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

文 / 柳莺 2006年因“危害国家形象罪”而被伊朗政府剥夺人生自由的贾法•帕纳西凭借《出租车》捧走了今年柏林的金熊大奖。

用“捧”这个动词，实在不甚贴切。

仍记得2011年柏林邀请导演担任评委会成员，彼时身陷囹圄的导演无法亲自到场，电影节还专门为其留出空位，各路影人也纷纷发声以示支持。

四年后，禁令尚未解除，一切如昨日重现，颁奖典礼后的新闻发布会，无数闪光灯的包围之中，孤零零的金熊让人唏嘘。

《出租车》是一部充满勇气的作品，贾法•帕纳西力顶政治高压，用各种铤而走险的方式挑战“二十年不准拍片”的禁令。

和早几年的《这不是一部电影》、《闭幕》一样，《出租车》也是他隐蔽的影像表达。

效法前辈阿巴斯在《时段生命的律动》中的手法，帕纳西把自己伪装成一位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出租车司机。

便携式摄影设备让他能够在最为限制的条件下，依然完成电影拍摄的标准流程。

在这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中，帕纳西回到了他阔别十多年的德黑兰街头，用隐藏在黄色出租车中的摄像头，记录下来往乘客种种言论，为当代伊朗社会的明暗交织写下朴实的脚注。

虚构和真实在电影中模糊了界限，叫人想起《谁能带我回家》中那位在镜头前摔掉石膏，大叫“我不要拍电影”的小女孩米娜。

《出租车》中匆匆上车的普通人，他们有关社会问题的种种交谈，好像是日常生活中的漫不经心，却句句直戳国家藏掖在体制深处的软肋。

《出租车》中匆匆上车的普通人，看似是误闯片场的真实乘客，其实亦是导演调度安排的群众演员，他们有关社会问题的种种交谈，好像是日常生活中的漫不经心，却句句直戳国家藏掖在体制深处的软肋。

作为流动迷你摄影棚的出租车变成了观察众生百态的绝佳场所，每一位过客的到来都是一段新交流的开始，对话时而如轻盈的吐槽，充满现代元素的的黑色幽默，时而又急转直下，在政治的沉重漩涡中打转。

轻重缓急，错落有致，滴水不漏的剪辑安排下，这些段落又都向着共同的主题开掘。

互不认识的男人和女人，在短暂的旅途中，因为是否该对小偷施以绞刑而发生激烈的争吵。

德黑兰特殊的出租车拼车业务，为陌生人提供了交流和辩论的空间，电影通过这一桥段，单刀直入将视线聚焦伊朗现实，在不同立场的人的口中，这项法规一会儿是天经地义的普世标准，一会儿是泯灭人性的残酷暴行，支持方和反对方各持其理，胶着的争论甚至在狭小的出租车中发酵出一种荒谬的感觉。

这种荒谬感在电影接下来的部分得到持续的增强，无论是喋喋不休的盗版碟贩子，还是心碎于丈夫车祸，却心系遗产继承的妻子，都是伊朗社会中最无力的棋子，过山车般的情节变化，让他们的行为在节制和失控的两极来回往复，而所有歇斯底里的爆发和低头啜泣的无奈，在帕纳西的记录中，皆归因于社会不公的肆意横流，斗升小民不过是在生活的夹缝中，用小聪明忍气吞声地挤开一条前进的缝隙罢了。

《出租车》有意着重讨论了影像记录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帕纳西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具有自我指涉意义的重大命题。

从乘客发现摄像机时的惊讶表情，到碟片商人大谈盗版碟对伊朗人文化启蒙的作用，用影像表达追求艺术自由的初衷在电影里被不断点题。

当导演的侄女坐上他的出租车，并从书包中掏出一个小巧的相机，准备按照老师的教授，拍摄一部“能够被发行的电影”时，导演终于忍不住从沉默不语的聆听者变成了满腹苦水的发泄者，抨击伊朗政府对于文化创作的无情打压。

