩和他们放暑假回家的哥哥，除了再一次展示藏民生活日常，同时又为影片增添一些轻松愉快的氛围外，实际上也是在和卓嘎寻求避孕一起强调他们一家从当下的世俗生活而言完全不需再要个孩子。

大哥的回家也带来了影片中的另一重要线索，他身上的胎记是奶奶的转世留在他身上的标记，这不仅为后面爷爷转世埋下线索。

同时通过全家人包括卓嘎对此深信不疑，强调了转世是藏地文明对原始生死的一种解读，生命轮回是他们的坚定信仰。

因此在后面的转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不是汉地所说的封建迷信。

所以后来的矛盾无关科学或迷信。

是一个让当事人两难的选择。

影片里面还有一个亮点是对卓嘎和她的出家为尼的妹妹香曲卓玛的设置，电影在这个角色的设置上比小说多了一条“前男友”的故事线，这条故事线不仅丰富了妹妹香曲卓玛这个人物，也丰富了卓嘎这个人物。

卓嘎最后在生育问题上的态度当然是对传统、对宗教的反抗。

这是她在现代文明熏陶下个人意志的朦胧自觉。

然而她的成长是不可能脱离大环境独立存在的，所以必然会有二面性。

卓嘎在生育问题上是一个反抗者，然而对于妹妹卓玛和“前男友”的感情问题上却是一个对传统的维护者。

而对妹妹卓玛来说，她一方面在感情问题上是传统的受害者，然而在生育问题上又是传统的捍卫者。

所以可以说这对姐妹是互为表里的，是一体两面的。

传统与当下的矛盾、宗教与世俗的矛盾是所有在当下有着藏地信仰的藏人共有的困境，身为藏人的藏地女人也不能逃脱，身为藏女人的姐妹俩亦不能逃脱。

影片也可以看出万玛才旦导演在影像语言方面的优秀。

这部影片的镜头语言不同于《塔洛》的黑白影像、固定长镜头，也不同于《撞死一只羊》画幅、影像的风格化，《气球》镜头大量采用手持长镜头、低照度成像。

这种镜头的采用在影片前半部分展示一家人的和睦勤劳的时候，让人有一种隐约的不安感，然后在结局处果然有一个巨大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在等着主人公们。

这一切展示了导演娴熟的导演手法，根据题材自如的选择技术，让镜头服务于内容，而不是炫技，通过这些技巧的采用为观众呈现出各种状态下藏区面貌。

这部影片所述说的是万玛才旦导演一贯的主题。

一方面是对藏区特有的文明传统的真实记录，在万玛才旦导演的电影里人们看到了布达拉宫、等身长头等标签后面更真实的西藏，天地高远、辽阔，人心纯粹、良善。

另一方面万玛才旦导演也一直在观察和思考着现代文明进入藏区以后对那片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的影响。

这一次导演把这种思考投射到一个女性身上，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女性身上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这部作品，包括电影和小说可以看出万玛才旦作为作者方面的日趋成熟。

文本层面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峰峦起伏，让人看了被深深吸引。

影像层面人像雕刻、氛围营造，真真做到了表达了文字所不能表达的内容。

我们有理由对这样的作者致以更多的期待、更多的关注，也相信导演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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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毛看电影《气球》的时候，我想起不少与西藏相关的往事。

2016年8月到2017年7月，我在西藏的一所乡级小学支教。

今年7月，我回去给小朋友们上了一节性教育课。

给ta们上这节课，是我这几年里，一直一直想做的事。

为什么呢？

为什么性教育如此重要？

因为在电影《气球》里，如果小朋友没有把避孕套误当成气球，妈妈也许就不会意外怀孕；如果村里人不视避孕套为洪水猛兽，小朋友也许就敢问爸妈这到底是不是气球；如果电影里说出“女人来世上不为生孩子”的人能更多一些，故事也许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也因为，在西藏的时候，我曾观察到校长因为“男生半夜偷跑进女生寝室”而罚他们蹲了半天的马步；我听说过其他学校有学生悄悄问支教老师关于性的问题；甚至，我也知道在当地有些不好的事已经发生过......今年上性教育课之前，校长跟我说，班里有个女孩子已经不来上学了，因为家里想让她嫁人。

