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零年是【矛盾】的一年,原本抽离而无具相的“社会”,因为巨大的苦难所撕扯,从奔赴前行的惯性里猛然爆发出一个粘滞的停顿。
对于悠长绵延的光阴洪流来说,这个须臾的停顿几乎接近静止。
然而仿佛是不约而同的灵犀,人们以各自的方式,在亘古不变奔赴至未来的那种力量的骤然放缓的这个时刻,以属于个体的性灵与敏感,回应这不寻常的“意外”——正因为这个【大】的“速度”的骤停,而被裹挟在【大】中拼命奔跑的【个体】突然被踩下刹车的时代远远抛开而觉察“格格不入”的突兀感——人得以喘息:感受自身生命的“自重”——通过一种“无意识的预谋”的实现——是经验推断“到某个时期必然会出现”的实现。
那些天赋异禀的人们,他们如同条件反射般的回应——对时代敏感的把握,对抽象的自身生命的力量的实现和刻印的总结。
前有张艺谋导演的《一秒钟》(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3001586/),后有大卫芬奇导演的《曼克》。
张艺谋的《一秒钟》,是很模糊的,是重叠的,是禅意的,是东方化的,是政治和帮带后人的味道。
而大卫芬奇的《曼克》,是具体的,清晰形式的,是工具的,是冷酷精准的,是浪漫和矛盾的个人的味道。
二者的共同点:都是从导演个人经验和感受的角度出发,从对时代细节的“(艺术性)还原”过程中,通过对银幕世界个人认识的阐述传达一种“人生的感悟”,或者说“生命的重量”。
然而较之于螺狮壳道场里做法的张艺谋来说,大卫芬奇则因为东家的支持和对手的“羸弱”,得以“任性而大胆”的抒发自己的“反叛”和“自由”激情。
这也使大卫芬奇的电影完整度表现出大于张艺谋导演的作品的结果——非艺术性的胜利。
在叙事镜头上,大卫芬奇刻意采用那些教科书中的镜头手段,这并非说大卫芬奇在电影镜头的运用和把握拘泥于形式。
因而以黑白有声电影表现——从感觉接近《公民凯恩》,情感上是以70年前的电影表现方式致敬70年前的电影故事。
大卫芬奇在影片中运用诸多细节或明示,或暗示的引导观众无意识回溯那个年代的电影表现形式【(举例如)
第一次聚会中,在威廉赫斯特家聚会我们可见在聚会中有钢琴师伴奏——早期无声电影在电影院播放是需要有专门的配音(音效)师在影院随电影伴奏。
倒序叙述以回忆方式插入影片正序叙事过程。
在插入时候会专门配合解说,解说注意备注为1时间——某年日2地点——某地点3事件——某聚会4表述形式——倒序或如电影转场——以黑幕淡出。
比较保守的转场方式:因为观众在黑暗的电影院中观影,已经习惯了黑暗带来的安全感和思维停顿外景少而室内镜头多(摄影棚拍摄)
这个镜头比较复杂,是通过布景完成的特效,在早期好莱坞动作片中常见还有特效镜头和镜头剪辑的配合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米高梅影视公司总裁路易斯梅耶的自白堪称经典,很有可能成为电影萤幕史的重要构成部分:
著名好莱坞巨头路易斯梅耶,因为不知道自己具体出生日期而选择美国国庆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一生为投机,为金钱,为资本市场而奋斗,浑身闪耀着金币的光芒。
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背后是其用金钱圈定的创作三大原则
【如何拉动投资商投资,关于文艺作品的创作三要素:思想,精神,欲望】可以说是资本家的独特视角:对缪斯女神最的赤裸的强暴。
补充:米高梅公司就是我们经常在影片开场看到的狮子头公司
狮子名叫做利奥
塞缪尔 戈尔德钦定的非洲小狮子影片历史背景,主要分几条线。
一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经济危机】至罗斯福政府【国家干预市场】实施新政。
二是州内社会主义活动家
厄普顿辛克莱,1878年9月20日-1968年11月25日)美国作家,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
“社会丑事揭发派”(muckraker)作家。
民主党对共和党竞选
1906年发表《屠宰场》(The Jungle),描写大企业对工人的压榨和芝加哥屠宰场的不卫生情况,引起人们对肉类加工质量的愤怒,导致制订了食品卫生检查法。
后以反法西斯英雄兰尼·巴德为主人公写了11本系列小说,反映1914年以来的重大事件。
三是娱乐公司米高梅第二代掌门促成被报业大亨的融资控股四是报业大亨威廉赫斯特对竞选的控制
本片最大反派,著名资本家,传媒大亨,操纵舆论,翻云覆雨五是新时代,新闻媒体对银幕编辑权利的渗透(资本)——舆论宣传的需求使传统纸媒(新闻人)对传统电影的艺术阵地的侵蚀。
譬如:将黑人投票形象同辛克莱联系在一起等,强行煽动种族主义者对抗情绪等六好莱坞罢工潮事件,反映出当时社会矛盾中,美政面对阶级矛盾那种看似不可调节的坚决表现,背后软化,瓦解和分化矛盾。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廓清等,改良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模糊,罗斯福
对有工人娬庄暴鬥苗头的镇压)七是美国资本对欧洲战场的渗透和影响(欧文考察德国,资本家们往来起初压注德国),反应一个时期美国资本家对欧洲的态度,轻蔑而嘲讽,一种年轻生命力对眼中耄耋老者频频亮拳的鲁莽和傲慢的剽窃。
八英国在战场的败退——英国海权进入暮年时期——面对德国人的潜艇和舰炮的无能为力。
故事名字即以主角名字的形式,是作者的点题。
《曼克》对标《唐吉诃德》,这里是通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导演的倾向。
堂吉诃德和桑丘影片讲述一个好莱坞制作人的故事,其作为一种“美国梦”的【典型】:酗酒,任性,自我,滥情,狂妄,背约毁誓,清教徒式的道德,才华横溢,执着坚韧,贪婪于成功,甚至为其目的不择手段。
他自恃天才,周旋于好莱坞寡头们的办公室和酒会,帮带新人且乐善好施,广结善缘。
在某个时期,他颇受米高梅掌舵者路易斯梅耶的喜爱,他善解人意的扣住公司的脉门,知道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怎么刺激观众的兴奋点,回应观众的期待。
作为被老板宠爱的自己,甚至能够对老板的幕后金主赫斯特谈及政治,时出言讥讽。
他幽默风趣强辩,博征旁引的聪明劲儿博得满堂喝彩。
伪命题: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分开提,切断了联系性,是典型的分化手段——思想烟雾弹
然而在事业巅峰,人生得意之际,因为不能苟同新闻媒体对于大银幕的渗透,对于通过剪辑手段引导民众舆论的政客手段嗤之以鼻,致使其站在了自己东家的对立面。
这种矛盾在选举现场,因为社会活动家-作家辛克莱的州长竞争落选而爆发。
龌龊的布尔什维克党人728653票对善良的共和党人948814票而参与编纂,拍摄新闻片,作为曼克的朋友的导演,亦因为抑郁症于此时自杀。
曼克太过自负,没有检查和质询,总以为一切尽在掌握。
仅仅收缴了几颗子弹,最终未能阻止雪利的自杀这使得曼克对东家梅耶,以及其背后的金主:传媒大亨威廉赫斯特愈加不满。
这种不满,在梅耶参加他们共同朋友欧文的葬礼之后的冷漠表现那种无声的,对曼克“反叛失败”的嘲弄而攀附顶峰。
最终在一次赫斯特主持的宴会中爆发:醉酒的曼克不请自来的闯入这场聚会,在满堂宾客面前羞辱与嘲讽了赫斯特的资本家嘴脸:在政治上的无能和退守占据光影世界的作为独裁者的意淫。
在慷慨激昂演讲后汹涌的呕吐结束后,赫斯特将曼克请出了大门这座富丽堂皇的宅邸自此对他关上了大门——而他的职业,好莱坞也因为赫斯特的影响力而冷落疏远了这位才华横溢的编剧。
彻底的出局,从宴会中被赶走的丧犬在病床上,因为车祸腿部骨折的他接受了奥森威尔斯的雇佣,为其创作剧本。
在创作的间隙,他回忆往昔,最终以赫斯特作为艺术原型,用激昂的笔触创作剧本《守法公民》以上是作品的表层叙事。
深层次我们要理解美国文化的形成历史中,因为移民国家而对诸如西班牙文学和英国戏剧作品的吸收,《唐吉诃德》作为理想与浪漫主义的化身,而《莎士比亚》戏剧中古典和思辨构成的矛盾性。
还有作为犹太人带来的价值观念和更为极端的个人功利性道德观念等等复杂的因素。
在片尾,威廉赫立特对曼克讲了一个猴子的寓言:被老奶奶伺候,衣着华丽的猴子,每天带着套在脖子上的音乐盒,同养猴人上街。
——它【认为】只有自己摇动胸口的音乐盒,养猴人才有饭吃。
曼克的哑然之处即在于,一直以来被其刻意忽视的现实,被一把撕下了伪装。
他如同一个宫廷弄臣,一次次用言语上的锋芒,嘲讽贵族愚蠢,嘲讽王上昏聩,他在王上的情人的裙摆处周旋,坐着一亲芳泽的幻梦而妄图对王上的权臣们指手画脚。
人们赞誉他的才华却怜悯他的短视,在欢言巧语里倒出的智慧因为没有节制和不懂得谦卑而变得轻浮。
他不懂得收敛自己的狂傲和过于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很重要。
他忽略在欧文面前的碰壁和对他人提出要求时候回应的委婉的拒绝时那个无措的自己——色厉内荏的本质。
他甚至不如那个看似肤浅的,愿意以妙龄娇躯侍奉半截身躯入土的赫斯特的小情人。
清晰定位,接受现实
做出选择并且真实的遵循自己制定的规则他鄙夷欧文的劝诫和惟命是从,砸碎了资本家对他的微薄的怜悯,挥霍将酗酒无度的他搬回床上的发妻的感情。
极度的骄傲让他目空一切,自视“毒舌”,以“击短”为“睿智明晰”,却不知早就沦为了表演着滑稽剧的宫廷弄臣。
在曼克的眼中,自己是唐吉诃德,是没落的道德捍卫者,是举着矛面对风车的高贵灵魂。
他面对腐朽和强大的敌人的唾弃,他的愤怒和正义感是他自认的高尚的证明。
然而他的尊严被梅耶以无情的事实击碎:他丰厚的收入,优越的生活,全都赖以赫斯特的薪资得以维持。
猛然意识到“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的曼克,讪讪的呆滞在刚刚还回荡他愤怒咆哮声的,赫斯特的豪华会客厅。
他想象中:【看呐!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物化,这群奴仆围绕在这最后的餐桌前,配合他完成这出大戏的表演,众多俊男靓女身着奇装异服,团团簇拥在衰老的梅耶和威廉身边,他们用娴熟的奉承和谄媚,维持这脆弱的优雅和亲切的氛围。
当我愤怒勇武的发起对威廉的反抗,在抑扬顿挫的陈词中他们逐个识趣的退场,他们用行为证明!
在过往的经历中,他们贪婪的如同蜷缩在主人脚边的哈巴狗,为了一点名利金钱是如何对资本之恶的充耳不闻,摇尾乞怜。
我势必击垮他们那麻木不仁的灵魂!
踏碎他们困囿在自己编制的欲网中挣扎嘶嚎的良心!
