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

《我不是药神》这部极具话题性的影片，片名曾一改再改，中国药神，印度药神，生命之光……在筹备时漏出的只鳞片爪，已为它早早赢来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称号。

与其说是片方的宣传噱头，不如看作市场的期望和为它预支的赞誉。

毕竟这类与民生息息相关又颇具争议的敏感话题，在娱乐至上的影视行业向来少有人愿意触碰。

现在看来，这部影片的主创们以过人的勇气负重前行，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主角程勇，是一个在上海弄堂里倒卖印度神油的小店主，并非身患绝症的达拉斯牛仔，原本不会有“如果还有明天”那种末路搏命的赌徒心态，然而编剧赋予了他足够的冒险动机。

作为升斗小民，他的生活已经沉到谷底，无以为继的小买卖，急需手术的老父亲，咄咄逼人的前妻，割舍不下的儿子，一切都在催逼这个潦倒的中年男人放手一搏。

吕受益的出现给程勇指明一条生财险道，更由此逐步组建起一支小分队。

冷倔的黄毛默默干活最多，性感的思慧带来了高效的分销网络。

牧师的加盟既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又帮助程勇搞定货源的独家代理，还用他God bless you的口头禅给拍档们做心理按摩，为观众提供笑料。

他的身份与这帮人的行事构成有趣的反讽，让人想起古惑仔中劝陈小春信耶稣的重炮阿叔林尚义。

影片直到程勇收手转行之前的情节也恰如古惑仔式的浪漫历险，徐峥浮夸的演绎方式正适合这段漫画式的风格。

他纠集了这么一帮乌合之众，以其浑不吝的市井痞气，加上一点经商的小聪明，打出一片天地，既解决了自己家人的燃眉之急，又得以找回久违的尊严。

他在夜总会里扬眉吐气地向领班砸人民币的时候，顺便收获了一刻疑似爱情的心动。

比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本片不存在LGBT和艾滋病部分，也尽量弱化了病患与卫生机构的冲突。

现实题材的电影创作永远是戴着镣铐跳舞，编剧聪明地树立了假药贩子这个靶子，给主角带来第一波麻烦，也从侧面提醒观众药品审查的重要性。

王砚辉演了一个形象鲜明的反角，他扎实的话剧功底在不多的戏份中充分展示了这个奸商复杂的性格。

然而单以假药贩子为敌，不足以支撑影片立意，药企巨头及其背后的利益链条隐隐成为叩问对象。

吕受益的发病是关键的转折点，愧疚激发出程勇的良知，天人交战，他最终由唯利是图的商人转变成行善积德的勇士，与《辛德勒的名单》有相近的人物弧光。

虽然徐峥的表演习惯性流于表面，但剧本整体的设计和铺陈保证了人物每一步的行为都大体合理可信。

影片的表达手法比较克制，没有太过煽情，没有一味卖惨，反倒不断加入黑色幽默以中和沉重感，但由于题材和情节的原因，仍有好几处催泪的地方。

吕受益和程勇谈论做父亲的感受，他妻子对程勇口不言谢，仰首干掉大杯白酒，让人心旌激荡，周身暖意。

警察找病人调查假药时，那个患病的大娘替卖药人求情，句句发自肺腑，闻者动容。

值得改善的地方也有。

吃火锅散伙那一节众人的反应，略有些一厢情愿的刻意。

黄毛之死也稍嫌突兀，但在情绪升温和情节推动方面有其作用。

最后一段十里长街送药神，可以理解是升华主题的需要，不过在镜头语言的处理方面还可打磨。

一众演员都奉献了相当尽心的演出。

走出爱情公寓的王传君正一步步从当年的小鲜肉迈向准演技派，依稀有点年轻版王千源的即视感。

周一围饰演的警察爱憎分明，且有独立思考能力，无疑为人民公安的银幕形象大大加分。

谭卓的艳舞，杨新鸣的冷幽默，李乃文的道貌岸然，还有包租公宁浩的惊鸿一瞥，都让人印象深刻。

比比起优秀的剧本质量，和上佳的演员表现，剧组的选题方向和创作立场更值得赞赏。

影片在保证商业观赏性的同时，始终直面尖锐的社会问题，关注草民疾苦，在制造戏剧冲突的同时又艰难地维持住戏里戏外各方微妙的平衡，争取到了最大尺度的表达空间，主创人员可谓有勇有谋。

无谓将这部片捧上神坛，但就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艺术水准而言，在华语片进化史上应该占据一席之地。

影片把生产格列卫的合规企业作为主要反角，既是艺术创作的选择，也是适应审查的需要，毕竟批判资本家相对而言是最合理最安全的，不过未必公允，容易误导舆论。

经济学家早已普及过，并非药企一味赚黑心钱，而是经济规律使然，用于重大疾病的每一种新药，其研发成本动辄便以数十亿美元计，还要经历漫长的投入期，而且拥有独立研发能力的企业屈指可数，若无相应的回报，便不可能形成持续有效的循环。

生命依赖科技挽救，科技需要资本推动，资本全凭利润引导。

具体到中国，还要加上关税、渠道费用、以及其他难以厘清的成本，进一步将价格推上天，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无良奸商。

亡命天涯的张长林一语道破天机：“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 影片主角的原型陆勇，与银幕上的艺术形象相比，传奇性有过之无不及。

他34岁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60余万元。

后来他找到便宜十几倍的印度仿制药，不仅保住自己的命，还介绍给无数病友。

他曾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在看守所里度过135天。

上百名白血病患者为其上书请愿，检方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而撤销起诉，媒体更将其封为“药侠”。

云南省工商联都来请他介绍，与印度药企合作建厂，后来由于过多的商业活动以及牵涉假药代言，又引发媒体的质疑。

种种离奇的反转，折射出我们所处的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

无论陆勇的行事方式和动机如何，他掌控自己命运的勇气值得钦佩，经其牵线得以救命者不计其数也是不争的事实。

所谓病急乱投医，重症缠身的普通人不会关心经济学家说什么，也不会在意“药侠”赚了多少，他们只关注如何买到便宜有效的救命药。

患者和家属抗议药企的高价，诅咒着黑心的资本家，转身还是要抱团自救，寻找各种出路。

八十年代达拉斯的牛仔咆哮着“screw FDA”，穿越国境求助于墨西哥无牌医生。

二十年后腾飞的中国龙要同时处理污染、腐败、就业等诸多棘手的麻烦，遑论美国也头疼的医疗体制，无助的病人们只能寄希望于走私犯，西天取经般山重水远地带回印度象的山寨药。

这是多么讽刺的现实，又是多么真切的世界性难题。

印度政府制定了药物强制许可制度，基本相当于废除了药品专利，是以众多药厂能用低廉的成本迅速生产效力接近的仿制药。

然而这个被称为世界药店的国度，药品市场监管松弛，流程混乱，并没有权威的办法确定药企是否合规，因此全世界穷人将生命的希望寄托于南亚次大陆时，也要自行承担未知的风险。

而以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位置，为何不效法印度实施药物强制许可，则是另一个复杂得多的话题。

药品的注册监管是必需的，药企的高额利润也是合理的，病人的生存权利更是天经地义的，看起来这样的矛盾近乎无解。

程序的正义和人情的怜悯经常会发生碰撞，难寻两全之策，鼓励创新与普度众生如何并行，也有无穷争议。

影片最终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只是列出了鼓舞人心的事实。

违法者接受惩罚，当权者也做了该做的事，格列卫被多个省份相继纳入医保，受到挑战的制度不断完善，人文关怀在加强。

这是令人欣慰的结果，然而依然任重道远。

天地不仁，宇宙有法，人类在征服自然、创造文明的过程中也在承受代价。

折磨无数病患家庭的远不止白血病，各种癌症的靶向药价格仍是高不可攀，更多奇难杂症尚待攻克。

历史向前的驱动力往往来自于不安分守己的叛逆者，来自于人性的自私和欲望。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生命本能的力量都是难以阻挡的。

再孱弱的病体，再微渺的灵魂，也会在长夜里苦苦支撑，奋战求生。

鲁迅说，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有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人间就有光和热，虽然先行者本人可能会成为时代的牺牲品，燃成灰烬为人遗忘。

电影艺术的价值之一，便是以声光映画记录世间故事，撷取那些平凡而鲜活的生命所焕发的亮色，映照后来人的路，这也是本片可贵之处。

愿将天上长生药，医尽人间短命花。

一直是热爱看电影写影评的人，却在大学以后久久不再提笔。

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忙碌，家庭的牵绊，还有世俗了的心。

但是这都不影响我和我的另一半每周都会选择一部好片欣赏的好习惯。

这周，我们有幸遇到了"我不是药神“。

我简直不可思议，他与我这2年的真实生活如此之契合，让人仿佛时光倒流，过去的人和那些悲哀的事又浮上心头......还记得那是2016年的夏天，酷暑当头的日子，我的家庭遭到巨大的打击。

我的奶奶，一直健健康康，每天打几个小时麻将，还开开心心买全家菜的奶奶，倒下了。

骨髓瘤，白血病的近亲。

这种病，是疼起来要人命的那种，只要发病，每根骨头都要虫蛀一样挠心的疼。

我们家在中国的一个二线城市，找的医生、医院也是本地数一数二的，甚至血液科的排名在全国都在15之内。

可是，现实就是老人因为年纪太大，无法接受任何残酷的化疗手段。

除了各种止疼栓剂、药片以外，“专家”很隐晦的给我们一条唯一的活路，在医院附近的药房买一种瑞士进口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来那度胺”。

