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占领的卢浮宫

每个人都能预见未来，但没有人记得过去。

——《俄罗斯方舟》，亚历山大·索科洛夫《德军占领的卢浮宫》是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继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获奖作品《浮士德》之后的又一力作，讲述了卢浮宫在二战时期德军占领巴黎后所经历的种种荣辱，并且夹叙夹议地表达了自己对艺术与战争关系的看法。

当然，无论是战争还是艺术，是纳粹德国还是博物馆，都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索科洛夫的电影之中了：在此之前，索科洛夫已经借由著名的“一镜到底”的《俄罗斯方舟》（2002）对历史进行了充分的记录、重演和思考（其中出现的是圣彼得堡）；“权力四部曲”之一的《摩罗神》（1999）则以希特勒的情妇爱娃为主角，嘲讽了希特勒的反人类思想及其外强中干的本性。

此外，我们还能在片中发现画面变形和用柔光创造的黯淡而模糊的影调，这些标志性的索科洛夫式元素来自《浮士德》（2011）和《遗忘列宁》（2001）等等影片，尽管早前这些电影使用这些手法的意图与这部新作明显不同：《浮士德》的画面扭曲更接近精神层面，柔光则加强了玛格丽特的美好与动人，暗示的是一种品质；《德军占领的卢浮宫》的扭曲偏于“器物”，呈现出一种翻转“实体资料夹”的效果，柔光则暗示着历史与我们的远近程度。

无论如何，《德军占领的卢浮宫》绝非平地而起，索科洛夫正是在这部作品中对自己擅长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有趣的颠覆、重新阐释和自我致敬，其中亦充斥着天马行空的艺术创造力。

《德军占领的卢浮宫》的技术细节充满了新的创意，影片本身绝对堪称2015年最让人眼花缭乱的作品，形式上的天马行空绝不逊于同年在柏林电影节上大放异彩的《爱森斯坦在瓜纳华托》，甚至还略胜一筹。

先来说说索科洛夫对画幅脑洞大开的处理方式。

最近两年以来，在同一部影片中改变画幅已经成了很多电影导演青睐的手段，韦斯·安德森的《布达佩斯大饭店》和贾樟柯的《山河故人》都在用它展现故事的年代感。

《德军占领的卢浮宫》与这些都不尽相同，它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反其道而行之，把画幅还原成了介质，即把宽银幕还原成变形前的35mm胶片，胶片左侧还附有声音的光学声轨，这种方式既通过直接呈现电影胶片体现了伪造的“年代感”，又讨论了时代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更在电影的存储介质和历史的呈现方式上建立了更深层次的联系，而这又与前述的“实体资料夹”的构思完全吻合。

透过这种方式，索科洛夫几乎在银幕上建立起一座实体的、关于博物馆的影像博物馆，真实感也就自然而然地由这种方式及其所包裹的内容之中迸发出来。

让人惊叹的还有索科洛夫对种种影像资料的运用。

以往大量作品充其量只是把纪录、现实和虚构等等元素进行简单地叠加，直到不久前去世的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拍出《特写》，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彻底模糊。

这部电影则又有不同，比如索科洛夫故意为一些并未保留音轨的历史影像进行配音，其中出现了狗叫声、靴子落地声、户枢扭转声、各种乐器声，甚至尸体袋落进大坑的声音，全都清晰可辨，极大程度上增强了历史资料的质感；旁白本身也不再作为一种单纯的评论性文体出现，而是重点突出了其中某些噪音的存在，成功间离了行将投入内容的观众，将它本身从电影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存在于影片之中的时空层次。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无一不构成着影片中丰富的维度，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电影文体，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颇富挑战性的问题：这种前所未有的影音组合，到底意味着真实还是虚构？

是历史还是现实？

索科洛夫无疑在这部影片之中为这个问题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上述两组对立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

为何没有区别？

影片用高度隐喻化的方式进行了解答：低吟着“平等、自由、博爱”的“共和国第一夫人”玛丽安娜和大独裁者拿破仑·波拿巴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各自对博物馆中的珍藏进行着自己的诠释和解读；而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去，“战争热”带来“博物热”、“侵略本身亦是保护”的现象的确屡屡发生，变化的只是德国代替了法国，成为新一轮的侵略者；历史在前后千年的过程之中不断重演，它既像是一种“危险而尴尬的巧合”（旁白语），又像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必然。