】并未实现。
事实是,曼克的确如同唐吉诃德,然而确是那个昏聩的疯癫的唐吉诃德,他看不到笼罩在自己头顶的迷雾,他以为是对一个【具体的】“风车”发动一次冲锋,却不知自己只是音乐盒里跳舞的小丑,他的才华是他的原罪,众人让位舞台于他,这种妥协构成了囚禁他的盒子,缪斯女神的微笑只是徒留在心底的幻想,他一次又一次的回忆那种印象,却徒劳的抓不住痕迹。
(这是片尾字幕,曼克自述关于自我囚禁的真相)他被自己的困在地狱中——他的每一次奋力一击都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堕入更深层,自我困囿的尴尬境地。
这种结局构成的抽象牢笼,又对应了一种抽象的荧幕原罪。
被永恒固定在故事里的曼克,我们从他结局的狼狈中,对仗之前意得志满的台词,那些飞扬跋扈的,接受欢呼的,被人们热爱和尊敬的,通通变了样子——仿佛满桌的佳肴,突然褪去美味,变成了陈腐的审视和酸涩的嘲笑。
而倒序这一切的曼克,却又将那个倒序的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怪咖,那个碰着奖杯露出不自然甚至有些卑微滑稽的丑态——他通过这个故事来取悦观众,兑换那种同情和欣赏,用苍老肥胖而臃肿的脸故作孩子的讨巧:那种尴尬隐藏在看似自然的采访镜头中:导演以拍摄者之口邀请式命令曼克摆拍。
这使曼克看似报复赫斯特的创作行为(复仇的正义性),从唐吉诃德的精神中积极的一部分回退出来了。
这无疑是导演传达的另一层意思:我们可以把大卫芬奇视作那个矛盾的个体,努力讨好却不能满足所有观众,难以遏止谩骂的刺耳呼啸,背后是制片人和投资方挥舞的皮鞭,金钱和名利使他又不能放弃市场而彻底献身艺术,骄傲的他深陷自我批判却无力回天的纠结灵魂,那些旺盛到溢出的才华舒展着带着锯齿的叶片——他无法避免的步入了对抗和伤害的道路。
在一片荒芜的沙漠中,他幻想自己成为对巨龙吐露牙齿的雄狮,却为负重和干瘪的驼峰所累——精疲力尽的遇见绿洲的水塘,俯身吞下水中的明月,聊以自慰。
虚假的布景,金发的女郎,异想天开的创造力,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的神眷者。
这,就是与张艺谋的《一秒钟》的区别。
那种东方式的和解,淡定与坦然,适时的放弃和对后来者的寄望——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守望相助之情——仁的精神。
1.刚开始看会觉得有些琐碎和沉闷,但随着时间线逐渐地展开,对于上世纪30、40年代好莱坞的背景与人物了解更多,会更觉得别有韵味。
大卫•芬奇拍的关于《公民凯恩》编剧曼凯维奇的传记片,当然它并非是完全的客观,而是创作者为其正名之作。
2.整部影片刻意去模仿《公民凯恩》那个时代的影像质感,不仅用黑白制片,而且整体的场景大部分处在昏暗当中,给人物的打光制造出神秘的气息,与《公民凯恩》里黑色电影式的造型手段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演员讲述台词的方式与动作风格等,似乎都有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
但从非线性的叙事结构,以及模仿剧本格式的字幕等手段,仍旧表现出创作者的解构意图。
3.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曼凯维奇个人的电影,还是关于那个时代的好莱坞内部的权力结构,以至于全美国的政治回溯。
瘸腿的曼凯维奇犹如弗洛伊德意义上被阉割的主体,他最终能够重新站起来,恢复自主的能力,也在于他做出了正视真相与坚持正义的选择。
曼凯维奇与《公民凯恩》中的那个报业大亨有着微妙的相似:家庭对于二者的影响延续终生;展现出极佳的才华与能力;积极地投身政治与社会运动;缔造了属于一个时代的传奇,然后亲手将其毁灭......只是,曼凯维奇的伟大不朽很长时间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复古的黑白影调的确可以将其看作一部迷影作品,更不用说富有年代感的字体与“烟圈”,然而对于我来说,片中的迷影情结不止于此,还在于编剧与导演之间微妙关系的探讨。
奥逊•威尔斯给予曼克充分的创作空间,以至于这位导演在创作生涯最为重要的作品时只与编剧见了一面——以不欢而散告终。
作为当世重要的顶级导演,自始至终以作者身份闻名,大卫芬奇在创作生涯中却罕见地不担任编剧一职,其对于合作编剧的重视程度也不禁令人怀疑他是否认同“导演中心论”。
相比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的奥逊•威尔斯——大众认知中造就这部经典的第一推手,在电影中大卫芬奇似乎更为认可曼克扎实而卓越的剧本,对于《公民凯恩》的诞生所做出的贡献,是与威尔斯旗鼓相当的。
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好莱坞作者导演,以其自身所能笼络到的一切资源,拍了一部为黄金好莱坞编剧正名的作品,这真的太有趣了!
黄金时代制片厂顽固与保守以及好莱坞作为美国政治风向的晴雨表也是本片的另一大主题。
欧文·萨尔伯格、路易斯·梅耶以及赫斯特联合剪辑反厄普顿·辛克莱的虚假新闻短片足以说明问题。
作为社会主义党州长候选人的厄普顿·辛克莱以民主党的名义参与1934年竞选,他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纲领:“加州消除贫困计划” 无疑是好莱坞制片厂体系下的大亨们所避之若浼的。
路易斯·梅耶剥削克扣底层剧务工人的虚伪嘴脸到现在依旧无法释怀,如此这般大资本家们,岂能允许一个“赤色分子”动他们的奶酪?
有意思的是,厄普顿•辛克莱1927年出版的小说《石油!》所批驳的,恰是这样一批白手起家的新贵们的黑金底色与原罪,在2007年被保罗•托马斯•安德森改编为电影《血色将至》。
政治斗争这一条线也许很多人看得云里雾里,因为它与曼克的创作过程似乎并无太大关系。
个人认为这是曼克心性转变的一个重要截点,与欧文·萨尔伯格、路易斯·梅耶的政治斗法失败,对于这样一个秉持左派立场、帮助战时犹太人的高道德要求的知识分子来说,好莱坞作为自由价值观的堡垒已如同幻影。
曼克是那个时代好莱坞大部分“发动机”的缩影:颇有天赋,心怀天下,倜傥风流但又保有自我的理想信念,单凭肉身难以与庞大的制片厂体制斗争,到头来唯一能够掌握的只有作为编剧的那杆笔。
这也解释了影片中后段曼克的疲态尽显以及对《公民凯恩》这一剧本的孤注一掷、痛苦挣扎。
路易斯·梅耶整部电影,如果说有一条主线的话,那么根据前期宣传的风向来说,应该是曼克怎么样完成《公民凯恩》剧本的。
然而在电影近半时分,曼克已经初步完成了剧本工作。
显然,大卫芬奇的野心绝不仅仅只是拍一部“致电影的情书”以在颁奖季大杀四方,而是试图以高强度的信息量帮助观众还原 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的同时,为曼克这一传奇编剧注入《公民凯恩》的气质。
Rosebud是什么?
是一种难以言说却从未把握亦或拥有什么的情愫。
《末代皇帝》中,溥仪被进京的官兵喝令离开紫禁城,相比心急如焚的随行的妃子奴才,他并未显露出丝毫的愤怒亦或低落,只是将情绪藏在茶色墨镜后。
但观众同样能够感受到此刻的溥仪如此地孤独、无助,就在于他手中紧紧攥着的那颗网球。
这是一个生来便被支配、底色悲凉的人所能做的唯一——仅仅只是握住那颗小小的网球。
很主观地说,《末代皇帝》中那颗网球,便是Rosebud。
而对于曼克来说,Rosebud是曾经的的信念、理想,是一位美国公民,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于Decent一词的全部想象,即使肉身早已堕落腐朽。
进入21世纪,真正能够被称作是“这个时代的《公民凯恩》”的作品,我想有两部:《血色将至》《狐狸猎手》。
无论是丹尼尔、杜邦、曼克,他们的一生都在追逐属于自己的“黄金”,他们都缔造了属于一个时代的传奇,然后亲手将其毁灭。
三部影片,以不同风格,都将美国梦重重地摔在地上,让精神与肉体砸得稀烂,释放魅惑的酒神精神与生命能量。
赫斯特在这个没有神话的年代,他以酒神精神对抗奥逊•威尔斯、对抗制片场、对抗光怪陆离的时代,所著不朽值得一部公民凯恩式的电影大书特书。
会不会是奥斯卡近二十年最差的提名影片?
并不是说多无聊或者文化距离现在有多远,你家对人物的塑造是这个样子的?
看了两遍竟然对曼克起了反感你导演不感到蒙羞吗?
你坚持的立意到底是什么?
满满的都是导演自己的私心,你爹没拍成你来拍?
整部影片客观讲就是尬聊,看完后对观影数量算得上多的我的感受就如同影片最后一幕:吐了一地。
导演畅聊他最新作品《曼克》:一段好莱坞历史上有关政治影响力和创作行为的传奇马克哈里斯(Vulture专栏作家)《曼克》将于11月13日在限定院线上映《曼克》影像 照片:Miles Crist/网飞
大卫芬奇的第11部长片《曼克》是一部充满激情的项目,它并不像其他芬奇简历上的作品——一部以黑白形式拍摄的戏剧,关于成就好莱坞声名显赫年代的那些时光里,导演称之为导演和编剧之间“强行实现的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悲喜交加的极致情感。
通过讲述一个并不可能的英雄:赫曼J曼凯维奇(加里奥德曼饰演),一个从新闻人变成一个电影编剧,并和奥森威尔斯合写了(或者独立完成,这取决于你的观点)《公民凯恩》剧本的故事,影射了黄金时代好莱坞片厂政治的无情。
电影将于11月13日在限定院线上映,并于12月4日在网飞上线,它的每一个框架都满载导演对电影历史和制作的挚爱和不带个人情感的观点。
它同样承载了不曾预料到的冲击力,这种由媒体操纵和虚假新闻信息的创造力带来的政治反响,在30年前芬奇的先父杰克最初写剧本时是不可能被预料到的。
《曼克》对于芬奇来说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个人电影,不仅仅因为它是对他2003年去世的先父作品的纪念,更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芬奇父子俩在芬奇还是个年轻男孩时关于电影的激情对话的延续。
它的历史同样扩展了芬奇的整个电影拍摄生涯——最初的草稿是在他去导演第一部电影前写出来的。
在一个漫长的周末里进行了两场采访,导演畅谈了将电影搬上银幕的过程。
马克哈里斯:当你拍摄《社交网络》时,你告诉我在制作过程中,你时常对艾伦索尔金说:“我们正在制作约翰休斯版本的《公民凯恩》。
”你和我都在差不多相同的年龄,我和你一样从小就是个电影迷。
甚至在我看《公民凯恩》之前,我就从世所公认的常识得知这是影史上最伟大的美国电影”大卫芬奇:确实。
我父亲,因为他曾是一名记者,他一直信奉最伟大的娱乐是由懂得真实世界的人写就的,他对于《头版头条和〈公民凯恩〉》的热爱理所当然支持了他最好的电影是植根于创作者现实的想法。
在我大概7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开始解释他对这一观点的坚持和动画如何制作,以及打孔的赛璐珞片(旧时的胶片)概念。
他对我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以至于即便在那个年龄我就非常确信,电影会是我毕生的工作。
当我们聊起非常愚蠢的话题,比如“披头士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乐队”时,他会说“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
”但当问题变成“最伟大的电影是什么”时,父亲会不加思索回答《公民凯恩》。
我记得在我12岁时我告诉父亲我们会在电影鉴赏课上观看16毫米版本的《公民凯恩》。
我有点沉默因为……一部33年前的电影?
