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人老了，就成了包袱啊“没想到围方今天中午这场结束后，还有主创演员见面和观众提问合照环节。

电影结束后，除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还看到一些观众湿了眼眶电影讲的是香港残疾院舍发生的虐待跟性侵事件，可怕的是，电影所展露的只是现实世界中的冰山一角最终真相大白，可事情并没有变好。

被性侵的女孩因为创伤无法出庭作证，坏人逍遥法外，其他残障人士流离失所可追寻真相并没有错，白日之下无新事，唯有知道真相，直视残酷，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改善。

残障人士的家人送亲人去院舍也没有错。

他们出去赚钱，就没法照顾家人。

留在家人身边，就没办法维持生计。

安顿这些社会边缘人士，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一次次的新闻报道，一部部电影叙述，也许无法给出答案，但能一次次唤起公众的关注，一次次他们境遇的改善。

这不是绝望与压抑，而是带来希望的电影。

我们看到冰山一角，就要融化这一角。

2016 年，一宗殘疾院舍報黑幕報導轟動全香港，引來社會各界憤怒，我們一直追求社會安定繁榮，卻有一些人連基本的生活要求和生存尊嚴也不能達到。

這個專題報導一直深刻烙在我的腦海，所以特意找來報導的偵查組記者傾談。

新聞工作者一直在黑暗間遊走，尋找光明之處，希望將不公義的事一一曝光，有時換來的只是徒勞無功的無奈，日光之下，黑暗依然張牙舞爪，然而新聞工作者依然謹守崗位，這讓我找到《白日之下》 的創作角度和念頭。

《白日之下》裡面有很多角色，每個角色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而電影不論題材，終歸都是關於「人」。

在世界各地放映時，很多觀眾跟我說這部電影令他想起自己的爸爸媽媽、公公婆婆，想起他自己身邊的人，想關心對方多一點。

其實每個人都會老，這件事很切身，這電影不是要道出某個界別的辛酸，我們是透過他們緊守自己崗位的執著，回歸到我們作為「人」應怎樣面對和回應世界的各種荒謬，因此觀眾在看《白日之下》時，即使語言不通或各地有著不同的文化，但相信每個地域的觀眾都能找到自己的共鳴。

觀眾未必能完全理解那件事有多不公義，重要的是能感受到裡面的情感。

有新聞工作者來看電影後，會輕拍我一下說多謝，因為這部電影令他有一點釋懷，另外也有很多社工看後感受很深，這部電影對他們來說更加有意義，因為他們知道實際的院舍環境是怎樣的。

每一句的多謝都很多眼淚，很沉重。

但這部作品不是要讓觀眾感到絕望，電影最後發出的訊息其實關於希望。

很多人會問這個世界有希望嗎？

我的理解是，他們說的「希望」是想要一個結果，例如贏還是輸？

派彩號碼開幾多號？

但對我來說，希望是一個動作。

在最無奈的時候，最無能為力的時候，人可以做的就是相信，仍然可以懷抱希望，這是一種態度來的，當你有這種態度的時候，你就有機會改變。

很多時人求的希望是求一個結果，但希望可以是一個「因」，因為你有希望，才在後來得到你想要的結果。

所有的制度都不會完美，制度的漏洞常被人借助去作惡，很多人都活在陰影中不被保障。

面對不公義，我會慶幸自己是幸運的一群，能坐在冷氣房，有地方住，做自己喜歡的事，但我同時會問，我可以為這個世界做些甚麼呢？

因為緣份，我成為了電影工作者，我希望可以透過拍電影做多一些。

資料搜集期間，了解到很多事都很無奈，不是家屬有能力可以改變些甚麼，但我仍希望能有持份者不要只把人當做數字，不是一些要處理的問題，把人當回是人。

每個人都會經歷生老病死，制度終歸是希望人更加好，世界更加好，我們不是應該向好的方面繼續向前行嗎？

怎麼會放棄一些受苦的人不理他們呢？

我們未必能做甚麼，但至少應該在乎他們；正如，電影未必可以解決問題，但至少應向世界提出問題，讓更多人思考。

2023年最出圈且对内地观众暂时未露庐山真面目的港影除了刚刚定档的《年少日记》以外就是这部《白日之下》，两者都关注社会议题，并且无论是在票房还是口碑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样的港片市场环境相较于往年似乎是有了一些好转。

可惜《白日之下》的真实水准着实难以令人夸出口。

看到选题时我就产生了一些疑虑，在真实事件发生将近10年后选择改编成电影，到底要选取当下社会怎样的剖面来与之产生勾连才能显得表达不那么过时。

原事件又是当时相当轰动的社会新闻，其中的各种角度早已被充分挖掘与讨论，10年后的复写又要开辟出怎样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才能让故事观感不透着陈旧。

而令人尴尬的是，导演根本没想着满足以上任意一点，最终选择了做顺拐的吹哨人视角作为主线，并且没有刻画该事件折射出的表达与当下香港社会的任何呼应便草草收尾。

甚至连将原事件涵盖的最基础的几层议题都讲不清的讲不清、故意回避的故意回避。

看到结尾女主角彻底化身为短视频新闻评论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会情绪出征不懂礼法的小将时我觉得又滑稽又疑惑，不懂导演为什么要在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的情况下改编这起事件，输出着毫无意义（甚至有反作用）的价值观。

影片可以简单拆解为三个议题的并行推进，分别是“人老了成为累赘后该何去何从”、“私立护理院中的利益涌动”以及“第四权利的逐步消亡”。

三个议题随着女主角卧底进入彩虹护理院调查的深入逐步展开，我们也来一个一个谈本片为什么一个都没拍好。

既然是社会议题片，影片首先要关照的自然是该事件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的权益奔走呼号是最重要的一环，本片这部分的表达落在了通伯和水哥两个角色身上。

两人都是被子女遗弃在护理院的留守老人，而通伯对于自己被抛弃的现状相对豁达，也有一套cos司马懿的“装疯学”应对窘迫甚至危险的处境。

水哥则没有通伯那么自洽，虽然嘴上总讲认清现实，但是还是渴望与家人一起的生活。

通伯的前史在他的人设面前显得没有那么重要，无需浓墨重彩地刻画，因为他已经看淡，余香凝这个假孙女的存在也能令他万分喜悦，而水哥则是由一场想要参加真孙女婚礼的戏带出他的详细遭遇。

水哥得知孙女婚礼就在当日后因为顾虑自己没有合适的礼服与会而不敢前往，余香凝帮他找到了一身旧西服穿上赶到后却被其女儿严辞赶走，话语中可以得知一家人对水哥的恨主要来源于其对妻子的亏欠。

这场戏似乎将老人被黑心护理院虐待的矛盾核心直指子女的失职甚至是恶意遗弃，但是同样值得在意的是水哥曾经作为丈夫、父亲的身份似乎也没有完成，才会导致如今的“现世报”，子女将其送进护理院却已经尽到了最基础的赡养职责。

这样的互相比烂虽然未必能争出谁更有理，谁更吃亏的真相，但是这种家长里短导致的恶果作为展示社会问题的终极答案显然是偏颇的、狭隘的。

尤其是这场戏从表现手法上有带有偏袒水哥的色彩，就更加背离此处本应起到的戏剧效果。

换位思考一下的话，如果我父亲在我婚礼当天突然出现要强行进场，我的表现也未必会比水哥的子女友善多少，并且我会认为这次看似残忍的拒绝和他罄竹难书的罪行相比简直微不足道，该进监狱的人只是被丢进黑心养老院虐待，已经便宜了他。

所以综上所述，只要转换视角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结论的事件，在《白日之下》中被导演如获至宝般当做挖掘到的当前社会版本答案般书写，是现实题材片最令人不耻的笔触。

而且相对于刻板化的恶子女形象，片中护理院里的老人形象和孩童形象其实也是刻板化的。

老人都是和蔼可亲却碍于身障无力反抗的可怜人，孩子们都是阳光可爱却由于残疾无可奈何的被害者，他们在人设上都非常完美，在性格上都毫无缺陷。

看一部由一群完美受害者组成的群像戏，就如同进入了兵马俑遗址的一坑一般，凝视着那些毫无情绪、不具灵魂的空壳，得不出任何现实问题的解法。

以至于看到《白日之下》后甚至对内娱都产生了几分希望，内娱甚至已经拍出了《不完美受害人》这样虽然成色不尽人意但意识略显先锋的社会题材剧，港影居然还在1.0时代原地踏步。

