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鸟

2019年，应该是国产青春片的高光时刻。

《过春天》、《少年的你》等影片上映，口碑票房双丰收。

它们用全新的角度诠释了青春，打破了观众对于以往国产青春片的认知。

这次，我们的青春不再是恋爱、打胎和劈腿的狗血，而是那些美好阳光下的灰暗。

疼痛却异常的真实。

而另一边的韩国，青春片也成为黑马。

在19年的青龙奖上击败《寄生虫》拿下最佳剧本奖。

它就是——《蜂鸟》벌새

《蜂鸟》由金宝拉执导，朴智厚、金玺碧、郑仁基等主演。

导演兼编剧的金宝拉，被誉为韩国最值得期待的女性影人，这部电影也是她的处女作，根据她的同名小说改编。

女主的扮演者朴智厚小学5年级时在街头被相中，有人说她像赵丽颖，也有人说她像全智贤。

出演《蜂鸟》时只有16岁，却贡献了精彩的演技，将少女敏感细腻、迷然懵懂的状态演绎的入木三分。

凭借这部电影，她在国际上一炮而红，在第18届翠贝卡电影节（与圣丹斯齐名的独立电影节）中拿下了影后大奖！

作为一部处女作，《蜂鸟》可谓一鸣惊人，被赞誉为2019年韩国年度最佳青春片。

韩国Naver网站评分9.0，豆瓣评分7.9。

看看这获奖情况。

不仅如此，电影上映后好评不断，被称为19年韩国独立电影最让人惊喜之作。

新人导演+一群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演员组成的片子为什么如此受欢迎？

因为它拍出了每个人最普通不过却又有口难言的青春。

正如网友评价，至此，韩国青春片亦有了《杀人回忆》。

1994年，韩国首尔。

主角金银姬是一个初二的女生。

她是家中老三，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

哥哥优秀，姐姐叛逆。

家里靠买年糕谋生，日子过得忙碌简单。

虽然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可是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爱。

父母忙于挣钱，对孩子的关心本来就很少，而且那少得可怜的关心还都给了哥哥。

作为长子的哥哥也并没有很疼爱自己的妹妹。

不仅直呼妹妹「喂」，还时不时的暴打她。

而姐姐呢，不是化妆打扮，就是偷偷喝酒。

虽然和女主住在一个房间，关系却和室友差不多。

家，这个原本温暖的地方，带给女主的确是无边无际的孤独。

而离开家的学校好像也没有好很多。

在老师眼里，她是不好好学习的后进生。

在同学眼里，她是考不上大学只能当保姆的“飞蛾”。

对女主而言，青春好似一场看不到出口的隧道。

所以，她想冲破这场无形的大网。

偷偷摸摸的早恋，和小男友互发暧昧简讯，在昏暗的楼梯间尝试亲吻。

和好闺蜜一起唱歌蹦迪，笨拙的学着大人抽烟。

因为，她太渴望爱和关怀了。

可是这些努力寻找的一丝甜，也转瞬即逝。

几天不见的男朋友，已经和其他的女孩子拉手拥抱搞暧昧了。

那个送她玫瑰说喜欢她的小学妹，才过一个假期就和她行途陌路和闺蜜去超市偷东西被抓住，被闺蜜毫不犹疑的出卖。

更糟糕的是，她耳朵边上长了一个瘤，需要做手术才能取出。

做手术不仅会留下疤痕，还有可能引起面瘫。

就在这时，新来的补习班语文老师金英智给女主带来了一线光芒。

初见英智，女主就觉得她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虽然她抽烟、寡言，但是却率性、洒脱，很快便成为她的良师益友。

在老师的陪伴下，生活好像终于没有那么艰难了。

但女主没想到，圣水大桥倒塌，女老师死于这场意外。

她内心刚刚建立起通向成长的大桥，也随那些喜欢自己的男孩女孩老师的离开而倒塌.....

作为一部青春片，《蜂鸟》是独特的。

它没有过分的煽情和强烈的矛盾冲突，只是以平淡克制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少女的成长故事。

它也没有完整流畅的故事情节，像一首散文诗一样，用散点状的故事讲述了如何对抗青春的痛苦和迷茫。

所以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会有故事缓慢平淡的感觉。

青春片不是节奏快速，色彩分明的吗？

为什么让人有一种无力感。

而这也该片最大的惊喜，细腻并且生活化。

镜头中那些平淡的一人一物，一草一木，开心和压抑，不正是我们真实的青春么。

因为太真实，才会让我们感到疲累。

该片还有个名字叫作《我们与爱的距离》。

剧中的女主就像蜂鸟一样不停的挥动着翅膀，寻找着生活中的甜，而这份甜便是来自外界的爱。

她先在家庭中寻找。

女主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导演通过吃饭这个简单的场景进行表达。

每次吃饭，需要父亲说开动，大家才能开始吃饭，饭桌上除了父亲琐碎的抱怨外，其他人都只是埋头吃饭。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本该是温馨的场面，却给人一种无声的压抑。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为父权阴影所笼罩的家庭。

而母亲，更多的也是默默忍耐。

面对父亲的出轨，她心知肚明却视若无睹。

虽然对自己没上大学的人生并不满意，但却重来也不提。

头天晚上还和父亲吵架，第二天却乐呵呵地靠在一起看电视。

在这样环境下，女主的到父母的关心也是少到可怜。

被哥哥暴力告诉父母时，换来的是母亲淡淡的一句，你们别总别打架。

偷东西被抓后老板给她父亲打电话，结果电话那边只说，那你把她交给警察吧。

生病了，也只能一个人去看病，没有父母的陪同。

唯一一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也是用做手术住院的疼痛换来的。

而这让她突然觉得，住院生病是件很好的事。

可当她出院回家时，迎接她的是空荡荡的屋子，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她生病而得到的关怀，在病好后又都被收了回去。

影片开头，女主买菜回家，又按门铃又大喊，都没有人来开门，后来才发现是走错了楼层。

回到家后，看着母亲毫无波澜的脸，那些想要说的话都无从说起了。

青春期的女主，敏感脆弱，她对很多事情都充满了困惑，她需要关心和爱护，需要理解和认可。

而这些，在家人身上她没有得到回应，于是她开始在其他人身上寻找。

第一个人是她的小男朋友。

这是女主懵懂的初恋，她渴望爱，但却又不懂爱。

她把接吻当做是一种挑战，接吻完觉得有点怪和恶心，还朝地上吐口水。

没有一丝情欲，更多的是好奇。

男朋友背叛自己后，也是轻描淡写的带过，当对方再来找自己时，又自然而然的和好。

在男友身上，她感受到了爱的温暖。

第二个人是她的好闺蜜。

在闺蜜身上，她找到了共鸣，一样的不被爱，一样的被暴打。

她们一起肆意的玩耍，一起吐槽老师和家人。

在闺蜜身上，她感受到了友情。

第三个人是她的学妹。

第一次见面，学妹就对女主充满了倾慕，之后为她送花，一起唱歌，来医院探望表白。

在学妹身上，她感受到了被爱。

第四个人是她的中文老师。

她用“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教会女主友谊的难得和珍贵。

她用“觉得痛苦的时候，看一下双手，明明无法挣扎，但手指其实还是能动”，教会她学着换角度看问题。

她告诉女主，不要屈服暴力，要勇于反抗。

从老师身上，女主获得了理解和安慰，也找到了榜样和依靠。

然后有一天，这些人就突然离开了，而我们也在不断失去的过程中学会了成长。

所以当再次看见男朋友时，女主可以勇敢的说出我不喜欢你。

面对老师的去世，也可以平静的接受。

因为，青春就像黑板上中文和上学路上的横幅，那么的看不懂和不可理喻。

我们都还没来得及消化，就已经长大成熟了。

女主曾问老师，“我的人生，什么时候才能发光呢？

”这是很多人曾经感到迷惑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的未来是否会发光。

但正如村上春树说的，不必纠结当下，也不必太担忧未来，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我们只要一直走，天一定会亮。

所以，就算青春充满伤痕和无奈，我们也要带着希望向前奔跑。

因为，总会有光透射进来温暖我们的人生。

这种电影完全击中我的喜好 节奏缓慢 没有过多情节堆叠 眼神和思想丰富 像一本年代久远却又经久不衰的书 又像一杯爷爷亲手泡出来的清茶 在女主恩熙的生活里 家庭生活有矛盾 哥哥的暴力霸道 父母的偏爱 都像我想起《82年的金智英》里的种种例子 姐姐的脱离感 以及她自己的自私 友情磕磕绊绊 和好朋友一起上文学院 在本子上写字条 传来传去 偷笑 分享彼此的秘密 在一起去文具店偷东西之后 被好朋友供出父母的工作地址 她难以置信看着对方 而对方却连句对不起也不肯说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里有句话是：背叛有很多种 但背叛永远是背叛 无论何时何地 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事情吧 我们或许被背叛 也或许背叛他人爱情上的懵懂 恩熙和那个男孩相爱 偷偷牵手 去没人的地方接吻 在家里一起躺在地上 看着彼此的眼睛 他背叛她 和其他女生相爱 又回来找她 再次抛弃她 恩熙最后对他说“我从来都没喜欢过你” 不是没喜欢过 120天纪念日的时候 她写了信 录了磁带 在送出去之前 被对方母亲撞到 就这么分开来 那个女生的爱也让我似曾相识 买花送恩熙 在恩熙住院的时候去看望她 她们躲在帘子后互亲脸颊 最后却依然不欢而散恩熙身上发生了我们成长期间常发生的事情 有时候无力 有时候开心 有时候仇恨 有时候甜蜜 她遇到了英智 那个在文学院走廊里抽烟的女老师 她告诉恩熙如果不喜欢自己 就把双手伸出来 轻轻动动每根手指 你会发现 啊 原来我这么不喜欢自己 但是手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她告诉恩熙不要再一味受哥哥的暴力 她们拉钩约定 后来恩熙出院 老师辞职离开 她连句再见都没机会说 在这期间 大桥塌了 那座她姐姐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走的大桥 恩熙发了疯的打电话让爸爸确认姐姐的位置 之后得知没事儿才松了口气 但那次事故 却要了英智的命 是恩熙收到英智的包裹后根据地址找到家里才得知的悲剧 她们两个没有过多的感情线 没有触碰 没有甜言蜜语 只有短短的 希望你一切都好起来的眼神 最后恩熙去看那座大桥的缺口 闭着眼哭的时候 我也跟着哭了 喜欢的人却已经不在人间 原来是这种痛苦不已我太喜欢这部电影了 过段时间还会再看一次

译：lis***请勿转载*** MUBI：《蜂鸟》让我觉得创作、执导一部关于14岁女孩的电影 ，所需经验恰恰必须截然相反，你在创作中掌控一切，与真正成为一个14岁女孩之间是矛盾的，在影片中，这让我一度感到力量的极端丧失，因为恩熙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心血来潮的影响，那些人又比她强势。

在拍这部片子的最初，你是否想要探索某种特定的核心情感和经验？

金宝拉：我在纽约的时候，重新回溯了自己的青春期。

我出生在韩国，来纽约读硕士，在这一期间，我在情绪上很难感到快乐和满足，所以我那时常常做关于青春期的噩梦。

那是我电影的起点。

我开始做很多关于重返初中的噩梦。

在我的梦里，我不得不再去读三年初中，这真是灾难。

你知道的，韩国年轻人即便结束了服兵役也还是会做必须再回军队的噩梦，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状态。

于是，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噩梦？

回溯一下那个阶段吧，因为其中隐藏了一些什么。

”所以，我开始写我当时经历的一些事件、场景和对话，一开始并不像剧本，更像我散乱笔记的集合，2013年，我开始写故事大纲。

这花了我很长时间。

我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和冥想，然后开始写剧本。

MUBI：当你开始写完整的剧本以及选角时，你的情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你的情绪有具体的呈现吗？

会指引你执导影片吗？

金宝拉：创作、执导一部关于14岁女孩的电影与真正成为一个14岁女孩之间是矛盾的，这方面你说到点子上了，不过，我意识到即便身体成熟了，我们依然背负着来自那一时期（需要我们重访）的情绪重担。

一度，我以为自己是英智这个角色，是成熟的。

我以为自己成熟了，但是在创作和选角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心里依然有一部分是恩熙。

这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

我也对初中女孩做了调查，我和我的女主演跟很多女孩聊天，聊她们正经历的情绪。

我和我的主演工作关系融洽，我们谈天说地，聊了好几天，不仅仅是为了排练。

我们试着不要排练太多遍，因我我不想扼杀新鲜感。

那些日子，我们聊成长、聊她关心的事。

MUBI：影片的第一场戏建立了摄影机和恩熙之间亲密的关系，在那里，只有摄影机和恩熙，再无他者，这似乎建构了摄影机在这个影像世界里的存在方式。

恩熙经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遗弃、误解和无视，但是摄影机从不会忽视她。

我很好奇，将摄影机和恩熙置于角落而世界在另一边，就此而言，你在摄影上是否有特定意图。

金宝拉：当然，我的摄影师（Kang Guk-hyun）和我讨论过如何聚焦在恩熙的情绪上。

就摄影机运动和景别而言，我们跟拍她的脸、情绪和身体运动。

恩熙看待生活的方式是我们的意图，因为这是一部写实的电影，所以我们在镜头语言上尽己所能地诚实，我们不想为了时髦而拉近或推进摄影机。

我们想聚焦在情绪上。

我们必须就摄影机移动与否做好决定，每个决定都是慎重的，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何时该移动。