时空在一艘贯穿影片前后的“巨轮”之上扭结。

它是一艘现代的巨轮，也是拿破仑舰队的一个小小缩影；索科洛夫本人与德克船长联络的信号模糊而紊乱，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在这里难以分辨、混为一谈；巨轮的倾覆，既意味着无数珍宝从此沉入海底，也象征着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衰落和灭亡……毕赣在《路边野餐》中构建的贵州荡麦的时空紊乱，就这样轻易地被索科洛夫一下延展至宏大而卑微的人类历史进程之中。

影片结尾，卢浮宫馆长雅克·若亚和主管文物的德军将领沃尔·梅特尼希伯爵向玛丽安娜和拿破仑一样并排而坐，接受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预言和未来。

他们都对这样的说法无疑会嗤之以鼻；毕竟，谁会相信自己的命运会是如此这般？

然而，谁又能保证所有这一切不是必然，历史不会再次重演？

在索科洛夫看来，德军占领卢浮宫，或许只是历史链条上的一个零件，它还会无数次回环到世人面前，尽管还会经历无数次改头换面。

所有伟大的虚构电影都倾向于纪录片，就像所有伟大的纪实文学都倾向于小说。

——让-吕克•戈达尔，1985：181—182一、戈达尔的这句话已经为我们标示出一个悖论：虚构将抵达真实，追求真实将自身瓦解。

我们也许可以举出两部电影来说明这一论点：《阿玛柯德》与《少年时代》。

（扩展阅读：http://movie.douban.com/review/7373465/）这种现象，尤其是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之后，不断被揭示出来。

新现实主义在影像真实性上所带给我们的有两点：基于理念变革形成的制作新方式，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自由创作等等；同时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电影在还原现实的感知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后者被另一一场运动所标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道格玛95运动”追求手持摄影的真实质感让影像在捕捉现实的能力上迈出了一大步。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当影像不断地“真实化”后，某种自我瓦解便在内部产生。

电影看起来与纪录片越来越接近。

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不是被欧洲电影人所预见，而是借助几乎发生于同时的伊朗电影人的一系列杰出创作被告示出来。

20世纪90年代的伊朗电影遵循两种模式：一种继续在传统新现实主义旗帜下进行创作，包括马基迪和戈巴迪的儿童电影；另一种则是在前者基础上，将虚构的强力注入影像之中，典型是阿巴斯、莫森•玛克玛尔巴夫和帕纳西的创作，这两股并进的势力一直延续至今。

而阿巴斯在1990年创作的《特写》，不仅在时间上、同样也在创作手法上为这股运动画下了起点。

同样，“乡村三部曲”成为民族影像的杰出典范：伊朗电影人已经从“捕捉真实”上升至“暴露虚假”。

二、以上是从剧情片向纪录片渐进的视角发展出的一条路线，下面我们想将反方向从纪录片入手尝试开辟出另一条路线。

某种程度上，纪录片天然地保证了影像之“真实”，那么从何时开始，“虚构”开始侵入其中。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许需要我们从一场“现代与后现代”的论争中下手。

在七八十年代，法国继结构主义之后卷起了后结构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的主将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等悉数放弃了“理性”、“真理”、“进步”等宏大的叙事。

德国哲学家自然也抵御不住这场甚嚣尘上的论争，哈贝马斯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规划》中作出回应，称启蒙运动远没有完成，后现代仍未到来。

对此，利奥塔以一本专著《后现代状态》反驳了哈贝马斯的观点。

在利奥塔看来，启蒙运动无非是一种“大叙事”，而在现代社会碎片化的形态下，只有“小叙事”才能相对成立。

这里所言的小叙事指的是一种具有偶发性，受到时间、条件限制，只能部分起作用的叙事。

这种新的观点，导致了客观性和权威效力的瓦解，反映在纪录片制作上，结果自然就是客观性所赖以存在的假设（那个恒定不变的客观视角） 变得不再可信；在现在看来，原先公正与制作真实话语的能力只能被当作一种修辞手段。

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非虚构第一人称电影”的产生。

导演开始尝试在纪录片中加入个人喜好、判断与思考，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发声，通过随机的个人意见来削弱自己的权威。

虽然看起来这无非是另一种修辞，但在一个权威已经消解的世界，这种手法建立了一种诚恳真实的话语，进而尝试与观众进行沟通。

三、拉斯卡罗利将这种新的影像类型命名为“散文电影”，将其看成是对剧情片和纪录片两种分野鲜明的影像类型的融合——“前者是电影人把摄像机作为灵活、透彻、精辟的手段进行个人表达的欲望；后者则是和观众直接沟通，与自我选择的实在的观众建立联系的愿望。

