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阜阳六百里

台湾电影会让我有一种不满足。

就算是大导演如侯孝贤，在进入历史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有一种小岛气象。

《悲情城市》我是不太满意的，它让人摇头，遗憾。

台湾电影的思考路径是从个人内部开始，像藤蔓一样将历史紧紧缠绕甚至绑在个人命运之上。

在这一点上，台湾电影驾轻就熟，甚至都没有什么更新鲜的挑战了。

这个视点固然很好，也很讨巧，它是一整套成熟的机制，不管是思考上的还是技术上的，但是不是缺了点刺激呢？

我期待的电影是能够摆荡于个人与历史发生关系的那个间性场域，那个空间。

如果说个人是一个点，历史是一个点，那么要探讨的就是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那条线，可以是直线（但很少情况是如此），大多数是弯弯的缠绕的曲线，像一窝乱头发那样。

强调个人在历史之中那种无奈的沉浮，个人命运被历史牵制着走，为了彰明个人在历史之中不容置辩的主体性还有尊严，为了这种确实正当的还原，不管以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式，台湾电影在这么多年的探索中是不是规避了太多历史途中的风景呢？

我是说，这历史的风景确实是晦暗的，但风暴来临之前，个人有没有可能敞开怀抱？

我们大陆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里有很好的一点，就是要有历史意识。

我们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这么多年的规训下来，它确实成为我们看待事物的一个很重要的视点。

历史意识是不是虚假的，或者说灌输给我们的意识形态，连同宏大叙事和对个人奋斗的怀疑，对历史整体性的那种信仰，这些东西是不是虚假的，这是可以讨论的另一个话题。

但历史意识作为我们观物的一种方式，这个是真的，而且其实是宝贵的思想资源。

大陆人探讨历史，就不完全从个人内部出发来谈，就算是《张思德》《沂蒙山六姐妹》这样的主旋律电影，包裹着“正确”的意识形态，它处理的也还是个人进入历史的那个空间，个人如何与历史发生关系这样的问题。

这两部电影的心态更平和，不急躁，和主流意识形态跳华尔兹，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也遭遇挑战，也在变动，于是空间自然而然生成了，它驳杂的面貌需要细心的电影人一一去看个究竟。

再比如我最喜欢的一部大陆电视剧《走向共和》，从甲午海战前夕（光绪如何在给慈禧过60大寿和锻炼北洋水师之间做出选择的那种摇摆和矛盾）开始讲起，一直到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当然把袁世凯之死作为共和得以完成的那个历史讫点，这个是值得再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个人处在与历史发生关系的那个摇摆的空间中的暧昧、复杂和丰富的张力，表现得非常好。

台湾电影在处理历史的时候过于看重个人内部这一端，主体性的彰明是通过抗议历史而完成的。

这抗议如此显明地出现在《悲情城市》里，但更高妙的方法则是融于日常生活之中。

青春与成长，这是台湾电影最擅长挖掘的资源，个人在成长里无声地抗议着历史，一如《童年往事》里在眷村家庭长大的男孩（为什么不是女孩？

）。

显然主体性在历史之中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摧残和戕害，所以它以一种消解主体性的方式来重构主体性在历史之中的价值。

个人无法在历史之中延展开来，因为积怨太深了。

大陆也有相似的例子，比如田壮壮的《蓝风筝》。

抗议哲学像是延续了80年代初伤痕文学的那条小路，个人的痛苦遭遇铺张了整个屏幕，那段历史同样显明的复杂性被遮蔽了。

抗议，然后抗议失败，它要引发观者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戕害个人主体性的重新思考，它做到了，让我们同情、流泪、感同身受，并且把抗议的姿态也加诸于我们自身。

我不怀疑这个思考路径的真诚，但我质疑它的维度。

历史加诸于个人命运之上的力量，连同个人和历史之间的那种纷争和缠斗，它们如何在彼此关联的空间里展开，需要我们放平心态，审视自我，细水长流地去拨开那些迷雾般的细节，它需要相当的责任和担当。