关于受害人如何无辜如何可怜是本片前半部分的核心内容，而后半部分则将镜头转向了林保怡饰演的邪恶院长，企图揭开滔天罪行背后的幕后主使的真面目。

首先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叙事全部转向院长后，老人们从角色到身上背负的议题就如同消失了一般在电影中无影无踪。

因为导演着重刻画的院长的罪行是虐打和性侵害智障儿，完全和讲了半部戏的虐老事件无关，加上在群戏铺陈上老病人和儿童病患两组角色也毫无交集，最终导致整部片子看起来像是两部电影剪接在了一起。

《复仇记者:无限虐老》+《复仇记者:终局之战》，背靠背拍摄的两部电影共享大反派灭霸林保怡。

但其实虐老事件又怎么可能与院长无关呢，分明只是导演思维所碍，根本不会写院长介入其中后的戏剧冲突。

一直如同幽灵般出现的女护工和院长之间是怎样达成一种帮助对方助纣为虐的默契的；院长自己作为有被遗弃创伤的老人却在行虐老之事他是如何自洽的；院长之上有更高层的体制内保护伞，他又是如何成为他们的麾下猛将的...以上都是值得展开详细讨论的极具张力的细节，但是本片一概略过，揪着最具膻腥色、最煽动直男恶趣味、最能作为营销卖点的性侵儿童大书特书。

整个段落构思地也依然非常刻板和猎奇，这边院长侵害了小女孩，那边小男孩就刚好坠楼自尽，然后维持了经年累月的畸形平衡的护理院就突然面临大厦将倾的危机，各种想当然的写法只暴露出导演认知的局限。

紧接着就进入了香港版《坠楼死亡的剖析》（北大法学教授，米兰昆德拉唯一的中国弟子，《坠死剖》北大映后嘉宾，与杨紫琼聊起过奥斯卡的董强会译为《坠亡剖析》），余香凝在走访了受害者家属后讲院长请到编辑部对质，想要搞清这无锋的大恶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机理。

院长的回应中除了一些如同尊者上身般的诡辩以外，给出的对自己罪行解释的有效内容主要有两条，第一是承认虽然彩虹疗养院的硬件落后，但是最起码给了这七八十位老人一处居所，总好过将他们遗弃的子女；第二是讲出了由于公立疗养院申报困难，而私立疗养院又被体制遗忘，所以总是处于供不应求且资金短缺的窘境中，以至于无法尽到正常疗养院应尽的职责的现实困境。

很显然其实以上两点都是可以自圆其说并且客观真实的，第一点回绝了子女作为事后诸葛亮声讨疗养院的可能，第二点堵死了记者作为公众监督理中客地审判疗养院的视角，并且将悲剧背后的难处交代的也非常明晰。

虽然现实在困难也不能成为将错就错甚至错上加错的借口，但是当巨大的显示阻力被摆上台面时，起码应该就事论事的找出解法才能做出有力的回击。

（包括大状最后提到的女孩因为有应激可能性而无法作证，保留起诉的可能性是为了养精蓄锐而非向不法低头也有扎实的逻辑，但女主同样无脑回绝）

而本片对于问题的讨论却戛然而止，女主角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不断输出着被情绪裹挟的毫无内容的正确废话，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批判院长行为的可耻。

这些事情只要但凡不是个哑巴都可以做，为什么非得要你来呢？

你口口声声代表的正义也好第四权也罢，进场一件引起民愤的社会事件，扮演的角色就止步于最基础的互联网嘴替吗？

跟着民一起愤居然已经是记者身份的终极追求。

况且帮助观众和网民共同用口水淹死可恨者这样的叙事财富密码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现在大家已经进化到要看阮经天这样的互联网杀替才能解恨的程度了。

真是硬蹭都赶不上热乎的。

对于真正有价值的，蕴含更高层次矛盾的，直指最高权利机构的社会问题的避而不谈，背后只有两重原因，其一是导演自己对于议题的认识不足以支撑其将这些内容拆碎讲清，其二是深度讨论或将触碰审查的红线并且未必讨好市场，这样的“双输”局面令导演望而生畏。

当然我也早就过了慷他人之慨，逼迫他人行自己为竟之事，超越自己未企及之勇敢的傲慢阶段，所以我也十分理解尤其是在当下香港的环境下，有些东西讲起来很困难，甚至是不能讲，我们也应该看清创作者无法尽善尽美的背后确有无形却巨大的压力存在。

但倘若是这样，影片中便不要提什么为了正义做新闻、为了社会做调查云云。

人总是要知行合一的，看着犬儒、窝囊、自费武功者升起大义凛然、感召全社会雄起的论调着实是令人感到不适和愚蠢。

那么便也借此丝滑过度到对影片最后一个命题“第四权的死亡”的讨论。

女主角和报社众人初登场时的状态是令我耳目一新的，她们不同于经典的主流的记者为主角的电影中那些充满雄心壮志和社会责任感的圣人记者，而是对于“哪还有人看新闻”、“调查小组不赚钱还总惹祸”这样凉薄的现实认命后摆烂。

女主也一早亮明如今还在做记者就是为了赚钱的意图，不断地给上司和下属一起浇冷水。

其实无论是就现实情况还是导演个人情况而言，这条线索都应该写成一丧到底的模样，最终流离失所的老人没得住，穷凶极恶的罪人没得告，女主想赚钱的行当自然也没得干。

可是导演大约还处于我上文提到的那种傲慢阶段，虽然自己折戟沉沙，但是笔下的小将出征的旅途必须刚刚启程。

于是他让女主角在参与这次案件的调查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职业存在的初心，寻回了利用记者的权利和能力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快感与价值，树起了要为日薄西山的第四权争一口气的信心。

滑入了同题作文的窠臼，十分的顺拐、了无新意且生硬。

我个人非常难以相信一个已经对记者行业的存在失望心死多年的职场中登，会因为替疗养院中的两个老人两个孩子的不幸遭遇发声后遭遇了几次重磅打击后，居然会重新燃起担负第四权监督社会重任的责任感。

现实中这种心态的人到了曝光露台洗澡轰动后就会见好就收了，享受这次作为轰动性事件发吹哨人带来的红利，成为网红，成为公共平台kol，成为语言类节目座谈嘉宾，才是这种人的标准结局。

因为混迹职场这么多年，没人不知道如果继续追这条新闻会将要把刀刃划向怎样可怕的深渊，要面临怎样庞大的压力，一个没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是不会选择铤而走险，出力不讨好的。

所以女主其实在进入这个故事时就已经被导演打上了圣人的底色，起码也是个被奥丁打入凡间的索尔，只要稍微感受点人间自有真情在，滴一点淡尸斑精华就会瞬间恢复为复仇记者。

所以在我看来很多人为之感动、愤慨的雨中诀别其实毫无意义。

慈祥的兵马俑们忽然活过来，为老不尊起来指责女主角“拯救不彻底，不如彻底不拯救”，通伯则一面继续看破红尘，一面继续把余香凝当女儿养地讲“不要因为做了一件对的事而愧疚”，其实都根本无法在如此虚伪和悬浮的故事里成立。

无论是作为摆烂老油条的女主角，还是网络评论员小将的女主角都根本撑不起通伯的这句金句，只是既不会写议题也不会立人物的导演此刻化身姜子牙，强行要为女主封神，可是阿斗他扶不起啊！

整场戏一副“人类不感谢罗辑”的姿态，好似女主角真的是为了虐老事件鞠躬尽瘁到要身故于五丈原了一般，但其实就是个毫无专业性，毫无新闻调查能力的浪子稍微回了一点头就被现实打回去于是找干爹求抱抱的巨婴哭奶戏。

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既尴尬又悲凉，真正的如鲠在喉并非有苦说不出，而是群体性的苦难被一个外人以偏激傲慢的姿态荒腔走板地说给了大众，而大众还真的信以为真。

希望这白日之下的创作者可以少树错碑，以至于让大家少哭错坟。

一. 章剑华案 影片中，”彩桥之家“的院长章健华涉嫌性侵院内智力残障的女性而被检方起诉，最终在开庭时刻检方决定不起诉。

事后记者凌晓琪质问检方律师，律师做出三点回应：第一，环境证据不足以坐实章健华性侵事实；第二，被性侵的小铃在事后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综合征，无法出庭；第三，香港不允许”一案两审“，所以为了日后追罪的可能性，这次暂时放弃起诉。

