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

《钢的琴》2011年中国内地电影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好口碑电影，也是青年导演张猛的代表作，获得了第14届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优秀新人导演奖和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传媒大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等荣誉。

影片讲述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里，下岗工人陈桂林的生活艰难，面临妻离女散的危机，为了挽救自己生活中的希望——女儿，希望她能留在自己身边，决定用尽全力去满足女儿的音乐梦想，送她一架钢琴。

为此，他去借钱、去偷钢琴、去造钢琴也终未能留住女儿。

影片通过对小人物辛酸而幽默的生活展示，表达了对那个年代记忆的一种情怀。

这部电影是一部风格化很强的现实主义作品。

虽然影片的主题是当代电影中不并多见的关于工人阶级的现实主义题材，但导演在题材的影像化处理过程中却做出了背离传统现实主义的大胆尝试。

在电影投资越做越大，大片云集的今天，《钢的琴》以四五百万的小成本创作，达到了高质量的艺术效果，为我们的电影创作提出了一种思考。

本文试从镜像话语的角度对影片的艺术效果和表意内涵做出分析。

一、低角度与舞台效果《钢的琴》影像多采用正面或侧面的低角度仰拍镜头构图，不论是在运动拍摄中还是在固定机位拍摄中，镜头都保持着这种低角度的仰拍构图效果。

这是一种非常态的影像画面构图方式，是一种强化性的表意方式，能够造成影像的扭曲和畸变，一般只偶尔参与特定影像的画面构成，用来对特定人物的姿态与环境风貌做造型处理，以强化对象的高大、突兀、压迫感等效果。

在本片中，导演大量使用低角度仰拍镜头来拍摄这群社会中的底层小人物，并将这一手法贯彻影片首首尾，并非是要制造他们的高大形象，摄影机在低角度中拍摄人物时采取了中规中矩的正面或侧面对准人物的方向，这样就避免了影像的扭曲变形和镜头的主观化，而使镜头保持了一种观众的客观视点。

这样的镜头拍摄方式在画面中制造出了一种舞台效果，导演仿佛是要给这群被社会遗忘，被时代抛弃的底层小人物们一个舞台，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精神追求。

而镜头的视点则恰恰保持了一种坐在电影荧幕前面，仿佛坐在这个舞台下面的我们观众的视点。

如在影片的片头部分，以持续两秒钟的内银幕开场，仿佛是话剧开场前的暗场，这时画面中已经出现人声，开始了人物对话，接着画面开始亮起来，出现了一男一女两个对话的人物并排站位正面面对摄影机的中景镜头，低角度镜头中的二人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和一定的空间，但导演把摄影机仰角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了影像的过度变形，中景中的人物并没有给人非常高大或带有压迫感的形象，而是观看舞台人物式的一种感觉，使视点与人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人物所处的环境是在一个与舞台相似的平坦开阔的地方，一个废旧工厂外面，人物后面的背景是导演有意选择的，背景是一间有着两扇巨大屋檐的废旧房屋，人物站在房屋的正前方，在低角度仰拍的镜头前，这两扇屋檐正好分别处于两位人物的肩头，像一双张开了的翅膀。

历史的车轮辗过，让这双破败的翅膀再也无法载着昔日的工厂翱翔了，而对于这对正在谈判离婚事宜的夫妻来说，这双背景中的翅膀又成为暗示他们劳燕分飞的一个象征。

仔细看来，这两扇屋檐中，挨着男主人公一面的屋檐是破败的，只剩了空的钢架，而挨着女方这一面的屋檐则是完好可以遮蔽风雨的，这一细节也暗示了这二人在生活中、在这场离婚谈判中以及在影片叙事即将展开的二人对女儿抚养权的争夺中的优劣势地位，为后面的叙事做出了铺垫。

这一背景的选择与利用以及与人物形成的一种叙事关系都与舞台背景的作用与效果相似。

本片中贯穿始终的，执着的低角度仰拍镜头为影片叙事提供了一种舞台式的间离效果，对于影片处理现实主义的题材来说，起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意想不到的特殊艺术效果。

二、景别的选择与叙事表意景别与对象的关系是电影镜头构成的重要部分，不同景别的选择具有不同的画面表现力与叙事功能，在本片中，导演充分利用了不同景别的功能与效果来构图和叙事，使影像的话语功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例如，在影片的片头部分中，镜头利先用中景呈现画面中并排站着的两个人物，根据对话可知，二人正在进行离婚谈判，中景使我们既能看清二人的面部表情又能看到人物形体上的神态和动作，同时也交待了废旧工厂的环境场景，便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二人对离婚这件事情的态度以及二人之间的关心矛盾。

接着镜头根据对话的内容进展，改变了景别，当小菊提出孩子的幸福问题时，镜头忽然跳至近景，使小菊说话时的面部表情在画面上更加清楚的凸显出来，起到了提示和强调的作用，提示了叙事的重点所在，使二人关系的矛盾在画面中逐渐凸显起来。

接着是陈桂林的近景镜头，镜头中凸显了他脸上坚定的表情，面对小菊的质疑，他内心充满了坚定的信心，认为他心爱的女儿会跟着他并且会幸福，如此，关于幸福的问题开启了影片的叙事。

接着，俄罗斯名曲《三套车》的音乐声响起，画面转入送葬场面，镜头先用中近景展现奏乐队伍的整体，接着切为近景，分别聚集两位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陈桂林与淑娴，交代他们在雨中卖力演出的情状，接着镜头切为远见，交代人物所处的大环境，在一块荒草丛生的空地上，矮墙背后露出两座高耸的大烟囱正在冒烟，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中显得非常渺小。

接着镜头再次切为小全景，使画面中众多人物之间的关系与人物的位移、动作得到了完整的展现。

这一叙事段落结尾，影片再次转入远景，一大片荒凉的空地上，前景中死者的祭坛与后景中的两根冒烟的大烟囱形成一种画面张力。

镜头中两次大远景的展示具有很大的暗示力，大烟囱是那个工业化时代的象征，就如片中人物所说“烟囱比楼多”，这个场景中所展现的既是一个老人的葬礼，也可以象征整个大工业时代，以及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葬礼。

在影片的叙事中加入了一支关于烟囱的线索，在影片的最后，两根巨大的烟囱作为工业时代的记忆，在人们无奈的留恋中轰然而塌，摄影机在远景中仰望送别烟囱的人群，尘土在镜头前升起，遮蔽了人群，工业空间的摧毁暗示了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丧失，历史变迁的大潮将渺小的个体淹没其中。