我们也不明白这种“专家”推荐的神药为什么一个三甲医院的药房没有，只能在附近“指定对的药房”购买，但是这在生命面前都不重要了。

我的父亲，二话不说，就去了药店。

我那时身怀六甲，在医院里焦急的等待着神药的救赎，不一会，父亲满头大汗的回来了。

他手里拿着两盒和一般维生素药片差不多大小的方盒子，神神秘秘的低头跟我说：瑶，你猜这药多少钱？

我说“：“管多少钱，救命要紧啊，大几千也要吃啊。

”父亲宛然一笑，“一盒五万九！

21颗，一个疗程21天就没了。

......”当时，我整个人都震惊的说不出话。

“这要是奶奶知道价格，是绝对不会吃了。

你千万谁也不要说。

这玩意还能刷信用卡，3秒钱不到6万就没了，真是快啊。

”父亲还调侃道。

“天价药”的事情就这样在我家开始了。

话说回来，药确实有效，奶奶各个数值都在往好的发展，疼痛也有所减轻，虽然存在一些化疗后的不良反应，但是命算是捡回来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贵。

我的家庭算是小康之家，父亲做点小买卖，也算有点家底。

但是这样买药，谁的钱也不是浪打来的，谁不心疼呢？

况且，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长长久久的问题人人都会盘算出路。

终于，在我勤学好问的父亲摸索探究之下，他发现了一条路——“去印度买仿制药”。

首先，这个想法，是大家病友都共知，只是没有出路，也没有人或家人去印度买，也不知道哪里买。

其次，我们跟医院的“专家”探讨过，专家的态度是默许的，也肯定疗效，但是真真假假，他也不可能负这个责任。

因为我是学英文专业的，怀着孕的我当时每天晚上都在网上找寻这个药的痕迹，出处，中国的、印度的、tb的、代购的。

最终，父亲跟我共同决定，他亲自去一次印度新德里买药。

前期工作是很繁琐的。

我那时已经提前一个月休产假了，还在与印度来那度胺的厂家email和电话联系，希望找到零售店，找到网上的印度新德里大医院，看是否能代为询症开药，而父亲就负责亲自办签证，准备奶奶所有的医院材料并找专人翻译。

就这样，不到10天，所有的东西齐全了，父亲就这样踏上了买药的征途。

父亲的行程是周五去，当天早上到达晚上即回，完全不住。

因为人生地不熟，况且他一句英文不会讲，更无心游玩。

而我就挺着大肚子在卧室里随时做好视频、语音各种翻译工作。

我们彼此都非常紧张，因为前期很多情况都不明朗，这次真的是孤胆英雄，凭着一股劲儿就说走就走了。

下了飞机，父亲按照计划就坐了一个电动三轮车直奔药店（药店是我们前期就从药厂里查出来的，而且印度药物管理很松，医院的处方也不需要）。

谁知道还没去就出幺蛾子。

三轮车司机看父亲是中国人，人生地不熟，将近40度的新德里的7月，突突突坐了40分钟还没到目的地。

（我在家用百度地图测过15分钟最多可到，父亲不会使用google手机地图）最终还是父亲强行要司机停下，电话给我，要我表达 多给人民币20元消费，要他马上送到。

结果就是这样，贪图小利的司机就是为了小小的20块，让父亲在印度一去就洗了个桑拿。

到了药店，父亲的描述就是，不可思议 ，这也是个药店。

分明就是个脏乱差的迷你杂货铺。

幸亏是之前和药厂联系过的地方，要不然真是不敢买。

准备好我写的翻译件，老板很快拿出了我们需要的药品。

价格在我和印度老板电话讨价还价后，果然让人惊喜——折合人民币1000元左右。

父亲虽然满头大汗，但亦是欣喜不已。

买了几瓶后，马上准备返回机场，在机场等待回程的航班。

结果又出问题了，印度的机场不到登机2小时不让进机场，还有拿枪的警察看着大门。

我们深深怀疑是怕人太多进去蹭空调，因为印度大部分没有空调这种东西啊！

想问个人附近有没有星巴克之类，吹空调等待一下，一问之，星巴克最近的在机场登机口......父亲都热崩溃了，也不敢随便晃悠太远。

新德里是又臭又脏，父亲是生于1961年，他居然说新德里比中国60年代还不知道差多远.......就这样酷暑中等待，终于还是安全的上了飞机，下飞机海关也没有查验（查验我们买的量也不多，属于个人购买，而且携带了相关医院证明和奶奶所有的材料，是合法安全的）一天时间，不到24小时，完成了买药的工作。

印度给父亲的印象非常不好，此生不想再去，但是以后需要买药他表示还是要坚持为奶奶续命。

药的效果证明与瑞士的，无异。

悲剧还是注定会发生。

药，毕竟是药。

并没有电影里说的那么神奇。

白血病也好，骨髓瘤也罢， 目前全世界依旧是不治之症。

存活率少之又少。

哪怕在药不缺的情况下，病人的身体能不能跟上这种化疗手段（这也算一种化疗），药长期服用会不会有抗药性，病人自身的体质、心理状态等等都能左右生死。

事实上，2017年7月31日，奶奶走了。

死于肺部感染。

人走了，其实药，并没有吃完。

可以说，到后期都没怎么吃了，因为不良反应已经越来越大，人已经非常受罪了，只能靠吗啡等止疼活着。

奶奶享年89岁。

也算是驾鹤仙登了。

但是，这次买药的经历，让我和父亲铭记终生。

这不仅仅是一次异国冒险，更是我们对长辈的浓浓的化不开的爱和不舍。

就像，你用力抓着的流沙，最终还是会随着时间，流逝在指缝之中，无力回天的无奈和悲哀。

没有吃完的药，父亲都转赠给病友了（尽管和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年时间大部分病友都已经去世了...），毕竟希望能帮到大家一点是一点，大家都夸父亲是个大孝子。

其实在父亲内心深处，永远还是存着一丝遗憾吧.....一部电影勾起我这段伤心的回忆，同是天涯沦落人，就像电影的老奶奶说的那样“谁能保证自己不生病？

谁能保证自己爱的人不生病呢？

” 药可以医人，可以救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爱惜自己的身体，在有限的生命里，好好爱自己爱家人。

此文写在2018年7月，奶奶一年后的忌日之前。

纪念，我深深爱着的奶奶，天上的您，问声好。

影片原型陆勇案之所以曾受到广泛关注，原因在于该案件的发生直接挑战了中国传统乃至普世价值中的道德观念——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众对好人好事抱有的期待始终是善有善报——然而行好事却反遭惩处的陆勇，却让维护公平公正的法律法规在本源上，与其制定的初衷产生了背离。

说白了，本案当中引人纠结气忿的矛盾关系，实质上是伦理与律法就公平问题出现的矛盾关系。

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本案造成轰动效应的缘由以及引发社会议题的价值所在。

然而，出于商业电影的噱头与戏剧化改编的需要，在影片最终的呈现中，原型事件里的核心矛盾关系却因为主角身份的调整而无形之间发生了转移：同样是因个人财力有限而触发的压力，原型陆勇救命的动机被主人公程勇生活上的拮据与家庭关系的失败所替换，沉重、原始的求生欲也因此被争取为父为子尊严的欲望所取代，变得轻浮而不再纯粹。

尽管这样让《药神》能够从普世的情感出发而触动观众，比其他近年来利用狭隘的民族自豪感或大国沙文主义等生硬元素来发动观众认同心理的华语电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但也暴露出了目前国内大部分影视工作者对现实生活依然普遍缺乏个性化、多元化的观察与捕捉，只能用雷同的人物身份与矛盾关系来架构戏剧冲突的事实：为什么绝症患者一定得是舞女、盲流、老人这样的社会边缘人物？

为什么不会是高校教师、记者、警察局长这样的舆论监督人与执法人？

为什么掌握执法权的警察局长必须要以「法不容情」的死板形象呈现？

现在还是20世纪60年代吗？

经由这般脸谱化的角色群像之间的矛盾关系，最终只能上升到「只有一种病治不好，那就是穷病」的自怨自艾，强行放大贫富阶级之间的矛盾，将反映社会痼疾、提出质问与解决方案的现实主义题材降格为悲戚而无用的愤青式呼号。

而原型事件中，由我国根盘错节的医疗服务系统与尚不健全的医疗保障体制造成的纰漏等种种因素，在影片之中则彻底失去了曝光：实质上，制药公司并非都是黑心商人，只不过大多数消费者并不清楚——他们购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第一颗药被研制出的代价是数十亿美金；而所谓的消费者用不起平价药，也并非一以概之的版权问题，而是我国出于鼓励新药开发而对专利的利益保护，使得我国并没有建立像印度一样为仿制药提供支持的法律制度，从而导致审评制度和标准上的缺失。