我很高兴我和我的摄影指导都有很好的直觉。

MUBI：这似乎也适用于声音设计。

这部片子不依赖配乐去达到特定的情绪。

成长电影（尤其是美国的）常常很依赖配乐去达到情绪高点，有可能是这部影片不用煽情配乐就不太自信。

这部电影的音乐感觉很独特，似乎回应着电影的情绪，而不只是烘托情绪。

金宝拉：我的作曲师（Matija Strniša）跟我讨论过如何进行音乐表达，他真的非常厉害，我有意要他做电子类音乐，也就是有当下气息的氛围类电子乐，因为这是部反映另一时代的作品，所以我希望音乐现代一点——不要赶时髦，而要有点古典。

我要他制作古典、灵气的电子乐。

MUBI：说到你为恩熙这个角色选的女演员，我在一篇访谈中读到，恩熙的选角花了你三年时间。

这很需要耐心。

你有担心过自己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吗？

金宝拉：这是我最大的恐惧，真的。

我很感谢恩熙的扮演者智厚。

她把这部电影当作自己的初恋。

最终能找到她，真的很幸运。

这三年，我也不是每天都在选角，但是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不时地安排试镜。

开拍那年，我遇到了这个女孩，她甚至没有经纪人。

她是从大邱来首尔的，那里不是乡下，但也不是时髦的大城市。

从最开始，她就表现很好。

念台词和台词间的潜台词的时候，少年演员常常读不出潜台词，但是她可以，她悟性很高。

这是一次极其幸福的相遇。

MUBI：我留意到有两处恩熙拿起小说的细节，先是黑塞《漂泊的灵魂》，后来是司汤达《红与黑》。

这部影片关注恩熙内心生活的方式非常小说。

你在写剧本的时候有没有参考小说？

金宝拉：有的。

MUBI：哪些小说启发你了？

金宝拉：我很爱读小说，创作这部电影也的确受到小说启发。

尤其是黑塞的书，他其他作品要比《漂泊的灵魂》更流行，但是《漂泊的灵魂》的主角跟英智很像，因为克努尔普（《漂泊的灵魂》主角）是一个不遵循社会标准或规则的人物。

他没结婚，没有孩子。

我喜欢他的一点就是他不遵循社会规则，但是又不会批评那些遵循的人。

有时人们会批评过正常生活的人，但我不认同，因为这些人只是不同而已。

英智是积极分子、女权主义者，但她不会给跟她不同的人贴上愚蠢或平庸的标签，他们只是不同而已。

至于司汤达，《红与黑》主角于连很像我作品里的初中生。

他思考很深，对自己感到羞耻。

对我来说，追随他的旅程是很有趣的。

回到电影的小说气质这个问题，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更有兴致读小说，几乎不看电影。

我想从绘画、摄影等其他媒介获取灵感。

我写作的时候读了大量小说，我觉得这在我的电影里有所呈现。

我更习惯以小说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

MUBI：我想问问关于男人哭泣的情节。

这有点让我想起洪尚秀的电影，他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告诉我怎么看——捕捉到了男人如何哭泣。

丑陋的哭泣，因为他电影里的男人不常哭，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哭，所以哭哭停停，非常不雅。

你电影中也有两处男人哭泣的细节。

金宝拉：（笑）是的。

MUBI：你电影中的情感既因强烈的即刻危险性而不去表达，又因太过琐碎而难以提及。

这很矛盾，尤其表现在男性身上。

金宝拉：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电影跟洪尚秀电影之间的联系，但也很有道理，因为总的来说，洪尚秀也在他的作品里嘲笑男人，不过我在这方面比他温暖。

他更冷。

他是位男性，所以我的方式有不同的语境。

你是韩裔美国人，所以你知道韩国男性的行事方式。

MUBI：是的。

金宝拉：我的确看到过一些韩国男人突然哭泣，蛮荒诞的。

每次看到，我都很惊讶。

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哭的时候就很不明所以，没来由。

他们哭的时候会很沉浸，有时很遗憾，他们因为太过关注自己的情绪，甚至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不想在影片中把这些表现得太滑稽或太消极。

我想展现的是这些人也是人类，他们是三维立体的。

我想表现男人不同的一面，或许是大多数男人的，而不仅是韩国男人。

我当时在思考，圣水大桥倒塌之后的晚餐，谁会哭得最厉害？

有可能是哥哥，因为他对一切都心怀愧疚。

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得到了一切，也得到了所有的关注，但其实他没有。

他也是受害者，他没有好好地被爱，他被爱的方式是有毒性的。

MUBI：有条件的爱。

金宝拉：有条件的爱，他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我对这个家里的男性角色很有感情，因为这个家庭反映出我自己的家（我深爱着的），所以我尽己所能，仁慈地描绘他们。

MUBI：你刚刚谈到圣水大桥倒塌后的晚餐。

韩国人极其重视食物，这也占据了电影很大一部分。

食物成了情绪能安全改道的方式，在那里，情绪安全着陆。

韩国人和食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金宝拉：你说到点子上了，总的来说，食物对亚洲家庭很重要。

我小时候对我妈做的饭很满意。

她不知该如何表达情绪，但她能做出很美味的饭。

我现在是她养育家庭时的年纪，现在我觉得：哇，她那时太伟大了！

她那时很会做饭，我现在就不会做。

我想表现这个家很温暖的那一面，即便他们各自混乱，每个家庭成员都在处理自己的问题，这不意味着他们总是不开心。

MUBI：你刚刚提到一个场景：恩熙吃韩式土豆饼，母亲在旁静静看着。

作为一个韩裔，我也有那样关于妈妈的回忆。

金宝拉：没人会再那样为你做饭。

MUBI：我猜想，你会被问到或许已经被问到，这部电影是否是你的个人故事抑或个人传记。

我对这个问题没兴趣。

相反，我好奇的是，你现在与自己的电影之间是否有了不同的关系？

这部影片先是在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首映（被视作“本土电影”），接着去了柏林电影节，现在到了翠贝卡电影节（被视作“外语电影”）。

金宝拉：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得想一想。

最开始，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我。

完全就是我。

但是，在写剧本的这五年，我必须保持一个健康的距离。

现在，翠贝卡电影节首映之后，我真的不觉得这部电影是关于我的，而是关于集体情绪的，关于每个人的情绪和过去。

超出了我的经验。

鉴于观众的反应真的很情绪化。

在釜山，每个人都哭了。

在柏林，就很不同，他们很平静。

他们的表达反馈的方式是不同的。

但是在釜山首映式上，我真的觉得这是关于九十年代集体创伤的，作为欠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曾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人，作为一个曾生活在男权社会的女人。

就男权而言，韩国依然如此。

很多观众在电影里发现了自己。

所以我不再觉得这部电影是关于我的，它变得更广阔。

它的确有关我的过去，但现在不止于此。

MUBI：韩国影评人对电影中同性或双性恋身份呈现的讨论，和柏林或美国有何不同？

金宝拉：稍微有点不一样。

韩国观众不太问恩熙的双性倾向。

在韩国初高中，女孩常常对彼此心动。

这蛮普遍。

对于双性恋，她们是流动而开放的，因为她们不会去定义。

但是进了大学，就变了。

在西方，我经常被问到为什么描写双性恋。

我总是会回答：没有原因。

双性恋存在，于是我写下。

一些人觉得恩熙的双性倾向只是暂时的或者就是尝试。

我不觉得是尝试。

最终，有新意的原因就是，恩熙既喜欢男孩也喜欢女孩是为了表现她不爱评判的品质。

她自由而反叛，就像少年英智。

在这个语境中，恩熙的双性倾向非常自然，也符合她的角色设定。

MUBI：如果恩熙真实存在，那她现在应该37还是38岁了？

金宝拉：（笑）37岁。

MUBI：在韩国电影史上，女性电影人没有男性多。

但是最近有一些出色的电影出自韩国女性电影人之手，比如全高云《小公女》、李贤珠《恋爱谈》，这些片子似乎能反映韩国年轻女性的现状，三十几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存。

这似乎是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

金宝拉：女性电影人处理过很多此类话题，因为我们自己就财务很不稳定，所以我们会在作品中反映自己。

很多影片都是男性主导，女导演的电影很难筹钱。

对于女性来说，即便是觉得自己能拍电影，都很困难。

但是，韩国电影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的确通过制作好的电影，掀起了新浪潮。

说回资本主义这个话题——韩国女性正处于艰难期。

男性也艰难，但是女性尤甚，因为我们依然遭受着IMF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不过，由于性别不平等，女性总是处于双重压力之下。

MUBI：这让我想起李沧东《燃烧》的一个片段，一个角色说“没有一个国家是为女人而建立的”。

你在另一个采访里也说道，并没有太多女性电影人可以仰望。

哪些电影人给你带来灵感？

金宝拉：我喜欢李沧东。

尽管他对女性人物的看法很保守，但我还是很欣赏他的艺术作品。

韩国女性导演并不多，但我真的很爱韩国小说家吴贞姬（Oh Jung-hee）。

韩国女性的成长是艰难的，但同时也是礼物。

如果我是韩国男性或是美国白人男性，那我就拍不出这部电影。

需要去体会复杂的人类情感，因为你正经历着。

原采访发表于Arte出版社于2019年8月29日出版的《蜂鸟 - 1994年，永不落幕的记忆记录》（『벌새 1994년, 닫히지 않는 기억읲기록』），读完深受感动，想要分享遂自译了一下，不是专业人士请多担待:)两人的对谈篇幅十分长（2万3千字左右），需要有足够的阅读耐心。

KB：金宝拉/AB：艾莉森・贝克德尔2019年5月，导演金宝拉和艾莉森・贝克德尔作为女性故事的创作者，在贝克德尔位于佛蒙特的工作室里，用两天时间分享了彼此作品的故事和作为创作者的关注点。

艾莉森・贝克德尔（Alison Bechdel）因“Bechdel Test（贝克德尔测验）”而闻名，是针对电影中性别平等的测试。

她是一位美国绘本小说家，著有《欢乐之家》和《我和母亲之间》等作品。

在她的作品中，贝克德尔一直以自传体的方式讲述家庭、生活、死亡、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等主题。

目前她与同性配偶，同时也是艺术家的Holly Rae Taylor定居在博尔顿。

英韩翻译：신빛나리女性、故事和创作 - 金宝拉与艾莉森・贝克德尔KB：我很想知道你第一次观看《蜂鸟》时的真实感受。

AB：灵魂出窍了......好像被迷住了。

也许不是因为特定的“感情”而被唤起，反而更接近一种“状态”，感觉像是被电影中所构建的世界所吸引。

这是一场充满悬念的体验。

观影过程中也一直在想“发生了什么？

”，影片中的场景分明向我们展示了“日常生活”，但它们看起来并不正常，也许用“以一种深入到细部的方式展现日常生活”的说法来讲更为准确。

这是我的真实感受。

KB：谢谢你。

我很喜欢“灵魂出窍”这个表达。

AB：看《蜂鸟》之前先看了短片《竖笛考试》。

《蜂鸟》似乎与《竖笛考试》的故事直接延续，它们讲述了同样的主题：“看不见的存在”。

我隔了几天依次看了这两部电影，《竖笛考试》里观众们所停留的地方，在《蜂鸟》里得以重新出的构成十分有趣。

KB：你说得没错。

《蜂鸟》就是像《竖笛考试》的续作一般的作品。

你的《欢乐之家》与《我和我母亲之间》虽然是两部不同的作品，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可以稍微再问下你对于《竖笛考试》的观后感吗？

AB：不可思议。

虽然是悲伤的故事，但在故事最后恩熙对上（竖笛）吹口的那一瞬间，我又感觉到了无数的希望。

令人难过，又十分积极。

该怎么形容呢……总而言之，我感到了幸福。

这个小女孩就像英雄一般，你用真挚的眼神注视、描绘了某个女孩普通的人生。

这部电影不仅是“未曾见过的尝试”，也是“至今没有人挑战过的尝试”。

KB：谢谢你的感想。

你觉得电影里包含着怎样的信息？

我知道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但还是想直接从你这里听到答案。

AB：这部电影的目的似乎是以一种有意义的、重要且普遍的方式展现了一个女孩的生活。

这意味着“女孩的生活”也是“人的生活”，是不该被轻视的故事。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女孩叙事诗”。

纵观整部影片，我首先感受到这是一个关于“一个人”的故事。

KB：我希望看到更多关于女孩的故事被真诚地描绘出来。

在我看来，我们的女性故事是一个很少被提及的主题。

AB：因为人们总是从外部角度来观察女性。

你从自己的女性身份出发，并把目光投向了女性角色。

我想说的是，恩熙并不是“媒介”，最重要的是她作为“电影的主体”而存在。

顺便问一下，你是如何想到《House Of Hummingbird》（此处AB在询问英文译名）这个片名的？

KB：韩语的标题是《벌새（蜂鸟）》，如果是韩语的话，这个标题便足够了。

但在英文译名里，在“蜂鸟（Hummingbird）”这个词前面加了一个“家（House Of）”的短语。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果只有“Hummingbird”一个单词的话，听起来不太像一部电影的标题。

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类，它们为了花蜜会经历漫长遥远的路途，这样的姿态就像恩熙的人生之旅一样。

恩熙虽然是很小的孩子，她会为了寻得爱、甚至在得到真爱之前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徘徊。

我在寻找关于动物所代表的象征意义的书的时候，知道了蜂鸟所代表的是“希望”、“恢复”、“爱”这样充满肯定意义的象征，并觉得它十分适合作为电影的标题。

从这里开始有点儿跑题，但你知道这附近有条叫做“Hummingbird Road（蜂鸟公路）”的公路吗？

AB：……啊、的确如此。

到今天为止我完全忘记了那条公路的存在（笑）。

KB：在来的路上看到了标识就特别想拍照留念，回去的时候我要拍下来。

是令人开心的偶然的一致性。

AB：的确很有趣。

说不定是为了把你呼唤过来才存在的（笑）。

还有，电影的节奏分配真的很好。

正是这缓慢的进程，才使我们得以看到这个少女毫无变化的人生里非常细微的、几乎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细节。