它就像岩石壁画一样古老。
但当我观看时,我被震惊了。
先不去理解到导演上的精湛技巧,我就觉得它有一种绝对的真实感,不像《精灵猫捉贼》和《万能金龟车》(两部都是60年代儿童电影)这类我之前看过的片子,我被深深震撼了。
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些我过去没有理解但很多层面上来讲非常重要的东西。
马克哈里斯:听起来像是在你还在看儿童电影的年龄它就震撼到你了。
大卫芬奇:在我们家,我父亲相信质量大于数量。
我爸爸是在一个电影院里长大的。
他的父亲是个酒鬼,他母亲一直在工作,所以他会在没人管的情况下花很多周末时间看同样的汤姆米克斯西部片三遍,对他来说,这是个宁静且安全的地方。
如果我去看《西部世界》(1973年电影,非当下剧集)或者《再世风流劫》(1975)他也无所谓,但他会说“那都是垃圾”。
他对我看烂电影非常宽容,但他也会在我9岁时带我去看《奇爱博士》,在我7岁时带我去看《2001太空漫游》。
直到我青少年中期,我们每周都会一起去看电影。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异形》时跟我爸爸说“你跟我一起去”,然后看到他局促不安地遮住自己的脸。
马克哈里斯:你父亲跟你说过赫曼曼凯维奇么?
大卫芬奇:我不认为我父亲甚至意识到了曼凯维奇。
我第一次接触到《公民凯恩手册》还是在高中的缩微平片里。
马克哈里斯:那你在缩微平片前花费了不少时间。
大卫芬奇:我父亲在他图书馆里有这本书。
直到他从写杂志故事的工作退休后,他说:“我想写一部剧本。
”他那时候大概60还是61岁,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应该写一个什么主题呢?
”我说:“你干嘛不写赫曼曼凯维奇呢?
”他被这个主意打动了,于是提笔用他最好的文笔去创作,但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结束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因为浮夸妄自尊大的品格而被从人们记忆中抹去的故事。
马克哈里斯:什么时候这成为了你自己事业中的依据?
大卫芬奇:我那时还没有拍过一部电影。
我正准备去做这个。
当我去Pinewood工作两年(指拍摄《异形3》)并且经历过这样一种状况,就是感觉自己似乎是一把被雇佣的枪,用来为跨国公司内部的垂直整合媒体集团制作图书馆索引。
我对于编剧和导演该如何工作有不同的看法。
我有点厌恶这种反导演主创论式任务。
我觉得剧本真正需要讨论的是执行合作的观念:你也许不会喜欢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你需要将拍摄电影过程中很多不同的规矩和技巧限制考虑进去,但是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你会错失这一部分的储备。
剧本就像是鸡蛋,它需要被给予别的物质才能去创造细胞分裂到达特定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它才会在三维里是可游戏的,在二维里是可记录并且可以展示给他人观看的。
所以对于我和我父亲来说非常有趣,因为很明显我当时是很支持他的。
但当我读到了他的初稿,我想,这多多少少是对威尔斯形象的诋毁。
当我12岁的时候,我父亲告诉我威尔斯如何扮演了每一个角色——编剧、制片人、导演、明星。
所以我知道那一部分的他对威尔斯怀有敬畏。
然后剧本出来后,我想“哇哦,这又是谁?
”马克哈里斯:我对《曼克》非常喜爱的一点在于它对曼凯维奇怀有很强的同理心,但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反导演。
大卫芬奇:初稿就感觉像是复仇。
我对我父亲说:“你在谈论两个人在四十英亩外立桩标界,并且两人永远不会见面。
如果你拍电影,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你这样写是不对的。
”在他所有关于电影制片人的杂志故事中,他知道那些行话,但他并不理解愿景在哪里结束,实地调查又从何开始。
这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我放手去拍《七宗罪》。
他发现了厄普顿辛克莱(注:美国作家,社会主义者,代表作《屠场》,创作很多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小说,写作之外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曾参与两次加州选举落败,第三次即电影中对共和党人梅里安的选举,那次获得80多万选票但最终还是败选)史诗般的政治活动经历;他了解到了片场巨头欧文·萨尔伯格和路易斯·B·梅耶(注:梅耶是米高梅创始人之一,米高梅的名字即米特罗、高德温、梅耶三人名字组合而成。
梅耶任上是米高梅最为辉煌的时期,梅耶当年也被成为“好莱坞之王”,著名的学院和奥斯卡奖也是在他提议下创立的。
欧文萨尔伯格20岁运营环球,24岁和梅耶一起入主米高梅做高管,在两人经营下拍摄了一系列知名电影,试映也是由萨尔伯格引入的,萨尔伯格37岁英年早逝,之后学院为了纪念他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奖项表彰后来的优秀制片人)如何跟赫斯特结伙,通过截取假的反辛克莱新闻片段制造某种先锋性的假新闻。
马克哈里斯:在经历了梅耶和萨尔伯格对辛克莱的竞选活动的所作所为之后,电影暗示曼凯维奇感觉自己牺牲掉了自己的品格。
大卫芬奇:最初当我父亲把剧本给我看时,我说:“我并不明白这如何会是奥森威尔斯和赫曼曼凯维奇有问题关系的写照。
”杰克非常认真地说:“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某个人发现了他们的话非常重要。
”在那个时候,一个中年人盘点他毕生的贡献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少触动。
我对这并不敏感,因为我当时只有30岁,我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机会对他意味着什么。
但当我开始思考这件事时,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惊为天人的躯干,它需要长出红血球细胞去构建起这个关于一个人找到发声渠道的故事。
你如何从渴求自己孩子的机智父母那里获得灵感并在好莱坞终结?
赫曼和他的兄弟约瑟夫站出来帮助保留电影行业的话语权。
我一直非常确信赫曼认为他过着贫民窟一般的生活,我知道我父亲也一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三个可以互相关联的地方。
我记得当我拍摄音乐录影时,人们总会说:“哦我的上帝,是你做的那部乔治迈克尔MV?
真是太棒了!
”我那时会想,克制自己,这仅仅是和一群超模拍摄的音乐录影。
我可以和那些产生关联。
马克哈里斯:你们当时还保持一起工作吗?
大卫芬奇:我们从未非常透彻地去深挖它。
我不想说我放弃了这个项目,或者说他放弃了这个项目,或者我放弃了他,或者相反他放弃了我。
但是在我30岁的时候,和我现在接近60岁时的状态不同,当时对一个人留下的想法并没有产生多少共鸣。
所以这个项目当时停滞不前。
马克哈里斯:把厄普顿辛克莱的州长竞选引入剧本现在看来有不可思议的反响。
大卫芬奇:以哪种方式?
马克哈里斯:嗯,除了假新闻的角度,你已经抛弃了好莱坞一直是一个进步和自由价值观堡垒的概念。
大卫芬奇:自从辛克莱的故事被嫁接进来,我们发现了一个中间地带,在这里我们拥有了一幅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更准确的画像。
我不认为赫曼曼凯维奇会在不了解赫斯特的情况下写出一部有损他形象的作品。
我认为曼凯维奇投入这件事是因为他需要钱。
而当他开始创作时,他被某个不限制他的人鼓励,那个人一直说“继续深挖,继续前进”,他最终写出了他满意的作品。
马克哈里斯:在这方面,有两段话想请你解读一下。
一句是来自凯尔的文章,她写道:“导演应该掌控一切,不是因为他是唯一有创意智慧的人,而是因为只有他掌控一切,才能解放和利用同事的才能”大卫芬奇:宝琳凯尔(知名影评人,70年代发表文章《凯恩培养之路》,文章认为《公民凯恩》的编剧功劳完全归功于曼凯维奇,而非奥森威尔斯)对看电影非常在行。
但她不知道的是制作电影是非常费时费力费成本的,我相信凡事都是可以设计好的这种观点,最终会损害电影行业的发展——就是电影制作过程就像是NASA如何运作的观点。
是的,O形环可能会出故障,但大多数情况下,你在测试焊接、螺栓、电力,当它从发射台起飞时你会说,“是的,这就是我们最初想做的。
”电影行业不是这样的。
电影行业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精品时装店,它讲述着冒险故事。
公司里的每一个设计师都以不同的方式工作。
你要在模特走T台前的45秒把所有衣服缝到模特身上。
这是一场狗屁不通的表演,一场极致混乱的马戏团表演。
它并不冰冷,也无法计算,它是一门温暖潮湿的艺术。
马克哈里斯:另一段话来自于你父亲的剧本,当《公民凯恩》的初稿为威尔斯写好时,曼凯维奇说:“我为他创造了一种严密的叙述方式和一个建设性的方向。
他如何接手,那是他的工作。
”这是你认为编剧如何看待导演的,还是你如何看到一个导演的工作?
大卫芬奇:我觉得这段话是一个编剧对于自己剧本的最大期望:“这是我作品的终点。
我的部分就在这结束了。
”然后,就像超人飞上天。
我认为《公民凯恩》剧本之所以这么好,是因为赫曼把它写得很好。
“哇,谢天谢地我的名字不会在上面出现,我要再工作了”他脱下手套,然后竭尽全力写作。
毫无疑问——威尔斯是个他妈的天才,事实上这作为他的第一部电影就惊为天人。
任何一个站在他肩膀上的人都对他心怀敬畏,但话虽如此,我看过他自己写的剧本改编电影,跟《公民凯恩》不是一个级别。
马克哈里斯:在多大程度上你觉得曼凯维奇的故事会成为一个有警示性的传奇?
大卫芬奇:我从未想过要让它变成一种警告。
我认为这是关于酗酒的两个方面。
一个玩火自焚的家伙,和另一个人们会说“天呐,他喝醉之后变得有趣多了”的人。
看着一个人的妻子不得不帮他脱去衣服挺可怜的,但这也是他真实的一面。
有时候这些人醉酒后比正常的时候聪明十倍。
则绝对是一个矛盾的观点,但对我而言,这更真实。
马克哈里斯:因为故事线里关于虚假新闻和竞选电影的制作如此贴近当下,我很好奇在你父亲去世后你是否花费了更多的功夫去完善剧本。
大卫芬奇:我父亲2003年去世。
我们在1997还是1998年的时候曾经尝试过把它拍成电影。
但在拍《战栗空间》前后我们放弃了。
到2001年,我们经历了一个从同意拍到不同意的过程。
它被放置到书架上,然后我父亲病了。
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半时间里,他一直在接受化疗并且谈论这件事。
但在那一刻,大家都明白他时日无多。
我们对此达成了和解。
直到我完成了《心理猎人》的拍摄,辛迪霍兰德(网飞当时负责原创内容的副总裁)和泰德萨兰多斯(网飞CEO)问我:“你接下来想做什么?
你有什么你一直想做的项目吗?
”然后我说:“是啊确实有。
”我回家重读了一遍剧本,然后我想:“哇,它在这里放了这么久,现在已经变得紧迫得多。
”突然间,这个信念变得清晰起来,我把剧本给了他们,他们说:“我们来做这个。
”于是就促成了现在的电影。
但是早在2000年,要让人理解这些假新闻的含义是非常困难的。
他们会说:“你们为什么要谈这个?
所以,有些新闻片是假的——那又如何,你还是得为他们的努力给A!
哦,还要拍黑白片?
算了吧谢谢。
”马克哈里斯:所以黑白拍摄一直是计划的一部分?
大卫芬奇:一直是。
有不少人说:“除了黑白拍摄这部分,还有年代这部分,以及单声道这部分,还有这是关于写《公民凯恩》的家伙这部分,我们爱其他一切。
”然后网飞,因为他们想成为一切的存储库,决定把我们归入一切的范畴。
马克哈里斯:剧本有多少是被重写的?
