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阀家的小儿子

剧照第5集里提到的 “献金运动” 是现实里真实发生的1998年韩国全民筹金运动。

剧里对此处插播了当时的真实纪录片信息。

剧里将这个事件放在报纸舆论利用民众情绪反对男主收购之前，铺垫得完美至极。

而且通过一些剧情，表达出对这场运动的批判性反思。

现实事件背景：1998年韩国全民筹金运动1997年初，韩宝、三美、真露等大企业接连倒闭。

1997年7月2日，泰国泰铢汇率崩盘；2周后，菲律宾比索和印尼卢比大幅贬值；亚洲金融危机迅速在国际上蔓延。

1997年7月15日，韩国企业排名第8位的起亚汽车倒闭，其间韩国政府延迟对起亚的决策加大了外国投资者的担忧和恐慌。

随之韩国陷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企业纷纷倒闭、金融机构现金流动性枯竭、限制贷款和回收资金、资金市场流通不畅、企业倒闭的恶性循环。

外资开始回收贷给韩国金融机构的款项，于是韩国外汇储备急剧枯竭，韩元一落千丈，将近180亿美元外资撤出韩国。

1998年，韩国年失业率升至近7%，经济增长率跌至-6.7%，韩国失业者接近200万名，6000多名无家可归者涌上街头，企业几乎停止了招工。

剧照韩国唯一的办法是向寻求IMF的帮助。

1997年12月3日韩国政府与IMF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达成协议：承诺为韩国提供总额为584亿美元的救助资金，这是IMF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揽子救助计划。

其中， IMF承诺提供总额为21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世界银行承诺额外提供100亿；亚洲开发银行承诺额外提供40亿美元；当前面所提供的350亿美元资金不足时，包括G7在内的共12个国家表示会向韩国提供234亿美元作为第二道防线。

IMF承诺，其210亿美元在3年内分期支付，每期支付条件是韩国在结构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其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进一步收紧。

该协议总体要求韩国经济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实现贸易和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劳动力市场、重组公司治理等等。

随着IMF要求的高强度改革，韩元贬值，股市暴跌，金融机构倒闭，失业持续不断。

韩国民众慨叹 “国家玩完了”，认为这是“沦为经济殖民地的国耻”，将其称为 “IMF危机”。

可见，当时的韩国不仅充斥着不安无助的情绪，而且还酝酿这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些情绪急需一个出口释放。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8年1月5日，韩国政府发起了以强调自愿和爱国的全民筹金救国运动。

政府呼吁国民自愿上交黄金帮助韩国渡过难关。

1998年1月9日首批爱国黄金抵达高丽锌温山冶炼厂金大中呼吁韩国国民积极参与筹金运动，以帮助国家偿还对IMF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债务。

在三星、大宇和现代三大企业的募集和捐赠黄金的支持下，也表明筹金运动不仅仅是政府的主导和参与。

剧照全国约351万人自愿参加了筹金运动，几乎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捐赠点处，韩国人排队数小时捐赠他们心爱的黄金物品，无论老少、贫富，都响应号召帮助国家度过困境。

筹金运动在1月份最为活跃，2月份的参与度有所放缓，其中30% 的黄金是在活动的前10天收集到的。

当时估计韩国私人持有价值约200亿美元的黄金，持有形式包括项链、硬币、金条、小饰品、小雕像、奖章、吊坠、军徽等。

其中大部分都具有强烈的个人和家庭意义，远远超出其货币价值。

剧照1998年4月30日，筹金运动结束，持续近4个月，最终收集到了227吨黄金，价值约21.7亿美元，使韩国银行持有的黄金数量增加了10～20 倍。

尽管筹集到的数额只是韩国债务的九牛一毛，但筹金运动的象征意义引起了极大的共鸣，韩国民众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并团结起来，愿意尽其所能提供帮助。

剧照：贤城日报利用民众的极强民族主义情绪，煽动民众反对外资收购

剧照：被煽动的亚真汽车公司的工人抵制外资收购筹金运动最非凡的方面不是最终筹集到的金额，而是韩国民众愿意做出个人牺牲以帮助挽救国家经济的意愿。

这在当时的韩国努力解决债务问题的初期起到了重要的集结作用。

同时，它更展示出韩国民众的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团结精神和极强的民族主义。

在当时的韩国，出国度假或购买外国制造的奢侈品成为了一种耻辱。

然而，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延伸到外国劳工身上，许多外国劳工面临被遣返的威胁。

随着经济恶化，韩国的排外情绪也变得更加明显。

2001年8月，韩国宣布偿还欠IMF的最后一笔1.4亿美元贷款，比预定还款期（2004年5月）提前了将近3年，总计偿还了195亿美元的IMF贷款。

全额偿还了IMF救助贷款后，韩国不再需要就其经济政策受到IMF的束缚以及IMF的批准。

剧照：韩国政府指责衣衫褴褛的韩国国民过早开香槟，过度消费？！

筹金运动被视为人民克服外汇危机的动力，韩国民众这种要战胜危机的坚强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今回看这场全民筹金运动，在许多韩国人感到自己的命运掌握在IMF和其他各个国际金融机构组织等他人手中的时候，捐赠私人宝贵的黄金所有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轻许多人身处危机时的无助感和心理压力。

当代新闻文章对这场全民筹金运动更多的强调韩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用情感诉求模糊了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

这场运动的集体记忆往往被用来为财阀、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过度消费和对朴正熙政权的怀旧进行辩护，而忽略了对它的批判性反思。

剧照：韩国民众的极强民族主义情绪被财阀利用打击竞争对手

剧照：普通工人们为了守护民族工业即使自己失业也要抵制外资收购亚真汽车公司。

普通人一腔热血的民族主义最终给一个为国家花一毛钱都心疼的大财阀做了嫁衣。

1997-1998韩国经济危机和 “IMF危机” 1. 是什么引发了韩国1997年经济危机？

2. 韩国如何应对爆发的1997经济危机？

3. IMF计划如何救助韩国经济危机？

4. IMF计划对韩国的救助结果如何？

（“IMF危机”）5. IMF计划是否合理解决了韩国1997年经济危机的根源？

6. 韩国1997经济危机爆发后实施了哪些重大改革？

7. 韩国从1997经济危机吸取了哪些教训？

8. 韩国民众的 “后IMF危机” 时代。

番外篇：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尽管有许多经济结构上的致命缺陷，却毫发无损地度过了1997亚洲金融危机呢？

剧照71. 是什么引发了韩国1997年经济危机？

简单来说，韩国1997年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韩国经济的根本弱点：基本面薄弱、政策失误、国际环境不友好和外部冲击都促成了1997年韩国经济危机。

1960s～1980s，韩国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被认为带领韩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功。

但随着韩国经济体变得更加庞大、更复杂以及全球竞争加剧，自1980s后期，韩国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显出不再适用。

韩国微观层面的政府细化干预制度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

它不仅导致了腐败，还导致了经济部门效率低下，企业部门杠杆率高，缺乏有效的市场纪律削弱了韩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韩国经济一直是出口导向型增长，但自1980s后期以来，国际环境迅速变得对韩国企业不利。

韩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都面临来自外国公司的激烈竞争。

这些竞争主要来自韩国国内市场的快速开放，以及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快速追赶增长。

这也对韩国的竞争力造成下行压力，使韩国经济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突变的影响。

然而，韩国政府忽视了竞争力减弱的迹象和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反而连续犯错，加剧了事态，尤其是在汇率政策和金融部门监管方面。

1990年，由于通货膨胀上升、韩元升值和世界经济衰退，韩国的经常账户收支开始恶化。

1991年的经常账户逆差为87亿美元，是1990年的4倍多。

为了为不断增长的经常账户赤字融资，韩国政府鼓励资本流入。

为了部分实现这一目标，1991 年通过修订《外汇管理法》加速了资本账户自由化，使大量资本流入。

然而，由于政策制定者仅仅关注到这些流入的资本通过韩元升值对韩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他们却忽视了由此产生的金融不稳定性。

1993年，韩国政府又取消了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管理的限制。

然而在这一举措中，韩国政府忽视了充分审慎监管的必要性。

这导致金融机构的短期外债增加。

此外，为了满足1996年加入OECD要求的一部分，韩国政府进一步对金融放松管制和资本市场开放，但它选择在长期资本流入之前放开短期资本流入。

事实上，韩国政府的政策不鼓励韩国企业借向国外做长期借款，因为它要求详细披露资金的用途，以此作为获得许可的条件。

然而，短期借款主要被视为与贸易有关的融资，无严格监管，所以导致了银行和企业通过短期外国借款为长期投资提供资金。

1996年韩国银行业的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高达 61%。

结果是，这样的政策和做法不仅造成了期限错配，也造成了货币错配。

此外，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韩国政府允许从事外币计价活动的金融机构数量迅速增加，商人银行（Merchant banks）的情况尤其如此。

1994年～1996年，商人银行的数量从6家增加到30家。

这些商人银行中大多数为财阀所有，它们充当财阀投资的资金渠道，大量从香港借入廉价的日本短期资金，主要目的是为长期投资项目提供资金。

同时，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s）也向国外短期借款以与商人银行竞争业务。

这就进一步加剧了韩国金融和商业部门资产负债的期限和货币错配：80%的短期外债投入了70%的长期资产。

1997年底，短期外债总额达638亿美元，而可动用外汇储备总额仅为91亿美元。

注：商人银行（Merchant banks）和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s）是完全不同的。