这三点成为了章剑华案必须撤诉的理由。

第二点非常好理解，但关于第一和第三点，必须要涉及一些具体的法律背景。

以下是我咨询一些法律专业的同学整理的答案，如有疏漏和错误欢迎评论补充指正。

二. 环境证据关于环境证据，在刑事案件中可被定义为 是指由行为人作案过程中所处的地理位置、周围状况及能够反映现场特定环境的资料而形成的综合性证据 。

参考来源： 利用环境证据断定事实并排除合理怀疑_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spp.gov.cn) 具体可以包括专家证言、证人证言、相关物证等。

环境证据可以对关联事实的证明形成证据链，推理来断定作案结论。

参考来源： 香港这个医学专家瑜伽球谋杀妻女案简直太迷，逼我认真学了一会儿法条_风闻 (guancha.cn) 在章剑华案中的，在影片中着重提及的环境证据有垃圾桶里沾上精液和受害人核酸的废纸以及通伯隔着磨砂玻璃拍摄的案发时段的视频。

那么这些证据能不能证明章剑华犯下了侵犯的罪行呢？

控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不行，这个结论我们也可以通过审讯章健华的片段中略知一二。

在章剑华的口供中，他将废纸上的精液解释为自己的梦遗，将受害人的核酸解释为经常来办公室玩耍和翻垃圾桶；而那段案发视频只能清晰辨认出章剑华和受害人在办公室单独相处，并且二人有比较多的互动（通过磨砂玻璃的影像）。

尽管这些证据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但并不足以完全排除疑点，关键在于无法证明二者的互动是性行为。

因此，受害人的口供就至关重要。

但因为前面所提及的创伤后应激综合征，无法出庭导致无法坐实章健华性侵行为。

三. 一案两审（一罪两审）影片中出现的”一案两审“的说法并不严谨，在香港法律中应该叫做“一罪两审”。

简单来说就是不能因为同一项罪行重复起诉被告。

现有的禁止一罪两审规则，作用在于禁止控方在某人已获判无罪或被定罪的情况下，以同一项罪行再次检控此人。

这项规则所源于的理念，是已受刑事审讯之苦的人，在最终裁决之后不应再受困扰；获判无罪的人应可重过正常生活，而被定罪的人则应面对适当惩罚。

参考来源：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 - 法改会刊物 - 报告书 (hkreform.gov.hk) 香港法律和大陆法律并不一样，香港沿袭的是英美法系的普通法，“一罪两审”的英文原称是“double jeopardy”，大陆经常将其译为“一事不再理”。

关于这个设定的历史由来和合理性，可以参考文章： 【TOP100】张卫平 | 重复诉讼规制研究：兼论“一事不再理” (qq.com) 在章剑华案中，控方律师在笃定无法胜诉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未来胜诉的可能性，而不得不撤诉。

因为在环境证据不充分和受害人无法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控方很有可能败诉，而一旦败诉，控方就不得再重复控告章剑华，这起案件就彻底无法翻案。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陆法律中，控方在庭审过程中如果感到证据不足，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重新侦察，将案件移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参考来源： 补充侦查_百度百科 (baidu.com) 四. 章剑华案原型：康桥之家院长张健华最后，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这起案件的原型，可以阅读： 「康橋之家」院長兼社工涉嫌與智障女非法性交事件 - 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 (hkjcpmh.org.hk) 我觉得影片中最尖锐的一句质问来自智力残障的少年对记者的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以后都会来？

这句话或许是在问记者，问律师，问警察，问政客，但这其实更是在拷问观众：舆论的潮水终将褪去，正义的目光还会持久落在阴暗的角落吗？

我们是真正在乎这个社会的不公，还是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猎奇之心。

真正长期关注香港电影的影迷当然不会认同“港片已死”这一看似“正确”实则荒唐无比的谬论。

如果说“港片已死”，那恐怕死去的也只是过往大陆观众记忆中的那些以癫狂过火闻名，将取悦观众感官作为首选的犯罪、喜剧、武侠等传统商业类型片而已。

相反，近十年来，一批选择固守本地的年轻创作者，已经用一系列批判现实主义的，关注本地市井底层的，聚焦敏感社会议题的，气质严肃沉郁的作品，与选择北上拥抱大陆资本的传统港片划出了泾渭分明的界限，在港片内部完成了一次创作理念上的“割席”与“分立”。

近两年一系列此类新港片“四字”佳作的接连问世，如《浊水漂流》、《正义回廊》、《窄路微尘》等，已经让人看到了港片的新样态新生机。

2023年的《白日之下》仍是这股新港片势潮的延续，电影讲的虽是十年前的旧闻，但片中对于正义、真相、公道这些概念的提及，却恰好再次切中近几年来港人心中的痛点，引发共鸣与热议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

倘若用一句话讲述《白日之下》的故事梗概，那便是社会新闻记者调查私立福利院舍虐待老弱残障人士之丑闻。

基于这样的故事大纲，借鉴以往的类似作品，影片可以有两种制作思路：一种是参考《聚焦》、《熔炉》此类的经典剧情片，加入大量犯罪、悬疑等类型元素，将影片主线聚焦于记者在探寻真相中对罪恶的逐渐揭露，展示主角在这一过程中所遭遇的愈来愈大的外界压力，以及个人在罪恶和压力面前的内心彷徨不安，主角虽经历种种磨难考验，却最终能够坚持个人之信念，以邪不压正的偏传统结尾来收束全篇。

显然，《白日之下》并未采用这种更为传统的方式结构故事，如果导演有意如此，大可在影片开始后不久，借着肥佬华身亡后落到通伯手里的那部智能手机，让女主角由此一步步抽丝剥茧，揭露开彩桥之家的种种不堪内幕。

然而，这部手机在影片中并未真正扮演推动解谜的重要角色，和讲一个悬念丛生的故事相比，导演更大的兴趣在于藉由调查虐待老弱残障人士这一事件，去引发对一系列客观存在于当下香港社会严肃社会话题的探讨，这些话题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是在传统纸媒日渐衰落凋敝的大环境下，社会新闻记者要如何继续坚守曾经信奉的新闻理想主义，新闻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普通工作还是一个也许可以改变一点点社会现状的崇高理想？

其二是以老弱残障人士为代表的少数社会最底层，在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何以沦落至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

“东方之珠”的华丽外袍之下，还有多少这样见不得白日青天的肮脏污点？

其三则是在保障老弱残障人士正当生存权益的过程中，“善”与“恶”，“破”与“立”的悖论困局——倘若社会尚无能力为老弱残障人士搭建一个足以荫蔽风雨的居所，那么在此之前选择摧毁那破败不堪的猪圈是否显得有所冒失？

恶人所行之恶究其根源不乏各种难言之隐，站在恶之对立面的人们，其所信奉的善的初衷与善的行为又是否一定可以保证收获善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以上所言及的三个话题恰好在近年陆、港、台各自一部社会题材影片中均有所反映，这三部影片分别是大陆有关社会新闻记者的《不止不休》，香港有关社会底层街友生活的《浊水漂流》，台湾有关未成年残障人士校园性侵的《无声》。

从这点来说，《白日之下》野心极大，试图统合多个严肃社会话题，在同一文本同一事件中多点发力。

虽然从最后成片来说，影片不可避免存在顾此失彼，徒有话题失之深度，感性抒情重于理性思辨等种种缺憾，但在严肃社会题材并不讨喜的香港（包括大陆），能够有此类大胆尝试，已是难能可贵之事。

从创作源流来说，《白日之下》的血液中流淌最多的还是从《笼民》、《千言万语》起延续下来的港片中“非主流”的“左派”传统——揭开社会运行中客观存在的种种疮疤，为弱势群体之公平权益而发声呐喊。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相比于并不罕见的社会新闻记者的生存困境，对老弱残障人士悲惨遭遇的成因探讨，仍是此片相对而言最值得分析的地方。

