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2013年最喜欢的电影，近三个小时的纪录片每分钟几乎都看得头皮发麻。

印度尼西亚60年代的反华屠华已经渐渐被世界淡忘，如果没有这部纪录片，这段历史可能就此湮没。

事实情况是，这些国家许可的沾满了鲜血的杀人犯如今仍然在当地有钱有权有势，回忆过去不但不觉得羞耻悔过，反而标榜自己对国家人民的贡献。

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地政府官员，媒体，甚至副总统一边倒地支持这些杀人犯和流氓团体。

当摄像机跟随着这些流氓去公然勒索当地华人店铺时，当这些杀人犯兴高采烈地模拟讲述几十年前的杀人场景时，你也许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导演在印尼生活了七年。

起初他的想法和一般的纪录片导演很像：采访那些受害华人的幸存者或家属子女。

做了几年的无用功后，导演发现幸存者和家属子女完全就是敢怒不敢言。

索性另辟蹊径，以大言不惭的杀人犯为主角，暴露他们自以为骄傲的丑像，反而造就了这一部揉杂着魔幻，荒诞和真实的震撼人心的纪录片。

#Film# "The Act of Killing" ("杀戮演绎")，第63届柏林电影节上获纪录片类观众大奖，被英国杂志《Sight & Sound》评为年度十佳，这些并不闪耀的光芒不足以彰显其自身的价值，和"绝美之城"一起理所当然地进入我的年度十佳榜单里。

159分钟的导演剪辑版本，把本应沉闷的纪录片以真实人物和超现实主义结合的形式引导观者体验从愤怒, 不适, 麻木到反思的过程，着实不是传统纪录片所能带来的创新，是历史真相的探寻，也是揭露人性的旅程。

影片由故事主角"千人斩"刽子手Anwar Congo讲述自己如何踏上"行刑人"之路，除了邀请当年参与者共同回忆往事外，还和手下的小伙伴们一起拍摄了一部自编自演的魔幻主义色彩回忆录故事片，在荒诞的现实中透着现实的荒诞。

在影片开头，名不见经传的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约书亚·奥本海默) 便打出长篇字幕介绍了年代背景，1965年在苏哈托领导的印尼军事政变后对知识分子, 共产党员, 失地农民, 华人的一场反共大清洗，超过百万人被军队授意的社会流氓地痞随意虐打致死，美其名曰"处决"，而这些本来社会底层的烂仔们也有了个冠冕堂皇的称号"行刑人"。

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行刑人眉飞色舞地吹嘘杀人骄绩，不是Madam Post报社社长对屠杀的不屑，不是Pancasila Youth(五戎青年团)这个屠杀主力军团长激情四溢的煽动演讲，也不是摄像组跟随流氓团员们到菜市场勒索华裔店主交钱时颤抖的双手，而是Anwar当年的团长阿迪临走时令人发指的嚣张。

当导演问他如果海牙国际法庭判其有罪怎么办，阿迪坚定地说我一定会到场，我没有罪，求求你一定要让我到场听候审判，所谓的有罪就是胜利者制定的准则，我赢了我说了算。

我们往往一厢情愿地为恶人添加悔恨的泪水，当得知作恶者并无丝毫忏改之意后气愤难平，殊不知追究因果的无力。

这个世界充满了恶，作过恶的人依旧在作着恶，唯一能做的只有告诫自己不要作恶，然后在这个恶世有尊严地生存下来。

看完影片，我对印尼这个国家的腐败原始野蛮龌龊的偏见，挥之不去，那是个从上到下恶人当道小人盛世的社会。

也许只是因为导演剪辑素材展现的都是社会丑恶，而加深了我的看法，官商勾结演说煽动选举作秀粉饰恶行，哪样仅仅是印尼所有，只是我们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里都学会了麻木和沉默。

在Anwar自演的故事片结尾，他穿着一身黑衣，站在彩虹瀑布前，旁边是两个脖缠钢丝的殉难者，其中一个解开钢丝取出一个奖牌为Anwar戴上，并说感谢您杀死我们。

这个超现实魔幻色彩的结局，让人忍俊不禁后感叹世事的荒诞。

一个教导孙子要向受伤的小鸭子道歉的爷爷，回忆起杀人过往津津乐道，拍下片子是希望向后人宣示真实的历史，认为别人眼中的他干的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伟大事业，最后在无法抵抗的干呕和无尽的可怕梦魇中苟活着。

也许千千万万个Anwar也是受害者，是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用工具，哪怕他们犯下的是人间最大的罪。

当我们得知罪恶真相的一刻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原来我们一直在纵容着罪恶并且无能为力，然后在世界是美好的谎言里继续生活。

总希望能出现以虹卫冰现状为切入点的纪录片，采访当事双方，可是不可行，没有人想说，想说的不让说，说了的也没用，犹如小石子投江。

所以此片的牛逼之处就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难以再找到一个国家在事件过后近五十年恶人依然逍遥法外大肆炫耀自己的恶行并沾沾自喜乐于传颂，成就了这部匪夷所思的影片，就像是找来希特勒向观众介绍如何屠杀犹太人，找731部队导游人体实验所，找金三胖吹嘘如何处决国民一样，不可思议。

联想起HK人质事件，印尼政府依旧没为自己的处置失当而道歉，不难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在印华人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九三零事件的阴影仍旧缠绕，过百万条生命视如草芥，至今也无向遇难家属道歉，可想而知这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信奉的仍是部落般的弱肉强食丛林原则，只是披着人皮的动物属性。

影片最后，导演以一段色彩浓烈的歌舞场面结尾，仿如腥浓鱼生过后的小块姜片，留给每位观者空间去回甘去反思。

通过被拍摄者自己拍摄希望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方法，给予观众全新的视角切入，尽量排除了拍摄者的立场和态度，更客观真实地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解释。

