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参政论者

1913年6月8日，妇女参政论者埃米莉·怀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 冲进埃普索姆德比赛马比赛的赛道，拽住乔治五世的缰绳，被正在全速奔跑的赛马撞翻，四天后死亡。

此事一出，举世哗然。

英国女权运动影响力最大的领袖之一，埃米琳·潘科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称她是“我们当中最勇敢的战士之一。

”这起蓄意的公众事件是对1906年自由党重新上台执政以及首相阿斯奎斯的傲慢态度的回应，在国际社会上博得了足够多的关注。

埃米莉·怀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 英国的女权运动，最早可追溯到布尔战争时埃米莉·霍布豪斯（Emily Hobhouse)创立的“南非妇女儿童救难基金会”，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民间女性对国内政坛产生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

霍布豪斯在南非与总督米尔纳周旋、在国内与劳合·乔治发表反战演说，她甚至还在南非结识了当时是个律师的莫罕达斯·甘地，并为后者的非暴力信条深深折服。

不过，论及英国史上最伟大的女权领袖，潘科赫斯特家族是一座绕不开的大山。

潘科赫斯特一家：埃米琳·潘科赫斯特（左）、克里斯特布尔·潘科赫斯特（中）、西尔维娅·潘科赫斯特（右）作为家族的领袖和核心人物，埃米琳·潘科赫斯特1858年在曼彻斯特出生，40岁那年成为寡妇。

她的丈夫去世后，潘科赫斯特发觉自己突然要孤身面对还不完的债款还有嗷嗷待哺的四个孩子，她靠在曼彻斯特某工人社区作生死登记员谋生，而这份工作使她接触到了许多可怜的妇女，这在她的脑海中埋下了平权的种子。

她在后来的自传中写道：“我开始思考为妇女争取投票权，这不仅是权利，更是迫切需要。

”1903年埃米琳创立了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并规定只有妇女才能获准入会。

埃米琳·潘科赫斯特有两个同样使当局烦恼的女儿，大女儿克里斯特布尔·潘科赫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一直是母亲的忠诚盟友，她的气质同母亲一般高雅，并策划了WSPU的一系列暴力活动。

妹妹西尔维娅·潘科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在政见上则与姐姐和母亲很不合，她不仅反感母亲的暴力行动，还在后来的一战中彻底与母亲决裂。

潘科赫斯特家族在公开场合通常身着WSPU主题颜色的服装：绿色、紫色和白色混杂的裙子，这几种颜色分别代表了纯洁、希望与尊严——妇女联盟的美好理想。

战前，规模更大的妇女权益团体——比如，夏洛特·德斯帕德（有意思的是，这位反战者、社会主义者和妇女参政论者同时也是一战前期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姐姐）支持的名为“ILP”的左翼独立工党——通过更大规模地参与英国政治运动为妇女争取了更大的长期效益，但热衷于激进暴动的潘科赫斯特一家拒绝与其合作，主要原因是WSPU不支持任何党派的男性议会候选人。

为了与之分庭抗礼，德斯帕德在1907年9月组成了“妇女自由联盟”，并于次年在全国发展了53个支部。

仅仅到目前为止，女权运动和欧洲的和平事业看起来都过于顺利。

西尔维娅1906年与独立工党的领袖詹姆斯·基尔·哈迪（James Keir Hardie）坠入爱河。

此前，哈迪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出席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他目睹了俄国与日本代表的拥抱，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此时日俄战争激战正酣。

后来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哈迪在法国人让·饶勒斯的支持下提议，一旦全面战争爆发，所有国家的工人们应立即宣布罢工。

第二国际拥有超过30个会员国，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欧洲各地的工人都会涌上街头举行游行。

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一直是议会第一大党，其党员中的女性占比之大曾令基尔·哈迪咋舌。

在美国，乘“红色特快”列车进行巡回演说的尤金·V.德布斯赢得了90万张选票。

下一次全面战争貌似离世界还很远，让·饶勒斯口中“自由地散步、歌唱与展开沉思”的乌托邦看起来触手可及。

詹姆斯·基尔·哈迪（James Keir Hardie）当1914年的初夏降临，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俄国无政府主义和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狂热追随者——扣下了手枪扳机，打中了斐迪南大公的颈动脉。

他没能预见的是，他也打中了欧洲由爱德华七世小心翼翼维持的外交平衡。

和平主义者嗅到了空气中令人不安的味道，他们做出了开战前最后一次挣扎。

布鲁塞尔的“民众之家”迎来了哈迪、饶勒斯、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同志。

7月28日奥匈帝国宣战当晚，饶勒斯在愤怒的比利时工人面前挽着德国社民党主席胡戈·哈泽（Hugo Haase）的胳膊怒吼，七千多名民众涌向街头，他们高唱《国际歌》，“向战争开战！

”的口号回荡在布鲁塞尔的大街小巷。

他们没能阻止战争。

德皇七月底正式宣战，同日法国下达动员令，尼古拉二世也已经下达战争动员……和平主义的泡沫破灭了，引用几段历史学家芭芭拉·图奇曼对开战前夕几乎是涌动的狂热情绪的描写：在比利时，阿尔贝国王发表过斗志昂扬的演说后，“街头巷尾热情高涨，如痴似狂。

一向为人瞧不起的军队现在成了英雄。

人们高呼：打到德国佬！

处死杀人犯！

比利时独立万岁！

”；在巴黎，林荫大道上行进的志愿军纷纷打出自己的横幅“卢森堡人绝不做德国人！

”“罗马尼亚忠于自己的拉丁裔母亲！

”“意大利的自由是法国人的鲜血换来的！

”“西班牙和法国亲如姊妹！

”“英国人愿为法兰西而战！

”“希腊人热爱法兰西！

”“巴黎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斯拉夫民族和法兰西站在一起！

”“拉丁美洲人誓死捍卫拉丁美洲文化的母亲！

”“阿尔萨斯人打回老家去！

”；在柏林，帝国国会议员们齐聚一堂，德皇站在首相边“提高嗓门宣布：从今日起，我不承认党派，只承认德国人！

然后要求各党派领袖，如果同意他的意见，就上前握他的手。

……所有领袖都从命不误，与此同时，在场的其他人爆发出一阵欣喜若狂的欢呼声。

”

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基尔·哈迪仍然没有放弃，他在周末的反战集会上吼道：“你们与德国人无冤无仇！

