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

人性是复杂的，任何人不需要标榜自己，因为还没有遇到考验自己的时候。

妻子不想谈及，一方面不愿再次被伤害，而更多的是迫于环境的压力。

丈夫却不顾及妻子收到的伤害，反而当成了对自己男人尊严的侮辱，势必报复。

政府，不顾及民众的利益。

男人，不顾及妻子的感受。

老师，不顾及学生的感受。

人类，不顾及其他动物的利益。

上帝的旨意不过是利用宗教的强权罢了。

家庭中，孩子是弱势。

教育中，孩子是弱势。

社会中，穷人是弱势。

而当孩子长大有了强权，老人是弱势，自己的孩子又成了弱势。

尤其穷人，在家庭中的强权说一不二。

有什么不同吗，强势强权可以主宰一切，让人变成牛，人性让人变魔鬼。

众生平等才是一切的根源，只有爱超越一切偏见执念，但是有这样的理想国吗，或许有，在追求理想国的那个人的内心深处。

人间的悲剧大多是这样，你看着一件美好的可能有阳光式结局的事情逐渐走向不可挽回的失误，还不能重来，一切就此改变，再也回不去从未发生的状态，随着年岁的增长，疤痕还是在，人与人的关系骤变了好几轮，你想要去改变什么，却无论如何也修复不了所有人的记忆和悲伤，只能让苹果坏下去了，直到烂透了消失掉，不会再出现一个新的苹果了。

真羡慕新鲜的生命体，还不知道溃烂与无法挽回怎么写。

年长的人们只能在废墟之上重建生活，在有污渍的屋子里维持生命。

没有本钱没有选择的大多数人，就此了无生趣地度过一生。

“人怎么可能变成牛？

”“是慢慢变成的。

”为何伊朗人总把“BMW”念成“BMV”？

这座城镇简直是个灾难。

倘若可以，真该夷平重建。

这出戏少了你，大家就溃不成军了。

随意侮辱别人的人才是鼠辈。

我从不记别人的电话号码。

你若坚持跟他的家人说出实情，那我们的夫妻关系就到此为止！

2017-6-11 上海电影资料馆宽恕或者报复？

同情或者责难？

电影将镜头直击受害者一方，当伤害你的人并非故意，并且已经年老体弱，是选择原谅，还是在众人面前揭露他的真面目，让他为造成的伤害负责，承担也许超出他可承受的道德质问？

这部伊朗电影充满了对人性的关照，是一场沉重的道德抉择，但无论哪种选择都应该被理解，之所以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就是因为，人性复杂难解却又简单纯粹，或许在这种问题上，没有谁比谁更高明...

石头姐在《爱乐之城》的高潮段落讲了一个故事，她的姑妈“曾经大胆跳进过冬天的河水，赤着脚，纵身一跃，一头扎进塞纳河，河水太冰冷，她打了一个月的喷嚏，但她说，如果重来，她还会再跳一次。

” 冰凉、赤脚、塞纳河。

这些理想主义的意象那么激烈，每一个都冲撞着额头的血管，听了通头一颤，鼓膜嗡嗡的，好像浑身湿漉漉的，又感觉有点口干舌燥。

有人不会这么讲。

他们看见的倒是这些：脱下的鞋子靠在栏杆下头，袜子也是，围观的人吹口哨，硬着头皮扎进去，冻得两腿抽筋，喝了几口咸臭的水，爬上来脚硌得刺疼，丢了头巾，回家还拉了几天肚子。

而要是让阿斯哈•法哈蒂来讲，则可能压根不会有这个故事了，他的主人公大约是不会跳塞纳河的，他们会选择更间接的方式，比如像伊莉（《关于伊莉》）那样，站在岸上，帮扑水的人照看小孩子。

毕竟他的主人公们都不年轻了，再者，他们的牵挂太多。

时常纠结于如何才能不做一件事情，如何避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免得伤人也伤己，如何留一点余地，不把事情挑明。

如今年齿渐长，越发觉得，事情兴许会简简单单开始，却不可能痛痛快快地结束。

于是，现在的我更喜欢阿斯哈•法哈蒂的故事。

“一次”别离，是离不开的，剪不断，理还乱。

《过往》里面，几个人都忘不掉过去，过去像风筝，飘远了还想拉回来，越放越远，可总有根线牵着。

过去的日子不是抛在后头了，而是都挂在身上，在天上拽着，脚下的路越走越飘。

《烟花星期三》说的是未来，女孩下周就要踏进婚姻了，电影最后，她窝在车里，外面是放火度过祆教新年的人们，到处是爆炸、火苗，走出去，很难不引火上身。

《推销员》讲到了现在。

法哈蒂的剧本向来以精巧细腻著称，他每次讲的都不只道德困境，还有困境上空罩着的那团稀薄、迟缓而且挥之不去的乌云，这团乌云偶尔会使冲突暂时偃旗息鼓，却按不住地平线下隆隆的躁动。