因此长期以来，比起印度等国，国产仿制药安全而低效。

编导在影片中过于简单粗暴地在患者同制造厂商之间建立起对立关系，用闹剧化的情节（打群架、制药公司经理旁听刑警会议等等）来呈现戏剧冲突，不仅令人难以信服，且难逃激化本已扭曲的行业误解的嫌疑，更说明了创作者们在剧作改编的前期缺乏对相关领域足够充分的调研，是不够专业的体现。

无怪乎有网友会发出疑问：「看完《我不是药神》，大家会想起《辩护人》、想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想起阿米尔·汗……但是我们看《辩护人》的时候，会想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吗？

看阿米尔·汗的时候，会想起《辩护人》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如此，就这条改编之路走下去的结果是，《我不是药神》并没有真正实践其作为影响力巨大的电影媒介形式对意识形态超乎寻常的宣传效力，如《天才枪手》、《摔跤吧！

爸爸》、《神秘巨星》那样，完成对观众基本价值观塑造的导向，而是回到了更早之前国产电影容易犯的误区——滥情之中。

程勇的浪子回头与大公无私式的救赎成为了影片煽情的最强点，政府最终一步步地完善、弥补体制漏洞的努力停留在冷冰冰的片尾字幕中。

药有真假、命无贵贱；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和差异；法律对社会秩序管理的责任理念以及法律本身的人文主义关怀……这些才是属于《我不是药神》作为一部现实题材作品原本应该普及的任务。

但即便如此，《我不是药神》依然能收获无数好评，成为了新千年以来，自《鬼子来了》和《无间道》之后第3部豆瓣评分破9.0的华语剧情片，再次证明了半年多以前我对《嘉年华》的论断：中国观众真的不需要电影，只需要题材。

「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这是亚里士多德曾留给世人久颂不衰的法谚。

而正是这锱铢必较的程序正义的理性，才是法律高于道德的动人之处。

最后，用原型案件中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的节选来结束此文吧： 如果认定陆勇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

1. 与司法为民的价值观相悖……陆勇的行为客观上惠及了白血病患者。

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两个方面，对社会秩序的保护从根本上讲也是维护人民的共同利益需求……陆勇的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国家对药品的管理秩序和对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但其行为对这些方面的实际危害程度，相对于白血病群体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来讲，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如果不顾及后者而片面地将陆勇在主观上、客观上都惠及白血病患者的行为认定为犯罪，显然有悖于司法为民的价值观。

2. 与司法的人文关怀相悖。

在刑事司法中，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孕妇或者正在哺乳期的妇女，在刑罚适用或诉讼权利、诉讼程序上，适用相应区别对待的规定，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所彰显的就是刑事司法的人文关怀，与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行不悖的。

本案中，陆勇及其病友作为白血病群体，也是弱势群体，陆勇的上述违反药品管理法和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为发生在自己和同病患者为维持生命而进行的寻医求药过程中，并且一方面这些行为发生在其实有能力难以购买合法药品的情形下，另一方面这些行为给相关方面并未带来多少实际危害，如果对这种弱势群体自救行为中的轻微违法行为以犯罪对待，显然有悖于刑事司法应有的人文关怀。

3. 与转变刑事司法理念的要求相悖。

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载入修改后的刑诉法，保障人权成为刑诉法的基本任务之一，与惩治犯罪共同构成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

从保障人权出发转变刑事司法理念，就是要重视刑事法治、慎用刑事手段、规范刑事司法权运行。

既要强调刑罚谦抑原则，真正把刑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的手段、不得已才运用的手段；又要严格规范执法，坚持程序与实体并重，严守法定程序，准确适用实体法律，坚持理性、平和、文明执法。

本案中的问题，完全可通过行政的方法来处理，如果不顾白血病患者群体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对陆勇的上述行为运用刑法来评价并轻易动用刑事手段，是不符合转变刑事司法理念要求的。

综上，陆勇有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的行为，如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39条第2款有关个人自用进口的药品，应按照国家规定办理进口手续的规定等，但陆勇的行为因不是销售行为而根本不构成销售假药罪；陆勇通过淘宝网从郭梓彪处购买3张以他人身份信息开设的借记卡、并使用了其中户名为夏维雨的借记卡的行为，属于购买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行为，违反了金融管理法规，但其目的和用途完全是支付白血病患者因自服药品而买药的款项，且仅使用1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从本案的客观事实出发，全面考察本案，根据司法为民的价值观，也不应将陆勇的行为作犯罪处理。

（文/杨时旸）如今，中国的电影圈谁还愿意谈及现实主义？

这个术语本身就显得过气、无聊、灰头土脸。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并不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风格被整体性地抛弃，而是在我们的环境中，它不得已发生了各种奇怪的变异。

在外力的挤压和自保的躲闪之后，中国的现实主义变得愈发塑料化，原本应该直面、凝视、具备痛感的作品变得遮掩、游移、裹满糖霜，人们已经不相信，当下，我们还能创作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那些充满粉饰和装点的所谓现实故事早已让人意兴阑珊。

而正因为如此，《我不是药神》才凸显了自身的价值。

它不抹彩，不涂粉，不抛光。

让现实主义重现粗粝的尊严。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记得电影背后的那个真实事件，那场引发巨大争议的审判涉及法理、人伦和生死，以及某种难以撼动的困境，但我们太善于遗忘，或许，遗忘是无助者抵抗苦难最简单易行的武器。

所以，那些苍茫又令人唏嘘的事件总被人阅后即焚。

我们慨叹韩国电影对于现实的映射，感佩印度电影对于现实的推动，但人们已经不太敢去奢求中国电影对我们身处的现实做出回应。

所以，《我不是药神》的口碑绝不只是因为电影本体，还关于它的道德勇气。

这个故事对于很多人物身份的呈现都是溢出成规的，也因此让人们感到惊喜。

警察，在此之前的电影中一直被谨慎地使用，以一种国家机器的形象，笼统地存在，象征抽象的正义，但在这里，周一围扮演的曹斌第一次出场，就以违纪的面貌出现，他殴打徐峥扮演的程勇，以小舅子为姐姐打抱不平的义气搅乱了派出所，这种犯忌的出场模式奠定了这个故事的叙事基调——每个人都是感性的、遵循于内心的，而不是理性的、受束于规则的。

这种混搭着朴素正义感、社会痞气和体制性规范的复杂形象，在中国近年的大银幕上并不多见。

而除此之外，《我不是药神》极其罕见的大面积长时间地允许一个牧师登场，当代故事中，中国的牧师和宗教系统是缺席的，即便出现也注定以小心翼翼的古板面貌，但是这一次，牧师像警察一样被人格化了，刘牧师是贩药集团的重要成员，信仰者，抚慰者——病友的自己人，说到底，他只不过是一个佩戴白色硬领的本分男人罢了，他把人们心中那些对于宗教不通人情的刻板印象彻底瓦解了，以一种柔韧的调试性化用了教义，只留下一个善良的核心，只要向善，一切行为是否符合规则与教旨都不那么重要。

这样的特征在所有人物中都是共通的——不止于警察与牧师——为女儿筹措治疗费用的刘思慧跳艳舞谋生；为病人谋福祉的程勇曾经的生意不过是兜售毫无疗效的神油；不吭不哈一直默默帮助大家的黄毛看起来像个标准的小混混儿；那个鼓动这一切开始的吕受益看起来猥琐又懦弱……所有人都在拼命掩饰自己的善良和柔软，竭力把自己表演得世故、贪婪、无情、坚硬，但他们比任何人都要纯真。

这样的表现方式是这个故事成功的基础，因为这些角色像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人。

而在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瑞士医药公司的代表，那个男人被塑造成这群善良者的反面，几次出场都被涂抹成冰冷的算计者。

某种程度上说，他担当了这个故事里的反面人物，戏剧冲突跷跷板上的另一端，这个人物的形象是暧昧的。

如果说《我不是药神》有什么问题，或许就是有关于这个人物形象的态度。

这部戏是感情驱动的，而不是困境驱动。

换句话说，故事朝前行进的动力是人本身朴素的良知，而对于造成那些病人困境的原由，并未做更深刻的追究，以此为基础，就需要有人站在良知的对立面，表演冷酷无情。

但是，瑞士药厂的这个代理商以及他所代言的势力，决不应该是被憎恨与鄙夷的。

这涉及到故事背后的另一重常识。

药物是商品，但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具备普通商品的属性但也具备人道主义物资的属性，人们在消费药物的同时，必然具备道德主义的诉求，但是，针对绝症药物的开发，需要高昂的资金和时间作为研发成本，在短暂的专利期内必须以高昂的价格进行销售才可以维系自身运转，如若不然，将没有人再会愿意对其进行开发。

从这个意义上讲，瑞士药厂不仅不需要批判，更需要尊敬。

因为那些生产仿制药的工厂之所以有药可仿，是因为有瑞士公司那样的机构首先研发出了正版药物。

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应该被认定为奸商。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这个角色能够呈现他的复杂与挣扎，而不仅仅呈现势利与冷漠，将会使一切更上层楼。