大卫芬奇:Eric Roth和我重新读了一遍剧本,把里面所有一切都聊了一遍。
他一直是一个非常能干的牛牤,我是说他能暗示所有刺激的感知。
他能对他压根不懂的事物乱侃一通。
我们开始谈论的第一件事就是杰克写的一个场景里,曼凯维奇被告知:“这将是你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因为手铐现在被解开,我不需要听命于任何副总裁,我在这就是要去拍我想拍的任何电影,所以这只有你和我,伙计。
”Eric说:“哦天呐,这太可怕了。
”我说:“你看吧,这就是你懂得但是杰克不懂的事。
”那就是,你找来一个专业的文字匠人,然后对他说:“‘你不用对任何人负责,你只管做好就行了。
’你得回答会是什么?
”他的回答是:“被困住了。
”那一刻,我就知道这就是我要一起谈论的人。
看吧,没有人比我更尊重编剧。
你和他们在战壕里,他们也和你在同一战壕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如此灼热、盲目的诚实和脆弱。
你必须能够说出:“这是你写过最糟糕的东西,”和“我不敢相信你会试图用它来搪塞我。
”他们也必须能够告诉你:“你为什么不想把目标定得更高些?
”我们有办法去推动、刺激、鼓励、羞辱对方,所有这些事,在亲密关系中,都必须是公平的。
马克哈里斯:你是什么时候决定拍这部电影的呢?
大卫芬奇:我们在没有制作人的情况下拍完了《心理猎人》第一季,期间每周基本上我都是精疲力竭的高压状态。
然后我们开始准备第二季的剧本,最后我看了下剧本,觉得这剧本我一点不喜欢。
所以我们把它扔了重新开始。
我请来了考特奈·迈尔斯,她曾作为助理导演与我合作过,并且也想写这个剧本,她最终成为了《心理猎人》的联合制片人。
但这是一项每周90小时的工作。
它占据了你生活中的一切。
当我完成的时候,我非常疲惫。
我说,“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有能力去做第三季。
”马克哈里斯:你在匹兹堡待了很长时间吗?大卫芬奇:我们在那里住了将近三年。
不是年复一年,而是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每年大概花了六七个月。
我们在那里有一间公寓和一辆车。
《心灵猎人》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马克哈里斯:那么在你看来《心理猎人》完结了吗?大卫芬奇:我觉得很可能。
听着,基于它的观看量而言,这是一部昂贵的剧。
我们讨论过“先拍完《曼克》,然后看你怎么想”,但是我真心不认为拍第三季花费会比第二季少。
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现实地认识到,你能拿到的美元必须和它能吸引到的眼球对等。
马克哈里斯:曼克是什么时候拍摄的?
大卫芬奇:我们从去年9、10月开始拍摄,一直拍摄到今年2月底,正好卡在疫情停摆之前结束。
马克哈里斯:《曼克》里的表演风格很明显感觉像前白兰度,前方法派演技。
片场每个人是如何快速适应你的步伐?大卫芬奇:我认为,在现代电影表演中有一种感觉是,你应该扔出你有情感的蝴蝶球(投手投出的不旋转球)。
这是一个很好的起始点,但我们选择接受了一种老式的表演风格,那就是你击中目标,说出你的台词,不要撞到家具上,然后继续前进。
所以刚开始的几天很有趣,就是让演员大声喊出来。
并不是说这就是我们所期望的,但是我们最开始差不多就是这样做的。
马龙白兰度为电影带来的是一份难以置信的礼物,也是一种诅咒。
要超越那种“我是带着情绪来演戏的,我只能做几次以确保镜头对焦准确的想法,那种想法在这里不适用。
马克哈里斯:让你的演员们达到电影的鼎盛时期风格有多容易?大卫芬奇:加里奥德曼什么都能做。
如果你对其他演员说,“你需要像乔治·桑德斯(英国演员,代表作有《四杰传》、《蝴蝶梦》、《国际情报网》)那样做,”他们会问,“什么?那是谁啊?”但Gary和Charles Dance,他们会扬眉点头微笑,他们会知道你想要什么。
和其他某些人……让当下那些没有见识过我们曾习以为常的大声讲可怕台词表演风格的年轻演员去调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像,“这不是一个问题。
当你在结尾提高声音的时候,听起来好像你不知道这不是一个问题。
“很多这样的小事情需要进行调教。
马克哈里斯:影片开始制作时,加里·奥德曼61岁,比《公民凯恩》上映时43岁的曼凯维奇年长很多。
但我知道Kael暗示他演曼凯维奇显得年纪太大了,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称呼他为“被毁的人”。
大卫芬奇:你看我现在58岁。
Gary对我来说,他看起来和我一样大。
赫曼,当时43岁,看起来像55岁。
到他55岁去世时,他看上去已经70岁了。
赫曼生活困难。
他的烟瘾酒瘾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
同样,我们可以找一个43岁就已经枯萎的人,但在我的片场,只有最佳男演员才能赢得角色。
马克哈里斯:新冠疫情对你有影响吗?大卫芬奇:我们原本打算整部电影都取外景同期声拍摄。
但外面人太多了,在洛杉矶你随便去哪个街区都能听到吹叶机的声音。
我们没有按照原计划做那么多,但是我们做了很多别的。
因为(芬奇笑),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我拍了几张照片。
所以我们能够从不同的地方窃取音频进行后期配音,我们最终不需要在外景拍太多内容,这非常棒。
因为疫情期间这被证明是最奇怪也最灾难性的处理方法之一。
马克哈里斯:以何种方式?大卫芬奇:我们走进制片厂,每个人都戴着面具。
然后他们会带着喷雾器进来对房间进行抗病毒药剂喷洒,我们会离开半个小时,然后回来拍六七句台词后离开,然后他们再进行熏蒸。
这简直让人崩溃。
阿曼达塞弗里德在她在纽约北部家中完成了所有她的戏份。
他们给她送去了一整套装备,她通过Zoom完成了所有的后期配音。
马克哈里斯:这部电影听上去像是在制片厂年代创造的作品。
大卫芬奇:声音设计师Ren Klvce和我几年前开始谈论我们如何让它看起来像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档案馆发现的——或者是在马丁斯科塞斯的地下室里等着修复的作品。
所有的细节都做得像20世纪40年代电影风格。
音乐是用老式的麦克风录制的,所以它的边缘有一种嘶嘶声和喘息声——你可以从弦乐中听到,但你主要还是会从铜管乐器中感受到。
你听到的会是一个复兴的歌剧院,一个正在放电影的的老剧院。
这很有趣因为我为一些人演奏过,他们会问,“这声音是怎么回事?它听上去好暖。
”我回答说:“嗯,你说‘暖’时指的是,它听起来像一部老电影。
这听起来像拟声。
”我们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在混音上试图找出如何让原子分裂的办法。
视觉上,我们的想法是拍摄超高分辨率的影像,然后再降低它的分辨率。
所以我们把几乎所有东西都拿来了,并把它们软化到一个荒谬的程度以达到和那个时代的电影质感相同的目的。
为了让它有看上去和老电影质感相同,我们可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分辨率,然后我们在上面画上了小划痕、小凹痕和香烟烧痕。
马克哈里斯:我注意到你放了换卷圈。
大卫芬奇:是的,我们把原声带做得像换卷轴一样有破裂感。
这是我生命中最令人感到舒适的声音之一。
它们如此细微以至于在你听到它们之前很难感觉到。
它有一种我们最终称之为“神韵”的东西。
这些微小的破裂和裂纹感,真的非常美丽。
马克哈里斯:你现在在顶尖导演行列中,但你和编剧共事却不自己写剧本。
在当今这个导演编剧经常合体的时代是非常不寻常的。
你不会把给自己署名编剧,尽管有写剧本我非常确信你在剧本完成上做出了贡献。
大卫芬奇:我不是编剧。
我不会为自己没做过的事而去署名。
听着,我是一个编剧的后代。
我没办法做这个。
我亲眼目睹过某人把一张空白纸放进一部1928年产的安德伍德牌打字机前然后坐了45分钟。
我知道那有多寂寞。
让我这么说吧,(《出租车司机》里)罗伯特·德尼罗说“你在和我说话吗?”是即兴表演,那么是否意味着罗伯特·德尼罗应该被视为《出租车司机》的合作编剧呢?不,在我看来,这句话应归保罗•施拉德所有。
施拉德为大家提供了背景,让大家了解这个角色是谁,以及他想要什么。
显然罗伯特·德尼罗是个天才,马丁·斯科塞斯说:“这句台词会出现在电影里”,他也是个天才。
但这是否会降低施拉德的成就,就因为他在这一时刻做出了如此精心校准的X, Y和Z?
我的态度是:你不会因为这一句台词而获得一张美国西部编剧协会会员卡。
马克哈里斯:很明显,那人就是你父亲,所以这就带来了整个……大卫芬奇:是的,毫无疑问。
我不想自作多情,但我想说……我对这部电影的爱是由某人给予的,只有和他我才能谈论并真正挖掘这个故事——然后他去世了。
我确实和Cean Chaffin(芬奇的妻子兼制片人)谈过。
她说,“在这中间你为自己做了多少?”她对我说:“你他妈的想这部电影想得太久了。
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这部电影里有些演员在剧本写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出生。
花两年时间做视觉预览已经足够了。
二十年太多了。
我有9个版本的剧本在我书架上。
我要清空那个书架,是时候来个深呼吸做这部电影了。
马克哈里斯:几年前我们谈到马克·扎克伯格还在念本科时候的事,你说:“我知道这就像才21岁时就试图去执导一部耗资6000万美元的电影。
坐在一屋子的成年人中,他们认为你很可爱,但他们不打算让你控制任何事情”,这让我好奇你是否也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威尔斯?
大卫芬奇:当你25岁的时候,你没法知道什么你知道和不知道。
如果有幸你站在葛雷格•托兰(《公民凯恩》摄影师,他在片中对深焦的使用被认为是这种拍摄手法的巅峰之作)身边确实会很有帮助。
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凭借出色的剧本、出色的摄影师和出色的作曲,拍出了美国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
电影是非常复杂的。
它会花费很多钱,也有很多自大的人从事其中,当这些被放进到舒芙蕾中,它仍然被期望比空气还要轻。
威尔斯和曼凯维奇是非常需要彼此的人。
对赫斯特的追踪带着一种很多人都没有的傲慢。
这正是曼凯维奇想要做但之前没做的,但正是这位年仅23岁的《世界大战》导演顽皮的笑容让曼凯维奇的梦想成真。
我想谈谈这个。
我想谈谈合作。
如何解决赫曼·曼凯维奇这样的一个麻烦?
你如何把他赶出他的舒适区?