气氛也因此更加微妙。

从一开始，影片就笼罩着不安。

影片第一幕，市政施工撼动了主人公楼房的地基，整栋楼摇摇欲坠，大家纷纷逃离。

接下来的段落，是《推销员之死》的戏中戏，威利的大儿子不经意发现了威利的情妇，高大的父亲形象轰然倒塌。

在阿瑟•米勒的原剧本里，这个段落让威利的大儿子失去了灯塔，人生轨迹急转直下。

看到这里，可能会以为电影会以父权的崩塌、或者某种权威的倒掉为结束，但很不幸，这部电影要说的是，即使它已经岌岌可危了，也不会有什么发生。

人们会维护它，一切都会偃旗息鼓，不同的只是人越来越老了，或者，人慢慢变成了牛。

所有人不声不响地搬出政府野蛮施工造成的危房，没有人去维权；蕾娜遭到侵犯，不选择去报警；学生在课堂上被老师公开浏览隐私，却选择忍气吞声。

人是怎么变成牛的呢？

《牛》是Gholam Hossein Saedi 的一个剧本，后来1969年的同名电影成了伊朗新浪潮赫赫有名的发轫之作。

《推销员》里尹麦德给学生放映的那个黑白电影就是《牛》。

它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哈桑有一头牛，这是全村唯一的牛，这头牛让他有一种特殊的地位，牛占据了他的整个生活。

有一次他离开村子，他不在的那段时间，牛死了，乡亲们不敢告诉他，就说牛走失了。

哈桑成了没有牛的人，仿佛失去了台柱子，他去牛棚守着，慢慢地，他开始吃草了，像牛一样叫，觉得自己变成了自己的牛。

村民不忍心，埃斯拉姆和两个村民决定把哈桑送到城里医治，一路上哈桑并不配合，终于，温和的埃斯拉姆失控了，举起鞭子抽打哈桑，喊道“快走，畜生！

”牛是哈桑的面子，虽然是个牲口，却反而圈定了他在社会里的位置，是他生活的全部意义，失去了这头牛，哈桑成了生存意义无处投射的空壳，他只好自己变成这头牛，以自我消化他的意义。

而为了帮哈桑恢复人的意识，埃斯拉姆则必须先像奴役一头牛一样驱赶和奴役他。

一个人带动另一个人进入荒谬之中，并规训他。

意识形态不断地再生产，滚动的车轮无休无止。

所有人离不开这个系统，就如同布努埃尔的《泯灭天使》讲的那个寓言那样，意识形态带给人们的精神障碍，让几乎所有人都迈不开推门出去的那一步。

据说什叶派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很喜欢这个作品。

一些顾忌，可能只是些小小的顾忌，比如面子、身段、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关系，就足以把人重新拉回到这个看起来已经异常的社会里面，顺从和惰性维持着社会，即使它已经老朽、无力，就像《一次别离》里纳德的父亲和《推销员》里施暴的老头一样。