当然，电影里发生了许多事，也许用“毫无变化的”这个形容并不贴切。

大多数事件还是相当典型的，像小偷小摸、和朋友吵架……但是这部电影似乎向这个少女展示了人的尊严与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是理所当然的。

少女们的故事总是被视作无关紧要，甚至是没有多少人真挚对待的存在，但你把这个少女的人生看作“人的人生”。

正因如此，她的冒险性与独立性就像中世纪的骑士一样被真诚的记录下来了。

这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

你将这个少女的故事，升华成了一篇盛大的叙事诗，我是这么想的。

KB：我喜欢你的表达方式，真的很感谢。

AB：你为这个少女创造了一个空间，让她的故事得以作为一个人的故事被讲述和记录下来，这真是太好了。

虽然我从未完整看过《让娜·迪尔曼》（1975），但我认为你们的电影有很多共同之处。

就像阿克曼向我们事无巨细地展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一样，你的电影也拥有这样的特质。

KB：谢谢你。

之前看过我长达2小时40分钟粗剪的电影业界的某位男性曾批评我，说：“你觉得谁会想看长达2小时40分钟的‘少女电影’啊”。

AB：太过分了。

两个人一起笑了。

KB：过了不久，这位男性就为自己的发言而谢罪了。

AB：那真是太好了。

有可能你就是很擅长让人谢罪。

两个人又一起笑了出来。

KB：难不成人们已经看穿了我像恶魔一样的性格了？

AB：你不攻击任何人，也不指责他们，这样他们便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在我看来，这也是你电影的优势之一。

因为你不是那种强词夺理的人。

KB：有时候也会强词夺理一下……。

总之，和剪辑师一起对着电影的放映时长苦恼了很久。

就算是现在也依旧会怀念2小时40分钟的版本。

AB：最终版的放映时长有多久？

KB：2小时18分钟。

AB：那消失的20几分钟里包含着怎样的内容？

KB：随处可见的细节消失了不少。

最初的剪辑版虽然是最好的，但因为必须完成这部电影，我别无选择。

AB：关于这部作品有着多么美丽的故事构成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在第二次观看《蜂鸟》的时候，我有认真去确认你是基于什么原理来分配情景片段的，即使我只能用“印象深刻”来形容它。

对于观众来说，这个故事看似自然，就像任何一件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但它实际上却是一个经过精心构思的故事。

KB：谢谢你。

AB：对场景稍作删减，效果似乎大不相同。

KB：正是如此。

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不过我们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

“新人导演能在最初的长篇电影做出时长2小时18分钟的作品，是相当的勇敢的事”，我周围的人这么跟我说。

最近的电影都不太有超过2小时的作品，尤其是第一次拍长篇电影的导演都有将上映时长缩短的倾向。

AB：把放映时间拉长也可以这个想法是从哪里得来的？

KB：我在一些地方会很顽固。

大家不喜欢时间过长的电影也没办法，我是这么想的。

AB：如果看的过程中觉得厌烦了，就请默不作声地退场的意思？

KB：啊，也不是那样……。

AB：不论时间长短，你觉得自己能让观众长时间保持与电影的联系？

KB：我认为不管是什么电影，都一定有适合那部电影的放映时长。

就像人的寿命一样。

《蜂鸟》如果不是超过2小时的电影，它是不会被制作出来的。

每部电影都有属于它自己固定的节奏与时长，我只想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完美的长度。

这是我最担心的地方，但在某个节点对于观众们的担心已经消失了。

我很高兴我没有将它剪辑成一部未满2小时的电影。

男性导演们做出3小时、甚至8小时的电影也没有多少人指责的这个事实时常令我感到愤怒。

不对，说是愤怒，更多的是感到震惊的心情更多。

AB：总觉得能理解你。

KB：如果我们假定《蜂鸟》是一个关于少女成长的故事，那么2小时40分钟就显得相当长了。

在思考其中的原因时，我意识到人们会无缘无故地认为女孩都很健谈，即使她们实际上并没有说那么多话。

相反，男孩更习惯于到处说话，而不是倾听他人说话。

也许这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关，但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由女性导演的“长片”，甚至可以说接受它们的能力本来就不存在。

如果《蜂鸟》是由男性导演拍摄的，你认为人们会对其冗长的片长提出质疑吗？

也许不会。

AB：这也正是《蜂鸟》的价值所在。

我希望能用更顺畅连贯的语言表达出来......《蜂鸟》也是一个关于“隐身的少女”的故事，不是吗？

影片对她进行了长时间细致入微的“观察”。

我觉得你试图传达的信息与影片的结构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KB：无论如何，它必须很长。

不对，我不是说一定要很长。

但它必须是这个时长。

AB：我认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与令人印象深刻的决心。

KB：被这么说我很开心。

我不想《蜂鸟》只被单纯地看作可爱的成长故事。

AB：我也不同意这是一部成长型电影的观点。

《蜂鸟》是一部关于“成为人（Coming-of-Human）”的电影，不是单纯的成长史。

KB：人们经常将《蜂鸟》与《伯德小姐》（2018）做对比，可是我并不想被拿来做比较。

AB：那些人有好好观看电影吗？

KB：虽然很喜欢那部电影，可《蜂鸟》与它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AB：除了有少女登场之外。

KB：人们总是喜欢拿女性做比较。

明明每个人都没有什么共同点，仅仅因为是“女人”而已。

AB：《蜂鸟》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有大量的手写文字。

像笔记、恩熙写给周围人的信，甚至是写在黑板上的汉字——这样的场景太多了。

说起来，商店行窃的地方也是一家文具店，英智将一本素描本拿来当礼物。

有什么意图在里面吗？

KB：是这样的，可能我就是喜欢人们手写的文字，连我自己都不太明白。

当恩熙给老师写信时，那充满着乡愁的氛围我很喜欢。

最近都没有人给他人写信了。

AB：在便签纸上书写的场景。

当我听说在书桌上粘贴便条的场景耗费了大量心血时，我感到十分钦佩。

KB：没错。

为了捕捉到便签最适合的位置，我们拍了无数次。

AB：是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呢。

KB：我认为手写的信不同于邮件与手机信息，它们有独自的灵魂寄宿在里面。

就如文字所示一样，正是用“手”所写的手写信。

写作是一种深刻的行为。

AB：深有同感。

当书写的手接触到纸张时，人身上所散发出的东西便会浸入进去。

KB：是啊，我想我可能就是想抓住这一点，所以我给他们看了很多次笔迹。

幸运的是，扮演恩熙的演员不像我，她的字写得非常好。

AB：然后，这位恩熙说想成为漫画家，说她想成为用绘画来表现自我的人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

KB：其实，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有过想成为漫画家的梦想。

AB：原来是这样，她现在还有在画画吗？

KB：还有在画，却总是画得不太好。

通过用手写字的场景，我知道了饰演恩熙的演员与饰演英智的演员都是左撇子。

AB：那一点我没有注意到。

KB：是这样吗，有许多人提起过这一点，我在拍摄之前也完全不知道。

当我知道她俩都是左撇子的时候，我很开心。

写字的时候我会用右手，画画的时候用的却是左手，严格来说是双手灵巧。

AB：（笑）。

KB：我第一次买的书是《김숙의 만화작법（Kim Sul的漫画作法）》！

现在也爱着图像小说。

所以《竖笛考试》和《蜂鸟》的主人公都是对漫画有着高度关心的人。

我想设定成那样。

AB：这是很好的设定。

KB：我也能从你的书里感受到对于手写信与手写文字的爱意，图像小说里的字本身就如同手写文字一般。

你的作品会经常引用到文学作品，我的电影里也有几处地方便是如此。

英智的书架上摆着赫尔曼·黑塞的《漂泊的灵魂》，是恩熙送给英智的礼物。

AB：《红与黑》。

KB：是的，《红与黑》。

AB：其目的是什么？

KB：20世纪90年代，当时韩国的父母们流行购买一整套的文学作品。

与其说是为了阅读，不如说是为了装饰书架。

即使父母不读，孩子们也会读，我就读过全集中的好几本。

《红与黑》就是其中之一。

故事的主人公叫于连·索海尔，他脾气暴躁，以自我为中心；沉浸于周围的一切，且有着强烈的羞耻心。

为了表现这样的性格，于连的内心独白会时不时在整部小说中登场。

我非常喜欢于连这个角色，因为小时候我也曾担心过自己是否出了什么问题：“我是不是什么奇怪的孩子”、“为什么只有我会如此多愁善感”。

在书中找到一个和我一样内心充满忧虑与独特性，这让我感到欣慰。

所以我让《红与黑》出现在了我的电影里。

从电影里出现的书开始，到之后里面的一些小道具，都是我从父母家里实际拿来的物品。

AB：原来是这样。

KB：其实，我有想要询问你的事。

在《蜂鸟》里你有没有最喜欢的场景，或者说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AB：我最喜欢恩熙与英智之间的那场戏。

看到有人注意到恩熙的存在并给予她一些关注，这让我感到不自觉的心痛。

英智是一个相当神奇的人物。

比如说，她既不是一个特别善良，也不是一个充满着母爱的人物。

她很内向......也很神秘。

就像汉文补习班的校长所说，她也有点“奇怪”。

我喜欢英智和恩熙在一起所有想要互相了解的场景。

仔细想想，蹦床那场戏也很不错。

小时候，我也有个朋友和我一起玩蹦床。

她们在做这种特殊的体育运动时还能继续交谈并加深彼此的亲密关系，真像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我对这种魔力感到深深的共鸣。

还有，恩熙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最终爆发的那一幕也非常震撼人心。

当恩熙上蹿下跳地表达她的愤怒和沮丧时，那样的姿态令我感到了某种强烈的宣泄与释放。

KB：是一起跳起来的场景吗？

AB：是的。

看完影片后，我感到心潮澎湃，有种把重物举起来的爽快感，或者说是感觉整个人都轻了许多。

我感到舒适。

我不知道你该如何处理结束这个庞大的、史诗一般的故事，但它的叙述结束得很顺利。

就像在结尾处娓娓道来的一封信，故事就这么圆滑的结束，仿佛发生了炼金术般的变化，一个奇迹就此诞生了。

让我们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的瞬间，如同一个小小的礼物。

我能说什么呢......能有如此积极的感受令我很幸福。

毕竟，生命是有意义的。

KB：谢谢你。

除了恩熙喜欢画漫画这一事实外，影片中是否还有其他部分让你觉得“哦——我真的能与这部分产生共鸣”？

即使不是恩熙这个角色，而是电影整体......。

AB：恩熙是所有事件的中心，但她却毫不起眼。

恩熙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但这也是一种美。

而且，她有独立的能力。

也许是因为她不得不这样做，她不得不花很多时间独处。

这一点吸引了我，我很同情恩熙的独立，她甚至需要一个人去医院。

KB：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

AB：我也很喜欢英智来医院看恩熙的那场戏。

说实话，这也是我小时候梦过的幻想。

KB：原来如此。

AB：让老师来看我，看着我睡觉之类的。

KB：你把这一幕也写进了书里。

难怪，我觉得这场景很熟悉。

AB：我好像是在《我和母亲之间》里插入了类似的情节。

所以当我在《蜂鸟》里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我就高兴地惊叹：“哇！

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

”。

我很开心能看到恩熙就像我一样，对一个人表现出如此温柔的关爱。

顺便问一下，你小时候是否住在像影片中那样的高层公寓里？

KB：我在电影中的那个高层公寓里住了几年，后来搬到了另一个公寓。

韩国没有像香港那样的高层住宅，人们更喜欢高层公寓楼。

在美国，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为低收入人群所提供的出租公寓，但在韩国，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

韩国人习惯于居住在形状相似的楼房里，无数排相同形状的门......。

AB：完全相同的形状......。

KB：这是象征着韩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image）。

AB：《蜂鸟》是一部关于在世界上找到自己位置的故事，不是吗？

它也是一部真正的政治电影，尽管在观看影片时很难注意到这一点。

至于路口挂起的横幅，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情况。

被拆迁的人是否因为开发而失去了家园？

KB：没错，当时韩国有很多由再开发而引起的问题。

当然，现在情况也依然如此。

特别是在我成长的地方，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快速发展。

现在成为首尔财富象征的那座超大型建筑（三星大楼宫殿），就是电影中集装箱村的所在地。

每当我看到那座建筑，我仍然会感到愤怒。

许多韩国观众告诉我，他们喜欢《蜂鸟》是因为它以非政治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政治的故事。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值得引起共感的印象吗？

AB：当然。

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它向我展示了这些所有的事情是如何事无巨细地影响到个人生活的。

同时，它们还导致了大桥的坍塌。

KB：你也作为一位女权主义者，大概已经习惯了听到“个人即政治”这句话。

我也想在影片中体现这一点。

AB：你做得非常出色。

而且完成得十分美丽。

KB：我很好奇你通过观看《蜂鸟》之后，对于这两个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和韩国——在女性成长、以及你作为女性的经历、有关性少数群体的问题或女权主义方面是否有相似之处。

我对差异持开放态度。

生活在美国，其实很少能看到韩国女性导演的电影。

你在观看由女性导演拍摄的有关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电影时有何感受？

还有，《蜂鸟》成功通过了贝克德尔测试（该测试用于衡量电影中的性别偏见，比如询问一部虚构电影中是否最多包含两名女性，女性之间是否有对话，对话中是否包含与男性无关的话题）！

AB：那我得给你颁个奖章了！

两个人一起笑了。

AB：这个问题有点难。

当我还是一个“女孩”时，我无法忍受自己是“一个女孩”的想法。

当我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长大时，做一个女孩是不可能同时享受生活和做一个有个性的人的。