它们两者具体的区别之处在这里不作详解，感兴趣的自行查阅吧。

简单来说，在中国，商人银行被称为投资银行或证券公司。

此时，不仅韩国政府监管薄弱造成的错配问题，而且韩国金融机构的衡算和信息披露标准都低于国际标准。

由于金融监管薄弱和财阀对银行融资的高度依赖，风险就集中在了银行身上。

此外，财阀的杠杆率也非常高。

其原因有两个：1970s～1980s，财阀们享受信贷优惠和国家税法允许扣除与债务相关的费用。

1997年制造业平均负债率接近400%，是OECD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前30大财阀的平均负债率超过500%。

很显然，韩国也饱受资本结构错配的困扰。

尽管与这些错配相关的所有风险在1997-199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就已显现，但在表面上，韩国的经济状况良好。

当时的韩国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在危机爆发前的三年里，年平均增长率为7-9%，通胀率适中，约为5%。

外债占GDP比重不到30%，在发展中国家中最低，也低于许多工业发达国家。

韩国政府的预算是均衡的。

基于这些宏观经济指标，甚至IMF的危机前监测也得出结论认为，韩国不太可能成为1997年夏季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的受害者。

因此，错配问题本身并不能完全解释实际的经济危机。

在此宏观经济面之上，至少还有三个主要的事件发展触发了1997年韩国经济危机的爆发。

第一个导火索是美元的走势。

1990s上半叶在韩国以及亚太地区其他地方的大部分投资都是在预期美元将保持疲软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美元持续走弱的同时，借入美元的前景对亚洲投资者来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然而，1995年中期开始，大约在Robert Rubin接管美国财政部期间，华盛顿改变了对美元的政策，认为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

随着美元走强，尤其是兑日元走强，韩国的出口竞争力受到影响。

而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由于在管理浮动制下，美元对韩元的决定影响很大，因此韩元未能像日元那样贬值。

此外，韩国出口产品的构成与日本出口产品相似，因此在国际市场上直接竞争。

因此，随着美元兑日元走强，韩国不仅贸易逆差加速增长，而且尤其是出口投资的盈利能力也大幅下降。

在此期间，一些大型企业集团陷入财务困难，韩国银行的不良贷款 (NPL) 急剧增加，从而削弱了韩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财务稳健性。

日元疲软还有另一个后果：干涸了日本对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从而结束了一直在进行的投资热潮。

随着日元贬值，日本银行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以日元计算的价值变得更大。

结果，日本银行的 BIS 比率下降，这反过来又迫使它们从日本、韩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客户那里收回贷款。

这就产生了两个后果：1.日本银行越来越频繁地拒绝向国内外客户展期贷款；2.包括韩国在内的数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紧张，最终导致整个地区的信贷紧缩。

第二个导火索是1997年韩国大型财阀企业破产的一系列事件。

1997年1月，韩宝集团开始出现严重的财务困难。

从韩国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时代以来，韩国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是，政府 “不敢让一匹大马死去”，意思就是说，大型企业集团的生存对整个经济的稳定有重大影响，所以它必将获得政府的金融救助。

根据这一观念，韩宝集团管理层预计韩国政府会在最后一刻为集团安排救助贷款。

然而，当时韩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团队拒绝了这一观念。

他们坚信，在以市场原则运行的经济中，财阀集团应该自立，而且韩国公共部门也没有资源为像韩宝集团这样陷入财务困境的财阀提供帮助。

结果是，韩宝、三美、真露和其他企业陆续开始了破产程序。

1997年夏天，另一个重要的财阀集团，汽车生产商起亚，也开始遇到财务困难。

对于起亚，韩国政府希望采用与韩宝和其他集团相同的政策。

然而，担心这种经济政策会影响到当时正在进行的总统竞选活动的国家政治领导者，以及工会领导人也认为这种经济政策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他们敦促韩国政府为起亚提供救助。

在随后政府与政治领导人的拉锯战中，对起亚的明确决策被推迟了。

这个结果极大地加剧了外国投资者对韩国政府的疑虑：韩国是否有意愿和能力采取一贯政策来应对正在形成的危机。

在韩国向IMF寻求援助之前，包括起亚汽车在内的前30大财阀企业中有7家面临破产，导致了商业银行持有的不良贷款激增。

1997年9月底，所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为32万亿韩元（占GDP 的 7%），约是1996年底的两倍。

第三个导火索是国际大环境和韩国国内情况相互作用。

外国投资者心中的疑虑不断增加的同时，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危机也在不断给外国投资者敲响了警钟。

重新评估韩国的风险后，他们发现韩国已经在金融市场遭遇困难，不良贷款激增。

1997年10月23日，货币危机蔓延到香港，香港恒生指数大跌。

尽管随后对港币的货币攻击失败了，但在当时尚不清楚香港是否有能力抵御亚太地区的货币危机。

因此，由于香港陷入了困境，外国投资者开始恐慌地从韩国撤回投资；外国债权人，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银行，拒绝将贷款展期给韩国金融机构，削减对韩国的短期贷款。

这迫使韩国政府动用其有限的外汇储备来帮助韩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履行其短期债务的偿还，此举迅速将韩国的可用外汇储备减少到了一个危险水平。

1997年11月16日，韩国政府设法让国家立法机构通过其金融改革法案，旨在恢复外国投资者对其自救能力的信心，这可以说是韩国做了最后的努力。

然而，由于担心通过这样的改革方案可能对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产生不利影响，当时所有的政党都拒绝通过此改革方案，这简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外国资金（完全由恐慌导致）撤出速度加快，韩国国内金融机构的短期外债展期比列不断下降。

韩国的可用外汇储备从一个月前的223亿美元大幅下降至73亿美元，这迫使韩国在1997年11月 21日正式向求助IMF。

截至1997年11月30日，韩元兑美元贬值约 20%，股市下跌至10年低点约 30% 。

2.韩国如何应对爆发的1997经济危机？

1997年12月3日，韩国政府与IMF等国际金融组织签署了一项总额为584亿美元的一揽子财政援助计划，要求受宏观经济稳定和结构改革等附带了严格的条件约束。

其中，IMF承诺提供总额为21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世界银行承诺额外提供1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承诺额外提供40亿美元；当前面所提供的350亿美元不足时，12个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瑞典、瑞士、澳大利亚）承诺会向韩国再额外提供234亿美元作为第二道防线。

IMF提供的210亿美元将在3年内分期支付，每期支付的条件是韩国在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进展以及其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进一步收紧。

1997年12月3日，即与IMF达成协议时，韩国立即获准提取55.6亿美元。

1997年12月18日，进行第一次审查，允许韩国提取35.8亿美元。

1998年1月8日，进行第二次审查，韩国将再被允许提取10.9亿美元。

3.IMF计划如何救助韩国经济危机？

IMF计划的宏观经济目标是：以防限制1998年GDP增长不可避免的放缓，为早日恢复市场信心创造条件，争取在1999年恢复到潜在水平；通胀率在 5% 或以下；到1998年底，建立2个月以上的进口国际储备金。

对政府计划的核心是：全面重组和加强金融体系，使其健全、透明和更有效率。

该战略包括三大要素：明确而坚定的退出政策；严格的市场和监管纪律；增强金融部门的竞争力。

概括来说，IMF协议要求韩国政府对其金融部门进行改革，对家族式企业（财阀）进行改革，实现贸易和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劳动力市场等，实现经济自由化。

根据IMF的安排，要求韩国政府实施紧缩货币政策、财政紧缩和立即关闭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

作为一项紧急措施，要求韩国政府大幅提高利率，因为预计此举有望遏制外资流出和汇率快速贬值。

IMF还要求韩国在1998 年采取比上一年1.5% 的财政紧缩调整并产生盈余。

1997年12月2日，要求停业的9家资不抵债的商人银行必须在30 天内提交重整计划。

如果这些计划未获批准，它们的执照将被吊销。

其余的商人银行必须在1997年12月31日之前提交资本重组计划。

要求它们必须在1998年3月31日之前达到国际清算银行标准要求的至少 4% 的资本充足率。

还要求其他商业银行制定一项计划，在1998年9月之前达到国际清算银行标准的最低要求8%。

此外，从1998 年1月1日起，几乎所有对外国投资者进入债券市场的资本账户限制都将被取消。

按照IMF的初始支付救助资金计划，截至到1997年12月18日（即达成协议后的15天内），韩国实际共提取了91.4亿美元（55.6+35.8）的IMF救助贷款。

然而，在1998年1月末，韩国有超过200亿美元的短期债务到期；1998年2月和3月，韩国还有另一笔200亿的债务到期。

因此，外国银行认为IMF实际拨付的这个数额完全不够，即使在满足韩国的短期债务方面也是不够的。

而这一预言应验了。

韩国央行1997年12月18日一份内部记录显示，随后12天内，预估外国资金流入+手头的外汇储备余额+预期发生的流出，12月31日韩国的外汇储备余额预计将在 -6亿美元～+9亿美元。

这令外国银行进一步加速从韩国撤资。

随后很快就出现了韩国短期债务的展期比率进一步大幅下降。

韩国七大商业银行的展期比列从11月的58.8%和10月的86.5% 降至12月的32.2%。

韩国股票价格指数 (KOSPI) 持续下滑。

随着韩元贬值速度加快，汇率从12月初的约1150 韩元/美元升至年底的近2000韩元/美元。

到12月中旬，韩国可动用的外汇储备几乎耗尽。

所有出现的这些现象都比IMF初始预测的要糟糕得多。

有一点需要注意：韩国1997年经济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债过多导致的收支平衡危机（ Payment Crisis），而是由于经济中金融和非金融部门资产负债的期限、货币和资本结构严重错配而导致的流动性危机（Liquidity Crisis）。