这里，影片充分利用了不同景别的功能与效果进行选择与变换，使画面构图有力地辅助了叙事中矛盾的凸显，并使故事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扩展。

此外，景别的选择也与叙事空间和话语权利有很大的关系，特写与大特写的镜头使人物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空间，将镜头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人物身上，给人物充分的话语权。

而在本片中，镜头几乎没有用到特写或大特写，镜头的景别配合摄影机的运动形成了一个关于剧中下岗工人社会位置的有效视觉表达。

在景别上，他们被限定在一定的画面空间之中，无法占据镜头画面；在镜头运动中，水平移动镜头任人物在右侧入画、左侧出画，不去干预故事中人物的命运，也使人物无力掌控镜头。

如影片中有多处拍摄人物在巨大的废旧工业建筑中穿行的镜头时，采用了大全景水平移动镜头，刻意把巨大的废旧工厂建筑展示出来，让人物在画面中显得渺小，在巨大的建筑中出现，又在其中消失，人物与镜头的关系作为叙事中的驱动因素在本片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三、水平运动机位的悖反与创新本片的影像主要是在低角度仰拍的固定镜头与低角度仰拍的水平运动镜头里完成的，在镜头运动的方式中，水平移动的镜头最具机械特征，它不能伪装成人眼自如地观察事物，所以导演们一般都要慎用水平移动镜头，通常只出现为恐怖片的鬼视点。

而《钢的琴》中则有大量的镜头运动采用了水平移动方式。

不论是表现人物在场景中运动的画面还是表现人物在固定位置中的场面，导演都执着的采用这种单一的运动方式来表现，并配合水平上的场面调度，以这种看似简单的但却是非常大胆的艺术尝试创造出了一种丰满有力的艺术表达。

水平移动的运动镜头与场面调度强调一种画面的“扁平感”和空间的封闭性，导演利用这一效果来进行画面造型，在较适合水平移动的运动镜头的短景深或无景深场面中，摄影机用水平移动镜头从与人物移动方向成90度的侧面来横移跟拍人物运动。

在演员的调度上，刻意采取了从右侧入画，从左侧出画的走位方式来配合这种镜头运动方式的叙事需要。

本片中的低角度水平运动镜头在画面内成功地创设出了一种观众的在场感，从而使镜头的视点呈现出既与片中人物亲近，又保持一种观众的冷眼旁观效果。

而在大景深场面中，摄影机则采用了固定机位的长镜头静止或推拉来表现人物在景深场面中的纵向移动，塑造了一种纵深的空间感。

影片将水平移动镜头画面与固定机位长镜头画面交替剪辑在荧幕上营造出了一种垂直十字交叉特殊画面空间效果，这种空间是一种限定性的空间，是限定性视点下所能看到的空间，这样拍摄方式的选择体现了导演对本片题材处理时所持有的一种态度。

导演张猛出生在东北的工业区，在那个环境中长大，他熟悉那里的一切环境与那里的下岗工人们，他和影片中的小女孩陈小元一样体验了那个时代的剧变，张猛的影片关注现实、关注底层，但他的重点却不是批评，他热爱那片老工业区，他崇敬那时候的老工人，怀恋那段工人阶级在社会中占据主人翁地位，热火朝天干事业的社会主义岁月。

导演采用这种限知视角，尽量少的干预题材，在影片中营造一种充满温情的诗意来避免现实主义的苦情，将观众的目光引向对那些处于现实困境中的普通人的内在精神的注目上，体现了导演内在的一种人文关怀。

如影片第一个段落中，镜头利用轨道在低角度仰拍镜头中展示故事发生地的某一条破旧的街道，然后镜头水平向右匀速移动，逐一展现人物，街道对面先掠过片头出现的几个奏乐工人，接着在镜头中近景中，骑在摩托车上的男主人公陈桂林从右侧入画，接着是第二个人物女主人公淑娴入画，人物在镜头中依次登场后，镜头接到表现陈桂林骑摩托车回家的场景上，镜头在水平横移侧面跟拍与固定长镜头之间交替，在画面中塑造出了垂直十字交叉的限定性空间效果，让观众明确掌握了陈桂林的运动轨迹，镜头中布局有序的工业建筑群也让观众熟悉了陈桂林所处的城市的环境状况。

第一段落通过陈桂林往家中窗内望的动作与画面上响起的钢琴声实现转场，画面剪辑到小元在红布帘内弹钢琴的推镜头，这一段仍然使用了水平横移镜头与固定推镜头的交叉配合，镜头在小元和陈桂林之间呈现出距离感和限定性的空间，通过镜头的操作暗示了剧情中陈桂林无法触及小元的音乐梦想以及掌握小元的成长空间的叙事线索。

四、声光色的能指渲染本片由于受到资金限制，影像画质与音响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但导演在画面构图上的独特造型与配乐上的精心选择则足以弥补这些不足。

本片结合影片不同段落的叙事节奏选取了多首五、六十年代的苏联、东德流行的社会主义音乐来烘托气氛，这些极具时代感和社会主义特色的音乐容易引起观众共鸣，使影像的时代特点一下子凸显了出来，同时也渲染了人物内心的情感。

如陈桂林和他的朋友们聚到一起，各司其职的合力造琴段落，配音欢乐的节奏渲染了片中人物内心的兴奋感，影像中的场景在配音的烘托下也使观众感到仿佛又回到了那些欢乐的音乐所属的那个年代。

本片画面影像采用了一种怀旧的冷色调处理，人物的着装上面，只有淑娴有粉红色的大衣与大红裙装，而她那一群人中的唯一一位女性，也是在陈桂林挽救女儿的一系列行动中对陈桂林的支持与鼓励最多的人，是她帮助陈桂林度过了影片本文中那一段艰难的日子。

所以她的着装提示了她作为整部冷色调影像与影片叙事中的一个亮点的特殊性。

在影像布光方面以采用自然光为主，以配合其现实主义题材叙事的需要，在叙事中插入的几处超现实主义镜头中采用了不同颜色的人工的顶光来造型，如偷琴失败后的第一次超现实主义段落，导演使周围环境在一片黑暗之中，以示暂时逃离惨淡的现实，而安排一束白色的顶光投射在那台令人纠结的钢琴上，偷琴者陈桂林坐在钢琴前动情的弹奏着，渐渐将刚才偷琴失败的尴尬与失落驱散出去。

白色人工光和缓缓飘散的雪花营造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情境，黑暗中顶光的投射便于表现人物的整体行动，不易造成画面形象的变形，能够造成人物与周围环境的分离，使镜头表现的焦点投注于人物自我的精神状态当中。