德国工人与他们的法国同志也无冤无仇……有人告诉我说，是国际条约让我们不得不宣战。

条约又是谁起草的？

条约里根本没有人民的意见！

”他可能要失望了。

前几周还宣称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的德国社民党作了表率：111位参与战争贷款投票的社民党代表中仅有14人投了反对票；法国当局原本还在担心反战者掀起的和平主义运动会威胁预备役人员质量，结果只有1.5%的人没有出现，法国政府起草的颠覆分子名单上有80%都进了部队服役；在另一场哈迪参与的集会上，人数远比反战者多的人群高唱《不列颠万岁》，最终集会被迫解散。

向战争低头的不止他们。

开战后不久，埃米琳·潘科赫斯特和克里斯特布尔·潘科赫斯特在政治态度上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她们仍然呼吁妇女平权，却也在号召年轻人走向战场。

埃米琳向WSPU下令：终止一切活动；新一期的《妇女参政论者》取消发行；潘科赫斯特母女甚至开始发行军国主义杂志《不列颠尼亚》。

她们的种种有利于战局的行为博得了当局的青睐，最终还拨专款给她们用以组织活动。

就是在这时，仍在积极反战的西尔维娅彻底与母亲和姐姐切断了联络。

在听过一次母亲为战争造势的演讲后，西尔维娅沮丧地写道“我心情悲痛地听着她的讲话，然后下定决心，一定要加紧为和平事业著书立言。

”她用行动印证了她的许诺：超过一百名英国妇女在西尔维娅的组织下向德奥两国的妇女寄出联名信，信中提到“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曾将我们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痛苦过去……我们必须一起推动和平的到来……在这令人悲痛的时刻，我们就是你的姐妹。

”欧洲不乏像西尔维娅和哈迪一样不忘初心的和平主义者：饶勒斯险些被沙文主义者砸死；罗莎·卢森堡在国内不停地组织和平集会；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为玛格丽特·霍布豪斯写了代笔信《我要上诉》，控诉战争的无理和愚蠢；埃米莉·霍布豪斯参加了1916年在瑞士召开的民间和平会议，她甚至孤身会见了德国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贾高，幻想着自己在布尔战争时的胜利能够重现；艾丽丝·惠尔登被污蔑锒铛入狱后呼出绝唱：“世界就是我的国。

”沙俄的临时政府被推翻后，欢欣鼓舞的伯特兰·罗素写道：“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这个国家正有一千多人身陷囹圄……如今，那些在世界一片黑暗之时被迫开始战斗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黑暗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获得的新的喜悦与希望，狱中的他们也感受得到。

”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种种过后，埃米琳·潘科赫斯特和她的大女儿就真的不可理喻吗——并不见得。

她们或许怂恿了数十万英国青年奔赴战场，但她们的女权事业从未停息，在获得政府默许后，英国的女权事业可以称得上是急转直上。

劳合·乔治曾派遣克里斯特布尔·潘科赫斯特前往革命后的俄国。

在彼得格勒，克里斯特布尔见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女军长及其带领的女兵团，时年25周岁的玛丽亚·波琪卡丽娃（Maria Bochkareva）组建了“黑寡妇营”，这支部队曾成功占领数座德军战壕。

时至今日，我们不免反问，如果没有潘科赫斯特母女突然转向战争的决心，英国政府能在战争结束后宽宏大量地赋予妇女投票权吗？

如果没有潘科赫斯特和政府取得的国际声誉，战后德、奥、法、美还能在短时间内赋予女性普选权吗？

这些答案都是不可知的。

但唯一肯定的是，时至今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仍然还只是个理想，偏见和迫害从未消除。

和平从来都只是泡沫。

1928年的一天——这一年大战中的英军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埃米琳·潘科赫斯特的棺椁被超过10000名她的追随者包围，她死在了自己的家乡。

克里斯特布尔·潘科赫斯特在战后来到了美国，并将余生都投入到了宗教工作中，最终于1958年在圣莫妮卡去世。

西尔维娅·潘科赫斯特余生在埃塞俄比亚度过，她被海尔·塞拉西一世授予了各式勋章，并最终于1960年在亚的斯亚贝巴去世。

因为国内没引进也没有网站有这部影片，无奈之下只得去迅雷下，坑爹的迅雷坑死老子了！

看到六十分钟，因为缓冲不下来，也只看到这里，剧情大致能推测到，等以后有片源或者有网站引进再重看。

凡革命，皆有鲜血，皆有牺牲。

我们现在所有享受的权利，都是前人争取来的很难相信一百年前英国女人没有投票权，而五十年前甚至还在争取男女薪水平等这种歧视到现在都没有消失，甚至有人试图让历史倒行逆施，让女人回归家庭，以相夫教子、传宗接代为己任。

不！

不可能！

休想！

只想送这些人两个字：做梦！

不管是高官也好，贫民也好，不管是男人也好，不管是女人也好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

我们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有尊严的活在这世界上，以自己喜欢的样子。

摘抄了几段，发到这里吧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你想让我尊重法律，那就让法律变得值得尊重。

Q：你是女权主义者吗？

A：是的，但我认为自己更像一个战士是行动而不是话语会给我们选举权Q：选举权对你们来说有什么用？

A：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会得到选举权，所以我从来没想过有什么意义Q：那你为什么在这里？

A：有一种想法，我们也许，这辈子有其他的生活方式Q：如果你得到选举权又怎样？

A：会行使我的权利，和你做一样的事。

Q：如果我们有个女儿，你会给她取什么名字？

A：玛格丽特，我母亲的名字Q：她会过什么生活？

A：和你一样的生活————以下是女主参加女权活动，当时一个政府官员让她当间谍，汇报所有知道的情况，许诺说她不必受监禁之苦，女主的回信亲爱的斯蒂德先生：我考虑了你的提议，但是我必须拒绝，毕竟我是个女权主义者。

你告诉我没有人会听像我这样的女孩说话，我不能再允许这样了。

我一生都没有被人尊重过，听从男人指挥，我现在更明白了，我的价值不多，但也不比你少。

潘克赫斯特夫人曾说，“如果男人争取他们的自由是对的，那女人争取他们的也是对的。

”如果法律说我不能见我儿子，我们争取改变法律。

我们都是我们自己道路上的一个士兵，都为了我们的事业在战斗。

我不会背叛我自己，你会背叛你吗？

如果你以为我会，你就看错我了。

你最真诚的，瓦特·莫德————世界上不分性别，只有甘愿接受不公的人。

————以下为潘克赫斯特夫人的演讲：我们在争取一个时代，女个小女孩诞生到这个世界上，都会有跟她兄弟平等的机会，永远都不要低估我们女人的力量，去定义我们自己的命运。