你把他从那些能让他变得一团糟的陷阱中带离,你把他赶出沙漠,给他安排一个时间表,结果得到的仍然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有趣的东西却从中诞生了。
原文地址:Nerding Out With David Fincher翻译时间仓促,如有错漏,烦请指正
非常非常平庸。
如果不是这样的阵容,根本不会看完这电影。
少年时不懂电影,认为大卫芬奇就是好电影代名词,如今在看这位好莱坞大牌导演拍出来的片子,只能用典型的美国人自我意淫来形容。
虽然片子将《公民凯恩》的导演+主演骂的一文不值,然而凯恩的导演,那叙事的镜头充满了艺术性元素,而大卫芬奇这部《曼克》的镜头,即便你告诉一个智障,每个人脸前面架一个摄像机,然后剪辑时候,谁说话就剪上去谁的脸,这就是《曼克》的镜头。
形式上企图模仿《凯恩》而实际上用生硬的闪回字幕去讲下一个场景,混乱,无绪,几乎没有关联。
相比于《凯恩》线索与线索之间紧密联系,场景与场景也无缝专场而言,《曼克》简直就是拙劣的模仿者,跟大多数国产烂片没有任何区别。
看看《凯恩》下雪要被带走那场戏,三层布景隐喻的内容,再看看大卫芬奇浅焦镜头怼脸拍,能看到一点内涵那真是中了邪了。
不信就找到《曼克》中一群人坐在大厅中,谈着共产主义和希特勒的那场群戏,烂的有史诗级,谁说话给谁镜头,鱼龙混杂跟机关枪似的,到底谁说了什么你根本不知道,甚至单看这场乏味大戏,都分出清楚谁是主角。
大卫芬奇还故意致敬《公民凯恩》的大长桌场景。
这次终于有了正常的蒙太奇剪辑,终于有了音画不同步的错位剪辑,表达的内容清晰了些。
可是对比《凯恩》长镜头大长桌的短焦镜头,那张力查了十万八千里,真是自不量力。
对于这种几乎没有了逻辑的碎片叙事,连形式主义都算不上,只能说是烂。
形式主义就去看诺兰的碎片叙事,虽然故事没啥内容,形式上是优秀的。
因为影片大量废笔,导致人物刻画非常模糊,出场人物太多,而且几乎没什么介绍,很多人也只是转瞬即逝,又没什么实际意义,或许是通过这些人物刻画当年好莱坞面貌。
可是太过臃肿,根本不是电影本该有的样子。
剧本可以说很一般,可估计美国人似乎认为高深莫测,实际连主角都没刻画好,更别提配角。
网飞今年的冲奥片,还想模仿去年《爱尔兰人》,几乎全一样,风云人物传记,大量人物,超级阵容,知名导演,以为可以再创辉煌?
可笑。
网飞烂片王这下坐的实实在在。
作者: 海宁 “如果说电影史只能讲一部片子,那我一定会选择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因为它的出现,使得电影艺术仿佛在一夜之间向前迈进了十年。
”大学一年级刚开始接触电影史,负责这门课的老师在某一节课上这样说道。
这句话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但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并不能完全理解老师这样说的原因。
我更想不到的是,大卫·芬奇导演的新片《曼克》,就是讲述曼克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写出《公民凯恩》的剧本的。
《公民凯恩》的故事很简单:电影以美国报业大亨凯恩孤独地死在豪宅中为序幕,以他临终前说的“玫瑰花蕾”一词为悬念,通过记者汤姆逊访问与凯恩有密切关系的几位知情者,从童年、事业、爱情、婚姻、权力、友谊、晚年等多方面展现了凯恩的一生。
故事以倒叙的方式开场,以阶段式的回忆段落呈现主角。
凯恩作为报业大亨,人人称赞的大赢家,却在临终前挂念着“玫瑰花蕾”这个带给他童年无数乐趣的玩具雪橇,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童年时代纯真、自由的生活。
《公民凯恩》在1941年上映后,报业大亨兰道尔夫.赫斯特认为这部影片是在影射攻击自己,他提出抗议并企图以80万美元买下影片以禁止其上映。
好在这并未影响本片后来所获得的成功,即便它的票房远不如预期。
《公民凯恩》的成功无疑来自于影片本身过硬的质量,但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
彼时的美国正处于经济危机,人们负担不起电影票,电影公司上层不得不考虑如何吸引观众重回影院。
当时较为知名的电影公司主要包括:财大气粗的派拉蒙、群星云集的米高梅、以西部片著称的的20世纪福斯,备受忽视的华纳兄弟、及具有冒险精神的雷电华。
这些公司看似各有千秋,但将电影当作商品的资本家,正逐渐利用资本将电影固化为一种模式,营造一种不存在的现实空间,虚伪姿态原形毕露。
《公民凯恩》的导演奥逊·威尔斯隶属于雷电华。
在本片中,无论是叙事模式、视听语言,或是美学规则,他都打破了经典好莱坞时期的惯用套路,画下了现代电影和传统电影的分界线,也“惊呆”了企图借此狂赚一笔的电影公司大佬,被称为好莱坞的反叛者。
该片荣获第十四届奥斯卡9项提名,奥逊·威尔斯和赫尔曼·曼凯维奇(曼克)共同拿下了最佳原创剧本奖。
但在此之后,几乎没有人提及过这部电影的联合编剧曼克。
唯一留下来的新闻,是《公民凯恩》剧本其实是由曼克独立完成的,但他因为钱和合同,不得不与奥逊·威尔斯共同署名。
说回大卫·芬奇和他的《曼克》。
熟悉大卫·芬奇的朋友都知道,色彩搭配在他的作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曼克》这部电影中,导演毅然决然地使用了黑白色调,放弃了色彩能够给这部影片带来的视觉效果,有种令人佩服的孤勇。
一位一向尊重大卫·芬奇的朋友,看完电影之后表示,主动拍摄黑白片的大卫·芬奇,有点自断双臂的意思。
但你也会理解他,毕竟想要展现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再也没有比黑白更好的方式。
了解了这些前史,或许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大卫·芬奇时隔六年的作品《曼克》。
这是一部非典型的大卫·芬奇式的作品,除了固有的“戏谑”风格和考究的视听语言,他似乎有意识地带着偏见站在了曼克这一边,无情地揭露了五大电影公司上层社会的虚伪、对名利的追逐、对政治的娱乐化处理,甚至包括导演奥逊·威尔斯。
龟毛如大卫·芬奇,他在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一定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在本片中,导演别出心裁地采用剧本的格式,划分了场次与场次之间的间隔。
在单场戏中,你随时随地都能发现导演安排的戏谑点,熟悉大卫·芬奇的观众,自会找到无限乐趣。
在此基础上,导演还巧妙地采用了双线叙事。
一条线展现因车祸而卧床的曼克在创作《公民凯恩》的剧本,借助“女仆”、“妻子”、“自我阐述”展现了某一方面的曼克,他酗酒赌博、但他也救助犹太人,同情底层。
另一条线看似琐碎,实则通过多角度展现以五大电影公司为代表的高层的虚伪,是高层为了给员工降薪而假惺惺安排的表演,是为了同其他电影公司竞争而对编剧的逼迫,是交谈时对政治的附和。
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曼克的人物塑造才变得分外立体,他的书写变得有价值,因为他在用一个故事向时代发出反抗的呐喊,而这一切与《公民凯恩》的闪回片段,异曲同工。
在理清楚这两条线的关系之前,我有些疑惑。
大卫·芬奇想要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些什么?
曼克的独到之处又是怎样的?
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到底是在看什么呢?
看到影片结尾,曼克拿着奖杯发表完获奖感言,随后出现了这些字幕:曼克十一年后死于酒精中毒并发症,他再也没有和奥逊·威尔斯合作过,也不曾再写过原创剧本,再也没有争取过剧本署名权。
他曾向一个好友倾诉,我好像越来越像一只老鼠,被困在自己亲手打造的牢笼中,只要这个牢笼看起来有一丁点可以让我逃脱的缺口,我就会及时修补它。
我似乎一下子就明白了。
《曼克》当然是一部有门槛的电影。
我相信大卫·芬奇在拍摄的时候,也早就预料到了这个问题。
在信息传播如此快速发达的时代,在方便易懂成为人类消费的重要依据的时候,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是逆着人流在行走。
但就像曼克以一己之力对抗着上层社会的虚伪,试图通过一个故事去展现人的本质一样,大卫·芬奇也通过义无反顾地放弃色彩,坚持对好莱坞某个阶段的还原,在试图对抗些什么,坚守一些什么。
电影虽然没那么容易理解,但终究不是不能理解,如果你愿意靠近它并由此延展开来探究,就一定会从中获得灵魂的更新,精神的共振。
只要你要有耐心。
只要你还记得初心。
但这个时代最缺的便是耐心,最容易丢失的便是初心。
也许这就是《曼克》这部电影,此刻在我生命里留下的痕迹。
我很珍惜。
芬奇老爹的剧本就还蛮明显是一个非科班编剧弄出来的作品,带有挺明显的记者写作风格。
看得出芬奇访谈里说的父亲年幼时是泡在电影院里长大的痕迹,整个《曼克》的剧本里随便一句台词都可以扯出一段30年代好莱坞幕后秘辛抑或加州往事,堪称“流淌着电影的血液”。
就拿赫斯特给梅耶庆祝生日这段来讲,里面有句台词“你选择在美国国庆日庆生,我们国家真是受宠若惊”。
梅耶作为米高梅的传奇创始人之一,当年的好莱坞之王,也是学院和奥斯卡之父,本身是一名从俄国移民过来的犹太人,母亲根本不记得他的生日,是他自己觉得来到美国带给自己新生,所以选择在美国国庆日7月4日这天过生日。
也同样因为他俄国移民犹太人的身份,在《公民凯恩》惹怒赫斯特,让后者发起对好莱坞的反犹运动后,千方百计利用手中权势阻止《公民凯恩》的上映,以避免自己受到波及。
整个片子台词信息量爆炸,但很多又不太属于传统剧本范式。
摆事实远多于情感描述,人物对话场景丝毫不考虑现代人对那个年代的接纳理解能力,没有对《公民凯恩》和1930年代好莱坞乃至整个加州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了解,看这部片子真就只是看了个寂寞。
但剧本的根基在那里,芬奇本人其实明白父亲剧本里的不足,Eric Roth也明白,他们纠正了剧本里反威尔斯的倾向,但整体风格如果改了,那就是不是杰克芬奇的剧本了。
一些评论指摘电影技术上精妙但情感上空洞,应该说是剧本本身就有的印记。
本来这部片子的剧本也没怎么打算探讨《公民凯恩》背后的爱恨情仇,更多的是好莱坞黄金年代背后片场政治的虚伪。
曼克,作为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悲情人物和赫斯特这样一个在整个好莱坞乃至加州一手遮天的耍猴人的碰撞,片中两个寓言故事的交织,造就了一部影史经典的诞生。
正如芬奇接受Vulture访谈里说到的,他拍《社交网络》时跟艾伦索尔金说“我们正在创作一部约翰休斯版本的《公民凯恩》”。
与这部相比,其实《社交网络》更像是21世纪的《公民凯恩》,二者都是聚焦于拍摄时声名狼藉的大富豪看似热闹实则孤独至极的人生经历。
二者的题眼都是孤独。
而《曼克》,更像是一部脱胎于芬奇父亲,经过儿子精心打磨修改后的《好莱坞往事》。
它是芬奇父子的独家专属,与冲奥无关(谁拍一部冲奥八股文会把学院和奥斯卡创办人在片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它diss了几乎所有传统片厂(这也是《曼克》访谈宣传中一直在表达的:片厂只是资本利益的走狗),它从骨髓里刻着芬奇父子的名字。
说这部片子缺少导演个人特色的,只能说you know nothing about Fincher. (Neither father or son)
作者:理查德·布罗迪
赫曼·曼凯维奇(右)是好莱坞内部人士,而奥森·威尔斯则早已被电影业轻视。
" 照片来自埃弗雷特1939年,赫曼曼凯维奇是一位四十二岁的编剧,在好莱坞他不仅因为给电影写的对白而广受赞誉,还因为他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
在近15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在派拉蒙与约瑟夫冯斯特恩伯格和他的朋友马克思兄弟合作,并在米高梅公司成功地写出了《晚宴》和《绿野仙踪》,对于后者他的想法是用暗淡的黑白拍摄堪萨斯,用彩色拍摄奥兹国。
但他以电影界的伟大人物之一而最为出名。
他从纽约移居好莱坞,在那里,他是《纽约客》的第一位戏剧评论家,也是著名的阿冈昆圆桌会议的成员,他把那个团体的愤世嫉俗的坦率和尖锐的虚张声势的精神带到了电影界。