田壮壮对历史的涉险过于“激流勇进”，他的探索显得粗糙，并且急于给出答案。

这不是一个思考成熟的导演应该有的姿态。

空间在《蓝风筝》里被压抑了，这是让我遗憾的地方。

但最近有一部台湾电影却让我惊叹，看不出那种熟悉的可以辨认的小岛气象，而且处理的主题一向是大陆电影擅长的。

这部出品于2011年，仅仅用18天就拍摄而成的小制作电影叫《到阜阳六百里》，导演原来是拍广告的，监制是侯孝贤（相关信息来自豆瓣电影）。

它处理的是大陆人春节回家的问题，在外打工谋生的安徽阜阳人在上海的生存状态，他们身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那种困惑、挣扎、游离，摆荡的人际关系、交往生态，还有两代人之间难以化解的代沟（在电影中，两代人之间的互不理解以一种看似柔弱的张力稳稳地维持着）。

他们脚不踏土地，也没法升入云端，他们游荡在空间之中的这种疏离的间性使得他们自我实现的道路成为一片暗刺丛生的荆棘林。

历史就在此处发生，它变大或缩小，成为缠斗和干扰之地，它的开放生发无限可能。

这是我们需要寻找的那个状态，那个难以描摹和妄下判断的空无之所。

这部电影的尝试应该得到中肯，时代与人、历史与现实之间那种紧张的交错，容许历史强力介入个人日常生活的那种傲慢，也安静地接受历史暂时的抽身而退。

更有勇气的地方在于，它触摸到一个陌生的领域，一群陌生的人，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时代境况。

这使我们肃然起敬，并重新唤起对有所担当的台湾电影，它们的责任和无辜的爱，它们的期待。

2014.1.7

这部电影探讨了“家”对于最广大的中国老百姓的意义，这个探讨是在中国城市化浪潮所带来的农民工潮背景之下进行的。

所以它无疑带有深刻的现实烙印，但是否将现实表现得深刻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位台湾导演将自己的镜头指向内地这样大多数时候被忽视的群体，很多内地导演应该觉得羞愧。

在古装片和各种翻拍片当道的今天，像这样更有意义也更有价值的题材被忽视。

理由有很多，其中一种是阉割，已经无法分清到底是被阉割，还是自我阉割。

最近洛阳性奴案闹得路人皆知，某导演在微博评论此事，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电影素材，但在中国绝对拍不了。

（大意如此）或许因为我是“不明真相”群众，不知电影界究竟什么情况，没领教过总局的厉害，但还是被导演这样的话给震惊到。

想起一篇写洛阳这档子事儿的雄文说，地窖都是群众自己挖出来的。

回到这部电影，实际上它并没有对现实切入很深。

有可能是能力问题，或本意并非如此。

据说这部片最开始想讲的只是秦海璐一个人回家的故事，之后才扩展到一群人的回家。

但目的还是通过这个故事，探讨家和回家的意义。

所以如果你想通过这部电影读懂中国和中国的农民工群体，铁定要失望。

但如果借此思考一下家的意义，倒是可行。

除了最传统意义的回家团聚之外，不管是小月还是租房给秦海璐的大妈，回家都是寻求庇护。

她们都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挣扎过，并都被伤害，于是选择回家，永远离开上海。

但是对秦海璐这样的人而言，没有家人的家已经名存实亡，于是她无家可归。

她成为一个彻底的异乡人和漂泊者，不属于任何一个城市，疏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与世俗的幸福隔岸相望。

可惜的是，这样一个人物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故事中，她与这部电影的背景并不契合。

倒是其他几个要回家的人，更带有现实烙印。

比如包租大妈，嫁个并不喜欢的上海人，在大上海里沉浮，守着女儿能出人头地的念想，最终却丧失了最后一根稻草。

不管作为母亲还是一个来自小地方的女人，她都恰到好处了表现了这类人的真实想法和处境。

事实上，在我看来，她是整部电影中最值得回味的人物。

另外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修辆报废客车载人回家的想法，与《钢的琴》中造一架钢琴的想法一样有富有魅力。