我们不想成为违法者，我们想成为立法者。

战斗吧，你们每个人都有你们自己的方式，你们那些能攻击有特性的神圣偶像的，尽管去做。

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只能挑战这个政府。

如果我们必须去监狱才能得到选举权，那就让它成为政府的窗口。

打破的不应该是女人的身体。

我煽动了这次会议，和所有英国的女人去反抗。

我宁愿做一个反叛者，也不愿做奴隶。

绝不投降！

永远都不要投降，永远都不放弃斗争！

《Suffragette》这部电影，直译过来是《妇女参政论者》，非常准确，但是作为一个电影来说，这个译名一出来，票房估计就没了。

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名字还不如《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台湾和香港处理这个词就比较聪明，直接采用《女权之声》。

虽然并不准确，因为这部电影讲的是1912年左右英国女性为了选举权发声的一部电影，准确来说，她们争取的女权非常具体，就是参政权利。

妇女权利这件事，跟其他的平权运动，都不大一样。

黑人、同性恋、少数族裔、信仰等方面的平权，本质上都是既存群体对新兴群体的一种打压之下反抗的运动。

而且，他们的时代背景都十分清晰，脱离了那个时代背景，再议这种平权会显得非常幼稚。

比如我现在跟你说，要允许黑人坐公交车，你肯定会嗤之以鼻：这还用允许吗？

但想当年，轰轰烈烈的黑人运动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一名黑人女士Rose声称自己有权利坐在公交车的任意一个座位上。

而女权运动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女人甚至比男人还早出现于这个星球。

自有了人类这个物种以来，女性就存在。

男人和女人这两个群体，经历过上百万年的磨合，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竟然是越发割裂的！

这也决定了在我们讨论女权时，必须寻求新的突破，才能触及两个群体的根本矛盾。

所以说回这部电影。

电影里争取女权的代表，即女主角，是一个典型的20世纪初女性：带孩子，做家务，做女工，还要维持英国社会特有的女性社会身份。

观众会发现，女性在上一个世纪的生存境况，与现在相比，竟然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

中国的一个比较传统，普通的女性，同样上着班，带着孩子，做着家务，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这些要求跟对20世纪初的英国女性的要求竟如出一辙！

这也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可以获得较高的好评，观众也普遍表示，很多地方感同身受。

说一个插曲，我看电影时前面的一对夫妻，刚开始时女的靠在男的肩膀上，到了冲突激烈时，女的坐的笔直，男的捂住自己的嘴。

直到电影最后，上演员表了，两人才重新拥抱。

男的说：“拍的很好。

”（It's nice.）然而女的并没有说话。

我想那个女的之所以没有说话，是因为这个女权问题只有女性自己知道：它非常复杂。

看完电影的她，一定有满腔情绪与思考，却不知从何说起。

如若有一天女权运动在中国普及了，我的本科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定能在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章。

当年网络上轰轰烈烈的《阴道独白》话剧事件，从广场舞大妈到高校教授，都评论了几句。

个中矛盾就不细说了，说回这部话剧带来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反思：女性运动，究竟有没有符号？

如果有，该不该有？

阴道无疑是一个符号，一个女性独有的符号。

它就像同性恋运动中的“彩虹”，给人以冲击，进而让人们关注这一事件。

然而，该不该用阴道作为这个符号，在女性群体中间，却又是分裂的。

有一位大妈曾经强烈抗议，称不能接受自己女儿举着牌子说“我的阴道我做主”。

她觉得这成何体统。

这部电影里面也是一样。

选举权作为一个符号，也在女性群体内部产生了分歧。

有一部分妇女为了选举权流汗流血时，另一个部分妇女甚至认为这些女的“被男人赶出家门，成何体统！

”这也是女权运动比较尴尬的地方。

男女两个群体共同生存了上百万年，身体机能上的区别必然会随着私有化带来不同。

如果能够轻松解决，也许几万年前就解决了。

所以电影并没有想深入地讨论，一个女人究竟需要什么权利，需要多少权利。

对于黑人来说，可能能坐公交车就已经是一大进步了，然而对于女性来说，尤其是现代的女性来说，电影里的选举权、儿女的抚育权等还远远不够，甚至显得非常幼稚。

导演也非常明白，如果他把镜头对准女性权利的扩大，那他只会两头不讨好：即不讨好带女朋友来看电影的男人，也不讨好对女权有着更高要求的女人。

所以电影塑造的是什么？

是一个符号。

描写一个事件的电影，想要抛开符号化，几乎不可能。

所以电影最后还是把女人符号化了，这个女人是勤劳的，是持家的，是爱家的，是为自己的权利奋斗的。

对于与这个符号接近的女性，无疑这部电影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共鸣。

然而我也知道，很多女性并不是一个符号。

活生生的人，她们的故事都大相径庭。

因此一部分观众会说，20世纪初的女权运动，完全没有借鉴意义，现在女人面对的情况更加恶劣，更加复杂，所以，还不够；而另一部分观众会说，现在的女人好幸福，可以不用工作，享受着丈夫的宠爱，所以，感恩吧。

而很多其他女权化的影视作品，其实都走上了某种程度上的歪路。

比如最近新的美剧，女超人。

如果给女人穿上超人的衣服就是女权主义作品了，那我们是不是还需要黑人穿上超人的衣服，需要同性恋穿上超人的衣服？

其实说白了，女超人很漂亮，很性感，收视率很高，这才是拍女超人的目的。

当然，这部电影并没有走上歪路。

它只是选择了一条很困难的路：把1912年的女权运动，还是针对选举权的运动，展示给观众看。

而电影结尾最后的字幕也是非常耐人寻味：“1949年，中国和印度，宣布女性拥有选举权。

”当时电影院小规模的哗然，还蛮让我感到丢脸的。

永不投降，永不停止战斗。

这是一场漫长的道路。

相比那时的英国，妇女权利确实得到了提升，只是还远远未到我们所追求的equal right。

影片中的艾米丽，在悍然赴死前对莫德所说的“never surrender，never give up the fight”久久的盘旋在我心间。

莫德从开始的麻木，到后期坚定的妇女参政论者。

能看到资本主义的压迫，男权的压迫，夫权的压迫，她艰难的跨过那趟苦难的河流，将麦琪从洗衣房中救出。

她不想让麦琪重复她的命运。

而麦琪在影片的最后，也成为了一名妇女参政论者，帮助布置葬礼游行，站在埃米琳的身旁。

仿佛能看到一代代的女性，为争取女性群体的权利而战斗。

像流淌的河水一般。

正如莫德写给探长的信上所说i am worth no more，no less than you讽刺的是，在莫德烫伤厂长后，与探长虚伪的交谈，这是一场单向的交谈——探长理所当然的打断了莫德的话语。