没有反抗，甚至很少抱怨，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彼此知道该从哪里适可而止。

有选择地交谈，有选择地视而不见。

因为从它那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所予求。

因此，在这儿，有点权力的人很容易滑向恶，因为成本低廉。

恶好像只是某种失误。

巴巴克“豪爽地”把凶宅租给朋友。

出租车上的女人警惕坐在旁边的男人，很可能之前遭到过侵犯。

尹麦德突然一改之前和蔼的形象，对学生不依不饶。

大家都在说谎。

巴巴克表现得跟前租户没什么瓜葛，但看得出他们关系不一般。

邻居自称听到下楼的动静就去追凶手，没能追上，但其实凶手只是个脚底受伤、连爬楼都费劲的心脏病老头。

老头骗了家人35年，因为他的猝死，这个骗局永远没人拆穿。

推销员威利的悲剧是他不肯承认自己是个平庸的人。

可话说回来，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就不是悲剧吗？

亚里士多德说，真正的悲剧是一个人没有特别地做好事，也没有特别地做坏事。

电影里，《推销员之死》成了人们释放情绪的管道。

在戏里，他们的腰更直，可以哭，可以大声承认“他们把我当作空气，我一无是处，一无是处”。

可以冲巴巴克拍桌子发怒。

甚至可以哀悼，哀悼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

推销员威利已经死了，但是男女主角还活着。

片尾，他们在卸妆，把老年威利的皱纹擦掉，也许最悲哀的是，两个人这时候还年轻。

还有一个一个日子在前头等着。

铺妆。

补妆。

卸妆。

生活永不止息。

要补充一句，《推销员》打破了伊朗的首周周末票房纪录。

一定有人问，这样一部电影是如何通过审查而且在国内公映的。

就阿巴斯的标准看，这恰好证明《推销员》的艺术成就：“如果审查官不知道哪些东西应该被剪掉，那就说明这部电影是一部好电影。

如果一部电影被审查官剪掉了一部分，那它本来就应该剪掉，因为审查官居然看懂了！

” 似乎一谈到伊朗电影，就必须谈谈电影审查。

伊朗的电影审查向以严格著称。

纳帕西就曾经说：“在伊朗，我们的精力和时间有80%用在与官方谈判，获得批准，20%用在拍电影上。

” 于是总有人认为脱下镣铐，会比戴着镣铐跳舞更好看些。

其实真的未必。

东欧剧变后，东欧各国电影迅速衰落，一个原因是经济结构的突然转变，资金不足，再一个就是电影审查的屏障被攻破了，没了配额制和统购统销，又有国外竞争，国产片无法收回成本。

伊朗的优势在于，自从两伊战争后期以来，当局一直支持本土的电影创作，对外国电影引入有严格的限制，缺乏外部竞争，这给伊朗的本土创作提供了避风港，电影作者可以避开好莱坞的影响，拍出自己的特色。

伊朗电影所以在国际上屡有斩获，一是其质量高，自成一体，再者是官方的力量不可小视，有“法拉比基金会”扶持青年电影人，为导演提供资金，国家有专门的机构帮着选送国际影展，打通电影节的关节。

伊朗的电影审查一共有四个步骤，前期如果剧本和卡司通过了审查，整个拍片和制作过程审查机构是不会干涉的，制作完成后，剪辑后的样片送审，审查机构决定是通过、删减还是禁映。

伊朗文化的特点本就是委婉，很少单刀直入，先是寒暄，恭维，慢慢再切入正题。

在应付审查上，电影导演也有自己的技巧，比如应付前期审查的阴阳剧本，对于后期审查，则故意在样片中剪进几个审查官能轻易发现的违禁镜头，好让其他更隐晦的段落暗渡陈仓。

当然，像纳帕西那样存心与审查制度硬碰硬的拼命三郎就要另说了。

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禁令，比如留胡子的男人不能扮演反面角色，不能有过于欢快的音乐，男女不能有肢体接触，电影里男人跟女人见面，为了避免握手，两人中肯定会有一个手上提着东西。

儿童电影可以规避很多伦理方面的审查，而且能得到“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的支持，所以不少导演选择拍摄儿童片。

少有外来资本的介入，伊朗电影发展出了自己的文法，非职业演员、实景拍摄、自然光、现场录音、长镜头、开放式结尾，是大部分伊朗电影的共同特点。

伊朗电影大都是小成本制作，像《一次别离》只花了30万美元。

在这个体系里，不少导演游刃有余，受它的约束，也得到它给的便利。

阿巴斯就认为，没有限制，就没有中东的生活，伊斯兰革命之前那四年，伊朗电影人没有拍出多少作品。

“没有人会利用这段时间，因为所有人都在等待，每个人都想找到自己的限制是什么。

我不想借此说明限制是好的，或者说限制应当存在，但是它伴随着我们成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的内心世界。

不仅仅是我的专业，在所有领域里都是如此：限制让人们更有创造力。

” 伊朗有句谚语：果实丰硕的树都是弯曲的。

也许这句谚语不只有一层意思。

已刊2017.03.06“虹膜”公号

宽容的本质与价值显然，《推销员》（فروشنده 2016）这部电影是讲“宽容”这个主题的。

“宽容”是当今世界普受关注的伦理问题之一，因而本片备受国际电影节的青睐是情理之中的事。

“宽容”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如何解读，我想有两项内容都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它本质，二是它的价值。

前者关乎宽容行为的主体和动机，即宽容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的不宽容，其背后的根本动因是不安全社会环境及其造成的心理恐惧；后者是表明践行这一伦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那么，上述二个方面内容在本片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宽容的本质。

男主角伊玛德是个中学教师，本是个心地善良之人。

当大楼要倒塌时，他关照哭泣的小孩和卧病在床的病人；看到前任租客是个带着孩子的单亲母亲时，他便动了恻隐之心，在是否要清空前租客占用的房间问题上，他态度明显不比妻子强硬，在晚上下雨时，他还主动照顾那些被清出的东西。