我知道自己不是男孩，但我也无法认同自己被看作是其她女孩。

这很难用言语表达，但当时我觉得“我眼中的女孩”更接近于负面。

小时候读过的所有有关女性的故事都很蠢，事实上也是如此。

KB：这个世界充满了“愚蠢的女孩故事”。

关于女孩的“愚蠢故事”。

AB：实际上，我小时候只画男人和男孩。

在我看来，那些很酷、很有趣、我认为很重要的工作总是由男人来做。

我......我用这种方式取代了我的女性气质，以至于我无法以女性的身份面对未来。

作为女人面对未来是如此痛苦，以至于我忽略了自己的女性特质。

我不想成为我所看到的所有女性角色那样的“物品”。

我小时候很少与其她女孩交往，也没有读过任何关于女孩的书。

我不想读《神探南希》（Nancy Drew）系列推理小说，也不想读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的书。

当然，后来我还是读了一些，比如《小妇人》。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作品，但在我更小的时候，我从来不想读这样的书——“给女孩子看的书”。

我对它们有很多意见，这就是我的想法......。

KB：是“女孩对女孩的仇恨”吗？

AB：是的。

KB：我也曾这样。

AB：真的吗？

KB：真的。

我不得不讨厌她们，因为我很清楚她们是什么样的形象。

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说是类似的，但有时同性恋者也不喜欢同性恋者，和“讨厌那个女孩”一样。

AB：我认为你是对的。

被内化的厌女情绪。

大概就是这种心情。

但我无法成为女性这一点却是事实：究竟谁会愿意成为一个被轻视的人？

我永远无法认同自己是那些愚蠢的角色。

KB：我想知道你是如何改变想法的？

AB：我是在上大学时意识到自己是女同性恋的。

当我走出体制后，我看到了整个体制是如何运作的，这是在体制内永远看不到的东西......我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白人中产阶级孩子，不明白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出柜后，我很幸运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一部分。

在那个时代，许多女权活动家都在公开反对权力，这就是我进入女权主义政治学领域的原因。

作为一名女性和女同性恋，能够充分发挥人性的作用的感觉很好。

最重要的是，将其政治化有助于我摆脱自我憎恨。

我特别喜欢《蜂鸟》中的一句台词，恩熙问英智是否曾讨厌过自己，英智回答说：“是的，真的有好几次”，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回答。

KB：这是肯定的。

演员们在那场戏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你认为《蜂鸟》中还有哪些女性主义元素？

AB：整部影片都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的，但并不过分夸张，也不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

我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它似乎并没有将电影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而这也正是《蜂鸟》成为一部震撼人心的影片的原因所在，鲜明的可见性与其隐藏在背后的政治信息是共存的。

KB：你从《蜂鸟》中有了解到在韩国作为女性的成长经历吗？

抑或你发现了与美国的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

AB：看到恩熙的哥哥肆无忌惮地施暴，我感到非常的冲击与震惊。

当然，虽然我已经感受到了整个社会的性别歧视，但我仍旧为此感到羞耻。

我简直不敢相信，暴力从这么小的时候就已经浮出水面了。

KB：这与你成长的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相似吗？

AB：不像。

如果真如影片中所描述的那样，在韩国，这种暴力似乎更加不受控制。

而在美国，至少......。

KB：不能公开？

AB：不能容忍公开“使用暴力”。

我不认为美国存在着我们在《蜂鸟》中所看到的那种暴力行为。

当然，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是存在的，这一点美国更甚。

在美国，男人经常对女人施暴。

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兄弟姐妹之间从未发生过暴力。

我打他们的次数可能比我的兄弟姐妹打我的次数还多（笑）。

KB：通过《蜂鸟》，你对韩国社会有何了解？

AB：我了解到的最令人惊讶的新事实是，尽管存在种种差异，韩国社会与美国社会非常相似。

人们过着相似的生活，有着相似的情感，经历着相似的成长期。

KB：你觉得自身有何相似之处？

AB：是在恩熙的年龄对待朋友的方式，以及那有时候非常尴尬、有时候又甚至残酷的友谊。

过了这个年龄，其实很容易忘记小时候自己与朋友建立的关系是如何运作的。

但你很好的反映了这一点，真实又准确。

KB：教育和家庭呢？

AB：首先对教育的重要性感到惊讶，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而且似乎相当激烈。

在最后一幕中，恩熙是去参观大学了吗？

KB：不，并没有。

那场戏讲述的是学校组织的修学旅行。

美国是否也有参观名牌大学的项目？

AB：虽然我没有经历，但美国可能有这样的学校。

因为恩熙的哥哥去参观了一所大学，所以我也以为恩熙也会去参观。

KB：在韩国，有些家庭为了让孩子看看好大学是什么样子，会亲自去参观。

我住的地方是伴随着教育热而来压力特别严重的地区。

我哥哥看完《竖笛考试》后说：“宝拉，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被班上的孩子嘲笑过父母的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他一直是模范生、优等生，甚至是学校副会长。

然而他却因为父母的工作而被取笑......这让我很难过。

从那以后，我开始思考我成长的地方是多么的扭曲。

这是一个独特的社区，有些人生活富足，有些人则不然。

事实上，它是首尔较好的社区之一，所以我们一家能在房价上涨之前搬到那里是一大幸运。

韩国人很快就能意识到当下发生了什么。

该地区的父母特别热衷于子女教育，他们甚至将子女送到美国留学。

KB：当有人问你关于工作的私人问题时，你通常会怎么做？

AB：其实我处理得并不好。

大多数时候，我都是敷衍了事。

我忘记了自己是作者，不小心泄漏了关于我家庭的个人信息。

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了。

我觉得大家都想从我嘴里套出隐私，所以我最终给了他们想要的答案。

KB：你后悔吗？

AB：我很后悔。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我没必要这么做。

我已经做到了，也在书中写过了，不知道是否还有其它事情没有露馅。

有人问我：“你的家人对你的书有什么看法？

”对此，我意识到，我自己也有暴露家庭私生活的问题，有些东西不需要公之于众。

如果家庭成员对某件事情持有反对情绪，没必要宣告给全世界听。

KB：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人们经常会问一些私人问题，尤其是媒体，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而踏入私人领域。

我觉得自己有一种强迫观念，在与人交谈时必须要保持诚实，这让我最终不得不过多地谈论自己。

在那之后，我害怕《蜂鸟》会变成像我的个人历史一样的东西在我的生活里留下刻印，这不是我想要的。

AB：你担心别人会从某些特定的角度解读《蜂鸟》。

KB：所以我试图保持平衡。

AB：在这种情况下，我试图做的不是回答故事的“内容”，而是将问题进一步深入，诚实地回答故事的“角度”。

KB：你创作的故事虽然都极具个人特色，但“切入点”却非常完美，就好像你将所有故事都融入了一本书中。

作为创作者，你一定付出了很多努力，就像工匠或乐器演奏家一样。

回答私人问题总是一个挑战。

作为一件艺术作品，即使创作过程是基于个人经历，但它仍然超越了个人范畴。

我仍在苦苦思索如何处理私人问题。

AB：你不欠任何人东西，所以也不必拿出对方想要的一切。

KB：顺带一说，你再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询问我的家人看完《蜂鸟》后有什么反应。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问题，这次会面和谈话才得以被安排。

因为你和我一样，都是围绕着与家庭故事创作作品的，所以这个问题似乎来自于你对我的作品、和我作为创作者的深深共鸣。

我能就这个问题再问你一些吗？

AB：当然。

事实上，我问你的问题也是我自己经常遇到的问题，让我非常苦恼。

因为我被问过很多次，“你的家人是怎么看待这段回忆的，怎么看待你的家庭秘密的？

”因此，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思考。

KB：当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时，我的感受和你一样。

AB：确实如此。

这样的问题往往会将焦点转移到“我”而不是作品上，将我的作品变成了我的个人问题。

KB：但你问我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

AB：我觉得好笑的是，自己在看《蜂鸟》时会有如此疑问，但如果被其他人问到我的作品时，很显然我又会因此恼火。

但《蜂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导演的生活呢？

我一直在想这部电影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你的经历。

当然，我知道问艺术家是否经历了她在作品中描述的一切并不是对艺术品的正确评价。

但我之所以认为这样的提问很自然，是因为我的艺术创作过程似乎与你的创作过程如出一辙。

在我的艺术创作中，我在剪裁我的生活。

生活是一个“活物”，把它打造成一个有机的、有形的和拥有巧妙叙述结构的叙述过程非常有趣。

这是因为生活本身并不是一个故事，生活只是“一系列的巧合”。

KB：没错。

AB：我在《蜂鸟》中看到的都是偶然的生活片段。

但它们都是非常精确，同时又充满了意义的生活片段。

我惊叹于你是如何收集生活中不断发生的点点滴滴，并将其巧妙地阐述和转化为一个有意义的故事的。

因此，我很好奇你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你自己的经历。

我读了几篇评论和文章，都说你的电影以自传体经历为基础。

我认为你的家庭是在接受自己与剧中家庭相似之后才去观看的电影，我想知道你的家人是如何接受这个故事的，因为公开谈论自己的家庭并不为社会所接受。

KB：是的，你说得非常对。

AB：但你并没有隐瞒家庭的真相，而是如实地展示了出来。

这就是我好奇的原因。

你是如何做到如此勇敢的？

KB：我觉得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当然我也很不安。

准确地说，直到在釜山放映第一场的时候我才开始焦虑。

AB：那是什么时候？

KB：去年10月。

我必须邀请家人参加在釜山举行的第一次试映会，那时我才开始焦虑。

于是我告诉他们，没有必要来釜山，因为离首尔太远了。

当然，是出于我自己的担心。

总之，邀请家人来釜山很尴尬，他们最后还是来了。

而且，我妈妈已经看过三遍《蜂鸟》了。

她后来告诉我，爸爸在首尔看电影时一直在哭。

那天他甚至没有回家，而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过了一夜。

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说实话，我很难过。

那天晚上，我收到了爸爸的短信，他说这部电影非常好。

让我惊讶的是，他还写道：“你本可以把悲伤强调得更激烈一些，但你却把影片拍得如此朴实”。

AB：哇……。

KB：这让我很感动，也让爸爸显得更严肃。

他一直有一种你可以称之为艺术家的气质，也很喜欢冒险。

但无论如何，我的惊讶更胜一筹，因为我担心家里会有人责怪我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作品？

”但他们都没这么说。

AB：我也很惊讶。

KB：我的家人都非常高兴，他们都很支持我。

只有我姐姐的反应有点不同。

还有很多情况我不能告诉你，所以我不会再多说。

AB：好的。

就像你现在这样，开始了解私人谈话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是很重要的。

KB：还有，你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家人、朋友和过去的恋人。

你的兄弟姐妹、母亲或者周围的朋友对你将自己的私人故事变成图像小说的想法有何反应？

他们都满意吗？

AB：结果并非如此。

包括我在内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同时每个人也是矛盾的。

对我来说，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就是深入这个家庭，寻找真相，讲述故事。

这是一种与家庭重新建立联系的尝试，却有恰恰相反。

我想说的是，当我沉浸在创作中时，我会独自沉溺于一个复杂的过程中，远离我的生活和周围的人。

因此，我在创作时不会关注现实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工作过程其实是一种相当复杂的体验，这也是我目前正在创作的作品所要表达的。

这是我的创作，是我的激情，也是我将生命融入写作的使命，又同时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

KB：我想也是。

老实说，很难回答关于你提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你自己的经历”这一问题。

不过，它的确与我的个人经历有着深刻的联系。

我列举了我家庭的一个缩影，影片中的一些人物性格也是根据真人真事塑造的。

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一个朋友的妈妈居然对我说：“她就是那个做年糕的店里的女儿吧？

”，影片中的许多台词都是令我身心久久不能平静的话。

但归根结底，影片本身终究是虚构的。

大家都知道，把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拍成电影并不容易。

我努力将自己的经历转化为高度精炼的电影形式，可最终的作品只能是虚构的，而不是个人的。

AB：是的，没错，正如你所说。

KB：换而言之，如果你问我《蜂鸟》是否反映了个人经历，我的回答总是既是又不是。

它的故事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和虚构的。

AB：在作品完成之前，你的家人知道你在创作什么吗？

你是否与家人谈论过你的创作过程？

我想知道他们是否观看了《竖笛考试》。

KB：其实我邀请了全家人一起看《竖笛考试》。

放映结束后，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了晚餐，整个用餐过程中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这是不令人尴尬的沉默，反而很美好，就好像一家人一起分享这部电影带来了“对彼此的理解”。

AB：哇。

KB：很难描述，但肯定有一种全家人此刻在共享着回忆的气氛，还有一种互相原谅的气氛，好像我们可以原谅彼此所经历的一切。

突然间，爸爸开始开玩笑说：“我都有你妈了，怎么可能会出轨”，于是我们都笑了。

AB：（笑）。

KB：我回说：“爸爸，这是一部电影”。

《竖笛考试》中的有些部分并非真实发生。

之后，我们继续吃饭。

没有说很多话，却保持着热烈的氛围，我们一起愉快地结束了晚餐。

AB：在影片完成之前，你是否与家人达成了某种和解？

还是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一直在挣扎？

KB：我从18岁开始冥想。

对于冥想来说是过于年轻的年纪，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我家附近的一个冥想中心。

那里的人通常比我年长很多，我不觉得他们知道我为什么会去那里，但他们对我非常友好，让我感到宾至如归。

从那时起，我开始冥想，阅读心理学和心理创伤方面的书籍，渐渐的，我开始对家人感到愤怒。

在上中学的我还不会这样，那时我还不会和家人吵架。

当我成为一名高中生，然后又成为一名大学生时，我对家人感到越来越生气。

那时，家里人都叫我“坏女孩”。

我是个坏孩子，在他们耳边说了很多令人感到痛苦的话，又把他们推得远远的。

在我20多岁时，爸爸向我道歉了。

他开始说起他把我们拉扯大的时候他有多么年轻，“那时我也是个孩子，还是太小了。

”现在我到了父母把我带大的年龄，终于才能明白他的意思。

如果我在抚养三个孩子的同时还要继续努力工作，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成为比父母更好的父母。