她叫拉姆，我记得是个子快赶上我、学习很认真、成绩也不错的女孩子。

放学的时候，她常常跑到讲台边抢着帮我背书包，陪我走回宿舍。

我很想知道，《气球》里的故事是不是也可能发生在她的身上。

女人究竟能决定什么？

在《气球》里，卓嘎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一个孩子，江洋，已经读到了中学。

卓嘎的主要避孕措施是靠政府发放的安全套，但用完的时候不总能及时补上，而丈夫的欲望又说来就来，为了方便，卓嘎去医院找医生结扎。

结扎手术要再等一个月，女医生给了卓嘎一个安全套以备急用，但和之前很多次一样，这唯一的套套被孩子当作玩具，吹成了气球。

卓嘎意外怀孕，又恰逢家里老人去世，能通天知地的上师说这孩子是老人的转世。

丈夫想留，卓嘎想堕。

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陷入了两难。

作为女性，我当然更容易带入卓嘎的角色。

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开放和保守的两极。

一方面，在电影里，即使每个人都劝她留下孩子，即使丈夫为此扇了她一巴掌，卓嘎依然多次坚定地表达“我不想再怀孕”的意愿；但另一方面，她想堕胎的理由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如果再生一个，就要被罚款，而家里拿不出钱，多花钱也会影响其他孩子以后的教育投入。

也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留不留孩子不由得女性自主选择，而是被无数外力左右着——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经济条件、国家政策、下一代的教育。

这让我想起在西藏的日子，我听过一位支教老师说，有些家长会专门来学校找老师说“我的儿子你不能打，女儿随你教育”；校长带我去村里招生的时候，他会说“你看这个村，干活的都是女人，男人每天就喝酒打牌耍坝子”；我好几次目睹学校所有老师一齐劝说某位未婚女老师早点找人嫁了，这样父母才放心......所以，女人究竟能决定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选择总被其他家庭成员、被传统、被宗教不断地干预，我们到底能为自己决定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不仅是《气球》要问的，也不仅是藏族女性独有的困境。

江洋会成为什么样的男性？

江洋是卓嘎的大儿子，在县城读中学。

他的身边围绕着三位男性长辈。

一位是爷爷，一位是父亲，还有一位是中学里的男老师。

爷爷年迈、保守，与现代文明隔绝。

他不知道也不关心安全套是什么，更关心家里今年能不能借来种羊。

一家人边吃饭边看电视，电视里讲到“试管婴儿”时，他觉得这是人类在造孽，违反自然规律，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勒令两个孩子把电视关掉。

父亲达杰比爷爷稍稍开放一些，但依旧是一个粗犷、简单、强势的人。

他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他相信科学，知道要给羊找好的配种，也知道要使用安全套。

不过，一旦家庭和传统占了上风，科学和知识就被挤到了一边。

电影里，积极负起避孕责任的一直是妻子卓嘎，不管是准备安全套还是主动想做结扎手术，而达杰似乎对此没那么上心；发现儿子们偷玩安全套，被村里人告状儿子们拿安全套但气球换玩具时，达杰也都没有趁机给儿子们讲安全套是什么；老人去世后，上师的一句“亡灵会顺利转世到家里”，让达杰不顾妻子的意愿和家庭实际情况，无比坚定地要留下意外怀孕的孩子。

而学校的男老师，在当地风俗的标准下更是个“坏人”，因为他耽误了卓嘎的妹妹，让她杀过生（电影没有明说，但应该是堕过胎的意思），只能终身为尼。

很多次，卓嘎都说希望儿子江洋不要被这个老师教坏、带坏。

所以，以后的江洋会成长为什么样的男性？

这恐怕也是《气球》想要留给观众的思考题。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会想起那一排因为“晚上偷跑进女生宿舍”而被校长罚蹲马步的藏族小伙子。

他们，又会成长为什么样的男性呢？

让藏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前文似乎对藏地的宗教、文化有诸多批判，我自己在支教的一年中，也有好多次感知、观察到当地文化中不够合理、不够公平的地方，但作为一个汉人，我总觉得自己的立场不够充分，不论是去夸赞、还是批判。

所以，非常高兴能看到《气球》，看到藏人讲自己的故事。

也正是因为在西藏生活过一年，我深刻知道所有个体遭遇的困境，都不能简单归结为ta们不努力、迷信、落后。

如果不是因为所谓的文明、进步的现代生活被构建成为某种强势的模范标准，藏人为什么要努力融入呢？

如果不是因为更有权力的一方力图通过赏罚干预女性的身体选择，卓嘎怎么会如此两难？

如果不理解藏传佛教里“杀生”和“转世”的重要性，怎么理解《气球》架构在何种价值观之上呢？

在我去支教前，有一位老师跟我说“支教不是上对下的行善，在你能够带给当地人知识文明提升之外，从事支教其实对支教老师本身，才是更珍贵的学习机会、一个介入并理解原住民世界的机会”。

因此，我也想说，《气球》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希望有更多人去院线支持，但观看的同时要记得警惕自己旁观者身份带来的优越感，不要以高高在上，不要轻易下论断，不要忘记导演的那句“藏人一直就是那样真实地活着，只是你不了解罢了”。