这部纪录片某些片段看得我极度不适，我选择了跳过。

他们的荒诞，他们所谓的自我安慰，他们所谓的乐在其中。

都是建立在噩梦般的他人的痛苦中。

流氓在一定意义上等于自由人，真的荒谬！

自由是建立在一定法制基础之上的，每个人都有自由，但不是绝对自由。

他们拥有他们的人生，他们享受此糜烂生活并乐在其中。

我们好像没有批判和审视的资格。

那毕竟是他们选择的，但是他们的人生影响到了其他无辜人的人生，那便是有罪。

纪录片前半部分，安瓦尔和他的同伴享受着重演杀戮的快感，享受自己将他人生命掌握在手中的权力。

可是慢慢的当影片行进到后半部分，他看见熊熊燃烧的房子和妇女孩童，他不再笑了，他的痛苦慢慢的开始揭露在大众眼前。

他也是痛苦的。

他背负着上千条人命。

当他自己去演习受害者的时候，他终于体验到了那种恐惧，那种无助，那种绝望。

他对导演表达了自己的后悔，导演对他说：你知道这是在演戏，而他们知道接下去就是死亡。

毫无疑问，他接下来的生活会在痛苦中挣扎。

最最魔幻的事情是，那些受害者为他颁发的金牌。

他也在尽力说服自己，安慰自己。

杀了他们是正确的吧。

影片就这样在安瓦尔的干呕中结束，当然我也跳过了。

没有旁白，片子里的刽子手自觉担任起了解说员的角色，他们侃侃而言，像是在回味一段戎马倥偬的光辉岁月。

可笑的是，他们不了解自己在观众眼中，行为是多么的荒诞可笑，包括他们拍电影时的认真。

拍纪录片的西方人，当年鼓动和支持军事政变的也是西方人，他们的本意也许不是屠杀，可是这一切难逃罪责。

刽子手们每每谈及美国的黑帮或是谍战电影，诸如《教父》《007》，都有着强烈的代入感，甚至一种优越感，我是真的杀过人，他们不过演员。

你们喜欢看虐杀，我们能拍得更好看，因为我们经历过。

这就是让流氓看电影，他们只能看到血腥和屠杀，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

好像是西方的价值观渗透的结果，可又不是，这种拙劣的模仿就像一个畸形的怪胎，人们猜不透他们为什么长成这样，想扼杀他们却又不被允许。

他们为了重新演绎过去的屠杀场景，游说老百姓当群众演员，推搡着老人，叫嚣着烧掉你的房子，老人的孙儿紧紧地抱着自己的爷爷，看得出他们眼中是真实的惶恐，而不是演技的精湛。

更可悲的是，围观的群众就像任何一场历史事件中的路人，高兴地拍着手，不知道在为谁尽力地欢呼着。

每次他们演示如何杀人，我都害怕他们假戏真做。

看到他们热心地筹拍电影，就想着也许他们是单纯的吧，单纯到无知，无知到可怕，以为这样一部东西拍出来大家都会喜欢看。

名叫阿迪的那个刽子手，算是有思考力的人了，他说的很多话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些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屠杀者的心理。

”为了不让自己感到愧疚，所以得找个正当的杀人理由。

“”共产党没有我们残暴。

“”你做噩梦，是因为你的意志不够坚定。

“可是这样的人。

就算说出了这样的话，对于自己当年的滥杀无辜，他也不会有半点的歉疚，特别在提到杀华人的时候。

这样的人，随着拍摄的进展，觉得纪录片如果成功的话，会对政府形象、历史造成360度的反转。

也正是这样的人，反而没有遭到良心上的谴责，没有夜复一夜的噩梦折磨。

一个生还者，所谓共产党后代，就像是在讲笑话一样，手舞足蹈地描绘起在屠杀中被砍死的父亲，这样的人好像更可怕。

不过也许他这样说，是为了让那些刽子手听了之后不会有被批评的感觉。

一种生存之道吧。

企图把自己和事件撇清的报社记者，反而被屠杀者蔑视，表明自己从不掩饰自己做过的事。

这一点来说，比某个民族似乎要强。

竞选议员的流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听着奥巴马的演讲，整理着自己的表情和仪表。

这样的流氓就算还没当上公务员，就开始盘算着怎样从每个人的口袋里拿钱了。

所谓带着领带的强盗。

一句话，从此对这个国家没有好感。

影片开头，安瓦尔带着导演去屠杀地点，很轻松还带着点炫耀的口吻说着自己的过往，重置自己杀人的方式，而在影片的最后，他拖着沉重的身体，茫然睁着双眼，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就是犯罪，然后扶着墙壁不断地干呕。。。

电影CARA BUCKLEY2015年7月22日阿迪·拉昆在纪录片《沉默之像》中的一幕。

Drafthouse Films/Participant Media阿迪·拉昆在纪录片《沉默之像》中的一幕。

在获得201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的《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及其最新续作《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里，片尾字幕出现时都有这样一个格外令人不寒而栗的时刻：几十位剧组工作人员没有名字，以“匿名”代替。

《杀戮演绎》展示了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行凶者，这场大屠杀自1965年开始，有数以十万计的人遇难。

在镜头面前，这些行凶者骄傲地重新演示了残忍的杀人过程，他们从未遭到惩罚，甚至享有权力和声望。

《沉默之像》于周五（7月10日——编者注）在纽约上映，片中主角是温和的眼镜师阿迪·拉昆(Adi Rukun)，他的兄弟在那场大清洗中遇害。

影片拍出他与杀戮者和他们的领袖安静地对峙，展现了受害者的亲人所承受的痛苦和不公待遇。

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从十几年前就筹划在遇害者的家人中收集故事，拍成一部纪录片，但开始采访不到一个月之后，受访者们纷纷受到威胁。

于是奥本海默转而拍了《杀戮演绎》，并且出于安全考虑，在该片发行前完成了《沉默之像》的拍摄。

之后他离开印度尼西亚，并且听取人权专家的建议，不再回到这里。

11年前，一位著名的印度尼西亚人权活动分子惨遭毒杀，这些暴行还在继续。

拉昆及其家人，乃至两部影片中匿名工作人员及他们的数十位家人都是印度尼西亚人，仍然居住在自己的祖国，他们的安全很成问题。

拉昆与母亲罗哈尼。

Drafthouse Films/Participant Media拉昆与母亲罗哈尼。

“我们试着弄清自己有可能面对什么样的危险或威胁，”一位参与执导了两部影片的匿名工作人员说，“最后得到的回答是一大堆‘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会面临危险。

更多的是担心。

”这位工作人员是在家中通过Skype接受采访的，视频聊天不能使用，他与家人住在印度尼西亚人口最多的岛上。

他仍然十分警惕，力图隐瞒自己的身份。

他从不冒险到1000英里以外的北苏门答腊，两部纪录片都是在那里拍摄的，他也从不让人拍摄自己，不接受面对面的采访，更不去任何准军事部队成员可能出现的地方。

要保护拉昆（本文作者未能联系到他接受采访）及家人免遭伤害又是另一回事了。

《沉默之像》发行六个月前，奥本海默和工作人员在泰国与拉昆一家会面，讨论该怎样保护他们的安全。

他们希望让他们搬到欧洲去住几年，但拉昆一家不愿离开印度尼西亚。

奥本海默建议推迟发行影片，直至行凶者们都死光。

“他们一家说，‘这片子应该现在就问世，’”奥本海默回忆。

拉昆一家最后选择离开北苏门答腊，搬到数百英里外一处地址保密的乡村。

奥本海默说，为保护他们，人权律师与活动分子们围绕他们居住，高度警惕着任何威胁或恫吓的迹象。

密苏里州哥伦比亚的真与假电影节(The True/False Film Fest)捐助了35000美元，帮助阿迪·拉昆开了一家验光配镜店。

奥本海默说，迄今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部分原因或许是因为《沉默之像》在印度尼西亚大受好评，要知道，一年半之前，印尼官方对大屠杀的否认似乎还是不可动摇的。