诚然，片中的彩桥之家是处处漏风入雨，仅能令老弱残障人士于其中勉强苟活的残破之地，甚至在其中不乏各种体罚、虐待、性侵、侵吞私人财物的恶劣行径，说成是地狱亦不为过。

但究竟又是何种力量驱使着老弱残障人士长期栖身于此，又是什么让他们宁可置身于地狱，也不愿离开半步呢？

对此，影片有着较为全方位的展现。

于制度层面，老弱残障人士的悲剧起源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与体制的监管不力。

本世纪初，社署无力承担高昂的福利开支，将赡养老人、抚养残障人士等事业推向社会，从此将照看老弱残障人士从事业变成了生意。

一边是条件更加优越，管理相对更加正规透明的公立院舍僧多粥少，迟迟等不到空余床位，无奈之下不少经济条件有限的老弱残障人士家属只能将眼光投向私立福利院舍。

私立福利院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控制成本牟取利润作为维系院舍运营的长期方针，无论在硬件设施还是软件配套上，私立院舍均远远达不到社署的理想要求。

院舍居住条件恶劣，在饮食、医疗等环节极度敷衍，看护数量明显不足，看护素质良莠不齐，看护长期在恶劣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使其对老弱残障人士更加心生厌恶，遂将虐待作为发泄个人心理压力的手段。

社署长期以来对于私立院舍的种种恶行自然不会全然不知，但在根本无力提供更加充足社会资源用于改善老弱残障人士生存现状的客观现实下，有得一处残破的茅屋终究好过令众人赤身裸体曝露于荒野之上，由私立院舍经营者管理老弱残障人士总好过自身亲自下场处理烂摊，于是对私立院舍的各种考核检查也都成了例行公事的过场，一纸豁免书更是成为了私立院舍可以堂而皇之作恶的免死金牌，更何况私立院舍的经营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体制本身就存在着利益上的关联勾兑，“恶魔院长”章剑华能够在性侵前科累累的情况下依然经营院舍十余年，甚至在提交性侵录像证据后依然被免予指控，靠的当然不是个人的闪转腾挪，而是那些个为他写出纸条上无耻谎言的幕后真凶。

地狱虽然恶劣，但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推动和制约，老弱残障人士也并不会落入其中，并不会发觉已经堕入地狱后无路可寻。

与制度上的种种客观缺陷相对应的是，老弱残障人士各自家庭，包括整个社会对此类人士的冷漠残忍同样也是悲剧的重要成因。

当代香港社会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传统家庭观念逐渐走向解体，亲子关系开始重构，老年人逐渐成为不少家庭，尤其是社会中下层家庭的拖累负担，子代无力亲自承担照料父母的重任，各类福利院舍成为养老首选，与其说将老人送入院舍是在尽一份孝心，倒不如是在为子代们寻一份清净，亲情在令人喘不过气的现实面前太过不堪一击。

无论是电影里水哥精心参加孙女婚礼却被轰出现场，还是女主角和母亲由于父亲死于养老院而生出的各种嫌隙，都是这种养老困局的具体体现。

有家室的老年人尚且如此，那些鳏寡孤独，无人问津的老年人生存现状恐怕更加可怖，片中女主角行车于香港街头，镜头所及之处，不乏街头拾荒露宿的老年人身影，虽只是几秒的短暂镜头，却不乏悲凉之感，在这里，《白日之下》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浊水漂流》精神上的传承接力。

弱势群体的困境是共通的，在老年人之外，身体与智力障碍者同样需要面对家人和社会的冷眼对待，他们的存在是家人的负担，他们的离去对家人而言反而意味着彻底解脱。

因此，他们在彩桥之家中看似荒唐的种种表现，并非是他们在地狱中罹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不过是因为当走出地狱后，所面对的也不过是一片荒凉而已。

章剑华面对检控方询问时的种种辩解，也不能简单视之为一种出于恶人之口的无耻说辞，他对老弱残障人士的关爱也许是扭曲畸形的，是充满瑕疵污点的，但这种爱对于老弱残障人士而言至少是聊胜于无的，为他们提供了微弱的荫蔽遮挡，不至于直接面对健全人社会的种种白眼相向。

作为一名残障人士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手套”，章本人又何尝不是制度缺陷与人心冷漠的受害者？

在这起虐待事件背后真正需要检讨的，不应该仅仅是少数个体人性中的恶，没有谁能够心安理得的将自己定位于无辜者的角色。

影片并不讳言在虐待事件中客观存在着的道德困境：私立院舍在运营中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严重侵犯到了老弱残障人士的正当权益，但在香港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妥善解决绝大多数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赡养问题的大环境下，选择交由社会和市场，由私立院舍消化这一人群，只能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太糟糕的选择（0.01比起100差了很多，但总归要比0好上一些）。

片中，女主角在与张议员的交流过程里，张议员也有过类似观点的表达，即无论是政客还是记者，他们推动问题解决也好，或袒护问题不被曝光，出发点更多只是出于自身所在阶级或职业理想的考虑，他们再差也有片瓦遮身，有咖啡冻柠可饮，他们很难感同身受的真正从老弱残障人士角度出发去想出一个相对更完美的破局方法。

而且，作为局外人的他们自以为是的种种行动，却极有可能伤害到本就已经所剩无几的弱势群体的权益。

譬如说作为记者，诚然大胆揭露真相，加以舆论监督是其天职所在，但这种揭露效力如何？

揭露后是否能够真正有益于问题从根本上解决？

在传统媒体日渐式微的当下，其实都是要打上问号的，片中女主角与上司Eric的几场对手戏里，对这种困局已经有所呈现。

影片结尾，当彩桥之家由于虐待和性侵等一系列丑闻曝光，豁免书被吊销，众多老弱残障人士无家可归，从而迁怒于女主角的时候，影片中一直存在的关于“善”与“恶”，“破”与“立”的矛盾终于彻底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相比于此前《无声》里对类似矛盾的隐晦处理，《白日之下》这次倒是做得异常干脆利索。

如果影片在完整呈现出一个开放式的道德困境后就此告终，将道德审判的裁量权完全交由观者，似乎并无不妥。

但在本就由于种种原因亟需呼唤正义、力量的当下香港，与其用一个看上去更加深刻却也更易致郁的尾巴作结，不如由导演在道德天平一端赋予重量，亲自完成审判，给出一种更符合当下观众主流期待的答案，从而激励困境中的港人继续前行。

所以，也就有了其后通伯与女主角最后的交谈，才有了雨后的白日重现。

正确的事情，也许做了没有效果，也许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做正确的事情本身，在当下就是一种难能可贵。

这两年的很多青年导演都是看似有希望，但简君晋的确让题材陈旧的港片有了题材和主题上的新的突破。

《白日之下》这个片名很有意味，将几年前香港的复康中心虐待患者的社会题材搬上银幕的确需要大量的前期工作，影片没有俗套的说教，而是从故事本身的情节发展的现实角度出发，非常坦白的告诉大家，社会秩序永远都在完善的路上。

就像简导演分享的创作心得：电影能够提出问题，却不一定会解决问题。

［黑暗在白日下也黑暗］ 在银幕上见到年近八旬的姜大卫、鲍起静，年逾九旬的胡枫，很是高兴。

同时看着熟悉的面孔老去，以及片中饰演角色也不得不面对死亡这个话题，不禁阵阵心酸。

演员的表演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掉队，这也是香港演员业务能力的体现。

影片的社会背景虽在香港，但导演能够抓住“共情”让更多人设身处地感受到生活在大多数人认为的边缘群体。

而他们就是生活中处处看得到的残障人士、老年人们，而他们也许是因为与大多数人的不同、人老了会成为家庭的包袱…… 影片中的残障人士角色，对于演员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突破，但作为一名观众，能够真实感受到影片中人物的内心。

尤其是片中小玲和明仔虽为智障，但当小玲被提及性侵时，看似情绪无常，但明显能感受到智障人士被镇压住最深处的理智。

小玲扮演者梁雍婷真的演出了那种层次。

那种被迫回忆伤害后撕心裂肺的痛，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弦，也是近年来内地大银幕上非常有价值的镜头。

明仔感受到小玲受到人身威胁时试图努力挣脱绳索时的怒吼，以及在窗边感受外面世界美好的阳光与空气，影片也在这时插入了一个仿佛是明仔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的生活，他荡着秋千，本该享受与大多数人一样的生活…… 姜大卫时隔多年再度回到大银幕上的通伯，影片中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