首发于“娱理”公号《气球》上映三天，票房300多万。

它是万玛才旦导演第三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长片，讲述的是一个牧区藏族家庭里，一只气球——其实是避孕套，引发的一系列窘事，揭示传统与现代冲突及女性觉醒主题。

影片情节一波三折，视听语言流畅，每个画面的构图、色彩、运镜都很考究，被评为万玛才旦“渐显大师气象的作品”。

《气球》剧照这样一部艺术品质颇高、表达也并不晦涩的电影，为何票房如此惨淡？

不是拉踩，但数据显示的事实就是，观众宁可去看4.8分的国产烂片，或者5.8分的外国批片，也不愿意去看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国产佳片。

11月22日票房及微博口碑前几年，一部仿纪录片《冈仁波齐》突然爆火，金融、教育等各界精英纷纷包场“净化心灵”。

最近几天，康巴少年丁真的一举一动牵动无数人的心，他清澈的笑容满足了网友对藏区草原天空的想象。

但到了藏族作者讲述真正的藏文化故事时，票房却无人问津，形成一种怪异扭曲的对比。

丁真第一条微博吸粉34万，很多网友齐喊“老公” 万玛才旦是广袤的藏区走出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导演。

他和他带领的一个民族的电影浪潮，未来还有很长、很崎岖的一段路要走。

万玛才旦作品《撞死了一只羊》获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

几年前的一天，万玛才旦走在北京中关村，抬头看见一只红气球飘在空中。

一个故事在他脑海中渐渐成型——如果它不是一只气球，而是一个看起来很像气球的避孕套，在传统的藏族家庭里会发生什么故事？

在推行计划生育的藏区，如果遇上被活佛认定为转世的新生儿，该怎么办？

这不是凭空想象，藏族演员、歌手蒲巴甲讲过，他小时候真发生过误拿避孕套当气球玩的事儿。

在闭塞保守的年代里，与性相关的一切都被认为是羞耻而不可谈的。

《气球》剧照万玛才旦用十来天时间就写完了剧本，然后倒推回来写了小说。

又等了几年电影资金才到位，他用四十几天拍出了《气球》。

像万玛才旦这样几乎每一部电影都入围国际电影节的导演，到现在，找投资仍然困难。

搜网上新闻，还能看到当年还是“青年导演”的万玛才旦在北京青年电影论坛上陈述自己的项目《永恒的一天》，讲一天之内一个人四季般度过的一生，从少年到老年。

因为投资需求比他一贯拍的“小人物、小故事”稍多，直到现在，万玛才旦头发斑白，这部电影还是没能拍出来。

2009年的旧新闻，万玛才旦为《永恒的一天》融资所以这么多年万玛才旦养成了一个习惯：同时推进若干个剧本，哪个能落实投资，就先拍哪个。

“大家都是很专业的投资方，都清楚这样的题材在市场上的局限性，是一个能大概算出票房回收的项目。

我最近几部电影的投资方基本都没有金钱上的诉求，都是抱着一个支持的态度。

目前中国整个电影市场还是以汉语电影为主，你想打破这样一个局面，就需要付出很多，拿出好的作品，然后推广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万玛才旦说。

万玛才旦

万玛才旦是北京电影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个学导演的藏族学生。

他童年生活的县城里已经有了很多汉族人，可以读到汉语的小说，看到革命题材的露天电影。

但电影对于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整个西藏连一家正规的电影制片厂都没有，工业基础几乎为零。

相比之下，文学就平易近人得多。

藏区的民间文学——包括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其实非常发达。

人类历史上篇幅最为浩大、也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至今还在持续创作的史诗，就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被称为“东方的荷马史诗”，2018年出版的一部全集就有8000多万字。

万玛才旦本科读的是西北民族大学藏语文学专业，毕业后在自治区工作几年后，又回学校攻读了藏汉语言翻译硕士。

那时候他天真地认为，既然藏语文学有如此丰厚的宝藏，拍成电影岂不是也很容易？

多年来也一直有人问他，藏文化有这么伟大的史诗，你为什么不拍？

万玛才旦“到电影学院读书，对整个产业、环境有了一个了解之后，你就知道很多题材都是不能拍的。

在电影学院那几年，伊朗电影给了我很多启发，如何去寻找讲故事的可能。

”万玛才旦说。

他先是到文学系编导班进修，后来又读了导演系的艺术硕士。

在北京电影学院，电影艺术的大门一下子向这位说汉语还带着口音的藏族小伙子敞开，他如饿狼扑食，几年内恶补了几千部经典电影，国内外都有。

他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往往半夜12点才回到宿舍。

黄亭子小区里经常有卖盗版碟的，沉甸甸装在牛皮袋子里，什么大师导演的合集都有。

学校里也有拉片室，按字母查找小卡片，一个片子交两三块钱，可以反复拉片琢磨很久。

青年时代的万玛才旦学校平均每周大概还会放两部外国片，有时会有主创来交流。

并不是每一部都拍得好，遇到烂片，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就毫不留情地发出嘘声。

有一些交流和比对之后，就能思考每部电影好在哪儿，问题又出在哪儿。

万玛才旦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2004年，北京电影学院希望学生能有机会使用彩色胶片练习，开始在全校征集剧本。