他也是个大度、能站在别人角度替别人着想之人。

当他被拼车的女乘客侮慢时，他不仅不以为意，还为这位侮慢之人的不当行为找寻正当的理由。

他并不是那种道德感非常强的人，他的道德底线是显然高于那个图书管理员的，否则他也不会将别人认为不适合孩子看的书捐给学校图书馆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妻子拉娜被歹徒袭击又不打算报警后，他应当会遵从妻子的意愿的，但为什么结果变成了他强烈要求妻子和他一起去报警呢？

原因在于他受到了他人的影响。

一次是他到车库挪歹徒车时，碰到一位女邻居，强烈建议他报警；一次是他打扫楼道时，另一位女邻居再次要求他报警。

于是他在妻子意愿和邻居态度之间变得极度烦躁，他感到不对歹徒做点什么都无法跟邻居们交待。

此外，他朋友们对事件的态度也他决定采取报复行动的重要因素。

显然他的不宽容态度并非来自他本性，而是社会不宽容的结果。

当然，从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并不是所有邻居都赞成报警的，比如其中一位要求报警的女邻居的丈夫就赞成拉娜不报警的做法，这又如何解释呢？

其实这只是表明男女对解决同样问题的态度稍有不同而已。

这位不主张报警的男邻居只是不想让公权力介入而导致事件复杂化且造成当事人二次伤害而已，但他是主张私力救济的。

所以，我们仍可以说，不宽容的态度是普遍的，但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女性安全感弱于男性是他们解决问题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基于安全问题的担忧、消除潜在威胁所带来的恐惧可能是造成社会不宽容的心理根源。

宽容与痛苦总量的减少。

对于受到袭击的女主拉娜来说，她遭受痛苦是肯定的，也只有她才最有资格谈宽容问题，她丈夫的痛苦是间接的，更多是社会的态度给他造成的耻辱感。

整体来看，她主张宽容不主张报复的态度是对的，因为不宽容带来的只是痛苦量的增加，不仅对她自己，也对丈夫、歹徒一家人而言。

事情发生后，她不报警虽可免受二次心理伤害，但心理阴影是存在的，比如不敢独自上厕所独自呆在家里，所以她首先想要的是重新租房子离开这个伤心地，然而，她丈夫为了抓歹徒对她的这一意愿并不作出积极反应，所以，她谴责丈夫“不干正事”。

在她这里，当务之急的“正事”是消除心理恐惧，而不是不放手已无可改变之事。

丈夫的不宽容不仅没减少她的痛苦，也使他自己终日痛苦不堪。

她知道丈夫的痛苦还在于邻居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这就很难让她有隐私可言，所以，逃离是保护隐私的最好办法。

丈夫誓要找到歹徒，这让他心情不佳，不仅开车差点出事，他也迁怒到别人，影响到演出的正常进行。

就算房东巴巴克跟前任租客关系暧昧，那也不是你无端指责的理由。

当她丈夫找到肇事者，他想报复，但被她阻止，这使无辜之人免受了不必要的伤害。

虽然她丈夫仍要惩罚肇事者，但一巴掌的结果也并没有让他余气尽消，反而更增加了他的痛苦吧，不知道这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心理，但至少可表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虽然，宽容侵害者，有基于宗教信仰的因素，但阻止更多人知道此事是保护隐私的必要措施，显然，她的行为宽容了别人也保护了自己。

宽容与心之自由。

除了减少痛苦外，宽容价值还在于“心之自由”。

报复之心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它不可能带来心之自由。

正如在剧中剧中，拉娜所说的： “我们不再欠别人任何东西，我们终于自由了”，减少“亏欠感”是使我们获得心之自由的重要途径。

然而，伊玛德最后对肇事者的那一巴掌，不仅没有让他释然，反而使肇事者心脏病复发，无论肇事者最终是否死亡，他们都会感到有愧于他的家人，所以，拉娜非常无奈，她只能通过剧中剧来告白：“我已不再哭泣，你为何还要那样做？

”（文/石板栽花 2017年2月18日星期六）Ps.感谢@塔拉Tala翻译的本片中文字幕！

1.在一开始设置一个待解的谜团《美丽城》中男孩杀人之谜；《烟花星期三》中夫妇婚姻破碎之谜；《关于伊丽》中伊丽失踪之谜；《一次别离》中女佣摔倒流产之谜；《过往》中另一女人如何成为植物人之谜；以及《推销员》中妻子在浴室发生何事之谜。