”但在我看来，“散文电影”仍然需要将我在上文所提及的发生在伊朗电影中的情况作下分明。

在伊朗电影中，剧情片仍然是基本形态，只是在其中加进一些虚构成分，可以看成是剧情片向纪录片靠近的举动。

但在散文电影中，保留下来的则是一种纪录片形态，导演在其中加进虚构成分是作为一种对剧情片的模拟来发出个人的声音，更像是纪录片向剧情片靠近。

下面，我们来讲讲散文电影的运作方式。

在拉斯卡罗利看来，散文电影的运作可以概括如下：“我、作者，在反思一个问题，和你、观者分享我的想法。

”她将散文电影分成日记、记事本和自画像电影三大类别，相应的文本承诺如下：“我在记录我亲眼目睹的事件和我亲身经历的印象和情感”（日记）；“我记下想法、事件和存在，以备将来之用”（记事本）；“我在展示自己”（自画像）。

而索科洛夫的电影被归入第二类，即“记事本电影”。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分析《德军攻占的卢浮宫》的基础。

四、《德军占领的卢浮宫》既然是索科洛夫个人的“记事本”，因而可以写进各种不同类属的主题：历史、政治、艺术……；以及容纳各种不同的影像类型：照片、记录影像、虚构影像……从而成为一个“大杂烩”：将个人所思所感悉数通过影像的方式展示于观众。

如同我们在展开别人的一个记事本之时，通过笔迹、涂改、写下的文字、画下的草图等等，将窥见对方的秘密。

观众作为一个交流对象，也在观影过程中不断“窃进”索科洛夫这位创作者的内心。

这就是散文电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传统纪录片的特质所在：观众并未被看成是一个与作者平起平坐的交流对象，观众召唤而来也不是为了分享作者的经历和思考过程，而是作为一个他者来“偷听”这些自言自语的私人话语。

在《德军攻占领的卢浮宫》中，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位他者，“偷听”到索科洛夫面对德军攻占下的卢浮宫所产生的感受与思考，进而不断从中获取自己的认知和见解。

而电影中的那个画外音，就是创作者尝试与观众建立共谋关系的秘密武器。

在《德军占领的卢浮宫》中，索科洛夫的这个声音如同为机器自身所携带，机器生成为一具发声器官。

一方面，它与影像进行双向交流，另一方面它与观众进行单方向的沟通。

前者在《俄罗斯方舟》中已经进行过尝试，在《德军占领的卢浮宫》的结尾，这种探索更进了一步。

索科洛夫让诺亚与梅特尼希并排面向观众坐在一起，并向两人告知各自的命运走向，这种奇特的方式已经超越了打破第四堵墙这种低级创意。

后者（与观众建立沟通）在电影中，则是两次对观众的直接发问表现出来——“你清楚吗？

”“你明白了吗？

”，均是创作者与观众单向沟通的尝试。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个画外音，屏幕所代表的摄影机成为连接影像与观众的中介，那个平面（屏幕）成为贯通真实空间（观众观影的空间）和虚假空间（影像所处的空间）的过渡装置。

这当然是一种新的影像制作方式，可以极大拓展影像的展现力。

五、在此，我还想指出，观众对某一类电影形成的误区。

某些时候，彼得•格林纳威的电影被认为与“散文电影”具有某些相似性，但在《爱森斯坦在瓜纳华托》（虽然是一部虚构的剧情片，仍然值得探讨）中，作为创作者的彼得•格林纳威无时无刻不在散播强力意志的冲动，与“散文电影”开放的特质有本质区别。

《爱森斯坦在瓜纳华托》中的爱森斯坦无非是他彼得•格林纳威一个人的爱森斯坦，无法生成为任何观众的爱森斯坦。

（这实则是一部集权电影，破解了任何观看的可能性，观众只能被动接受一个“彼得•格林纳威式”的爱森斯坦，没有任何沟通的可能。

）即便彼得•格林纳威与索科洛夫在动用各种影像类型、影像密度上存在某种相似性，但本质的区别在于，“散文电影”从来不会将创作者观点强加于观众，而是通过建立沟通让观众自己去看、去思考；彼得•格林纳威电影中暴露出强烈的男根主义，剥夺了边缘话语发声的可能性。

彼得•格林纳威的电影因而可以看成是“主观电影”，“主观电影”与“散文电影”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仅仅是主观的（甚至是强力的），后者既是主观又是自传式的。

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即“散文电影”是一种类似女性化书写的影像形态，而另两类影像类型（集权电影与法西斯电影）则是男性书写的典范。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论题，需要建立在大量的研究之上，虽然我相信此点，但我恐怕无力再深入了。

在此抛出这一论题，留给有志之士继续研究。

（注：散文与女性书写的亲密关系，也许可以先从文学史上去寻找，日本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例子。