万玛才旦扎实的文学功底派上了用场，他很快递交了剧本《草原》，获得了用胶片拍片的机会，拿了奖，后来又把这部短片扩展成了长片。

那时候必须通过体制内制片厂才能拿到龙标，用胶片拍摄才能送进国际电影节，想拍电影，门槛真的不低。

《草原》海报

第四代导演谢飞是万玛才旦在校期间的老师。

谢飞2000年拍过一部藏族电影《益西卓玛》，改编自扎西达娃的小说，用的是藏族演员，拿过金鸡奖剧本奖，但因为少数民族题材原因，立项通过了却无法公映。

拍摄那部电影时谢飞就感觉到，因为语言和文化有隔阂，“原汁原味的东西无法克服”。

藏族的文化、藏族的电影，最终还是应该由藏族的编剧、导演来拍。

电影有有限的制作周期，非本民族的创作者，很难能在短时间内理解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语言、文化、信仰、生活。

他者的目光要么是仰视，用神圣的光环进行美化，要么是俯视，以同情姿态描写落后，都难称客观深入。

谢飞电影《益西卓玛》剧照谢飞回忆，他是直到看了万玛才旦2009年的电影《寻找智美更登》后，才看清楚喇嘛究竟是怎么念经，藏人到底是怎么唱戏的。

“万玛才旦是我们大陆很不容易才出现的一位电影作家”，谢飞说，“法国新浪潮有了作者电影、作家电影，导演自己写自己拍，我们现在有了万玛才旦，他有独立作家的能力，他的所有电影都是改编自他自己的小说。

他对生活的观察大量来自藏区的普通人，将幻想手法、传统与现代、过去和未来有机融合在一起，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越来越成熟。

我们应该爱护和支持这样的导演。

”

《寻找智美更登》工作照画过《西藏组画》的陈丹青也惊讶于，万玛才旦能如此执着地讲述那片土地上的小人小事，并且把每一部都拍得有趣且不一样。

他说《寻找智美更登》是他近几十年看过的最好的爱情故事，“看完就受不了了，这家伙太牛逼了。

”万玛才旦天然有一种在文学和影像之间自如转换的能力。

读他的小说会觉得情节生动、笔法朴素，而他的很多电影都是改编自精悍的短篇小说，他能很快把一个凝练的文本拓展出深度和厚度来，并且完全转换成非文学性的影像思维。

比如他早年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等片会让人想起阿巴斯、布列松的写实风格，到了《塔洛》，他用了极其考验耐心的固定长镜头。

《撞死了一只羊》则被一些人说受到了监制王家卫的浓烈风格影响——万玛才旦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说法。

《气球》变得又不一样了，吕松野的手持镜头配上藏青色的调色，给人焦虑不安的感觉。

《塔洛》剧照

万玛才旦执导、王家卫监制的《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气球》剧照万玛才旦没有固定风格，他永远在变。

每种下一个故事的念头，最后都能长成一部风格迥异的电影。

万玛才旦非但不是纯粹的现实主义导演，还很善于运用超现实手法。

在《气球》里，小儿子的后背上有一颗痣，跟过去他奶奶背上的痣一样，于是小儿子就被全家人认定为奶奶的转世。

电影里有一个梦境：一只手把那颗痣拿掉了。

仿佛孩子终于摆脱了信仰、轮回给他戴上的枷锁。

还有爷爷去世时，梦境中的孩子提着油灯声声呼唤，天国般梦幻的天光云影倒影在水面上，爷爷的身影再也寻不见了。

万玛才旦说，这些超现实的手法跟他背后的藏文化是有密切关联的。

藏文化里天然有超现实的部分，就像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藏区很容易被接受。

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认为自己写的是魔幻现实主义吗？

不，他写的就是拉美的现实主义。

《气球》剧照万玛才旦的舅舅是一位僧人，从小他就被舅舅告知，自己是舅舅的爷爷的转世。

他曾经对此也深信不疑。

他从小在藏文化中长大，所有的认知、价值体系都建立在此上，连名字都与宗教有关。

藏族又是世界少有的全民族都信仰宗教的民族，宗教信仰、轮回与救赎观念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有人说万玛才旦所有作品背后都有同样一个东西作为支撑，那个东西叫做慈悲。