在委员会和鸡尾酒会上,他以其学识渊博的见解和难以预料的政治性而闻名(他在1933年冒着极大的风险写了一个反希特勒的剧本,但他却反对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称自己为 "极端的林德伯格"),同时也以他发表这些见解的风格而闻名。
他还习惯性地酗酒,狂妄无礼,以制造混乱和口出辱骂而闻名。
他的工作习惯也是出了名的可疑:作为一个强迫性的赌徒,他把大量的工作时间花在下注和听赛马上;他整天通过电话和人聊天,成为一个社交旋风。
他嘲笑和蔑视他的老板,每份工作他都会被解雇,他没有辞职。
到了1939年夏天,他失业了,这才发现当一个名叫奥森·威尔斯的二十四岁好莱坞新人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时,自己是多么急切地需要它。
威尔斯,多产而早熟,十六岁成为舞台明星,二十岁成为主流戏剧院的导演,1937年,成为水星剧团的联合创始人(与约翰·豪斯曼);二十三岁成为电台明星,1938年因电台广播《世界大战》而臭名昭著,这个故事讲述了来自外太空的入侵,以假新闻简报的形式讲述,许多听众误以为是真的。
他还兼做了两部独立电影。
在他二十三岁生日的那一周,他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但是,曼凯维奇是好莱坞的内部人士,而威尔斯则已经被电影业厌弃,因为他的年轻,他的名气,他的知识分子气质和他有合同保障的自由而被怨恨和嘲笑。
他与R.K.O.(雷电华)片厂签订了一份合同,由他担任制片、编剧、导演和演员的两部电影,对于这两部电影,在好莱坞工作室的电影人中,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进行最终剪辑。
他最初让曼凯维奇来代写广播节目,但他们的合作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威尔斯将他招为第一部电影的联合编剧。
他们的合作,以及由此产生的电影——《公民凯恩》,甚至在上映前就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之一。
一个关于一个年轻的继承人如何把自己变成一个报业大亨和全国性的人物,建立和摧毁自己的帝国,在电影史上它成为一个审美和代际转变的标志,它使威尔斯和威尔斯所代表的背后成为世界电影的焦点。
威尔斯和曼凯维奇赢得了奥斯卡剧本奖(虽然它在9个类别里被提名,但电影只赢得这唯一一个奖项),该奖项本身是一系列痛苦的纠纷的顶峰,而这只是这部电影引发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曼凯维奇与威尔斯的合同中明确拒绝给他署名的权利, 然而曼凯维奇的事业急需刺激, 他想要得到这个奖——经过媒体和幕后的斗争, 最终成功地获得了这个奖。
然而今天,威尔斯仍然是一个传奇,而1953年去世的曼凯维奇,除了最细心的影迷之外,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
随着大卫·芬奇的新片《曼克》的上映,这种情况应该会有所改变,这部以编剧在好莱坞的岁月为背景的传记片,以曼凯维奇在《公民凯恩》中的工作为中心,根据芬奇已故的父亲杰克的剧本改编而成,杰克是一位记者,芬奇曾向他建议过这个主题。
正如芬奇在最近接受Vulture采访时所说,这部电影是试图定义曼凯维奇对《公民凯恩》,以及对电影史的贡献的真相——并戏剧化地展现他为获得署名而进行的斗争。
芬奇说,他父亲的剧本原稿紧跟《纽约客》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很可能是最有争议的——一篇文章中的论点。
《凯恩培养之路》,1971年,由该杂志当时的影评人之一,宝琳・凯尔撰写。
这篇文章分两部分发表,长达五万字,试图说明曼凯维奇不应该仅得到《公民凯恩》剧本的一半功劳,而是唯一功劳。
《曼克》紧紧围绕着曼凯维奇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幕后社会生活和片厂生活,以及与他的《公民凯恩》背后编剧工作的联系。
要想更完整地了解曼凯维奇的遗产,还值得重新审视他的电影创作之路,他从来没有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来尊重,而凯尔以《凯恩培养之路》点燃了这场斗争,在这场战斗中,她远非仅仅概述了曼凯维奇在《公民凯恩》中的关键角色和他迷人的悲剧性角色,她试图误导性地把曼凯维奇这个公司的恶人提升到独立艺术家威尔斯之上。
曼凯维奇已经是阿冈昆圆桌会议集的成员,当在1924年年底,哈罗德·罗斯,在推出一个新的杂志《纽约客》的前夕,请他成为其第一个戏剧评论家。
曼凯维奇当时二十七岁,虽然年纪不大,但经验却很丰富。
1897年出生于纽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里长大,他是德国犹太移民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个穷困潦倒但却非常努力(最终得到公众认可)的学者,他是个冷酷苛刻的人物,他把高智商的标准传授给赫曼,而赫曼出色地达到了这些标准,但却不快乐。
赫曼十四岁高中毕业,十五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煤矿工作了一年的空档期后,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陆战队服役,在纽约当过记者,然后,和他的新婚妻子萨拉一起,于1920年去了德国。
在那里,他迅速打响了自己的名号,也成就了他的传奇,作为一个鲁莽而狂野的智者,他能说服自己投入到通常已经无法进行下去的工作和情境。
回到纽约后,1922年,他成为《泰晤士报》的一名戏剧评论家,同时渴望成为一名剧作家,但几乎没有成功。
当他加入《纽约客》时,罗斯希望他也能拉拢他的阿尔冈金同僚;当其他人都反对时,曼凯维奇向罗斯提出了一句值得注意的安慰:"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
赫曼·曼凯维奇 大概在1940年代 摄影:Corbis / Getty在《纽约客》工作不到一年,1925年2月《纽约客》出版了第一期,曼凯维奇就收到了去好莱坞写稿的丰厚邀请。
他需要快速支付的薪水,不仅要帮助养家糊口(他和萨拉有两个年幼的儿子),还要偿还赌债。
但他对电影没什么兴趣,更不屑一顾。
据悉尼·拉登森·斯特恩在2019年出版的《曼凯维奇兄弟》一书中说,他对儿子唐说:"你不可能会有编剧文学,因为那会像漫画文学一样。
" 然而他很擅长,对于默片,他运用他的显学机智,创作出字幕、对话以及描述性的段落,这些段落需要足够简短,以适应银幕上的阅读速度,以他的新闻敏感度,他既能识别一个好的故事,又能把它装进一个固定死板的格式里。
他在1926年底给他的朋友记者Ben Hecht发了一封电报,也许是最著名的,也可能是最有影响的一封从好莱坞发出的电报,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并以决定性的句子作为结尾。
"数百万美金将在这里被抢走,而你唯一的竞争对手就是白痴。
不要让这个传出去"曼凯维奇并不希望在好莱坞呆很久。
在前往西部之前,他曾与罗斯做出安排,好让他回来后还有工作继续等着他——或者他是这么想的。
1926年2月,罗斯对曼凯维奇的工作习惯和他的工作感到失望,通过电报解雇了他,而曼凯维奇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决定继续在好莱坞工作。
不过,曼凯维奇不仅对电影不屑一顾,而且发现电影的合作性质和公司工作的性质与他的写作理念格格不入;"制片人对你说,'现在在第三卷中,这个家伙不应该亲吻女孩,他应该亲吻奶牛'。
然后整个画面就结束了,你无法忍受。
" 在米高梅,工业化的流程与其说是编剧室,不如说是一场精致的死尸游戏;正如艾琳·塞尔兹尼克(制片厂负责人路易斯·B·梅尔的女儿,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的第一任妻子)所解释的那样,"有时一个编剧做大纲,其他人做提纲,有人做对话,有人做修改,有人做完全重写。
"为威尔斯工作是完全不同的——它为曼凯维奇提供了他第一次在没有片厂的情况下创作电影的机会。
他在《公民凯恩》中的角色是一些奇怪的命运转折的结果:威尔斯最初雇用他为电台节目写稿,同时计划为R. K. O. 制作他的第一部电影,改编自《黑暗之心》。
威尔斯打算同时扮演马洛和库尔茨,就像他在电台版小说中所做的那样,他的艺术构思和《公民凯恩》中的一切一样极端。
马洛将永远不会被看到,因为摄影机将全程跟随探险家的主观视角。
这个计划因为预算问题而失败了,他的下一个项目——一个关于美国法西斯阴谋的谜题,请曼凯维奇帮忙,也失败了。
然后,在与曼凯维奇的谈话中,他想到了一个关于一个有权势的人的生活,从多个角度来审视这个项目。
威尔斯和曼凯维奇讨论了几个可能的主题(包括黑帮老大John Dillinger),然后曼凯维奇建议报业大亨和政治家威廉兰道夫赫斯特。
曼凯维奇很了解赫斯特——在他厌倦赫斯特的热情之前,就像他和差不多每个人一样,他和他的妻子一直是赫斯特巨大的圣西门大院的常客。
曼凯维奇和威尔斯在剧本上的合作——曼凯维奇最初称之为《美国人》(最终的标题是由R.K.O.的负责人乔治·沙弗选定的)——是一个奇特的合作。
曼凯维奇当时在一次车祸中严重断腿(他是乘客),打着半身石膏。
威尔斯把他安置在离好莱坞八十英里的偏远小镇维克多维尔的一所房子里,由护士照顾他。
威尔斯的助手约翰·豪斯曼在曼凯维奇的坚持下,在场把故事讲出来。
秘书丽塔·亚历山大把曼凯维奇的口述记录打出来,威尔斯定期去看望,并经常打电话询问。
1940年夏天,电影还在制作过程中,署名之争就开始了,整理细节就像潜入沃伦委员会的报告。
曼凯维奇意识到剧本的结果很好,他很后悔之前与威尔斯的协议规定他不会得到任何功劳。
Hecht和他的圈子里的其他人劝他把这件事公之于众,并争取唯一的功劳。
对于威尔斯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因为失去编剧署名可能会让他违反他与R.K.O.合同,其中规定他将主演,编剧,制作和导演。
曼凯维奇向银幕作家协会提出上诉,然后又撤回了上诉,因为害怕赫斯特的报复。
最终是R.K.O.决定将授予他和威尔斯联合署名。
相当出名的是,当奥斯卡奖在颁奖典礼上宣布时,提到曼凯维奇的名字时的欢呼声掩盖了第二位联合编剧威尔斯的名字。
两人都没有出席颁奖典礼,但理查德·梅里曼在1978年开创性的传记《曼克》中,引用了曼凯维奇说他会发表的演讲。
"我很高兴能在威尔斯先生缺席的情况下接受这个奖,因为剧本是在威尔斯先生缺席的情况下写的。
"
大卫·芬奇的《曼克》紧跟加里·奥德曼饰演的赫曼·曼凯维奇的幕后社交和片厂生活 照片由Netflix提供。
威尔斯和曼凯维奇的合作故事是宝琳·凯尔作为一个评论家的完美容器。
她以1963年的一篇文章《圆与方》成名,抨击影评人安德鲁·萨里斯和其他 "导演理论 "的支持者,"导演理论”强调导演作为电影创作力量的首要地位。
作为好莱坞经典电影及其商业化、大众化吸引力的爱好者,她认为对导演的强调导致影评人忽视了好莱坞电影制作的内在协作性,她将其他影评人对导演(包括许多作品不受好评的导演)的原则性关注描绘成一种需要拆除的正统观念。
在《凯恩培养之路》中,她认为《公民凯恩》的许多伟大之处,其实不是产生于威尔斯,而是产生于曼凯维奇和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的贡献,它的伟大也不是产生于影片的独创性,而是产生于它在电影传统中的地位,以及对电影传统的反思,这些传统是通过片厂系统及老手传达的。
在《公民凯恩》之后,凯尔总结道,威尔斯 "独自一人,试图成为'奥森·威尔斯',尽管'奥森·威尔斯'曾代表一个群体的活动。
"当 《凯恩培养之路》发表后,这篇文章激怒了威尔斯本人——他当时正忙于电影创作,包括《风的另一边》,并在欣赏威尔斯全部作品的评论家和了解更完整故事的历史学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72年10月,在《时尚先生》杂志上,电影制片人彼得·波格丹诺维奇用他自己那篇题为 《凯恩叛变》的万字文章反驳了凯尔的发现。
博格达诺维奇在文章中表明,在报道她的文章时,凯尔没有与威尔斯或任何与他合作过剧本的人交谈,或者说,与任何可能提供不同观点的人交谈。
波格丹诺维奇采访了编剧Charles Lederer,他是曼凯维奇的密友,他说曼凯维奇向他抱怨威尔斯对剧本的许多修改。
威尔斯当时的秘书凯瑟琳·特罗斯珀听说威尔斯对《公民凯恩》编剧毫无贡献的指控后,对博格丹诺维奇说:"那我想知道我总是为威尔斯先生打的那些东西是什么!