）扩展阅读：《私人摄像机：主观电影和散文影片》（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849703/） （意）拉斯卡罗利这本书非常有创见地探讨了散文电影的三种形态：日记电影、记事本电影和自画像电影。

但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种类型：书信体电影。

这一类电影虽然不多，但已经被创造出来了，比如《鸿雁传影：维克多•艾里斯与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往来影笺》。

《德军占领的卢浮宫》是俄罗斯大师级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的最新作品，在2015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大获好评，场刊评价高达3.7分，位列第二。

影片中的卢浮宫本片也是我个人的2015年度十五佳影片之一，另一部同样在形式上剑走偏锋突破常规的佳作是格林纳威的《爱森斯坦在瓜纳华托》。

这两部影片正好可以对照着看，在手法和气质上还是大相径庭的：前者节奏和缓不疾不徐，以流畅的长镜头为主，叙述基调厚重悲沉，科普与历史解说所占比重不低，没有那么主观化，而后者则节奏迅急凌厉，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杂耍蒙太奇来向爱森斯坦致敬，满溢乐观酣畅的酒神精神，虚构和演义成分更多，是个十分个人化的本子。

作为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作者导演，索科洛夫对运动长镜头的驾驭能力少有人及，影片中常常暗涌着流动的诗意。

在2002年的名作《俄罗斯方舟》中，导演大胆采用了100分钟一镜到底的拍法，在冬宫内调集了2000多名演员，将俄罗斯两百年的历史一气呵成地搬上银幕。

索科洛夫也从不忌讳拍摄涉及政治历史题材的影片，例如聚焦希特勒的《摩罗神 Molokh》、关于列宁的《遗忘列宁 Taurus》和以日本裕仁天皇为主角的《太阳》。

历史影像记录

电影片段

现场搬演

照片

图解说明

卢浮宫内画作在《德军占领的卢浮宫》中，索科洛夫打破了纪录片与故事片的界限，将电影片段、历史影像记录、搬演、名画、历史文献、照片、图解说明等手段穿插杂糅，而低沉浑厚的男声画外音则贯穿始终，将看似零散的素材整合到一起。

这种旁白很容易让人想到历史纪录片，但与众不同的是，这个画外叙述者不仅全知还全能，能自如地在俄语法语间切换，时而打破“第四堵墙”向观众发问，时而与画面内的人物互动交流，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中肆意穿行。

导演甚至还会跳出来打板，而场记板上片名一栏赫然写着“德军占领的卢浮宫”。

林林种种突破常规的手法，都是导演延拓电影边界的勇敢尝试。

片场打板你依然能看到索科洛夫标志性的运动长镜头。

在展现卢浮宫内的藏品时，镜头始终缓慢移动着——艺术品太丰富了，而影片试图承载的时空又是如此广博，没有时间驻足细品，流动的镜头正如流逝的时间，暗涌着忧伤的诗意。

在叙述间隙，你还能看到航拍的鸟瞰长镜头，以及360度横摇，卢浮宫外貌及周边的景致一览无余。

导演在形式上玩的花活还包括变换画幅比（这两年比较著名的例子包括泽维尔·多兰的《妈咪》和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和分割画面等，连同前文提及的各种间离手法，似乎都在不断地提醒观众：你现在看的只是一部电影，不要被貌似纪录片的外表所迷惑，也请你注意我的个人想法吧！

时常插入的航拍镜头的确如此，导演始终在不停地抖私货，发表个人对卢浮宫、对历史、对艺术与政治、对文明与战争的看法。

而纪录与虚构手法的无缝交织，也非常便于潜移默化地传达作者本人的思想，最大限度减少了突兀说教的违和感。

姑且不论这些私人看法的正确性如何，只要它们大多能启发观者的思考方向，就是尽可能通达或接近真理的一种途径了。

试举几句片中的这类“金句”：“但孩童却总是冷酷无情的，尤其是当他们的父母沉睡时。

这就是20世纪的开端：父辈们沉入深眠。

”——言简意赅，一阵见血地点出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部分本质，是那种“细思恐极”的话。

“也许，这博物馆的价值远超整个法国，谁会想要没有卢浮宫的法国呢？

谁又会要没有冬宫的俄罗斯呢？

”——博物馆与国家的关系，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的关系。

“一件作品可由全宇宙释义，而决定它陨灭何处的只有战争。

”——后半句点出战争对艺术的戕害，前半句让我想及罗兰·巴尔特的“作者已死”论，反过来看，有多少文化艺术是源自战争的呢？

“也许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也许一切都是我们欧洲人编造出来的，也许一切只是我们的梦。