《杀戮演绎》一度在这个国家地下发行，秘密放映。

公开提起这部影片都存在风险；一位新闻编辑写了关于这部影片的影评，并且指名道姓地提到引起屠杀的准军事部队“五戒青年团”(Pancasila Youth)，因此遭到袭击。

不过，奥斯卡提名令《杀戮时刻》获得了认可和道德肯定，这为去年11月印度尼西亚首映《沉默之像》铺平了道路。

影片在雅加达的公告牌上做了广告，吸引了成千上万名观众。

首映结束后拉昆的意外出现获得了观众们十分钟的起立鼓掌。

在某种程度上，拉昆一家的悲剧是两部影片的催化剂。

14年前，侨居伦敦（现居丹麦）的美国人奥本海默第一次访问印度尼西亚，帮助受某种化学除草剂影响而濒死的种植园工人们拍摄他们建立工会的努力。

奥本海默说，种植公司请来“五戒青年团”威胁这些工人，工人们只得迅速放弃了自己的要求。

但他们迟疑地给奥本海默讲了这个准军事团体几十年前便开始进行的可怕谋杀和他们一手造成的失踪事件。

“我意识到，杀害我的朋友们的，不仅仅是有毒物质，还有恐惧，”奥本海默说。

工人们还说有一个人名叫拉姆利(Ramli)，是这一带少数几个尸体事后被找到的遇害者。

奥本海默与拉姆利的家人，也就是拉昆一家接触之后不久，军方令其他幸存者缄口不语，于是，奥本海默说，阿迪·拉昆敦促他试着拍摄那些行凶者。

奥本海默就这样做了，那些人的耀武扬威令他哑口无言。

2004年，两个年长的前地区准军事组织领导人带他来到一条河边，热情地演示各种细节——他们当年是怎样把遇难者切成一块一块，甚至喝他们的血，这些人相信这些举动可以预防精神失常。

这段情节出现在《沉默之像》中，奥本海默说，正是这一幕启发了他拍摄这两部影片。

在看过未剪辑的原片后，拉昆希望见一见杀害自己兄弟的凶手们。

奥本海默说，因为显然有危险，自己起先拒绝了，但拉昆一再催促他。

剧组成员准确地预见到，在第一部影片中拍摄准军事组织的最高领导可以为第二部纪录片提供掩护——《沉默之像》中采访的较低级的区域成员相信，奥本海默是那些有势力的上级们的朋友。

两部影片带来的后果至今还在延续。

政治家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意识到它们在平民中的重大影响，在竞选总统的宣传活动中承诺提高印度尼西亚的人权状况。

他最终赢得选举，尽管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说，严重的虐待状况还在持续。

大多数新闻出版物呼吁政府直面过去。

在三月，这部电影在印尼一处军事指挥部上映。

奥本海默说，他最珍视的评论来自两部影片的制片人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

“他说，‘约书亚，艺术不能改变什么——长长的停顿——直到它最终真的促成了改变。

’”本文最初发表与2015年7月15日。

翻译：董楠http://cn.nytstyle.com/film-tv/20150722/t22docsafety/

由当年的刽子手自编自导自演一场发生在50年前、涉及250W人生命的大屠杀，这该不会是哪个邪典导演整出来的好莱坞大片吧？！

NoNoNo，它真实的发生了，印度尼西亚这一神奇的国度为这部大片献上最鼎力的赞助——多位领导人慷慨露脸激昂发声、五原则青年团橘花花乌泱泱的人肉背景，就这样，当扭曲的权贵资本主义政治、贫富悬殊的经济与从上至下未开化的思想与文明世界间垒起四方厚重的城墙，一场现实世界的超现实荒诞剧在城内上演了。

本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选择以纪录片而非剧情片的形式展现，先来看看纪录片的定义：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不能虚构情节、不能用演员扮演、不能任意改换地点环境、不能变更生活进程为其基本特性。

既然不能用演员扮演，那我就用当事人演绎吧狡猾的导演打了一记绝美的擦边球，当印尼举国陷入极端激进的反共产主义橙色风暴中，当踩踏百万共产主义者躯体的Free Man登上印尼权力的最高峰，当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眉飞色舞讲述杀戮过程时，奥本海默隐去了自己的情感，不加评论，只是静静任由摄像机记录下安瓦尔•冈戈和他的Gangsters将一场反人类屠杀拍成好莱坞大片的全过程。

大概导演已深谙历史的本质，它允许每个人拥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和逻辑，分歧面前谁也强迫不了谁接受彼此的观点，谁也没有能力让谁彻底闭嘴，暴力屠杀或握手言和，历史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沉静的可怕，但是最终真相总会如抓不住的细沙渗漏渗漏直到彻底直白的展现于世人，娓娓道出历史的洪流——真善美终将战胜假恶丑。

《杀戮演绎》便是借安瓦尔的电影在已破陋不堪的谎言上撕开一个真相的小口。

片中片导演安瓦尔•冈戈曾是1965年印尼反共大屠杀刽子手之一，亲自手刃1000余人，与剧情片中杀人狂一贯穷凶极恶狰狞的外表不同，现实中的刽子手竟是位面目慈祥、富有爱心、天真烂漫、痴迷电影的老顽童，不过想来如果没有他的这些特质，约书亚•奥本海默也撕不开真相的小口，成就不了《杀戮演绎》。

奥本海默在印尼的北苏门答腊采访拍摄了能找到的每一个当年的杀人者，安瓦尔是第41个，他成了影片的主角。

奥本海默让安瓦尔以自己的方式拍摄讲述这场屠杀，安瓦尔则像是叙述了一个自己重复做了50年的迷梦。

多年来他一直被噩梦缠绕黑夜，其他Gangsters说：“你感觉被鬼魂侵扰是因为意志太薄弱。

”一旦负罪感从生，防线崩溃非疯既死，杀人者只能继续以“坚强”的意志抵制潜意识对暴行的忏悔，找到不让自己感到罪恶的方法。

有的人挑眉炫耀“我使个眼神，他们就死了”，有的人双目圆睁“只有胜利者才能定义战争罪行”，安瓦尔选择了将梦魇如实的拍摄出来，并且渴望得到他人对其所作所为肯定的评价，正如片中关于女妖割下安瓦尔头颅变态虐待的情节应该放在电影之前还是之后的讨论以及圣洁的瀑布下被安瓦尔勒死的受害者拿出金灿灿的奖牌挂在他的脖上动情说道“因为把我处死把我送上了天堂，我要千百次的感谢你”，将这幕荒诞剧推向极致高潮，不禁感叹安瓦尔们真真是愚昧到无药可救，紧握真相砂砾的谎言之手真真是攥的紧，历史的公正性距离这个国度大概还有一个世纪之远吧。

转机意外出现，安瓦尔饰演一名将被处死的共产主义者，在经历了摧毁尊严的殴打拷问之后，当熟悉的铁丝套上安瓦尔的脖颈，突然他颤抖不止，无力瘫软，仿佛那个做了50年的噩梦成为现实，他询问导演、询问他人、询问自己：“曾被我拷打的人，是否和我当时感受到的一样？