但后来到北京上学、工作、生活后，万玛才旦的认知受到了另一套体系的猛烈冲撞。

他开始对自己的文化、曾经坚信不疑的东西进行反思。

他借卓嘎，《气球》里那个朦朦胧胧觉醒的藏族女性之口，问出那句“大逆不道”的话：如果活佛错了呢？

《气球》剧照，意外怀孕的姐姐和出家为尼的妹妹现在的藏区跟几十年前已经大不同，也开始了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

很多藏族普通人、知识分子也会开始思考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局限。

以前的藏族人汉语很差，但现在为了务实的找工作需要，很多藏族孩子普通话说得很好，反倒是藏语已经不大会了。

万玛才旦也很多年没用藏语写小说了，一些读者对此表示生气。

“你现在还相信自己是舅舅的爷爷的转世吗？

”“嗯……一方面相信，一方面也会反思。

”万玛才旦说。

那个梦中捉痣的小男孩，拍的其实就是纠结的、困顿的他自己。

《气球》剧照

零几年的时候，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为万玛才旦做了一个个人影展，提出“藏地新浪潮”的概念。

藏地新浪潮不像法国新浪潮、台湾新浪潮那样，是一群导演共同发起的一场电影美学运动，更像是业内对一种新鲜现象的关注和概括。

毕竟在万玛才旦之前，大家能看到的藏族题材电影实在是太少了。

没想到十年之后，在万玛才旦周围，竟真的涌现了一批有实力的藏族导演、演员、幕后，一些非藏族创作者也开始从事藏区题材创作，形成一股作品浪潮。

而万玛才旦，就是这股浪潮的“领军人”。

万玛才旦万玛才旦到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二年，就鼓励松太加也来电影学院学习。

松太加以前是画画的，万玛才旦建议他先学一些电影基础，然后去进修班学摄影。

松太加跟着万玛才旦，担任了《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的美术师和《老狗》的摄影师；

《寻找智美更登》工作照，中为松太加，右为万玛才旦德格才让原先是万玛才旦的同学，自己会作曲，唱歌很好听，万玛才旦建议他去录音系读了两年，成为“藏族第一个录音师”，然后担任了《寻找智美更登》等电影的录音和原创音乐演唱者；89年生的拉华加是万玛才旦朋友的弟弟，一开始不想上大学，一心想学电影拍电影。

万玛才旦拒绝了他，让他先读了藏语言文学专业，然后再去电影学院学习，后来做了万玛才旦《清水里的刀子》《塔洛》的执行导演。

这群年轻人都有相似的成长路径——他们在原本各自的长项基础上，到电影学院选择一门技术工种学习，然后进入万玛才旦的剧组积累经验，成为幕后骨干力量。

而他们的现状也出奇一致：都转型独自做了导演，且已经有了不错的成绩。

松太加的《河》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阿拉姜色》获上海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新片《拉姆与嘎贝》入围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拉华加的《旺扎的雨靴》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还拿到了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德格才让的《他与罗耶戴尔》不久前也在平遥影展进行了展映。

万玛才旦三位“学徒”的导演作品《阿拉姜色》《旺扎的雨靴》《他与罗耶戴尔》电影学院的第一位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就这样成了藏区有电影梦想的孩子迈向电影专业的一道桥梁。

很多家长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找到万玛才旦，请他帮忙出主意。

万玛才旦的心情有点矛盾。

一方面他很欣喜有越来越多藏族青年想要加入电影行业，拍出纯粹的藏族题材作品，但另一方面他也见到很多失败案例——有些年轻人既没美学基础也无实践经验，梦想一步登天做导演，好像这样很容易、很风光。

结果因为没有一门能保障生存的手艺，在北京待不下去，只能悻悻回老家了。

就像在电影学院里，无论哪个专业的学生终极梦想可能都是做导演一样，在电影这条修行路上，总有人缺乏必要的耐心。

今年51岁的万玛才旦，不过才公映了他的第7部长片，也依然在为投资和票房焦虑。

谢飞说希望有一天，万玛才旦可以拍出更宏大、更厚重的作品，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万玛才旦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

让少数民族电影脱离边缘地位，让纯正的、而非他者想象中的民族文化被大众理解，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藏语电影虽小众，但也有“自来水”。