”——卢浮宫内许多艺术品等同于战利品，阐释的自由更多在于胜利者和收集者一方。

“在卢浮宫，一切都是关于人类，人类的挣扎，爱恨，屠杀，忏悔，谎言与哭泣。

”——人性和人类历史的一种总结。

“艺术保护者的利益与极权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相一致。

”——有一点石破天惊，但又有话只说了半句的感觉。

尽管形式上相当先锋，但影片的主线清晰明了，围绕着德军占领卢浮宫的历史展开，向观众普及了不少历史知识，包括卢浮宫的设计建造史、第三帝国占领法国的来龙去脉，以及德军对“Kunstschutz（艺术保护）”的态度等等。

主要人物就是希特勒的艺术管理官沃尔夫·梅特涅（Franz Wolff-Metternich）和负责抢救艺术品的卢浮宫馆长贾克·乔札（Jacques Jaujard），尽管他们两人分属敌对的国家，但梅特涅（很想知道他是不是那位19世纪奥地利首相的后代）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参战前已游历过卢浮宫，对法国文化也抱有一份敬重之情。

出于同样对艺术的珍视态度，梅特涅也尽量拖延时间，帮助保护了卢浮宫里被事先运走的艺术品。

影片另一个穿插其间的支线是现代的遇险海员与旁白者的无线电交流。

乍一开始，旁白者即展露心迹：“我深陷书本的包围之中，自说自话。

” 而船员的回应是：“你现在就像个海员，我们也常常自言自语。

” 这话似乎是导演个人的主观表达，但若把这艘在风暴中挣扎的航船视为对古老艺术品艰难传承与保护之路的隐喻，便也可理解成艺术保护人的内心状态。

从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中，观众终于得知，船上装载的集装箱里有些重要的大型博物馆的艺术品，这个支线的意味也就毋庸置疑了。

值得一提的是，遇险船员的话语和着疾风骤雨的音效出现，搭配的画面恰是杰里科的名作《梅杜萨之筏》，画中落难船员饥渴难耐、痛苦呻吟的场景使人如芒在背，如此声画组合（用米歇尔·希翁的术语叫“视听合约”）更突出了这一支线的象征意味。

本片另一处颇有美感的匹配叠化也令人印象深刻：从巴士拉出发、途径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直到马赛港的文物运输路线示意图逐渐过渡到雕像持弓搭箭的手，不仅由于路线走势与弓箭轮廓的相似与重合而起到了软化转场的作用，更指明了武力侵略与卢浮宫艺术来源的关系，可谓神来之笔。

运输路线与拉弓上箭的匹配叠化卢浮宫能有数量可观规模宏大的藏品，直接得益于拿破仑的侵略战争。

于是索科洛夫又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让拿破仑的鬼魂于卢浮宫内深夜时分寂静无人时现身，一边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不断强调自己是卢浮宫里“几乎一切艺术品”的由来，同时又与旁白进行交流。

继片头之后，法兰西共和国的标志——Marianne（玛丽安娜）女神再次飘然而至，与法国皇帝一同静坐赏画，口中却不断念叨着“自由，平等，博爱......” 拿破仑继续老调重弹：“这就是我......这也是我......一切都是我......” 让专制皇权的代表与自由民主的象征并肩而坐，表示两种思想的对比，这还真是一个绝佳的方式，最关键的是它能让观影者留下足够深刻的视觉记忆。

玛丽安娜与拿破仑最为动人的一幕来临了。

沃尔夫·梅特涅和贾克·乔札面色凝重地坐着，画幅比又一次切到了1.33:1，旁白向两人告知他们各自的未来经历和死亡方式，画面间或跳转至两人“未来的历史影像”。

乔札会受到表彰，迎娶第三任妻子，官至文化部长，但在报纸上猝然得知自己被解雇，于几日后去世。

“在你死后，乔札先生，关于你的纪录将会消失，只剩一些照片残存，我找不到任何活着的、能够说几句关于你的事的人”。

如此的凄凉哀伤，曾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在身后也留不下多少确切的印迹，何况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呢？

梅特涅在战后会被免于起诉，环游欧洲，获得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在罗马工作，于85岁时庄严入葬。

“德国输掉了战争，你感到惊讶吗，梅特涅先生，它何时曾赢过呢？

”

乔札与梅特涅静听旁白预言

乔札墓地的航拍镜头“真是一派胡言！

” 乔札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电影结束了，我也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你可以说影片的最后一句话正是自嘲式的自我指涉，但看了本片后，的确有什么东西在心中变得和原来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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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题材的电影最怕平铺直叙，自信满满的索科洛夫自然会另辟蹊径。