他说，装傻总比不傻要活得容易。

而他对于小琪的正义行为更是在背后默默付出和支持，明知自己也会受到牵连，流离失所。

通伯角色的人格魅力的确强大，对于智能手机这一新奇事物，他依旧有求知的欲望。

对待水哥（胡枫/饰）也是重情重义，每当小琪抽烟时，他就会夺过烟来，说：“少抽点烟吧，自己到了这个年纪已经无所谓了。

”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与话语，却给予了小琪对亲生爷爷的情感遗憾与空缺。

通伯也因此得到了一个从未感受过的“爷孙情”，两人成为彼此的情感支柱。

而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一个场景当属水哥临终前一晚与通伯的对话。

水哥躺在床上向通伯说，每天晚上在床上时那种沉下去的感觉，感觉再也不会醒来。

而第二天太阳升起，又能够看到通伯的感觉真的很好，而水哥在这之后却是再也没有醒来。

第二天遗体移走，又是一个老人代替了那个位置。

水哥的现实演员——胡枫，应当是现今唯一一个粤语片时代还健在的老戏骨了，现今92岁高龄，结合影片中的场景，更是感慨现在在银幕上能够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还身体健康，能够留下作品，真的很珍惜，很感恩这种难得。

老友共处的最后一晚 影片中林保怡、青年演员余香凝的表演也是影帝影后级别的，但不展开篇幅说了，期待下今年的金像奖吧。

影片中的台词、镜头的考究无一不是对这个还很不完美的世界的思考。

片中小琪的上司对于小琪那种正义、求真的韧劲，身为过来人很多事都看得清楚，但作为被现实打败的媒体老人，内心还是希望小琪能够秉持初心，最后对小琪的那句“去你的”，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欣慰。

［善不一定有善报，恶不一定有恶报］［人老了，就是包袱］［人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可以选择的人不多，选对的人更加少；不要因为选择对而内疚］…… 再说到影片在内地的放映态度。

今天对港片的没落又有了重新的认识角度，看着内地院线屈指可数的排片，就连今天观影影厅都被放在一个微型影厅，甚至都不需要过检票口。

一直都在说港片不行了，但通过这部影片可见虽然题材敏感，但对待态度上何尝不是使港片持续没落下去的一个原因呢？

几天后同样关注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港片《年少日记》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对待呢？

港片近年来类似题材的影片，像《可爱的你》《杀出个黄昏》都很有思考性。

不止香港，中国各地的典型性社会问题都值得关注，也非常希望更多导演能够透过电影让人们发现问题，就像影片最后，坏人依然逍遥法外，残障人士的家人活在阴影下，法律依旧不健全，但结尾记者们还是在奔向每一个接近真相，求得正义的路上。

希望永远不会泯灭。

虽然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无法改变，但能够透过一部作品引发点思考，就是一种进步。

“爷孙”的有爱画面

林保怡拿捏的又一个变态角色

92岁的胡枫，珍惜与他银幕上的相遇吧

《白日之下》电影主题曲

（首发公众号湖南文联） 前几天刚读完人物公众号刊发的文章《那些主动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人》，之后来看电影，有一种被台风尾扫过的感觉，个人也许没有《白日之下》里的状况那么悲惨，却可能住进私立养老院，忍受着读完大学便不再有的陌生人同住一室，宿舍门不能关上，因为会有其他舍友和护工进进出出，每天的日程表除了吃就是睡，其余活动无，好像在吃和睡的间隙坐等所有人都明了的终局，太没意思。

电影里最让人动容的人物是姜大卫饰演的通伯，他苟且在彩桥之家残疾院舍，装疯卖傻，既能够求得管理者的几分宽容，也能糊弄自己，活得不那么清醒，就不会那么痛。

在货轮上辛苦工作几十年，每日望天，期待上岸，等上了岸又怎么样呢，人都老了，比起流落街头，不如在彩桥之家呆着，那时候期待上岸，后来祈祷能够舒舒服服没有痛苦的死去。

水哥是他的老朋友，得一老友足以。

虽然没有拍到他被护工捆在轮椅上，裸着身子冲水的残酷画面，周三是洗澡日，有一日也会轮到他。

残疾院舍的残酷，揭示了人被当成耗材的真相，年轻的时候忙忙碌碌，期待退休，退休潇洒几十年，等到老眼昏花，需要人照料时，就被盖上不能生产剩余价值的烙印，无人搭理，无人倾听，被心安理得扔进养老院，等待生命的终结。

消费主义社会只是将这一进程更显明化而已，以前农村老人怕孩子负担重，服毒自尽。

电影《楢山节考》中的大儿子将六十九岁的婆婆背到山上，放归山林，任其自生自灭。

我国已正式步入老龄社会，街边的环卫阿姨、绿化工人全是老年人。

该如何让老年人体面地度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是zhengfu，是如今还正值壮年的年轻人都该为之共同努力的事情，而不是播报时有惊心，改变从未发生。

电影还探讨了关于追求新闻真实和新闻伦理的另一个话题。

通伯的晚年生活唯一的变数，是记者晓琪。

她一出场，假装通伯孙女，移民加拿大数十年，回来探望爷爷。

通伯乐得不知，有人带他和水哥出去放风，再一次看看外面的天，与当年工作的货轮挥手道别，给他拍卡通照，冬至送来鸡腿大餐，细微小事，都是年轻人肯为你花的心思。

老年人其实特别明白，不会多说，怕说多了她们心烦，不开口，怕年轻人给她们佝偻的背贴上啰嗦的标签，不来探望了。

“是不是老人和年轻人在一起，都会扮演这样程序化、简单化的角色，因为老人有顾虑，觉得任何更诚恳的表现都会耗尽我们的耐心，或者，老人们这么做是出于圆滑，不过是填满社交时间而已，现实生活让他们觉得离我们实在太远了，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交流。

”水哥去了孙女婚宴，被赶出来也觉得值，他和通伯两个人躺在各自的床铺上，通伯羡慕水哥能见证孙女的婚礼，水哥羡慕通伯有晓琪这么孝顺的孙女，通伯心里明白是假的，回味起来，仍然喜滋滋的。

温暖人心的善良是相通的，人到老了，有人疼就会格外珍惜。

彩桥之家因为被晓琪的报道告发，失去了社会福利署的豁免权，不能正常营业。

所有失去残疾院舍庇护的人们都对晓琪怒目而视，晓琪像做错事一样，冒着大雨跑来，站在通伯对面。

通伯像晓琪真正的爷爷，教育她，做了正确的事就是对的，不用哭。

他同样被迫搬家，跟着大巴颠沛流离，反正都是忍受，这种程度的忍受和其他的又有什么两样。

但是他不会怪自己的“孙女”，他还要站在她那边，帮她偷拍章剑华性侵小玲的证据，告诉她别委屈，鼓励她做得对。

人物的文章提到，“他们（老人）会尽量压抑自己的需求，真心盼望子女幸福。

” 晓琪不施粉黛，长相普通，性格坚毅，她嘲笑上司向新人宣传的新闻理想，是不服管的刺头，对新人毫不客气，同事尊敬她，上司爱才，挽留不了，想推荐她去另一个好职位，她是在残疾院舍里忙碌奔走，付出最多，最忠实于真相与报道的人。

确实新闻给不了她想要的结果，无论是给章剑华判刑，还是永远关停彩桥之家，抑或是社会福利署扩大公立福利院投入，严格私立福利院监管，提高养老标准和待遇。

新闻的噱头是一时的，晓琪的上司沉浸其中，看透了，告诫她结局最可能是“好人没有得到好报，坏人也没有得到坏报”。

果然如他所预言的，章剑华逃脱了刑罚的制裁，彩桥之家换一个招牌，还能继续开张，社会福利署的资金投入依然捉襟见肘。

晓琪从公司离职，不做新闻了。

似乎社会审判的终局，坏人赢了牌面，好人输掉了牌局。

回到通伯对晓琪的最后一句告诫，“对了就是对了”，谁都无法颠倒黑白，当新闻的真相无法通过眼下的境况去追寻时，人们总得跟随自己的良心，走出自己的路。

林保怡饰演的章剑华，演技出神入化，没有循着常规的路子，演出一个刻板的坏人。

他直接找上门，对着记者晓琪的那番独白，寥寥几句，却显出他从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在残疾福利院艰难长大，谋得社会一席之地的艰辛，正是因为这份经历，他比普通人更懂残疾人，也正因如此，他更懂狡黠地利用残障孩子，成为自己的泄欲工具。