由于它是流动性危机，快速注入硬通货储备比什么都重要。

尽管IMF计划向韩国承诺的救助资金总额庞大（584亿美元），但实际拨付的资金却有限，且支付受条件约束。

到1997年底，IMF实际拨付的资金也只有132亿美元（这一数额是在12月24日紧急加速支付后才达到的）。

第二道防线的234亿美元的可用性又有不确定性。

IMF的初始拨款计划反而加剧了市场参与者继续退出的决定。

IMF的初始预测是，其庞大的救助安排将足以扭转韩国市场的恐慌情绪，但IMF计划并且没有与国际债权人就韩国短期债务的重新安排采取任何措施。

因此，IMF初始救助计划显出的结果是：最初协议签署后的不到两周，便将韩国推向主权违约的边缘。

于是，1997年12月19日，应韩国政府要求，美国出面说服IMF迅速与韩国政府展开新一轮救助安排的谈判。

IMF将全面的债务展期作为进一步支付IMF救助款的条件，迫使外国商业银行在知情基础上延期短期贷款。

同时，美国也对债权国家施加影响，要求它们的金融机构对韩国的短期贷款展期一个月。

根据这一重新安排的要求，1998年1月16日，韩国政府和银行正式同意全面延期1998年第一季度到期的所有短期债务。

1998年1月28日，韩国与外国银行达成协议，将240亿美元的短期债务转换为1～3年期的债权。

到1998年3月18日，韩国重组了近95%的短期债务。

为了重新安排这些债务，外国银行收取了极高的利息，比当时5.66% 的六个月LIBOR利率还高出 2.25%～2.75%。

随着延期偿还债务的成功以及实施金融和企业改革计划的举措，国际市场对韩国的看法得到显著改善。

IMF的新安排阻止了韩元的贬值和韩国股市的下跌。

1997年12月24日，韩元兑美元的汇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965韩元/美元，1998年1月跌至1600-1800韩元，3月底跌至1400韩元，之后到年底维持在1200韩元水平。

4. IMF计划对韩国的救助结果如何？

（ “IMF危机”）如上所述，IMF的初始救助计划的一些措施未能达到恢复市场信心的目的，反而加剧了外国投资者的恐慌导致撤资加速，导致韩国经济收缩全面爆发。

尽管1998年IMF扭转了紧缩政策并采取了扩张性政策，但这一政策变化来得太晚。

因为当时实体经济开始滑入衰退，所以无法阻止大规模的经济收缩。

1998年，韩国民众将其称为 “IMF危机”。

IMF的紧缩政策导致消费急剧减少。

1998年第一季度韩国国内需求下降 29%。

1998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18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3.6%；第二、三、四季度分别为-7.2%、-7.1%和-5.4%。

1998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5.8%。

据估计，199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保持在6300美元左右，大大低于1997年的9511美元和1996 年的10542美元，低于1991年的6745美元。

在1997年10月之前，韩国经常账户每月都出现逆差。

1997年11月之后，经常账户出现顺差。

1998年，经常账户顺差4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然而，这主要是由于进口下降而不是出口增加造成的。

尽管汇率贬值可能会增加盈利能力，但出口商也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已确认订单的出口商无法获得贸易信贷。

1998 年韩国出口额同比下降 2.8% 至1323亿美元，而进口额下降 35.5% 至 933 亿美元。

随着市场利率飙升至30%～40%，企业的财务困难更加严重。

由于IMF的计划要求韩国金融机构达到国际清算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金融机构因担心产生新的不良贷款而不愿意向企业提供资金。

由于外国债权人拒绝延期贷款以及韩国国内储户逃往外资银行，即使是实力雄厚的银行也承受着巨大压力。

尤其是过去为企业提供短期资金的商人银行基本上暂停了对企业发放新贷款，并常常拒绝展期到期的贷款。

这又使负债累累的公司的处境雪上加霜，导致破产数量（尤其是中小型公司）增加到危机前的三倍。

1997年12月，韩国破产案件达到 3197起，1998 年1月上升到 3323 起，然后1998 年3月回落到 2749 起。

1998年2月，韩国政府、企业和工人达成了促进韩国劳动力市场就业调整的三方协议，裁员被正式纳入修订后的《劳动基本法》。

劳动力租赁法的立法使临时工合法化。

新《劳动基本法》颁布后立即裁员的人数很少，但表明了韩国工会的权力被削弱了，就业调整便更容易进行。

临时工职位取代了许多永久职位。

裁员和减薪等就业调整遍及整个经济。

1970～2000年韩国单位劳动成本1997年就业人口中临时工-短期雇员-全职雇员的比例分别为14.1%-31.6%-54.3%，而到1999年3月相应的比例分别为17.4%-33.2%-49.4%。

1998年，韩国市场上失去了近166万个工作岗位。

1998年5月，有固定工作的工人占总劳动力的53.1%；到1999年5月，已经下降到47.5%。

劳动时间延长突出。

危机前，月劳动时间不足195个小时，1999年已经达到206.6个小时。

韩国单位劳动力成本较危机前下降了28%。

1991～2000年韩国失业率与1997年的2.6%失业率形成鲜明对比，1998年的年失业率为6.8%，7月份的失业率高达7.6%。

到1999年2月，失业率飙升至8.6%。

私营公司减薪，1998年的名义工资比1997年下降了2.5%。

1998年，韩国政府雇员将其工资的10%返还给政府，用于设立失业救助基金。

注：可能多数人对失业率的数字没有概念，感觉不到这些数字到底是什么水平，意味着什么。

简单来说，在国际上，失业率逼近7%就已经是警戒线，意味着这将导致消费需求进一步减少，社会动荡等社会质量方面的全面下降。

但具体到不同国家，失业率带来的影响也不同。

比如像欧洲的高社会福利国家，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免费，还有高额的救济金，社会保障福利高，所以失业率达到10%问题也不大；而美国的社会福利水平比欧洲国家低很多，所以一旦失业率超过5%，就已经是大问题了。

1998年韩国失业率达到7%时，失业者接近200万名，6000多名无家可归者涌上街头，绝对贫困率急剧上升（1996:4.3%，1997:7.5%，1998:14.9%），自杀率比上一年增加42%，因经济问题离婚的比例上升（对比：1992:2.2%，1997:4.4%，1998:6.9%），犯罪率增长显著，社会信任度明显下降，市场上的企业几乎停止了招工，经济增长 -6.7%。

“下岗潮”题外话：1997年10月15日《经济日报》提到，1995年全国下岗职工约400多万人，1996年增加到800多万人，而1997年则上升到1000多万人。

19971998年，黑龙江省有147.5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两年里新增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为11%。

1998年，辽宁省有980万城镇就业人口，其中失业下岗的已有110万，失业率约为11%。

1998年2月11日《中国改革报》提到，沈阳、郑州等城市的下岗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分别是23％、14.8％。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福利基本为0的前提下， 再看这些失业率的数字，或许触目惊心的感受已经让我们忘记了它是一个数字。

曾经的东北一直有不错的整体居民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但是所有这些都和工作绑定，也就是说，一旦失业（下岗），不仅没有了收入，而且所享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福利也全部失去。

下岗职工形成了一个新的较大规模的城市贫困阶层。

据当时吉林省和河南省总工会对失业职工的调查，靠节衣缩食和变卖家产度日的，在吉林是45％，在河南是34％；靠亲友接济生活的，在吉林是30％，在河南是20％。

5. IMF计划是否合理解决了韩国1997年经济危机的根源？

韩国能否从1997年经济危机中快速复苏取决于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的范围有多大，以及这种趋势能够多快被扭转。

因此，应对这样的经济危机的首选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应该是：打破自我强化的资本外流并稳定韩元和防止实体经济部门的崩溃 。

但是，韩国1997年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韩国经济基本面疲软。

因此，只稳定韩国金融市场而不强调其经济结构性改革，无异于治标不治本。

所以从中长期来看，韩国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以解决其经济危机的根源。

事实上，IMF计划非常重视韩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

自 IMF计划启动以来，韩国在金融部门、企业部门、劳动力市场和公共部门进行了结构性改革，这被认为对于恢复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IMF协议要求主要为了实现两个最重要的目标：1.通过清理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来降低未来发生类似危机的可能性；2.发展一个最能帮助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使韩国经济稳步回升。

尽管如此，IMF计划实施的时间安排有两点不足：首先，1997年12月，IMF 计划首次实施时，本应集中帮助韩国应对暂时的外汇短缺和重新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所以救助资金不应取决于经济改革的进程。

这并不是因为韩国经济基本健康，不需要结构改革，而是因为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危机复杂化，应该首先采取紧急稳定措施，即先有应急措施，实现金融稳定的短期目标，后有根本性措施，实现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

其次，作为救助的条件，IMF要求韩国制定贸易自由化时间表，以取消与贸易相关的补贴、限制性进口许可和进口多元化计划的改革。

尽管IMF坚称，贸易自由化将加强韩国国内竞争，但在大量公司已经受到高利率、信贷紧缩和内需急剧下降的严重打击下，这些要求与恢复市场信心和韩国偿还债务能力没有密切关系。

它们更应该安排在稍后阶段进行。

此外，IMF的一部分救助资金本应用于帮助因经济危机而面临严重信贷紧缩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即公司企业）的信贷融资，而不应该将大部分的IMF救助资金用来偿还到期的债务。

