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

本文发表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热点评论”栏目。

亦见于公号“映画台湾”2017年6月3日同名推送。

有删改。

文丨黄豆豆 / 瓜子酱德国学者阿斯曼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化记忆论，他的著作《文化记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解释文明发展规律。

文化记忆9.0(德) 扬·阿斯曼（Jan Assmann） / 2015 / 北京大学出版社在涉及到文化记忆的媒体时，他归总有文字类和仪式类两部分，前者包括书面文本和书籍，后者包括语言和口承文学在内。

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粗略地划分为古代社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三个阶段的话，文化记忆的具体形式及其在文化机制中所发生的作用，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1]在国内，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是较为著名的文化记忆作品，她用文字和书籍作为媒介，选择了11位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刘索拉、崔健、甘阳、李陀、田壮壮等）进行访谈。

八十年代访谈录8.2查建英 主编 / 2006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该书的序言中，她写道：我一直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进入90年代后，一些在80年代开始的东西又被搁置了。

庆幸的是，90年代的中国在其他方面有很多发展。

经济、资讯、新一代人的成长心态……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2]正是由于时代的快速转型和变化，再加上新旧媒介的更迭，以及一直以来、从未停止的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人类的记忆也正面临着一系列疑问：我们需要记忆什么？

我们该如何来记忆？

在记忆之中我们又应该怎样处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更年轻的张大磊，则用影像作为媒介，记录了他成长经历的、如查建英所言的“发生着重大变化”的90年代。

《八月》既是他个人自传式的记忆，也是他父辈的集体记忆，更是以群体身份认同为核心的文化记忆。

一、晓雷的八月：自传、目光与感知的伦理《八月》讲述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北方小城（呼和浩特），结束了小升初考试的晓雷迎来无所事事的漫长暑假，并目睹了国企改制背景下的一系列家庭变故。

在被宣布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时，官方给出的介绍是：《八月》是一部气质突出的电影。

全片以黑白影像呈现，透过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旁观大人的世界。

然而它不只是一个男孩的成长，更是对人情世故、体制变革，以及时代记忆的回眸与反思。

男孩晓雷无疑是这部电影的线索与中轴。

一方面他的名字对应着《八月》导演张大磊，给电影增加了浓厚的自传色彩和作者感。

小升初的升学压力、萌发的性意识、一直挂在脖子上的双节棍，以及最后与昙花的合影等，或多或少带着张大磊的童年投射，但也不必完全求真。

而影片的名字“八月”也意指对孩童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暑假，强调的是晓雷的感知。

另一方面，晓雷是电影中所有非线性叙事的旁观者。

外婆卧病在床日渐衰弱；晓雷等待升学，父母托关系把他送进三中；制片厂改革后，父亲一番挣扎最终外出跟组挣钱；家中的昙花在一个夏夜悄然绽放……在这一连串事件中，晓雷并没有参与全部，但一直作为一个隐形的视点存在。

有时候，电影坦白地展示出晓雷的目光，如落魄的父亲在深夜朝空气打拳那场戏，观众是跟随晓雷的眼神目睹的。

跟随着晓雷的目光，观众还目睹母亲生闷气到不想做饭，大家长一本正经地训话，崇拜敬慕的哥哥被抓，以及电影剪辑室里被废弃的胶片……这分明提示我们，晓雷是这个八月的旁观者、经历者和感受者，电影在通过其视线凸显他的感知。

而当导演张大磊躲在摄影机后拍摄这场戏时，整个空间中就出现了两台摄影机，或两个记录者：晓雷和张大磊。

晓雷是借助回忆和想象而被还原的当事者，张大磊则是来自未来的再审视。

这样的双重叙事使得电影的自传色彩显得更为迷人，即观众被告知：他们不仅在观看90年代，还在观看张大磊回忆与思索90年代这一过程。

这样的视角处理就使得《八月》所表现的1990年代场景一直在接受晓雷/张大磊的注视，造成不在场的“在场”。

于是，《八月》的孩子视角既不像《城南旧事》（1983）及小英子，以全程的参与来获得关注、推动情节发展；也不像《一一》（2000）及张洋洋，因有限的儿童视角而未被置于更重要的位置（洋洋更像是一个意蕴深长的象征）。

城南旧事 (1983)9.11983 / 中国大陆 / 剧情 / 吴贻弓 / 沈洁 张丰毅

一一 (2000)9.12000 / 中国台湾 日本 / 剧情 爱情 家庭 / 杨德昌 / 吴念真 李凯莉晓雷所感知的是全景的氛围，它不仅仅是家族的嬗变，更是时代的大场景与小细节。

张大磊曾回忆2008年8月的一次回乡：吃过午饭，我坐在那个躺椅上，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变得安静，好多细微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它不像是当下那么嘈杂的声音，它很细微，但是它让周遭的环境显得很静，时间变得特别慢。

[3]这是张大磊下决心拍《八月》的重要起源，而他确实把这样的听觉环境恰如其分地还原了：电视新闻播报声、邻人在胡同巷弄中的聊天嬉闹声、救护车经过的鸣声、“磨剪子，戗菜刀”的叫卖声……这种听觉的真实，再现了晓雷静谧、无聊而又琐屑的小升初暑假，甚至给人一种置身南方的错觉（导演本身没有赋予电影在时间和地域上的确定性）。

加之摄影师吕松野在黑白影像中拍摄出惊人的层次感，更显小城的静与慢。

对于近年来《冬》（2015）、《塔洛》（2015）等电影对黑白影像的使用，王红卫以双关的“黑白的故意”概括，既含导演刻意为之之意，也取“故去”、“故往”、“故国”、“故事”等过往之意。

[4]

冬 (2015)6.92015 / 中国大陆 / 剧情 / 邢健 / 王德顺 王诗雯淇

塔洛 (2015)7.72015 / 中国大陆 / 剧情 / 万玛才旦 / 西德尼玛 杨秀措其中后者是与张大磊向90年代行注目礼相吻合的。

而在《八月》中，黑白影像更凸显出梦一般的质地，夹杂着晓雷年少的幻想，代表着导演不刻意求真实、模糊含混的美学取向。

这是张大磊对待回忆的态度，落脚于晓雷无聊、孤独的八月幻梦里。

幻梦甚至有层次，电影中一场戏拍晓雷的梦（目睹杀羊、被倾慕的女孩亲吻等），其空旷辽远的质感大大有别于黑白色的市井。

梦醒，晓雷望向楼对面的邻家女孩。

可见这到底是强调晓雷自身意识的90年代。

因此，《八月》获得了在童年题材电影中一个独特的位置。

孩童作为一种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身份，常被电影设置成关键、隐秘情节的目睹者，如《城南旧事》、《冬冬的假期》（1984）等，都是孩童的“知晓”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孩童自身的感知力反倒是其次了。

冬冬的假期 (1984)8.71984 / 中国台湾 / 剧情 儿童 / 侯孝贤 / 梅芳 古军《童年往事》（1985）、《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等，则又设置了太过激烈的环境裂变，孩童的感知被无限放大了。

童年往事 (1985)8.91985 / 中国台湾 / 剧情 家庭 传记 / 侯孝贤 / 游安顺 田丰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1991)8.91991 / 中国台湾 / 剧情 犯罪 / 杨德昌 / 张震 杨静怡在《八月》中，在孩子升学、父亲谋生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平凡命题里，张大磊用一种举重若轻的自传式回忆书写带来一种全新的感知的伦理。

他以回望的姿态强调孩童的感知，这既是一种来自未来的自省，又带着含糊的疏离；晓雷既因其永在的目光成为时代气氛的引领者，又恰当地因孩童身份而撤退，使得电影制片厂等实在的背景在寻常巷陌中隐去。

因为晓雷仍是一个导演所熟悉的成长于1990年代初的“80后”，有其自身投射而又非彻底的记忆搬运。

这依旧不同于《一一》中带着杨德昌丰富意图与隐喻的男孩洋洋，他的旁观反倒有了来自成人世界的预知感而成为一种神话。

二、父亲的八月：理想、现实与重拾的尊严尽管晓雷是《八月》的线索与中轴，但片中的父亲无疑才是电影真正的主角。

片尾的字幕“谨以此片献给我们的父辈”明确点出，致敬父辈才是《八月》的真正主题。

电影中晓雷的父亲是一名电影剪辑师，在下岗潮刚来临时坚信自己可以凭本事吃饭，始终不愿意“低下高贵的头颅”去社交、求人，甚至也坚信孩子不一定要上重点中学才有希望。

他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锯掉墩布的棍子给小雷做双截棍、在影院里看《遭遇激情》（1990）泪流满面、跟岳父讨论国家政策时信心满满……