AB：我也很能理解你说的。

KB：之后，爸爸多次向我道歉，最后甚至弄得我不得不阻止他这样做。

我们经常谈论过去。

这听起来很奇怪，但爸爸是我在家里最亲近的人。

在和他的交谈中，我也听到了很多他对于婚姻的看法。

他告诉我，婚姻不是激情，而是承诺，你将与成为你家庭的人一起创造未来。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在拍摄《竖笛考试》时，我已经开始与家人和解。

当然，这种和解并不意味着所有事情都能圆满解决。

与父母的和解就像一场生命之旅，一直持续到死亡才会结束。

这是一段旅程的开始，也是我与家人关系的开始，正因如此，我通过与爸爸的对话诞生了一部短片。

哥哥看完《竖笛考试》后，也发来了道歉的信息，这对我意义重大。

AB：哇……。

KB：我肩上的重担仿佛雪花消融般消失了。

可是，在收到哥哥的短信后，我又立刻感到沮丧。

我对他的怨恨和挫败感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在收到信息后，我意识到自己身体里的一部分已经死去，我必须走出创伤，获得新生。

AB：你觉得自己必须哀悼已经消失的那部分自己？

KB：是的。

即使那是一段糟糕的记忆或创伤。

AB：这也是你形成个人身份的一部分。

KB：如果真的认为那是自己的一部分的话，反倒会紧紧抓住它们了。

我从那次经历中学到了很多。

开始写《蜂鸟》的剧本后，我尝试着拓宽视野，延伸我和我家人的故事。

AB：似乎你的冥想经历让你和家人有了可以对面的距离。

KB：可能是这样。

大学毕业后，我和一位女权主义者朋友一起接受了团体治疗。

通过女权主义，我意识到我的创伤并不是我自己的错，而是大男子主义和父权制度造成的，我重新思考了我们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

女权主义和冥想对我帮助很深。

我还和一位女权主义者朋友一起写了一本家族史。

我们很清楚自己喜欢父母哪些方面、不喜欢哪些方面。

我还列了一份清单，上面列举了一些自己尽可能想要避开、且不会留给后代的在无意识里与他们相似的言行举止。

通过这些，我能够深入思考我的父母以及我所确信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意识到自己许多的优点也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

以前，我只是恨他们，在意识到他们也对我有过积极影响后，我对我的家庭保持平视的角度。

例如，当我成年后回首往事时，我觉得父母曾经很幸福，尽管他们经常吵架。

他们晚年在一起也仍然如此，从我小时候起，他们下班后回到家，会经常坐在桌边聊很久的天，有时会聊到深夜。

AB：那很好。

KB：我想是的。

大概每个家庭都差不多。

AB：这样的父母很少见。

KB：是啊，我的父母是彼此间交流很多的人。

他们一起工作，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也许这就是他们经常吵架的原因。

虽然我对此早已不管不问，他们经常吵架，也一起历经了许多磨难，这并不代表他们的人生里没有美好的时刻存在。

现在的我，才终于看到这一点。

这种对家庭关系的探索和认识，对我创作《竖笛考试》和《蜂鸟》的帮助很大。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我的父母、姐姐和哥哥，就像做人物研究一样，是很棒的体验。

AB：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你从未在《蜂鸟》里将父母描绘成坏人。

尽管恩熙的父母对她不理不睬，让她独自面对生活，他们也有偶尔看到恩熙的时候：母亲为恩熙做土豆煎饼的场景尤其令人难忘。

我觉得这个举动不仅是母爱的伟大表达，也是母亲在电影里第一次正面注视恩熙的时刻。

KB：没错，这就是我的意图。

和你作品中的人物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

那些人物都是多面的，他们从不单一。

KB：我也这么认为。

AB：对我来说，写我的家人既是一种美丽的文学创作，也是一次心里锻炼。

我不仅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对家庭的感受，还需要像笔下的角色一样去凝视他们。

小时候，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家人所承受的压力，现在我终于理解了，虽然成年后也很难理解所有的事。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陷入责怪父母的情感泥潭，无法从他们身上发掘优点。

KB：既然你提到了，这让我想起了《我和母亲之间》的最后一句话，我很喜欢。

AB：关于我的母亲如何给我指明了“出口”？

KB：是的。

“出口”一词包含了什么？

AB：我周围的人经常会问：“那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出口？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

这只是一个单纯的出口。

”KB：不需要解释，只要有这个词就足够了。

AB：我同意。

我觉得我的父母把我扔下了船，因为他们自己已经筋疲力尽了。

KB：在与自己斗争？

AB：嗯。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情感，是与自己的斗争。

无论如何，我的父母也在船外给我留了一个救生圈。

这个救生圈就是写作、绘画和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KB：（泪流满面）我哭了，但不要太惊讶。

AB：真是令人出乎意料的落泪！

吓我一跳。

KB：自从昨天跟你谈话开始，我就变得异常情绪化。

不过别担心，因为我对于感情的共鸣一向很强。

就算在哭，谈话也请依旧继续。

AB：其实，《蜂鸟》中关于“哭”的那一幕也很有意思。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剧中唯一哭泣的角色是父亲和哥哥。

换句话说，在男权社会中，受到伤害的不仅仅只有女性，而是属于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

你在影片中非常自然地展现了这一点，没有任何偏颇。

KB：这是我的初衷。

现在我真的从心底爱着爸爸和哥哥，所以不想把他们刻画成坏人。

我想知道哥哥所承受的学业压力，以及爸爸作为首尔的家长所感受到的生存压力。

对于来自农村的父母来说，要在首尔生活和赚取收入是非常艰难的。

在我成长过程中，我经常看到爸爸哭泣，妈妈却从来不怎么哭。

在姐姐的婚礼上，爸爸也哭了。

一位伴娘告诉我，她从来没见过哪个爸爸在自己女儿的婚礼上哭得那样伤心。

妈妈很冷静，她说：“你哭是因为你感到内疚。

你女儿就要幸福了，你到底为什么要哭？

”当然，是以开玩笑的口吻，但这一幕确切地传达给了我他俩的相处方式。

两个人一起笑了。

KB：爸爸要比妈妈更加情绪化，这是他们之间一个有趣的差异。

如果我们回到刚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话题，我的观点与你完全一致，即女性和男性都是父权制的受害者。

AB：在电影里，恩熙的叔叔自杀了，是吗？

KB：我没有说他的死因。

AB：影片中还提到，母亲不得不辛勤打工来支付自己的亲哥哥、也就是恩熙叔叔的学费。

这难道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

KB：是的，没错。

叔叔去世前几天也确实来过我家，我记得当时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靠近他。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我不记得他具体跟我说了什么，但似乎男性“兄弟姐妹”总是对女性“兄弟姐妹”有一种负罪感。

以恩熙叔叔为例，这是因为他的妹妹由于经济问题无法继续上学。

我哥哥似乎也对我有负罪感。

在制作《蜂鸟》的时候，我没有开口要求，哥哥却给了我经济上的支持。

我知道不拒绝他会高兴，所以就接受了。

哥哥的成绩很好，这意味着他拥有我父母全部的注意力，但如果再深入思考，可能哥哥对于以这种方式得到父母的爱而感到困惑。

AB：你自己和你的电影制作过程似乎让这个家庭和解了。

或者这只是我的错觉？

KB：那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对我的家人来说，我一直是试图揭开家庭秘密的“麻烦的种子”。

我接受了这个角色，并深入了解了家族的历史和创伤，建立了一个可供讨论的空间。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毫无情面地将家人们逼入了绝境，因为当时我没有力气操心多余的事。

AB：料想到了。

KB：在某些层面，我自己和我的电影制作过程拉近了与家人的距离。

我哥哥甚至给我发短信，说他“以前真的对不起”。

当你观看一部反映你自己的电影时，就很难不去反思过去发生的事情。

我想这对我哥哥来说也是一场相当紧张的经历。

AB：我甚至无法想象家里有人会写我。

如果我正面描写我的母亲或父亲，那便是侵害。

为了让家庭成员成为故事中的人物，就必须简化他们，去掉他们的一些真实个性。

KB：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真心感谢我的家人们理解我的工作，并支持我拍摄这部电影，这是一个十分成熟的家庭。

我现在终于可以说，我真的很爱我的家人，不仅仅因为他们是我生理学意义上的父母，还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值得爱的人。

老实说，我并不看重血缘关系。

只有当我们彼此相认、相处融洽时，这才叫真正的家人。

小时候，我感受不到家人的保护，但现在，他们给予了我许多安慰。

我想再问你几个关于你自己和创作过程的问题：首先，你将“私人经历”转化为故事的过程是怎样的？

我很好奇你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你向我们展示了你的日记，但又是如何将日记转变为图像小说的？

其次，在《欢乐之家》之后，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你是否能够通过你的作品与自己的过去和解？

AB：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最开始的时候，我当然是什么也不懂的。

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也从未学习过如何写或画漫画。

现在，你可以拿到漫画制作专业的硕士学位，但在我小时候，漫画创作是无法进行系统学习的。

所以我决定多看看别人的创作过程，其中有些很有趣，我便试着模仿。

KB：哪些作品给你的启发最大？

请告诉我们一些。

AB：对我启发最大的是一本关于大屠杀的图像小说。

由阿特·斯皮格曼所创作的《鼠族（Maus）》（注：一个父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故事），首次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还只有二十几岁。

它不仅重新定义了当时漫画界的固有构成，还对我看待漫画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让我有机会在漫画中描绘严肃、宏大的主题，而不仅仅是超级英雄或愚蠢的动物故事。

我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在画漫画的同时经历了当时漫画行业的巨大变革，并成为故事演变过程中的一部分。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漫画被看作是一种庸俗低劣的文学体裁。

不，我们甚至没有给漫画冠以“文学”一词。

另一方面，近年来，漫画终于被真挚严肃地对待了，不是吗？

这一变化过程成为讲述“我的故事”的基础。

在我19岁那年，我爸爸发生了“某件事”，紧接着我就想讲述他的故事，有一种使命感。

我觉得爸爸隐藏的性别身份和自杀事件与我的生活密切相关。

不仅是他，我也是一个小城镇里的性少数群体，我和他的人生轨迹却截然不同，这也让这个故事变得异常重要。

我的爸爸选择了死亡，而我成为了一名公开的女同性恋。

起初，我只是想以散文的形式写一本书，但恐惧阻碍了我，我甚至不敢尝试。

我永远无法谈论我的爸爸和一个男人有染，这也导致了他的自杀。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是想谈谈这件事，当时我已经是一名漫画家了，漫画也已经是“谈论我的一种方式”。

可以说是自然而然地开始通过漫画来探讨这件事。

KB：“使命感”吗，我想我能感同身受。

在制作《蜂鸟》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那不是像“好吧，我已经决定要拍一部电影了，那么让我想想得讲一个怎样的故事吧”这样，而更像是“我有一个很棒的故事，我真的很想讲，如果我不完成它我会疯掉！

”。

AB：在完成电影后，“要疯掉”的感觉消失了吗？

KB：不能说百分百消失了，但我轻松了很多是真的。

我觉得自己完成了人生的使命。

你在写关于妈妈的书时也有这种感觉吗？

这是否也像另一项使命？

AB：是的。

这部作品有一部分我无法清晰明确地表述出来，可能因为自己还没有完全理解吧。

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故事是必须要被写出来的。

写我爸爸显然改变了一些东西。

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亡灵一直萦绕在我的生活中，现在他终于消失了，我获得了解放。

我希望在写关于妈妈的书时也能有类似的经历，因为我就是这样几乎机械地试图让她从我脑海中消失。

KB：自《我和母亲之间》之后，有变得更轻松一点吗？

AB：很遗憾，情况并非如此。

有些事情我没有告诉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那本书有两种互相违抗的矛盾感情，可能只有在六七年后，我才能最终与它们和解。

KB：有什么原因吗？

AB：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两本关于我父母的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欢迎。

《我和我母亲之间》的读者很少，甚至有将读者拒之门外的现象。

也许这就是作家的命运，有些作品受到欢迎，反之亦然。

当你的作品被互相比较时，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KB：我无法想象你的感受。

AB：这就是作家的生活，你必须学着去接受它，我仍然在努力接受并试着敞开心扉。

我现在才意识到，人们对父亲和母亲这两个不同的主题，即“男人的故事”和“女人的故事”反映是不同的。

关于我妈妈的故事更复杂一些，可能对一部分人来说过于困难了。

KB：因为它是开放式结局？

AB：是开放式结局，也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结局。

我想我自己已经将其内化，意识到这个故事是负面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不好的故事”。