当然，相反的做法也不可取。

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和降低利率会导致汇率过度贬值，恶性通货膨胀以及损害了那些需要偿还大量外债的未对冲义务的公司。

这里的重点是，IMF的初始计划应该避免过度紧缩，应该集中在重新安排外债上。

6. 韩国1997经济危机爆发后实施了哪些重大改革？

(1) 加强法律和监管基础设施的改革。

全面金融部门改革的第一步是制定实施必要改革的法律和监管框架。

1997年12月29日，13 项金融法案获得通过，其中包括设立综合金融监管机构的法案在内。

这些法案的大部分是基于1997年1月启动的金融改革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法案与国家立法机关1997年11月16日拒绝采取行动的法案相同。

由于这项立法，金融监管委员会 (FSC) 于1998年4月1日成立，并于 1998年1月将现有的独立金融监督机构合并为一个综合金融监督局 (FSS)，作为行政机构 FSC 的主体。

此外，修订了《金融业重组法》，赋予 FSC 和 FSS 有效的法定权力，以命令注销、合并、暂停和关闭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

早些时候，韩国资产管理公司 (KAMCO) 进行了重组，并在 KAMCO 内部设立了不良贷款解决基金，以促进从金融机构购买不良贷款。

(2) 重振金融部门而实施的改革。

韩国银行业存在两大问题：资本不足和资产质量低下。

这当然是由于大量财阀破产破坏了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

这些资产负债包含大量不良贷款。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韩国政府不得不用公共资金介入。

虽然注入公共资金肯定会引起公众争议，但韩国政府要想为国家建立一个可行的金融体系，别无选择。

一旦韩国政府决定注入公共资金重振金融体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不良贷款”。

经济危机前，只有拖欠六个月或以上的贷款才被归类为不良贷款。

在估算不良贷款的真实规模时，韩国政府决定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将拖欠三个月的贷款包括在内。

使用这一标准，韩国政府估计1998 年未偿付不良贷款的总规模为118万亿韩元，约占韩国GDP的28%，是早先按旧资产分类标准估算的两倍。

到 2002年，韩国政府实际支付的资金数额大大超过了这两项估算：多达160.4万亿韩元，约占2002 年 GDP的30%。

三分之二的公共资金是通过韩国资产管理公司 (KAMCO) 和韩国存款保险公司 (KDIC) 发行的债券筹集的。

超过40万亿韩元用于支付存款保险义务并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

我们完全可以假设地说这笔钱丢了。

其余资金用于资本重组和购买具有较好恢复前景的不良贷款。

1998年6月，5家的国际清算银行资本充足率为负的银行被关闭，7家银行被要求在1998年7月底之前提交重组计划。

在非银行金融领域，需要紧急政策监管商人银行。

商人银行大量从事有限的存款、贷款、证券投资、国际融资和租赁等活动。

当1997年3月韩宝集团破产时，商人银行已发现自身承受着不可持续的不良贷款负担。

1997年三美和真露集团随后的破产进一步削弱了市场对商人银行的信心，加剧了它们在国内外的借贷困难。

1997年12月，14家商人银行被关闭。

随后，又有22家商人银行被吊销牌照，3家商人银行与其他商人银行合并。

商人银行的数量从1997年底的30家减少到2003年6月的3家。

其他非银行机构，包括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投资信托公司、互助储蓄金融公司、信用合作社和租赁公司，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与商人银行/商业银行类似的重组过程。

(3) 加强审慎监管。

1999年12月，根据与IMF达成的条款，韩国政府通过在资产分类中引入前瞻性方法加强了审慎监管，除了考虑借款人的偿债记录外，还考虑了借款人的未来表现。

2000年3月，进一步加强了资产分类标准，引入了增强型FLC，当未来风险很大时，即使利息支付没有问题，也将贷款归类为不良贷款。

金融服务委员会 (FSC) 过去几年采取的其他加强审慎监管的措施包括加强对银行短期外债的监管、加强对大额借款人的银行贷款限制，以及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披露要求。

(4) 降低道德风险。

除了收紧资产分类标准和清理不良贷款外，韩国政府还采取前瞻性措施，通过降低道德风险来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

在此方面最重要的制度改革是引入了部分存款保险。

在经济危机之前，韩国储户和投资者通常认为他们的资产受到韩国政府的充分保护。

从2001年1月开始，存款保险限额被设定为每人在每家金融机构5000万韩元。

引入部分保护措施最初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会导致金融机构间存款突然大量转移，从而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然而，这种副作用并没有出现。

通过部分保护措施激励储户寻找健康的金融机构，从而引入市场规范。

至于贷款人对大公司借款人以及借款人本身的道德风险，大型企业的倒闭是韩国政府隐性担保制度已结束的切实信号。

事实上，到1999年底，1996年30家巨头企业集团里，已有14家破产或进入庭外重组。

(5) 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

为了进一步自由化资本账户交易，韩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

1997年12月，采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全面开放对韩国债券的外国投资。

1998年2月，取消了对外国人并购的限制。

1998年5月全面开放外国投资在韩国证券交易所和科斯达克 (KOSDAQ)上市的韩国股票，以及全面开放了货币市场证券。

1998年7月，允许外国投资非上市公司的股票，以及在国民待遇的基础上取消对外国人拥有土地和房地产的限制。

2006年，任何国际资本账户交易都不需要事先许可；然而，许多交易需要事后报告。

(6) 加强对金融机构的企业监管。

为了加强对金融机构的企业监管，韩国也采取了许多措施。

1997年12月，韩国允许外国人持有商业银行并。

1998年5月，允许外国人成为银行高管。

2000 年1月，提高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并加强商业银行少数股东的权利。

2002年4月，将韩国国内居民银行持股比例上限从4%提高到10%。

尽管金融领域仍存在各种潜在风险，但总体的改革结果是积极的。

由于金融部门的广泛重组，许多资不抵债或非常薄弱的机构被淘汰。

截至2003年6月，已有787家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被关闭或兼并，占总数的37.5%。

韩国大部分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能力均有较大改善。

例如，韩国商业银行的BIS比率已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相媲美。

商业银行从2001年开始盈利。

2005年，商业银行的利润已达到 24.5万亿韩元，创当时的历史新高。

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和他们的客户摆脱了他们一直遭受的大量道德风险。

此外，得益于资本账户交易自由化的改革，韩国外汇市场的交易量自1997经济危机以来得到大幅增长。

一些外汇衍生品活动的增加反映了对冲活动的增加。

外汇管理部门在外汇市场干预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克制，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至少对于90天以下的期限，货币市场也变得具有流动性。

企业债券和国债市场变得深入且活跃，还发行了10年期国债，增强了市场对长期期限的风险定价的能力。

7.韩国从1997经济危机吸取了哪些教训？

（1）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

韩国决定在长期资本流动之前放开短期资本流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韩国本应该意识到短期资本流动比长期资本流动更不稳定。

韩国曾认为，短期资本流动主要与贸易融资有关。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融资只占国际资本流动的很小一部分。

通过在长期资本流动之前放开短期资本流动，导致韩国积累了过多的短期债务，结果出现了失控的期限和货币双重错配。

(2) 纯浮动汇率制度优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在有管理的浮动制度下，市场机制无法纠正贸易或经常账户失衡。

在当今世界，决策者无法及时正确地调整汇率。

他们不仅没有这项任务所需的信息，而且还经常受到政治力量的束缚，无法及时做出必要的调整。

更重要的是，在全面爆发经济危机之前，政策制定者常常担心，如果他们开始进行大幅调整，汇率将立即自由体式下跌，导致他们无法控制的局面，结果就是，他们进行了小幅调整，这反而激发了对货币的投机性攻击。

(3) 审慎监管。

韩国自1997经济危机以来加强监管是必然的，但（在经济危机过后）进一步加强仍需谨慎。

由于长期以来由韩国政府主导经济，进一步加强审慎监管可能会带来更多扼杀健全的金融体系发展的可能性。

更多的监管职能应该交给行业里专业的自我监管机构。

此外，在扩大审慎监管之前，韩国也应该更加关注履行监管职能的人员素质。

因为在当时的韩国，有太多负责金融监管的人员其实与海外金融接触经验十分有限，因此，在涉及监管在韩国经营的外国机构时，他们感到不适。

(4) 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要保持外国投资者的信心，需要做很多事情。

企业和韩国政府的透明度至关重要。

在外汇储备和政策方向等关键经济变量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羊群心理就会盛行，很快就会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

法治也很关键。

如果没有它，首先外国投资就不会流入这个国家。

如果外国投资者开始对一个国家的法治失去信心，他们会迅速将投资转移到其他地方。

当然，在经济危机时期最关键的是使韩国能够按要求行事的政治领导的素质。

就韩国而言，假如当初提交给国家立法机关的金融改革方案能够在1997年11月16日获得通过，可能会令外国投资从韩国撤资的决定大大延迟甚至打消。

(5) 道德风险对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构成严重挑战。

从1990s开始，国际投资者对亚洲的投资热潮来看，国际投资者对其也有责任。

1997经济危机的韩国债务重组中，很少有外国投资者（债权人）承担损失（bail-in），也就是说，在韩国的外国投资者们得到了救助。

而且，韩国为重新安排债务而支付了过高的利息，外国投资者们也是其受益者。

韩国的这场经济危机是一场流动性危机，但外国投资者们却将高利率合理化为危机导致韩国主权风险增加的代价。

注：韩国为1997年的经济危机所偿还的债务大部分是为偿还外国银行（债权人）的债务（优先救助），却没有对韩国国内企业给予优先及时救助。

(6) 韩国和亚洲区域发展长期资本市场的必要性。

如今韩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比韩国曾遭受经济危机时的状况要好得多。

然而，韩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资本市场确实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在当地为长期投资提供充足资金的程度。