" 在博格达诺维奇交谈的其他消息来源中,还有一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霍华德·苏伯,他声称凯尔曾哄骗他——承诺给他一份出书合同,但从未实现——让他与她分享他对《公民凯恩》的大量研究,只是在她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些研究,没有注明出处,同时歪曲了研究结果——"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我认为《公民凯恩》的编剧身份是一个非常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说。
博格达诺维奇在1998年写道,虽然他为这篇报道做了 "所有的跑腿活、研究和采访",但威尔斯本人——一个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在修改和重写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在最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博格达诺维奇说,有 "奥森添加或减去的一些片段——主要是添加的")。
随后,更公正、更关键的曼凯维奇生平资料出现了。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学者罗伯特·卡林杰出版了一本关于《公民凯恩》的学术著作,书中引用了新近获得的制片厂档案。
卡林杰总结说,剧本承载了两位编剧的工作——曼凯维茨的工作是基础性的,而威尔斯的修改是变革性的。
芬奇在拍摄《曼克》时,修改了父亲的剧本,弱化了其反威尔斯的倾向。
他拍的这部电影对控诉曼凯维奇和威尔斯之间的斗争不感兴趣,而是探讨曼凯维奇和赫斯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曼凯维奇创作《公民凯恩》的。
到现在为止,毫无疑问,曼凯维奇与赫斯特的关系为影片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同时也差点在影片上映前毁掉了这部影片。
曼凯维奇主动向Charles Lederer提供了一份剧本副本,他是一位朋友和编剧,也恰好是赫斯特情妇、女演员Marion Davies的侄子。
它回到了曼凯维奇手中,在与赫斯特有关的段落上做了标记。
威尔斯曾否认电影是根据赫斯特的生平改编的,片场一直被严格封闭,脚本也没有给制片厂以外的人看过。
但后来,八卦专栏作家赫达·霍珀推门进入放映现场,并报导了她认为这部电影的内容(更确切地说,是谁),赫斯特愤然采取行动,策划了一场针对这部电影的丑恶宣传活动,并行使他在好莱坞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对米高梅公司的负责人路易斯·B·梅耶(他在1939年解雇了曼凯维奇)——阻止这部电影放映。
赫斯特施加的压力是可怕而畸形的。
他威胁要泄露关于明星和制片厂高管的淫秽信息,鼓动本土主义者发起一场针对逃离希特勒并在好莱坞找到工作的欧洲(主要是犹太人)电影业人士的运动,并对(主要是犹太人)片厂负责人发起反犹运动。
为此,梅耶(他是犹太人)组织了一个电影公司负责人的财团,想从R.K.O.手中买下《公民凯恩》的底片并销毁,但R.K.O.的负责人沙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赫斯特还让他的报纸跟踪威尔斯;他指控威尔斯是共产党员(他不是);他利用他对J.埃德加·胡佛的影响力,让F.B.I.对威尔斯进行调查,梅里曼写道,赫斯特的电影八卦专栏作家路易拉·帕森斯联系了当地的征兵委员会,试图让威尔斯入伍。
(后来,他对曼凯维奇也进行了严厉的新闻报复,把曼凯维奇酒后驾车造成的小事故夸大为全国性的丑闻)。
这场运动起了作用:虽然《公民凯恩》没有被烧毁,但梅耶让电影公司——它们也拥有大多数大城市的首映电影院——拒绝放映它。
奥森·威尔斯在 "Citzen Kane "中。
"摄影:Alexander Kahle / RKO / Photofest。
拯救《公民凯恩》的是,在上映受阻时,它在私人放映会上获得的热烈好评。
约翰·奥哈拉在《新闻周刊》上写道,他 "刚刚看了一部他认为一定是他看过最好的电影"——并警告读者,他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这部电影。
1941年5月1日,《公民凯恩》在纽约的一家影院上映,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放映;该片在大城市的表现相当不错,但却是一部失败的影片——实际上,在预订了该片的小城镇影院,该片很多根本没有放映。
尽管这部电影为威尔斯赢得了即时的声誉,但它对他职业生涯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
威尔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地在好莱坞工作了。
为了帮助沙弗保住他的工作(这是因为《公民凯恩》的争议受到的威胁,更威胁到了雷电华的财务损失),威尔斯重谈了他的第二部电影《伟大的安巴逊》的合同,放弃了最终剪辑权,并付出了代价——这部电影被电影公司肢解了,它剪掉了四十三分钟,并让另一个导演重拍了重写的部分。
威尔斯在1946年对罗伊·福勒说:"我来到好莱坞说,'如果他们让我拍第二部电影,我就很幸运了'。
他们没有,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回到刚来时的位置,拿着合同以自己的方式拍片,不受干扰。
" 从那时起,他唯一的自由,就是用当演员赚的钱资助自己的电影。
在去好莱坞之前,威尔斯把自己在剧院的工作描述为 "演员-导演",他对自己的电影制作也是这样设想的。
在剧院里,他总是改编莎士比亚,或克里斯托弗·马洛,或乔治·萧伯纳,而当他拍电影时,他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他改编了约瑟夫·康拉德、莎士比亚、卡夫卡、布斯·塔金顿、几个低俗小说故事,甚至还改编了一个涉及哈里·莱姆这个角色的广播剧本(他曾在卡罗尔·里德的电影《第三个人》中扮演过这个角色)。
他为什么不把赫曼·曼凯维奇也改编成电影呢?
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利用当代人的原材料,同时也是这个行业荣誉的竞争者(而莎士比亚和威尔斯的社会等级差异在一个领域内是非常分明的),这是有区别的。
在《公民凯恩》的写作过程中,曼凯维奇习惯于称威尔斯为 "监视者",并嘲笑他的自负;曼凯维奇曾在片厂看到威尔斯路过时说:"除了上帝的恩典,还有上帝。
"然而,威尔斯作为艺术家的认真自重,终究是他区别于玩世不恭、不尽人意的曼凯维奇的品质之一。
曼凯维奇本人对编剧艺术的评价过于苛刻(跟漫画书比较确实是一门艺术),但他认为编剧是一种比写戏剧更次要的活动是正确的——不是因为电影的意义不如戏剧,而是因为编剧的工作是产业需要而不是艺术冲动。
凯尔在她的论战中,最严重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如果没有曼凯维奇,威尔斯还会是威尔斯;如果他能拍出《黑暗之心》,它很可能会像《公民凯恩》一样具有独创性,而且摆脱了赫斯特的复仇之怒,他很可能会在不失去创作自由的情况下拍出第二部电影。
就这一点来说,没有好莱坞的束缚,曼凯维奇很可能会更早更久地达到他的创作高度。
曼凯维奇电影生涯的故事,不亚于威尔斯的故事,涉及到好莱坞的荣耀中所蕴含的恐怖——商业机构将其做法和公式强加于电影艺术的无情力量。
曼凯维奇在《公民凯恩》出来后的短期内表现得更好。
这部电影出来后——在曼凯维奇获得奥斯卡奖——他的事业有了起色。
他最杰出的电影是《洋基的骄傲》,1942年的卢·格里克传记电影。
他写的另一部伟大电影是1944年的《圣诞假期》,一部由Deanna Durbin和Gene Kelly主演的黑色电影,它的特点是复杂的倒叙结构,类似于《公民凯恩》,它是由Robert Siodmak导演的,他是伟大的黑色电影专家之一(也是逃离纳粹政权的欧洲犹太电影人之一),电影本身非常出色。
然而,曼凯维奇的坏习惯又让他止步不前;他只是间歇性地可靠,而且他的健康也开始出现问题。
正如梅里曼所报道的那样,战时和战后的好莱坞也成为新一代高管和制片人的家园,对他们来说,曼凯维奇的圆桌会议根源和新闻骚动更多的是一种古怪的怀旧,而不是毫无疑问的钦佩。
梅里曼写道,曼凯维奇对自己曾做过电影工作只因报酬丰厚而遭殃的情况很清楚。
"我只来了几个月. 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开始从事你不喜欢的工作,在你意识到之前,你已经是个老人了。
" 虽然曼凯维奇在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他从一开始就被他对电影的蔑视,以及对决定电影制作方式的制片厂机器的蔑视所阻碍——讽刺的是,这正是凯尔在为曼凯维奇的辩护中所赞美的事。
最后,曼凯维奇被诅咒了,因为他根本没有把电影看成是一种艺术,而威尔斯则因为他从来没有把电影看成是任何东西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原作者简介:理查德·布罗迪于1999年开始为《纽约客》撰稿。
他在他的博客 《前排看电影》中撰写关于电影的文章。
他是《电影即一切:让-吕克﹒戈达尔的职业生涯》的作者。
原文链接:Herman Mankiewicz, Pauline Kael, and the Battle Over “Citizen Kane”
阔别6年,大卫·芬奇终于带来了他的电影新作《曼克》——一部讲述好莱坞黄金时期编剧赫尔曼·J·曼凯维奇撰写《公民凯恩》剧本的传记片。
而在笔者还没找到时机坐下欣赏时,关于《曼克》的观影指南已在网上铺天盖地。
似乎是从漫威电影席卷影院开始,“观前必须知道的N件事”、“电影中隐藏的N个彩蛋”等影迷文化渐渐占据电影评论。
当看电影成为一个需要提前预习的行为后,电影之于大众的距离是否也被拉远?