2.设置某个人物来展示故事要么是一个外来者“闯入”中产阶级家庭，放大那些被日常生活所阻滞的裂缝；要么是故事中的一份子，在参与叙事的同事，将故事呈示给观众。

《烟花星期三》中那位即将迈入结婚的女孩闯入一个有婚外情的家庭，正是在她的视角下这一秘密不断地被暴露出来，同时作为联系两个女人间的纽带她也参与进叙事，影响故事的发展。

而在《美丽城》中那个男孩就是去破解朋友杀人真相的第三者，不断地将过往发生的事件挖掘出来，同时也参与进叙事（爱上姐姐和被老妇人收归）。

同样在《一次别离》中，女佣作为这个面临离婚危机的家庭的介入者，不仅以其视角展开了一个破碎家庭的内部空间，同时她也被卷进这此危机之中（如没照顾好老人、被推流产等等）；在《过往》中就更加明显，这部电影几乎就是从前夫这一第三者的视角展开的：他闯进了前妻的家庭之中，将过往不为人知的真相一层层抽丝剥茧般地揭露出来。

在《推销员》中，通过丈夫这一角色的一系列举动将整个事件暴露出来。

3.通过人物的两难抉择推进故事发展和人物刻画人物的两难处境是法哈蒂发展故事、塑造人物的一贯手法。

这种两难处境不外乎内因：对自己有利，如说谎或外因：宗教或道德束缚。

两难处境有两种作用：在人物作出抉择前，通过其心理动机刻画人物形象，在人物作出抉择后，推进故事继续发展。

这也难怪乎法哈蒂的电影不仅剧本优秀，演员也能获得较高的赞誉，像《推销员》在嘎纳电影节一举拿得最佳剧本和最佳男演员不是没有原因的。

最明显的是在《美丽城》中，每一人物都被两难的处境所包围：男孩最后面临的抉择是在放弃救赎朋友、向他的姐姐示爱和救出朋友、放弃他的姐姐、娶弱智女为妻之间摇摆；被杀者的父亲所陷的两难境地是宗教的良心发现和为儿子的死复仇；那位母亲的两难在于被杀者并不是她真正的儿子，而她规劝丈夫饶恕罪人的目的仅仅是让自己那弱智的女儿嫁给小伙子；还有杀人者的姐姐，即便她也爱着那位前来宽恕救赎的男孩，但她同时也希望弟弟能获救，于是最后只能以谎言伤害男孩。

可以看出，每一个人物都在自我利益与外在的道德或宗教舒服中摇摆，而效果是明显的：抉择之前的犹豫有利于人物心理的刻画，而抉择之后则是故事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

4.故事结尾永远暧昧不明法哈蒂电影故事魅力在过程而不在结尾，人物即便在不断地寻找真相、破解谜题的过程中，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暧昧不明的。

比如《推销员》中，即便丈夫一直在寻找妻子在浴室的遭遇，结尾也依然没有告知观众具体的真相。

但通过这一寻找的过程，所有观众都受到了心灵上的冲击，宛若一次人性的洗礼，5.宛若一幅拼图游戏由于受到戏剧教育的影响，法哈蒂几乎是完全基于戏剧的角度创作他的电影，所以关于人物的真实性必然与现实有所偏差。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一次别离》中小女孩的角色，许多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从她的口中说出，这在现实中其实不可置信，但在电影中却可成立，这是戏剧的手法。

电影的真实性不必去联系现实，在自我构建的体系、结构中它可以自我生存。

如果引申一下的话，法哈蒂电影中的角色就好比是拼图游戏中的小拼块，每一个人物都是有用的，正如要完成一块完整的拼图缺任何一小块都不可，而人物一次次陷于两难的境地就是一次次调整拼块的过程，也就是逐渐接近最后完整图像（真相）的过程。

如果你看过法哈蒂的前几部作品，就应该知道这位伊朗导演最擅长表现的就是道德困境，特别是两性关系中的道德困境，不过相比于让全世界开始认识他的前作《一次别离》，这部《推销员》则编排出了更强烈的戏剧冲突，而且着眼点除了道德困境之外，更加入了夫妻双方或是两性之间思考方式的探讨，那或许是一种永远都难以相互理解的无奈。

由于全片贯穿了那部经典话剧、后来达斯汀·霍夫曼也演过电影的作品《推销员之死》，而且片名《推销员》也由此而来，所以很多人会把这部电影看作是“戏中戏”，其实看过之后你会发现这种联系是比较牵强的，我倒不觉得法哈蒂试图在营造一种“戏中戏”的氛围，更多的或许是一种致敬：《推销员之死》是理想的灰飞烟灭，而《推销员》则是现实的分崩离析。