以上为部分网友设计的《气球》海报

读过《乌金的牙齿》，基本不记得有妹妹这个人物。

但看完《气球》，片中出家为尼的妹妹于我个人而言是印象极为深刻的人物，可能是因为她更未知更独立，怀揣着隐秘而强大的情感。

虽然她一出场就很不具体，镜头跟着她的脸晃动，大半张脸都被压低的深红僧帽遮挡，基本只能隐约看到下颌的线条，很难找到她的眼睛。

她心不在焉地看黑板报和粉笔画，转头的频率揭示了她的紧张，和其中微妙的期待。

虽然她被昔日的恋人德本加认出叫住时仍旧木着脸低着头，视线还是会静静地向上移动，小心翼翼地一看，说到他戴起了眼镜的变化，做出心如止水充耳不闻的姿态还是会被叫住，还是会在抚摸德本加送的名为气球的书时露出微微笑意。

外甥汪洋不是说好自己回家吗？

她为什么要去接他？

难道不是抱着和德本加见面的期待？

为什么会被黑板报吸引？

是不是看到了德本加的粉笔字迹？

她真的不知道德本加是外甥的老师吗？

我很怀疑。

因为当姐姐把那本《气球》投入火中，叫她忘了过去和德本加时，她一下子慌了神，想找东西去抢救，但来不及，火那么旺，都没顾上烫不烫手，本能地伸手去取。

火那么旺，没有任何呼叫，她那么稳健而果决地把书取了出来，把火扑灭。

用烧伤的手抚摩着破损的封面。

那么有力且动人。

姐姐是想借助火来控制妹妹的情感？

但能驱使阿尼火中取书的情感也许比火要热烈的多。

德本加也那样慌张过。

他来找阿尼，被姐姐阻拦，说要给他一件东西。

他站在一堆牛粪前，在那一大堆燃料前，就是点不亮那一根烟。

他拒绝收下那本书，因为这是送给阿尼的礼物。

姐姐强硬地说，要么你拿走要么我烧掉。

他失望地接过书翻着，烟那么不易被点着，书却被烧得那么轻易，他翻书时甚至还散落下几片灰。

他那么不知所措，只能把眼镜摘下来抹了抹。

他想点燃的明明是那么易燃的东西啊，只是一根烟，只是一个坦白化解的机会。

但他就是点不亮。

阿尼和德本加的过去令人好奇，但因为姐姐自作主张的善意谎言和决绝的阻止，化解他们误会的机会因此错失。

那本书没有被读过就被几乎烧毁，我们没有窥探它的机会，只见过其中一个黑色的背影，而《气球》小说原文中并未嵌套气球这本书。

女人之间的相互为难是你来我往的。

因为命运的困境笼罩着她们每个人。

明明都是受害者，在姐姐为怀孕为难纠结之时，妹妹说的却是，上师怎么会错呢？

她和俩父子一样规劝姐姐把孩子生下来。

阿尼一身深红，瑀瑀独行，和最后的气球也很像，特别是飞走的那一只。

我还没有去过西藏，但去过青海、新疆。

我见识过牧民的生活，但不了解他们的悲喜。

我住过毡房，在简陋的家居环境里和语言不通的牧民喝酒大笑。

我试图和马群边羞涩的小孩子沟通他却只会钻回去找爸爸。

我看过影片里那样的连绵远山，在清晨醒来，走进过那种没有锁的木栅栏门；我骑着自己的车子在青海湖边被身边藏民摩托超过，和影片里载羊的男人那辆很像；我记得我的单车冲入羊群时它们无辜地奔跑，只是没有人要捉住它们的腿，送去交配。

《气球》所描述的场景让我感到亲切，这种亲切除了更加共情于影片里的人物，反而让我不停地对位思考当下的生活：孩子向父亲索要的玩具、旧情人相见的沉默与不舍、噩耗传来后归家所要面对的出殡流程、变卖家产送孩子读书的决定、想要逃脱生活关系捆绑的出走女性…… 都市生活给城市人提供了更好的答案了么？

一支气球带来的快乐和一台iPad相比；写一本书的思念、追悼和QQ空间日记相比；喇嘛诵经、上师预言的虔诚和 ICU灵堂花圈墓碑和相比；摸袖子卖一只羊到藏中学文化的决绝和挂中介卖一套房子换去海外深造相比；坐一辆卡车去修行的迷茫和离婚辞职开店做独立女性相比；……窝在电影院里，我不断将自己认同于画面里的角色，略微想象自己若是生活在远方的可能境遇（中学老师？

）然后又马上抽离，打量自身的困境和对待悲喜的可供选择手段，没有一点点庆幸与骄傲。

—— 不断从网络上购买天南海北的物件填充一个透支未来收入锁死一种生活状态暂时拥有的水泥空间，用手机软件和陌生人说些七七八八，支付会费在墙壁上投影出清晰绚丽的画面并伴有让狗子受惊的立体音效…… 我们的欲望完全被精致化、市场化、数据化了。