只是前者出于爱，后者为了钱。

但正是这些疯狂的想法，让生活真正成为生活，也让人有继续过下去的欲望。

如果望文生义，《到阜阳六百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乡愁。

要知道，中国的城市化是如此迅猛，它像一台庞大的、突然冒出的压路机，从许多人身上碾压而过，人们甚至没有时间蹦出乡愁一词，便浸泡在了趋同的麻木生活当中，喘不过气。

或者，当人和物一起改变，现实的东方土壤已经不适合出产乡愁，更不会有西方的《尤利西斯》。

华语电影里最近一次乡愁的现象，那已经是近三十年前的台湾新电影。

开头归开头，《到阜阳六百里》要说的并不是乡愁。

相比把乡愁实物具体化的《金城小子》，再不然是抽象的、指向过去的《钢的琴》，秦海璐饰演的女主人公曹俐，她早已经忘记了家乡的模样，拒绝回家。

换句话说，她的身份已经不是传统的进城农民工。

她好像适应了钟摆一样的城市生活，但有时候又会跟不上摆幅。

曹俐不同于谢琴的女儿，对方一头扎进了城市的物欲洪流当中，她是一种暧昧的身份存在。

外表可以跟都市人无异，内心深处却无法接受。

她置身城市的浅水区，却又不想上岸回家。

然而，《到阜阳六百里》又在说归家，这种归家愿望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精神信号，它更像中国人传统生活的某种残留，历次清洗破坏都无法消除。

比之直面春运的纪录片《归途列车》，《到阜阳六百里》虽有写实主义的指引，然而由于邓勇星的台湾人身份，他始终跟现实和真正的回家路保持距离，空间和镜头都隔开了一层。

电影把大量篇幅放在了曹俐、老乡以及谢琴身上，它制造了一个扇形的故事结构，先铺陈展开，然后突然收起。

曹俐以外的电影人物，他们都有了某种命运转变，惟独曹俐还留在城中，电影什么都没有多说。

记得那回映后交流，有观众提问，为什么最后突然就没了，将归途上发生的事代之以字幕，是否因为拍摄有难度。

导演说不知道，大意是觉得这样没了也挺好。

从这处理解分歧可以看出，《到阜阳六百里》好像不追求戏剧性——即便谢琴撞见女儿表现得很戏剧性，但是放在春运这样一个题材，多数内地观众便会觉得：你表现农民工这样一个题材，又是老大难春运，年复一年，不说电视新闻的影像，很多人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记忆素材，那是何等惨烈，每个人却内心决绝。

与之相比，跟电影的配乐一样，《到阜阳六百里》显得太轻描淡写了，它甚至刻意营造出普世价值的人文关怀，类似于“大家都可以很好”。

我突然想起朋友评价戴立忍的《不能没有你》，台湾人民太小打小闹了，如果要体验真正的生不如死，来内地一趟便知道了。

很显然，《到阜阳六百里》也有相似问题的存在，当电影映照现实，并不是说蜻蜓点水的处理方式不好，毕竟有时候，想要做到点水而不是溺水，那是需要相当程度的功力。

可是春运这种宏大主题，一旦电影难以深入，反倒是发表不痛不痒的批评意见，那么，观众心有怀疑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也有说，《到阜阳六百里》是在讲小处，小人物，小故事，它并不需要去制造场面，满足观众的期待。

的确，《到阜阳六百里》肯定不能做成《人在囧途》，一边抄袭，一边普及人心向善，电影确实在讲底层，住的破败小屋，连哑巴都放了进来。

这还不是弱势群体，那就稀奇了。

只是一见到这类特地设置的哑巴角色，包括其依依呀呀的演绎方式，我总会想到台湾电影的一贯通病，包括张作骥《当爱来的时候》，灌满了一股苦情的味道。

跟曹俐一样，电影始终没有往深水区走。

回想他们改装破大巴一段，电影的调子就定下了，有点不现实，有点嬉戏。

这种不现实的评价是因为，我们对现实其实更加熟悉。

【北京青年报】

文/白惠元（原载《读电影之新艺术电影》，2014）“人生为了回家，终究离开家。

”电影海报上的这句话尤其显眼。

乍一听，似乎合理；可细细琢磨，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顺序或许该倒转吧？

——“离开家，终究是为了回家”，这样才对，人之常情么。

然而，《到阜阳六百里》却从这一处“反常”展开，呈现了透视社会的力度，它聚焦于“情”，却洞察到“情”之悖谬：老乡不太可靠，家也不必回，即使是春节。

没有新鲜的故事，只有新鲜的嘴唇。

一年一度的“春运”，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已是不断显影的“中国特色”现象。

看看我们的大屏幕吧，有《人在囧途》（2010）这样“公路+喜剧”的类型片，也有《归途列车》（2009）式的社会纪录，当然，在那些拥挤的列车图景背后，始终有毋庸置疑的重要前提——过年必须回家，拼死拼活地回，玩儿命地回。