相比之下，我更关注片中的人物内心，特别是男主角伊马德，看过之后，关于这个角色我和朋友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因为我们对于伊马德的看法简直是南辕北辙，在朋友看来他是一个“绝世好男人”，而我却觉得他是一个充满了大男子主义、完全没有同理心也不懂换位思考的“渣男”。

（是的，渣男的定义可不仅是PUA和出轨）。

朋友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在乱世之下可以临危不乱处理危机，即不用在司法的官僚下委曲求全，又可以绕过道德桎梏完成复仇的普通人才是珍贵品种。

” 在他眼中伊马德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坏事发生后他迅速制定了解决方案，在妻子拒绝报警后，他又开始了独立的复仇之旅，最终让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我眼中的伊马德却完全是另一幅面孔，在坏事发生之后，他第一时间根本不是去关心妻子，而只是想要去复仇，而复仇的动机多半来自于受伤的自尊。

对于身体和心灵受到双重打击的妻子，伊马德并没有想要给予安慰，而是说出了“如果你没了我自己怎么办？

” 看到了吧，他其实最担心的永远是自己，担心自己的面子挂不住，担心自己孤单一个人没人照顾。

这还没完，在妻子请求他请假留下来陪自己，伊马德甚至连想都没想就果断地拒绝了；在妻子的角色被别人替换后，他根本没有去想妻子是不是还想继续演，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你现在这样怎么演？

想演和导演说去。

” 看到了吧，他根本就不关心妻子的内心受到了怎样的伤害，更不关心此刻她最需要的是什么，只顾沉迷在自己所谓的“痛苦”之中，而这个痛苦并非真的为了妻子痛苦，而是为了自己那点大男子主义的自尊。

至于朋友说的“复仇”，我觉得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在伊马德眼中一切都是非黑即白的，那个颤颤巍巍来帮助他的老头，就只剩下“闯入浴室造成妻子受伤的嫖客”这一重身份，他在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真相的情况下，就对这样的一个人处以私刑，甚至要让他身败名裂。

另外，还有一个情节也佐证了这一点，对于那个用手机拍视频的学生，伊马德完全不顾及对方的隐私，查看过之后还要请家长来看手机里的内容。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啊？

从这两件事就不难看出，男主就是一个会因为一件事把别人一棒子打死的人，他非但不是朋友所说的“绕开道德桎梏完成复仇的普通人”，而是一个极度专断霸道、缺乏同理心和换位思考、典型男权社会的代表。

而且理性分析来看，老头说的话大概率是真的，但伊马德根本听不进去，他甚至把最有发言权的妻子晾在一边，不允许她参与这次“审判”，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

如果不是最后突发意外，天知道伊马德会做出什么来，而且他之所以收手，除了妻子警告他如果这样做就过不下去了，还有就是考虑到了老头的身体状况，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狠狠给了对方一个巴掌，这是不是导致老头后来在楼道里晕倒的原因呢？

老头最后有没有救过来呢？

所以，究竟真相是什么也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伊马德和妻子的关系，是如何一步步被这件事改变，或者说他们的关系被这起意外逼着现出了原形。

妻子在这起意外中受的伤还没有痊愈，便又在丈夫那里受到了二次伤害，而这个伤害或许比那次意外更为致命，因为那是一种对于夫妻关系的绝望，她也因此看清了这个男人的自私与独断。

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不是吗？

话剧《推销员之死》，中途停演。

女主演蕾拉情绪失控，无法演出。

因为观众席的一双眼睛，像那个伤害她的男人！

此刻，她，崩溃。

她，抱头痛哭。

她，渴望一个拥抱。

坐在对面的男主演，她的丈夫，却生气地问：“你不是说没看到他的样子吗？

”-《推销员》 这是第8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得主，伊朗电影《推销员》的片段。

故事开头，尹麦德和蕾拉的住所险些倒塌，所有邻居都跑下楼，尹麦德第一反应是拉上妻子蕾拉一起冲出去。

她的妻子，在黑色头巾下，闪亮出一双美丽深邃的大眼睛。

尹麦德是学校的一名文学老师。

晚上，同时夫妻两人共同在话剧《推销员之死》里担任男女主演，感情深厚。

电影，就在现实生活和《推销员之死》的话剧角色中不断切换，主人公的命运与话剧中情感更迭纠缠。

某日，两人所住的房子成为了危楼，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无奈之下，尹麦德和蕾拉只得临时找了另一个住所，匆匆入住。

然而，他们不知道前房客是个妓女。

搬来不久，一位前房客的客人误入房间，恰巧蕾拉正在洗澡，于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打破了婚姻的宁静。