遭遇激情 (1990)6.71990 / 中国大陆 / 剧情 / 夏钢 / 吕丽萍 袁苑这是父辈的理想主义。

凭借着片中的电影元素，《八月》获得了与电影史直接沟通对话的可能，父亲的理想主义更是因其电影剪辑师的身份而染上些许迷影色彩。

片中在电影院前后共出现了《爷儿俩开歌厅》（1992）、《遭遇激情》、《亡命天涯》（The Fugitive，1993）三部电影。

其中《爷儿俩开歌厅》是1992年陈佩斯自导自演的“二子”系列电影的一部，而陈佩斯正是中国最早吃螃蟹的“电影个体户”，砸碎了旧电影厂的体制，这与《八月》的内蒙电影制片厂改制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爷儿俩开歌厅 (1992)7.11992 / 中国大陆 / 喜剧 / 陈佩斯 丁暄 / 陈佩斯 陈强《亡命天涯》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海外分账大片，《八月》里展示的当时15元的高票价意味着父子俩再也蹭不到电影了。

[5]

亡命天涯 (1993)8.11993 / 美国 / 剧情 动作 悬疑 惊悚 犯罪 / 安德鲁·戴维斯 / 哈里森·福特 汤米·李·琼斯这种和电影史的互文，更与父亲的形象相映照，带来一种象征的意味：计划经济结束，国产片独占影院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像父亲一样的国营厂工人能否从破碎陈腐的旧体制中走出来，我们在片中还无法得知。

片中有一个画面是父亲带着晓雷一起端详电影胶片，这一幕使人联想起电影《天堂天影院》（Nuovo Cinema Paradiso，1988）中代际之间迷影精神的传承。

天堂电影院 (1988)9.21988 / 意大利 法国 / 剧情 爱情 / 朱塞佩·托纳多雷 / 菲利普·努瓦雷 萨瓦特利·卡西欧“以戏写戏”本应该使电影和人物染上神圣的迷影光环，但导演的处理却十分克制隐忍，在对电影元素的偶然提及以外，总以平凡生活的细节刻画处理制片厂人群。

如导演细密地还原记忆中的物体系：鸡啄米闹钟、摇头电风扇、长毛狗玩具、双卡录音机……又设置了90年代普通城镇小区的平凡人物：晓雷对面楼房的“梦中情人”、电影院的售票大妈、父亲的死对头韩胖子、游泳馆的登记员、中学的招生老师……在这样低到尘埃里的时代气氛下，我们似乎都忘了这是一场关于制片厂改制的大潮，而小男孩的父亲还怀有一身电影剪辑的本事。

这样的处理同样给父亲的理想主义蒙上一层阴影。

作为一个颇具理想情怀的“艺术工作者”，父亲对待晓雷的教育也是如此。

他帮晓雷制作双节棍，对晓雷是否一定要上重点中学不做过多的要求。

这不禁令人想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父亲形象，同样时运不济，却又基于一种充满人格魅力的评价方式对孩子的教育报以宽容。

而这样的一种宽容，若放在父子俩各自人生“一退一进”的形势中，就显得更为难得。

再若与时代大潮相结合，则突显出个人命运在现实中的无力感。

时势的变化、家庭的责任，以及个人的能力最终还是让他坐上了去外地剧组当场工的大巴。

而为了让小雷上重点中学，他跟着去请客应酬，交昂贵的赞助费；电影末尾，穿着军大衣的父亲在草原的风中跑动，顾不上跟家人好好说上一段话，手持摄影的镜头因为摇晃而抖动，正像向生活妥协后辛劳奔波的父亲。

正如李健翻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可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

父亲写的散文诗(时光版)9.4许飞 / 2016值得一提的是，当电影元素终于在这一刻赤裸裸地被表现出来时，这一段在大草原上拍摄的画面令人惊颤地与《樱桃的滋味》（Taste of Cherry，1997）形成互文。

樱桃的滋味 (1997)8.11997 / 法国 伊朗 / 剧情 /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 赫玛永·厄沙迪 阿卜杜拉曼·巴赫里阿巴斯的戏中拍戏是对电影真实性的挑战，他以一种消解幻象的方式制造间离以提示观众的思考；而张大磊在这一片段中终于回归到观众所熟识的彩色，同样是否定了前一串黑白故事的真实性，提醒我们黑白色的回忆只是梦境，或带着导演本人对90年代似是而非的想象（尽管他对气氛的重现足够真实而引人动容），而父亲为家庭做出牺牲、奔波劳苦才是唯一的真实。

据导演自述，这一段后期补拍的戏，是为了让电影不仅仅展现“父亲的妥协”和“美好的逝去”，而还有“父亲到底在做什么”的内容。

[3]这是父辈的现实，也是子辈对父辈的致敬。

于是，电影的目的显然不是在国企改制背景下去刻画人们的惶然与痛苦，或以成功学的视角对他们加以成败或对错的判断。

现实中导演张大磊的父亲成为了一位知名的电影剪辑师，并站在金马奖的舞台上作为制片人之一与张大磊一同领奖，即证明了这部自传式电影意不在此。

与之相反，《八月》是在还原与重拾时代重压下父辈们作为人的尊严。

父亲唯一一次责骂晓雷，是认为晓雷觉得“三中校服好看”太没出息，可见其在妥协后依旧保有自尊。

在厂子转型时期，晓雷的爸爸邀请同样失意的一群哥们一起喝酒，几个大老爷们喝到兴起突然齐声唱歌，迸发出所有的尊严与苦恼，颇令人动容。

看完《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1976）后，父亲对着空气拳打脚踢，这一幕道尽一个男人的愤怒与无奈。

出租车司机 (1976)8.61976 / 美国 / 剧情 犯罪 / 马丁·斯科塞斯 / 罗伯特·德尼罗 朱迪·福斯特在这几处喷薄出恣肆情绪的段落里，电影少见地放下了它矜持的恬淡，以一种外扩的诗意的形式为父亲吟诵，告诉观众这是父亲无奈牺牲而又不失尊严的八月。

三、90年代的八月：代际、秩序与共时的脉搏20世纪90年代开始登上银幕和舞台是近几年出现的文化现象。

近两年的《黑处有什么》（2015）、《少年巴比伦》（2015）均将镜头对准90年代的大工厂，而2017年年初上映的《乘风破浪》（2017）则以穿越的方式轻巧地寻回90年代。

黑处有什么 (2015)6.62015 / 中国大陆 / 剧情 悬疑 犯罪 / 王一淳 / 苏晓彤 郭笑更早还有《钢的琴》（2010）、《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等电影刻画90年代的痛点。

旧宿舍、老国营厂、老社区……

钢的琴 (2010)8.52010 / 中国大陆 / 剧情 喜剧 / 张猛 / 王千源 秦海璐当这一系列记忆中似乎熟识而又着实古旧的符号登陆大银幕，我们就被告知：90年代（而不是80年代或21世纪初）已经开始频频成为被追忆的对象。

在这之前，20世纪80年代才是那个被中国电影史频繁提及的时代，是一段从“文革”的阴影走出而迎来新生的历史，它浪漫而富有激情。

从封闭走向开放后，那个时代盛行的文化热所承载的是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等宏大叙事的信仰和渴望。

与之相应地，《本命年》（1990）、《长大成人》(1997)、《那山那人那狗》(1999)、《青红》（2005）、《颐和园》（2006）、《爱情的牙齿》(2006)等一批电影均将个人的命运与心迹和时代大潮结合起来，急切地反思着80年代的历史进程。

本命年 (1990)8.31990 / 中国大陆 / 剧情 爱情 / 谢飞 / 姜文 程琳

那山那人那狗 (1999)8.81999 / 中国大陆 / 剧情 家庭 / 霍建起 / 滕汝骏 刘烨而当21世纪临近，90年代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时代氛围。

前半期的短短几年拥有其复杂性、独特性和阵痛感，市场经济经过一番政治震荡而最终确立，普通民众经历了国企改制而挣扎犹疑地在旧工厂和新的商业大潮中游走。

后半期，人们的思考方式发生收缩式的转换而朝向了个体的实利，尤其是在90年代末滚滚而来的商业大潮中，以冯小刚《甲方乙方》等系列电影为代表的贺岁档电影开始出现，世纪末的都市图景开始以一种狂欢化和奇观式的方式被呈现，这一段历史似乎并没有被严肃、诚恳地言说。