本片中的人工顶光运用起到了渲染诗意气氛，表现人物内心情绪的重要作用。

影片《钢的琴》中镜像话语的特征体现了导演对现实的一种特殊理解。

运用一系列反传统现实主义的电影语言来表现现实，特写了张猛对工人阶级精神的一种深切理解。

影片以一种积极乐观、充满喜剧幽默与诗意的“语调”来讲述这个现实悲剧故事，导演让我们看到了“钢的琴”所象征的工人阶级在没落中自我救赎的精神。

《钢的琴》是一部由张猛执导，王千源和秦海璐主演的喜剧电影。

《钢的琴》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女儿的音乐梦想而不断艰苦努力，最后通过身边朋友的帮助用钢铁为女儿打造出一架钢琴的故事，通过小人物幽默与艰辛，展露一段感人至深的亲情和友情。

这是一部有生命的电影，小人物大梦想。

上世纪90年代初，东北某重工业城市。

原钢厂的工人陈桂林（王千源 饰），终日为生活奔波。

他的妻子小菊（张申英 饰）离家出走，投入有钱人的怀抱。

婚姻失败、事业无成、养儿无望，桂林四处筹措买钢琴，一心要将女儿培养成钢琴家。

当所有的方法都无济于事的时候，桂林翻到一本关于钢琴的俄国文献，于是在早已破败的厂房中开始了手工制造钢琴的征途。

导演用平民化的中国式黑色冷幽默反映社会现实，笑中带泪！

影片不光有对生活无奈的戏谑和自嘲，更是对一个逝去的时代，一批旧人缅怀和追忆。

对于现实也许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但只要努力过，制造不了风景线，也能留下一段自豪的回忆。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也就我呗，二了吧唧，你干啥我跟着你干啥。

”“你二吗？

”“就你看我不二呗”我对片子这几句东北台词印象特别深刻，大概是我听过的最真实最朴素的爱的告白。

一《钢的琴》于2011年7月15日在国内首映，导演张猛，故事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主要故事情节是：主人公陈桂林系钢铁厂的下岗工人，下岗后组织了一支乐队谋生。

其妻小菊找到了一个卖假药的商人，准备与陈桂林离婚，并提出要女儿小元的抚养权。

陈桂林一心想培养小元弹钢琴，谁能给女儿一架钢琴成了夫妻俩争夺抚养权的关键。

为此，陈桂林先是四处借钱不得，后又计划偷学校的钢琴失手，最后他集结起昔日的工友，按照以前厂图书馆的一本俄国文献开始制造一台独特的“钢的钢琴”。

虽然最终“钢的钢琴”制造成功，但陈桂林还是把小元的抚养权交给了妻子小菊。

电影的题材涉及到中国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及相关人员。

这个群体非常特殊继而非常敏感，其“得势”与“失势”，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具有某种程度的暗合。

昔日产业工人中的大部分在经历变革后，被削弱了原先对组织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经济资源的占有，换言之，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步下降。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后，逐步形成了党/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格局。

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战略是重工业优先以实现现代化，社会结构在宏观上简化为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干部，即“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构造，国家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

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逐步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让渡给社会或市场，催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改变了原先各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原本的“工人阶级”也逐渐开始分化。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新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一是实行“抓大放小”，二是实施“减员增效”。

“抓大放小”，即把原来小型的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改制成为非公有制企业，原来企业中的职工，或成为私营企业的雇工，或下岗待业，进入失业阶层。

“减员增效”则直接导致了大规模产业工人的下岗。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要讲好产业工人的故事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钢的琴》之所以值得分析，就是因为导演张猛讲述故事的方式让人眼前一亮。

《钢的琴》中，导演让观众看到了产业工人遭遇的困境，但每段故事的设置和讲述，都使用了一种哀而不伤的、甚至是乐观昂扬的方式。

电影中历经下岗再就业的产业工人的形象不是处于被同情的、需要救济与帮困的低位，更多的镜头叙事用于展现产业工人昔日的风采：从事着未被异化的劳动、有知识懂文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电影的开头处有一场戏，是陈桂林的乐队为丧事演奏，一开始选择的音乐是《三套车》，后来葬礼的主办人说《三套车》太沉重，要求乐队换一个喜庆一点的曲子，乐队中的一个成员解释道，《三套车》的沉重正好符合丧事的氛围，但主办人依旧坚持要换音乐，于是乐队就开始演奏《步步高》。

这场戏或许隐喻着产业工人阶级从历史舞台的中心隐退，逐渐被历史遗忘、埋葬的过程。

在金钱主导的逻辑中，产业工人丧失了话语权，丧失了自主性。

导演叙事的乐观体现在，影片营造的情绪并没有停留在哀伤之中，当观众沉浸于《三套车》悲哀的情绪中时，把哀歌换成了喜乐，整个影片的氛围一下子明亮起来，暗示着陈桂林这样一批产业工人面对生活依旧乐观。

陈桂林为了获得女儿的抚养权，四处借钱买琴碰了壁，于是组织自己昔日的同事和朋友，准备一起去学校偷钢琴。

偷钢琴之前的动员方式是大家在一起吃饭，陈桂林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动员讲话：“……咱们今儿喝完以后，争取都干一番大事业。

”“动员大会”之后，一桌人开着卡车准备偷琴，一路上还都唱着欢快的歌曲。

这些片段中依稀可见往昔产业工人们无所畏惧、慷慨激扬的精神面貌。

最后的结局自然是偷琴未遂，一桌人都被公安局拘留了。

这时候，导演的处理方式非常诗意，公安审讯的一段并没有展现，替换成了在黑暗中，一道光束照耀着陈桂林和一架钢琴，陈桂林独自演奏着钢琴曲《致爱丽丝》，光束下雪花纷纷扬扬。

一曲奏罢，镜头切回到公安局，校方决定不追究责任。

如果导演的设置是让陈桂林坐牢，女儿因此跟随母亲，恐怕会赚取许多同情与眼泪，可见，同情与眼泪并非导演的意图。

剧情继续发展，陈桂林决定自己做一把琴。

在陈桂林决定做琴到真正开始做之间的一段叙述中，电影的展现了昔日产业工人的文化涵养，也为做钢琴的可行性做了铺垫：在陈桂林以前工作的工厂里，有工人图书馆，他在里面找到一本俄文图书《钢琴制造》；以前厂里的技术工人，人称“汪工”，是一个留苏回国的工程师；与陈桂林关系甚好的女工人淑娴，会弹钢琴，懂俄文，喜欢唱俄语歌曲。