一、她渴望拥抱，他想要报复 女主蕾拉无疑是意外中最大的受害者。

她必定是拼命抵抗，自己伤了头部，也伤了对方的脚。

从医院回到家里，她不让丈夫尹麦德关卧室门，再三表示她害怕。

她想要他陪她，她以为他可以依靠，她倾诉所有痛苦，她低头哭泣，她懊悔，她自责，她内疚，她恐惧，她……无数的情绪，渴望有人懂得。

渴望一个拥抱，抚摸着她的头，或轻拍她的背，男人在耳边呢喃：“不怕，我在这。

是我回来晚了。

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

”她受到的伤害，不只身体，内心的恐惧使她退化成一个婴儿，她内心对爱充满更大渴望，渴望无条件的接纳。

就像孩子，在生病的时候，格外撒娇，格外任性，也格外委屈。

多希望心疼她的人，是她深爱的丈夫。

蕾拉说：“我不想一个人留在家里。

” 她要求，坐在车里等他，在他上课的时候。

她问他可否别去上课。

她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

丈夫尹麦德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尹麦德说：“怎么办？

我可以给你买张票，让你去你父母那待几天，怎么样？

” 蕾拉：“让我这样去看他们？

” 尹麦德：“我今天决定了。

要么我们去警察局控诉，要么你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 蕾拉：“好，那我们忘了这件事，但是从今天起找一个新的房子。

” 尹麦德：“但是在那之前你要试着改变这种现状。

” 尹麦德说的好轻松，谁的记忆又自带橡皮擦？

看到这，我分外心疼这个女人。

其实，蕾拉很勇敢。

她一再袒露内心感受，对他的深爱在话剧《推销员之死》的一幕中，使她再次泪奔，对着话剧里男主的遗体倾诉她的深爱。

她多渴望，渴望他的爱。

想起前段时间湘潭一位年轻的妈妈因产后抑郁症带着两个孩子跳楼的巨大悲剧。

谁能理解抑郁症母亲的痛苦，谁又能理解蕾拉痛苦？

作为最亲密的爱人，男人，你在做什么？

愤怒的尹麦德在妻子受到伤害之后，一心想找出罪魁祸首。

作为男人，他怒火中烧，在伊朗文化中的性压抑，邻居同事舆论的评价，把他的敏感和愤怒不断强化。

他，无疑也是这次意外的受害者之一。

他，作为男人，有特殊的自尊，也有没有保护好自己妻子的深深自责。

从女性的视角，我无法言说这份复杂的情绪。

总之，他用行动解决事情，他的方式就是找出凶手，复仇，狠狠地惩罚他。

他很聪明，从种种迹象推断，竟然真的找到了罪魁祸首巴巴克。

可他，竟是一个连爬楼梯都气喘吁吁的老头子。

他无法大打出手，但他要惩罚巴巴克，要以同样的方式报复他，回击他，以伤害回应伤害，逼他在家人面前彻底地坦白自己的罪恶，最终然而酿成了不可逆转的惨痛后果。

我想，每个人都有无法示人的阴暗面，那种见光死的恐惧，终究要了巴巴克的命。

蕾拉用感性摆脱痛苦，渴求呵护。

尹麦德看似理性解决问题，也在宣泄愤怒。

孰是孰非已不重要，横在两人之间的沟壑愈来愈深。

二、他的眼里，是他的世界 在外人眼里，他是一个95分的好男人，中产阶级，高大英俊，老师，又是一位话剧演员。

房屋要倒塌的时候，让人把妻子带到安全的地方，只身去帮助邻居背瘫痪的儿子下楼，有责任感，有爱心。

婚姻也有75分。

从医院回来，他给妻子蕾拉喂汤，陪蕾拉去老房子洗澡。

蕾拉是勤劳美丽的妻子，优秀的演员，一个人把房子打扫得一尘不染，深爱自己丈夫的女人。

其实无法战胜自己，他的眼里终究只有他的世界。

在蕾拉说，继续说，不断倾诉，再继续，我真的没法和你过了。

他置若罔闻，他一意孤行。

我问你，尹麦德还爱蕾拉吗？

我想，还是爱的。

或许贫贱的生活里，可以相濡以沫，他可以把最后一片面包留给她吃。

然而，一场意外中，他却无力跨越自己的心魔，去抚慰她的看不到的伤痕。

话剧《推销员之死》的男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现实的巨大落差，带着遗憾选择自杀。