难道，我犯了罪？

”无须别人作答，再回50年前的行刑之地，安瓦尔曾在此绿衣白裤嬉笑着舞一曲ChaCha，如今却抑制不住的干呕，用尽纸醉金迷掩埋的真相终究还是破口而出，历史公正性在个体身上的洗礼完成了，不禁期待谎言密布的黑暗中能有更多的人完成这样的洗礼与反思。

历史仍在那里不悲不喜，在它面前人性太是复杂，人力太过渺小，好与坏、对与错、白与黑都是太绝对的辞藻，不过历史终究会曲折的走向真善美。

最后，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政府否认历史的态度，是流淌着的血液带来的思考。

感谢《杀戮演绎》的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给予我一种更加平和但又充满坚信的力量，因为我知道历史的洪流会冲刷掉一切费尽心思的谎言，真相经历时间的冲洗会愈加闪闪发亮不容避视。

我们会继续为历史的大白于世而奔走努力，而安瓦尔们终会完成历史的洗礼。

时间是2012年11月，之前和老公在马来西亚转了一个月，在大马国较发达的生活条件和美景熏陶下，私以为印尼也差不多，只是生活上没那么便利罢了。

去印尼前，老公因为工作要回国几天，商量后决定，我从马来先直接去，他过两天和我碰头。

而我们决定开启印尼之旅的第一站，就是电影开头的North Sumatra的首府Medan，一个我之前没了解，在那里时急切想要离开，离开后一点也不想念的地方。

亚航的飞机还没着陆，我就已经感觉不适，胸闷想吐，旁座的印尼妇女微笑着递给我一盒薄荷膏，我想，这里的人挺友好的。

着陆后，我在机场递签证时，被截住带到机场移民办公室，然后被一个凶神恶煞的中年妇女和两个不停笑的男工作人员审问了半个小时，夹带威胁和恐吓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权将我遣返回国，虽然最终没怎么样。

从办公室出来时，我看到自己的背包已经被人从传送带上拿下来，孤单地立在大厅中央，我走过去，拿上包，走出机场，开始了对这座城市的厌恶。

看完这部纪录片，猜想，我当时会被审问，也许，也是这种政治行动的残留效应吗？

一个Pancasila Youth的成员，当年参与了印尼屠共的行动，并成为刽子手中的佼佼者，手段残忍，效率极高。

一条条人命，在他眼中就像一粒粒灰尘，用鸡毛掸子轻轻一拂，就消失不见；要命的是，这个叫Anwar Congo的人，还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于是，在政府和自己编织的虚妄谎言中充满魅力自我陶醉地活了一辈子。

直到年老，因为人性本来的面目，做过的事开始困扰他。

他仍然充满魅力，仍然觉得自己做得对，但他的脸上开始浮现善，就像转了一圈，回到孩童时代的纯真与善良：教育孩子尊重伤害过的动物，给小鸭子道歉；在导演安排的对杀戮的演绎重现中，本能地站在受害家庭的妇女儿童角度去感受他们的世界；在扮演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受刑的过程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他开始重新看待做过的那些事，并且通过本能强烈的身体反应表现出经过重新审视的灵魂。

原来这是一个关于atonement的故事。

这个老头绝对可恨，但他也许值得被原谅，因为他虽然来迟了的但毫不做作的心里的善；曾和他并肩作战且一辈子用意念顽强抵抗负罪感的同行，也许也值得被原谅，因为他比Anwar更早地意识到了他们做过的事情有多么可怕。

他下意识地选择抵抗负罪感，并不意味着他灵魂的负担就真的轻很多。

说到底，我们无法指责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说到地下一层，他们，都是政府的工具。

真正不能被原谅的，是这个世界上各个阴暗的角落都存在的ZF通过不正当手段达到目的，以及不正当手段从中渔利的事实。

当听见白痴一样的LD们聊女性，聊脑残收藏品，聊杀人就像话家常，电视节目聊这段屠杀历史就像《女人我最大》给你推荐一款明星粉底或BB霜一样，带着笑意稀松平常，氛围格外热烈时，你除了感觉太超现实了，脑袋里还会闪出几个加粗黑体三号大字：世上还有这等禽兽。

这个真的不能原谅。

尽管知道了这些历史，我还是讨厌Medan，讨厌那里肮脏的街道，讨厌它永远在堵车，讨厌在汽车尾气中坐着边三轮的我完全不想呼吸的感觉，但我已经不能讨厌那里的人。

PS：Herman真的是天生的好演员。

这是一部讲述当年印尼的黑帮头子，在反华反共运动中杀人无数，虽然至今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却终究无法摆脱精神折磨的纪录片。

电影里的人物，都是当年亲手屠杀共产分子和迫害华人的人。

现在他们老了。

挖掘一下，这更是一部讲述罪孽深重之后寻求灵魂救赎的片子。

电影里透露他试图通过装神弄鬼，通过宗教活动，通过吸毒麻痹神经，通过跳舞社交， 通过上电视教育年轻人，通过把共产分子和华人妖魔化等等手段来寻求解脱。

说到底答应拍电影给年轻人一个交代恐怕也是其中之一。

只可惜，只能有暂时的快乐，这所有的努力到最后，每当深夜来临，他噩梦连连。

到最后，他在摄像头前也无法掩饰自己心灵上的折磨。

幸好有电影最后他不能自已的那一幕。

即使如此，也只能觉得他罪有应得。

等待他的不会是天堂。

若说这电影结构凌乱，似乎也不影响观看，何况一个患上如此精神绝症的人，有病乱投医也顾不上什么章法了。

看完这电影，隐约觉得有更深层的意思。

到底说的是这些黑帮的自我反省啊，还是说的他们不过是更大政治背景的产物啊？

电影里多次提到美国电影暴力和冷战意识形态，对当时印尼青少年的恶劣影响。

当年黑帮决定对共产分子加以迫害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从美国电影票房中得到收入，而共产分子反对引进美国电影。

其中一个黑帮分子的女友就是华人，但是他太狠华人了，所以见到一个华人砍一个，最后连女友的爸爸也没放过。

电影里一再追问，当年为了给自己的杀戮找借口，他们找各种理由，据说共产分子很残忍，把这想成是一场战争，而不是简单的黑帮杀人。

但是，他们有我们残忍吗？

几个人反腐琢磨，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共产分子肯定没有自己残忍，他们当年想要做的是：把美国电影里面的黑帮变成自己的现实生活，他们学了电影里的杀人手段，穿着模仿美国黑帮的衣服，只会做得比电影里更残忍。

怎么看来看去觉得这电影是在审视美国啊。

这些不断地号称自己追求自由、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到头来却让人说成是：印尼是民主过度，还不如军政府时期社会安定。