平和的抗争男人是听不到的，战争是唯一和男人沟通的的语言。

英国14年交出了pride，15年交出了suffragette.感觉好像很难想象，女性获得选举权不过百年来的事情而已。

（片尾字幕显示：最早的是新西兰1893，美国在1920，英国在1928）更令我震惊的是，在影片描绘的1912年，尚没有选举权的妇女们，还没有对自己孩子的权利。

（In 1925, the law recognised a mother's rights over her children.）现在的网络环境里有些话题永远无法好好谈论，总是无休无止的党同伐异。

当我们谈论女权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了解，到现在这个程度，前人已经付出了什么吧。

一些记下来的台词："You want me to respect the law, then make the law respectable.""It's deeds, not words that will get us the vote.""The finest eloquence is that which gets things done.""I would rather be a rabel then a slave.""I'm worth no more, no less than you.""We break the windows. We burn things. 'Cause war is the only language men listen to.""We are in every home. We're half the human race. You can't stop us all. And we will win."电影里那个支持妻子，帮助女权运动的男士太令人敬佩了。

这世上多的是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比如小本演的那个丈夫，我实在也骂不出口，他也是做了多数人会做的选择，不显得奇怪的选择。

记得之前去NY City Museum，有一个展厅专门记录的是平权运动，从同工同酬、黑人、女性、到LGBT，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的斗争。

不知道多少年后我们的教材里也会有这样一章。

题外话。

编剧Abi好像很喜欢女性视角哪。

当时追着这部路透，想着我们Bel和Freddie又演同一部啦还是差不多的时代背景，结果并没有对手戏XDD 用的梅姨演女权组织首领也是挺合适…梅姨还演了她编剧的铁娘子。

妇女参政论者，她们是20世纪初真实存在的一群人，她们用尽一切办法使人们关注妇女平等参政的权利，为妇女争取选举权。

虽然早在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就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遗憾的是这里的“人人”并不包括占半数人口的女性。

这群妇女参政论者的核心领袖是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在这部记录了那段历史的影片中由梅丽尔·普利斯特扮演。

电影中她的出现不过短短几分钟，在当局的围捕下匆匆做了简短的演讲，她说，“我们不想破坏法律，而是要制定法律”。

这部影片的主人公并不是实际存在过的一位妇女参政论者，可从她身上我们能看到这群人的成长和抗争过程。

玛德·瓦茨是一位洗衣厂的女工，她自幼便在洗衣厂工作。

她的丈夫桑尼也在洗衣厂工作，他们还有一个年幼的儿子。

瓦茨最开始并不是一位妇女参政论者，只是未像其他人一样明显对妇女参政论者表示反对，反倒始终抱着一丝好奇。

好奇心促使她决定去听同事在议会听证会上的发言，却因为同事遭受家暴无法作证阴错阳差自己坐上了听证会。

瓦茨在听证会上的发言内容并没有指责任何人，只是平静地叙述了自己的情况。

不加修饰的的事实让人一眼看穿了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

当被问到她为何来到这里时，她说，“我想，也许生活会有另一种活法”。

我很喜欢戴锦华老师对这部影片的解读，所以我想记录下戴老师的解读和自己的思考。

一、做一个妇女参政论者要面对什么影片中有一个片段让人难以忘记。

瓦茨和其他女性在议会外等待议员宣布听证结果，当她们听到议员说“不会因此改变法律”时，在场女性大喊“Liar”。

仅仅是这几声抗议，换来的却是警察的暴力殴打和拘捕。

在监狱里，她们绝食以示抗议，又不得不遭受强行灌食。

如果查阅史料，我们会发现真实的妇女参政论者们的遭遇会更惨烈，有些人甚至遭到了警察的强奸。

当新闻媒体不再关注她们，当自行出版宣传物的机构被警察查封，当持续地发声已经无法实现时，她们迫不得已选择了更为激进的行动——破坏。

当然，首要原则是不能伤害到人，她们也确实做到了。

如果有人指责她们使用暴力，那瓦茨第二次入狱时面对这个质问时的回答可以堪称完美反击。

戴老师在分享中提到了她的台湾妇女运动领袖朋友们的遭遇。

她们经常不得不面对成年子女的质问，认为她们抛弃了作为母亲的义务和责任。

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这些子女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思想就是“母亲应该为孩子付出一切”“母亲没有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就是错的”。

一个女性，首先应该是个人，然后才是某人的女儿、某人的妻子、某人的母亲。

这些社会属性不应该阻碍或束缚她的成长，毕竟男性也没有被要求放弃自我去做父亲，不是吗？

妇女运动者不仅要在外面为女性权益做抗争，还要面对家人的不理解和埋怨，这就是大多数妇女运动者所要面对的日常。

思及此，不禁觉得这群人更加了不起，在孤立无援的时刻仍能坚持自己的理想。

二、妇女运动下反衬出的男性怯懦戴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玛德从一名普通的工厂女工完成了自我的意识觉醒，成长为了一名坚定的妇女参政论者；而桑尼却恰恰相反，他无法接受妻子的成长又不堪忍受工友的嘲弄，他只是表现出了怯懦，还有他自己可能都未曾意识到的软弱和恐惧。