导演塑造了一批有文化的产业工人形象，“教育为工人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曾经这些都不是一句空话。

陈桂林又一次动员起了身边的朋友，开始做一台钢琴，由于找不到好的木材做钢琴，加上他们以前都是钢铁厂的工人，对钢比较熟悉，因此，陈桂林决定做一台“钢的钢琴”。

汪工负责设计师，陈桂林和朋友们各司其职，重新干起了自己熟悉的手艺活儿，电焊、油漆、机床、吊车。

就在工作顺利展开的过程中，发生了2件事情。

其一，是工厂的2跟烟囱面临定向爆破的命运，许多工厂老工人联名上书希望保留烟囱。

汪工为了保留烟囱，动足了脑筋，想出了数十种烟囱的改造法，改造成长颈鹿或火箭模样的雕塑、改造成蹦极台、在烟囱上面种绿化，等等。

最终，烟囱依然没有保留。

爆破那天，工厂昔日的职工都去“见烟囱最后一面”，陈桂林再那里分发香烟，场面的感觉十分悲壮。

烟囱的不复存在，意寓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这批产业工人都是亲历者。

第二件事是导演借着陈桂林妻子小菊的口，说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算你把琴造出来，女儿也不会跟你。

”是的，陈桂林似乎也明白，钢琴不过是一个物质欲望的表征，在女儿的眼中，谁能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她就跟谁，钢琴可以造，那么其他的东西呢？

陈桂林决定放弃女儿的抚养权，同时回到车间里对大伙儿说：“钢琴不做了”。

导演可以选择把故事说到这里为止，女儿小元从此跟着妈妈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而陈桂林和他的朋友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

但故事还在继续，最动人的故事在电影的结尾。

最终陈桂林决定将做钢琴的工作进行到底。

钢琴造出来了，在热烈的西班牙歌舞《斗牛》的演出中，做完的“钢的钢琴”被缓缓推出。

歌舞营造出来的狂欢氛围，意寓着作为劳动者的产业工人同时也是劳动和劳动成果的享受者。

在知道了自己时代的终结和小元的离去后，大伙儿再次团结起来的向心力完全是非功利性质的，在做钢琴的过程中，大家富有激情地挥洒着汗水，所有的人都感到了集体劳动的快乐。

二《钢的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影像纪录。

在如今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中，类似《钢的琴》这样表现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中国（人）的电影非常缺乏，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大都被官方的和商业的话语所垄断与遮蔽。

不可否认的是，要描绘出当代中国（人）的面貌是一项异常艰难、太过繁重的工作。

新时期以降，中国社会面临经济、文化、社会形态的巨大转型。

中国或主动或被动地被逐步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因之出现了一系列世界之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和失业浪潮；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上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古老的农民经验与正在生长的市民经验、本土经验与全球化经验混杂，使得对经验的描述和评价变得无比复杂。

尽管要创造有效的影像表述困难重重，但是，这不能成为中国电影和导演们回避和拒绝表述的一种借口。

一方面，占有更多市场资源的导演们放弃了严肃的思考，创造出许多天马行空的“传奇”和“神话”，并且振振有词地辩护说：生活已经太辛苦，观众需要的是带来快乐的电影。

另一方面，现如今的中国的影产业，由于偏颇的制度设计和有失公平的市场环境，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艺片和独立电影，因为资金或者题材的原因，无法顺利地进入体系中：首先，在制度设计方面，且莫说影片审查制度带来的禁锢以及难产的电影分级制度，单是放映制度方面就存在些许不合理。

放映制度中规定了必须是35毫米胶片或者是高清摄像机拍摄的电影才能进入院线系统，换言之，许多用DV机、16毫米胶片拍摄的电影无法公开放映。

这对于投资不够无法使用昂贵拍摄器材的剧组，以及坚持粗糙画质风格的导演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其次，当下电影放映的操作模式当中存在某种“法西斯性”。

这种“法西斯性”是资本与行政权力“合谋”的结果。

院线的放映场次是有限的，放映时间分为黄金档与普通档，院线会给“名导演”的“商业大片”安排更多的场次，并安排在黄金档播出，对于类似《钢的琴》的电影，院线的预设就是此类电影没有观众，然后就安排在上午、下午等观众相对冷清的档期，场次也不多，整个放映周期短。

许多“小片”收不回制作成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商业大片”、“小成本制作”来命名电影成为了主流，在当下中国电影的语境中，投资金额和票房收入越来越成为讨论电影时必然出现的高频词汇。

媒体津津乐道地说着大片精致的画面和场景、逼真的电脑特技、强大的明星阵容、豪华的首映式、不间断炒作的花絮绯闻，自然还有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的投资金额和票房收入。

此种市场引导有它非常可怕的一面，它将电影承担的文化功能导向休闲和娱乐。

在这样的文化功能逻辑下，力求真实的纪录、严肃的思考和探讨、厚重的历史感，将在何处安放？

此种将文艺导向娱乐与休闲的立场，是无知，抑或居心叵测？

三社会学家沈原在他的书中写道：“重建的中国社会学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

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这样一来，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变形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那一类的手艺：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

”其实同样的困境在文艺中也存在。

文艺究竟应该表现什么？

要说什么样的故事？

《钢的琴》可能是一个尝试，一种努力。

至少，它严肃地干预社会，它拒绝用“他者化”的眼光看待历史，它愿意为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代言，他给我们展现了一段至今没有论断却被回避讨论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在“社会主义实践”时代中生活着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在日后的改革中究竟谁付出了代价、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文艺的一个功能，是提供一种社会和生活的想象。

当许多人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只剩下一个资本主义式的图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停止追问，你要去的是哪一个资本主义的未来？

在中华民族奋发崛起的道路上，我们走到了今天。

“毛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行了三十年，逐渐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的能量，最后为资本主义市场路线所取代。

这后一条路线，在把中国推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之后，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

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干柴遍布，危机四伏，濒临分裂。

” 我们太需要一种新的想象未来的方式了，而在这种想象的建构过程中，文艺不能怯懦地退场。

好的电影有三种，一种是向观众生动地展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从而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一种是向观众描绘一个他们非常熟悉的世界，从而让他们获得共鸣；第三种则是带领观众探寻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很熟悉的世界，却在里面发现了自己不曾发现或者一直忽视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往往就存在于观众的内心世界里。