怎么看来看去又觉得这电影说的不光是美国啊？

把异己视为仇敌，凭着青春热血挥刀砍人毫不留情的故事这世界上还少吗？

看看电影里讲述的事件发生时间：1966年......又是世界性的发烧啊。

这片子什么人拍的？

一查出品国，毫无悬念：欧洲。

再查导演，居然是美国人，不过现居丹麦，哈佛大学毕业。

电影在欧洲获多项奖，却没在美国获奖。

本评论很长、很详实、很严肃，慎入！

——漫谈两部剖析人性的纪录片作品《杀戮演绎》与《沉默之像》朱晓闻注：本文原载于《瑞象馆》1. “艾希曼（纳粹德国前高官）的问题正是由于太多人像他一样，既非变态也非虐待狂，而是极度极度的平凡。

”“ 原谅是改变和自由的唯一途径。

唯有原谅才能逆转历史上不可逆转之潮流。

”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2. 近年有两部影片，确切说是纪录片，更确切说是纪录片结合新闻纪实结合影像艺术，再确切说，就很难用现有的影片类别来进行界定，因为它们的出现，在世界纪录片影坛掷地有声地让习惯了工业化、流程化、剧本化、知识结构化的专家们为之一震。

这两部影片，其实同属于一个项目，也有影评人认为，第二部影片从艺术上，难以脱离第一部影片而自成一家。

虽然我对这种观点持有异议，但它们相互依托的实质是不可忽视的。

这两部影片，第一部叫做《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第二部叫《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

它们调查、再现了印度尼西亚距今刚刚50年的历史上惨绝人寰的百万大屠杀——1965年，印尼发生军事政变，立场倾向共产主义的政府被支持西方势力的军队推翻，此后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领导了一场持续一年的反共大清洗，除了导致大量共产党员和被当作共产党的华人遭到处决，大量左派人士、知识分子亦被扣上“共党”的帽子投入集中营，惨遭屠杀。

就像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一样，顷夜之间，本来是邻居的村民们被军队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在政变领导人的策划下，“好人”们拥有了武器，被赋予杀死“坏人”的权力和责任，虽然实际上，很多“好人”都是流氓头子和混混，而“坏人”则多为无辜的受害群众。

在这场为期一年的杀戮中，具体的死亡人数被认为从100-300万不等。

3. 历史资料、调查数据、陈列再现，对电影受众来说，意义何在？

世界各民族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版本的血泪史，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一个犹太裔美国人，从小深度学习二战中自己祖辈受到的摧残，而前面提到的杀死全国总人口20%的卢旺达大屠杀，不过是在短短的20年前。

有的历史错误被界定成为历史错误，所以它们被当作人类的教训来反思、学习。

但如果历史错误的制造者依然当权，甚至，他们权力的来源正是他们曾经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那么，他们必定要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权力，并且杜绝历史被真实再现的可能。

这是奥本海默决定拍摄《杀戮演绎》时，印尼的现状。

当年动用街头流氓和平民完成百万杀戮的军队头子们，成了政府现在的领袖。

虽然号称“民主”社会，其实是半军半匪的军阀专制。

政府用恐惧控制民众，因而关于大屠杀的真相在电影拍摄前，一直是扭曲的。

奥本海默在一篇采访中这样介绍影片拍摄前印尼民间对大屠杀的看法：印尼不同地区的民众都知道1965年发生的惨剧，特别是北苏门答腊省，也就是影片的拍摄地。

因为当年的杀手是从黑社会招募的，而且此后一直当权，所以他们乐于炫耀自己曾经的“战果”。

大屠杀在北苏门答腊并没有被禁议，他们甚至在电视脱口秀上显摆自己的杀人事迹。

而在印尼其他地区，杀手来自学生群体和宗教群体，有时军队自己动手。

这些团体无意于炫耀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

奥本海默的初衷是揭发被扭曲已久的真相，在国际范围，也在印尼国内引发对历史事件的认知、讨论、重新定义，因为只有承认事件的存在、挖掘事件的真相，才能界定其性质并引发对错误的纠正。

这种纠正的意义不仅在于历史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避免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再发生类似的反人类罪行。

4. 奥本海默的父亲是一位政治科学教授，他的母亲是一名劳工权益运动激进分子。

他的祖父辈有很多家人在二战集中营中被残害。

出生于70后的奥本海默这一代犹太裔美国人，依然和祖辈及父辈经历的历史创伤有深刻的情感联系。

对于善于思维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的大屠杀罪行永诀于世？

辨证地来看，“永决于世”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讲，是如何杜绝这一惨剧再次发生要犹太人身上，当犹太社区不断地研究、强调、宣扬这一点时，不公正的屠杀和残害依然在世界各地发生，其中就包括巴勒斯坦面对以色列强权的艰难境地。

奥本海默认为，这恰恰是一种“悲惨”而“虚伪”的信仰，因为只有当公平、正义和仁慈可以普照到全人类的时候，屠杀和残害才会“永决于世”。

因而当他开始拍摄《杀戮演绎》的时候，他最关心的问题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虽然影片的表象是这样，但他最关心的，是历史上的惨剧对今天的人们有怎样的影响、应该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面对、理解、评价不仅仅是受害者的经历与立场，也包括施暴者的经历与立场。

因为“尽管我们可以极尽诋毁希特勒，但他不是一个怪物，他是一个人。

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杀戮演绎》这部电影，就是通过剖析施暴者的经历和感受，让每一个观众意识到，暴行并非都是由残忍邪恶的怪兽执行的，而大多是由自私的普通人参与的。

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是每一个观众都容易做到的，因为我们都愿意相信自己是善良的好人，但对施暴者产生同理心，意识到我们和他们都是心怀自私的人类，这是一部电影真正可能唤起实际改变的力量。

5. 从影片情节和表现手法来说，导演邀请了实际参与北苏门答腊屠杀的刽子手们在电影镜头前重新演绎当年残杀受害者的情形，其中包括了曾经杀人如麻、年过古稀的安瓦尔·冈戈乐，充当政党喉舌、表明一本正经的新闻出版人易卜拉欣·西尼克，安瓦尔的朋友和跟班、满脸横肉的地痞流氓赫尔曼，当年的行刑队队长阿帝、半军半匪的五戒青年团首领以及他们的党羽。

这些曾经的刽子手，大多对自己的行径供认不讳，无论是为了高效杀人而发明的铁丝绞刑，血肉模糊的审讯场景，还是对亲人、朋友和婴儿也毫不手软的花样百出的虐杀方式，都是他们讴歌自己“英雄主义”、“大义灭亲”的种种实例。

年过古稀的安瓦尔·冈戈乐一直是好莱坞电影的忠实影迷，尤其是马龙·白兰度、约翰·韦恩这样的硬汉题材。

他会在后院教年幼的孙辈善待小动物，也对自己曾经杀人如麻的经历充满迷恋。

他不仅从好莱坞黑帮片里学会了用铁丝绞死人这样杀人不见血的高效手法，也深谙从身心两方面摧残受害者的恐怖主义行径。

他和他的朋友们当年是一群街头混混、地痞流氓，出于对权钱的欲望而成为军方的刽子手。

在一场杀人演绎中，他认真地向摄影镜头指画着受害者的位置、姿势，告诉奥本海默受害者是如何被打倒在地，然后脖子被一个沉重的桌角抵上，安瓦尔和他的伙伴们荡着双腿，坐在桌子上边看街景边唱歌，心情显得愉悦悠闲，等到差不多了，低头瞧瞧，“死了吗？