这是老话了，大家都知道的。

可欲望难道不是和困境一样可以定义一个人么？

在《气球》里最最原始的欲望还没有被安全套规训（这还是一个羞于出口的词汇，一个会引起家庭争端的不祥事物，一个需要“上级”分发下来的生活用品）。

生育的承受方：女性，成了传统和现代最初的战场。

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里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女性角色是缺失的。

三个女性的角力模式那么地清晰直白，没有余地。

怀上第四个孩子的母亲只能对着水洼里的倒影和自己撕扯。

我觉得这不可信。

比起女主角，把种羊夹在胯下的男人更可信。

父亲要多捐香火时说，当然当然；面对找上门的争执说，那是孩子的事；被推到沟里说，你也下来啊；打了女人说，我错了答应我我戒酒戒烟…… 生活在推着他往前走，他能选择的事情似乎不多，时代有时代的要求（下一代受教育），神灵有神灵的指引（转世），最后的最后他漫步于巴扎（我们的巴扎是手机某宝某多某某某）看有什么可以买的不枉费一支羊的屠宰，哦，气球。

摩托车后面的两支红气球真让我想到了《孔雀》里面的自行车后面的降落伞。

没有像安全套一样卷起来塞到衣服里而是吹大了，这是浪漫的，也是最最无情和残酷的。

浪漫出现的地方，都有着绝望的来路。

最后所有人物逐一抬头看气球的画面比是枝裕和（万玛才旦这一部跟是枝裕和偷师偷得太多了）的《小偷家族》烟火那幕差了不止一个段位，但技巧是用对了：把观众置身于气球的位置，我们就是那不断飘升、断了线的红气球。

而另一个我们，早就炸了。

首发于公众号“影探”公号ID：ttyingtan作者：黄四郎转载请注明出处

>>>>藏地新浪潮《气球》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又一部自编自导的电影作品。

本片曾在去年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地平线单元，在国内各大影展上，更是拿奖拿到手软。

万玛才旦曾经，他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

2002年，他拍出了小成本电影《静静的嘛呢石》，成为了藏语影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自此，以藏族人的身份，探究藏族文化与当下社会的关系，成为了万玛才旦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

《静静的嘛呢石》如今，他也是一个领域的开辟者。

在戏剧性的故事，与深刻的主题外，万玛才旦还给作品包裹上了一套“超现实”外衣。

2016年的《塔洛》，被万玛才旦赋予了黑白影像的厚重感。

2019年的《撞死了一只羊》，更是在监制王家卫的点拨下，呈现出强烈的迷幻质感。

左图：《塔洛》右图：《撞死了一只羊》强烈的个人风格，也被业内美誉为“藏地新浪潮”。

这位文质彬彬的四字叔叔，总能用诗意的镜头，去描写接地气的故事。

>>>>气球与羊威尼斯电影节上，《气球》曾被电影史学家让·米歇尔·付东盛赞为“本届最美的电影”。

《气球》的美，不仅体现在美轮美奂的藏地风情上。

它更是电影创作中，写意与写实的平衡之美。

写意是感性的，写实却是理性的，能将两者兼容在同一部电影中，并不容易。

本片却完美的做到了。

手拿“气球”的孩子在羊群中奔跑先说写意。

顾名思义，“气球”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在大人眼中，它象征着安全套，象征着女性的子宫。

在孩子心里，它又是童趣的代名词，是至纯之物。

透明的气球，总能亮到反光。

而不同人看到它，映出的，又是不同的模样。

本片结尾，大红气球飘在了空中，所到之处，迎来了所有人的目光。

他们都与“气球”或多或少发生了故事，但心中所想，却并不相同。

这种基于同一意象引发的多义性，浪漫至极，余味悠长。

片中的另一个意象，则是羊。

与前作《撞死了一只羊》相同，片中的羊，正代表着人。

片中，女医生曾用种羊比喻达杰，暗指其精力充沛，性欲旺盛。

达杰捉羊而母羊正是对女主卓嘎的指代。

配种前，达杰曾将一只母羊单独拎出来，放在一边待宰。

用他的话说，这是只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废羊，留着已无用处。

在将女性视作是生育工具的传统文化中，这样的说辞，无疑代表着对女性的暗贬。

再说写实。

万玛才旦的妙笔在于，即便是超现实的镜头语言，也一定会包裹着接地气的社会表达。

《气球》海报上，就已经提出了本片的核心矛盾：“信仰与现实将如何抉择？

”