一个故事不清晰、难以理解，并不意味着它不够好，相反，它可能是一个优点。

KB：在《欢乐之家》获得成功后，你是否感到了压力？

AB：当然，其他人是怎么克服的？

你从现在开始也必须克服它。

KB：能更深入说说吗？

AB：我从未想过要“成功”，也没有“成功”的动力。

我只是在“值得关注的女同性恋者”系列中取得了一些小成功，也引起了一些关注，但这都只是在同性恋文化或非主流文化的框架内。

对此我已经很满足了。

KB：所以你不习惯在主流文化中获得成功？

AB：是的。

我甚至不知道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获奖或入围意味着什么。

一切都只是惊喜，一切都像是令人兴奋的冒险，所以我没有任何期望。

但《我和我母亲之间》出版后，我发现这次我没有入围，我想，“什么？

上次被提名的时候我应该好好享受一下的”。

KB：完全理解，现在我也有同样的恐惧。

AB：没必要害怕，这是每个创作出好作品的人都必须克服的。

在此之后，你也会继续创作出新的好作品，人们……。

KB：在期待？

AB：是的。

期待。

当我写《欢乐之家》时，我不知道谁会读它，又是谁会写书评，这只是一本为我而写的书。

自从人们对这本书产生浓厚兴趣后，我得到了很多关注，我觉得他们都在等我。

这是最痛苦的事情。

因为感受到了有人一直在注视着我，我根本没办法集中精力工作。

KB：在完成《欢乐之家》后，你是否感到充满希望？

比如说，能和过去和解之类的？

AB：是的，我有。

我很高兴。

KB：你母亲身上一定有你无法抹去的东西。

这就是你能够创作其它作品的原因吗？

AB：没错。

但奇怪的是，我写的关于妈妈的书中包含了我写的一本关于爸爸的书的想法。

KB：如果第二本书（《我和我母亲之间》）比第一本书（《欢乐之家》）更成功呢？

AB：真是个好问题。

这很难说，因为被认可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情。

还是说，“被认可”才是核心所在？

它意味着这是“可以被看到的作品”，《欢乐之家》很幸运地得到了认可，受到了关注和好评。

当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时机。

在当时，同性恋故事获得普遍同情是一种新趋势。

如果它早一点问世，人们的反应可能会有所不同。

另外，如果我当时还年轻，就绝不会写这本书。

我相信没有人会想读这本书。

KB：我对此深有体会。

《蜂鸟》的运气也非常好。

去年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上，首次有一半的影片由女性导演执导。

很多人都惊讶，说这是“女性电影的新趋势”。

过去也有过类似的尝试，但不同的是，近几年来韩国的女权主义一直在经历重大的转型。

我是在2012、2013年左右开始为《蜂鸟》撰写故事梗概的，可以说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也都是偶然的一致。

被这个时期眷顾了。

那么，你认为父亲和母亲谁对你的创作影响更大？

AB：我觉得差不多。

在《欢乐之家》中有一个场景，我描述了小时候整理鞋子的趣事：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把鞋子完全对称地放在两边。

我以为一边是爸爸，一边是妈妈，他们对我的影响一样大。

KB：我想多谈谈将“私人经历”扩展为“开放故事”的过程。

你有什么秘诀吗？

你自己最引以为豪的方法和优势是什么？

比如说记忆力很好之类的？

AB：说实话，我也不清楚，我很难为自己感到自豪。

在工作过程中，我总觉得自己身处一片汪洋之中，从未确信自己的作品是令人满意的。

事实上，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换句话说，如果你对自己很有把握，你就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东西。

我认为你应该经常质疑自己，多提出问题。

KB：“质疑自己”，没错。

AB：当然，质疑也会带来困扰，因为是件难事。

KB：我也是这么想的。

即使很多人告诉我这是个好剧本，你应该立即开始拍摄，我还是忍不住问自己：“我该怎么拍？

”。

我也无法轻易摆脱这样的问题：“这个故事对谁有意义吗？

”，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AB：我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的动力，也是我努力创作有趣故事的原因。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KB：在出版了一本受到这么多人喜爱的书之后，你的个人经历作为一个重要的叙事得到了认可。

这有改变你的状态吗？

还是说依旧一成不变？

AB：这一点都不重要，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KB：除了写日记等方式外，还有其它唤醒对过去记忆的方式吗？

你是如何挖掘记忆的？

AB：（仔细思考）我相信生活本身就是故事，我的任务只是去发掘它。

这有点像米开朗琪罗的说法：“在一块大理石中已经有了一个雕塑”。

这不是创作，故事就在那里，我只需要从中去除“非故事”的部分。

在观看《蜂鸟》时，我想起了希区柯克的这句话，他说：“戏剧不过是把生活中琐碎的东西剥离出来”，然而，你却小心翼翼地保留了“琐碎的部分”，就像一家人一言不发地坐着吃了两分钟的饭。

你用镜头捕捉到了那段时光的原貌。

这真的很棒。

KB：非常感谢。

AB：这种时间很能引起共鸣，留下了美好的余韵。

KB：我喜欢那种平凡的时间。

在决定是缩短时间还是保持原样时遇到了很多麻烦，很多地方都需要再三斟酌。

AB：这一幕也让我想起了你之前提到的“安静的晚餐”，你和家人在看完《竖笛考试》后的那次晚餐。

总之，我认为故事就在生活体验中，我们必须找到它。

在《欢乐之家》里，我成功地找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制作当时，我翻阅了自己儿时的日记，看到了日记中没有写下来的内容。

当时我家发生了什么事？

在我童年的一个特殊时期，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事件接连发生。

我亲眼看到爸爸和别人在一起。

KB：是出轨对象吗？

AB：还是年轻的男性。

妈妈当时正在演出间接表达同性之间欲望的王尔德的戏剧。

在社会层面，当时正值“水门事件”前后，每个人都忙于撒谎和掩盖真相。

我忽略了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

翻阅儿时的日记后，我终于意识到这次失误发生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只能用“奇妙的同步”来形容。

KB：我非常喜欢“奇妙的同步”这个说法，也曾以同样的方式思考过我的人生。

我上初中的时候，韩国的一座桥坍塌了，一位朝鲜领导人去世了，我在医院做了手术。

AB：你可以看到手术留下的疤痕，这真的很神奇。

KB：一位演员对我说：“导演，你的手术经历真令人感叹。

我看到后觉得你很勇敢”。

当然，我把医院的情节作为附带的副线，我还想讲述内心的痛苦是如何通过身体迹象表现出来的。

我认为“肿块”可以象征裂痕，独自去医院的事实也是基于我的真实记忆。

AB：所以你真的一个人去了。

KB：很多人对一个孩子独自去医院感到惊讶。

我说：“难道不是每个人都自己去医院吗？

为什么要带着别人一起去？

”，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没有意识到这有多悲伤。

我必须自己做很多事情，所以长大后我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坚强的孩子。

当然，受保护和独立之间必须保持平衡。

因此，1994年对我来说是非常电影化的一年。

我在想，作为一个创作者，是否应该发现“伟大而奇怪的同步现象”？

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AB：我很高兴知道它们真的发生了，它们是不可能被“创作”出来的。

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叙事者。

KB：的确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写完医院那场戏后，我有时会想，到底谁会对一个小女孩独自去医院的故事感兴趣呢？

她也没有患癌症之类的。

与此同时，我读了一本图像小说，是关于疾病的法国图像小说——你读过吗？

AB：David B.的《痛到癫》？

KB：不，不是，好像是女性作家的书。

AB：故事是什么？

KB：不记得书名了。

是个关于作者患病经历的故事，描述了她从意识到自己患病到接受药物治疗的漫长过程。

这本书也极具诗意。

从那以后，我发现很多作家都以自己的疾病为主题进行写作。

在Élodie Durand的《我人生的括弧》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映像作品中，都有这样一个场景：她们回忆起自己童年的记忆，那就是通过住院来逃离“不幸的家庭”（功能失调的家庭），并以此为乐。

AB：这样的场景在《蜂鸟》里也很突出，恩熙很喜欢和活泼的阿姨们一起待在病房里。

KB：之后，我发现疾病、艺术和成长故事之间有一个共同点。

所以我决定在影片中直接使用生病的场景。

我高兴于这个决定的独创性，也很高兴人们能理解它的含义。

我的一位朋友甚至开玩笑说，她现在独自在医院，想到了恩熙。

回到你的作品，你是否发现了“奇妙的同步性”，并试图将每个事件联系在一起？

AB：当我写这本关于妈妈的作品时，我试图延续用在《欢乐之家》中相同的技巧，最终我意识到自己根本找不到那段时期的任何关键事件。

我也曾想过应该把一些事件串联起来，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我不想把故事情节强加在它们之上。

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对吗？

我仍然不确定。

KB：这两本书有什么不同吗？

是因为《我和我母亲之间》是关于女性的故事吗？

还是取决于你和母亲之间的关系？

与父亲的故事不同，母亲的故事似乎还在进行着。

AB：妈妈“还活着”这个事实可能是将一切变得复杂的要因。

当时我每天都和她聊天，故事一直在继续。

关于爸爸，他的故事随着他的去世而结束了。

所以当我对比这两部作品时，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契合点，即使我能控制事情的发展。

事实上，我不可能带着一种尚未结束的感觉从每个角度去看待或控制事情。

KB：我可能意会错了，但你现在是否有可能在你的创作中使用这些未曾使用的故事？

AB：没错，你有敏锐的洞察力。

KB：是吗！

我很高兴自己猜对了。

AB：你也会这样吗？

比如说想创作故事剩下的其他部分？

KB：我没有使用这种方法，但感觉你可能会用。

如果我也那样做的话，现在创作的作品可能会变成像是我家庭三部曲的结论一样的东西。

AB：我相信会的。

那些没有被说尽的事，我可能会用它们来写第四本书吧。

一起笑了。

AB：没有在开玩笑。

我把在写我爸爸的书里写不出来的场景、故事和记录都带到了写妈妈的作品里，写着没有在那本书里写尽的事。

无论如何，我只能活一次，这也是我能写的所有东西。

我必须写我能写的一切。

KB：我想我明白了。

你的作品似乎以非线性的方式相互关联。

在我收到的你的邮件里，你将《蜂鸟》比作“一个感觉不像故事的故事”——你能具体谈谈吗？

AB：当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我的感觉就是没有故事，生活以最简单的形式展开。

没有开头，没有中间，也没有结尾，就像没有情节一般。

后来，当我第二次看它时，才意识到它有许多巧妙的情节，我认为这就是优秀故事的证明。

因为你在编织这个故事时所创造的微小缝隙其实并不容易被发现。

KB：谢谢，我从你的书中也有同样的感受，也想知道你是如何创作故事的。

你在作品中展现的故事就像生活本身，好似一个宇宙。

同时也想知道你创作的故事将如何结束，因为它即使结束了，又好像没有。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结局不完整，而是说就算书本合上了，故事似乎还在继续，就像生活一样。

AB：生活还在继续，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很难给所有的艺术作品定一个期限。

KB：你创作的故事似乎独一无二，不落俗套。

因此我越来越好奇：你会创造故事序列（Sequence）和情节（Plot）吗？

你是如何确定开头、中间和结尾的？

AB：我依据威尼科特的著作。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试过了，却依旧无法理解一个故事、一个情节是如何安排和发展的。

我读了他写的所有书，试图理解他的理论。

最后，我发现有六七篇论文反映了他的观点，特别吸引人。

我围绕从这些文章中学到的东西，创建了自己的故事结构。

换句话说，我从别人那里偷来了叙事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我自己的故事。

阅读威尼科特关于精神分析的几篇文章也帮助我理解了妈妈是如何支持我的，他还为我提供了一个达到本书最终章的方法。

KB：所以你是在创作故事之后才运用到他的理论的？

AB：并非如此。

我继续研究他，直到故事写了一半以上才意识到他的理论是我作品的支柱和结构。

KB：原来如此。

所以你读了他的书，但你并没有直接运用他的理论，只有在创作《我和我母亲之间》时才有意识地将他的理论运用到你故事的核心部分？

AB：是的。

KB：你认为《蜂鸟》的故事核心是什么？

我电影中的唐纳德·威尼科特是什么？

AB：我想我还需要再看一遍。

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故事的结构很明显是朝着桥梁坍塌的方向发展的，只是我不太确信。

故事的中枢是什么？

KB：当然，正如你所说，与桥的坍塌有关，这是高潮部分。

就像医院那场戏一样，所有的元素都朝着桥梁坍塌的方向发展。

AB：在智淑告诉恩熙她的父母要离婚时有一个很好的情节，且展开得相当迅速。

副标题「1994年10月21日」出现了，紧接着是集装箱村，它已经被拆除了。

在一个相当缓慢冗长的过程里，一切都突然……。

KB：进展火速。

AB：是的，从那一刻起，故事展开得非常快。

KB：对，这是故事的核心，也是从医院一系列片段开始延续的情节点。

国家、人民、家庭都生病了，其他一切都在朝着某个方向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失控。

最后，桥塌了。

我很高兴听到你谈论了许多你在最后总是询问自己的问题，以及你仍然对艺术创作感到恐惧的事实，还有你对《我和我母亲之间》的怀疑态度也让我很惊讶。

AB：我也很高兴。

举例来说，遇到你崇拜的人通常是件好事，但每次当你面对他们并不像你一样知道得多时，脑海中的幻想就会破灭。

很多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失望，就像：“其实我什么收获也没得到”一样，如果我打破了你的幻想，我很抱歉。

KB：事实绝非如此。

我发现你的创作方式独特且充满智慧，你看待事物的方式完全不同，你总是在质疑自己。

这让我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不禁乐观起来：“哦！

我不用把自己想得那么糟糕了”。

AB：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真的，我很开心。

有点不敢相信你会有这种感觉。

KB：你诚实的态度，不管是在此次对谈，还是在你的作品中，都始终如一。

我对此非常感激。

AB：我一直努力记住的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是非常“独特”的。

我们都有古怪的自我，都会从特殊角度看问题，这是我们试图将私人经历升华为艺术核心的根本原因。

有时候看起来会很奇怪，但以不同的方式展现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每个不同的人都能看到自己与众不同的优点。

KB：深有同感。

AB：为了人类在这座星球上的生存，我们都应该与众不同，不是吗？

如果我们都一样，那会非常可怕。

KB：会超级无聊。

AB：那真的会让我起鸡皮疙瘩。

每个人都去从事同样的职业，比如会计。

没人会拍电影，没人会下厨，我们都会死掉。

多样性是重中之重。

和生物多样性一样，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事物的角度都不尽相同，这也让我有机会展示我奇特又无足轻重的生活。