简而言之，只要长期资本市场不在亚洲本地发展，亚洲国家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偿还期限和货币错配的困扰。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想办法加快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

8. 韩国民众的 “后IMF危机” 时代

剧照我们从宏观周期性的角度谈论经济常常是：经济繁荣之后是萧条，经济衰退之后是复苏，这些术语就概括了整个经济状况。

然而，宏观经济的描述却从无法告诉我们那些特定的个人或群体所面临的现实状况。

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都无一例外地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格局，但同时也导致深刻的社会危机。

1997年经济危机 / IMF 危机爆发后，经过几年的治理，韩国成功地摆脱危机，实现经济的复苏，但对某些韩国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却从未找到过摆脱危机后贫困的出路。

由于经济危机产生在他们生活里的各种灾难如影随行般无限期地持续着。

剧照2016年，IMF评论了他们对韩国的救助政策遗留了复杂的问题。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1997年经济危机和IMF救助计划，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对韩国社会的冲击之大、影响之深远。

它给韩国遗留的根本问题是隐藏在就业体系重新定位和贫富差距增大的表象后面的社会质量的全面下降和社会分化的加剧。

根据1997年经济危机前的韩国劳动法，解雇员工几乎是不可能的。

随着IMF救助要求之一 “加强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以提高韩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临时职位数量大量增加，减薪裁员等就业市场的调整不断发生。

韩国贫困层的数量急剧上升。

1996年韩国的绝对贫困率为4.3%，1997年达到7.5%，1998年攀升到14.9%。

贫困人口规模扩大和收入减少相伴随。

1998年第三季度韩国城市家庭月收入为176万韩元，是35年来的最低点。

贫困阶层扩大与韩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是同步的。

按五等分衡量，1997年韩国五等分下的家庭月收入分别为89.9万韩元～146.7万韩元～191.5万韩元～251.4万韩元～391.7万韩元。

2000年相对应的则分别为86.2万韩元～146.3万韩元～196.2万韩元～261.7万韩元～416.5万韩元。

从中可以发现，最穷组和次穷组的收入下降，而其他三组的收入则明显上升。

危机之前，韩国基尼系数处在稳定的水平0.28-0.29左右，而2000年则上升到0.32。

贫困阶层的扩大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增加使韩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韩国人在阶层认同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

危机前，认同自己属于上层阶级的比例为4.3%；危机后，1999年比例降为0.6%；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比例从61.1%下降到45.1%；认同自己属于下层阶级的比例则从34.3%上升到54%。

犯罪率的增长显著，10多年里增加了1.4倍。

1990s初，韩国每10万人发生犯罪的是2732名，2000年，这一数字是3974名，2004年达到最高峰的4328名。

1998年以后，韩国刑事犯罪急速增加，其中财产犯罪显著增加。

剧照危机期间，劳动时间延长现象突出。

危机前的月劳动时间不足195小时，1999年已经达到206.6小时。

劳动力成本的降低帮助了更多负债累累的韩国企业在经济危机时得以生存，从而让企业也实现了比预期更快的复苏。

经济危机爆发时，劳动者、企业集团和韩国政府之间默认内在的社会契约增加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危机时其生存下去的可能性。

韩国普通民众曾相信，危机结束后，如果默认的社会契约也合理地履行了，那么则会改善员工的福利。

他们也曾相信，亲劳工的金大中政府会在危机结束后保证这种默认的社会契约的实现。

韩国工会向来激进，但1998年新《劳动基本法》的颁布削弱了韩国工会的权力。

《国家破产日》剧照在1997年经济危机结束后，临时职位/合同工在韩国变得愈加普遍 ，且这些临时职位工资较低，还不提供医疗保险或养老金等福利。

韩国民众的工作稳定性持续下降。

劳动生产安全指数也下降了，由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数字上升。

1998年，韩国事故性死亡人数为2212人，1999年为2291人，2000年为2528人，2001年为2748人。

1998年，韩国人职业选择的要因中稳定性居第一位(41.5%)，其次是发展性(20.7%)和收入(18.2%)。

2002年，稳定性仍居第一位(34.4%)，但是收入(21.5%)跃升为第二位，第三位是发展性(16.1%)。

2006年稳定性(32.6%)居仍第一位，随后是收入(31.7%)和发展性(10.2%)。

我们可以看到1997年经济危机后，韩国人在就业选择时一直把工作稳定视为头等重要。

韩国1997年经济危机爆发后，那些受过更多教育或获得专业证书的韩国人能够继续前进，但那些年龄较大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韩国人则举步维艰。

许多失去稳定蓝领和白领工作的韩国人除了低薪劳动力外，他们的就业选择十分有限。

许多失去稳定工作但有积蓄的韩国人开始自己做小本生意。

他们常常选择经营进入门槛较低的生意，如炸鸡店或便利店。

如今，这些店铺遍布韩国的大街小巷。

虽然小公司竞争力低，但如果经济形势对你不利，你就只能靠自己了。

截至2016年，欧洲的个体经营者为15%，美国为6%，而韩国的个体经营者为25%。

据2017年统计显示，韩国的个体经营者比其他国家多得多。

韩国1997年经济危机给韩国家庭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离婚率居高不下成为危机期间非常令人瞩目的一个社会现象。

其中因经济问题而离婚的比例由1992年的2.1%上升到1998年的6.9%。

2002年，韩国的离婚率为3.0，比1990s初高出1倍，比一些主流西方国家还要高（比如当时的英国2.9，德国2.3，瑞典2.4等） 。

高离婚率意味着韩国社会联结的最基本的纽带出了问题。

《国家破产日》剧照1997年经济危机后导致了韩国社会的信任危机。

危机期间，韩国人一般性的信任度明显减少，对社会机构的信任也明显弱化，特别是对那些被标榜为代表国民和社会核心价值的机构的信任度明显下降。

韩国民众的归属感也明显地弱化。

对 “如果有机会是否移民” 的回答时，回答“是”的在1986年为24.8%，1996年为27.6%，2001年猛增到35.5%，2003年更是达到42.2%。

危机下的韩国民众的心理危机由此可窥一斑。

1997年经济危机期间韩国的自杀率显著上升。

1997年，韩国每10万人口自杀人数为14.1人，1998年上升为19.9人，1999年为16.1人，2002年为19.1人，此后逐年上升，2003年为24人，2005年为25.2人，2005年达到26.1人。

根据韩国统计厅2006年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年中有过自杀想法”的人为10.3%，其中有自杀念头的原因依次为“经济困难”、“家庭不和”和“孤独感”。

尽管 “IMF危机” 的后遗症并不是当今韩国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唯一因素，但据韩国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关于这场危机20周年的报告显示，64% 的受访者称 “IMF危机” 给他们造成了心理创伤。

从心理学角度讲，安全感和信任感是人类得以在社会正常生活的重要根基。

如果它们遭到破坏，将会损害人类的社群感。

创伤经历令人们深感自己对世间的人与事不再可以掌控，也失去关联性与合理性，丧失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受创者往往会尽量避免任何可能涉及未来规划与风险的行动。

韩国此后一低再低的生育率正是其佐证之一。

2018年韩国成为了世界上首个总和生育率（TFR）低于1.0的国家，2021年这个数据只有0.81。

2021年韩国开始进入人口负增长。

出生人口题外话：中国计生部门长期坚持中国总和生育率（TFR）1.8 水平的估算（正常生育更替 2.1），但是许多专家和学者在2000年前后多次调查的结果都大大低于这个估算。

因此，中国出生人口数据长期被质疑掺水不少，公布的TFR也受到质疑。

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TFR的真实情况应为 1.22。

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TFR的真实情况仅为1.18（日本为1.4），几乎全球最低。

有记录以来，世界上出现过最低的TFR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为 0.41。

2019年1月3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指出，如果中国TFR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而现实是，2022年中国开始进入人口负增长，-85万人。

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首次低于1000万人，较2021年少106万人。

2022年死亡人口1041万人，较2021年多27万人。

2019～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单位：万人）：1465 - 1200 - 1062 - 9562019～2022年中国死亡人口（单位：万人）：998 - 997.6 - 1014 - 10412011年，日本是东亚国家中最早的一个开始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日本人口已经连续负增长了11年。

另外，似乎遍及韩国社会各处（如学校，职场，甚至军队）的霸凌现象也可窥视到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性性创伤对群体行为的影响。

如今，韩国的年轻人对 “努力创造成功”这个说法深感不公平，因为它将任何失败都归咎于个人，而不是批评长期以来的社会结构性不平等持续加剧，始终缺乏充足的必要社会保障等社会质量的下降和社会分化。

尽管在1997年经济危机期间，韩国在社会福利方面也有进步，在对外国劳动者的包容以及男女平等等方面比过去也有提高，但如今的韩国仍然缺乏让韩国普通民众安身立命的强大的社会安全网。

“下岗潮” 题外话： 1990s国企改革以前，工人被称为国家的“主人”，后来国企经营出问题了，这些国家的“主人”就变成了国家的包袱。

国家为了自己，把“主人”当作多余的包袱甩掉。

当年那些下岗人员年龄偏大，家庭负担重，文化水平低，技能单一，再就业能力差，一下子都失业了，人人都要再就业，哪里有那么多新的工作提供给他们呢？

1997年10月15日《经济日报》评论员文章说，职工大量下岗是企业不适应市场、经营困难和重复建设所造成的，也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个说法并没有错。