在玛德第一次被捕入狱之后，他没有去赎回她，我们可以说他受限于经济原因。

可他甚至没有去接她，并在她回家之后恶语相向，要求她停止这些“丢人”的活动。

当玛德问他：“如果我们有个女儿，她将过怎样的生活？

”，他冷冰冰地回答：“和你一样的生活，和我母亲一样的生活。

”不少人在评论里说桑尼直男癌，毕竟从这段对话中能看出他根本不了解也不屑去了解女性过着怎样的生活。

可似乎不仅仅是这样，我感觉他甚至害怕去了解他的母亲、他的妻子过着怎样的生活，因为他的潜意识是知道她们的生活中没有权利只有义务，没有收获只有付出。

而他对此无能为力。

当被生活逼入绝境时，女主意识到按照当时的法律自己连儿子都保不住时，她坚定了成为妇女参政论者。

而男主呢，他将儿子给了别人，面对妻子的质问只是重复一句“我们被放逐了”。

何其懦弱，何其无能。

有时候，逃避问题总比直面问题让人感到轻松。

男权社会受到不公待遇的不仅是女性，还有男性。

可大部分男性不接受或者拒绝承认这一事实。

对他们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这样他们还可以假装自己占主导地位，他们永远可以欺凌更弱小的女性。

三、平庸之恶这部影片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男性角色，就是负责追踪妇女参政论者们的探长。

他的第一次出现带来了最新型的照相机，可以不需要三角支架随时随地进行偷拍。

探长也曾谋划着策反瓦茨，当瓦茨用熨斗烫了洗衣厂厂长时，他出面保了瓦茨，条件是希望瓦茨为他提供一切情报。

他在试图说服瓦茨时说，“我见过太多想你一样的女孩”，“你们只是被那些大人物利用的炮灰”，“你真的以为有人会认真听你说的话吗？

”

这套说辞实在太熟悉了，他们在说服女孩放弃时总是这么说。

如果站在探长的角度来看，探长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忠职守。

可这恰恰构成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

影片中还有一群人也很引人注目，就是女主的同事、邻居们。

他们在女主出狱归来之后，在女主被赶出家门后，他们冷眼旁观，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女主。

这群人中不乏女性，就像如今网络上也同样有不少女性反对女权一样。

听戴老师的解读才知道，原来那个年代英国的选举权不仅对性别有要求，对财产也有要求。

不仅女性没有选举权，穷人也没有选举权。

然而正是靠着女主这样的人的不断抗争，才给女性以及穷人都争取到了平等的选举权。

我时常在想，这些因利益相关本该一同抗争却冷眼旁观甚至恶语相向的人，他们的所作是否也算一种“平庸之恶”呢？

致敬妇女参政论者们！

我们今天看来理所应当的权利，是前人们做出巨大牺牲乃至献出生命才争取到的。

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哪怕做不到像她们一样勇敢无畏，至少别拖后腿，别冷眼旁观，别坐享其成还说风凉话。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性别女的缘故，这片子我一开始非常抵触，从海报的画风到这个名称，《女参政论者》？

难道不是在说一群居委会大妈的故事么？

而且我本人不是女权主义者，作为一名女生，我并没有感到这个世界深深的恶意。

那些性骚扰，那些同工不同酬跟我离得很远，远到我都感觉不到这种东西的存在，或者，我只是选择视而不见。

但是，鬼使神差的，我还是看了。

我把房间仔细收拾了一番，把窗帘严实拉好，把灯光全部关闭，洗好了葡萄，拿出了芒果干，敷好了面膜，把老公安排到楼下的影音室，把孩子哄睡，关闭手机，锁好门窗，然后如朝圣般打开了这部电影。

女性是非常脆弱敏感的生物，没有强壮的肱二头肌，没有宽阔的肩膀和强壮有力的大腿，甚至身高也没有优势，力量上非常的弱小。

光看健身房里面力量区的杠铃，都是一个个壮汉在扛推。

但是就这么脆弱的、渺小的生物，能产生巨大的能量。

这种能量的爆发，让人敬畏。

想起前一阵看到友邻分享的一个姑娘在办公室被性骚扰的经历，当她被摸了屁股之后，一巴掌扇了回去，毫不留情。

没有同事之间的伪善和所谓的情商，直接一巴掌扇了回去。

我真想叫好，真想鼓掌。

不管这种处理在公司文化中是否妥当，这都是以为非常勇敢，非常棒的行为。

我想起我刚入职的时候，作为一个新人确实有些谨慎小心。

一位老员工经常接着指导我的名义靠的很近，近到让人不舒服的程度。

当时作为一个新人，并没有发声，只是尽量离那位员工远一些。

后来升职了，那名老员工再也没有靠近我周围2米以内。

职场上，总是在权衡。

在翻脸和忍耐中计算着尺度。

以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对方的身份和位置，在领导中的印象等等方面进行衡量，看看自己翻脸的胜率能达到几成。

是的，这就女生在如今职场上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100年前就有了。

一个巴掌，一把燃烧的烙铁，打破了这种权衡，打碎这种算计。

那烙铁砸下去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心口出了一股恶气。

这真的是为憋屈的无数现代女性出的一口气。

实际上，我对男性的鄙夷怀疑抗拒都没有感觉，我难过的是女主为了女性的权利斗争的时候被女性攻击。

但我又理解这种状态，攻击她的不是女性，而是多数人，她实际上是作为少数人而被攻击的。

而攻击她的人并不是没意识到自己是女性，也不是没认识到女主是为了女性的权利而在奋斗，只是多数人的思维占据了“她们”的内心。

“她们”在每一个地方，在公司的HR部门，在被性骚扰敢怒不敢言的人群中，在被家暴还委曲求全的家庭里，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总有在你反抗时候嘲笑你，鄙视你，甚至比男性还落井下石的伤害你的一小群“同胞”。

在很多乡村的村委会妇女联合会里，有一些大妈劝慰被家暴的你为了孩子忍忍；在很多公司的公会或者人事部的职场投诉中心，总有一些冷血的白骨精面对遭受性骚扰的你不要惹怒公司领导，不要给自己找事；在很多公司，总有一些被骚扰习惯的女白领轻蔑的看着作为新人的你被老板骚扰，还在茶余饭后骂你裙子太短或者V领太低。