人们看到我，不是因为我是“普遍的”，而是因为我是“个别的”，这足以成为对我作品充满信心的理由。

KB：你对我们的会面有什么看法？

你觉得奇怪吗？

AB：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很喜欢谈论这些事情。

如你所知，人是没有耐心的。

正常人两个小时前估计就已经失去兴趣了。

KB：这是肯定的（笑）。

AB：你对所有事情的关心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很高兴与你交谈。

KB：非常感谢！

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AB：我想知道你未来会创作怎样的作品。

KB：你觉得会是怎样的作品？

AB：好的作品？

KB：可能是比第一部作品更好一些的东西。

AB：不要比较。

比较太可怕了（笑）。

KB：明明是你先比的！

AB：是的。

我们不应该比较。

KB：我以为你是一个不喜欢比较的人，比如比什么什么“更好”之类的。

我想，“好吧，在这么一个地方定居的人，大概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什么也不关心吧”。

出乎我意料的是，你也很在意比较。

AB：某些方面是，某些方面不是。

KB：很高兴见到你，也很高兴拜读你的作品，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事都会留在我心中。

仅仅通过几天的会面是无法深入了解一个人的。

我见过你两次，也只有两次。

你有很多历史和个人图书馆，我怎么能说我了解你呢？

你可能有糟糕的一天，也可能有美好的一天，你的心情一天会变化很多次。

说自己了解任何人是不可能的。

我不太了解我的父母，甚至不了解我自己，只是试着去了解，这就是我所能做的。

对话到此结束。

AB：非常感谢！

KB：真的真的很谢谢你！

恩熙漢文老師金英智的前史是一條暗線。

這個憂傷、寡言，自稱因不斷休學而年齡較一般同學更大的首爾大學研究生，讀《資本論》、《政治經濟學原理》、《勞動價值的理論研究》；會給恩熙和她的同學唱斷指的勞動者之歌；會不斷地溫柔地勸說恩熙「挨打時要反抗」，可以想見，在革命沈寂的94年來臨前，金英智曾經有過怎樣跌宕起伏甚至充滿血淚的青春。

奇蹟的漢江上，聖水大橋坍塌了，埋葬的是這位老師的青春。

補習班的教務說「她不就是這樣嗎？

愛搞失蹤，個性奇怪」。

金英智和恩熙曾經經過抗爭的居民區，血紅色的橫幅上寫著「就算去死也不要」。

金英智問老師「住在這的居民們為什麼要掛橫幅呢？

」老師說「為了不被人搶走房子」。

—「為什麼要搶走別人的房子？

」老師沒有正面回答，「不可理喻的事情很多吧」。

—「好可憐」。

「不要同情他人」「不能肆意同情他人」。

金英智在黑板上曾寫過「相識滿天下，知己能幾人」。

其實，「知己」何嘗一定「相識」「相逢」呢？

她的學生最終失去了她，也學會了反駁補習班教務、父親和兄長，然而抗爭終於失敗了。

英智和恩熙曾一起經過的拆遷現場，只剩下半條標語「我們死也不⋯」。

《蜂鸟》近日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单元”竞赛，收获好评。

电影讲述八年级少女恩熙的青春故事，时间是1994年。

三个重要事件标示出这一特殊年份：1994年的世界杯、金日成的去世、圣水大桥（Seongsu Bridge）的倒塌。

电影呈现出一幅典型的90年代韩国家庭画像：苦闷父权的父亲、柔弱无力的母亲，问题重重的孩子。

导演金宝拉以敏锐的女性视角观察社会现实，记录下女性压迫的成长环境。

小女孩恩熙在不确定性中展开她的青春生活：重男轻女的家庭氛围让她喘不气来，男朋友让她体验到爱情滋味，女性友人投来的示好让她受宠若惊，与好友一起逛酒吧、夜店，在超市偷窃遭遇伤心的背叛，围绕在恩熙身上的是青春期少女的普遍经验：对未知世界感到迷茫和无助。

她在新来的中文女教师智英身上找到榜样和依靠，两人建立起不寻常的友谊。

智英的率性、洒脱让恩熙在严密的现实环境中找到喘气的缝隙。

电影遗憾地结束在智英写给恩熙的信上，再见已成永远，智英在大桥坍塌事件中死去。

恩熙的形象无疑是成功的，第一次触电的朴智厚奉献了几乎完美的演技，将少女敏感细腻、迷然懵懂的状态表现得入木三分。

金宝拉通过长镜头和特写镜头带着观众进入恩熙的内心，让观众感同身受。

《蜂鸟》让人想到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两部电影都是青春片，都讲述了青春期孩子在家庭和社会双重压迫下面临的成长困境。

电影中有一幕，恩熙的穿着与小四的打扮如出一辙。

某种程度上说，比杨德昌更进一步，《蜂鸟》同样是侯孝贤式的，这说明电影是对东方独特世界观的呈现。

电影里的每位家庭成员都遭遇人生困境，如同《一一》；与此同时，家庭成员间不断发生着内部损耗，这是侯孝贤发现的东方式家庭的秘密。

《蜂鸟》让人诟病的地方是它的年代感，94年的物质生活看起来与当下差别不大，但这并不影响观看。

几个重要事件的加入主要为了涂影故事发生的背景，不必做过多政治态度上的引申。

另一个问题在于结尾拉得过长。

电影原本可以巧妙地结束在恩熙伴着音乐起舞的那刻，但为了让智英的“死后箴言”更富教育意义，不惜将智英残忍地殒命在圣水事件（太过巧合）。

甚至于，三个孩子共同望向断桥的背影也是极好的收尾，这样就不必用念信的老套方式结束电影。

（念信收尾，是《蜂鸟》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另一处相似的地方）电影此前参加釜山电影节，获得KNN观众奖和NETPAC奖(亚洲影评人协会奖），并在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新生代青年单元获评审团大奖。

这是韩国女导演金宝拉的第一部长片。

金宝拉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导演硕士学位，《蜂鸟》由其之前的短片发展而来。

金宝拉之后的电影之路不可限量。

这部片子，去年并不火，但其实已经拿了不少奖。

不仅这次青龙奖收获5项提名，此前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台北电影节，都分别得过大奖。

导演兼编剧金宝拉，还是个80后，《蜂鸟》是她的长片处女座。

但这部情感细腻的长片，已经给人不少惊喜。

01 《蜂鸟》的故事很简单。

1994年，韩国一个普通家庭里，女主角是正在上初二的金银姬。

学习成绩一般的她，在班上人缘也不太好。

班主任让全班投票，选出两个不学习、去ktv、谈恋爱的「混混」，她当选了。

班主任就跑到她父母开的店里告状。

金银姬的家庭，也普普通通。

父母开了一家年糕店。

忙的时候，得全家出动，一起帮忙。

父母的感情不算好，也不算坏。

妈妈知道爸爸出轨了，但为了勉强维持家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隐忍不说。

家里的三个孩子，哥哥学习最好，最有希望考上首尔大学。

所以哥哥是家里的中心。

父母不在时，他还会偶尔对两个妹妹拳脚相加。

姐姐是个叛逆少女，考不上高中，上补习班也经常逃课，谈恋爱、抽烟、喝酒。

经常半夜回家，喝醉了，和妹妹吐露一句心里话：「我觉得活着真没劲。

」

最小的金银姬，在家里，不太受父母重视。

除了让她好好学习之外，忙于生计的父母，没有太多时间关心她的成长。

在晚餐桌上，金银姬终于鼓起勇气，和爸爸告状：「爸，哥哥打我了」。

但爸爸装作没听见，妈妈也只开脱了一句：「你们俩不要打架了」，这事就算过去了。

在大人的眼里，这只是孩子间的打打闹闹而已，算不上什么大事。

在家庭里，金银姬得不到什么温暖，也没有人告诉她成长是怎么一回事。

但她有一个男朋友。

每天放学等她一起回家。

会和她说：你就像小鹿一样。

在少男少女的恋爱中，金银姬体验着初长成人的兴奋。

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第一次接吻。

第一次试着接吻的时候伸舌头，可马上又觉得恶心，吐了口口水。

她还有一个好闺蜜，两个人一起上补习班，在练习本上一起吐槽老师。

一起在蹦床上宣泄各自的不开心。

或者打扮成大人模样，一起去蹦迪、喝酒、抽烟。

感觉到无聊，想找点刺激时，还一起去文具店偷过东西。

和闺蜜一起的冒险，让她体会着青春期的刺激。

对了，她还有一个小小的崇拜者——一个低年级的学妹。

她说她喜欢她。

她会在放学路上等她，送她玫瑰。

让她把BP机号码，写在自己的手臂上。

她动手术住院时，还会哭红着眼来探望。

但是，慢慢的，她忽然发现，原来这些关系，都不牢靠。

那个说她像小鹿一样的男朋友，几天不见，转眼就跟另一个女孩在一起了。

无话不说的闺蜜，偷东西被抓时，为了自保，竟然出卖她，说出了她家的地址和电话。

而那个上学期还说着喜欢自己的学妹，过了一个学期，竟然装作不认识自己。

在一次次的背叛中，少女金银姬渐渐发现，原来一切关系都有保质期，没有地久天长的爱情，也没有牢不可破的友谊。

从父母那里得不到重视和关爱，在爱情和友情中，也总是一次次失望。

在艰难的成长中，金银姬充满困惑、充满痛苦、充满喘不过气来的压抑。

幸好，她遇到了一个亦师亦友的知己。

她是中文补习班新来的老师——金英智。

她是一个休学中的大学生。

她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满口大道理，也不像一些老师那样照本宣科。

她和学生交流自己的爱好。

上课前，郑重其事地焚香。

金银姬心情沮丧时，她会给她泡乌龙茶。

两个学生闹矛盾时，她会为她们唱歌，和他们谈心。

她还会教他们中文的同时，和他们说那些生活的道理。

她是如此与众不同，金银姬一下就喜欢上了她。

金英智老师，就像银姬成长路上的那个引路人，她愿意花时间倾听她的烦恼、她的痛苦、她的困惑。

但终于，金银姬发现，即使是这个引路人，也不会一直陪伴着自己……02从故事上看，《蜂鸟》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也没有什么精妙的冲突设计。

凭什么它就能打败《寄生虫》，拿下「最佳剧本奖」呢？

我想就在于它独特的叙事视角。

整部影片，以少女金银姬的视角展开，充满了敏感、细腻的情感刻画，捕捉了那些被成人世界所忽略，却在少年世界中，影响至深的日常细节。

很多时候，我们会忘了，少年看世界的比例尺，和成人看世界的比例尺，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那些在成人看来，不值一提的小事，可能在少年心中，就是一件影响他要不要继续活下去的事情。

在忙于生计的父母心中，孩子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找份好工作，就是最重要的事。

什么闺蜜吵架啦、和男同学的小情小爱啦、最爱的老师离开学校啦，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但在一个少女（少年）心中，这些小事，关于友谊、关于爱情、关于人生，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天大的事情。

老师们、父母说的考上好大学以后的人生，他们想像不到，但眼前的这些小事，却可能是他们无法跨越的障碍。

也正是这些一件一件的小事，塑造着他们的成长，决定了他们长成什么样的大人，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

电影中，有好几处都突出了两种视角的差距，突出了少年对于成人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的不解。

例如，在一次争吵中，妈妈终于忍不住说破爸爸出轨的事，两个人扭打起来，争执中，妈妈用台灯砸伤了爸爸的手臂。

一时间，痛哭声、尖叫声充斥着这个外表和平的家，一家人的日子，似乎终于要过不下去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金银姬看到的却是，爸爸妈妈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依偎在一起看娱乐节目，一起哈哈大笑。

只有爸爸手臂上包扎的纱布，和那盏破碎的台灯，提醒着金银姬：明明昨晚还濒临破碎的家，怎么一下子，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呢？

对一个14岁、上初二的少女来说，这都是不可理解的事情。

对于成年人来说，经历了太多生存的考验、磨难之后，早已失去了对日常生活敏锐的感受力。

遇到任何事情，如果不影响生存，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夫妻间的感情，也是如此，只要还过得下去，那就凑活过。

也许那个男人会知错悔改，也许那个男人，还是会出去偷腥，但日子不还得过下去吗？

还能怎么办呢？

但在少女的世界里，男朋友的一次背叛，就是天大的事情，闺蜜的一次出卖，就能影响她对友谊的信心，动摇她对全世界的信任。

再比如说，在大人眼里，哥哥打妹妹，只是孩子间的打闹而已，一句「你们别再打架了」，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在孩子心里，这可能是一个比生命还重要的事情。

金银姬甚至想过，要不要用自杀，来让爸妈和哥哥后悔。

大概每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年和少女，都曾认真想过自杀这件事。

后来他们渐渐长大了，能承受的事越来越多，可以让他们动真感情的事，越来越少，但还能回想起来当初那个少年的心事，而不觉得愚蠢、幼稚的人，却不多。

导演金宝拉就是其中之一，并且把它们写下来，拍出来了。

03王小波说：「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生活也是一个让我们的情感越来越迟钝、麻木的过程。

《蜂鸟》正是这样一部电影，带我们重返那个敏感的少年，用那颗敏感、细腻的心，再看一眼我们已经熟悉的成人世界。

但《蜂鸟》的好，又不仅止于此。

《蜂鸟》的另一个亮点，在于敢把时代的脉动变成幕布，成为个人成长的背景。

1994年，对韩国来说，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朝鲜的金日成主席逝世，对于朝韩关系来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但对于当时正在上初二的金银姬来说，显然无法理解这些。