在一片喧闹中，《阜阳》的气质格外淡定，仿佛将一盆冷水浇到满地堆积的行李上。

它告诉我们：无家可归时，不如不归。

全片第一个镜头是曹俐（秦海璐 饰）疲倦地坐在空空的大巴上，昏昏欲睡。

谢琴阿姨（唐群 饰）骑自行车来接她，两人吃力地将行李拖入弄堂深处。

两个异乡客，同住一间房，故事由此展开。

曹俐在KTV打工，上夜班；谢琴做家政，上白班。

于是，二人形成了微妙的时差，用齐秦的话说，即“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起床时你正入眠。

”这里没有相依为命的温情，相反，导演设置了重重界碑。

在阴冷潮湿逼仄的小房间内，两位老乡仍要划疆而治，互不惊扰，笔触着实冷静。

谢琴与男人偷欢时，曹俐虽然不屑，却要抑制心底的汹涌，理性回避之；曹俐枕边儿的钱丢了，谢琴虽有千万种方法证明清白，却黯然自掏腰包，把钱补上。

是膈膜？

或是妒恨？

乡情如此被切断——最近的距离，最远的心跳，她们都是孤独者。

狗哥是同在KTV打工的阜阳人。

年关将至，他与哑巴翻修了一辆废弃公交车，想通过客运赚点儿礼钱，于是请曹俐帮忙联系人，潜在客户锁定在阜阳保姆群。

有钱可赚，曹俐何乐不为？

然而，这个事件从头到尾都是“非法”的：大巴是报废的，有安全隐患；司机是业余的，有没有驾照都不一定；修理汽车时没钱交费，于是找了个形象彪悍的同伙儿冒充警察，这才把修理工唬住；收钱也没个票据，只是记下了长长的名单。

如此一条回家路，充斥着太多不靠谱因素，甚至有些荒诞，然而，大巴却开动了，保姆们都上车了，曹俐也赚到钱了。

这荒唐的“互利共赢”究竟为什么会实现呢？

很简单，因为这是春节。

毕竟，异乡是没有春节的。

在这个“回家”的故事中，曹俐一直试图置身事外，却无法做到。

狗哥讲起村口树下等待自己的父亲，把流浪的女儿讲到落泪。

一遍遍地，曹俐被大家质朴的乡情打动，正当观众以为她终将踏上归途时，她却对大巴招了招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与此形成对比的，却是谢琴的故事。

她为女儿的上海户口而匆匆改嫁，不料丧夫，因而拿到了救助金。

每天辛辛苦苦的劳动，不过是希望自己和女儿能在上海生根落脚。

然而，当她发现女儿被富人包养，并且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那么，谢琴留下来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

同样荒唐地，她决定挤上曹俐的大巴车：“算我一个，回家。

”细细品味这两条线，我们会发现曹谢二人围绕着“家”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关系。

归，还是不归，这个决定极其艰难。

曹俐的父亲已经去世，人不在了，那家还是“家”吗？

离开阜阳这么多年，她的穿衣打扮、语言口音、思维方式等等，可谓从上到下各个细节都已被城市塑造。

果真回去了，还能够再次融入吗？

谢琴的女儿青春貌美，又有男人愿意为她花钱，她在城市里过得很滋润，此时此刻，倒是母亲的价值观显得保守。

谢琴步步为营地自我改造，吊桥上有她的自行车辙，灶台旁有她的指印，她在这城市穿行，留下了太多，可思想上却仍是自食其力的逻辑。

漫长岁月，她终于发现自己与故乡的精神联系，这种顿悟是痛苦的，正如她在大巴上啃馒头时夺眶而下的泪水。

《到阜阳六百里》的乡愁是相当深刻的，它形成冷静节制的影片气质。

正如金马奖评委会对该片斩获“最佳原著剧本”奖时的评语：“以生活化的内容写尽大城市里异乡客的孤独寂寞，观察入微，体贴细腻。

”我想，这或许是受到了本片监制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的影响，二者共享着同一种诉求——与时代对话。