甲方乙方 (1997)8.41997 / 中国大陆 / 喜剧 / 冯小刚 / 葛优 刘蓓可以说，在被剥离了浪漫与宏大的情况下，90年代一直没有以追忆的方式在大银幕上被凭吊和表达。

直到现在，当中国电影市场已经井喷成年度票房457.12亿元、年度观影人次超13亿的量级时（2016年数据）[6]，这一段岁月才终于站在被回望的位置上重新现世，其背后的根源是文化权力的更迭。

毫无疑问，每个人有其所属的时代。

如果按照苏珊·桑塔格早在1996年所说的，电影已经因为电影迷恋（Cinephile）的结束而死亡，那么我们其实根本无法从根源上领略法国新浪潮的魅力，我们与那个时代注定失之交臂。

而随着谢飞导演拥有了一个豆瓣账号，老一辈的话事人也不得不适应这个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

当在90年代还是稚童的“80后”逐渐走上社会的各行各业，成为各行业的中流砥柱的时候，他们中就必然出现掌握媒介话筒的文化塑形者。

华语电影也是如此，“80后”逐渐成为大银幕的话事人，也成为电影院观众的主要组成部分。

而在信息爆炸、社会压力巨大的今天，足够触动他们的恰恰是记忆中的90年代初。

对成长于内蒙古制片厂家属院里的张大磊来说，小学毕业那一年，父辈们“空闲时间忽然多了”，“常结伴去外地找活干”，[7]这就是他执导之初急于表达的个体经验，而他拍摄的《八月》就这样精准地击中了90年代国企改制的时代节点。

韩毓海曾借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来阐释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所有的文化秩序都是特定的和相对的，新旧文化秩序之间的常面临阵痛的转轨。

[8]

忧郁的热带9.0[法]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 2009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大磊与其《八月》呈现了一个反例，他以回忆的方式去再现90年代并致敬父辈，实际上是以一种柔和的姿态帮助旧文化秩序进行转轨。

金马奖以鼓励新人的姿态将最佳剧情片颁给《八月》，其实是一种对这种柔和姿态的回报；在《八月》公映前，陈道明以一句“像90年代一样看电影”力挺该片，同样应证了这一点。

归根结底，这仍是因为《八月》对时代气氛的精准描摹。

戏外，电影因为其在First影展、金马奖舞台的存在感而使“时代脉搏与个人命运共振”类似的主题在公映前就先入为主、深入人心。

但其实，在国企改制的背景下，电影并没有以一种哀悼的姿态去展现时代带给父辈们的痛苦，90年代的下岗潮也还远远没有席卷到那个制片厂的家属院。

电影只以一种恬淡忧伤的调子，由男孩晓雷引领我们去重温90年代的琐屑真实，制片厂的相关元素其实是淡化的。

父亲或低头求人，或失意喝酒，或外出干活，都是普通人的离合悲欢，都至少代表生活还没被逼上绝境，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像韩胖子那样朝着新时代迎头而上，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在时代重压下穷困潦倒。

这样一种忧郁而不失希望的对待时代的态度是击中当下“80后”人群的关键。

同为刻画劳动人民，《八月》不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那样以开放式结尾去提示观众对人物命运的思考，它只关注共时层面下的气氛与情状，也因此而容易陷入流于时代标本的困境。

在电影末段父亲已然缺席的日子里，院中的昙花在一个八月的夜晚悄然开放，晓雷在盛开的昙花前俯下身来，微笑着与它合影，将电影重新投回到生活中去。

这个看似象征意味太过明显的设置，其实本是导演张大磊真实的个体经验。

电影的本名原来也叫《昙花》，但后来主创出于“不想让它有太明确的形式感”的原因，而将影片更名为《八月》。

[9]但不管怎样，这样一个隐喻式的结尾给了我们巨大的阐释空间。

这既是一个时代底下的普通的喜悦，却也是一个时代的注解。

张大磊曾这样向家人解释自己决定拍电影时的感悟：那年夏天的昙花忽然开了，虽然开很短，但它还会再开的！

90年代的逝去和它在当下的重现就是如此。

尽管秩序的演变已然发生，但之所以我们能够在二十年后的现在再度把握其共时的脉搏，只是因为我们在时间长河中恰好仍处于与90年代合影的阶段。

阿斯曼夫妇认为，“文化记忆”既区别于历史书写又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传统”。

记忆之所以不同于历史，是因为它是以群体的身份认同为核心的。

意即，它从来都是有倾向性的，以自我保存和自我实现为目标；对于个体来说，回忆的过程大多数时是随机/随时发生的，服从个体心理机制的一般规则；但是在集体和制度性的层面上，回忆过程则会受到一个有目的的回忆政策或称遗忘政策的控制。

由于不存在文化记忆的自我生产，所以它依赖于媒介和政治。

从生动的个人记忆到人工的文化记忆的过渡却可能产生问题，因为其中包含着回忆的扭曲、缩减和工具化的危险。

这样的偏狭和僵化只能通过公共的跟踪批评、反思和讨论才能减少其负面影响[10]。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张大磊的《八月》从生动的个人记忆已逐渐过渡到集体的文化记忆，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浪漫化、缩减或偏差的可能，但它能够引发经历过90年代的观众的集体共鸣，说明它在完成群体的身份认同的目标是成功的。

注释：[1]王霄冰.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J].江西社会科学,2007(2):239.[2]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三联书店,2006:序言.[3]蜉蝣.导演张大磊：《八月》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部电影[EB/OL].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8431128/,2017-03-22.[4]朱津京@BC.《不成问题的问题》如何炼成，满满干货奉上[EB/OL].http://mp.weixin.qq.com/s/G528MB9bG2KVPhosB7wIjQ,2017-04-19.[5]落山风.是的，我一点不伤心地泪奔了好多次[EB/OL].http://mp.weixin.qq.com/s/6vmPt1g7A1BQp0DrJX89TQ,2017-03-25.[6]参见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457.12亿元[EB/OL].http://www.gapp.gov.cn/sapprft/contents/6582/312058.shtml,2017-01-03.[7]刘珏欣.张大磊：九朵昙花开在安静的1994[EB/OL].http://mp.weixin.qq.com/s/nd4jnmu4EPCdSYi_Nym6Fw,2017-04-01.[8]韩毓海.1954《红楼梦》讨论再回首[EB/OL].http://www.m4.cn/space/2012-03/1156530.shtml,2017-03-19.[9]少年王,参无见.《八月》：电影、父亲和我[EB/OL].https://mp.weixin.qq.com/s/vTvthA9sGY6Ybrr5EC2Cdw,2017-03-16.[10]阿莱曼·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记忆到公共演示[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76.

八月 | the Summer is Gone2016年11月，第53届台北金马影展将最佳剧情片奖颁给了大陆青年导演张大磊的处女作<八月>，初涉大银幕的小主人公孔维一还借此斩获了最佳新演员桂冠。

而在此之前，<八月>只是凭借提名第十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影片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在登台致辞时，站在自己父亲身边，有些惊讶有些紧张的张大磊这样描述<八月>与自己成长痕迹的关联： 我的电影讲述了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个孩子在一个小城里生活的故事，其实我也是在电影制片厂大院长大的。

我在片中感谢我的父辈，因为父辈给我建立了一个值得我去怀念，去热爱的一个时代。

九十年代的北方小城，一切都喧闹躁动的八月里，家住电影制片厂大院的小学生张小雷迎来了小升初的漫长暑假。

原本散漫无忧的八月，热爱西瓜游泳双截棍的夏天，似乎又因为身边细微的变化而显得有一些不一样。

影片伊始，小雷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前杠上，去游泳池学习游泳。

父亲对于小雷总是学不会「夹紧双臂」有些生气，小雷站在池边有些笨拙地模仿着，手里还握着自己的双截棍。

泳池边高音喇叭放送的是流行歌曲<白发亲娘>。

小雷跟随父亲学习游泳这是张小雷眼里的八月，和父亲一起玩耍，梦到会拉小提琴的好看姐姐，看到三哥这个大人嘴里的「坏孩子」和他的「坏朋友们」打台球、喝啤酒、在电影院搂着姑娘的肩膀。

导演通篇都偏爱使用侯孝贤式的平视镜头呈现大院生活的形式，如同张小雷在局外用自己稚嫩的眼睛看着一切，大人们以一种奇异的姿态狂欢着，而这种琐碎泛生活化的场景白描，正是时代背景舞台化的投影；这样心照不宣的和平之下，却涌动着汹涌的潜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市场化剧变，国企改制的重重铁幕困住了抱着铁饭碗的青年，正谕话语式微，社会改动，生活的迷惘击破时代的屏障。