但这并没有什么，你要做的只是用实力证明，你，没那么好欺负，如果你够勇敢，就一巴掌甩过去，如果你有顾忌，那么就努力变得更好，优秀到公司没有人敢忽视你，敢委屈你。

最近，我领导找我谈话，想从我团队里调出一个人去综合做文秘的工作，他问了我的意见，并给我几个建议，无一例外全是女生。

我一口回绝：“虽然XX是女生，但是并不意味着XX不适合客户经理的工作，另外，选择都是女生，为什么不找男生过去呢？

难道女生不擅长和客户沟通？

女生不擅长谈单？

女生不适合销售？

您看看我们公司，出色的客户经理都是女生，不靠应酬，不靠喝酒，照样拿下公司的几笔百万大单，为什么女生就要去做文秘工作呢？

这样吧，您直接问问XX本人，再决定。

”毫无悬念，XX选择继续留在团队做客户经理。

那份看似舒适没有压力坐办公室的工作并没有吸引到她。

那么这些偏见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片子中的女生都在做着洗衣服、文秘、助手的工作，那么谁规定女生要擅长什么工作呢？

里面的药剂师夫妇，男的并没有化学师的文凭，但是女生有，女生的梦想职业是医生，她的梦想断送在了那个残酷的社会，但是现在这个社会给了女生机会。

在这个社会，女生可能还是无法避免的比男生取得成绩要难一点，但是这并不阻止你变得更好，取得更好的成绩，完成自己的梦想，成为真正的自己。

《无声告白》里的母亲，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她还是离家出走了那么长的时间去尝试考试尝试靠近自己的梦想。

刚生完孩子的那两年里我真的如同入了地狱，全是孩子，没有自己，放弃了自己无数次，但还是觉得不能就把自己埋葬在26岁，从地狱里一步一步的爬了出来。

我创立这个教室，也是想帮助其他人从自己的地狱里爬上来。

生孩子不仅让女性面临生命的死亡，更面临着灵魂的死亡。

那种放弃自己、放弃梦想的感觉真想让我抓住你的肩膀猛地晃动，醒醒，快醒醒，疲惫只是暂时的，忙乱只是暂时的，甚至抑郁只是暂时的，会好的，只要你没有放弃自己总会活过来的！

这部电影最好的地方就是，当你想放弃自己的时候，想想这些女性为你现在所取得的一切的基础所付出的。

你就没有理由颓废，没有理由放弃。

============================这篇文章，真的是体内洪荒之力的爆发，没有那么多客观冷静的分析，没有那么多引经据典，没有满篇PO数据，整篇的话都是我想对现在职场劳苦功高的姑娘们说的，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就已经有想法，想成立一个club，集合上进努力的姑娘们，一起互相扶持，一起前行。

看过之后，更觉得应该让姑娘们知道，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奋斗，在坚持。

在看这部影片之前，我根本想不到女性权益获得的过程会如此艰辛，也想不到为了获得和男性同样的选举权利，她们和平争取了半个世纪，却什么都改变不了。

最后只能被迫采取激进方式，因为只有那样，才会有人听她们的诉求。

我也想不到她们是如此勇敢、如此坚定，即使不被家人理解、被周围人嘲笑、排斥，被政府镇压、被关进监狱、绝食时被强制灌食，她们依然选择坚持。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备受剥削与压迫的洗衣厂女工莫德，在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在对自身处境的反思下，如何看清现实，一步一步觉醒，从而成为一名“妇女参政论者”。

她在觉醒后，为争取女性选举权，和其他同行者一起，游行示威、炸毁官员宅邸、被送进监狱、绝食抗议，但都影响甚小，新闻被牢牢封锁，她们得不到发声的机会。

最后，她和艾米丽一起到王室赛马场，想借由此次机会，呼吁人们关注妇女权益，争取妇女的政治权利。

但由于无法接近国王，艾米丽选择带着标语闯进王室赛马场，向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赛马冲去，遭到冲撞而死。

因此，整个世界都报道了她的事迹，妇女权益的斗争终于吸引了全球的注意。

影片中的艾米丽是真实存在的，她是妇女参政运动的第一位烈士，全名是艾米丽·威尔丁·戴维森。

01‖当时的女性面临的生存境况1918年之前的女性没有选举权，没有财产权，没有受教育权，没有就业权。

下层女性因为生存和养家需要，虽然有工作，但是是在条件恶劣的工厂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面临着工资剥削、性格歧视和性侵犯等困境，且她们的工资还要交由丈夫保管、由丈夫进行支配。

女性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一生都处于监护人的监护之下，她的监护人分别是父亲、丈夫、儿子。

她们更没有对子女的监护权，自己和子女的命运完全交由丈夫掌控。

当时的法律制度是父权社会的产物，以维护男性利益为主，纵容家庭暴力。

女性的生命健康安全和人身权利不仅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还因为法律的不平等，而处于随时可能被侵害的境地。

02‖女性主义浪潮促使女性觉醒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兴起。

一批主张争取性别平等、争取女性教育权、选举权、就业权的女权主义者如沃斯通克拉夫特、泰勒、穆勒等，开始呼吁社会关注女性权益，推动社会性别平等。

在1903年，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成立以揭露性别歧视、呼吁女性选举权为目标的第一个代表女权的政治主体——“妇女社会政治同盟”。

但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和平争取，谈判请愿、并没有改变女性备受压迫、不被法律保护的现状。

于是她们被迫采取激进的抗议方式，以争取更多关注和支持。

这部影片让我们看到了她们的斗争和牺牲，让我们知道女性的权益来之不易，它的获得交织着先驱们的血与泪。

03‖作为女性我们能做什么①对于过去，我们需要了解女性历来的生存状况是如何，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需要了解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我们，前辈先驱们做出了哪些努力和怎样的牺牲。

②对于现在，我们需要对自身处境保持清醒，保持经济和精神独立；对于“消费主义陷阱”“美役”“粉红税”等保持警惕；对于社会上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我们要积极关注，勇于发声。

③对于未来，我们需要知道在哪些方面做哪些努力，才能更好地维护女性自身的权益，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

共勉。

以另一种方式过此生——关于英国电影《女权之声》张泠2015年，关于二十世纪初英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电影《女权之声》（Suffragette）上映，引发系列争议。

有人批评几位主演（凯瑞·穆里根、海伦娜·伯翰·卡特、梅丽尔·斯特里普）穿的T恤衫印有“我宁愿反抗也不当奴隶”伤害非裔人感情，也有人认为影片“洗白”女性主义抗争史，只关注白人女性运动者而忽略其他族裔参与者（这些批评主要来自美国）。