虽然没有采用《俄罗斯方舟》中历史性的一镜到底，但仍然让历史伟人的幽灵（在本片中是拿破仑）作为导演诉说着家珍。

也许只是因为导演是俄罗斯人，所以开篇顺理成章地以自己祖国的历史为切入点。

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十九世纪过来的大师们在同一时期睡着了，父辈们沉睡了，怎么也叫不醒，醒着的年轻一代诉诸暴力。

通过“ppt”，旁白，为数不多的几个角色，将卢浮宫的历史，尤其是德军占领时期的情况，以及二战前后的德国、法国、苏俄情况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没有卢浮宫，法国还是法国吗？

”拿破仑的幽灵游荡在他自豪的卢浮宫，说艺术才是他战争的目的。

借用角色若亚的台词，“一派胡言”，你把艺术品聚集在在一起，你知道它不会毁于战火？

还不是要藏在各地的城堡里。

如《俄罗斯方舟》一样，电影成了一种对历史的溯源考察和思考，人类的历史充满了沧桑，索科洛夫视角中的悲悯和忧伤是人之常情。

一部索科洛夫“玩尽花招”的高逼格违记录神片，突破了电影既定的常规框架，时虚时实的穿梭于过往与现实之间，甚至以一种超现实奇妙的还原手法将历史并入现实，利用丰富的素材和画幅变化，插入许多泛黄老旧的照片和影像追溯历史。

片中有两处极富创意的构思，并未现身的索科洛夫和走入卢浮宫的拿破仑游魂产生的对话和动作牵引，最后打破时空的间隔，直接和当年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交流并告知他们将来的人生走向和结局，让人眼前一亮。

索科洛夫带着讲解、探究和思辨意图的自言自语贯穿全片，对历史做了一个教科书般的实验普及，和见证人民陷入人间地狱的苏维埃俄国东宫的的悲惨命运比起来，逃过一劫的卢浮宫实属庆幸，历史作为前车之鉴，更能体会到自由！

平等！

友爱！

的意义和价值。

这部电影就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围绕着德军占领的罗浮宫，通过导演、拿破仑、占领时期的法德军官以及罗浮宫里的鬼魅幽灵。

探讨着权利、政治和艺术的话题。

博物馆是典型的国家意志的体现，是赤裸裸的权利产物。

世界知名的博物馆里的藏品大都通过巧取豪夺的非正当手段取得，台北故宫博物馆除外。

就如片中拿破仑的出现，罗浮宫的艺术珍品，也都是法兰西帝国的战争胜利品，所以德军纳粹没有大规模的掠夺罗浮宫，还要感谢那位爱好艺术的独裁者。

如果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话，估计蒙娜丽莎的微笑就呈现在冬宫了。

2015年🇫🇷电影《德军占领的卢浮宫》：纯凭着题材入手的片子，万万没想到片子的内容跟我想象大相径庭。

我算是阅片量还可以的了，但是这种形式的电影还是第一次见，完完全全打破了剧情片与纪录片的界限，全片几乎由导演的旁白，真实历史镜头，名画鉴赏，以及演员扮演的段落结合而成，更甚至，到了结局，旁白开始跟片中人物对话起来，第四道墙不复存在。

形式上的新颖虽然超出预期，但是给人的观感多少有点迷幻，跟不上节奏，这样的电影自有它存在的价值，不多看几遍我觉得我也没资格评论，别忘了导演叫亚历山大•索科洛夫。

看的时候在想，纪录片这个领域可能真的能更直观地探到导演才华（对电影媒介的理解度把握度）的底，当然也不是越花哨越强的意思，而是…咋说呢……当面对事实，也就是拥有某种意义上的实体的事件的时候，每个人面对的对象是一样的，而又因为真实世界无穷的广度，你观看（呈现）这一对象的视角（手段）又是无尽的，这时候对应了其内在世界的所选择视角（手段）就有直观比较了，比如我就知道让我去拍任何一个博物馆我是打死也想不到像索科洛夫这么去拍的，太绝了。

the duality of human culture hhhhh 说实话看《俄罗斯方舟》的时候有觉得那种拍法技术上很难但是在想法上有点直球、讨巧，没什么意思，but那一套放到纪录片里也就太 合 适 了 吧，历史直接从棺材板里面色红润地活过来了，甚至还跟你聊天。

什么普通观众就不爱看艺术片，我相信如果普通观众换到中央九台看到听到这样一个纪录片，贴着遥控器换台键的手指一定会忽然凝固住，难以置信地看下去。

醒醒，安东•巴甫洛维奇，假如您还能醒来的话，请睁开眼睛看看您的剧中人忧郁地眼望着的未来，所有与幸福、与高尚的工作一道如同咒语般念叨着的未来，在一百年后如何变得更加虚弱。