小雷的父亲在制片厂股份制改革中失去工作，正式成为一个迂腐的文艺中年。

文艺中年对抗时代的方式有很多种，迂腐的文艺中年只能被时代裹挟。

虽然他再三表示自己这种「有本事」的人在新环境里可以有更多机会，但他却瞧不上以「韩胖子」为代表的，在新体制下如鱼得水、飞扬跋扈的人；他口口声声说「为什么一定要让小雷上三中？

普通中学不是挺好的吗」，却在小雷终于能入学三中之后笑得合不拢嘴，或许他只是放不下脸面找关系走路子。

父亲是这样一个立体有血肉的角色，在大醉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被拽回家后，他笑眯眯地对小雷说：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

父亲与姥爷谈论国企改制

父亲喝醉了 高兴地说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与杨德昌<一一>类似，张大磊在<八月>中也采用了孩童视角来倒映眼前成年人的内心体验。

但与杨德昌结构化的社会反思不同，<八月>更单纯，更轻描淡写，也显得更为游移。

这是因为固然孩童视角可以予观众最直观的跟进式思考，张大磊并没有——或是并不希望——转向杨德昌式鲜血淋漓的社会解构。

在张小雷的懵懂隔离的视角里，全厂人斗志昂扬地跑向抛锚的卡车，三哥在深夜的长巷被人民警察抓捕，父亲在独自看过<出租车司机>后像公牛一样愤怒地挥舞拳头发泄苦闷，一向与自己父亲不和的三哥出狱后听到了父亲在剧组过劳去世的消息，久久沉默。

孩子眼里漫长的孤独感可能只是无聊而已，但也可能这就是生活。

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着，也还将在这个小城不可平息地发生下去，这个世界还来不及被解构就已经让所有人妥协。

张小雷看不懂大人的世界，如同在时代浪潮面前，每个人都是孩子。

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一部明显具备自传性质的回忆散文，<八月>虽然不如<一一>般针砭有力，但也让影片中无可逆转的「妥协」成为「生活」本身，它自然而然的发生，又自然而然地消失，它显得不那么可憎，它显得实在又温柔。

放映厅开始引进分账大片 票价飞涨所以小城终究还是会变的。

制片厂的放映厅开始上映分账大片，售票大姐不再让免票入场；韩胖子在剧组颐指气使，随意开除工作人员，替换导演；电影不再需要手绘海报，美术师转行去做刻字；原来并不富裕的兄弟率先下海，经商开起了舞厅；父亲也终于放下了高贵的头颅跟着韩胖子进组，揾食不易，坐车去遥远的片场做了场记。

印象里每个漫无目的夏天都是相似的，但总又觉得那一切都无限遥远。

但这并不代表一切都不可逆转地走向了悲剧，小雷终于被三中录取，穿上了梦寐以求很帅的校服；姥姥和舅妈放下芥蒂，一家人在门前合影，小雷向右手边做了一个搂住的动作，他想念远在剧组的爸爸了。

<八月>的英文名是the Summer Is Gone，夏天过去了，他们有过一些美好的酸楚的回忆，这是张小雷的童年印象，是这个平淡八月里每个人都留恋的秘密。

爸爸去了远方的剧组 全家合影 小雷向右手边做了一个搂住的动作影片最后，小雷和妈妈在电视机前看从片场捎来的父亲工作视频，镜头那边的父亲有点尴尬，然后笑笑说， 挺好的哈。

不说了，我先弄那个去。

<八月>虽然是一部处女作，但电影整体的视听语言是很成熟的。

导演采用符号化元素呈现时代背景准确又不刻意，在细微处回应通感。

崔健海报、李小龙、打沙包、大部头的录像带、没完没了的蝉鸣声、引进片里粗糙的汉译配音，以及喇叭中频繁出现的，似乎永远不会停止的大院流行歌曲。

同时导演在片中安排大量真实的生活细节，重现生活场景的同时，带来了非常舒适的观感，赋予电影另一个维度的新鲜节奏。

比如北方家庭常见的浇花方式：

原谅我压缩动图的水平… <八月>原定片名叫<昙花>，昙花的意象很直白，代表某种美好的消逝，代表短暂却真挚的瞬间。

片尾，秋分那天，妈妈一直细心照料的昙花忽然开放，左邻右舍都很开心，纷纷跑来合影。

在这一刻，仿佛整个夏天的忧愁与遗憾都不曾真的存在过，虽然一切都转瞬即逝，但总有一些什么被记录了下来，它可以被感受，于是便真真切切地存在着。

被记录的昙花一现 被记录的八月夏天那天下午，小雷穿上他心心念念的三中校服，独自推着父亲的自行车去学校报到。

他放下了一整个夏天不舍得离身的双截棍，于是他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八月在他瘦小的身上也留下了一点痕迹。

Greenday唱着,「summer has come and passed, the innocent can never last」。

夏天离开了，秋天请快些来吧。

小橋北站 | YouthSoiety

24小时内连刷两遍《八月》。

灯亮后影院里大部分观众还在电影的情绪中不忍离去，似乎在思考电影中的线索，但也估计无所收获。

没有让人难忘的台词，也没有浮夸的演技。

作为一个在离“标放”一个街区远的地方长大，并上了三中的孩子，感觉到的是深深的沉醉，导演了回放了那个转换的时代，但又始终点到为止，言中无，意中有。

电影中年代设定为1994年，那个所谓的电影黄金年，第一个想到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部电影展现的是王朔已记忆模糊，掺杂了很多想象的青春，是男孩荷尔蒙的成长，但野孩子马小军的成长中父亲基本是缺失的，姥姥姥爷什么的也只是远方的一个符号。

而我们大多数人的青春中离不开父母，也不会那么的大胆与早熟，更多的时候是在用自己的双眼观察着自己家庭的变化，一个个亲人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完成从儿童到少年的转变，并逐步的社会化，进而观察身边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什么的。

这也决定了《八月》的叙述重点是从小家庭到大家庭，再到整个大院（所以导演最后将影片献给父辈，不是某个人或自己），孩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会是核心，小雷只是导演的一双眼睛。

长得略像柯受良的父亲无疑是片中最大的亮点，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父亲，普通人，有自己的想法，不想低下高贵的头颅，其实最后也就丢下了，丢下的也只是男人的面子，依然在自己专业中探索者，务自己的营生。

另外三个着重刻画的人物一个是韩胖子，也就是那种在转轨中能够折腾起来的人，片中韩胖子充当画外音的时间比本人出演还长，是父亲和小雷挥之不去的背景音，是父亲和他的朋友口中的“讨吃货”、“楞球”，但也正是这样的人在那个跑马圈地的年代为他们带来的生计，最后给三哥的信话糙理不糙，展现了工厂大院文化中留存的温情。

再一个是三哥，呼市当年不少这样的小混混，在他的小圈子里展现着权力与欲望，让小雷心神向往，给了小雷，父亲没有给他的启蒙。

但当警车响起，父亲去世后，留给他的也就是低头后的无助。

小雷对三哥的回忆颇有意思，大院组织去大青山某有水沟沟的春游，是三哥帮他们杀的羊（后面应该是一起煮锅肉，吃完回家的节奏），留给小雷美好的回忆，三哥是小雷那个岁数心目中的英雄。

最后一个是朗诵者（演员名单中导演决定这个角色叫“好演员”），有个小细节，他始终穿着演戏用的马靴，也许在某部片中他是某个马上挥刀的蒙古英雄，但现实中他却与他人格格不入，进了艺术，走不出来。

大院里的其他人试他为无物，但也正是这帮搞艺术的人给了他最大的宽容，没有人真正打断他，嘲笑他，他依旧可以在其中自得其乐。

下面的文字掺杂了太多个人的回忆，不得不说它是最美的记录片。

大舅是毛纺工人，想当年呼和四大毛纺厂，毛纺织工业重镇。

如今已华丽转身为“中国乳都”。

满街的台球案子，5毛钱一把，放学来一局，水平一直停留在“大力出奇迹”。

露天白炽灯永远是家属院真正的中心，每个夏天大人打牌，孩子胡玩，不过12点不会回家，片里桌边打牌的一直都是5个人，必须是打大A。

过了兴安南路就都是玉米地了，有过偷几个玉米煮，还有那蛐蛐盒，我也有。

剧组从哪里弄来那么多塞北星啤酒瓶？

小雷不可能去县府街游泳池，太远，可是去过的满都海和农大游泳池早就不知道那去了？

小舅妈的博士饭馆让我一下想起了团结小区的“小世界”，门脸格局好像。

当年流行的带唱歌跳舞的饭馆，能想起鼓楼下的“雅园”，饭后大人们来一舞，小孩四周疯玩。

在“标放”看的指环王2。

“劝业小剪刀”？

会心一笑。

总之导演完全的回放了那个年代，由于晚生几年，我的这种记忆大多在96、97年，但也未远，最好的记录片。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92年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整个90年代开启了真正意义的改革开发，狂飙突进的二十几年，94年这个节点正是大变革的当发要发时，八月无疑是这段历史的一个备注，这部片没用昙花挺好，这不是一现，而是小雷的夏天走了，中国的变天来了。