因为这个人本身也是困境中的一重。

其实，关于仿制药，也有不同的类型，WTO曾允许诸如孟加拉等欠发达成员国可获得发达国家医药产品和临床数据专利保护的豁免，可生产仿制药到某个规定的年限。

印度生产的仿制药有一些就是此类，而有一些则是另外的情况。

中国不在那个专利豁免序列中，所以中国的病人只能通过其他渠道购买便宜的仿制药。

而如此大规模的购买，过关，确实与现行法律相悖，这就是最大的困境，守法只能等死，搏命注定违法。

如果说，应该去拷问什么，或许是一个国家的保险机制，为什么无法涵盖这样的药物，以及怎样的社会机制才能让每一个公民无论健康还是患病，都能获得相应的尊严。

当然，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不能奢求中国电影完成这样的拷问，《我不是药神》将问题呈现，已经非常难得。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材方式，有情理法的冲突，看似尖锐却又能巧妙地避开意识形态的敏感，化作一个纯粹的情感故事，就像那位老人所言“谁家还没个病人?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得病?”它以这样切近于每个人的方式打动人，然后让人们沿着感情进入理性，自己进行另一段拷问的接力，完成一次微小的启蒙。

这故事中其实没有谁真的十恶不赦，也不应该要求谁必须慈悲为怀，所有人都是挣扎于困境中的求生者，无论是那些痛苦的患者，还是为打击仿制药而奔走的药厂经理，都是如此。

《我不是药神》的人物塑造不可避免地让人想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而其中患者与药厂的冲突又令人想到《每分钟一百二十击》，我们终于在国产电影中看到了我们自己的现实。

如今，现实题材的电影都要怎样小心翼翼啊？

《红海行动》里写到恐怖分子，都会绕开那些众所周知的国名，而虚构一个地球上并不存在的国家，写个犯罪故事，车牌上的简称都无法印上真实的城市简称。

而《我不是药神》大大方方申明这里是上海，让东方明珠在灰霾中露出剪影，让角色操起方言，在车牌上写着沪，直陈药厂就在印度……是啊，现实题材可以虚构故事、人物，但怎么能架空背景和地域呢？

哪怕单纯从这样的细节上讲，它都在让现实主义回归常识与尊严。

徐峥扮演的程勇以钱的原因入行，以情的原因重返。

说到底，这故事有关于一群犯规的人，在帮助一群被放逐的人。

同理心与良知让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

《我不是药神》以一种少有的悲悯让人看到了人这种动物的良善与尊严。

（本文首发腾讯 大家 专栏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新书《孤独的影猎人》上市 

呵咯吱窝的时候会笑，切洋葱的时候会哭，敲到膝盖下面就会有膝跳反应，这些都是被刺激到了，就会发生的生理反应。

给这本电影好评，可能也是出于这种类似的生理反应。

开头的上半场还有一些，类似于呵咯吱窝的剧情，我其实并不太喜欢徐峥的囧途系列，我的笑点准确的长在宁浩的疯狂系列上，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在电影院的座位上扭动不停活像是被电影院的4D凳子打了一顿。

笑容很快会收住。

即使面对的是徐峥，其实徐峥演这种严肃的题材，有点吃亏，他这些年演的喜剧太多，生活里的喜剧也太多，别提还有童年时光的猪哥哥滤镜，他就是我小时候的小猪佩琪，我看着就想哼两下，对着这张脸很难哭出来，但他成功了。

别的演员都并不太熟悉，连周一围这样的著名优秀演员，当我们提到好演员时我们在聊谁的榜单人物，在电影里被我叫不出来的演员演技艳压了好多次，都没有大喜大悲的演技，也没有这种设计，大家都很平静的悲伤，就像真的一样。

回到电影的下半场，没有惊喜的时刻，也没有吃惊的转折，没有特效也没有特技，剧情在小小的高潮以后就是急转直下的发展，甚至连失望和死亡，你都并不吃惊，毕竟失望和死亡像是前情提要一样被焊在了电影的前提里，注定发生的剧情展开的时候，那种熟悉的感觉，简直像是感觉还能问下好——“啊，来了啊？

”“来了来了。

”你几乎猜得到每一小段故事和镜头的结尾，因为事实上故事的节奏设计相当老套，不仅是我电影看得多了我知道会这样发展，而是导演在设计上还加入了一些"倾盆大雨象征着主人公的凄凉内心"之类的明显暗示，以及一些"千万不能说是最后一次，说完就会死的啊"的观众熟悉的环节，比如橘子，比如回家。

而最熟悉的，贯穿全部电影的，是那种蛮长的没有尽头的，镜头之外都能感受到无穷坠落感的，穷和钱的痛苦故事。

每一个还在考虑电影票价是20还是40的人，对于病的窒息感肯定还没那么深入骨髓，但是穷的感觉，穷的感觉还能不明白么？

很难给出这样的故事差评，因为你知道这是真的，而你没办法给自己的生活一个差评。

所以电影给了生活一个差评，我觉得挺好。

以上是对电影112分钟之前的感想，最后5分钟的剧情是电影给了生活一个好评么么哒～

很多人都在夸演技好，说出了所以然的却不多。

我想来说一说。

首先，男主角徐峥贡献了全片数一数二的表演，我几乎无法挑毛病。

如果说他过去的表演还有匠人气，那么在《药神》，他已开始朝一个更高的境界精进。

但表扬他的声音太多，我就不锦上添花了。

我想做的，是把掌声送给另外三名安静的“非著名演员”。

他们的演出在我心中同样无可挑剔。

- 章宇（黄毛扮演者）章宇的表演在《药神》里是不可替代的。

理由是：他身上没有表演痕迹。

无论是徐峥还是王传君，他们的优秀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导演的指示下）准确地控制自己的力度，他们非常清楚优秀演员举手投足之间毫厘毕现的分寸感，必须像刀刻一样准确。

章宇不是。

相反他的表演是有毛边的，这让他真实得无从反驳。

注意，表演痕迹和表演“毛边”不是一回事——痕迹，是演员本身用力了；而“毛边”，是人物前世今生的残片。

因为一个人在生活中往往就不是准确地活着，我们是在某种世界观的指引下朝某个地方走去。

而以何种步伐走去，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

章宇抓住了这一点。

他扮演的黄毛在片中有名字，叫彭浩，是个杀猪的。

患上白血病的时候，他还未成年就从家里跑出来了，不想给家人添麻烦。

这是一个极为内敛的人，内敛而深情。

抢吕受益的药，不发一语；见神父被张院士的人打，他迎头而上，也是不发一语；

吕受益死后，程勇去找他，他依旧一点表情没有，让他滚开。

黄毛所有的反应，都干脆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

因为演员呈现的这个角色是简单的，行动目的清楚，偏偏——他的眼睛非常有感情。

这里，我们看到人物的“毛边”。

黄毛的利落不是因为无情，而是隐忍。

他之所以总面无表情，不是因为他没想法，而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默默消化。

唯一能出卖他的是那双不动声色的眼睛：程勇第一次给黄毛结工钱时，说“黄毛，你欠我的钱算是还清了，咱们算是两清了”。

赶他走。

黄毛原本靠在墙上，听完这句话一语不发，眼睛动了一下。

他走上前，拿起自己的衣服准备离开。

这时候，有人叫住他。

黄毛依然没停，但从他眼珠勾回的方向我们很清楚——他在等程勇的反应。

程拿出同样的两瓶药、一个信封放桌子上，严肃又带着笑意让他留下来。

黄毛出于强烈的自尊心，没有立刻去接受药和钱，但在其他人的起哄下，他拿了。

眼神还是往下掉，非常羞涩地说了一句“谢谢勇哥”。

别被那一头黄毛、带风的八字步骗了，他的故事藏在眼睛里。

那些眼神串起来让观众可以把这个人看得很深、很远，几乎能想象到——在生命的前二十年，在得知自己患病后，他是如何一点一点去消化身体和心灵上的苦痛。

也是因此，黄毛这个角色有了很醇香的味道，像雨前的龙井、陈年的好酒。

而这，要归功于演员的克制。

“假药”大卖后，大家在神油店疯狂“撒币”，一时间人人得意忘形。

黄毛也不例外，但他的眼神仍是静的，嘴也依然抿着——他归根结底是亲近这个世界的，却又始终与这个世界隔着一层警觉与疏离，这是过往在他的心灵里留下的伤痕。

可他的深情，又推了他一把。

后来他“放飞”了，载着车子越过层层警车，又“嘭”地一声生命戛然而止。

黄毛给我们的震撼是一圈一圈散开去的。

感谢章宇的表演。

- 王传君（吕受益扮演者）王传君早晚要演吕受益这样的角色的。

我没有看过《爱情公寓》，但是我朋友对他的评价让我记忆犹新：他说王传君“清淡而不失阳刚”。

我认为这一句话，高度概括了他在《药神》中的表演气质。

王传君很高，以他的身形演一个重病患者其实是吃亏的。

可能他自己也清楚这个劣势，于是把“态”做得特别足。

我不知道王传君把自己的脊椎弯曲到了何种程度，才能让吕受益佝偻成那样。

印象中唯一能与他的身形控制一战的，只有小雀斑在《万物理论》中模仿霍金的表演（那次他拿了奥斯卡影帝）。

——这还只是第一层的。

对于吕受益这个角色来说，这种“态”还是一种心理状态的形体折射。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本质上是《西游记》的变体，教父是唐僧，黄毛是悟空，那么吕受益就是沙僧。