钢的琴对于我来说，属于第三种。

我来自东北，从电影的开始，里面的画面就和我成长过程中的记忆无缝衔接。

在灰暗的天空下，笼罩着那几年灰暗的东北。

我们这个国家，曾经效仿那个已经解体的红色帝国，而东北则是我们这个国家中效仿的最像的。

和那个红色帝国一样，东北曾经享受过大工业时代communism式的辉煌，在巨大，火热，钢铁，坚硬，集体，纪律，统一，朴素等等这些关键词的定义下社会，构成了一种奇妙的美感，这种美感来源于那个时代里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对于自然和世界突如其来而又虚无缥缈的自信，这种美感代表了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进行征服和控制的内在欲望，这种美感也代表了我们对于往昔传统的一刀两断和平地再起，最后，这种美感是建立在一种有意识无理性的群体无知状态之上。

可是这并不是东北的全部，在这种看似机器一般的美感之下，在人群当中，在轰鸣之外，也孕育着一种反机器，反工业的美感。

人与人的关系不光是同志之间的阶级感情，最朴素的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男女，仍然像结实韧性的蔓藤一样穿插进钢铁机器的缝隙当中自由的生长。

人们热爱歌唱和表演，热爱诗歌和朗诵，男人爱漂亮的姑娘，女人喜欢帅气的小伙，特别是在机器生锈，厂房失修，道路破败，大厦将倾的时刻，人们仍然在焦虑中寻找着幸福。

在东北，快乐的成本很低，几瓶本地的啤酒，一顿街边的烤肉，或者是，孩子去他奶奶家了。

对了，孩子！

还有孩子！

孩子是什么？

孩子是所有的希望，孩子是 所有这些幸福的寄托，孩子是在灰暗的太空下永远不会熄灭的蜡烛。

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状况非常贫困的条件下，父母只要有可能，仍然会将子女的教育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这种教育不光局限在学校的正规教育，还包括了要花费更多金钱和物质的才艺素质等等。

通过教育来改变子女和家庭的命运，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父母的唯一选择。

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陈桂林和他的前妻，以及秦海璐都是高度统一的。

然而，一代人只能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也只能有一代人的能力。

多年严格的计划经济训练，已经剥夺了一个人最基本的在自由市场中生存的能力，所残存的生存技能也是来自于计划经济时代所根深蒂固的手艺换饭。

工人阶级过时的自豪感往往成为了阻碍他们突破的最大羁绊，使得他们只能在追忆往昔荣光的同时无力的等待奇迹的突然降临。

套用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个词就是，他们都已经被制度化了(institutionalized)，每个个体都按照社会机器的一部分而塑造，成为一枚合格且专用的零件，当机器本身出现故障，甚至散架崩溃的时候，每一枚零件都仿佛是拥有着巨大的价值却毫无用途，这也是为什么马恩精心构筑的劳动价值论体系在浅白的市场机制面前显得那么的狗屁不通。

从宏大的层面解决东北的问题，不是我们有能力讨论的问题。

从个人层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往往却有看似简单的路。

我所知道的一个东北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离开东北，跑到首都去，跑到上海去，跑到广东去，跑到江浙去，跑到发达沿海省份去，跑到不是东北的地方去，正如他们的祖辈前赴后继的跑到东北去。

然而这看似最简单的办法，其实却有着绵延不绝的后续影响。

当一个东北人跑到外面的世界，很容易发现自己的格格不入，当自己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处事的训练与新鲜世界的游戏规则发生矛盾时，特有的东北人的自尊和执拗就往往会将自己的生存空间挤压的更加逼仄。

在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传说中，东北人不光面对着周围善意的赞许，也蒙受着自己与外界的疏离，并且逐渐形成了对外界的不信任和猜疑。

或许只有东北才是最适合东北人居住的地方，那里几乎几乎几乎就是天堂，至少天堂可以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

那一年我们除了GDP什么都有。

特别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看了一次，又一次。

纯粹是出于一种私密的情感。

也许，这是共同经历过国企改革的阵痛那一代工人，还有他们的孩子才能体会到的情感。

我出生在城市的工厂区，是一个地地道道工人家的孩子。

按时间来看，大概也就是影片中小元那个年纪。

我家周围的邻居也都是同一个厂的工人。

就像电影里的那些叔叔们他们穿着工装，下班后常聚在一起喝啤酒。

有时候打麻将，也来我家给我带好吃的。

常揉着我的头，叫我，丫头王。

小时候特别喜欢往爸妈的厂里跑我还记得那个厂房叫做“装配车间”这四个字是我这辈子认识的第一组方块字。

妈妈是开行车的，我总是喜欢爬上行车，踮着脚往下看看着很多庞大的机器在高高的厂房里被吊来吊去，兴奋的大喊常躲在里面看小画书，吃零食到了夏天，工厂里每天发冷饮我就一只只的接着吃，直到吃的肚子痛在厂区的花园里跟同学捉西瓜虫，采野果子演射雕英雄和新白娘子的剧情，追来追去都以为这样的日子是铁饭碗，不会有结束的一天日子就这么平淡的过去一直到爸妈退休我们厂开始改革，应该是我三年级的时候发现马路上到处开始拉条幅，啸聚着大批工人经常发生交通拥堵，从早到晚，吵的水泄不通。