看电影固然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
从被银幕上的火车吓跑,到能安心做在影院感受世界末日,电影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下的视觉文化产物,观众的观影心态和电影技术的发展是并驾齐驱的。
因此,对于观众而言,观影需要学习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电影作为虚构类文学与非虚构纪实新闻的区别、电影角色与演员本身的区别、电影所传递的价值观与社会基本道德的区别等等。
归根到底,也就是对于电影文本的艺术感知和对于真实生活道德告知的区别。
一部好的电影,抛开语言障碍的文化隔阂,特别是在被互联网逐渐消除文化边界的新时代里,其内在情感价值是可以达到一个跨越边界的共鸣。
欧洲青年可以体会《燃烧》里刘亚仁面对大时代的迷茫,中国观众也可以理解《小丑》中华金那种无人了解自己的孤独。
区域文化(或亚文化)和历史政治固然在电影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解读符号,但如果这一切没有建立在一个可以共通的情感基础上,则这个建立就是失败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曼克》无疑是一部不成功的电影。
《曼克》的故事主线是编剧曼克在旅馆创作剧本的过程。
这段主线可以分为两部分:撰写剧本和不断被人劝解修改剧本的过程。
在前半部分的闪回线中,电影清晰交代了曼克身边的主要人物与黄金时期里电影从业者的现状。
而在后半段的闪回中,导演开始注重描绘当时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加州州长的竞选。
可以看出,导演所理解的促使曼克选择创作一个讽刺赫斯特故事的主要动因,是来自于外部政治环境对于曼克内心理想主义的敲打,最终促使他想在自己江郎才尽之前,创作出一个引以为傲的剧本。
但在故事执行层面,无论是外部环境压力的权力符号对位,还是主角与其他角色的情感关系描写,都显得十分薄弱不堪。
这里的外部压力主要来源于米高梅高层的政治站队压力和电影人在经济危机中的压力。
电影艺术是通过塑造具体形象来让观众感受抽象的情感,创作者本应将两种处于大环境的模糊压力形象化,并与主角建立私人情感关系,再通过将其砍断来让观众感同身受。
在电影中,这两种压力符号的对位形象为米高梅高管约瑟夫和导演雪莱。
可问题在于,约瑟夫的角色本身不过是米高梅老板路易斯·B和赫斯特的代言符号,约瑟夫与曼克之间的两场戏也只停留在对于当时州长竞选的争论,并没有表现出曼克对此的情感反馈。
同样的,导演自杀的那场戏,如果要将其理解为曼克内心理想主义被枪击,也是十分不足的。
一来在导演自杀之前,观众并没有感受到曼克与导演之间的情感联系,再导演葬礼结束后那段曼克与另一位制片人的寒暄对话,也消解掉导演之死对于曼克之后创作冲动的影响,同时消解掉观众对于曼克价值观转变的理解。
没有将这种历史性政治性的压力转化为可被共通的情感基础,是剧作失败的一个表现。
对比同样是传记片的《艾德伍德》,提姆·波顿通过描写艾德伍德与日薄西山的老演员贝拉的情感关系,直接反映出在那个“旧不如新”的好莱坞时代了,一个平庸导演对于梦想的无底线坚持和付出的无畏。
因此,曼克与其他符号角色的情感关系的抽离,使得这个角色一直没有落地,最终导致没有背景知识的观众对于曼克的动机选择和弧光转变没有共情。
这到底是从未做过编剧(从未署名编剧)的大卫·芬奇对于人物剧作动因的忽视,还是只是一种和诺兰制作《信条》一样的任性和故意拉高观影门槛,笔者不敢妄下定论。
只能说,大卫·芬奇已经假定了观看这部电影的观众是需要有美国政治和《公民凯恩》的历史背景信息。
另外,从艺术创作角度分析,《曼克》对于创作者心路历程的描写也是十分不足。
艺术创作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体验——构思——传达。
从电影观赏性的角度,以“创作”为母体的电影故事一般会将重点放在对“体验”(如《裸体午餐》)和“构思”(如《巴顿芬克》)的展现。
因为这两者才是观众得以窥视创作者内心的猫眼。
而在《曼克》中,旅馆的主线故事只有一半是属于“传达”,而所有的闪回都是关于“体验”。
因此从“体验”通往“传达”的桥梁被忽略。
曼克为何选择写一个讽刺赫斯特故事的想法?
这个答案对于影迷观众来讲当然不是问题,因为他们在观看电影之前早已抱着“我要看《公民凯恩》创作过程”的心态,因此在电影开场曼克对着秘书述说他脑海中《公民凯恩》的剧情时,“有准备”的观众早已入戏。
可对于非影迷观众来讲,这个故事选择的动机是缺失的。
从创作者和文本的角度,这里其实有三层创作关系:(真实历史中)曼克对于赫斯特的故事创作、杰克·芬奇对于曼克的故事创作、大卫·芬奇对于夹克·芬奇的剧本创作。
而从现实层面来分析,曼克无疑是这三位创作者中最为杰出的一位。
因为他明白电影作为虚构类故事文本时,是如何运用和平衡人类情感、社会符号、故事讲述技巧、电影媒介属性等因素,从而创造出一个虽然以赫斯特为故事灵感,但可以完全让不认识赫斯特、甚至几十年后其他国家的观众都能感受到《公民凯恩》中主角那种一辈子缺爱的孤独感。
而且真实的历史与政治符号已如曼克吐出的烟雾般融进故事的情感内核。
而这也是故事片与纪录片的区别。
前者是情感的真实,后者是材料的真实。
就算我们不了解墨西哥历史也能感受到《罗马》中的主角在历经磨难之后的坚韧。
一部情感饱满的电影,不应要求观众在看之前还需做资料收集,而应该是让观众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还能充分被其内在的情感实质打动。
甚至在他走出影院那刻,萌生想要进一步了解的冲动。
==========================================================================这几年已经不怎么写影评了,特别是在当了编剧之后。
反倒是从去年开始,开始尝试做自己的独立影评播客。
慢慢发现,比起冷冰冰的文字,用语音来表达观点的形式反而能让观点更具有温度和个人特色。
做这个播客的目的也十分简单纯粹,不为盈利,用爱发电,单纯希望通过这个播客来认识更多喜欢电影,喜欢创作的朋友。
特别是在我们无法做自己喜欢的电影作品的日子里,一起聊聊电影,或许就是对平淡生活最大的慰藉。
Anyway,这是一个“从创作者角度聊电影”的播客,每一期结尾我们都会一起大开脑洞,魔改电影故事。
无论是对电影,或者对创作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关注一下。
——202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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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苍说的“带着赞颂的口吻写人物”的感觉格外强烈。我们对《公民凯恩》的感受是在碎片中一点点发散和渗透的,但是我们对《曼克》的感受却常常不被允许这样,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们该如何感受曼克。尽管这个声音融化在华丽的台词里,隐藏在复古的形式后,它的存在感还是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框住了这部影片,使之滑向僵硬、无趣的深渊。
在不断变换的场景中掀开好莱坞历史的冰山一角。虽然受知识储备限制没办法很好地去理解这段历史,但就自己所能从这部电影中体会的感受而言,还是很有味道。
有幸在前天剛巧看完《公民凱恩》這部時代鉅作,不然要對《曼克》想有任何膚淺的理解都是一件難事。全線不斷的嘮叨磕牙,加上大篇幅模糊畫面和眾多陌生人物,看得昏睡過好幾次。然後,回看再回看,結果還是半知不解。
数字时代的黑白影像尽管刻意做旧都无法遮挡它那光滑的虚假感。是关于电影之恶甚至是媒体之恶,《公民凯恩》剧本成于对现代公共文化产品的恨,威尔斯因这部电影而受到好莱坞终身的惩戒,曼凯维奇也失去了他的朋友。也许是张艺谋《一秒钟》想要的效果:哪有什么电影之爱。曼凯维奇不把电影当艺术,所以他才愿意说出这份恨。
去年看了一半,重新补完。观感依旧糟糕,毫无趣味。全都背反就等于没有背反,全都需要注释就等于没有内容。
无聊到没东西可拍了吗
比好莱坞往事更加学院派,观影门坎也更高。芬奇父亲遗作,导演用黑白影像勾勒起好莱坞黄金时代再临时刻的纷繁往事。曼克这个角色本身的聚焦与他勾连起的好莱坞上层政治矛盾,两者平衡得还好。公民凯恩不是中心,这部电影是二战好莱坞的浮世绘。不过这些好莱坞内部人物就连美国人都不那么熟悉了,而且左的内核又没那么直白,口碑与美刀肯定不如导演以往。
A-. 传统传记片常将视点聚焦于主人公的能动性,通过考察其行为搭建所谓的弧光。但芬奇所做的,恰恰是抹平这种能动性。曼克并非被凝视的对象,而是作为消极、抽离,甚至冷漠的观察者,成为观众凝视时代图景的眼睛。结果就是用极致做旧的形式,拍了一个极不怀旧的故事:在摘掉所有情怀滤镜后,电影首先是商品,是政治,是权力的游戏,最后才可能是个人的表达。而在IP为王,续集当道的今天,被制片厂拒绝又被流媒体复活的“作者电影”,本身就昭示着好莱坞恒久的游戏规则与隐秘的世代更替——这不是什么黄金时代的伟大复兴。这是芬奇用借尸还魂的借古讽今,亲手为好莱坞操办的葬礼。
其实不太能get到,但是影片是非常明确地创造了一个“复古”而非单纯的“古”的世界的,所以数字摄影机的果冻效应并不影响影片的复古感受
80年后的回忆更好的“好莱坞往事”最后的那句话让我感慨
至少没有恶意,不至为最差的那类电影,仅此而已,没有太多观看的价值。
表面上回溯曼凯维奇写作《公民凯恩》的过程,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三十年代好莱坞行业生态的种种黑暗不堪,全世界包括我在内的无数影迷即使看过这部影史前列的经典也不曾了解过这位光芒被威尔斯遮蔽的曼凯维奇,这个尖酸刻薄的酒鬼最令人钦佩的大概就是面对权力和资本依然保持尖酸刻薄而拒绝妥协吧。只是古今中外做编剧的总是逃不掉悲剧命运,南海十三郎一生潦倒颠沛,疯癫酒鬼曼凯维奇用尽一生才华写出的影史Top3却不得不和威尔斯分享剧本,而今天的内地编剧可能既没署名权,又没工资。
可能是我没看过《公民凯恩》,这部传记片对我来说太闷了。还是给个两星吧
精致却空洞的复古,双线叙事对剧情阐述和人物塑造没有任何帮助,黑白影像和各种致敬也没有形成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时刻。人物性格与形象于一开始就显露,各种闪回只是以流水账式的臃肿结构事倍功半的赘述,完全没有给角色以多样丰富的形象可变性,这一点与《公民凯恩》背道而驰。只能说,芬奇不懂他剧本里的这些人物,也不懂《公民凯恩》 ★★
原谅我实在无法对大卫.芬奇这种借机塞私货拍驴党马屁,同时不忘妖魔化象党的片子产生敬意;何况故事之单薄无力,实在对不起第二幕那个编剧撞脑洞会议的热闹开场,最遗憾的是加里.奥德曼似乎还没有从《至暗时刻》的片场走出来。
又名《当一只脚刚迈进电影艺术学前班,又被芬奇给抬了出去》
现实永远比电影有趣的多,人物众多,故事线看似单一,却缠绕了太多无关紧要。最致命的是,这里面每个人的表演痕迹太重了,为了贴合过去而贴合。最近在大量观看旧好莱坞电影,猛的看了这么一部“当代旧片”,还是感受到不小的差距。用现代的手法拍当年的事,只有无聊没趣。
观影门槛太高了吧 难以下咽
观影过程太煎熬了,(感觉)没有重点,没有印象深刻的人物,情节如同流水账一般,get不到不断涌来的包含巨量信息的台词,不看字幕很多场景几乎听不懂(当然这个是自己的水平问题,但也侧面说明了影片的台词不大友好),另外整个影片的人物好像都笼罩着光晕,是导演刻意为之吗?我不懂,就觉得有点出戏。
从布景到表演都很老派,加上刻意做旧的质感,“曼克”可以以假乱真的嵌入“公民凯恩”的时空。它讲述的不只是这部经典以文字形式诞生的过程,还有好莱坞片厂政治的无情,从生活中提炼艺术的代价,以及编和导之间的角力。由于是芬奇老爸的剧本,可能是最不大卫·芬奇的一部电影,但就技术性而言它是完美的,无论变焦、蒙太奇、无序剪辑还是闪回戏,无不看出芬奇对“公民凯恩”的致敬——哪怕奥逊·威尔斯形象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