最后转成彩色片后，父亲在草原上的奔跑正是这个大时代的最好注解，茫茫戈壁，奋力追寻，去寻找什么，他当时也不知道，他只会说“挺好的”。

搪瓷杯、录像带、电视里的经典电影、阳台大叔哼唱的老歌、人物身着的旧式服装......《八月》用一切可能展现的细节，重塑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小城镇的生活，而黑白摄影，则让影片充满了怀旧的气息。

影片分为三条故事线，分别讲述了准备升初中的少年小雷，面临国企转型的小雷父亲，重病卧床的小雷姥姥，展现了老中青三个年龄层的生活状态，并借由他们牵连出的众多人物，描绘了那个时代的人物群像。

三条故事线的主题是一致的，那就是“变”。

尽管小雷一脸稚嫩，孩子气的学着李小龙耍双节棍，但面对母亲对自己学业不理想时的愤怒，他会煞有介事的说出“不以成败论英雄”，看着体态丰满的年轻姑娘，他会不由自主的做起美妙的春梦，目睹社会青年三儿自由、潇洒的生活，他会发自内心的羡慕、憧憬。

这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从心理到生理都在经历着孩子向成人的过渡，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欲望，逐步构建自己的价值观，并试图表达自己的想法。

小雷经历的“变”，其实就是成长。

小雷姥姥的这条线在剧中表现不多，它体现的“变”是衰老。

健康变差，年纪变大，人最终面对的就是死亡，姥姥在剧中没有一句台词，她静静的躺在床上，比较安然的面对这种生命消逝的过程。

遭遇国企转型的小雷爸爸，面临着再就业的考验，吃惯了铁饭碗的他，突然间被丢进了汪洋大海般的自由就业市场，这条主线体现的“变”是经济体制的改革。

不论是成长，还是衰老，都是人生必经之路，并不是时代特有的，而只有小雷爸爸经历的“变”，带有鲜明的中国九十年代的特征，契合了影片极力塑造的年代感，因而也成为了三条故事线中，最重要，最着力表现的内容。

虽然，三条故事线都在展现“变”，其人物也都经历着不小的内心起伏，但是影片却呈现出一派宁谧。

这一特质，在对小雷爸爸的描摹上，显得格外突出。

小雷爸爸是一个电影剪辑师，他不但具备高等的专业技能，从片中看，他还有着很好的电影审美和相关文化修养。

显然，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失业，就不是失去收入这么简单。

影片中，由于国企转型下岗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小雷舅舅，一个是小雷爸爸。

前者是个普通的工人，对于下岗，他表现出的是安于命运，外加些许颓废，而后者却极其不甘心，非常烦躁。

这种对比，绝不是性格不同就能一言以蔽之的。

几千年的传统观念里，劳动者的社会地位都低于知识分子，尽管新中国成立，宣扬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但是在精神层面，工人很少会自视甚高，而潜意识里，知识分子总会有些许优越感。

于是当知识分子遭遇了失业的困境时，反应通常会比工人更强烈，因为他感受到的不仅是生存压力，还有一种深深的被羞辱感。

小雷爸爸的不甘与烦躁，就是因为他觉得被羞辱了，尤其当没文化的邻居，善意向他提供打工机会时，他更是觉得奇耻大辱，因为他无法忍受一个被自己认为低层次的人，竟然在向自己施舍。

在他拒绝了邻居提供的工作机会后，妻子讽刺他，不肯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他却无力反驳，毕竟他这个大男人目前是靠老婆的收入在过活。

现实时时刻刻都在鞭挞着他的自尊。

种种迹象都表明，小雷爸爸的内心正在经历剧烈的震动，痛苦、憋屈、纠结......然而，在片中，小雷爸爸只表现出一点点不甘与烦躁，影片用一种强大的宁谧感，覆盖了人物的内心情绪。

但是这种情绪，并没有被擦拭，而是用其他方式，传递了出来。

小雷爸爸被邻居用冷言冷语大声嘲讽后，站在楼道烦躁的踱了几步，回到房间，对着空气挥拳，随后就恢复了平静，一切看起来波澜不惊，然而仔细观看，你就会发现小雷爸爸反复观看的那盘录像带是电影《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这部经典电影，描述的是一个越战归来的老兵，在纽约做出租车司机的故事。

作为一个军人，他失去了展示自己才能的战场，变成了城市里的底层人物，不但如此，纽约市里的一切，都不符合他的价值观，他觉得自己已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出租车司机和小雷爸爸一样，都经历了环境的巨大变化，失去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对于新环境，却又无法适应，无可奈何的跌入尘埃，产生一种愤恨与压抑的反社会情绪。

最后出租车司机单枪匹马，借助自己强大的战斗力，拯救了落入淫窝的雏妓，立即成为纽约市的英雄，但是他却没有接受这份荣耀，而是消失在繁华的纽约街头。

《出租车司机》尽管小雷爸爸只是对空气挥拳头，但不难想象，在当时那种心境下，反复观摩这部电影的他，非常渴望像出租车司机那样，以激烈的方式，向这个抛弃自己的社会，展现自己的价值，然后骄傲的弃它而去。

影片用这种迂回的方式，消解了人物强烈的内在情绪，也成就了影片营造的宁谧感。

导演张大磊表示，影片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某年八月，他回到姥姥家，在小院儿的葡萄树下乘凉，突然感觉周围变得很安静，童年时的很多回忆，在脑中瞬间闪过，让他感慨万分，如同做梦一般，于是他想把这个梦反映在电影里。

张大磊显然，这部电影是回忆性质的，所以片中有大量真实素材的显现，但它并不意在真实还原回忆中的一切，而只是表达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的感受——夏日乘凉，安静如梦——宁谧。

因此，宁谧并非电影的风格，而是影片隐藏的主题。

回首往事，几乎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但是如何评价回忆中的往事很微妙，往往并不是由往事本身决定。

随着影片的结束，小雷顺利的读上了自己理想的初中，小雷姥姥则恢复了健康，经历了生死的她，也变得豁达起来，原谅了一直与自己关系不良的儿媳妇。

待到讲述小雷爸爸的结局时，黑白色的影像猛然变成了彩色，彩色的影像里，小雷爸爸在新的工作现场，表现的十分忙碌，昭示着他决定与时俱进，竞争上岗的决心，从黑白的怀旧切换到彩色的绚丽，暗示了人物将迎接美好的未来。

影片中，人物经历的波折，在张大磊的回忆中，宁谧美好，是因为人物最终都走向了好的结局，过去的波折变成了一种有价值、有纪念意义的历练。

八月很热，而姥姥小院的葡萄树下，却很阴凉，这是一种惬意又幸福的感觉，恰如回忆起那些曾为难自己，但最终被顺利渡过的波折。

有的电影就像小说，跟着故事脉络一同前行，是非曲直总有个结局。

有的电影就像散文，有点有面却无意画方圆，浓情淡意皆由人参悟。

去年11月荣获第53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奖的《八月》应是后者，而且是那种很适合从中摘取片段做成阅读理解题目、让考生挖空心思揣测作者意图的散文。

导演兼编剧的张大磊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部电影的拍摄初衷来源于对自己少年时期生活的缅怀，他和片中的小主人公“张小雷”一样，都是在电影制片厂大院里长起来的孩子。