曹俐的乡愁是错位的，被消解的，甚至从不存在，事实上，她也愁，愁自己没钱，最后，她是在用老乡们的乡愁赚钱，并且赚得心安理得，毫不愧疚。

本片最残酷也最精准之处，便是将“愁”与“乡”分割开来。

当然，这种现状是与大规模打工潮本身息息相关的。

打工者很容易涌入城市，可是户口问题不能解决，子女上学问题不能解决，于是衣食住行都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徘徊于城乡之间，占据一个暧昧的位置。

如此下去，正是打工者群体两边不靠、被迫悬浮的结局。

一位阜阳阿姨找曹俐买票，曹俐把她的名字记下来，便收了钱。

阿姨想要票据，曹俐说，这就是花钱买个座儿，都是老乡怕什么。

阿姨觉得不妥，坚持退了钱。

农村社会讲究“人情”，村里人彼此熟识，只要沾了“老乡”的名头，就相当于有了人格担保；城市则重视“契约”，没有票据就可能是坑蒙拐骗，即使是老乡也不可轻信。

曹俐虽是为狗哥联络老乡，却也深知没有票据的荒谬之处，于是才有了她面对质疑时的惊慌失措语无伦次。

可见，这个群体早就深陷于现代契约社会的文化伦理之中，她们根本无法归去，这也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阜阳》能够深刻地书写乡愁，甚至超越乡愁，以至“反乡愁”，得益于其摄影机对特定社群的困境揭示：不是不能回，而是不想回。

她们真正想买的“座儿”，也许并不在春运列车上，而是在城乡之间，在户口簿里。

说到底，艺术电影的主题就是展现人类困境，这也是现代主义的重要遗产，他们必须追问：是什么令我们如此卑微？

又是什么令“常情”扭曲错格？

在这个意义上，谢琴反复擦拭的鸟笼成为极好的象喻。

她的眼神空洞却又淡定，阳光射入笼内，在缝隙间投入阴影。

谢琴仿佛在阴影中看见了自己，这就是谢琴们所处的“位置”——尴尬的灰色地带。

鸟笼是如此一个禁闭的空间，笼内笼外似乎视线相通，却又泾渭分明，每当这只鸟想要飞出去时，便总会卡在栏杆的缝隙处动弹不得。

如此的困境传达，又与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实现了精神对接。

与“鸟笼”意象的空间特征相应，《到阜阳六百里》展现了有特色的镜头语言，因而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导演邓勇星将镜头始终锁定在破旧狭小的里弄空间内，天花板、天窗、地板的存在，鲜明地制造着边框对人物的挤压感，而安静的摄影机则旁观着这一切，仿佛“上帝之眼”，有明确的纪录式现实主义诉求。

同时，影片中两次出现的遮挡镜头也值得关注。

一次发生在谢琴去美发店给女儿送毛衣，镜头由美发店内部打向门口，女儿的身影留在画面上，而谢琴则被建筑物遮挡。

相似地，另一次发生在曹俐说服一位阜阳大姐买票时，街道上的站牌把曹俐的身影挡住。

两次遮挡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些在城市空间中穿梭的异乡客终究会归于“无名”，她们终究会消弥于日新月异的水泥丛林，因为她们的名字飘泊无依，无所附著，她们无法被整合进历史叙述之中，成为冗余。

恰恰是在这个角度上，《阜阳》展现了其难能可贵的价值，它聚焦这个挣扎在历史缝隙处的社群，并给予她们发声的机会，这才是直面现实的“纪录精神”。

有趣的是，这部电影本来的创作初衷正是拍成一部纪录片。

邓勇星坦言：“我其实在上海工作六年多了。

2008年，我看到报纸上有个报道，讲一群安徽阿姨要回家过年，但买不到票，就自己拼了一台旧车，凑够人数后开回了安徽。

这件事情很小，但给我印象很深。

大家都经历过春运，可以想像那样一群人，为了回家而绞尽脑汁的样子。

她们离开的背影，在我脑子里久久丢不掉。

就决定从这个背影出发，先拍个纪录片，记录这些阿姨平时在上海的生活。

她们中有些人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有一个阿姨就在我们公司里服务，我们天天和她相处，一直追着她和她的同乡人拍摄。