但是，国企的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

把本应该在10～20年里逐步解决的下岗问题一下子放在短短几年里处理，不要说当时的中国仅仅是发展中国家，就是发达国家，也没有这么做的。

如果早些下决心解决，循序渐进地进行，每年适当安排一些职工下岗，是不是也有可能减轻普通民众的痛苦呢？

1997年10月14日《经济参考报》报导，1996年上半年，国企职工总数减少了126.9万人，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却增加了135.2万人。

工人下岗了，机关干部反而增多了。

报导里还提到，一般每40个老百姓就要供养一个干部，有的地区比例甚至高达每30个、20个老百姓就要供养一个干部。

当时一直宣传，国企冗员太多，国家不能再补贴了，职工下岗是必要的。

可是，国家把工人赶回家去，很多人甚至连起码的维持生活的钱都拿不到，省下了大笔经费，难倒就是为了养更多的干部吗？

1997年12月27日《中国改革报》的一篇文章提到，许多人对企业亏损职工下岗提出质疑：谁见过哪一位对企业亏损负有重责的企业领导下过岗？

宣传说下岗是企业减人增效的唯一出路。

可是，只减工人不减领导，领导们稳坐台上看工人们下岗，自己的高档生活丝毫不受影响。

国企经营不善支撑不下去了，企业的领导们不承担责任，国家更不承担责任，却要求普通工人们咽下苦果，乖乖地下岗，让最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当替罪羊，替他们的失败受过。

如上述中，IMF危机对韩国社会的诸多冲击和影响殊途同归地也发生在我们的下岗潮社会，尤其在东北社会显著：贫困层的数量急剧上升和扩大，把工作稳定性视为就业选择的头等要素，信任危机，归属感低，高离婚率，低生育率等等。

下岗潮不仅加剧资源迅速向精英阶层靠拢导致边缘和弱势群体更多地暴露于风险之中，而且令东北社会联结的最基本的纽带遭受各种重创。

下岗工人的婚姻状况充斥着猜忌、冷漠、贫困、家暴等各种问题。

随下岗潮出现的“东北小姐”社会现象是下岗题材的影视作品里相对来说出现较多的话题。

下岗令她们失去了经济收入来源，却没有减轻其家庭负担。

在多重压力下，大多她们只能就近找活路。

下岗女性从稳定体面的单位跌入缺乏尊严与保障的非正式就业。

提供性服务看起来像是一种自暴自弃，但其实是出于理性计算后的选择。

下岗女性对工作意义的转变巨大：从“自立自强”下沉为“养家糊口”。

而在这方面的转变亦对整个女性群体的自身认同有着深刻影响。

1997年刘欢的《从头再来》唱到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没有经历过的下岗的人大概感受不到它对于下岗潮中每一个渺小的工人的刺痛。

大多数的普通人一生所求的只是一日三餐，平平安安，简简单单的安定生活，并不求激荡宏伟的豪迈人生。

正如黄灯在《我所亲历的90年代国企下岗》（https://jiliuwang.net/archives/43721）写的：…我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并非所有人都渴望过上刺激而又风雨飘摇的生活，并非所有人都渴望建功立业，并非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比尔·盖茨。

更多时候，他们内心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有一个小小的角落能够容下他们过上一种安定的生活。

我对他们这种卑微的心愿充满了敬畏，从而对那种“有本事就别窝在单位，就到外面去闯”的悲壮但毫无人性的论调保持缄默...直至今日，90s的下岗潮已经过去20多个年头（快30年了），但是我们的社会对它依旧没有足够的正视和反思。

反而，下岗好像成了一个痛苦的禁忌：不能碰，怕伤口会流血；不敢碰，怕触发曾经的创伤。

就这样，下岗在被漠视中逐渐地被遗忘。

番外篇：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尽管有许多经济结构上的致命缺陷，却毫发无损地度过了1997亚洲金融危机呢？

简单来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货币汇率崩溃和热钱泡沫引发的危机。

1980s末和1990s初，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等许多亚洲国家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增长，被称为 “亚洲经济奇迹”。

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出口增长和外商投资拉动。

它们的货币汇率与对出口商有利的汇率挂钩，实行高利率和固定货币汇率（与美元挂钩）以吸引热钱。

然而，这一亚洲经济成就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由于亚洲国家的固定汇率政策，资本市场和企业都面临着外汇风险。

尽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错综复杂，争议不断，但热钱泡沫的破灭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从泰国泰铢汇率崩盘开始，随后迅速席卷东南亚和东亚，严重损害了许多东南亚国家和东亚国家的货币价值、股票市场和其他资产价格。

大量资本外流给亚洲国家货币带来贬值压力。

许多国家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之一是建立外汇储备以对冲外部冲击。

还有一些人们认为这场危机是政府干预和裙带资本主义的结果，也引发了对政府在市场中起到的作用感到担忧。

另一个来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教训之一是健全的银行体系是健康金融体系最重要的要素和透明度的重要性。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因此无法掩盖不良贷款比例高等问题，并且对于参与国际交易的银行而言，以不同货币计价的资产和负债之间需要合理均衡。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非常清晰地表明，银行业和金融业的系统性问题是早晚会发生的意外，或者说是处于等待状态将毫无征兆地爆发并迅速吞噬整个经济。

触发金融危机的一个明显且关键的先决条件是：一个脆弱的，如果不是，基本上资不抵债的银行业已经存在。

1998年，中国被评为拥有“亚洲最糟糕的银行体系”：严重缺乏专业能力和机构自主权，背负着大量隐藏的无价值资产及资产负债，这些可以说是整个经济的致命弱点。

在当时，中国的银行系统背负着大量积累的不良贷款，保守估计不良贷款高达2000亿美元，约占GDP的25%。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资产组合中不良贷款的比例从1994年底的20%到1997年底的25%（韩国1997年经济危机爆发前其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

按照国际公认的8%资本充足率标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ICBC, ABC, BOC, CCB）全部资不抵债。

截至2002年，国有银行约占储户和投资者之间所有金融中介活动的十分之九，这一比例超过了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

银行几乎完全垄断以及金融领域缺乏竞争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导致银行系统性地压低贷款价格，更不用说低效的金融中介和几乎不存在信用风险评估。

对于没有真正替代银行存款的储户来说，回报率持续降低。

那么，为什么尽管中国有诸多和韩国相似的致命金融结构性缺陷，却毫发无损地度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第一，与几乎所有其他遭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亚洲经济体不同的是，人民币不可用于资本账户交易兑换，相反，它只能用于经常账户。

人民币的部分可兑换性使得投机者极难做空人民币或对人民币进行大额杠杆押注，因为没有远期市场可供投机者用来攻击人民币。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所有人买卖外汇或外币计价的金融资产进入指定银行经营的外汇市场，无意中给了自己应对国际收支问题更大的灵活性。

这是因为外汇市场不开放任何资本项目购汇交易。

大额人民币即期交易需要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的预先批准。

需要SAFE审批和相关限制将外资参与中国股票市场转化为低水平的证券投资。

所有这一切的结合使中国更不容易受到区域金融危机的影响或外部驱动的投机攻击。

第二，在金融危机爆发前表现良好的亚洲经济体中，挂钩汇率、严厉的冲销和没有阻止流动性短期流动的资本管制的组合促进了大量外部借款，特别是不断增加的“热钱”：短期信贷。

在短时间内，这种做法不仅导致金融和企业部门过度暴露于外汇风险（参考上述的当时韩国的借贷结构错配），而且它还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和证券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令它们在私人资本流动总额中所占份额急剧下降）。

在1978年之前，中国得到的FDI微不足道，但到1999年初，外国对中国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FDI超过四分之一万亿美元，是日本、韩国二战以来累计FDI的数倍。

1997年年中，大约70%流入中国的资本是FDI形式，估计为2000亿美元，几乎是中国官方报告的对外借款水平的两倍。

FDI的期限长，偿债比率可控，因此更加稳定，并且不太容易因负面货币冲击或投资者恐慌而突然逆转方向，使中国不那么容易受到投机引发的流动性危机的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地域广阔和市场潜力也使其能够在资本账户封闭的情况下仍然获得FDI的持续流入。

第三，不像金融危机前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背负着沉重的短期债务，中国的外债不仅处于较低水平，而且大约90%的外债是中长期的（其中大部分是FDI），主要是合资企业，流动性极差，难以迅速撤回。

1996年中国短期外债仅占总债务的19.7%（对比1996年韩国银行业的短期外债占总债务的61%）。

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中国的银行和金融体系并没有大量以外币计价的外债。

相比之下，韩国几乎所有的外部风险敞口是短期外债。

因此，就中国而言，外国债权方不能每3～6个月收回一次贷款。

这种相对稳定性大大降低了立即发生银行业危机的可能性。

如果市场情绪发生变化，中国通过股票市场进行的资本化和被紧张的投资者调回国内的外国股权投资也将减少。

最后，由于中国的银行是国有的，它们的坏账就属于是政府债务，而不是私人债务。

此外，中国银行体系里的坏账是以人民币计价而非美元。

考虑到中央政府的征税能力约为发达国家的一半，作为政府预算支出的一部分，偿还政府债务的负担仍然与其他国家相当，所以这部分也仍是可控的。

这些都为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做出必要的政策调整提供了更大的喘息空间。

第四，中国自1994年以来经历了贸易和经常账户盈余。

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均衡、巨额贸易顺差和庞大的外汇储备， 减少了货币贬值或加息的压力。