因此，片中小雷的视角，其实就是张大磊导演自己望向过去的视角。

《八月》中的各种故事自然都发生在八月份里，根据片中出现的美国电影《亡命天涯》引进中国的时间甚至可以准确推断出那是一九九四年的八月。

需要特别介绍的是，《亡命天涯》是国内第一部以票房分账形式进口发行的好莱坞电影，可谓“美国大片”浪潮的起点。

现实中本片于1994年11月12日公映，而《八月》中该片的提前放映，不妨理解为小雷父亲所在的电影制片厂的行业优势使然。

电影制片厂，在爱看电影的孩子心目中，那是多么神秘又浪漫的单位啊。

然而在小雷眼里，除了可以随意免费看电影的便利之外，那只是父亲工作的场所而已，和什么制药厂、印刷厂没有什么两样。

他还没有足够的心智去理解父亲高贵的头颅从昂起到垂落的转变过程，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去考究一部电影从135胶片（即35mm胶片）到大银幕华彩的转变过程。

他的八月，只是小学到初中之间的最后一个暑假月。

他隐约感觉到会有什么不同，也许是自己，也许是别人。

但就在他似懂非懂的洞察试探中，充满转变的八月过去了。

由于全片以黑白画面为基调，故事没有明显的矛盾冲突，人物的出场也很松散，而且包含许多纯粹描写景物的空镜头，观众在不经意间很容易犯困。

然而这或许正好应了无所事事的夏天中常见的慵懒情绪。

虽然没有直接阐明，但其实片中大量的主观镜头都是张小雷在百无聊赖中的各种观察。

也许，你也有过这种类似的观察？

炎炎夏日，趴在窗台边，盯着院落里的一棵树发呆。

盯得厌了，又将目光投向坐在树荫下边摇蒲扇边下象棋的两个老头。

接下来，墙根边一只花猫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你的视线随着它溜向墙脚，墙壁，墙头，瓦顶，又在它翻身过墙后怅然若失。

当你望着对面楼里练习小提琴的小姐姐出神时，厨房里的妈妈正好切好了西瓜叫你去吃。

影片除开这些镜头语言，还有不少未见声源的声音或者声源延后出现的声音。

例如楼下大姨大妈的议论声、由远及近的警车声、飘荡在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声、球杆打中台球的撞击声等等。

人声、乐声、环境噪音，与呼和浩特硕果仅存的老厂区风貌搭配在一块，还原出热燥的八月里我们通常会体验到的真切生活气息，同时也吻合一个懵懂少年的听觉体验。

有了这些，你甚至很长时间之后才会意识到电影配乐的隐形。

当然，也正是这90年代初的时间背景、以及厂区大院孩子的成长环境，让能够与角色产生最大程度共鸣的观众群体有所收窄。

毕竟，父亲因为单位转制下岗而不得不另谋生路、母亲不但需为家务操心还需为爷俩操心、家族中还有别扭的亲戚与重病的长辈，这种少年时代并非所有人都经历过。

尽管这不妨碍大部分观众对影片所表达情感的理解，但具体到内心受触动的程度，这种因自身经历相似的关联将起到助推作用。

一如张家父子在影院里观看《遭遇激情》（1991年作品），小雷能看睡着，张晨能看流泪。

《八月》所描绘的，的确是不少上世代家庭面临过的问题，诸如股份制改革引发的下岗潮、家长关于孩子教育观念的碰撞、家族内部赡养老人的责任等。

不过，这些问题也仅是从现象上平实地展现，未做深入的批判或讨论。

更多时候，这些问题和更大的社会背景却是一个模糊的虚像，有些聒噪嘈杂又有些语焉不详，变成小雷的八月回忆里不太明白也不想明白的淡淡阴影。

人终究要长大，所以宁愿抛下那些不堪，记得那些美好。

尽管它们有时往往不可分割。

于是，当八月将尽，少年跟双截棍说再见，跟新校服问声好。

昙花之绽放稍纵即逝，好在曾有过一张胶片的记录。

这也正是《八月》的价值。

我是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长大的孩子，这部电影对我的意义，可能大过很多人。

电影中的台球桌，标放，露天泳池，就在我家南边，走路不超过五分钟。

路边叫卖的西瓜，年年都有，不过我们都拿勺子吃。

还有那一大家子人，哦，包括抢钱的大孩子，都离我太近太近，仿佛就是昨天，他们还都在我身边。

我看完电影一路哭回了学校，然后哭唧唧的给我爸打了个电话，给他买了电影票让他晚上去看，他有点被我吓到了，毕竟我长大后就没跟他这么哭过。

我人生中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我那不靠谱的爸爸带我去看的《拯救大兵瑞恩》，当时的我只有五岁，开场不到十分钟我就被枪炮声吓得大哭，我爸只能带着我出了电影院。

我爸是一名摄影师，他经历了片中父亲所经历的改革，他像片中的父亲一样一看电视就睡着，一样不愿“低下他高昂的头颅”。

厂子改制后，他开过照相馆，卖过挂历，最后还是奔波在剧组。

我都不记得有多少次，小时候的我嘱咐第二天要上组离开的爸爸“走之前一定要叫醒我”，但当我早上醒来时，他都已经带着行李出发了。

离家短则两三个月，长则半年，还记得有一次他回来留了络腮胡，我被吓的嚎啕大哭，他被爷爷赶去刮了胡子才来见我。

我爸妈在我很小就离婚了，所以家里不像片中有妈妈做饭，我爸在我小时候又不会做饭，我一从奶奶家回去我们俩人就每天下馆子，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吃遍了家周围所有的小饭馆。

我爸也带我在标放门口用那些岌岌可危的球桌打台球，在路边摊吃羊肉串和田螺。

我们电影厂的孩子大多数都有个“坏孩子”的标签，因为我们像电影里的“三儿”，爱和人打架，像“小雷”，每天疯玩不爱学习，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不许你和他们玩”“你可别像他一样”。

我们院儿的孩子，一半在三中，一半在三十五。

我和我的发小们也经常在标放看不买票的电影，在厂院里打闹，爬到院里的大榆树上摘榆钱，在院里打水仗，捉迷藏，数数我们都认识了二十多年了，我们还和彼此在一起，那是我最珍贵的回忆，他们是我最珍贵的朋友。

我们之中的很多人现在都在从事电影相关的工作，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让我们来拍我们自己的故事。

看完《八月》，我觉得我的童年，第一次被认可了，就好像有人告诉十岁时被嫌弃的我：“你这样，也是可以的，最然会走些弯路。

”。

我也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我爸这么多年不向厂子妥协，不愿拿那几万块的买断工资，为什么不愿“低下他那高昂的头颅”。