如果说此时的他，还在示弱扮可怜。

那么在警察和法院门口面对一众采访记者的他，则显出有恃无恐的张狂本色，他不仅为自己脱罪，还扬言要控告诬陷他的律政司和无良记者，他懂得利用zhengfu和媒体。

平常唯唯诺诺，和善可亲，寻得一丝机会，便会瞬间出手，一击致命，扮猪吃老虎之人，最最可怖。

晓琪离开了新闻行业，关于真相和遮蔽的疑问，永不停歇，养老院的标准远够不上生活的尊严，外部环境严峻恶劣，个人该如何抉择，仍然记得村上春树出席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出的一则讯息，“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

所谓“白日之下”，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的地方，但绝大多数的我们都选择了视而不见，于是，这成了一个“白日之下的隐秘角落”。

十年前，香港导演蔡敬文拍摄了一部名为《不是白痴》（2014）的电影，其题材与《白日之下》（2023）密切关联，讲述了一个贫病母亲和她的弱智儿子的故事。

影片以笨拙而刻意的白描手法拍成，只能算是勉强及格的写实之作。

影片的制作成本极低，以半数预算请来黄金绿叶陈丽云主演，但陈的表现只是中规中矩，差强人意，远不如她在《天水围的日与夜》中那般出彩。

影片中的其他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演技比较生硬，或者是导演指导能力不足所致。

但影片所彰显的社会现实与社会良心还是让我颇有触动。

我因为这部影片才知道香港的公共福利机构的床位是如此难申请，轮候时间往往超过十年。

影片中的弱智儿子若不是因为母亲患癌即将无人照料，根本无法提前入住公共福利机构。

而《白日之下》中的残疾院舍“彩虹之家”，是香港社会福利署外包出去的私人经营的残疾院舍。

为什么要外包？

当然是为了省钱省事。

政府经营的公共福利机构，人员配备相对充足，管理、监督也比较到位，但运营成本也高。

外包的残疾院舍，政府只需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及一定的资金补贴，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创造更多的床位。

花更少的钱，做更少的事，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一（床）‘位’难求”的困境，何乐而不为？

问题是，在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这些私营残疾院舍还要盈利，除了极限压榨不幸的“舍友”们，这些私营残疾院舍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于是，“舍友”们只能吃过期的食品，遭受护工的打骂、凌辱（暴力是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参加毫无尊严可言的集体淋浴，甚至，在长期的虐待中或意外或“正常”死亡。

他们为什么不说？

首先，他们本来就是社会上最没有声量的边缘群体，大多数人甚至不具备正常的表达能力。

其次，如果他们揭露、反抗，等待他们的往往不是搬入正规的残疾院舍，而是流落街头。

他们的家属为什么不说？

住在这种条件恶劣、护理欠缺的私营残疾院舍的“舍友”们，要么来自底层家庭，要么是家庭的嫌弃者或遗弃者，他们的家属要么无力发声，要么不想发声。

这个白日之下的隐秘角落，是他们的地狱，却也是他们的港湾。

所以，当记者凌晓琪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开给公众看，并引来社会福利署的取缔的时候，一些“舍友”并不感恩戴德，甚至怨恨她把他们的“家”弄丢了。

“彩虹之家”的院长章剑华是性侵惯犯，却总能够洗脱罪名，因为他抓住了性侵对象难以有效控诉或不便作证的“命门”。

凌晓琪试图以小铃被性侵事件对他发起致命一击，最终又因为同样的原因让他轻松逃过法律的制裁。

作为一部社会写实影片，它实在得让人深感无力乃至窒息。

私营残疾院舍的脏、乱、差难以得到真正的治理，公营残疾院舍的床位紧缺依旧，甚至，坏人继续逍遥法外，法律的“有限的正义”得不到声张。

去年内地上映的同类题材的《不止不休》（2020）虽然也没有迎来圆满的大结局，但国内一亿多的乙肝患者在近十余年的待遇是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当然，《不止不休》成片于“破局”之后，而《白日之下》拍摄的时候，香港残疾院舍的问题，仍然是“困局”。

电影改变社会？

这不是没有先例，当年的X级影片《强奸》（1993）便意外地推动了保护女性权益的立法。

但香港的残疾人和失能老人的社会福利问题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部电影能够带来多少改变？

我个人是持悲观的态度的，但乐见它推动香港相关政策的变革及慈善机构的介入，让那些可怜的人们活得有尊严一些。

“Happy ending”是很多观众的心愿，但对于一部反应社会问题的电影来说，电影结束于残酷的现实与尖锐的问题也许更有力量。

影片以16项提名领跑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如果影片在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影片的能见度将会大大增加，也许真能够给现实带来一些改变。

记得在“双非”年代，那些协助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中介总是强调香港的社会福利多么好，孩子生在香港成为港人就获得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事实上，香港虽然有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但其福利政策和北欧的一些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

孩子生在香港远没有达到“躺赢”的程度。

香港与内地复关以来，赴港旅游风光不再，而港人北上成为了新趋势、新现象。

就拿近日的复活节清明节假期来说，港人北上消费越演越烈，已经导致香港本地的一些食肆（餐厅）倒闭。

近日又有媒体报道，港人北上吃喝玩乐之外，看病就医也成为了一些港人的选择。

香港市民是享受免费医疗的，他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花钱看病？

这个问题和残疾人及失能老人的社会福利问题有点类似，就是等不起！

香港的免费医疗是真的，但就诊、手术等同样要轮候。

小病忍不了，大病等不起，有时候还是得花钱解决问题。

套句时下的流行语，香港的社会福利制度也需要“供给侧改革”！

说完了社会问题，谈谈电影吧。

很多人对香港电影的刻板印象是：打打杀杀、搞笑胡闹、爱来爱去，分别对应动作片、喜剧片、爱情片三大类。

其实，香港也拍摄过不少反应社会现实社会问题的影片。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香港电影中的社会边缘人》的文章，介绍了《何必有我》（1985）、《癫佬正传》（1986）、《听不到的说话》（1986）等几部反映香港社会的边缘人群的影片。

香港关于边缘人群的社会写实片，还有一部经典之作，是我在文章中没有提到的，那就是张之亮导演的《笼民》（1992）。

但此后30年间，香港再也没有同类的佳作出现，直到《白日之下》来到我们的面前。

有意思的是，《白日之下》的监制尔冬升和主演姜大卫，正分别是《癫佬正传》和《听不到的说话》的导演，而且，他们还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尔冬升和姜大卫还有一个大哥，叫秦沛，是《癫佬正传》的重要配角，奉献了神乎其技的演出，他也凭借这个角色同时斩获了金马奖和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奖。

可以说，秦沛、姜大卫、尔冬升这一家子在电影艺术表现上的“社会责任感”可为香港影坛的楷模。

《白日之下》是导演简君晋的第二部剧情长片，影片在剧情结构、人物塑造、节奏控制等方面，都已经表现得比较成熟。

影片开头和结尾的歌曲，低沉、舒缓中有悲伤，也有期待，这样的起手式和收势，和影片的主体故事看似疏离，却起到了淡化情绪、冷峻叙事的效果。

“水哥”胡枫今年已经92岁高龄，他自1953年入行，一直到近年还戏约不断，演了70年有余了！

他现在演戏已经不需要演技了，演啥是啥。

姜大卫饰演的通伯看到一半时我才认出来，其实，他那标志性的笑容和肢体动作，和半个世纪前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我最近看他的戏少了，记忆的刻度变浅了。

通伯看似糊涂，实则是大有智慧的老者，可谓藏而不露，而他确实演出了大侠（智者）归隐之感。

他的哥哥和弟弟都得到过金像奖的肯定了，这一次，希望他也能捧回小金人。

林保怡很少饰演这样猥琐、变态的角色，这一次也算“毁容”演出了。

这种高反差的表演是最容易获得评委青睐的，在五个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者中最有竞争力。

《白日之下》也许成不了经典之作，但大奖加持之下，说不定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相对于电影史留名，这个成就更有意义。

《白日之下》层层叠叠铺垫了各种层次的“无力感”，但它最终指向的，是那句在新闻界广为流传的话语，“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不止不休》和《热搜》之后，又一部聚焦新闻领域的电影公映。