那天对于她来说，不过刚好也是她动手术的日子。

第二件事，韩国的圣水大桥垮塌。

这直接影响了金银姬的家庭。

幸运的是，姐姐因为迟到，没有赶上那趟沉没的公交车，捡回一命。

在晚饭桌上，哥哥突然痛哭，也许是害怕失去妹妹，也许是对此前对妹妹的暴力的歉意。

因为这个意外，让一家人第一次感受到，彼此对于各自的重要。

和大多数普通的家庭一样，他们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但在人生的至要关头，总会坚定地站在彼此身边。

也同样是因为圣水大桥的垮塌，金银姬也失去了她人生的引路人，开始学会自己成长。

这些历史上的大事件，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也许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也许只是存在于记忆里电视新闻而已。

但是，个人不可能脱离于大时代而生活。

金银姬的成长过程中的压抑、困惑，其实也是刚刚完成民主转型，社会动荡、处于巨变中的韩国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正如她的家，镜头推远一点看，也不过是无数平凡无奇的韩国家庭中的普通一个而已。

《蜂鸟》拍出了那个时代青春的迷惘，但又抓住了时代氛围中那些动人的细腻情感。

正是这些共通的情感，让我们中国观众，也能够代入其中，重返那个多愁善感的年纪，问问那个少年，现在的自己，是否能让他满意。

要怎么活着才是正确的呢就算有一天知道了也可能还是无法确信但是就算坏事降临快乐的事情也会一起到来我们总是会遇见一些人分享一些事世界真是神奇又美丽学院就这么辞职了对不起放假结束了就联系你那时候见面的话我就都告诉你恩熙想着老师写给她的信，在人群中若有所思，事情都会过去，回忆没有出路，也许她找到了答案。

青春就想一场梦，醒来后变无法记得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在那场梦里，老师的出现和离开，无疑让恩熙懂得，在这个世界上，是的的确确存在那几个人，关心自己，爱自己。

我想恩熙在今后的日子，再困难也不会困到现在的模样，现在开始，她开始发光。

半夜看我已经哭的不行了。

这是一部不能用女性主义来定义的电影，我甚至很难去强调所谓的女性视角这个维度，时代背景也并不重要。

它只是在极为平淡的表象下灌注生活的本质之痛。

说这部电影狗血的人根本就没有心，就算有也是毫无感知力的心。

这难道不都是再常见不过的家庭状况和生活状况？

青春的表象给它蒙上一层柔和的薄纱，但这种薄纱反而更加凸显出背后力量的形状来。

这种处理方式的意图恰恰是抹去那种时代的特殊性，而留下的是普遍的痛和迷茫。

我觉得其实影片没有必要做到像《请回答1988》那样如此细致而真实的服设和道具设置，它之所以告诉你具体的时间和年代，是为了把真实放进来，是为了让人更有切近感。

因为生活必然和社会背景是不可能脱离的，但这种不可能脱离性确实没必要因为具体的设计而转化成一种对主题表达的桎梏。

这种痛从何而来。

其实甚至不在于所呈现出来的每段人物关系具体的离合聚散。

虽然说关系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所支撑出来的生活本身。

它是没有回应的。

影片开始，尚且是隔着一扇门呼唤，无人应答。

仍然还留有用逻辑去解释这种无人应答的空间——因为找错了，走错了。

也就是说至少还存在一条对的路，存在一个对的门，只要你去寻找，总会有回应。

在这样的前提下把整部影片铺成开来。

到中段的时候，那段无论如何呼唤都没有回应的母亲可以说是全片我最喜欢的设定。

恩熙在这里喊的是妈妈，一般来说，是建立在无数次呼唤母亲而母亲对自己的回应的基础上的。

但这里的不回应，留下一个空白，是母亲专注自身（自身的视角）而不曾做出回应，不曾做出被这种亲子关系所覆盖的回应，甚至离开了。

这可以说充满了精神分析的隐喻性，在主体意识到母亲并没有满足孩子的要求，而孩子独立于母亲的欢愉之外的时候，也就是说母亲在朝向自己而并不回应孩子的时候，母亲是处在大写之物（das Ding）的位置上的。

这种隐喻的处理完全消解了存在所谓“对的门”的可能性。

因为所谓的大写之物，根本特性就在于它是最原初的，因而是不可能被把握到的。

而在这个桥段之后整个电影就开始将这种遭遇大写之物的创伤呈现出来。

从具象化地割裂肿瘤开始，到大桥的坍塌，关系的彻底死亡（关系中对象的死去），世界的伤口暴露出来。

生活的本质就是痛，生活的本质就是那看似坚强却不可预测地坍塌了的大桥，生活的本质，刨去那些毫无波澜的表面，它就是一道巨大的伤口。

这种青春的视角，意义就在于去更敏锐地捕捉这种伤口。

我们始终在围绕着这个伤口对它进行想象性的重构。

即使不从拉康的升华意义上去理解这种想象性的重构，至少我们一直都在想象存在某种关系某个人可以填补生命的这道伤口。

可这种想象并没有错，是依靠着这种想象生活才得以维系。

即使这种生活的维系让人痛苦，这种痛苦让人想要把自己的灵魂甩出自己的身体来获得彻底的解放。

可这种彻底的解放是不存在的，必须要记住，它是不存在的。

即使生活“平静”如常，它依然是千疮百孔的。

记住这种解放是不存在的就意味着，记住老师对恩熙所说的最后一番话，“别再挨打了，如果有人打你，无论如何都要奋起反抗，千万不要坐以待毙。

”千万不要对生活坐以待毙。

青春常常带来伤口，因为青春总是猝不及防地把还没有强壮起来的我们推向残酷的世界，时光如流水，淹没了所有不为人知的角力，我们一边丢失一边寻找，然后青春就这样度过了。

《蜂鸟》的故事发生在1994年的首尔，电影以一种生活流的方式聚焦初中二年级的少女恩熙，进而辐射出一张关系网，家人、朋友、老师、交往对象等角色伴随着恩熙的生活步调渐次登场，从而呈现出一个典型的重男轻女的韩国家庭图景。

而这一年，因为美国世界杯、韩国领导人金日成病逝、圣水大桥坍塌这三个重要事件，对韩国人而言意义特殊，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主人公恩熙带着迷茫与无助，不断通过生活过的琐碎日常去感知自我与外界，一点一点地走进了世界的风暴之中。

电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开场，买了东西回家的恩熙无论怎么大呼小叫着“妈妈”奋力敲门，都始终没有回应。

而跟随镜头移动给出的讯号，我们发现，恩熙其实只是因为多走了一层而敲错了家门。

随后，镜头跟随恩熙在昏暗的大楼里流转直到她回到了家大门轰然关闭，恩熙的家被隔绝在大门之内，然后镜头渐渐拉远，我们看到这样的大门、这样的家仿佛被复制粘贴一般，整齐拼凑在这幢庞大的住宅楼里。

一眼望去是毫无差别的平静，仿佛时光的波澜不惊，那些真正带来内心翻涌东西就藏在这一扇扇大门的背后。

而恩熙在发现自己敲错门之后懊丧着穿过忽而昏暗又忽而明亮的楼道，也变作了她穿越青春的一个缩影。

家是让人伤痕累累的地方。

最深的伤口往往来自最亲近的人。

电影的前半个小时，通过几个日常片段的描绘，非常用心地迅速交代了人物关系和状态。

恩熙的父母经营着一家生意兴隆的年糕店，父亲掌握着家中的话语权，而母亲总是隐忍寡言。

恩熙虽然和姐姐住同一个房间，但姐姐只是自得其乐的叛逆，和恩熙始终保持着距离感。

哥哥是父母的掌中宝，经常对妹妹大打出手，而当恩熙跟父母告状试图得到维护时却依然不被重视。

这样的家庭氛围，无形之中成为一种推力，在少女还在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的边界不能清晰判断和掌控之际，间接将少女推向了家门之外。

恩熙成长中所有的疑惑、不确定都无法在家庭内部获得解答，而家庭也没有带来亲密关系的满足，同时因为哥哥的暴力，家对恩熙来说，反而是一个不够安全的场所。

这种疏离感，导演通过恩熙房间的位置以及全家吃饭时的座位给出了非常明显的空间暗示，玄关的墙壁隔开了家和恩熙的两个世界，餐桌上父亲坐首位，左右是母亲和哥哥，最远端是恩熙和姐姐，这个座次在电影中几场家人一起吃饭的戏中始终没有变过。

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是影片着力展现的社会基调，也因此，母亲的角色塑造和母女关系的描绘都相当重要，在这一点上《蜂鸟》和《82年生的金智英》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然而，两部电影却呈现了虽有相似经历却表现截然不同的两位母亲。

金智英的母亲作为成长时重男轻女的受害者，对于金智英经历的挫折与不公都给予了极大的同理心、安慰以及实际帮助，是一种感同身受地替女儿叫嚣和承担的态度。

而《蜂鸟》中的母亲却一面纵容着自己的儿子打妹妹，一面教育女儿“成为女大学生，才不会被无视”。

恩熙的母亲明显是疲于应付生活和夫妻关系，而主动缺席了子女的情感生活，甚至让恩熙一个人去很远的医院看病，这其实是一种责任承担得不够的表现。

恩熙母亲的戏份大概有一半都是在饭桌上，为家人准备一桌饭菜，忙活到自己最后入席，然后沉默地边吃饭边听自己的丈夫说话。

不仅在东方，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家庭中的一个典型场景。

这个场景，被导演捕捉到，并在电影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母亲唯一一次爆发是在发现父亲出轨的时候，然而成年人的世界原来是前一秒头破血流，下一秒就可以坐下来嘻嘻哈哈地看电视。

面对这样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恩熙总是带着一种既惊恐又无奈的神情。

青春期的心绪起伏被外化成了恩熙耳后的肉瘤，家庭的疏离感给了这颗肉瘤茁壮的土壤。

在恋爱中体验亲密关系时，那颗肉瘤是小鹿乱撞的不安，是一种亲密的表达。

渴望家庭的温暖时，那颗肉瘤又成了母亲忽视的证据。

而当不得不去面对疾病的风险且父母被动地为孩子站出来时，那颗肉瘤就必然成为了青春的伤口。

最后当少女长期压抑的情绪爆发，试图反击的时候，那颗肉瘤又变作了新伤的温床。

成长的疼痛，岂止这一个伤口。

看得见的尚且如此，那些看不见的呢？

就更谈不上被治疗了吧。

少女，只有对对的人才会开口，才会展露笑颜，才会坦诚心扉。

在家里沉默寡言的恩熙，在汉语辅导班上和好朋友用笔记本写着字聊天，从男老师的牛仔裤到新换的女老师爱抽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她在恋爱里率真没有分别心，主动亲吻喜欢的男孩子，也接受对她示好的女孩子。

情感的流动自然而然，没有半点狎昵。

流水的男朋友女朋友，铁打的好朋友。

两个经常在家里被哥哥暴力相向的少女一起聊着死亡、自杀，是多么令人心痛的事啊，智淑问：“他们会觉得对不起我们吗？

”没有答案，和暴力的速度与力度比起来这些少女心事显得过于柔软和慢性子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要好的朋友，也有面临友谊考验的一天。

偷东西被发现时，智淑出卖了恩熙。

友情的崩坏超越了失恋，而当时间过去，智淑说着“我怕那个大叔会揍我们”时，彼此间心照不宣的了解与心疼又一下子成为最难以言表的强韧力量。

挨打，是两个女孩内心最黑暗的阴影。

“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教给恩熙这句汉语的老师也成为了恩熙的知心人。

教育有时候就是一种沟通，你把你的世界告诉我，我把我的世界告诉你。

你流露出你最柔软的部分，我来告诉你如何保护它不被伤害。

青春期的少女不是完全叛逆跋扈的，有时候也需要榜样，可能是母亲也可能是张爱玲。

然而，恩熙在姐姐、母亲身上都没有找到的那种同为女性的理解与亲近，她能看到的女性榜样只有老师。

学校不许抽烟，但老师抽烟。

恩熙和老师一样，都是左撇子。

老师忧郁、神秘，一切都那么与众不同，与其说恩熙找到了一个女性榜样，不如说她找到了一个通往成人世界的正确方式、正确姿态。

因为老师，因为老师给予她的关注与回应，她的压抑、受伤、挣扎、反抗，她的喜欢与厌恶，她的一切都不在只是孤独的迷茫，而终于得到了成人世界正向的反馈。

“就算坏事降临，快乐的事也会一起到来”，恩熙的生活其实就是老师在信中写到的这样。

蜂鸟每分钟振翅80次，辛劳地寻找生命中的那一点甜。

摊开的手掌如同恩熙的翅膀，只要自己还可以飞翔，一切的一切就还不算太坏。

如果剔除电影中那些发生在恩熙身上的事件，我们会发现，《蜂鸟》呈现的视角是一个在家长期挨哥哥打且不被父母重视的女孩。

当被老师问起挨打时的感受时，恩熙说：“快点结束就好了，就等着”，如果人生是不断的挫折甚至“挨打”呢？

伤口总会降临到我们身上，或早或晚，透过老师的特立独行，教会恩熙的其实就是简单的“不要被动挨打”，要反抗。

无论这个世界摆好了什么样子，你都要为自己去斗争。

电影的镜头始终紧跟恩熙，引领观众透过恩熙的视角，去体察这段青春纪事。

镜头对准恩熙的同时，恩熙也在凝视这个世界。

泛黄的色调，由夏到秋，一切一切，仿佛平淡到不值得书写，但却足以对一个14岁的少女带来巨大的人生震颤。

结尾，崩塌的圣水大桥像是一个巨大的伤口，生命的逝去与命运的不公如此赤裸地不容分说地暴露在你面前，而短暂青春里的这一切，都成为蜂鸟下一次挥动翅膀的动力。

“老师，我的人生，什么时候才能发光呢？

”你的人生不是一直都在发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