他是“不幸”而“不争”的。

那场抗议的戏你们肯定记得，他跟病友们在格列宁公司外面静坐抗议。

但病友们对医药代表群起而攻之的时候，他只是坐在那里，边观望边扒自己的盒饭。

他不是那种会主动上前的人。

听医药代表在那里讲假大空，他飞起一个白眼，跟着，啃光的鸡腿骨也飞出去；看有人朝医药代表砸东西，他窃笑。

这样一个吕受益，非常中国。

有情绪但绝不勇猛，心如明镜又不会拒绝妥协。

他是蝼蚁一样的生命个体，始终蜷缩，不愿睁眼。

这种精神上的病态才是慢粒白血病给他最致命的一击。

王传君在诠释吕受益的时候一把抓住了这种生怕不小心生命就会被扯断的卑微。

哪怕是在神油店里，所有的人都因为程勇把代理权出让而愤怒离去，吕受益也没有走。

他问程勇，大家是不是都喝醉了。

程勇说，滚。

吕受益这才像树懒一样起身，满眼的迟疑与眷恋。

王传君在这个状态下，一直保持并延续着一种病态的求生欲，他这个角色，本身就是《活着》的福贵。

但王传君又不是福贵。

影片后期，他进入急病期，清创，痛不欲生。

做完骨髓移植后的那天爬起身，他的眼神有点不一样。

第一次闪烁出了果敢的光芒。

第一次做了一个坚决的决定。

他决定去死。

死之前，看一眼儿子和妻子，他那一眼里面，没有什么泪，但是溢满了感情，他是为了他们，勇敢了一次又一次，他还是能够战胜自己的懦弱，不拖累家人的。

这是另一种勇敢，不是么。

- 王砚辉（张长林扮演者）我在写章宇和王传君的时候，心里有一种信心。

他们的表演都很出色，但是思考路径依然是有迹可循的。

但是写王砚辉，我感到一种“深不见底”。

这个词是香港导演麦兆辉用来形容段奕宏的。

但看完《药神》以后我十分肯定，王砚辉同样适用于这个评价。

其实从《光荣的愤怒》《李米的猜想》《烈日灼心》《幕后玩家》到今天的《药神》，王砚辉都有一种极其稳重的、属于他自己的节奏。

换句话说，他的存在给这个电影增加了厚度并且有一锤定音之效。

那个人一站在那，场子就镇住了，戏就来了。

与章宇、王传君“以质取胜”不同，王砚辉之所以能够在人性上走得更深，大约因为他在人的自私性、功利性以及短视性等劣根性层面有非常深刻的理解/观察。

你看人物张长林体现的人性跨度之广就知道了：在大会堂演讲时，他是张院士。

卖的“格列宁”是假的，扑热息痛加点面粉；托儿是假的；院士头衔当然也是假的。

于是我们看到，他从台下飞奔下来时，像一直扑腾着翅膀的小鸟；被人群拥戴时，那种无法言说的满足好像痒痒挠挠准了心房；被神父点名时，他错以为要夸他，赶紧立正站好，一副等待全世界赞美的模样。

像什么？

小丑。

这根本不符合一个中年男人的正常状态——假，是他表演的核心。

可他越假，人群却越狂热，我们看着便越觉荒诞。

可以说这小节的荒诞感是演员王砚辉给电影的增色。

对此相对应的是后面一段，他的假药点被“点”了，被迫流亡。

之后勒索程勇，他要20万，程勇给了30万，他脸上有一闪而过的惊诧——那一刻他知道程勇现在是真心行善。

几乎是一瞬间，张长林的模样和神情都变得十分恳切，他说：我卖了这么多年药，发现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

这种病你没法治啊，你也治不过来。

算了吧。

人的阴暗面，在张长林身上变成了一种合理存在。

他能够真正站在一个先天有“缺陷”人的角度，彻底摒弃一切高屋建瓴的东西，去思考一个人的处境，而且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光彩。

此时，他像一个贴心的朋友。

而被警察抓住后，警察审问张长林，他依然没有正形。

咳了一声，要了一根烟，不太正经地说是自己在卖。

——他最终没有出卖“朋友”，把自己怼进去了。

这时候，他是一位死士。

可在王砚辉的处理下，人物和“正义凛然”四个字没有发生任何关系。

警察怒了再逼问，他像棉花糖一样，没有什么反应，又笑笑，说确实不是自己。

此处我一直想到他在《烈日灼心》中那段堪比真实死囚的受询表演。

朋友们，要解读王砚辉的表演就要记住这一点——他有一种纪录片性，或者说是一种中立性。

他所有的角色几乎都没有高潮，但是完全没有人能够撼动那些人物的分量，原因就在于他每一个角色是自成一体的。

他是一个注定被记住的、出神入化的演员。

感谢王砚辉的表演。

注：关于王砚辉的表演，更详细的分析见此：https://mp.weixin.qq.com/s/Y9QUY7MpVDKSVstWZRp7gQ人的一生是短暂的。

演员的一生，会因为他们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经历痛苦、煎熬、抽离，而浓度高一些。

但这一切归根结底，还要感谢观众。

是观众的欣赏，让“演员”真正地活着，并活下去。

《药神》除了这三位，其他的演员也非常出色，这是一部没有弱演员的电影。

如果我们的国产电影都能以此为标准去制作，国产电影一如医院外围坐的病患一样，大有希望。

———————————————————————————————————— 公众号：宋雯婷后台回复“大佛普拉斯”“血观音”“我不是药神”等获得相关解析文章，回复“周冬雨”“黄轩”“杨幂”“王砚辉”“马伊琍”“胡歌”等获得相关演技评论文章。

最近最火热的电影当属《我不是药神》。

我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样一部票房、口碑俱佳的国产电影了：点映期间票房即过亿，上映第一天已经有十多万豆瓣网友给出了9.0的高平均分。

要说它为什么火？

电影的视听语言流畅、营销到位自然必不可少，但它的现实主义题材切中了要害——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内心的隐忧与伤痛。

因病致穷，是很多家庭的噩梦，高昂的医药费里，很大一部分都用于支付“天价进口药”。

而在被称为“世界药房”的印度有着庞大完善的仿制药生产体系，同样的疗效，仿制药的价格一下子就能便宜一半甚至十多倍。

《我不是药神》就从这里开始，讲述了一个“二道贩子”变身“中国药神”的故事：徐峥饰演的保健品商人程勇，冒着犯法的风险把仿制药从印度走私到中国，最开始是为了赚钱，后来则为了救人不惜贴钱走私.....故事的跌宕起伏留给大家去影院体会，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这部电影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

电影中唯一的反派角色是药企代表——一副十足的贪婪资本家嘴脸，但在现实中，药企的角色并非是漫天要价的“流氓”商人，它是攻克疾病的重要一环，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环，有了他们的巨额投资才有了第一粒药的诞生。

但问题是药品又并非是普通商品，事关生命，它并非完全可以纳入百分百的市场经济考量。

这种复杂性，被电影完全略过了。

同样地，围绕着专利药与仿制药的版权问题，影片也并未深入探索——从多种层面来说，这是一个简化了的电影文本。

在种种复杂的脉络之中，如何看待患者、政府、药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围绕着它的版权之争是否早有渊源？

撰文 | 时间之葬从“二道贩子”到“中国药神”从选定了“仿制药”这个题材的那天起，《我不是药神》也许就注定要成为一个引发全民关注与探讨的爆款。

影片的故事原型“陆勇案”，当初就曾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一个身患慢粒白血病的病人，因为从印度为其他病人代购治疗病痛的仿制药，而成了传说中的“药侠”，一个触犯了法律最终却又得到了法律宽恕的传奇。

当“药侠”的传奇被改编成如今的“药神”公映，“仿制药”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种种话题，无疑将长久被公众所讨论。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即便有这样一个天然的话题作为素材，如果没有编、导、演等主创在一部电影层面的成熟技巧，《我不是药神》也不可能引发话题轰动。

但更多的人对这部电影的激赏，还是会不自觉地投向它在这个题材上所做的种种尝试。

这是多年来我们第一次看到一部国产商业片如此勇敢地直指一个与普通人利益攸关的敏感现实问题，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一部能够公映的国产电影敢于描写一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主人公。

程勇（徐峥饰）在印度寻药。

煽情一点来说，《我不是药神》应该就是多年来我们一直眼馋的“别人家的孩子”式的那种电影，所谓“能改变国家的电影”。

在此之前，我们一再羡慕我们的邻国印度和韩国在拍这样的电影。

现如今，我们好像终于可以说，中国也拍出了这样的电影。

这样一部电影，所反映的并不只是作为个例的“仿制药”问题，而是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两难问题——如果一个人出于善良的动机违了法，那么他到底应不应该被法律制裁？