一部电影引发如此多话题，很可细述。

我的观影经验及听到、读到的经验，这几乎是“泪与火的旅程”，有悲哀的瞬间，也有坚定抗争的力量。

情感表达不至于滥情，一个世纪前的历史在当代听到回声。

英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运动和平进行了五十年，被嘲讽、忽略，收效甚微，直到“女性社会与政治联盟”（WSPU）创始人、女性投票权运动倡导者潘克赫斯特（Pankhurst，1858-1928）夫人号召女性要使用激进和暴力手段，令掌权者听见她们的声音。

《女权之声》故事便始于此时此地，1912年的伦敦，从一位劳动阶层女性的视角叙述（这人物并非历史上实有其人，却也并非虚构，而是几位真实人物的合体，如女工安妮·肯尼Annie Kenney、裁缝与社会主义者汉娜·米切尔Hannah Mitchell与康斯坦斯·利顿Constance Lytton）。

24岁的洗衣女工莫德（凯瑞·穆里根饰），与丈夫和儿子过着清贫但尚称得上满足的生活，直到偶然卷入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运动，被警察殴打和羞辱、被丈夫训斥、被邻居侧目而视，她更意识到自己自7岁起在洗衣工厂超时劳动、超低工资、被工厂主性骚扰敢怒而不敢言、兢兢业业只为作贤妻良母……有改变的可能性，如她在国会作证讲述自己工作状况后所言：“我可以另一种方式度过此生”。

然而，这代价对于劳动阶层的女性尤其惨痛：莫德被丈夫扫地出门、被拒绝探视儿子、因反抗厂主而失业、屡次被捕入狱、在狱中绝食而被强行以吸管插入鼻中鼻饲……她与女性战友支持和鼓舞彼此，所有不公对待都令她们成为更义无反顾的战士。

她们打破窗玻璃、炸邮筒、破坏电讯系统、炸政要官邸。

莫德对警探讲的话振聋发聩：“我们打破窗户，烧掉房子，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在千家万户，是人类的一半，你们无法阻止我们！

我们最终会胜利！

” 她们使用激进手段唤起注意，但需要强调的是：她们破坏财物，从未伤害和恐吓过人，有些英文评论将她们的行为称为“恐怖活动”是极不恰当的。

她们集会、出狱时，总带着、传递着小花，在手中、胸前、帽檐，美好的生命的希望。

无人因她们而伤亡，运动中流血牺牲的，是她们自己。

最终，战友艾米莉·戴维森（Emily Davison，1872-1913）在1913年的德比赛马日冲向国王的马，要将条幅“votes for women”悬挂其上，被疾驰的马踏而丧生。

这一景象被当时的默片拍摄，也被世界媒体广为报导。

她的牺牲，使得女性投票权运动为更多人关注。

遗落在现场的条幅，被一位父亲拾起，裹在新生女儿身上，参加了戴维森的葬礼。

历史上实有其人的戴维森，受过良好教育，因是女性，就业机会受限，加入抗争后，曾被捕9次 。

她以生命践行了潘克赫斯特倡导的宗旨：“行胜于言”，也宣称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女性抗争者们在狱中绝食，为狱友争取更人道的对待方式，为怕闹出人命对政府不利，狱方强行通过她们的鼻子喂食。

这一过程极度痛苦而屈辱，她们的痛苦喊叫（戴维森曾被强行喂食49次），触目惊心。

屡次入狱、也曾被鼻饲的潘科赫斯特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我有生之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尖叫回荡在我耳膜引起的痛苦”。

这段落被《女权之声》重现，声音慑人，久久回响。

而戴维森在赛马场一场，通过喧闹音景、震天马蹄声与她倒地后的突然沉默对照，令人窒息……摄影师Eduard Grau以晃动的、迫近的手持摄影，传达混乱的及时性和紧迫感，使片中影像粗粝、充满新闻纪录式的当代质感及感官性。

1918年，英国规定：男性21岁以上、女性30岁以上有投票权；1928年规定，21岁以上女性可以投票。

争取女性投票权的运动告一段落，而期间，曾有超过一千位女性被捕入狱。

在女性争取投票权的抗争中，“一战”也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点在影片中被省略）。

战争期间，潘克赫斯特提议结束武力抗争、支持政府、一致对外（德国），战后政府为安抚为国服务的各方，突破社会阶层和性别偏见，形式上做到政治权利的相对公平。

《女权之声》结尾字幕，出现女性获得投票权的国家与年份。

世界战争和权力格局重组，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也给改变不公带来机会，如俄国（1917）和中国革命（1949）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女性、“二战”和反殖使得欧洲国家（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和前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女性有投票权。

而被西方人视为“文明”的瑞士，女性在1971年才有投票权。

我听到后排的美国观众惊呼，他们一定不愿意相信，中国女性怎么可能比瑞士女性更早获得投票权……《女权之声》是几乎全部女性团队的制作，编剧艾比·摩根（《铁娘子》编剧）、导演萨拉·加芙隆（曾执导《砖路》Brick Lane）、两位制片人及主要演员皆为女性。

回应关于种族问题和“洗白”的批评，导演萨拉·加芙隆解释，根据她们十年来所做的历史研究，1912年左右的英国劳工阶层女性抗争者中，白人女性为绝对主体，“二战”后的五十年代，因移民政策的改变，英国的人口才更多元。

当时有两位亚洲女性参与其中，但她们是贵族，被官方更客气地对待，与劳动阶层女性不同。

英国演员海伦娜·伯翰·卡特扮演自制炸药炸毁邮筒的药剂师埃迪斯，坚定的反抗性别歧视的战士，而她祖母的父亲，正是曾激烈反对女性投票权的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

海伦娜说：“我要以这种方式跟我的长辈谈谈。

”加芙隆提及影片的当代相关性：全球仍有6200万女孩因性别歧视无法受教育、英国只有22%议员是女性、多数行业有同工不同酬问题、三分之一英国女性遭受各种形式的性暴力。

而电影行业内部的性别不公、薪酬差异等近年也被更多女性从业者批评，至今，全世界只有1-10%的电影出自女性导演。

历史由强力男性书写，关于女性的历史被抑制、抹去。

很多出身底层的勇敢女性终年劳作，识字率低，也无暇写自传，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但她们是推动变革的先锋。

加芙隆愿意继续挖掘那些被历史遮蔽的女性的故事，令她们的声音被听到。

从年轻到年长的男性对此片的反响，也耐人寻味。

在伦敦，一位13岁男孩看完《女权之声》后在电影院里站起来大喊：votes for women! 制片人艾莉森·欧文14岁的儿子与男校同学去集体观看，回去组了个女性主义社团。