事实上，女主并不在意那么多钱，逼自己走向绝境的是他自己。

现实里，尹麦德同样执着自己的方式，把婚姻推上悬崖。

他在自己的情绪里兜兜转转，无法走近她的心。

是的，越来越远。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寻求泄愤。

日子漫长，当意外闯进生活的时候，我们又能否不会走远？

三、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是对你好？

在意外发生之后，蕾拉渴望尽快摆脱阴影，她渴望有人陪，哪怕是个孩子。

把同事的孩子带回家的时候，小天使带来了生机。

他同意一切过去了，气氛慢慢轻松了，他充满童趣地模仿着海绵宝宝。

但是，当得知是用凶手留下的钱买的晚餐，他吃不下，气氛瞬间凝重，坠入重复的剧情。

他挥之不去。

他刨根问底。

他介意。

他很介意。

他戳中了她的心。

他，在伤口撒盐。

此刻，真正懂得对她好的男人，该是把伤害减小在减小…… 驾驭自己情绪,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安抚不好自己，哪有余力安抚别人。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真正对她好的男人。

But，how？

没人回答怎样才是好。

所以，有人说，女人要zuo。

婚前可劲作，男人在压力和不舒服的情绪下，负面情绪蔓延的时候，仍然愿意拥抱，愿意接纳，愿意心疼她，关心她，爱她，才是最适合的男人。

想必，在婚后的冲突和意外中，男人也会把她的感受，放在心上。

我想起了我老师推荐的一部瑞典电影《游客》。

阿尔卑斯山滑雪佳地，一瑞典家庭在就餐时意外遇到了雪崩，游客们四处逃窜，母亲艾芭叫喊着她的丈夫托马斯的名字，试图保护他们的孩子。

没想到的是，托马斯却在慌乱之下抛妻弃子，自顾自地逃命去了。

尽管最终躲过了雪崩，妻子始终无法理解和释怀，婚姻关系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亲密关系，是一个复杂又有趣的课题。

女人要学会读懂《游客》里托马斯恐惧和内疚，男人要学会读懂《推销员》蕾拉受伤后对关系的渴望与矛盾。

至关重要地是，让自己强大到安抚好情绪，放下内心防卫，去真正地感受对方灵魂的渴望。

否则，意外来临时，我们只会渐行渐远……

法哈蒂的独到之处在于对道德困境的诠释。

正如同《一次别离》最终结束在《古兰经》一样，这部电影最终居然结束在了“宽容”。

但我倒觉得法哈蒂并不是想探讨“宽容”，而是想展示伊斯兰社会的一种独特性。

不论是《一次别离》还是《推销员》，这些事如果发生在非伊斯兰国家，都有非常流程化的解决方式，但正是这些生活中极其微小、不值一提的故事，在伊朗却能以小见大，让我们看到一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推销员》的女主面对着“可怜”的老头，对丈夫说“如果你告诉他们，我们就离婚”，正如同《一次别离》的那个女人面对《古兰经》几经崩溃，这两件事都是伊斯兰世界独有的，甚至是令人不解的。

女主全片都处于一种空前的自我矛盾之中，她一方面身体非常诚实地害怕一个人呆在家，一方面因为社会压力而不愿意报警，但正是这样脆弱、胆小的她，面对罪犯，居然表现出了不可理喻的同情。

这种“善良”几乎是个贬义词，因为正是这种隐忍和所谓的“善良”，纵容了犯罪行为。

男性用女性的贞操，不仅抑制住了女性肉体上的自由，更抑制住了她们精神上的自由，即使是为自己维权，她都要面对一座自己无法跨越的高山。

老头那种看似“直击心灵“的“忏悔”，大概就像吸毒的人流着泪说自己再也不吸了一样吧。

但是老头的行为并不重要，如此一般的罪犯比比皆是。

但这个罪犯最终居然能得到两个当事人的谅解，甚至是同情，这就是伊朗的可笑了。

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宗教、道德、社会的多重压力之下，无法简单地去解决一件并不复杂的事。

即使是非常西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伊朗的先锋艺术家，在大学讲课、在舞台演出，但面对生活，他们依然困于其中。

这大概就是法哈蒂所要展示的伊朗社会吧。

这个社会有看似生机勃勃的一面，甚至伊朗在中东给人的好感程度远远高于阿拉伯世界，但那只是一具好看的皮囊，真正扎根于人心的意识形态、宗教束缚、社会制约，非一朝一夕所能挣脱。

伊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此宏大的一个内核，居然能用一件非常日常的故事来讲述，不得不服法哈蒂！

这片子能得奥斯卡的原因之一，大概是评委觉得，如此奇葩的价值观，有必要名垂影史，让后辈们知道，人类曾经如此愚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