往更深一点说，这其实是“一个不完美的体制”和“一个不完美的个人”孰是孰非的问题。

《我不是药神》的主人公程勇（徐峥饰），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有瑕疵”的人。

他最开始答应走私药品，完全是受钱的驱使，如果不是被逼至近乎走投无路的绝境，他不会答应老吕（王传君饰）的请求。

当仿制药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有点像是一个典型的暴发户。

在夜总会里甩出一沓钞票挤兑经理的时候，与其说他是想保护思慧（谭卓饰），不如说他更想炫耀，炫耀这笔过于轻松又过于煊赫的财富。

而后当假冒院士张长林（王砚辉饰）盯上了他时，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安全。

为此他放弃了这座金矿，任黑心的张长林（王砚辉饰）肆意地榨取病人们最后的一点价值。

到此为止，程勇都更接近于一个大发不义之财的二道贩子和投机商人。

但是在目睹老吕无钱吃药的遭遇之后，他毅然决定重操旧业，分文不取地从印度代购仿制药救助病人，最后甚至不惜自己倒贴。

在一条条鲜活的生命面前，他成了舍己救人普渡众生的“中国药神”。

程勇转变的这个过程，让他的身上不时闪现奥斯卡·辛德勒的影子。

《辛德勒的名单》剧照，根据历史真实事件改编。

二战期间，与德军交好的德国商人辛德勒大发战争财，但在德国战败前夕、屠杀犹太人越来越疯狂的时候，辛德勒向德军军官开出了1200人的名单，倾家荡产救下了这些犹太人的生命。

从旁观者到入情者与此同时，始终致力于把程勇缉拿归案的公安，就代表了那个“有瑕疵”的体制。

它不问仿制药的药效，不管病人的生死，在体制面前，只有一句冷冰冰的“法不容情”。

与之相比，就连假冒的院士张长林，好像都比审讯他的公安显得更可爱一点。

前者到底守住了道义这条人之底线，后者却对病人的求生欲无动于衷。

当然，周一围饰演的曹斌，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这一方的坚冰。

他从一开始就在向局长强调仿制药确有药效，不好简单地断定为假药。

后来在他探案的过程中，被老人的倾诉所感化，也是片中最动人的一幕。

病人所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生命权”，在生命面前，法律能否网开一面？

然而，曹斌最终也只能用消极的主动去职来解决这一困局。

他不忍心继续追捕那个被病人庇佑的“药神”，但“药神”依然需要被绳之以法。

曹斌（周一围饰）在翻看案卷。

以上种种，最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如果法律已经不能保护善良，那么法律本身是否需要改良和完善？

这样的追问，是这部电影最振奋人心的一股力量。

这意味着我们的电影终于不再犬儒和懦弱，它直面复杂的现实难题，并且向体制和权力发出了合理的质疑。

最终，正是这样的追问让整个体制都像曹斌一样，从一个冷眼旁观者，变成了一个热血共情者。

程勇依然需要得到惩罚，但是处罚却可以从轻，甚至取消（现实中的“陆勇案”最终就以撤诉了结）。

就某种意义而言，程勇的不法行为，已经得到了法律的宽宥和原谅。

跟程勇、曹斌的复杂转变相比，电影中唯一明确的反派——药企，则显得面目模糊而粗暴。

从头到尾都是一副冷血的“资本家”嘴脸，但实际上药企开发一款专利药品的成本相当高，药品专利保护期又存在更短的时间限制，药企在一定时间内的市场垄断才能保证回本。

以此循环，才能够促进药物的研发、重病的攻克。

每一方，都有着百转千回的历程，对事件各方角色复杂性的还原，尽管并不完美，但无疑，《我不是药神》会被视为国产电影的一次进步。

这是一次小心试探，也是电影人用作品关切现实议题的勇敢担当。

在这背后，当然有我们不难想象的风险，但它最后跨出去的这一小步，也许真的会是国产电影工业的一大步。

“盗版”与“正版”的分界，比电影更复杂在肯定《我不是药神》之余，我们仍然不应忘记，现实不是电影，现实比电影更加复杂。

从来没有一部电影能真正一举改变国家，能引起公众的关注与良性讨论，已经善莫大焉。

就以片中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天价药“格列宁”（实际名称为“格列卫”）为例，现实是，研发“格列卫”的药企的确需要在前期投入动辄数亿美元的资金进行研发。

生产格列卫的诺华公司，前后花费数十年，总共投入了近50亿美金，如果这些专利无法以高价来保护，世界上可能再也没人愿意研发这样的新药。

格列卫最后两万多块一瓶的天价，是对研发专利合法且合理的保护。

这样的天价药不但在国内存在，而是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印度只是少有的钻了空子的国家。

但严格的专利保护的后果，就是新药只是有钱人才得佩享用的“奢侈品”，对于为数更多的普通人，就只能在病死和穷死之间二选一。

《我不是药神》故事原型陆勇。

印度之所以是世界上生产仿制药最多的国家，就是因为印度政府认为药品属于特殊的商品，当它承载了治病救人这一天然功能时，专利权就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为生命权让路。

所以印度的法理允许仿制药的生产，甚至在某些面临公众卫生危机的特殊情况时，会强制要求拥有专利的药企授权给其它企业生产仿制药。

再举一个影迷们更容易感同身受的例子。

对国内的影迷而言，仿制药在某种意义上很像是网上泛滥的盗版资源。

一方面是我们的电影引进制度，让我们无法通过正规合法的渠道观看到全世界最新的各色电影。

除了为数相当有限的院线引进片，每年的奥斯卡、欧洲三大电影节获奖影片和更多元的艺术电影，都无法以合法的渠道与广大观众见面。

另一方面则是，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影迷们自发在网上成立论坛和字幕组，翻译字幕、压制资源，并且进行有效的点对点传播。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言合法的方式，培养了国内的一代影迷。

盗版资源固然不像仿制药那样，急需用来治病救命，但是人们对更丰富多元的精神文化产品的需要，也不应被简单的剥夺。

其背后映射的版权保护与应用的矛盾，也有相似之处。

盗版资源与仿制药极其相似的一点是，它们的生产与传播，都以极低的成本完成。

与之对应的是，正版产品几乎无法以合法的方式获得。

正版格列卫的价格，除了金字塔尖的富人，恐怕都难以消受。

而想要观看国外的最新电影，除了少数电影从业者和媒体人能够做到，对普通观众无异于痴人说梦。

《我不是药神》剧照。

两者高度相似的另一点是，许多传播者都没有以此谋取私利。

以网上最常见的字幕组为例，他们就像是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从国外网站上第一时间取得片源后，自发性地组织爱好者义务翻译，然后免费传播到网上与影迷分享。

就好比从印度为病友代购仿制药的陆勇，并未加价出售（如果他以此牟利了，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在这样的前提下，他的行为就具有某种更无私的人道主义性质。

字幕组与盗版资源的分享者也是同理。

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前提下，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只是促进了电影文化的传播与讨论，好像并未真正侵犯那些电影的版权拥有者。

因为这些电影，根本没有可能引进到国内，无论有没有盗版资源，他们所能获得的收益都是零。

当然，那些能在国内上映或者是出售了网络版权的影片又另当别论——这些影片的版权方会不遗余力地打击网络盗版，而那些从未被合法引进的影片的版权，就不会有人想要去保护。

“正版”有了更好的土壤，“盗版”自会远离另一重复杂的现实是，虽然代购仿制药和分享盗版资源的行为最初都出于某种良好的动机，但是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想要以此谋利的人自然会偷偷潜入这个灰色地带。

印度的廉价仿制药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当这个秘密被人们熟知的那天起，这样一个代购的产业链就已经形成。

许多前往印度的游客都会从当地带回仿制药，就像我们从其它国家代购化妆品一样寻常。

这中间，有多少被加价卖给了病人，又加了多少价？

谁也无从知晓。

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有不少代购者像《我不是药神》开篇里的程勇一样，靠贩卖仿制药攫取了一笔可观的利润。

在天价药的“暴利”面前，“薄利”也相当可观。

至于盗版资源，同样被越来越多的投机者相中。

网上充斥着压制资源的再压制，大量资源被加入了无法去除的广告水印，甚至还有人索性靠卖塞满了资源的移动硬盘生财。

这些明目张胆的盈利举动，早已突破了底线，但却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纵容。

因为更多人宁可让盗版商贩赚一点钱，也不希望自己无片可看。

就好像慢粒白血病人都会去买仿制的格列卫，宁可让药贩子赚一点钱，也不希望自己吃不起正版药等死。

仿制药与盗版资源，就是那种处于灰色地带的黑市，它自有其运行的规则。

而知识产权的保护，似乎在这个规则里并不总是有理且有效。

如何能够让法律既保护投入了大量心血与财富的知识产权所有者，又能让更多普通人享受知识的成果，是一个长久的难题。

社交网络上的“copyleft”小组。

有一些激进的团体和组织甚至呼吁，像电影版权这样的文化知识产权，就应该被尽可能多的共享。

当创作者逐渐都达成“共享”这一共识时，便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难题。

消除了知识产权保护这道屏障，知识的光芒会被无限放大。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出现的“著佐权”（copyleft）的概念。

copyleft对应的是版权的英文单词copyright，这个概念之所以问世，是因为大量IT软件的研发人员希望使用者能够自由地修改和散布原软件，同时也向其他人开放自己研发的版本。

这样的提议当然有一点接近“知识共产主义”般的理想化状态，但是的确得到了一些创作者的理解和支持。

有导演就曾在网上分享过自己作品的盗版资源，与其保护那些并不真正存在的版权，不如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

被观众观看的权利，是电影与生俱来的的“天赋影权”。

如果我们能像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在电影院里同步看到绝大部分新片，那么盗版资源就不会那么猖獗。