先是妈妈不用去上班了，整条产线的机器都被卖了，行车也没有了。

她拿着128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整天坐在家里看电视。

爸没多久也被下岗了，到处出去找工作，可想而知是什么也找不到。

他整夜睡不着觉，抽着烟，点一盏昏黄的小台灯。

他开始学着发明各种东西，想自己做小生意。

我们家炸过油香，卖过咸菜他手上常常是切咸菜切出的刀口，还一下一下的往盐水里浸着。

有时半夜起来，看见他还在灯下学着画糖稀画。

我也不睡，就端着小板凳坐在旁边看画坏了的，我就拿来吃掉。

有一年暑假，爸买了一包酸梅粉，找了一个大的保温桶。

把酸梅汤用开水兑了，再加醋，加糖和一大块冰说要带我出去买冷饮，五毛钱一杯。

我乐颠颠的跟着烈日下，他用力蹬着三轮车把我和一大桶的酸梅汤拉到一个摸彩票的地方。

那时候的人还都傻，每次摸彩票都人山人海的。

一辆夏利还是摆在最高处的台子上刺激着贫穷的人们渴望暴富的幻想。

不知道是保温桶太寒酸还是为什么总之一下午才卖了4杯，两块钱。

就是这两块钱，我爸也没留住在我的满地打滚中，他给了我让我拿去买了一张彩票结果，什么也没中他又骑了8站路，把那一桶酸梅汤拉回了家。

那时候真是小，只觉得挺好玩，一点不知道生活有多么艰辛。

但更多也是因为，生活再苦，爸妈都从来没有苦过我。

他们在面对未知生活的巨大茫然和焦虑中依然最大限度的保证了我有一个物质丰富的童年。

很多孩子就根本没那么幸运。

有个女孩，比我小一岁，叫小琴，住在我家对面的楼。

她爸带她来我家玩，我们俩常为了一个娃娃打的不可开交。

小琴的爸妈下岗以后，他爸就开始不务正业。

在社会上跟一群痞子混在一起整天靠偷东西，收保护费生活。

开始打老婆，天天打，最后把老婆打成了疯子。

老婆疯了以后，他就很少回家有一次他忽然来我家，找我爸借钱。

我爸下厨做了两个菜跟他喝酒最后好像是吵起来了，他摔了我家一个碗。

从那以后，爸就给门上装了个猫眼。

叮嘱我说，他不在家的时候，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包括熟人。

小琴稍微大一点就离开了家，不知所踪。

偶尔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还能看到她妈妈，那个疯女人在街上游荡。

她脏兮兮的，因为常在垃圾堆里捡东西吃会对我傻笑，我也不敢靠近她。

完全看不出当年那个朴素清秀的样子。

后来，她开始和一个老乞丐在一起。

老乞丐大概有70岁以上，一只腿没了。

有时他们俩就那样坐在路边，互相喂东西给对方吃。

看着他们，似乎是很幸福的样子。

还有一对夫妻，姓方，住在我家楼上。

是有点文化的，当年在厂里是技术员。

下岗以后似乎也试了不少路子，始终没办法养活自己。

于是，妻子开始到处串门，跟大家推销一种类似私募基金的东西就是游说你把一笔钱放在她那里，每个月她就会给你高额分红他们夫妻一向给大家很好的印象。

于是，很多人都中招了，尤其是学校老师。

有给骗了几千的，有的是几万。

后来她所谓的分红渐渐赖着不给了，大家才报了警。

妻子一个人担起了全部的责任，被判了好多年她把剩下的财产都悄悄转给丈夫，让他带好女儿，等她出来这个案子在当时还上了电视，连我妈也接受了采访。

后来方先生就带着女儿搬走了。

据说，两年后他就娶了个新老婆。

方太太，那以后一直在牢里关着。

这样的人生，并不是传奇在我生活周围有太多这样的故事，残酷已经变的司空见惯。

一年的工龄只值几百块钱。

工龄几十年的人，拿了两万块钱就从此和这个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再无关系。

在国企改革前，他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工人，勤奋，善良这一场浩劫，毫无预警的把他们扔向了社会，脱离了赖以为生的母体。

而这时的他们，正是上有老，下有小。

国企的改革，影响的绝不止是一代人，更多的是这些工人的孩子们。

这一段艰难的年少时光大概会是他们终生不会忘记的阴影。

在钢的琴里，小元和我一样幸运，有个伟大的爸爸。

可是其它的孩子们呢？

我有很多同学就此退学，被扔到理发店去学徒，商场卖鞋，餐馆打工。

过早的成家生子，成为这个社会另一颗可有可无的螺丝钉。

本来，他们也许有机会和我一样，坐在办公室里，电脑前面。

当然，我的生活也未必比他们好多少。

只是，如果当初这一切来的不是这么突然会不会，他们的人生从此就会少一点遗憾呢。

我爸今年整60岁，而我，来到另一个城市也有4年。

他还独自一人，住在我们那个厂区的职工楼里。

当年的老工友们，也熬过了最艰苦的时光现在，仍然聚在一起打麻将，喝啤酒。

有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还是会叫我，丫头王。

他和电影里小元的爸爸一样，会吹口琴，爱唱苏联歌。

家里也还留着小时候他用厂里的零件给我做的各种玩具。

我很想感谢张猛，把这个故事拍的这么真实，动人也让我这个没心没肺的孩子回首看去时，才知道他多么爱我，为我，他付出了什么。

今年过年回家时，我要把这盘碟带回家，陪他一起看完。

然后买瓶好酒，亲自做一桌菜给他吃。

对他说，爸，我长大了。

认识张猛一年了，今晚重逢，他笑着说：“前两天翻工作照，发现咱俩还有合影，上次见面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当然没什么印象，我只是一个小记者，恰好喜欢《铁西区》，恰好是工人的儿子，恰好迷恋机床的汽油味、恰好曾在破败的电影院里斗殴追逐……恰好看了剧本很喜欢，恰好被派去探班……于是恰好在一张照片里，张猛说这话的时候，一如既往，盘腿在凳子上，他那三岁半的女儿玩着IPAD2 上的钢琴，旁边的制片教的曲子，正是《钢的琴》里最简单的那个曲子。

关于这部电影，很多人说过很多话，相信上映后，会有更多人说，我就不凑热闹了，只想记记流水帐。

去年夏天，应杂志要求去访问他，当时张猛住在周围都是进城务工者的城市边缘带的一个破招待所里，一路所见，都是端着搪瓷碗大口拨饭、大嚼馒头的面孔，当时就想，这到底是个什么导演啊？

到了他的房间，发现，原来剧组没钱，只好拼命开酒店空调，胶片就在空调下面……我们几个人哆哆嗦嗦在房间里扯淡。

那晚喝酒，他回忆起过去的生活，讲到在中戏的遭遇，讲到小时候对电影的迷恋，以及毕业后做舞台美工的不堪……那些故事说起来云淡风轻，听得我兴奋异常。

已我浅薄的采访经验，大抵可以得出结论，张猛是个人，不是人物，是个人，正常的人，只是恰好当了导演，想当导演。

中间出来去洗手间的时候，给秦海璐发短信，说“我喜欢张猛，这家伙真棒”。

秦海璐一如既往的语调回复了一条：“那当然”。

透着股子东北腔的骄傲。

瞬间，这种骄傲就感染了我。

也是那个晚上，看到了《钢的琴》，凌晨两点，剪辑的电脑还发烫，张猛和工作人员已经困得东倒西歪，我醉眼迷离…后来看完全片，首先问他，这片跟库斯托利卡有什么关系……他说，库是谁？

直到今年过年，他才和一群人一起看了《地下》，发现果然有类似味道。

不过，境遇是不同的。

张猛带着《钢的琴》剧本参加上海国际电影创投会时，其实是因为有免费机票和住宿，可以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转转，没想到拿了个大奖回去。