残忍的19世纪末业已过去，而人类居然平安渡过了又一个残忍的世纪末。

契诃夫并未醒来，还有托尔斯泰，叙述者挽歌般的俄语旁白所唤回、所对话的幽灵没有一位属于俄罗斯。

影片自始至终来自作为导演的索科洛夫的俄国人视角（讨论有关这部电影的任何内容时都应切记），而法国是映出了俄罗斯长久的文化焦虑的一面镜子。

谈论巴黎即是谈论圣彼得堡，谈论卢浮宫时，冬宫始终作为一条平行的暗线隐伏于叙事的背面，“这博物馆的价值远超整个法国……谁能想象没有卢浮宫的法国呢？

谁又能想象没有冬宫的俄罗斯呢？

”而谈论上个世纪众多大浩劫的其中一场中不设防的安全孤岛，也即是谈论本世纪。

“什么在眼前等着我们？

”“自由，平等，博爱。

”“我亲爱的玛丽安娜，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自由，平等，博爱，戴红帽子的法国女人如同受到某种启示般出神地说，就像契诃夫晚年那些令人心碎的剧作中的人物所着魔般念叨的某种未来或永远无法抵达、业已消逝的某个处所。

“让我们思索一下，我们死后两三百年，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啊……再过两百年，三百年，抑或是一千年——年数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会有一种新的、幸福的生活。

自然，那种生活，我们是享受不到的，然而我们今天也就是为了那种生活才活着，才工作着，才，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才受着痛苦的……”这是契诃夫写于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三姊妹》，早于索科洛夫上一部拍摄于博物馆中的电影《俄罗斯方舟》接近整整一百年。

与其表达某种希望，那些不断出现的对未来的想象更像某种剧烈风暴中痛苦的自我催眠，已逝之人会如何看待这些或近或远的、业已变得更为苦涩的未来？

与逝者的对话贯穿了整部电影。

在黄色滤镜下的战时巴黎，德军的轰炸机在卢浮宫的低空发出嗡鸣，引发窗棂低沉的共振声响。

一镜之隔的是卢浮宫的肖像画。

那些来自其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的目光，他们想对画外的眼睛、对他们自身早已消逝的遥远未来诉说什么？

想想契诃夫、托尔斯泰的遗容，想想他们所无法想象的新世纪，我们死后的世界就像我们出生前的历史一样令人错愕，无论其中哪一个都从未可能对我们开放。

而《德军占领的卢浮宫》是一次搭建对话的尝试，在片中，对话甚至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从俄语叙述者以审判者的身份对Jaujard与Wolff-Mettnich宣读他们的命运，到木乃伊展位玻璃上试图呼唤他们的叩击，这些与历史、与永逝之人的对话始终表现出某种属于俄罗斯的苦涩的幽默感。

“第一次探访卢浮宫时，我震惊于这些脸庞。

正是这些人……这些人，我愿看见的这些人，我能读懂他们，他们属于其各自的时代。

这些法国人，是欧洲历史的人类瑰宝。

我想知道，如若肖像艺术从未出现，欧洲文化风貌将会是怎样？

我若从未窥见前世之人的眼睛，将会成为何许人？

”拿破仑的幽灵出现，他对着镜头外做鬼脸，他指向一幅又一幅肖像画说，“这是我”，“假如不是我，这一切都不可能存在”。

电影中，权力的拥有者始终呈现出某种滑稽的形象，除拿破仑以外，还有被重新配音的影像资料中的希特勒，与在档案照片中和其余从未被叙述者唤回的俄罗斯人一样紧闭双眼的斯大林。

作为一名历史学出身的电影导演，索科洛夫对于权力的探讨由来已久，从1999年的《莫洛赫》到后来的《太阳》与《遗忘列宁》，而在本片中，俄语叙述者对于权力的态度复杂而矛盾，权力使旧世界的文明对于欧洲变得可见，同时令其承受不计其数的损失：无数文物，无数水手的生命，“主啊，主啊，这一切始于何时？

”，丘比特的手指在光线下照得仿佛白蜡一般半透明，人类的躯体必朽，人类的痛苦、尖叫、呻吟永将消散，藉由权力所留下的永远只有冰冷的、没有体温的雕塑，绘画，艺术形式，那么凡人多余的躯壳可作何用？