至少，它能让我们对盗版的打击，更加合情，合理。

同样，如果大多数人都能吃得起加入了医保系统的正版药、越来越信任国产的仿制药，印度仿制药便会远离人们的视野。

在更广大的公众利益面前，药品的专利权也不得不妥协和退让。

归根结底，药品并非普通的商品，它并不能完全用市场经济的逻辑来衡量。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都会要求药企在公众卫生危机发生时，交出自己独享的专利，强制许可其他药厂生产专利药。

这样复杂难解的局面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无法解决，但有一个事实或许大家都不会否认。

在难解的困局中，有最黑暗与最明亮的人性在较量，而这种较量本身，就在释放着无穷的力量。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

撰文：时间之葬；编辑：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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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正版药的价格远高于仿制药？

正版药也称为原研药，新药的研发及上市主要分为四个流程，“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第一、二、三期临床试验”、“新药上市检测（四期临床试验）”。

在第一阶段实验室研究中，需要时长2-5年，中国几乎没有纯粹的创新药，绝大多数都是借鉴国外的成品药，改变药物分子的官能团，设计出可能具有活性的药物分子，筛选出具有活性的药物分子类似于买彩票，有可能几百个药物分子没有一个具有活性，也有可能刚做出第一个药物分子就具有良好的活性，当然，大多数研发都是前者，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买两块钱的彩票中五百万走上人生巅峰。

瑞士罗氏制药公司是医疗领域研发投入最多的公司，每年投入上百亿美元用于研发新药，美国药业巨头默克集团每年投入几十亿美元用于研究肿瘤、传染病、疫苗、阿尔兹海默综合征。

我所处的五人间小实验室，每天研发所消耗的经费都高达两千元。

确定具有活性的药物分子后，便可以开始进行第二个流程，药理药效研究以及毒理试验与安全性评价试验，耗时2-5年。

第二个流程结束，效果良好，便可申请进行人体临床试验，一期临床试验对象为健康志愿者较容易通过，第二期临床试验对象为患者，样本数较少，第三期临床试验要求完成试验药品的病例数在300例，绝大多数新药都被阻隔在了第三期而功亏一篑。

一、二、三期临床试验耗时2-7年。

三期临床试验通过便可申请新药上市，也就是四期临床，新药检测期3-5年。

申请了专利保护才能进行临床研究，也就是说，20年的专利保护时间减去研发周期，大抵还剩十年可以盈利，前期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为下一阶段准备的研发经费必须在这十年内赚回来，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原研药的高价。

仿制药的生产成本远低于原研药，药物有效的分子结构确定后，只需设计出合成路线，便可制作出与原研药具有相同疗效的药物。

影片中的药企是最大的“反派”，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是有苦说不出的“受害者。

”药企为了弥补早期的所消耗的大量经费，售卖高价的药，它们是为了生存，穷苦的患者为了重见明日的曙光，购买低价的仿制药，他们也是为了生存，前者是“止损盈利”的生存，后者是“生与死”的生存，一个关乎利益，一个关乎道德，天平毫无疑问会倾向于道德一方，如此一来，“受害者”便成为了“加害者”。

造成这一尴尬的局面，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药品定价机制不完善，原研药与仿制药价格相差悬殊，药监局并未采用先进国际参考价的价格测量模式，使得药品价格没有真实、完整的体现药品价值。

第二是药品价格调整机制不健全，我国药品价格管理制度缺乏长效、健全、稳定的药品价格调节机制。

第三是药品招标采购评价标准不统一，导致药品质量以及价格参差不齐。

“神”众所周知，印度的宗教文化源远流长，从阿米尔汗的电影《我的个神啊》可见一斑。

片名为《我不是药神》，“神”却在全片中只出现过一次，徐峥金盆洗手一年后重出江湖，只身前往印度，他在药店门口拿着格列宁，路人捂着鼻子嘴巴行色匆匆的与他擦肩而过，戴着防毒面具的人，面无表情的喷洒着消毒剂，氤氲的人造雾气如盘古未开天辟地之前那般混沌，一辆推车拉着迦梨女神的雕像向他驶来，迦梨女神手提着男性的头颅，面目可怖。

在印度的宗教传说中，迦梨女神为了铲除三界中法力高深的恶魔，喝尽了他的血液，战斗胜利后，因身体里恶魔血液作祟，愤怒到无法自制，双脚不停的践踏大地，周生都不得安宁，其伴侣湿婆为了减轻她的痛苦，躺在其脚下，任其泄恨。

影片给了迦梨女神和徐峥面部表情的特写，这段是全片的点睛之笔，也是徐峥从“人”到“神”的过渡。

影片开头，徐峥对黄毛说，“你还挺仗义的。

”影片后半段时，假院士对徐峥说，“你还挺仗义的。

”第一次徐峥为了钱卖“假”药，第二次徐峥为了“义”卖“假”药。

迦梨女神集毁灭和创造于一身，徐峥也是如此，他为了私利不顾病人的安危，将他们推入了绝望的深渊，他给了病人们希望又亲手毁灭了他们，他与迦梨女神四目相对时，他突然明白，既然是他摧毁了病人的生之欲望，那么也得有他来创造出病人的生之欲望，这一次，他不仅仅是“创造”，他也是在给自己的过往“赎罪”。

演员想必观众提起王传君都会想起将结结巴巴的“关谷神奇”，今年恰逢爱情公寓大电影上映，王传君未参与演出，《我不是药神》播出后，有网友评价，“很庆幸，你成了演员，而不是明星。

”消瘦的面颊，稀疏的头发，厚重的口罩，步履蹒跚的姿态，弱不禁风的躯体，落寞凄凉的眼神，从《罗曼蒂克消亡史》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角色到《我不是药神》中憔悴佝偻的病人，一次又一次精湛的演出已经向观众宣告，“我不是关谷神奇，我是王传君！

”16年的集结梁朝伟、陈奕迅、金城武多位大咖的超级大烂片《摆渡人》上映时，众多一线明星都选择阿谀奉承时，只有他说出了万千观众的心声，“我不喜欢。

”徐峥“金盆洗手”那场戏，黄毛说完“祝你开个更大的神油店。

”将啤酒一饮而尽，“啪”的一声拍碎在桌子上，玻璃碎片散落一地，温热的血液在桌子上晕散开来，黄毛毅然决然的转身离去，借着牧师与舞女也相继离去，唯有他坐在原位，他抱着最后一丝希冀，强拧出笑容，对着他说道，“哥，你是不是喝多啦。

”短短一分钟的表演，他就将白血病患者对生活的热切渴望表现的淋漓尽致，他有家庭，还有未满一岁的孩子，他想活着，这份生之欲望所铸造的卑微已经融入到了他的骨子里，只有这药才能让他重拾生活的信心，即使卑躬屈膝他也在所不辞。

“滚！

”他没有落泪，没有挽回，他只是扯了扯自己的大衣，弯着腰离开了座位，他迈出的每一步似乎都如履薄冰，他身后的每一寸土地都无声的坍塌了，他的动作比万千话语都更让人感到怆然。

以前有好友问我，“你有爱豆吗？

你喜欢爱豆的什么？

”我说，“我有。

我只喜欢爱豆的作品，我不关心他的人。

”王传君现在也是我喜欢的演员之一，期待他在《英格力士》中的演出。

希望日后的国产影片能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如《我不是药神》这样的佳作，生活中最为微小的褶皱，经过电影的加工放大之后，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这无疑是这部电影最为成功之处。