”事实上，本片的诸多演员均是非职业的，她们就是普普通通的阜阳保姆。

“当我们接触阿姨的时候，发现生命本身都值得我们很平等地去看待，不需要在影像或结构上面去制造这样的对比。

好像是说，他们是属于这样的人，有一种这样的生活；我们是那样的人，有一种那样的生活。

”在“平等”的主旨之下，导演没有选取陆家嘴一带的高楼大厦，也没有刻意制造高低对比，而是十分平静地停留在弄堂深处，并且较多使用长焦镜头，避免打扰到非职业演员的表演状态。

“如果以阿姨的生活为主，我们就以同一个水平，同一个视线去看待。

”吕新雨曾说：“在中国，纪录精神是一种底层精神。

”面对现今的经济链条，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阜阳与上海之间的六百里路，那不再是“逃离魔都，重返桃花源”的浪漫旅行，而是尚无解决之道的“鸟笼”式困境。

作为京九铁路沿线的地级市，安徽阜阳因劳动力输出而闻名，阜阳保姆更是“闻名中的闻名”，而城市化的神秘之处正在于它是一种流动性建构——昔日火车站边懵懂不觉的少女“香雪”（铁凝《哦，香雪》），也许正是今日都市中孜孜不倦的“曹俐”，这种变化是由外及内的，是全方位的，因此，它的呈现方式也就更为复杂。

曹俐入住里弄的翌日清晨，《阜阳》以谢琴阿姨为线索，展现了一连串阜阳保姆清晨工作的镜头。

这组蒙太奇洗去了压抑苦闷的老调子，转为明亮宁静的风格，她们的肢体动作娴熟有序得就像本地人，令人回味。

在当下语境内，这“都会的早晨”不再是30年代左翼电影中的血泪斑斑，阜阳保姆们的“囚笼”也不再简单地指向“阶级”与“剥削”。

事实上，底层的表情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些悲情正在渐渐洗去，更多的则是源于无处为家的茫然。

既然如此，安于笼内也就成了自愿选择。

曹俐背井离乡多年，她与原来的邻居街坊们早已变得陌生，况且，老父亲不在了，家也不在了，那么，离上海六百里的“阜阳”是否也该随着记忆一同被洗刷呢？

阜阳还是她的家吗？

曹俐终究没有登上归途巴士，而是拿着狗哥的分红，回到了那个阴暗拥挤狭窄的房间。

打开窗户透透气吧？

对于那个咫尺天涯的“阜阳”，除了继续遗忘，别无他法。

她的穿着打扮、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都已经属于城市，身为异乡客却并不怎么思乡，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漂泊者：无根，也无方向。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我的心呀，你孤独的笼中鸟》中写道：“你被关在狭窄的铁笼中／在那里，你安静一些吧／且莫妄图冲出铁笼／那样你会伤害你自己／鲜血将会流尽／或者你把自己撕碎吧／你会落下致命的创伤。

”对于一只习惯了“笼子”的囚鸟来说，它的飞行是否还有意义？

是冲出铁笼，还是把自己撕碎？

也许二者的代价都太过沉重。

正如本片英文名Return Ticket所指示的：To return, or not to return, that is a question.

很别致的观影体验，底层气质边缘人物，台湾班底制作的大陆题材影片，却通过了审查拿到了龙标，悦耳的偶像剧范儿的配乐，娓娓道来一个接地气的身边事儿，甚至能感受到扑面的海派味道，落脚处深刻感人，难得还处理成了和和气气的团圆结尾，让人暖意融融的去接纳现实残酷的生活，最后一个镜头，主体的背影构成的大远景，标准的侯孝贤范儿，像片中众角色一样生生不息余音袅袅，推荐之

故事架构还不错，可长可短，选择了一个最适中的节奏和人物主次关系，其实要具体展开可能会更有厚度，但是也许会是另一个面目。

虽然是出自台湾导演，不过要是在内地待了一段时间，面对最广大民众的社会问题，并不会陌生；而对这样一部影片的可能受众，其实我们也和导演一样缺乏真正植根于他们的内心冲突。