那个时候，他连酒店里上网都没钱，只赶插上网线搜到东西，立马拔了网线……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超级艰难的剧组，资金捉襟见肘，秦海璐“仗义疏财”，而张猛酒后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这片是拍给工人阶级的。

是啊，过去工人阶级是老大哥，短短20年光景，工人阶级就成弱势群体了。

如果你仔细看，不难发现片中诸多符号化的指代。

今晚再问他，这一年感觉如何，像梦吧。

张猛点点头，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部戏会如此艰难，但拍完后会有这么多人喜欢，第一次见面，他就说，如果再这么拍一部戏出不来，就不干了，回家陪老婆孩子。

现在，他终于不用这样了，但是他和制片、助理兄弟几人，因为这个戏累出了大病，他甚至得去韩国做手术。

晚上张猛讲到一个段子，拍戏结束后，想给崔永元看看片子，正好崔在东北，制片说，你得带点礼物啊，他花仅有的180块钱，买了两条烟，裹着塑料袋专程拜访……如今，崔永元说，把那钢琴弄来，留在他那，跟那些老火车头摆在一起。

一年过去，《钢的琴》放映满场，张猛自己都买不到票，只好站在过道里看，结果被工作人员驱赶……他说自己是导演人家也不信。

前段时间，有天晚上跟阿诺喝酒，这家伙醉醺醺靠在我身边说：《钢的琴》，就他妈是我理想中的电影。

我拼命的点头，对我来说何尝不是呢。

不是说影片有多好，只是想说，我们就想拍这样的中国电影，可以留在电影资料馆里，等到若干年后再放，依然能满场……这件事，想想就挺美好的。

…

越是这种中国特色鲜明、接地气儿的小电影越让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家长里短、生计奔波，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又不同于任何的人生活，却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电影究竟应该高于生活还是应该真实的反应生活，这是一个问题，杨德昌在《一一》里借莉莉之口说如果电影跟生活没什么两样，那还看电影干什么，过生活好了。

当然这个片子还是能看出来导演的发挥的，在台词和剧情上做了处理，甚至有些情节用了很荒诞的手法来表达，不过话说回来，生活本身就很荒诞，我们不自知，只是因为身处其中，如果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其他人的生活，一定很有趣但也一定会让你大失所望——原来我们是这样近乎浪费的过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的。

许多人说这部片子偏离了父女之情的主题，把更多的篇幅放在哥们之情上，我在看这部片子之前也是听说这个片子是讲亲情的，也做好了再多愁善感一把的准备，但是正如大家所遇到的问题一样，不仅没被亲情感染，反而被一些近乎哥们义气的东西打动了，当然算不上失望，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换个角度想，本来是冲着亲情去的，结果在亲情之外还意外收获了可贵的哥们之情。

片中两个女人倒像是点缀，但也必不可少，前妻执意要把女儿接走的咄咄逼人推进了故事的发展，情人暧昧不清的关系也折射出一个中年男人在面对婚姻困境和女儿抚养问题时的复杂心境。

不管怎么说，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偶然遇到这么一个好玩的电影，仍然觉得微风拂面。

与父亲、母亲、姑姑一起看这部影片。

片中《三套车》、《送别战友》、《山楂树》的老歌旋律一次次触动着我们的情感，我们几乎忘记了这部电影所有的突兀之处：被无端宽恕的小青年，被无端逮捕的季哥……但理智还是告诉我这部影片的叙事被剪辑得过于松散。

片中处处是东北钢煤锈带败落衰颓的象征——阴沉的天空、热电厂巨大的冷却塔、作为职工住宅的破旧的筒子楼、小区里无人过问的红砖烟囱、前厅摆上台球案子影厅放着香港三流电影的文化宫，还有随处可见的年久失修的厂房。

这一切汇聚起来组成了巨大的立体的布景，再加上凝重的沿水平方向缓缓推移的长镜头，向我们呈现出一副老工业基地的末日景象。

人们充满着辛酸的笑与泪，慢悠悠地生活着，只剩下过去可以骄傲，却不知未来在哪里。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陈桂林为女造琴的故事主线渐渐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他和他曾经的工友交流、调侃、争执、回顾往昔的情景。

同理，那两根标志性的烟囱也不重要了——工人的切身利益尚且不能保全，更何况它们呢。

不过是为死水般的生活提供一些谈资，为自己提供一个凭吊过去的理由罢了。

但我能说他们的心灵也被这平庸繁重的生活锈蚀了吗？

全片的最高潮无疑是陈桂林放弃女儿后重新聚集工友做钢琴的段落，此时影片一贯波澜不惊的长镜头终于沸腾起来。

陈桂林的小乐队演奏起《卡门》里斗牛士出场时那激昂的旋律，淑娴则身着艳丽的舞裙踩出弗拉门戈那热情的舞步。

与这一景象相交错的是沸腾的钢水、绽放的火花，钢水在季哥留下的翻砂模具里铸造成型，火花则焊出了钢琴的骨架。

他们专心致志地在这个已成废墟的车间里制造着最后一件产品，这产品凝聚着他们的汗水、意志与智慧，夹杂着对“老大哥”时代的记忆，还有一丝未曾消泯的对未来的期冀。

但现实却是，这架理想中的“钢的琴”发不出悦耳的声响。

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国营工厂的生活远非牧歌，现实里不光有高耸的冷却塔和烟囱，不光有转动着的车床、磨床、铣床，也有着老化的设备、管线，堆积着滞销物资的仓库，倾圮的围墙，它们是早已锈蚀了的“共和国长子”内心的真实写照。

当政策由东北转向沿海时，无数农民离开给他们带来了千百年希望与痛苦的土地进入都市谋求着莫测的工作机会，而他们几十年来所供养着的工人们则被逐渐挤到社会的边缘。

工人们被____抛弃了，正如几十年前____为了他们而抛弃农民一样。

而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除了对已化为废墟的工厂的记忆，他们一无所有。

结尾天车吊着“钢的琴”缓缓前行的长镜头是意味深长的。

操作员淑娴应该明白，在厂子还没黄的时候，那里悬挂着的是什么——那些使人仰视的钢铁铸造的庞然大物，就是这样被一件件吊入吊出，工人们用双手和头脑创造了它们，他们凭这些挣得报酬、荣誉与尊严。

而此刻，工厂的一切皆已腐朽衰败，仅剩的住宅也被一座座废弃、推倒，盖起商业楼盘。

淑娴所做的，正是陈桂林所想的，纵然女儿要远离这片失落的土地，跟随母亲去新的地方过未知的生活，他还是要叫住她在这架理想中的“钢的琴”上再奏一遍现实中奏不出来的乐曲。