”“噢，早死了。

”然后跳下桌子，处理尸体。

在镜头前，他们不仅不厌其烦地诉说杀人经历，还参与观看素材，并且不断提出改进建议。

他们自始至终把奥本海默当作一个合作者，甚至是一个可信任的朋友，因为他们没有感到自己正在供认罪行。

他们相信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因为胜利了，所以他们也可以成为正义的化身。

正是因为依仗着权力的庇护，而国家最高权力又是受到美国保护的，那么当来自美国的约书亚·奥本海默对他们进行采访拍摄时，他们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正面宣传，并且为之骄傲。

于是，导演在拍摄第一部影片时，以不需要与刽子手对峙的方式，邀请他们自己指导、表演当年刑讯和杀人的场景，从开始朴素的讲解，找群众演员就地扮演，到后期摄影棚里血淋淋的化妆效果、道具灯光、全情投入的嘶声力竭、惊恐交加，奥本海默似乎始终是一位非常职业的拍摄者，敬业地与刽子手们合作，耐心地与他们进行剧情讨论，满足他们对镜头的要求，也特别重视他们观看素材时提出的种种建议。

他对和这些拍摄对象的工作方式作出过如下解释：要得到他们的信任其实非常容易，我只要很正常的，表现友好、愿意聆听、把他们当作普通人来看待，就可以了。

他们可以感觉到这种自然的态度。

北苏门答腊领导屠杀的军队从未受到任何惩罚，他们的权力大到一手遮天，而其权力的来源其实就是对民众制造恐惧。

所有和屠杀相关的词汇，都被洗脑成“英雄主义”或者带有“光荣”色彩的含义。

比如“铲除”一词，对他们来说就意味“铲除共党”，这是个褒义词。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可以非常直接地询问他们：“告诉我，你们是怎么铲除共党的？

”只要我不表现出自己实际的情绪，虽然这很难。

6. 在持续七年的拍摄中，并非学纪录片出身的奥本海默不仅学会了纪录片拍摄的各种技巧，还向受害者家庭学会了说印尼语，因为他不想拍一部传统的、拍摄者和对象间隔着安全屏障的研究型纪录片——毕竟，历史资料的堆砌和调查数据的呈现，甚至真实人物的访问，都只会让习惯了把电影当作消费（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观众，在“感到震惊、难受、惊愕”之后，为自己的三观之正拍手叫好，然后回到“还好这些跟我无关”的现实生活中。

奥本海默相信，只有把自己放到和拍摄对象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即使他们是刽子手、恐怖主义分子、杀人犯，我们才会发现作为人类的共通点——一种建于自私之上的原始的罪恶倾向。

在和这些刽子手相处了七年之后，奥本海默发现，他们并不是一群有什么征服世界野心的人。

在拍摄安瓦尔之前，他已经采访了40个刽子手，这些人和安瓦尔的朋友们一样，都是极度自私、虚荣，同时又特别看重荣誉感的人。

如果要说他们最大的共同点，“那么就是自私。

”奥本海默认为，“夺取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自私的行为。

我们可以称之为兽行或狂症，但这些词的使用不过是为了把我们自己同那些人区分开来而已。

但实际上，我们当前生活的经济体系是极力把自私赞颂成某种美德的——其实所谓的竞争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除非我们认定当前整个的经济体系是一种兽行或狂症，我们也不能因为那些刽子手是自私自利的，就用同样的词来形容他们。

当然，我希望我没有那么自私。

但自私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

”导演把刽子手当作人性的一部分来看待，也把印尼大屠杀当作和我们当今全球政治经济生活依然非常相关的主题来看待。

因为人是自私的，所以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悲剧是和我们自身密切相关的时候，才会真正感受、认识、想要做些什么。

同情受害者是明显也简单的，正如任何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好人”的行为都是明显而简单的，但我们有多少勇气，可以面对人性的恶，意识到我们和“坏人”的距离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么遥远。

这是奥本海默用他看似主观的、超现实的电影展现手法，想要提出的实际问题。

7. 在《杀戮演绎》上映之后，奥本海默很快获得了巨大成功。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英国电影学院最佳纪录片奖、柏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等荣誉纷至沓来。

麦克亚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授予他“天才奖金”，他少年时期崇拜的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美国纪录片殿堂级大师埃里尔·莫里斯不仅担任了该片的制片，也继续帮助他完成第二部影片《沉默之像》的制作拍摄。

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终其一生的追求，这种追求可以是一部流传于世的作品，也可以是某种永恒的精神境界。

约书亚·奥本海默在年届不惑的时候，似乎已经达到了值得被称为终其一生的追求。

但我们不能忽视他21岁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以后，以一个短期项目为由来到印度尼西亚，然而在此期间发现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从此把自己的整个青春奉献其中的探索过程。

如前所言，《杀戮演绎》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奥本海默也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电影导演。

在他刚到印尼的头几个月里，参与拍摄一家英属种植园工人尝试组织工会以争取更好待遇的故事，期间，他自发组织了几个电影工作坊，教工人们使用摄像机，为他们放映赫尔佐格和费尔南多·索拉纳斯的电影。

这两位电影大师致力于通过作品探索人性，同时饱含激情和孤独的狂想。

奥本海默在《杀戮演绎》中就有多处场景借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意象，比如安瓦尔幻想世界中飘然起舞的美女，从超现实的鲈鱼形状建筑里款款走出，又比如青山瀑布前，两个当年的被害者从脖子上摘下银光闪闪的铁丝杀人工具，掏出一枚金光灿灿的奖章，挂上安瓦尔的脖子，唱颂道：“大恩人啊，感谢您送我们上了天堂。

” 荒诞和超现实，是这些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们对现实最安全的理解方式，唯有这样，他们才可以不至发疯。

从电影拍摄的角度来说，也唯有不和刽子手们对峙，以友好开放的态度与之合作，才可能让他们如此坦然地开诚布公。

奥本海默不止一次地向媒体介绍说，如果要真正了解这部影片，必须观看比官方版本长40分钟的导演剪辑版。

在这个版本中，有更让人震惊的内容。

而事实上，奥本海默不是一个只有理性的智者，第一部影片为期七年的拍摄中，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而他所受到的心灵煎熬，在导演剪辑版中有所指示。

摄影棚中有一场戏，是安瓦尔演绎当年当着一个受审者的面，用刀刺死、刮烂他婴儿的场景。

拍摄中，安瓦尔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癫狂状态，奥本海默看出了他的恐惧与内心强烈的煎熬，并且深受其影响。