《白日之下》获得普遍的好评，以16项提名领跑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电影由尔冬升监制，简君晋执导，姜大卫、余香凝、林保怡主演。

影片讲述新闻记者凌晓琪（余香凝 饰）截获一宗有关残疾院舍（看护机构）“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为了查实真相，她伪装成失智老人通伯（姜大卫 饰）的孙女潜入院舍，逐渐揭开白日之下的残酷真相。

电影以记者凌晓琪的视角展开叙事，观众最直接共情的是她的感受。

而贯彻全片，她最强烈的情绪是“无力感”。

第一层“无力感”，是职业本身带来的。

很显然，一开始选择进入新闻行业的晓琪满怀新闻理想，大抵如新晋的后辈Jess（许月湘 饰）那样，认为记者是监督公共事务、揭露不公、保障公民知情权、守护社会正义的光荣职业。

但作为一个老记者，如今的晓琪已经不大相信这一套了，她有些心灰意冷，看上去有些“老油条”，毫不讳言自己追踪新闻是为了“揾啖食”，“使命感”不能当饭吃，她也对十年后是否还有记者这个行当保持怀疑。

新媒体对于纸媒的冲击是全球性的，在传媒业高度发达的香港，这种冲击只会更为剧烈。

广告收入减少、订阅人数下降等原因导致纸媒收入减少，纸媒不得不削减成本，包括减少记者人数、缩减报道范围等，直接影响了记者的工作效果和职业发展。

晓琪所在的A1新闻社侦查组（相当于深度调查部），在新一波的预算缩减中，首当其冲。

如果晓琪的这一次深度报道不能出彩，整个部门有可能被裁。

经济压力是一方面，职业成就感的消弭是另一方面。

信息爆炸时代，快速消费新闻成为常态，传统深度报道的重要性依然重要，但在海量信息中很有可能难以引起足够的关注，这令致力于深度调查和严肃新闻报道的晓琪感到挫败。

就像她说的，有时辛辛苦苦跟完一个报道，却对现实没什么触动，坏人依然逍遥，这让她感到“麻木”。

不过，这种来自职业的“无力感”，也是晓琪自我解压式的吐槽，她仍然相信新闻。

所以，哪怕有种种不如意，她仍然在新闻行业，仍然在侦查组，仍然对白日之下的污垢有本能的愤怒……哪怕辛苦做出的报道读者看了就忘，但晓琪还是认为读者能记住两天都好。

在接到爆料后，晓琪潜入院舍调查。

爷爷在养老院自杀的事情让晓琪始终有心结，更加深了她对院舍里这群弱势群体的同理心，比如她不平则鸣，比如她在冬至日赶过来给大家加餐。

在了解到院舍里众人的生存现状后，晓琪感受到第二层次的“无力感”——来自现实的无力感。

电影聚焦的是香港私人院舍在监管不善下产生的惨剧，电影中的案例均改编自香港真实事件。

包括2015年的长者遭脱光露天冲凉事件、2016年的院舍涉嫌虐待、长期捆绑事件，2016年的康桥之家前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获撤控事件，以及2016年的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事件……在电影中，经由晓琪的目光和镜头，这一幕幕重演。

观众很容易质问：为什么不把院友送到公立机构？

为什么这些虐待院友的私人机构不被关停？

除了把院友们送到院舍，就没有其他路径了吗？

这些无不指向制度上的不足和漏洞。

一方面，政府设立的养老服务机构和护理人员供不应求，在香港，残障人士一般需要排队15年才能等到一个公立床位，政府将一部分责任外包给私人机构。

私人机构的资源同样不足——比如电影中的彩桥之家八十多名院友，仅有两人负责管理看护。

这些机构纵然屡屡违规，相关部门也只是一次次警告而非直接关停，否则院友就没了去处。

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家看护呢？

电影中在不同场合中出现同一句话：“人老了就是包袱”。

照顾失能老人或残障人士不仅需要经济投入，更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家庭成员需要牺牲工作、个人生活提供全天候的照护，这对他们的生活质量、职业发展乃至精神状态都构成挑战。

前段时间，《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刷屏，这样的困境已经是老龄化社会的普遍难题，香港要面对，我们也要面对。

电影的第三层“无力感”，来自晓琪努力的“徒劳”。

经过侦查组全员的共同努力，晓琪揭开彩桥之家的黑暗面，揭开院长章剑华（林保怡 饰）忠厚老实、诚恳真挚面具下的兽性一面——他性侵心智障碍的少女……虽然晓琪的报道很轰动，章剑华的性侵却因证据不足被律政司撤控，虽然彩桥之家终被关停，晓琪却遭受千夫所指。

这是电影中反高潮的一幕：雨幕低垂，晓琪穿行于人群之中，两旁聚集院友和他们的家属，彩桥之家关停，他们等待被移送到其他地方。

指责的话语如同锋利的箭矢，无情地刺向晓琪孤独的身影，她的一腔热血和愿景在此刻却显得如此无力，难以抵挡那汹涌而来的误解与攻击。

这或许才是那些像晓琪一样的记者，最难过最无力的地方。

这不是说新闻是错的，也不是记者失责失职，而是新闻报道所诉诸的正义，与现实中所取得的正义，几乎总是存在着巨大落差。

尽管新闻报道可以揭示问题、引发公众关注，但它并不能保证这些问题一定得到解决或带来实质性的变革，确保“一劳永逸”或“药到病除”。

很多社会问题是复杂性的系统问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新闻报道可以揭示现象，却很难单枪匹马地改变整个系统的运行规则。

从受众自身的视角来看，新闻报道往往只能激发我们的意识觉醒和情绪共鸣，但将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需要更多的社会动员、政策支持以及个体的努力。

我们很多人对热点确实是“三分钟热情”，愤怒情绪一过，好像也就不怎么关注事态进展了，自然谈不上改变。

此时，便有可能出现电影中的这类情形：正义看似到来了，但它又没有完全到来，正义帮助了人们，但它又没有完全帮到底。

虐待院友的彩桥之家关停了，但这些院友确实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困境，在院舍虽然处境很糟，至少有一张床，有遮风避雨的地方，不至于流落街头。

公立院舍的增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对私立院舍的监管长期不足，也很难保证整个看护系统的生态会有本质性的好转。

记者明明是履行职责，明明是出于公心，明明是要守护社会正义，最终却陷入孤立无援、得不到理解与支持的境地。

电影是要向种种“无力感”妥协吗？

并不。

晓琪从众人的指责中穿过，走向通伯——在院舍里“装傻”的通伯其实是名智者，他看得比谁都通透。

他安慰晓琪：“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

”字字千钧，既拯救了晓琪受伤的心灵，也给了银幕外千千万万的记者同行们很大的慰藉。

新闻记者在报道中持有对正义的追求，可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现实所能实现的正义打了折扣，记者可能因此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反击，被无力感深深困扰。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提醒了记者朋友，当他们的报道出于良知、原则和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即使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满或批评，也不应该为此感到愧疚。

优秀的新闻记者会始终怀揣对正义的坚定信念，即使面对困难和挫折，他们也要义无反顾去做“对的事”。

做对的事，虽然不会立竿见影有最好的结果，但每一次“对”的报道都是向正义靠近的步伐，每一次的努力都有可能推动众人共同去寻求、建设和维护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社会，就像电影中的台词所说，“可能我们试过1000次都没有用，但说不定这次就会改变”。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恰恰体现了新闻记者的可贵品质，恰恰是新闻的价值所在。

《白日之下》层层叠叠铺垫了各种层次的“无力感”，但它最终指向的，是那句在新闻界广为流传的话语，“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晓琪的报道，连同《白日之下》这部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未必一步到位赢得完美的正义，至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不久前，电影中原型的那个性侵院长，受到法律的惩罚。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尽管去做。

——首发澎湃新闻·有戏——

电影的视角跟随卧底残疾院舍的调查记者展开，前半部在院舍内转来转去深入调查寻找证据，还不乏与报社上司因料不够猛还不能报道而争吵，故事正在徐徐推进之时，影片中段突然出现一个转折，即露天冲凉被曝光，卧底调查线随之终结。