这是他所能给予她的未来的最后礼物——一段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记忆，即使它并不真实，它依然能证明：她的工人父亲母亲们，活过、爱过、奋斗过。

先是一部《解救吾先生》，又一次注意到了那个其貌不扬的王千源；再一次是偶尔看到他出现在一个脱口秀访谈节目里面，对这演员多了几分了解，是一位用心、认真在做事的人。

《钢的琴》是一部由张猛执导，王千源和秦海璐主演的喜剧电影。

《钢的琴》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女儿的音乐梦想而不断艰苦努力，最后通过身边朋友的帮助用钢铁为女儿打造出一架钢琴的故事，通过小人物幽默与艰辛，展露一段感人至深的亲情和友情。

王千源因为这部剧获得了第23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20世纪90年代初 ，东北一个工业城市。

原钢厂工人陈桂林（王千源饰）下岗后，为了维持生计，组建了一支婚丧乐队，终日奔波在婚丧嫁娶、店铺开业的营生之中。

与此之时，妻子小菊（张申英饰）却不堪生活重负，移情别恋，跟了一个有钱的商人。

之后，小菊光鲜回归，要求与丈夫陈桂林离婚，并且要求独生女陈小元的抚养权。

谁能给女儿一架钢琴成了争夺抚养权的关键所在。

陈桂林希望将女儿培养成一名优秀的钢琴家。

为了得到对于女儿的抚养权，他忍受种种压力，多方筹措为女儿买钢琴的钱，在四处受挫无果的情况下，于是便决计铤而走险，和女友淑娴（秦海璐饰）以及当年钢厂的好哥们夜入学校偷钢琴，然而却又被人发现被抓。

当所有的办法都失败后，桂林偶然翻到一本关于钢琴的俄国文献，于是叫上伙伴们在早已破败的厂房中开始了手工制造钢琴的征途，最后在退役小偷，全职混混，江湖大哥，猪肉王子一群落魄兄弟的帮助下，他们造出一部“钢”的琴，一群男人为尊严而战。

爱情，友情与激情，幽默在不可能的任务中荒诞燃烧。

我出生在矿山，十二岁之前，认为许多事情是天经地义。

新结婚的两口子，需要自己打制家具，自筹木料，自己动手。

样式刻板，但整整齐齐的摆放在家里，好像拥有一支队伍，向新生活开拔。

节日里有福利的带鱼和鸡蛋，每一季度，父母会领来新的毛巾、手套、洗衣肥皂。

工作时发的午餐，间或有匮乏时期少见的煮鸡蛋和午餐肉。

每学期要看电影，至今仍然记得的是《宝葫芦的秘密》。

新年有花灯展，五颜六色，旋转的静止的，下方干干净净一块小牌子：某某车间或某某工区。

运动会、合唱比赛，文艺队和电视台。

游泳池一样的热水澡堂，下班的工人通体黢黑，只剩牙齿和眼珠。

灰色的宿舍楼，庄稼生长在河的一侧岸边和另一侧岸边。

夏天的夜晚永远是男人们女人们打牌，老人们孩子们叽叽喳喳。

我们没有兄弟，但拥有整座楼的“小朋友”。

学校里的一切潮水般蔓延回来，红领巾，军鼓，儿童节。

在爹妈尚未下班的钟点，楼下和小花园的世界熟悉且安全。

我们的父母工作在一座巨大的门的后面，地下或者地上，干净或者肮脏，一杯茶水或一盏矿灯。

我们的世界有一条路一座桥联通十七公里外的县城，在东面，我们一直以为，世界只有东面。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一切未必会永远那么的美好，甚至正如你想象的那样糟糕。

“工业”是共和国赋予我们的巨大的母体，一切孕育其中。

所有的困顿、丰饶、痛苦、享受，所有的两情相依、情窦初开、平淡一生或反目成仇。

发育的一切阶段，骨骼咯咯作响，骑着车横冲直撞，把硬币放上铁轨等待列车飞驰后留下的均匀的，薄薄的金属片。

在墙的外面，路的一旁，是农田标记的另一块版图。

只有在那里，冬天雪后满地的黑色泥浆才不至于陌生，只有在那里，夜班后大桥上的水饺和炒菜顺理成章。

“工业”有神秘的力量，创生或毁灭，在轰鸣的声场中，按时起床、按时死亡。

无法用谈论电影的方式谈论《钢的琴》，也无法以观赏故事的态度去观赏《钢的琴》，它幸运地讲述了某些人的生活，它也不幸的就是某些人的生活。

它是什么，无关紧要，它只是在恰当的时刻，识相地歌唱着C小调。

感谢淑贤阿姨，那正是我们青春期所有的阿姨。

漂亮，干练，清澈，永不退缩，向着悲剧。

感谢汪工，我们见识过那样的知识分子，谦和，顺从，一丝不苟，忍受并沉醉于生活。

感谢季哥，在我们的世界，雄性的力量和哲学，无非如此。

大烟囱轰然倒地，定向爆破，欣欣向荣的世界毫发无伤。

它的笨重与陈旧不合时宜，欲盖弥彰。

但它连成为一处伤疤的权利也不应享有。

掩埋，平整，新的建筑拔地而起，新的广场迎接翩翩起舞。

大跃进与此再无关联，回家的路与此再无关联，广播喇叭与此再无关联。

忽有一天，世界不再想当然，而且正如你预料的那样，无比糟糕。

是谁赋予了尊严，是谁又不动声色地将其没收。

农民的儿子们、孙子们进了厂，田园和村庄不再接纳牛羊，钢铁水泥的器官刹那间布满共和国的角落。

毛泽东的婴儿们改造着自身的血液和基因，“创造一个新天地”。

一九九八年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在我所出生的地方，鞭炮的声音都被严格禁止，但仍旧有无数的人，为了获取那种声音不惜高额罚金当作赌注。

当被宣判不再占有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自己动手制造。

“工业”幸运，在于他已经死去，“工业”不幸，在于他尚未完全死去。

随着一种体制的转换，一种财产的分割，一个全能的世界消失了，即使他衰老的骨骼千年不倒，千年不朽，也已经结束了。

连带着所有的困顿、丰饶、痛苦、享受，所有的两情相依、情窦初开、平淡一生或反目成仇，都结束了。

别再使用“挽歌”去做无所指的形容，如果你看见过下班后，无论怎样尖叫轰鸣的机器都会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