所以影片从一个广为接受的家国情结为基，台面上的当下故事并不深入，但已经比较受用。

平淡的镜头，平淡的表演，平淡的情节，平淡的人物。

一切的平淡放在一起，炸开一部完全不平淡乃至惊艳的片子。

这才是真正的小人物啊。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小人物，越边缘越渺小越好。

这些“小人物”全都有着夸张的代表性，作为原本猎奇的谈资一下子冲入人们眼中，真正的“人文关怀”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最初以为阜阳是导演的家乡，但后来看到导演是台湾人。

可能只有真正地爱着人们，愿意理解这个世界的每一处尘埃的人才可以拍出这样的片子。

什么是“小人物”真正的问题所在？

首先是生存。

生存在夹缝里，生存在废墟中，生存在高楼林立的魔都上海。

他们安静地生存，安静地承受，安静地妥协，安静地活下来，过完一生。

直到有一天，一位导演看到了他们，他把他们的故事拍成影片。

就如这里有一片荒原，而这部片子让我们看到电影的工具性已经涉猎到了这片荒原，导演和“小人物”们一起让荒原开出了花。

所以全片才如此安静，所以才悲伤得可怕。

拍“小人物”是为了提出问题的，不是为了呻吟生活不易，不是为了感慨你自己为他们附加的忍耐煎熬和苦楚的心路历程。

谈什么叛逆和反抗，谈什么爱与自由诗和远方，真的俯下身，才能看到群像上积满的一层灰垢。

真正的关怀是什么样的，《到阜阳六百里》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作者：大坨子 个人公众号：太阳黑子的野马尘埃，除了硬核哲学，还有诗和爱情。

从上海出发作为一部小成本电影，如何用有限的镜头，有限的地点，有限的演员去讲述一个被排斥在超一线城市花团锦簇的前进叙事之外的现实，《到阜阳六百里》已经做得很好了。

无非是那么几个场景，混乱的街边，昏暗的阁楼以及看上去就很潮湿的弄堂。

全片出现的上海地标性建筑的镜头寥寥可数，一个是曹俐（秦海璐饰）乘坐大巴车进入上海，一个是谢琴（唐群饰）蹬着自行车骑过苏州河。

宏大的东方明珠连个完整的塔尖都没法展现，被置于极远的背景中，模糊在焦点之外。

那是2011年的背景，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浪潮席卷而来的前世代，镜头对准的是时常被压抑在现实之下的外来务工群体或者说外地人。

和深圳不同，上海从没有说过“来了就是上海人”。

这是一座魔幻的“吞噬”着人的城市，经过这个4月，大家一定更能看清。

但这并不是说上海很糟糕，冰冷的城市才能让商业更好地发展。

囿于成本的限制，或是剧本的不足，电影里的上海人被描述成尖酸的、讽刺的、不在场的形象，导致这部电影或多或少残缺了一部分，因而电影终究只能当我们观看现实一个窗口，摄影机的移动也无法摆脱隐匿在背后的对现实客体的习惯看法和偏见。

从上海出发，逃离不被接纳的或是正在崩塌的地方成了推动戏剧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也因而不得不塑造出上述缺席的上海形象。

到阜阳去说到底这还是一部春运电影，临近新春的冬天的上海。

无论是室外景还是室内景，无论是远景还是特写，镜头前仿佛一直套了个灰度镜，较低的饱和度让画面泛白（也可能因为我不是尊贵的会员看不了所谓的智能HDR清晰度），让我不得不把注意力从上海这个符号中移开，去关注角色本身。

秦海璐的表演是优秀的，她把一个同时疏离在家乡和寄居的城市之中的边缘人塑造得惟妙惟肖，通过眼神你可以看到一个对生活不期待也不绝望的形象，不如说是迷茫。

她的眼睛里没有“加油干”的热情，也没有“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颓丧，我只能感受到未知和迷茫，一种冷眼旁观的等待。

唯一的一场哭戏，比起悲伤，更多的是还是后悔。

这种电影性是一定要在银幕之上，镜头之中才能体会而文字无法触达的。

再说到备受争议的方言问题，这部电影里其他的边缘角色，或多或少都会掺杂方言（不得不提下小月这个角色讲得绝对不是阜阳话，更像是芜湖/铜陵等沿江地区的口音，听得我太熟悉），唯独秦海璐这个角色从头到尾都是北方口音的普通话。