“博物馆的绘画展厅看起来就像节日游行的队伍，形象地为观众的研究展示了对规定性的过去的一些总体的想象。

在空间上相邻和相连的排列应该使观察者产生一种漫步历史的感觉，使他们能够全景式地俯瞰历史各个时期，并把它们当作统一的历史。

在历史的绘画展厅里时间变成了空间，确切地说，变成了回忆空间，在此空间里记忆被建构、被彰显、被习得。

（Aleida Assmann，1998，p47）”“决定一件艺术品陨灭何处的只有战争”，再次出现时，拿破仑这样对叙述者说道。

“邪恶的国王，邪恶的国家，邪恶的军队，一个欺骗所有人的国家不配存在。

陛下，这不就是您对普鲁士的评价吗？

”普鲁士人在1940年的卢浮宫中游荡，普鲁士人的炮火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将东线所有艺术馆销毁，而叙述者只能苦涩地对拿破仑的幽灵隐瞒普鲁士人何以出现在卢浮宫的原因。

“今天真是糟糕的一天。

我莫名地觉得一切都近在咫尺：风暴，船只，欧洲，巴黎，战争……时间是一个紧紧的绳结。

时间又与它何干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时间与空间上的远方至此汇集在一处，在卢浮宫。

“时间是一个紧紧的绳结”，绳结，这个意象令人几乎直接地感到疼痛，它意味着一切共时在场、密不可分的因果、人物与事件。

在何种时间、何种空间，所有的逝者和逝去的事物会共时出现？

惟有末日的审判，而在此意义上，博物馆亦成了某种审判的象征，那些被权力所左右而遗留或毁灭的所有文明遗存。

从早已不复存在的公元前700年亚述帝国拉玛苏石像的正面，镜头以一种令人压抑的方式缓缓上升，配乐响起了柴可夫斯基Op.39中的一首小曲子，“古老的法国歌谣(Melodie antique francaise)”。

在电影的最后它还将出现一次，当叙述者对片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之一、战时任卢浮宫馆长的、眼神始终充满犹疑与缄默的Jacque Jaujard充当审判者角色念出了他未来的命运。

他将死于1967年，而我们都知道，那个年份处于何种新的风暴之中。

在国内某些版本的钢琴教材中，这首曲子被误译为“古老的法兰西”，像这电影一样，同是被一名俄罗斯人所再阐释的法国，而柴可夫斯基亦被同时代的民族乐派作曲家诟病其过于“法国化”的音乐。

想一想彼得的时代以来整个俄国的贵族如何对法国亦步亦趋吧，而俄罗斯的文化身份，一直以来显示出某种暧昧：来自鞑靼征服者的统治，来自东正教会的洗礼，“既不是纯粹的欧洲人，也不是纯粹的亚洲人”，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这样说。

而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文明中某种宿命性的不幸的根源？

只有当冬宫的命运在叙述中最终出场，幸免于难的卢浮宫与巴黎作为镜像照见被围困的彼得堡、承受兵燹的冬宫，“战争终会结束，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苏维埃俄国”，观众方才意识到，这部挽歌般的电影事实上何其沉痛，尽管俄语叙述者在片中的自我认同是“我们欧洲人”。

将索科洛夫形容为塔可夫斯基的精神继承人是一个未必为他本人所认同的说法，“他喜欢我所做的，但是，实话说吧，我对他的作品颇持保留意见。

从现在的后验视角来看，我会认为，‘我背离他难道不是很有勇气的吗？

’与这位伟大的大师争辩我真是疯狂。

”在2016年的一次访谈中，索科洛夫这样谈及他曾经的老师。

相比全人类，索科洛夫宁可更爱文明本身。

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毕竟在上世纪所有绵延不断的浩劫之后，去爱人类、去为人类的痛苦而承受痛苦显得那么不易，况且人类从来不在乎谁为他们而痛苦。

“我们深深地爱着人类本身，在卢浮宫，一切都是关于人类，人类的挣扎，爱恨，屠杀，忏悔，谎言与哭泣”。

在片头与片尾，海洋作为充满末世感的时间的空间化隐喻出现，一如博物馆是时间的另一种空间化形式，“浩瀚大海上，一浪高过一浪”，满载艺术品的讲英语的文明之船驶离海岸，向着空间的极远处，最终在叙述者所看不见的电脑屏幕上进水，倾覆，我不知道，这艘危船是否隐喻了新的世纪。

#德军占领的卢浮宫#『一个民族会被海洋包围，同时一个人的体内也会有自己的海洋。

』关于权力与艺术、战争与和平、时代背景和个人命运的大小切片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不停翻滚。

博物馆内，肖像画凝视着你，游魂絮絮叨叨又安静睡去。

片尾一个意味深长的空镜，两把椅子上坐不住可预见的未来。

2019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