片中饰演爱尔兰警探的男演员布莱丹·格里森慨叹：“我这辈子从没进过雌激素这么高的剧组，感觉很好！

”当然，也有轻佻的男性网友写道：戴维森闯入赛马场被马踏而丧生，不知那匹马后来怎么样了？

居高临下的讥笑、嘲讽一直都在，一百年前如此，一百年后依然如此。

女性成长期间接受的教育通常是“别找麻烦，别出风头，作个好女孩”，而《女权之声》中的女性，为了抗争歧视和不公、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不惜使用武力，被污名化，她们说：我们不想成为违法者（law breakers），而要成为立法者（lawmakers）！

1979年，英国出现第一位女性首相，不远的未来，也许美国会出现第一位女性总统。

但日常的与结构性的各种暴力、歧视，并不会因这些标志性的事件而消失（也如《女权之声》导演所言，希望影片有更广泛的意义，抗争的不仅是性别问题，包括一切族群、阶层等等不公）。

这些是一个个未完成的故事，应有权益的获得，并非通过上层开恩施舍，而是旷日持久的抗争，甚至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

争取公平正义的抗争会持续下去，街头、家里、电影银幕，都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她们为权利抗争，其实是为尊严而战《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 2015）是一部关于女权觉醒的电影。

当被问及“到底是什么导致妇女权利意识的觉醒”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可能会想到当时英国的时代背景，比如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政治氛围等，然而，电影并没刻意从这些方面来展现。

显然，电影是想从人的内在因素来探究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内在因素会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是人的尊严，是人性尊严的需要促使了当年伦敦妇女联合起来为了自身权利而斗争的。

为了反映妇女权利抗争之路，电影重点展现了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只要这些“不平等”没有改变，妇女的尊严就无从谈起。

影片一开始就为这种不平等定了个基调。

当女主角Maud在工厂工作时，外面喇叭里传来某个政客的演讲，大致是反对给予女性选举权的，然而，反对的理由竟然是“妇女性格里缺乏冷静，思想也不懂得权衡”。

这是一种严重的性别歧视，歧视的理由虽在今天看来令人发指，但在当时的伦敦，为此欢呼的呐喊声却响彻云霄。

这种“理由”是被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女性哪还有起码的尊严，因为女性的特点就注定让她们矮男人一等。

更为严重的是，这个政客提供了妇女无需参政的理由，认为妇女的参政权完全可以由她们的父亲、兄弟和丈夫代为行使。

这种完全无视妇女独立人格，将她们当作男性的附庸的论调严然是对所有妇女的一种污辱。

影片一开始定此基调，无非是想告诉我们，不平等的世界是很难改变的；若要改变，只有争取选举权，因为选举权才是改变她们命运的政治手段。

在这种不平等的基调下，影片着重介绍了女主角Maud从最初的权利意识萌动，到为自身权利斗争，到最后成为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战士心路历程。

她的每一次思想转变无不与她尊严丧失为前提，她的每一次反抗又无不与她渴望的尊严密切相关。

接下来，我们不妨对此稍作解释。

Maud本想听Miller夫人在下议院的听证发言，只因Miller夫人遭家暴后无法发言，她才被强行推上发言席。

她虽无法对“选举权”表达任何意见，但她解释了她为何要来参加听证会理由，即她希望“这一生可以换种方式过”。

显然，这是她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

因为她已不满意现在的生存状况，她希望听证会能够促使女性地位的改变，从此她也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

权利意识的觉醒显然与她经历有关，她不满现在的生存状况但又不得不忍受同工不同酬男女差别待遇，她曾遭受工头的欺侮但为生活不得不忍气吞声，她毫无家庭经济地位，自己挣来的薪水只能交给丈夫保管。

这些由于不平等导致的尊严丧失，显然是她权利意识觉醒的重要因素。

她第一次参加女权主义者的集会不仅被警察大打出手，还被抓进监狱，她似乎认识到个人权利的获得无法离开整体女性地位的改变；当她听到丈夫说如果生的是个女儿就会跟她一样的命运时，她便决定参加第二次集会，再次遭到逮捕，结果警察利用她丈夫来对付她，她终于被扫地出门，她对自己儿子的监护权（当然不是法律意义上）也被剥夺，从此她意识到个人权利无法在现有体制下获得，她的尊严甚至无法从自己丈夫那里获取，于是她坚定地走上了斗争道路，正如她所说的：“如果法律不允许我见儿子，我就斗争到它改变为止。

”显然，她作为一名女性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作为一个母亲无法感受应有的尊严，是她走上女权主义抗争路的主要原因。

她两次和巡警Mr Steed的交锋充分说明她在为尊严而战。

当Steed想利用她为警察传递女权主义者活动的情报时，她不仅一封信拒绝了Steed让她当内奸的要求，反而意识到了自己和男人拥有同样的价值，因为既然男人为自由而战是正义的，那么女人为自由而战同样也是正义的，只不过战斗的领域不一样罢了。

此外，她也觉得自己可以和男人一样忠诚于自己的信念而不背叛自己。

显然，这封信是一种尊严的表达，也是她赢得尊重的一个条件。

第二次交锋是她们炸毁财政大臣家在建别墅后，在监狱里她和Steed警官的对话。

这次对话，她不仅有尊严地驳斥了Steed警官的伪善（不想让无辜妇女处于危险中，为何对暴乱中被殴打妇女袖手旁观？

），指责了法律的不合理（立法时妇女并无发言权），解释了女权主义者暴力的合理性（战争是男人们听得进去的唯一语言），甚至还封住了警官的嘴，表达了斗争的必胜信念（因为警察无法阻止占全人类一半的妇女），而且通过这次对话，她似乎成功地赢得警官的尊重和同情，这可从警官与他上司的对话中，以及在赛马场她和警官对视的那一幕上得到有力证明。

显见，两次交锋就是两次抗争，她是为尊严而战，也是为了尊重而战，更是为了女权而战。

似乎可以肯定，本片的价值可能不仅在于展示那个年代的女权主义者的抗争史，还在于它可警醒浑浑噩噩地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只要我们偶尔也曾有过“今生是否可以换种方式过”的想法，本片就值得一看。

因为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时，我们的尊严可能已受损，它也就预示我们尚有未尽的权利事业需要我们去奋斗。

（文/石板栽花 2016年1月8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