我从前觉得他执拗，不听劝，甚至不可理喻。

却从来没试着去理解过他，他绝对不是个完美的爸爸，他倔，脾气差说话直，得罪了不少人。

但是他永远支持我任性的决定，给我选择自己路的权利，这是多少孩子不曾拥有的。

那老师，如果你不想低下你高昂的头颅，就永远别低下，无论这决定是对是错，我都陪你面对。

晚上一个人去看《八月》，影院稀稀拉拉几个人，哭了好几次。

看到黑白镜头前，昙花开了，杨爷爷给小雷在昙花旁边照相，其他好几个邻居都说要来照。

小时候住家属院老房子，我们家阳台上也有一盆白昙花。

在那儿住了十年，只开过那么一次。

也是好多人专门来看，稀奇得很。

我家住顶楼，三楼。

有棵老黄角兰树刚刚够到窗户，拿根晾衣杆儿就可以掏花。

我有次放学回家，站在树下听我爸在阳台上弹琴，雪绒花雪绒花，断断续续的。

大家还没弄饭，下午四点过，整个院子安静得只听得到琴声。

老院子里，家家户户都种花。

马蹄莲，绣球，灯笼花，山茶，还有一排老桂花树。

夏天晚上大家都习惯在坝坝头乘凉，我们小娃娃藏猫儿，大人就摆龙门阵。

一楼右边的伯伯最喜欢跟退休干部讲改制，买断工龄。

听求不懂。

一楼左边的张婆婆喜欢我，每年马蹄莲开第一朵都送我耍，一会儿手就肿了，过敏。

有一阵我的癖好是摘山茶花骨朵，天天带一伙跟班儿横扫院子里的山茶树，后来被一个婆婆逮现行，说等了我好几天了，也手心遭罪。

夏天太热了，睡觉热得背心打湿贴在凉席上，蚊子嗡啊嗡的。

半梦半醒的感觉我妈开了灯，在拿扇子给我扇风。

热的时候，我跟我妈也分一根棒棒冰，在客厅看电视，窗户大打开，风一吹进来还有黄角兰的味道。

那时候我还没有升学的烦恼，但书记家的小姐姐有。

小雷要上三中，她要上一中。

也没考上。

要交一万多块钱高价。

书记没有下岗，但日子也不好过。

我妈说，交高价前一天晚上十二点，他带到小姐姐从家走到一中。

路灯是鹅黄色的，路上就他们两个人。

书记一百块钱一张一张放，他女儿在后面一张一张捡。

看能铺好远。

看的时候想起父亲很多次，果不其然谢幕就打了“献给父辈们的电影”。

好像突然打开了旧录像带，闻到了另一个时空的味道。

一地鸡毛的生活，失意的一代，还有童年。

“从没有人说过八月什么话， 夏天过去了，也不到秋天。

但我望着田垄，土墙上的瓜， 仍不明白生活同梦怎样的连牵。

”这是林徽因在诗歌《八月的忧愁》里写的。

的确，八月是个充满着矛盾的月份。

烈日之下，很适合冲动、与轰轰烈烈的剧变；然而高温之下，却常有恍惚的眩晕，于是眼前、脑里易产生朦胧的幻象。

于是，当再回望八月，这段时间里的记忆，不免会变得扑朔迷离，难辨真假。

八月，已经淡去了放暑假时的雀跃、令人焦虑的开学时间也还没急着前来报道。

主人公小雷，生活百般聊赖，只有那些熟悉的声音还在尽力地制造出生活的气息。

三轮车上的吆喝声，巷子里有节奏的磨剪子、戗菜刀声，对面楼房传来舒缓的小提琴声、以及失意的人高声大唱的《江河万古流》。

这些声音，对于小雷来说，如同是日子得以正常运转与守恒的能量，若即若离又习以为常。

直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以各种形式开始在小雷的眼前，大摇大摆地出现时，偶尔刺耳，有时玄妙，亦或是出乎意料，总之，它们提醒着这个还会爬到树干上唱着《祝你平安》的男孩，这个八月已经悄悄地，有了变化。

警车“滴呜”地响、在狭窄的巷子里追逐与抓捕的急促脚步声与呵斥声、雷声轰鸣雨骤下、令人猝不及防；深夜被爸爸扯掉录像带“咔咔声”吵醒、看着他发了疯似的、朝着空气挥拳出“呼呼”声，令人心疼；妈妈往嘴巴含了一大口水、像水柱一般扫射、喷在花瓣上的“噗呲”声，令人费解。

这一点点的异常声响，慢慢地拼凑出平静的八月表象之下，暗潮涌动的真相。

这些声响越来越大胆，却也隐忍着最后的底线。

但小雷越来越懂得，他离真实的十二岁的八月，更近了。

父亲离开的那天，一大早还没睡醒的他只顾着跟在父母身后，没有任何告别的形式，只有大巴远走的“辘辘”声，他第一次觉着，这声音那么陌生。

亲人们喜欢围在生病卧床的太姥姥身旁家长里短，后来太姥姥不在了，屋子里似乎也丢掉了好些声响。

奇怪的是，以前太姥姥可是从未出过声，怎么就感觉热闹了呢？

小雷心中，三哥是个很酷的人，当他出事后，再回家时，父亲已去世。

看着三哥翻看父亲的包裹，默不作声时，小雷平静地对他说了句，“哭吧，憋着难受”。

当小雷再转头回望时，三哥趴在了台球桌上，嚎啕大哭。

也许直到这一刻，小雷终于知道，这哭声，就是他十二岁的八月里，必须要遇到的声音了。

再漫长的暑假都会过去，而他的人生中，也有了第一个没有父亲在的立秋。

而那个夜晚，他也迎来了十二岁，最魔幻的一个声音。

昙花开了，花开亦有声，当他靠近时，一定听到了些什么，才会笑得那么灿烂。

《百年孤独》里有一句话：“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多年以后，小雷应该还会记得，他十二岁、某个八月的夜晚，家里一番争吵之后，父亲伴着鼾声熟睡，母亲还在灯下握笔工作，电视里放着没人收看的节目。

断断续续的响声，却让人如此踏实。

小雷躺在沙发上酣睡，做着梦。

或许梦里是，那个下午，父亲带他去游泳池边，不断地给他示范，那个夹水的游泳动作。

我想，这种让人心安的声响，是这个八月之后，他最珍惜的记忆。

作者：凤凰街58号 公众号：小电影大人生 可戳添加：https://www.douban.com/photos/photo/2436425308/

一直以来特别想吐槽，今天忍不住出来胡说八道一下，如今热衷于拍摄年代戏的编导们，其实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不知道如何真正地让观众「入戏」。

所谓「年代感」其实指的是「回忆感」，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在脑海中过一遍久远的记忆——那些陈旧的记忆对比鲜活的记忆，其质感的差别是怎样的？

因此，仅仅在服化道上下功夫抑或者是老歌大串烧，最多不过架空复刻一个虚无缥缈的外壳形式，在剪辑与影像本体上下功夫才是正道。

《八月》之所以不能够获得我的共情，很大一部分程度在于其景深效果使用的失误。

换言之，是张大磊作为导演摄制思路的失误：他误用了2010年后影视创作者们普遍形成的数字化的拍摄思维，去表现了二十年前中国社会剧变下个体的困顿。

那么「数字化的拍摄思维」要做何理解呢？

电影是一门及其依赖机器的商品／艺术，从早年的「西洋镜」到「摄影枪」；从梅里埃黑白胶片手工上色到红绿染印法的里程碑；再飞速发展到如今几近普及的5DIII、DJI OSMO、BMCC乃至Red One等数码设备，机器作为拍摄工具的更新总是在不断丰富和推动电影的拍摄方式和表现形式，因此造成了一个现象：特定年代的电影作品，其主体、对象、形式、语法都与那个年代所具备的机器条件不谋而合。

这就促成了一个年代区间内诞生的电影作品存在着大量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恰恰就是「年代感」的核心体现。

而由于不同地域经济条件与电影工业的发展程度各有不同，其相同年代区间内的「年代感」也因此在题材和形式上各有不同。

从这个结论出发，一个近年来恰如其分还原出「年代感」的正面案例，是贾樟柯的《山河故人》。

典型表现是在影片中不同的年代段落里，使用了不同的、对应年代常见的画幅比例。

其他更多不显山露水的手法还包括但不限于：一、色彩。

同为90年代，《山河故人》的画面在色相与饱和度上存在着一定的色偏和失真，为的是对应上90年代那个以胶卷和磁带为主的影像模式。

而《乘风破浪》中浓郁如泼墨般的色彩，好看归好看、浪漫归浪漫，但很显然与真正90年代影像特征有着较大的出入，缺乏说服力。

就像影片穿越的内容一样，构建的是一座完全架空的海市蜃楼。

而《八月》中占据大部分的黑白画面，无论从对比度、高光和阴影部分展现出的宽容度与画面的锐度，都是清一色典型的当代数字画面。

也许张大磊在后期的阶段应该请调色师多拉拉画面曲线什么的，像《山河故人》第二部分那样，把画面做出早年拍摄器材感光原件并不出众的那种泛白、低像素的质感。

就不拿九十年代时代背景的《乘风破浪》和同年代背景的《山河故人》比，就和韩寒自己的前作《后会无期》（时代背景为当代）比，相同的机位，相同的景别，相同的桥段，看得出差别吗？

二、景深。

之所以专门把景深拉出来讲是因为这是《八月》最让我出戏的元素。

有过比较多拍摄经验的同行应该都有类似的感触：如前文所述，自从电影从胶片时代逐步过渡到数码时代，机器所能调动的轻便性和本身性能的突飞猛进已经基本上改变了电影的拍摄流程和思维。

以往的光圈和胶片的感光度不足以支撑机器通过虚实来「压缩」画面内容使画面美观、干净不杂乱。

因此回顾国产2000年前的电影，画面的景深范围往往都能够保持在起码十米以内，相比如今动辄长焦、微距、大光圈设备拍摄出的浅景深镜头泛滥，那个年代更加强调拍摄环境的光线、距离、布景和时机与画面的构图、平衡、韵律是重中之重。

《八月》的镜头显然在这些部分显然欠了一些考虑。

（后来从曾和张大磊当面交流过这一问题的友邻那儿得知，《八月》因为经费有限选择的主要拍摄场景是正在拆迁，拍摄的前后过程中环境变化较为显著，不少桥段不得已使用与九十年代不符的浅景深以规避环境变化造成的跳戏）

这个画面的虚实感实在是太不九十年代了当然因为思路问题造成的出戏在景深方面只是一部分，从韦斯·安德森在国内影响力大增之后，正平面镜头、舞台视角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国产电影中。