在藏族文化中，轮回转世是最核心的信仰。

本片最大的冲突，正是因家人笃定即将出生的儿子是爷爷的转世而起。

家里的大儿子江洋，天生就有一颗大黑痣，与早年逝世的奶奶一模一样。

无论爷爷还是江洋，都对转世之说笃信不疑。

但不久后，两个小儿子却做了一个梦。

他们将哥哥身上的黑痣抠下，顽皮的向前跑，哥哥江洋则在后面追，拼命想要拿回黑痣。

两个小儿子这梦看似费解，但若细心解读，不难发现：小儿子尚且年幼，三观仍未建立，尚未对信仰产生意识。

在如今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他们的内心深处，早已对传统观念产生了怀疑。

所以，他们才会抠下那颗痣，想把它丢弃在别的地方，消除灵魂转世的说法。

而哥哥江洋，则代表着已经接受了传统观念的少年。

在影片最后，也正是他的劝阻，暂时遏制了母亲想要堕胎的想法。

所以在梦中，他才会一直追，想要那回那颗表面属于自己，实则属于传统的黑痣。

大儿子 江洋自幼生长在传统藏区，长大后又在北京读书的万玛才旦，正是在用这具有魔幻色彩的梦，表达着自己对于信仰的困惑。

科技愈加发达，祖国愈加昌盛，现代文明不可避免的闯入了藏族人民的生活。

可面对着与传统相悖的现代理论，他们也陷入了迷茫的抉择。

是拥抱现代，还是皈依传统？

这两种不同的思潮，无疑撕裂了如今的藏区社会。

爷爷质疑电视节目中的现代科技>>>>女性视角如果说，上述关于信仰与现实的矛盾，只是这类电影的常规操作的话。

那么万玛之所以是万玛，则在于他的升华。

《气球》是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

女主卓嘎面对生育绑架，不惜以一己之力反抗传统，只为那一丝觉醒的萌芽。

卓嘎与丈夫有着巨大分歧卓嘎面临的阻力，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

据调查分析，传统游牧民族，曾长时间保持着极高的生育率。

从六胎到十几胎不等，女性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

毕竟在藏族文化中，怀孕是上天的恩赐，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阻隔的。

正因如此，安全套等计生用品在藏地的推广中，曾经遭受过重重阻力。

女医生劝说卓嘎这是一个发生在藏区的故事，却绝不仅仅是一个藏区的故事。

《气球》打破了少数民族身份的桎梏，探究了一个全球性的命题：女性长久以来都被生育绑架着。

卓嘎质疑信仰本片发生的年代，导演并未明确说明。

海外放映时，为了方便外国观众理解，万玛特别注明本片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可是，片中电视所播出的试管婴儿新闻，发生在1978年。

而结尾卖羊时候用到的人民币，则是1999年才正式发行的第五代货币。

在四郎看来，这并不是一个bug，而是有意做出的朦胧性。

发生在哪个年代，无所谓。

因为女性所遭遇的困境，无论何时都没有被解决。

文/黄四郎

自打机器的轰鸣声震破田园的宁静以来，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碰撞就成为了文艺作品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尤其是在对于传统程度更深、现代进程更快的少数民族，这种碰撞就更加激烈。

藏族电影《气球》中，一只不起眼的避孕套，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性物件，居然引发了家庭乃至邻里间的巨大纷争。

表面上，它被主人公达杰家的两小儿吹成“气球”，赤裸裸地出现在传统的牧民们眼前，引起牧民们对于性欲的羞耻感；内底里，它引发的是人们对于生育这件事被限制的恐慌感。

当转世的荒谬与节育的要求作为双重压力压向女主人之时，现实中的她最终选择了屈从传统，气球最终成为了飞向天空的未来希冀。

蒙族电影《白云之下》里，男女主人公分别作为现代与传统的象征，直接展开了面对面的角力。

男主人公被繁华的现代文明所吸引，总是想着要出走牧区奔赴远方，为了心中这个热切的希望，他卖了一只又一只的羊，换来了装载他理想的破车。

而女主人则满足于宁静淡泊的放牧生活，面对老公不断对她的洗脑，不为所动得甚至有些固执。

然而，牧区生活就是真正值得留恋的世外田园吗？

不见得，君不见正因为牧区地处偏远，才导致她风雪之夜去医院的路上流产。

而男人一心向往的外面世界，难道真的会像他所说的那样，“我找个活干，就能养活你”吗？

歌词里早就唱过了，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却也很无奈。

因此，该传承还是该抛弃，这是个探讨不尽的问题。

恰巧，今年的金鸡奖上，又一部同类题材的黑马之作进入了人们的视觉，同样来自藏族导演的《黑帐篷》，同样讲述牧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困惑和迷茫，再一次令人关注起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它还将在导演的镜头里、作家们的笔下，被反复探讨，反复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