如果他考虑到了自己的立场，当时或许应该立即停止拍摄，因为这时他已经不仅是电影导演，而同时成为了整个事件的受害者。

但他没有停止拍摄，因为安瓦尔的癫狂折射出他被罪恶毁灭的一面，虽然他在平日里嘻嘻哈哈，以自己的杀人事迹为荣，但他无法避免噩梦的追逐，“仿佛他生命的一部分，也伴随着他的罪恶被杀死了。

”就在奥本海默继续拍摄的时候，安瓦尔突然停下来看着他，对他说道：“乔舒亚，你怎么了，你在哭啊。

”这时，奥本海默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才发现自己确实在流泪，而他根本没有感觉。

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此后的7个月里，他都无法入眠，因为害怕那个噩梦会继续伴随。

8. 当被问及拍摄《杀戮演绎》是否很危险时，奥本海默说，因为官方对大屠杀的定性及自己的美国身份，没有拍摄者以为他在揭发他们，即使是他跟随当地流氓去敲诈华人商人的时候，所以拍摄比大家想象的容易、安全。

但是拍摄过程中对人的心理煎熬，是非常极端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本海默于2012年又回到印尼，开始了第二部影片《沉默之像》的拍摄。

这时《杀戮演绎》的剪辑刚刚完成，荣誉还没有纷至沓来，因而印尼官方还不清楚他的创作立场。

此时，他已经认识并且拍摄了好多年的一名受害者家庭成员阿迪（在《杀戮演绎》中没有出镜）向他提出，自己要去和那些刽子手对峙。

奥本海姆的初始反应是，这肯定行不通。

受害者直面仍然当权的迫害者，这在任何纪录片中都没有出现过。

但阿迪一再坚持，因为对他来说，只有当刽子手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才能把人从罪行中分离出来，他才能原谅他们。

“原谅”，一直是阿迪的初衷。

这个脾气温和、身材中等的中年人，从来没有提到复仇，但他承受的痛苦是巨大的，他之后所表现出的勇气证明了这一点。

在反复考虑和商议后，奥本海姆同意了拍摄。

虽然这很危险，但他考虑到，《杀戮演绎》还没有上映，所以印尼官方不知道他的动机，而且要真正完成这部作品，不能只有刽子手的说辞，大屠杀的罪行对普通人究竟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只有通过受害者的阐述，才能展现出来。

于是，我们得以看到一部更为朴素的、人性的，既催人泪相又饱含力量的作品《沉默之像》。

9. 与《杀戮演绎》采访拍摄了为数众多的刽子手不同，《沉默之像》基本只表现了阿迪一家的故事。

奥本海姆认为，一部亲密的电影必须是主观的，而一部重要的电影必须是亲密的。

虽然讲述10个家庭可以展现各有各的不幸，但是观众如何能对只占十几分钟的每个家庭建立起真正亲密的关系呢？

所以，他选择了只拍一个家庭，即表现这个家庭最百分之百的不幸。

阿迪是一个验光师。

奥本海姆非常有策略地制造了这样一种设定：他告诉被访者，那些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阿迪哥哥的刽子手们，阿迪会给他们免费验光，同时和他们展开关于大屠杀的讨论。

奥本海姆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采访过的大佬名字，所以这些被访者认为电影拍摄是官方许可并支持的。

导演还说，阿迪或许和他们的观点不同，但希望他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

在这样的设置下，我们看到影片开头，戴着彩色验光镜、略显滑稽的刽子手正面像。

这一画面在不同的场景中又出现了多次，除了明显的象征含义，其实也在不断强调和阿迪对话的人虽然有罪，但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这些人中，就不仅是第一部影片中的那些地痞流氓，既有因为参与屠杀而升官发财的戏剧老师，以宗教为名、正义化杀戮行径的退休老人，也有直接领导屠杀的高级指挥官等。

他们面对镜头，比地痞流氓们少了些假装的英雄主义色彩，因为他们没有被要求戏剧化真相，而是平铺直叙地描述杀人经过。

影片的前半段，一方面是刽子手们对杀人过程的描述，一方面是阿迪年迈的父母面对丧子之痛无法愈合的恐惧和悲伤。

而在后半段，阿迪越来越直接地和刽子手们进行对峙，有时完全在道德上把他们逼上了墙角，其中有些人一旦听说阿迪其实是遇害者的家人，径直改口，脱卸责任；有些人恼羞成怒，口出威胁；有些人装聋作哑，力求逃避；也有人显出恐惧，但强词夺理。

阿迪，一个看似温和柔弱的验光师，和父母的关系融洽，对年幼的女儿充满关爱，他是一个非常不像英雄的英雄，但是他一次次面对刽子手，甚至当发现自己的舅舅曾经充当过犯人看守时，也丝毫不留情面地质疑舅舅的良心。

他的母亲开始为他担忧，因为这些通过杀戮掌权的当权者会不顾一切保护自己的权力，而一介平民的阿迪对他们来说，不过如草芥一枚。

但即使面对行政官的威胁：“你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吗？

如果你继续追问，就会不可避免地再次发生了。

”阿迪不依不饶。

其实行政官的话是有违常识的，因为只有当尘封的话题被打开了，罪恶得到揭发，同样的惨剧才不太可能再次发生。

影片中，母亲为父亲洗浴、母亲与阿迪交谈、女儿与父亲笑作一团，都是充满爱和希望的画面。

另一处看似令人不安，但其实充满希望的地方，是唯一一个真心向阿迪道歉的，某个刽子手的女儿。

她先是被自己父亲直白的交代感到震惊。

当她父亲夸耀自己如何饮下受害者鲜血，以避免发疯的情形时，她不得不佯装镇定，并且为父亲辩护：“他那样是为了不发疯呵。

”而当阿迪平静地告知，自己的哥哥就是她父亲手下的亡魂之一时，刽子手的女儿留下了泪水，一旁的刽子手开始有些装疯作傻，东张西望，而女儿直愣愣地盯着阿迪，终于向他诚心地道歉。

阿迪亦难止泪水，因为真心的道歉对他来说意义重于生命。

他拥抱了刽子手的女儿，也拥抱了刽子手，表示原谅他们。

在现实中，他们都是一个村子的村民，抬头不见低头见，仇恨无法化去悲痛，原谅才是希望的开端。

导演谈到这一幕时曾说，我希望通过《沉默之像》展现一种希望，既我们最终都会死去，但如果我们的结局除了死亡之外，还有爱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是充满希望的。