199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400亿美元； 1997年增加到1110亿美元；1999年初达到约1500亿美元，规模仅次于日本。

而且，中国不存在在债务未展期时无法轻易从外汇储备中偿还的短期债务积压的压力。

在FDI流出的同时，外资存量充足，外汇储备不至于枯竭。

1998年1月--6月，虽然出口增长放缓，但进口增长下降得更多。

第五，与大多数遭受重创的亚洲经济体不同，中国未遭受严重的汇率失调。

1994年以前，外汇市场自由化采取双轨制：既有官方汇率，也有掉期汇率（即市场汇率）。

1994年1月1日，中国统一汇率，使官方汇率与现行掉期汇率保持一致，导致官方汇率贬值约50% 。

先发制人的汇率贬值后，数年里人民币实际上得到了大幅升值。

即使1997年亚洲国家货币贬值之后，仅10%的变化就可以使人民币恢复到1994年之前的贸易加权价值。

如果其他亚洲货币走低，中国的贸易竞争力将随之下降，尤其是在生产力没有同步增长的情况下。

但要注意到的是，中国的出口增长可能不会受到亚洲其他地区货币贬值的不利影响。

中国不仅出口的产品更加多样化，其劳动力成本也低于亚洲地区的平均水平。

第六，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多样性帮助它更好地抵御危机。

由于中国国内市场巨大，中国产业在当时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

中国的出口占GDP的比例低于大多数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亚洲经济体。

在较小的经济体中，企业往往过度依赖出口和/或集中在相对狭窄的行业范围内。

相比之下，中国的规模和多样性促进了高度多样化的出口结构的发展。

这使中国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同时，也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保持竞争力。

虽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没有受到贬值令中国受到广泛赞誉，但与此同时中国付出的代价却是自身国际竞争力下降和国际收支压力加大。

此外，鉴于当时的中国银行体系存在诸多缺陷，较低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成本，当亚洲其他国家从金融危机恢复后（如韩国的银行体系和金融结构在危机后得到了显著改善），就可能会导致一些FDI绕过中国，而实际上，FDI份额已从1994年的68%下降1998年的45%。

1950～1986净增人口

1987～2022 净增人口

2011～2021 出生人口

2019～2022 死亡人口

这个剧很明显三观是站在普通人的。

是同情被资本收割的普通人的，是痛恨华尔街对国家zb的收割的。

但凡同情普通人，就永远无法因为获得物质和权利而爽而狂欢，这是非常本质的区别。

走上人生巅峰也不可能爽。

第一集就是因为贫穷成为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资本的奴隶，男主心中有恨。

第五集的台词：负债那么高，那么多经济学家居然看不见，为什么最后却是普通人背？

（大概这个意思）第六集预告有一句也是。

凭什么他们财阀的错最后都要普通人背。

然后会长：商人看的是钱，谁管劳务有没有工作对立冲突在这里才对从来就不是走上人生巅峰有钱有权爽死了的爽剧。

追逐财富还是追逐公平和正义，追逐欲望还是只是想复仇。

有剧透！

重生，豪门，股市，在中国同样题材的网文已经被写烂了，远有《回到明朝当王爷》，近有《庆余年》《重生之出人头地》《绍宋》，从我初中开始到现在大学毕业，这些重生题材的小说一代代青出于蓝，已经把剧中所有的爽点和桥段演绎地毫无惊喜，主角开着金手指，利用历史大潮下的某些事件将配角玩弄于鼓掌。

在看这些小说的时候，要将蝴蝶效应的常识抛之脑后。

但体现韩剧编剧功力的有两个，第一个是强行设定的神奇的不会扰动的时间线，第二个是到最后附身结束，财阀梦醒的底，都是区别于，或者高于国内这些网文小说的一个优点吧。

中国古代小说和志异有幻术的说法，不管是青灯古庙里的落魄书生与狐妖，还是一语成谶的田螺姑娘，都是戳破则无，醒来不过是黄粱一梦罢了，而国内的这些重生文为了满足无所事事的大学生和郁郁不得志的中年男人，从来不会戳破重生的通话，所以财阀家的小儿子的结局，我以为是独一无二的好，包括给女主的最后一句祝福，我以为是全剧的升华，他不过还是尹炫优，只不过20载的梦魇让他搜寻了一切小儿子的资料，然后做了一个荒唐而自恰的梦，醒来的他还是那个高中生学历的穷人孩子，又怎能拥有财阀家小儿子拥有的一切？

完全击溃了尹炫优的人设，以及他作为主角成为平民英雄的核心。

爽文不是爽文，上价值观不是价值观。

1，在证明这两个是一个人前，必须要证明尹穿过去的陈所做的事在本世界线都打水漂，4-@的股份应该数倍于3%，老二家老三家应该比现在一败涂地，顺阳汽车不该继续属于顺阳，尹父不该失业，秘密资金也该被捐出去了。

没法解释这一切，那就是尹对陈一生的幻想，因为自己是杀人凶手的事实在梦中臆想了所有的一切。

解释成穿越也行，那就只能是平行时空，还是那句话，平行时空的陈做什么事都不影响这个时空的陈本身就很牛，他才是那个优秀到足以打破长子继承制的小孙子，他才是攻略女主的人，他才是创建奇迹的人。

现在无法解释的逻辑伤让情况变成这样：陈道俊不是尹炫优穿过去而是人家本来就那么nb你尹炫优的大脑无法想象怎么有人那么nb，一通yy强行拉低人家水平梦醒一场空你甚至是杀人凶手最低劣的屌丝文学都不这么干。

像不像底层老百姓说“皇帝一定用金榔头吧！

”像不像酸鸡说天才：“他那么年轻就有这种成就一定是作弊吧！

一定是作弊！

怎么可能有人这么优秀！

”如果编剧真的站在底层这里不会编这种剧情，抹杀了底层的真善美、穷人在获得一样的资源后能达到更高高度的可能性、甚至进一步否认资本家在那些gm中被吊路灯的事实。

（就这点都是“爽剧”，小儿子还不如文森佐，至少认真刻画了一群藏龙卧虎小市民。

md，这个剧唯一的好处就是在我等更的时候熬夜看完了文森佐。

然后我因为熬夜还🐑了，真尼玛越想越恨，编剧我祝你早日糊透！

）2，尹这个人设被弄烂透的原因还有一个，他刚醒过来还是想做财阀的狗，女主逼问他时他那么balabala一通表忠心就看出来了。

他反水报复财阀是发现自己要被灭口+爸爸如此卑微才要反水。

这种人设不是给主角的，更不是给平民主角的，是给反派底下一个小炮灰的。

平民主角可以是杀人凶手，但是在他醒来时就应该觉醒了，不会再为财阀做狗，这样一来不管陈道俊是不是他，是不是一场梦，这个人设至少立住了。

可是他不是，他醒来在知道自己已经被卸磨杀驴的情况下还死忠财阀，不仅蠢，还显得前十五集他对下属的那些和蔼可亲、对姑姑身边代表的提点都极其虚伪和无聊。

不论贫富贵贱，一颗爱人和尊重人的心都是不会变的，这才是主角。

这才是观众想看到的。

在有权有势的情况下才能对下属表现出的亲切是《安娜》里真千金送给女主的假手表，是对本剧中所有对财阀献上忠诚的打工人如河助理的最大讽刺。

3，最后一集还有一点就是，尹炫优是杀人凶手，他自己一直都知道，但是不敢承认，直到被河代理在法庭上点了和女主的愧疚心触动才正面这个愧疚。

还是那句话，主角可以是杀人凶手，但是必须有对过去的扬弃才有之后的承接，尹炫优被编剧从苦命社畜、自强打工人变成了懦弱自私的财阀走狗，无意义，无亮点。

看预告是重生然后复仇的题材，在国内禁止这类题材的审核制度下，韩国用的风生水起，我也没见到韩国人谁故意结束自己来追求重生。

只能说当初禁止这类题材的原因并不成立。

近些年韩国剧或者电影的题材很新颖，虽然仍然是套着悬疑的狗血剧，但足够吸引眼球。

真心希望国产剧也能好好的想想为什么越来越差。

PS：最后竟然是一场梦，落俗套了，白瞎了宽松的创作环境，编剧脑子有水吧！

抄都不会抄！！！

电视版的编剧留了很多开放空间给观众，无论是不是”魂穿“、“闭环”其实并不重要，很多细节也无从考证。

但改编后的立意很明显高过原著，远远不止是一部复仇“爽”剧：开了“金手指”的“导俊”完成了复仇和夺权（虽然这肯定是很多观众希望看到的）。

作为底层人士的尹贤宇，来去借助和推动政府和公众的正义力量，去完成对陈家的颠覆；通过对自我忏悔（最后时刻打开了尘封已久的从犯记忆，不再为了体面的工作和世俗眼光，放弃自己的良心，选择性的遗忘“导俊”和那段过往），才能代表社会民众的意识的真正觉醒，才能真正长久的推翻财阀制度。

编剧最终指出了残酷的现实：我们不应该指望一个开了金手指，拥有跨两代、跨阶层经验的"导俊"的个人能力和觉悟，去改变社会和企业制度。

我们每个普通民众的力量虽然是渺小的，正如尹贤宇在第一集和最后一集里表现出的种种卑微和无力，但是，这些渺小的力量汇聚到一起，是能够激发出更大的力量和改变。

一个相互制衡的制度一定比“人治”更重要、更可持续，这也是比陈养喆放弃“长子继承制”更进一步的社会进步，更是对“导俊”意志的延续和升华（导俊后期自己也意识到自己对权力的迷恋，一步步更加不择手段，如果没有女主，可能会丧失的底线）。