或许是有成本上的考虑，但是也许导演也有特殊的考量？

普通话让这个角色从阜阳这个场景中抽离了，她既不属于那群操着江淮口音的保姆，也不属于努力蹦出“下下侬”的合租室友，她唯一说的方言甚至是“深圳话”，一个彻头彻尾找不到自己定位的角色。

她和家乡已经被隔离了，她被静态管理在时空长流中的一个锚点上，既不会融入深圳，也不会融入上海。

当然，最终她还是会被束缚到阜阳的草绳之上。

在那辆驶向阜阳的大巴车出发之前，操着一口“芜湖”口音的“同乡”递给她的草绳成了一种联结。

这根绳子即是把她拴住，让其在迷茫漫游之中还有最后一个可以抓住的稻草，也是将其捆绑束缚的原点，挣脱不开的思乡情结。

当然最后这根绳子被她踢到床下，打开的还是阁楼的天窗。

其他角色和剧情的感想，等有空再写，下次一定。

我来评价下这部电影。

说实话没有看完，感觉一般。

首先这部电影描述的在上海阜阳打工仔回家的故事，上海到阜阳是500多公里，接近600公里，不是600里。

其次，这部电影里的阜阳人你可以说普通话，可以说上海话，但是你为啥说芜湖话，说合肥话呢？

阜阳是中原官话，合肥是江淮官话。

至于芜湖，那更是吴语了。

在这些安徽人一看就完全不能理解的细节上导演没有把握好，那可能也只有对安徽完全不理解的文艺小清新会说这部片子好看了。

反正我作为一个阜阳人，听到影片里的阜阳人都用带有浓重合肥味、芜湖味的普通话交流感觉实在别扭，更感觉导演没有诚意。

很多人以为这部片子讲的是回家，表面上是，其实不是。

内核上其实讲的是父辈与子女之间的隔阂，以及由此而来的相生相杀。

为什么？

听我慢慢道来。

在说原因之前，先来看一下电影的故事叙事。

叙事其实比较简单，线性叙事，没有太多的花哨套路。

整个故事就是围绕着一辆废弃的大巴拉老乡回家来展开。

主要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赚钱。

几个人物都是缺钱的主，曹莉生意失败缺钱，狗哥KTV底层，九儿弟弟上大学也要钱，矛盾设置比较充分，怎么解决矛盾？

九儿发现了废弃大巴，接下来修车、卖票的事就顺理成章了。

其实在整个影片中，开大巴回家的故事本身，仅仅是个工具，像是一辆车，那么承载的是什么呢？

是千百年来父辈与子女间的隔阂，互相不理解的难题。

这个可以从两个主角的设置来一窥究竟。

曹莉，子女辈的代表，当年父亲以断绝关系来反对她和混子的感情，而曹莉一意孤行，结果被混子骗，生了孩子，还被抛弃，父亲到死也没能见她一面。

谢琴，父母辈的代表，含辛茹苦自己一个人打拼吃尽苦头，做钟点工，二婚，为争拆迁款被打，只是为了给女儿多弄些钱，口头上说着不想让女儿知道为她吃的这些苦，可心里怎么会不想呢？

在看到女儿居然被别人包养，根本不需要她了，她存在的意义和心理的防线彻底崩塌。

她所吃的所有那些苦，也化为鸿毛，随风而逝。

两个人物，两个群体，彼此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与诉求。

父辈们总是拿自己几十年积累的人生经验，教导、管制、限制子女们要走的路。

而青春期叛逆的子女们总是会不走寻常路，把父辈们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勇敢地撕破父辈们经验所密织的罗网与牢笼。

还是那句老话说的好，儿孙自有儿孙福。

人的一生就像一场烟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与驱力，像是不同的烟花，有的是钻天猴，有的是二踢脚，而有的则是彩珠蛋，大地开花，滴滴金。

生命开始燃烧的那一刻，就有了自己的驱力，而父辈们总想改变他们的路线，驱力小的还好，驱力大的，那基本上属于螳臂当车，被子女气的丢了半条命也是常有。

而该升空的就会升空，该爆炸的也会爆炸，在夜空中绽放自己生命的绚烂与惊响，噼里啪啦燃烧过后，化为星星点点的灰烬，尘归尘，土归土。

而永恒不变的，只是那深邃暗蓝的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