1.从那桌散伙饭，到吕受益痛苦去世，只有一年时间，疾病就是如此迅捷的摧毁一个人，不留痕迹。

2.吕受益死后，黄毛在吃一只橘子，那橘子干干巴巴的，是吕受益生前给他的。

3.据说维c有抗癌的作用，而橘子是唯一便宜而不用削皮的维c水果。

所以吕受益才会随身带橘子。

除了少数成熟的那几个月，橘子很酸,但他想活。

4.对于黄毛来说，命太贵了，相对来说受伤，劳累都是小事。

所以他才会在屠宰场打工，第一个冲上去救牧师，用手砸碎玻璃杯。

对于他来说，每一天都是赚的。

他不渴求生命，却珍惜。

5.程勇让病友群主们摘下口罩，以表示尊重。

和勇哥一起时，吕受益从没戴上过口罩。

6.吕受益的妻子做了一桌子菜，程勇坐下时，她特意把肉菜换到陆程勇面前。

7.第五版红色百元人民币发行自1999年，片子中是四版五版混用的，大概在2000到2003年8.程勇送思慧回家，思慧推脱两次，是不愿。

后来答应了，是报偿。

9.思慧换上情趣内衣，平静如常，说明程勇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人。

思慧女儿治病，要花很多钱。

10.程勇离开思慧家，门关上时，思慧一笑，她知道这个人与其他不同。

11.程勇去吕受益家时的房子与吕受益死后的不同。

他们换了房子。

这一年之间，治病又花了很多钱12.程勇平时抽纸烟，警察曹斌去套话时，他特意点起雪茄，是为了假装油腻商人。

而且他的工厂很小，赚不到每月几十万。

13.吕受益清创时露出的“伤口”，其实是人造瘘口，一般不需要清创，也不是特别疼，但看着十分恐怖。

真正的癌痛是化疗痛，占位疼痛，拍不出来，但是比伤口清创疼上百倍。

14.警察封住了海关的出口，要想让程勇不被抓，黄毛只能自己开车去闯。

他真的不会开车，车一开始摇摇晃晃的。

15.程勇第一次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为了忽悠牧师入伙。

后来他重新卖药，打着卖到被抓为止的准备。

他践行了这句话，于是成为神。

16.就算程勇-不重新卖药，他之前卖药的事还在追溯期。

只要假药贩子把他供出来，他还是会被抓。

但是假药贩子没说。

17.医药公司代表在电视上说假药有风险，推广高价进口药。

右下的标志是“健康之路”。

现实中很多假药打着健康之路的模式做广告。

18.病友们在医药公司门前游行，喊口号。

吕受益在一旁边看边吃盒饭。

他知道这没有用。

19.吕受益病情恶化之后，医生说只能强行移植骨髓干细胞。

其中“强行”是因为吕受益的身体太差，已经达不到安全移植的标准。

20.如果做干细胞移植，最好的供体是直系血亲，也就是说肯定要给吕受益的孩子做干细胞提取手术。

吕受益不可能接受。

可能这也是他那么快自杀的原因。

21.开庭时，程勇说的台词和口型好像对不上。

当然，这一段本来就不是给我们看的。

22.程勇父亲的病可能是脑动脉瘤，随时有破裂，中风的危险。

脑动脉瘤介入手术价格在5-15万，符合片中的8万。

23.药厂需要赚钱，得以研发新药。

他们没有错另一种意义上，恰恰是他们救了病人。

然而当格列卫在中国卖23500时，在美国只卖13000。

其中的差价有关税，有中间利润。

24.程勇出狱，思慧没有出现。

她的女儿还好吗，导演里没有说。

吕受益停药一年，进入急变期。

那么停药3年呢。

25.全片聚焦在程勇的转变，而假药贩子王长林像是彻头彻尾的“坏人”，然而正是这个坏人，在被抓住后非但没有供出程勇，反而说着自己救了多少人，笑的很坚定。

以下为更新---26.程勇在一片杀虫烟雾中看到的神像，左手拿着兵器，右手拿着头颅和一只碗。

是印度神迦梨。

迦梨曾与恶魔搏斗，然而恶魔的血滴到地上，又会变成新的恶魔。

迦梨只好托着碗，去接恶魔的血。

当程勇重新卖药，他就像是与病魔搏斗的神，托着很多人的希望。

27.一开始曹彬冲向程勇，被众人拦住，后来黄毛死去，程勇冲向曹彬，同样被拦住。

这两幕像是镜面对称，只是人物换了位置。

28.医药公司代表与曹彬握手时，沾了一滴血。

他面露厌恶，急忙拭去。

这是编剧的讽刺。

29.程勇被警察按在地上，满怀希望的看着巷口。

只要药箱被带走，很多人能活着。

当他看到药箱被围堵回来，他的眼神熄灭。

30.在现代医疗和安全的环境的保护下，我们甚至忘了非正常死亡才是历史上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战争，乱世，又或者是叫不上来的疾病。

恰如《三体》中所说，生存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种幸运。

然而在温和的环境下，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

《我不是药神》和《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有何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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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它是一部基于现实题材且兼顾商业化和叙事性的通俗剧情片。

创作者很了解国内广大观众的普遍喜好，创作依循的法则还是往通俗娱乐靠拢的，有喜有悲，以小见大。

若熟悉当年“陆勇案”的原型故事，就知道剧本改编上的取舍与权衡。

原型陆勇也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为病友到印度考察并购买仿制药。

电影为了增添戏剧性，将他的身份被换成药贩子程勇，病人的身份分给了吕受益，有时你会觉得这两个角色是具有互补性质的，无论身份或性格。

开篇第一景位发生在印度神油店，可以看到店内同时供奉着印度的迦梨女神和中国的财神爷，以小见大角色的基本特征。

程勇被塑造成了典型的反英雄，反英雄的特征多数是“游离、对抗、自我确认”，这三个阶段可以在三幕式结构中一一找到对应。

电影从多个侧面交代了他的缺点和软肋，他的婚姻、事业都不如意，更没有钱为病重的父亲动手术，这为走私印度药提供了理由；他的顽固、傲慢贯穿影片的前半部分，这是服务于后来的人性升华的。

影片的前半部分既充满戏剧性又有喜剧的瞬间，且喜剧的点没有招致反感，因为它不是凭空虚构空中楼阁的喜剧素材，是靠情境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幽默，不过分夸张，也没有消解掉现实的严肃性。

医药问题会让观众有代入感，程勇和吕受益去医院向病人推销印度药，吃了闭门羹。

观众如果不了解他们的底细，也会认定他们是骗子。

这与后面张院士声势浩大的假药洗脑营销此呼彼应，这些经艺术处理搬上银幕，在潜移默化中与观众产生共鸣，因为这种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有教化、导正的意义。

团队的招募，有点儿“复仇者联盟”组队的意思，他为这起事件增添了群戏的视角，尽管有的角色只是功能性的。

他们之中有阶层、老少和地域之分，构成了社会阶层的众生相，其中还有基督教化的力量，信仰可以视为病人的强心剂。

而病人团体又是一个大社会的缩影，但凡有病人出现的部分都能体会到人生百态。

当程勇为病重的吕受益再次赴印度拿药时，浓重的杀虫烟雾中出现了两尊真正的神像——湿婆神像和迦梨女神像，缭绕中更添神性色彩。

这一幕衔接在吕受益生与死的两场戏之间，是用了心思的。

湿婆神具有毁灭与重生的双重性，迦梨女神也有死亡与再生的双重性。

“死亡”既是对吕受益的实体而言，也是程勇的灵魂而言，他亲手“埋葬”自己，从而“重生”。

之后的程勇因为吕受益的死心存愧疚，走上了“封神”之路。

就像在韩片《辩护人》中，也有一个改变主角态度的阻力，就是饭店老板娘的儿子被定罪，公权力捏造了事实。

这里也一样，人物升华了，观众也开始忽视他先前的缺点，变得包容他，因为他开始替弱势群体发声了。

追悼会那场戏，程勇在楼梯口见到彭浩，这个人本来话就不多，特别需要靠画面传递情感，他剥橘子吃就是缅怀吕受益的一种方式，他与程勇无话可说。

这场戏没用一句台词，却胜过千言万语。

考虑到吕受益和彭浩的结局，他们是唯二吃橘子的人，这里还有点儿《教父》系列和《英雄本色2》吃橘子立flag的意思，当然只是纯粹的巧合了。

我原本担心接下来的故事会变成狗血的说教片，但剧情上还是有条不紊地拿捏着分寸。

说句题外话：“黄毛”彭浩的外形，前后分别借鉴了黄渤在《疯狂的赛车》和《无人区》里的造型，尤其是《赛车》中的“黄毛”耿浩，那个角色也是靠开车运送水产为生，养活中风的教练，在角色塑造上有共通的地方。

后面的情节扯入各方之间的微妙关系，每个人物都在各司其职，都是无奈之下的举动——瑞士制药公司的维权、警察局长的法理大于情理、小舅子的两难处境、药贩子的救人、病人的自救，哪怕是错了的张院士，也能守住他做人的最后底线。

人本就是矛盾的，剧本把这种矛盾如实展示出来，也是利用人类共有的本性去制造更多的矛盾。

剧作技巧还是看得见的，丢出的议题延伸，把并没有说出来的受限于体制的问题折射出来，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民生的痛点。

背景设立在是2002年，与原型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吻合，它指出医改前国人对医药问题的漠视，合理求生欲在法律面前的抗争。

当然，它依然隐去了不可触碰的与体制的正面冲突，将瑞士制药厂塑造成外化的对立面，是不得已的做法。

其实，制药厂只是尽力收回研发成本，他们做了很多电影没有讲出来的事实，没有他们何谈仿制药。

真实世界不总是非黑即白，如果能将瑞士医药代表塑造地不那么脸谱化，让他也有点人情味会更好。

现在的反派嘴脸太过明显，这也完全是按照通俗剧情片的样板设计的。

电影并没有说程勇的做法就是唯一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病友争取了一种机会，病人可没有等的时间。

张院士说的一席话最能指出问题关键——“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种病你没法治，治也治不过来。

”这正是全片的精髓所在。

当然，影片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地方还是偏电视剧的视听语言，还有看守所里大妈和警察小舅子的对话就过于直白和造作，把观点和道理都给搬上台面了。

观点应该是叙事铺陈，而非借角色之口倾吐。

还有最后一段“十里长街送药神”是后半段经络堵塞之后，最需要气血畅通的一个渠道。

不过这个集体煽情的疏通方式还是显得有些刻意营造。

这些都是电视剧惯用伎俩，不过创作者还是很懂多数观众的心思，很多笑点、哭点都是掐算好的时间，分毫不差，这点还是佩服的。

在现有的审查环境内，它肯定要弱化之后的诉讼过程，无法继续深挖，只能落脚于伦理与现实的博弈，点到为止。

电影做出的妥协我们是心知肚明的，比如有一场吕受益自杀的戏就被删掉了。

不过总的来说，片子还是挺好的，它打破了常规，是一部相对精彩而不做作的电影。

它更多地是借鉴韩国商业片和现实题材的模式去拍中国自己的问题，包括有用到《听到传闻》和《99个人》的配乐，也是要把韩片的风格做到极致。

之于中国电影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在现有条件下，直面现实的影片已属难得，知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