这是有悖于强调画面「纵深」的传统的。

同样是两侧遮挡的场景，对比《八月》与其致敬的《悲情城市》，空间的层次感差距颇大。

三、运动。

和景深问题有着同样的原因，设备机器的更新改变着镜头本身与镜头内运动的形式。

旧时的国产影视作品往往习惯于通过出入画与纵深来突出运动感，我印象最深的是86版《西游记》片头还是片尾的最后一个固定机位镜头：摄影师将机器放置在地上处理成略微仰角拍摄的角度，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从摄影机上方跨过走向远方，这时画面内容是六小龄童从画框上方入画随后从前景走向后景，而接下来另外的师徒三人一马亦步亦趋分别从左、右、上方依次入画从前景走向后景，画面运动在视觉上非常丰富。

如果说以上的运动方式是属于旧时代的，那么新时代的运动方式显然发生在机器愈发便携化之后。

手持拍摄即是一个典型代表，大陆开始大量有意识、成体系地使用晃动手持镜头形成风格的代表人物当属娄烨。

娄烨习惯将手持与主观镜头相结合，制造角色内心的飘忽和悸动。

这其实是最切合运动镜头拍法的思路：注意运动的物体甚于静止的物体属于人的生理本能，来源于进化过程中对外界信号的反馈心理。

娄烨用手持的方式将运动-心理的关系勾连起来，完成影像的内容表意。

而包括《八月》在内的如今多数国产电影镜头中的运动都是毫无意义的废素材，就像后来模仿冯小刚在电影《大腕》里植入广告的那些人，植入的广告真的只剩下了广告的作用，而不是有机地与其他道具一起，共同起到明确/隐喻主旨的作用。

包括《侠女》中间竹林对阵那一场戏，胡金铨在画面中安置竹竿、树叶、岩石作为前景，将人物安置在中景、大环境作为后景，拍摄对象尽管始终被运动的镜头捕捉在画面内，但多层次的空间反复遮、露、挡、显、藏、现人物，依然保留有强烈的视觉趣味性。

遗憾的是，不论是哪一种年代的运动，都没看见张大磊在《八月》中地道地使用的痕迹。

从还原「年代感」的要求上退一步回来说，《八月》连基本的视觉趣味都稍显匮乏。

四、帧率。

这部分与《八月》这部电影无关。

只是基于「从影像本身出发营造『年代感』」这一问题衍生出来的探讨。

帧率的变动同样是基于电影机器的进步。

从早期的8帧／秒到16帧／秒到通行于世的24帧／秒，再到《霍比特人》48帧／秒与《半场无战事》120帧／秒的探索，每一次转变，背后都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这不正印证了「年代」这一概念么？

五、镜头。

《爱乐之城》为了向古典好莱坞致敬，表现出歌舞片黄金时代复古的风格，达米安·沙泽勒特地选用了在1953至1967年间主流的变形宽银幕镜头拍摄。

此外，片中诸多场景的镜头都被刻意地一镜到底，减少镜头之间切换的频率，是达米安·沙泽勒在拍摄技法上对黄金时代歌舞片的另一种「回归」。

预告片里先声夺人的口哨声，可以算做是好莱坞黄金时代西部片的标志之一

本文部分发表于《上海电视》4月某期，如需转载，请一定联系本人、一定注明、一定附上豆瓣链接！

-- 《八月》给喜欢艺术片的影迷带来的冲击，没有《路边野餐》那么大，后者以一个超级长镜头模糊了现实与梦幻的界限，探讨人生的种种遗憾和情感，情节设置相当精巧。

这两部，我都在影院看了两遍。

但《八月》未必不梦幻，不诗意，不以镜头语言说话，它淡淡地带观众去往另一个方向——恢复我们的某种记忆。

上世纪90年代初的记忆，基本被导演张大磊浓缩在短短一个月里。

这种处理，很容易产生把时空线索刻意装进一个罐头的效果，参见无数引用非典和张国荣之死的国产青春烂片。

这一层，张大磊做得勉强自然。

这也给电影造成弊端，没有这种共同记忆的人，如何明白，国企改制给下岗工人带来的瞬间绝望？

个体户在当时是个什么地位？

严打是什么？

以《亡命天涯》开启的每年十部分账大片如何震动了电影市场？

95后00后怎么看他们出生前的社会状态？

没有背景知识的外国人能否看懂？

过来人，如我，甚至比我离片中经验更近的那些大厂子弟，看完后能得出什么结论和启发？

本片用了11岁小雷的视角，又不只如此，还父亲的视角、上帝视角，最后时近时远、疏离朦胧地讲述了小孩不明白、过来人一看就懂的社会状态，它甚至没有中心情节。

说到底，它是需要观众主观参与的电影，用意识去缝补一场场戏之间的联系。

怎么说呢？

这就像我们普通人去看《魔兽》，只是看了个故事单薄的奇幻片，游戏玩家去看呢，就是看着他们从小就认识的游戏角色变成真人走来走去，角色讲的笑话，我们都听不太懂，玩家懂，角色的社会背景、江湖地位、情感关系，我们不会注意，玩家却能从一个小细节看出导演用心。

《蝙蝠侠大战超人》同理。

《八月》因为生活化，很真实，所以观众可以不费脑筋地看导演铺画册，一页一页，即便不去主观缝补剧情，这个电影时空也是成立的。

但是看完之后呢？

既然是画册，《八月》大概还是影像出彩。

此片风格略似做起梦来的杨德昌，但没有杨德昌那种犀利冷静的态度，杨的电影基本不会给我们对现实发梦的机会。

我很喜欢《八月》里警察追捕不良青年三哥那场戏。

近景里的小雷看着远处虚景里警车边的人渐渐跑近，与他擦身而过，是三哥，小雷也跟着跑起来，先是听到三哥呼叫的声音，接着远远看着他被逮捕的全程，此处的视觉语言正贴合孩子懵懂迷惑的视角。

有人说本片看不出张大磊在莫斯科学过电影。

但小雷梦中的水上倒影，河溪边因黑白影像而显得格外明亮灿烂的小树，明明沾染了塔可夫斯基的风格。

梦境多少与现实相连，越到后来越模糊界限，也避免了复制小学生作文式生硬的转场交代。

比如，德彪西的音乐渐强，小雷在被邻居小姐姐亲脸的瞬间醒来，此刻小姐姐正在用小提琴拉曲。

比如，他说想上重点中学三中，是因为校服帅还能配上三哥那样的漂亮皮带，一向宠他的爸爸气得把他丢路边，自己骑车飞奔回家。

于是他梦到爸爸带他在草间寻觅，不知道在寻觅什么，最后找到了蛐蛐，爷俩还一起吃西瓜，他讨好地说“爸，我不去三中了。

”这是儿童臆想中的困惑、解答与和解，在梦中完成。

爸爸坐车去远方做场工，切入同伴搞联谊的场景，再切回车上。

这个场景里出现了那位每天早晨站在阳台上唱美声还常常即兴喊诗的大叔，因为他后来又出场，在小雷母子看昙花的时候喊诗，所以我们判断那场联谊不是未来场景的插入，它像是在车上的一个梦，这也可能是男人对未知明天的茫然想象。

激起这场车上飘飞的，是《你在他乡还好吗？

》。

这让我们赫然想起，那几年最流行的，原来都是外出务工人员的心声，“大哥大哥你好吗？

”“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你那里下雪了吗？

”词曲虽流俗但质朴真挚。

再想想今天外头唱的都是些啥，时代印记，民风人貌，都蕴藏在流行乐里。

父亲大概是全片塑造得最立体最有血肉的角色。

他总嚷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却不得不随他瞧不起的韩主任，离开熟悉的家园，放下剪辑的本事，去跑拍摄现场。

揾食不易。

他看到韩主任也会赔笑，也任凭儿子追打韩主任的儿子。

韩主任在楼下地图炮乱骂，他就暴躁紧张。

他连见老丈人，都要站起来，像跟领导汇报工作。

他嘴里说国企改制是让人凭真本事吃饭，内心却焦虑不安。

只能喝喝酒，一遍遍观看《出租车司机》尤其是那句“Who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to?”最激烈，也只是半夜抡空拳中发泄一番。

他惩罚了儿子，晚上又不好意思地过去劝儿子快睡觉，既心疼又愧疚。

他们看绝症梗爱情片《遭遇激情》，儿子看不懂睡着了，他却看得泪流满面。

男人喜欢的浪漫都很残酷，是生离死别。

这种真实，大抵体现了张大磊对身为剪辑师的父亲怀有的深爱与敬意。

讲真，看完这部片，我一直沉浸在写自己童年往事的兴致中。

唤醒，也许就是这样一部艺术片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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