这场戏严重缺乏铺垫，此前能算得上铺垫的，是片中最坏最刻板的老护工命令刚刚来上班后来反水的新护工捆绑老人到座椅上的戏，而这场戏完全是无头无尾的上帝视角，女主是何时如何得知院舍有露天冲凉的情况的，得知之后是什么反应，何时安排要在天台偷拍冲凉，皆毫无交代，突然就开始了这场重头戏，明明前半部一直就在拍她调查院舍各种恶行，而与调查出的最大王炸相关的过程反倒毫无展现了，莫名省略。

再看这场戏如何安排的，女主前一晚突然骗年轻同事陪自己买夜宵到院舍分餐，此前铺垫的备用钥匙也用在了这里，与老人们一番欢聚后原地睡倒，早上还差点睡过头险些被发现，醒来急匆匆跑到楼顶去偷拍，很明显这一段就是照拍《飞越疯人院》最后的重头戏。

然而《飞越疯人院》正是同样的剧情而且真的睡过头被护工发现，导致接下来最大的冲突和悲剧，直至高潮一气呵成，而本片或模仿或致敬强行加了一样的戏插在偷拍前夜，但结果又没被发现，那你放这一场戏干什么？

谁家卧底调查记者会在最重要的偷拍前夜大张旗鼓把全院人摇醒开个聚餐大会？

偷拍这场戏不铺垫其实从导演的角度也好理解，不就是想让观众毫无准备一眼见到露天冲凉的场面惊讶一番，可惜被前面无关联无逻辑的加戏全毁，我还在想会不会有老人昨晚刚被半夜摇醒今早又被拉起来冲凉，受不了折腾了于是向院舍告发女主，直接就出戏了还怎么欣赏你的MV。

而楼顶偷拍取证这种事，为什么要两个人一起，年轻记者一个人拍摄不就好了，女主身为调查卧底根本不需要也冒着被发现的危险同行，留在院舍内可以为同事掩护，也完全可以保留身份继续卧底观察院舍反应收集更多的证据。

且两个人直直地站着躲也不躲一下，看得我满头是汗，甚至最后专门给出一个来自洗澡平台视角的仰视镜头，以示两个人影站在那里举着相机有多显眼一抬头就能看到，以为这下终于是要说二人太粗心被发现了吧，或许要有一场围追堵截甚至功亏一篑，结果只是又一展现记者很蠢而护工更蠢的废笔。

院舍恶行已被曝光上报，女主卧底身份也已自曝，而影片还剩下一半，本以为后半段会是围绕庭审以触及更上层的根源性问题，记者在其中负责指证和追问，也是这类题材的惯常结构，毕竟海报上就是余香凝和出场尚少的林保怡的对峙，然而后半段另起炉灶突兀一转，讲起了并非有必然联系的性侵案，而且性侵案与前面的各种恶行明明是平行关系，竟然在女主已经自曝后转回去开上帝视角讲述，无论是叙事的时间上还是视角上都莫名其妙。

性侵案本身拍的又有多刻意，十几年的老性侵犯，装傻卖同情几次都逃脱的老手，打造了一个当成自己家的宝贝残疾院舍十几年精心布局，结果愣是不知道装一个全封闭办公室。

记得前面还说3个护工管几十个病人，空间极小人来人往，屡次强调人手有多紧张，环境条件令人发指，结果到了性侵这一场戏，就在院舍入口处，直直的走廊尽头磨砂玻璃后面明目张党地犯案，全舍院友一齐消失。

而唯二目睹性侵的是谁呢？

巧了，正是与被性侵者关系最好但毫无阻挡之力的自闭症病患，以及女主找上的不会用手机的假爷爷，前者又巧了因此自杀成了另一件大案，后者超高难度一边自己推着轮椅一边躲在走廊尽头一边用自己不会用的手机录下了唯一证据，这一反转只更强调出老性侵犯就站在磨砂玻璃门口旁若无人犯案之设计的生硬，编排不能再刻意了，都夸林保怡演得好，但他演的越精明越算计，就越凸显剧情本身的愚蠢失败以及和人物塑造本身的割裂。

前半段老人被虐待被露天冲凉，是香港老龄化严重政府拨款不力等造成残疾院舍人手不足的系统性问题，而后半段的性侵，是院长个人变态的问题，并非有必然联系的两件事被捆绑在一部电影里，非常撕裂地分成前后段讲。

前半段是人满为患造成的问题，而后半段正是没人管才有的问题，两件事不但没有必然联系甚至根本就是冲突的，用突兀的不合理的剧情安排把第一件事强制中断，转而去讲第二件，还越往后格局越小了。

性侵案尾声余香凝又回到院舍，姜大卫说你这段时间都跑哪去了，对啊这段时间你跑哪去了，女主这个人设在自曝前不会和姜大卫交代一下告别一下吗？

简直跟冲凉案尾声的仰视镜头一样的自我吐槽，好像导演也知道自己很多地方安排的不合理，但是提示一下自己也知道不合理就能圆过去了。

事后搜了一下真实事件相关的资料：白日之下︱劇情角色介紹　結集多宗院舍非人對待真人真事轟動全港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956805?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劇本故事亦參考多宗轟動一時的真人真事，包括2015年〈長者遭脫光露天等沖涼〉、2016〈院舍涉嫌虐待、長期綑綁、燒賣當正餐調查報道〉，以及2016年〈康橋之家前院長涉嫌與智障女非法性交獲撤控〉、2016年〈康橋之家8個月內6名院友離奇死亡調查報道〉。

读完一下就明白创作思路及问题产生的原因了，电影就是要把这几件真实案件都拍出来凑成一部长片，却没有匹配的功力自然融合成一个故事，露天冲凉的“大虐待”与其他的一般性的“小虐待”一起放在前半段，但奇观性严重性不同做不到平行推进，于是只好把“小虐待”先拍完，最后拍严重的天台冲凉一锤定音，留下来剩下一半的时间再集中拍性质不同的性侵案。

就这样前后两部分极其撕裂就先不说，后半部除了性侵案还融了一个自闭症病患跳楼案，没错这也是个真实事件，原型确实是自闭症病患被虐待关在房间里不让出来，导致的坠楼自杀，也确实是发生在同一家残疾院舍，然而这是与性侵案发生在不同时间的独立新闻，而导演为了把真实事件放在一起拍出来，就自作聪明编了个剧情放在一起，一边正在被性侵着，另一边帮不上忙就跳楼了，这都哪儿跟哪儿？

观众到底要为被性侵的哭还是为跳楼的哭？

在我看来这就是消费真实事件，虽然分开拍才更能合适合理地表达对各自受害者的关怀，但强加在一起能增强戏剧性，能平行剪辑加强煽情能让观众哭，甚至为了煽情飘雪这种烂招都用上了，至于合理性就千万别细想了。

最尴尬的结尾，残疾院舍钉牌，院友全被赶出来，又巧了这时候必然瓢泼大雨，不是雪就是雨，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所有人为了显得无家可归之惨站在百日之下的洒水车前一动不动，没有伞吧就硬站着也不到屋檐下躲一下，坐在路中间就抱头痛哭。

这种场景要说有一部分院友不近人情怪罪女主也就算了，就为了捧高女主作为孤勇者不被刁民理解的高大神圣，全员群起围攻批判之。

很多人用这部来踩《不止不休》，正好《不知不休》最后一场戏也是记者要曝光但受害者不希望被曝光而产生的冲突，两部电影的高潮高度相似，《不知不休》这场当然也很有问题被人诟病，但也拍出来了患者之中有人愤怒有人理解的分化，这是最最基础的也合乎常理的吧，而《百日之下》拍的什么东西，让记者和院友完全站在了对立面，只顾拔高新闻业之重要与不易，然而对真正受害者的描绘又呈现了什么态度？

前半部有一段，姜大卫的室友偷跑参加孙女的婚礼，一场戏又是极度刻板典型的孤独老人冷血女儿善良孙女组合拳，这不就是小时候的给妈妈洗脚广告片的拍法吗？

第二天老人就坐化了，煽完情就丢的工具人，瞬间跳戏到了中国b级片教父的《我爱你！

》，简直一模一样，整部电影也是越看越像，凡是能搜罗到的悲惨真实新闻一箩筐堆砌在一起，事件段落衔接之粗糙生硬令人发指，怎么惨怎么来怎么巧怎么拍，能煽情能上价值就行，相比关怀更多见到的是对苦难的消费。

煽情比不上韩延，逻辑比不上王晶，矮子里面拔将军的港片年度佳作，实在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