11. 《沉默之像》的力量并非通过对情节的叙述可以再现，然而，有两则影像之外的故事，可以从侧面表现出作品的真实力量。

一则，是影片的结尾，阿迪所面对的一家人。

父亲已经过逝，他直接参与了对阿迪哥哥的杀害，并且曾经在镜头前的杀戮现场，情绪高昂地细致描述了对阿迪哥哥的虐杀。

同时，他因为在屠杀中表现优异，从区区一个学校教师，被提拔为地方官员。

他把自己的杀戮行径描绘成了一本绘本，在镜头前生动展示。

此时，他依然建在的妻子和两个与阿迪年纪相仿的儿子，和阿迪在镜头前对话。

然而，他们三人很快恼羞成怒，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和屠杀相关的任何信息。

儿子们说，我们当时都是小孩，父亲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是无辜的。

你想要什么？

难道要复仇吗？

在实际拍摄中，奥本海默和这个家庭已经相处了三个月，他知道全部历史，母亲和两个儿子也知道全部历史，他们更知道奥本海默的知情程度。

然而，在镜头前，面对真正的受害者家人，他们害怕了，只能用苍白的否认来搪塞。

最终，即使导演向他们播放他们父亲曾经在镜头前的佐证，他们也拒绝观看回应。

小儿子甚至打电话报警，而这是奥本海默所有拍摄中唯一一次需要仓惶逃走的。

导演本以为这一段毫无用处，但在剪辑时才意识到，这种否认本身，其实直接指向了影片意义的全部。

二则，是影片中唯一选用了阿迪拍摄的一段素材。

奥本海默曾经交给阿迪一个摄像机，让他随意纪录家人的生活状态。

有一天，家人聚在一起庆祝印尼的新年，然而，也在同一天，阿迪年迈的父亲彻底失忆了。

他早已无法行走，只能坐在水泥地上，用双手支撑着干枯的上身，一步步前进。

因为记不起自己的家，也不再认识家人，他陷入极度焦灼的恐惧之中。

他不停自问着：我在哪里？

我在哪里？

请让我回家。

这一幕对阿迪的触动极大，因为他意识到，父亲已经永远地成为了恐惧的囚徒，他甚至已经没有机会重新谈论创伤，他只能感受到深深的恐惧，却不会明白原因，因为他从来也没有机会面对真相。

也正是这一幕，让阿迪说服了奥本海默，同意他去和刽子手们对峙。

12. 在视觉语言上，《沉默之像》非常电影化，甚至有很多唯美的画面。

这和《杀戮演绎》的粗粝感相比，更加符合其人性的讲述。

两部电影有一段相同的开场简介，三段简洁文字概括了65年大屠杀的历史背景。

《杀戮演绎》已经是杰作，《沉默之像》也自有伟大之处。

然而，两部影片的合集，才从正反两面探索了人性与罪恶之间的距离。

如果说第一部影片是对记忆的外部重建，那么第二部影片就是对记忆带来的情感漩涡的内在调研。

阿迪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虽然他和那些自称英雄的刽子手们不同，不会以此自诩。

但他把对正义的诉求置于自身安全之上，这恰恰是为了私利牺牲别人性命的反面。

奥本海默则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他在谈到影片的乐观与悲观对比时这样说道：“对我而言，艺术不是一剂安慰人的良药，不然，我还不如去散个步！

或者找个比干坐在摄影机前更有意思的事情做，比如找你的爱人聊聊天之类的。

艺术的意义在于扰乱人们的神经。

所以艺术家必须有悲观主义，不然你做的就不是艺术。

但是如果艺术仅仅是悲观的，为什么我可以坚持7年？

因为我还有一部分是乐观的。

乐观的这部分可以感动人，也可以真的在印尼形成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已经开始了。

唯有这种悲观和乐观结合的创作，才可能激发这种改变。

”13. 谈到这两部电影对印尼的实际影响，《杀戮演绎》被印尼官方发行，但同时被电影部门列为禁片，这种矛盾的结果就是，成千上万的人能够看到该片，但不是通过公共放映。

《沉默之像》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首映，1500个座位的电影院被3000多人挤爆了，影院不得不又临时加映了一场。

影片的内容，在印尼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65年后以来，这是第一次民众可以在不被集权恐怖威胁之下，公开谈论这起历史事件。

当《杀戮演绎》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它不能得奖）之后，印尼总统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也终于在历史上首次承认大屠杀的错误性，但他同时又表示：“虽然印尼会反省，但我们不需要通过这样一部电影来提醒我们。

”14. 约书亚·奥本海默不止一次表示，这两部影片表述的，是“属于我们时代的故事”。

在《杀戮演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刽子手们对美国文化的顶礼膜拜，在《沉默之像》中，最带有国际政治批判意义的恐怕不是那段“巴里岛铲除共党后变得更美了”的美国新闻资料，而是美国固特异（Good Year)橡胶公司的工厂静静伫立在成百上千无辜者断送性命的刑场之上。

正如一名刽子手大肆宣扬的一般：“美国教会了我们憎恨共产党人，他们应该邀请我们去参观旅游，如果没有专机，邮轮也行。

”事实上，奥本海默甚至采访到了当时任美国驻雅加达使馆的外交官，这位外交官已经退休，居住在离奥本海默美国老家不远的地方。

他承认，当时自己曾经在美国政府的指挥下，列出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名单，交给印尼军方，而当这些人被“铲除”以后，军方会在名字后方打勾，然后把名单还给美国领事馆。

当被问及他现在对当时自己的所作所为怎么看时，退休外交官表示，幸好这事没发生在自己的家乡。

15. 奥本海默的这两部杰作并非没有面对争议，但相信所有好的艺术作品都会引发争议。

从26岁到40岁，他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这件作品。

对此，导演这样表示：我感到很荣幸，可以为此片奉献我的青春。

注：本文中引用的原话来自FilmComment对奥本海默的采访 Interview: Joshua Oppenheimer by Nicolas Rapold on July 15, 2013。

叙述内容引自《沉默之像》在英国伦敦当代艺术中心(ICA)首映式的导演对谈。

佩拉库·塞加拉：历史上并不存在和解这一说！

因为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已定格，这就是历史本身带有的意义，所以这世界没有和解这一说！

主持人：那为什么那些受害者的孩子们从来都不宣称要替他们的父辈报仇呢？

安瓦尔·冈戈：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这么做，因为我们会把出头的人都杀个精光！

--安瓦尔·冈戈：她们让我自惭形秽，这些女演员在戏里哭的很真实，说实在的，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从没觉得这样的场面看起来会这么可怕，我那些朋友们让我表现得再暴虐点，不过当我在此看到，这群妇女和孩子的时候，我想了想这群孩子的未来，他们从小就饱受折磨，现在我们要烧了他们的房子，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他们会一辈子诅咒我们这群人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导演：当你想到“报应”这个词时，你会有怎样的感觉？

你会感到害怕吗？

安瓦尔·冈戈：“报应”这个词，就相当于是大自然的法则。

我以后可能身患残疾……我总是觉得上帝会惩罚我。

--阿迪·苏卡德里：我们会往他们屁股后面插木头棒子，活活折磨死他们；我们会用木片割断他们的脖颈，然后把尸体悬挂起来；我们会用铁丝勒死他们，或者直接砍下他们的头颅；我们会开车碾过他们的身躯。

我们有权这么做，证据就是，我们杀了人，却没得到任何惩罚。

那些死去的人们，我们已无能为力，只好接受现实，也许我这是在给自己找借口，但我确实做到了这点，我永远不会心生罪恶感，不会抑郁，不会做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