一部好的影视剧的意义绝不是仅仅为了收视率（虽然这部剧很神奇的做到了），去讨好观众，而是能把真正的人性观察、价值观和理念传递出去。

给每年出一部神剧的韩国影视业点赞。

在看《财阀家的小儿子》，最厉害的是演财阀陈养喆的李星民，太有光彩太有魅力了，可以说靠这个人物这部戏才成立。

虎踞狼形，阴鸷摄人，完全是一代雄图霸主的精气神。

每一场戏都极出彩，每个反应都在常规之外。

有两场戏印象很深，一个是家人以为他空难，他突然回家，众人落泪，他没有个好脸说我们家办丧事吗，开玩笑问老婆，你的脸色像见了鬼。

喜剧处理，举重若轻。

一个是他二儿子背着他跟他的宿敌合作，他知道了，对秘书说，二儿子是个生意人。

做生意挣到钱第一，顾忌父子亲朋还赚什么钱呀。

这是豺狼惜虎豹，下一秒，要弄死你还是弄死你。

非常会把控人心，对平庸的大儿子能当众给你一个耳巴子，事儿办挺了，饭桌上让大儿媳给一家之主盛汤，他说，这个一家之主是大儿子啊。

大儿子当场眼泪都要下来了——我们的戏也有很多这种封建大家长的角色，皇上或者董事长，经常写的就是霸道而虚弱，拍桌子式的震怒，吹胡子瞪眼睛，不允许丝毫忤逆，一味的强压，又非常愚蠢，让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能身居高位。

把一个复杂人物写得深刻，有虎虎之风，让人移不开眼睛，真的是万钧笔力。

每集一个多小时，如一部电影，质感也如电影。

第一集看着戴眼镜着西装的宋仲基演一个十项全能的卑微打工人，想着这不是打着男色的普通财阀片吗？

第二集男主不明不白死在异国他乡后，魂穿财阀家的小公子身上，剧情开始变得离奇并悬疑起来。

试想这群人面兽心的财阀在杀害你后，你却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魂穿的身份是众人刻意三缄其口避而不谈的小公子。

你这个十项全能自以为全方位了解这个老东家的前员工面对此境况，仅能徐徐图之，要对付杀自己的“凶手”更是难上加难。

第三集后体现重生文浓厚的爽感，靠着未卜先知，靠着地皮积累原始资金和帮父亲发展电影公司。

当然，第四集更是把男主的金手指开到——投资亚马逊，这里看得有点索然无味。

这也是韩国立志在影视剧拉踩别国以塑造本国“强大”的通病了。

宋仲基在演打工人的时候演得很自然，当演大学生时，是导演要求抿嘴kpi了吗？

一集有六七次了，而且柔光开太大，五官都模糊了。

爷孙对峙那段，小男孩居然接住老爷子的戏，比宋在新车发布会与老爷子谈心那段还好。

希望这部不会烂尾，但是就怕是“我kill我自己”的剧情。

看到第五集看不下去了，搜了搜结局感觉被喂了一口💩，弃剧，先不说结局这个我杀我自己的傻逼情节，这种古早重生打脸文放在国内小说界都是用烂了的梗，看到开头猜到结局，就这样了你复仇还不复仇得明白点，一直在打哑谜整得特别邪乎，什么财阀世家的纷争之类的，国内小说平台面临重生已经可以非常自然地接受称霸，这个主角还要留半集的时间缓冲，站在会长面前回不过神来，你这个套路早就不是第一个了，直接步入正题开始争霸才是正确的节奏。

第一集也非常拖沓，我分了三次才看下去，一堆长相相似穿的一模一样的黑衣男说谜语，扯一堆上市收购的事，很糟糕的叙事方式，一上来就给一堆人物和人名，观众根本不懂谁是谁，男主也很狗屎，重生就重生了，你要帮你爹娘就直接帮他们个体户就好了，还要收购整个财团，给自己整什么正大光明的牌匾，小孩子气，男主都活了六十岁了怎么和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样看不懂情况啊？

宋仲基的演技是一坨狗屎，只能演偶像剧，动不动就是抿嘴低头笑，瞪眼皱眉头，你的魄力呢，除了在演大学生的时候没有违和感之外感受不到重生者的那种游刃有余。

而且你这个bug实在是，预判了老爷子飞机坠机的时期，直接蒙混过关，预判了小鬼当家和泰坦尼克号，也没人怀疑，一句直觉马虎眼就过去了，这是穿越文最忌讳的东西，你得闷声发大财，而不是到处和别人暴露你“直觉”敏锐，编剧在想什么。

这部剧称不上正剧，除了商战用的术语听起来挺专业之外甚至算不上合格的爽文，更别说一坨狗屎的结局，编剧脑子被车门夹了吧

1、很多人吐槽《财阀家的小儿子》第五集，折腾半天就是为了救爸爸妈妈，没必要。

去给爸爸找个工作，给妈妈钱，去体检就可以救他们。

很多人都吐槽这个点，认为爽剧不爽了，妈妈还是死了。

我必须说，这是一部韩国电视剧，对韩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历史不了解的观众是完全没办法看懂编剧的逻辑的。

要看懂这部剧必须了解韩国98年经济危机的历史大背景：【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破产哔哩哔哩】 https://b23.tv/hI0HER0提出给钱给工作的，这些都是按照我们今天社会状态去思考的，完全不理解当时韩国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局面。

韩国当时是亚洲四小龙之首，中等发达国家，男主爸爸在大企业里做工程师妈妈开小餐馆，算小康之家了，并不是韩国很穷或者男主家很穷，97年之前根本不用接济他们。

97年索罗斯为首的美国资本开始做空泰国，然后席卷全亚洲，受伤最深的是韩国，因为韩国是以出口为主的国家，外债极高，索罗斯做空韩元，提前跟银行低利息借贷韩元然后兑换成美元，同时开始做空韩元放出舆论风声，促使全球外资一夜之间逃离韩国，韩国最终在7天内宣布破产，放开汇率，由于汇率贬值太快，导致通/货/膨/胀暴增，6成的企业破产，股票一夜之间成废纸，买个菜要几百万韩元，所以可谓是民不/聊/生，美国公司来洗/劫一番之后，韩国政府主导财阀合并，财阀们又洗/劫一番，当时老百姓排队自/杀，确实是人间：惨：象。

这种情况下，第一，道俊没办法在金融危机前给他们钱，人家也不穷不会要。

第二，给爸爸找工作在那个年代干一个工作都是干一辈子的（参照我们的父母九十年代下岗的冲突）怎么接受陌生人给你安排离开本是第一大汽车企业干了三十年的工作？

金融危机后更不可能安排了，基本没有企业能幸免于难，而且爸爸也不是简单的因为没工作，而是对自己干了三十年的工厂有信仰，才去争取利益的。

第三，给妈妈体检，九十年代体检并不普及，而且陌生人怎么带人家去体检？

妈妈前世是心梗而死，心梗这个病，要么堵塞到一定程度后做心脏搭桥，否则不算很严重的情况下都是保守治疗，保养为主，这种巨大刺激，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道俊的做法其实是当时最好的做法，收购汽车公司保留原有工人，一石三鸟，汽车公司的收购会赚大钱，同时留住爸爸的饭碗，妈妈不会受的刺激也就不会死。

2、最终妈妈炒股票一夜之间破产自/杀/死了，首先这种死法在97、98年太常见了，其实很容易引起韩国人的共鸣；第二、爷爷的做法就是操纵股价，内部交易，这种行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是犯法的，这也是为什么崔女婿拿出这个事来威胁爷爷，爷爷立刻就认怂让崔女婿竞选市长了。

很多人吐槽妈妈这样死了是活该，股市有风险不能怪爷爷，可是这个股票暴跌的逻辑就是财阀操纵股价，掏空资产宣布破产导致的血/本无/归，是个犯法迫害小股民的行为，不明白现在人慕强到不分是非，只要赚到钱都是对的好的了吗？

3、说宋仲基演大学生时期很假，大家都没有看原著，而且都是上帝视角，宋只有在学校和对陈家人的时候才装成小白兔，对老吴的时候就正常了，漫画里他有一段独白，说自己一个五十岁的大叔要装学生好痛苦，而且没办法交朋友，要装大学生快抓狂了。

道俊身边群狼环伺，而他自己也确实在背地里搞事情，肯定是要伪装起来扮猪吃老虎的，二叔不是有吐槽他大学生还那么爱撒娇讨爷爷欢喜。

装嫩这一节大家可以参考柯南装嫩其实是同感，就是五十岁的灵魂刻意要伪装。

总之，我认为《财阀家的小儿子》到目前为止是一部特别优秀的商战片，小儿子只是穿越知道未来的大方向发展，微观的过程并不了解，同时他的敌人会长爷爷是实打实的强者，所以他要斗的依然是个韩国数一数二的牛人，大方向不会投错，但跟爷爷的过招里蕴含的是智慧、胆魄以及能力，所以这部并不仅仅是男主开天眼一路买买买赚赚赚，即使借助预知未来，以道俊的水平想打败爷爷其实也是很有难度和挑战的，所以这也是我认为精彩的地方，势均力敌才是高水平的战斗。

这部剧现在在韩国有很好的反响，看论坛里说很多家里居然都是父母天天死守放送，因为九十年代那一段历史对韩国人来说太/刻/骨/铭/心太有共鸣了，我们中国人不清楚这段历史，但也不要随便吐槽人家编剧的水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