手捧鲜花的女律师，回忆起自己因为政治犯辩护而终止的职业生涯，最终让《出租车》的后半段完全变成了一部关于帕纳西自己的电影。

相比被禁后的前两部作品，在痛苦愤懑中挣扎许久的帕纳西终于找到了一种举重若轻的表达风格，把对现世不公的苦笑，拍得如同小品文般有趣。

由于拍摄条件的限制，《出租车》的镜头被固定在狭小的车内，封闭的空间成为伊朗社会隐喻的载体。

偶尔，导演也会将摄像机小心挪移，对准车窗外混乱嘈杂的德黑兰街头，角度的转换不但打破电影形式单一而可能产生的沉闷感，更通过视角的延伸，触及广阔的平民社会，让这部兼具讽刺与幽默，辛辣与心酸的电影成为折射当代伊朗的棱镜。

电影开头和结尾汽车的启停，仿佛戏剧的开场与谢幕，是为日常生活赋予的仪式感。

主体部分的伪纪录片流动自然，由不同对话段落制造出的层次感，有效地弥补了摄影方面的不足，让这部九十分钟的电影从头至尾都充满着剧情的张力。

相 比被禁后的前两部作品，在痛苦愤懑中挣扎许久的帕纳西终于找到了一种举重若轻的表达风格，把对现世不公的苦笑，拍得如同小品文般有趣。

诚然，柏林的这尊金 熊背后，一定是有政治同情的加分，但集明快和沉重于一身的特殊气质，从细缝中窥视大局的艺术野心，都注定《出租车》是一部值得铭记的佳作。

原文载于2015.4期《电影世界》

**·Introduction**贾法尔·帕纳西是伊朗新电影运动的重要导演，以敏锐的社会观察和对边缘群体的关注而闻名，他的许多作品在国际电影界引起轰动。

然而，由于他的电影具有社会批判性和政治敏感性，他还是成为伊朗政府的“眼中钉”。

2009年夏天，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与进步反对派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竞选连任。

伊朗人确信穆萨维会轻松获胜，但政府在投票结束前两小时宣布以压倒性优势击败艾哈迈迪-内贾德（Nodjomi）。

2010年，帕纳西因支持反对派绿色革命而被伊朗政府逮捕，并被指控“进行反政府宣传”。

他最终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不得拍电影、接受采访或出国旅行。

这些限制对于导演来说几乎是终身监禁。

尽管被全面禁止，帕纳西并没有放弃拍电影；相反，他秘密完成作品，并交给国际电影节放映。

这种“地下电影”的制作过程是一种抗议行为，象征着艺术家面对压迫时的创造力和反抗。

这也是艺术家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向世界展示他们的作品和处境，获得更多关注，并让国际社会向伊朗政府施压，以减轻他们所面临的迫害和危机。

帕纳希拍摄这部电影时正处于软禁之中，这部电影就是*This Is Not a Film*（Mojtaba Mirtahmasb and Jafar Panahi 2011）。

这部电影的欺骗性标题和内容直接反映了他的处境：伊朗政府禁止他拍电影，所以他不能拍传统意义上的“电影”。

于是，他开始记录被软禁期间在家中的日常生活，并反思自己作为导演的身份，讲述自己未完成的电影剧本。

影片拍摄过程简单，只用了一台专业摄像机和帕纳西的手机。

完成后，影片被储存在U盘中，藏在蛋糕里偷运出伊朗，并在戛纳电影节展映。

影片触及了伊朗电影的几个著名元素：非演员的使用以及虚构与纪录片界限的模糊（Eric Kohn）。

尽管影片的片名与著名的马格利特阶段相似，强调这不是一部传统的虚构电影，但观众看完影片后会怀疑影片是否是剧本，一些场景非常值得怀疑。

而这种模糊性正是帕纳西试图传达的。

他以这种方式挑战审查制度和对他电影的禁令，强调创作者在禁令面前仍然可以找到发声的方式，甚至可以更有创意。

四年后，帕纳西仍处于电影禁映期，但他大胆地将摄影机从家中带到了德黑兰街头。

电影*Taxi*（2015）是对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Ten*（2002）的致敬。

影片是一种更开放的艺术表达方式。

虽然它看起来是一次日常的出租车旅程，但它通过车内乘客的对话和拍摄外部空间的摄像机，展现了伊朗社会的一个缩影。

帕纳西在一部伪纪录片中扮演一名出租车司机，通过车载摄像机、他自己的手机和侄女的相机拍摄了整部电影。

尽管影片仍然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但出租车和摄像机的移动让影片获得了一种移动的、动态的环境（Pieldner 107）。

这辆出租车在德黑兰的街道上漫游，带着观众踏上一段捕捉伊朗人民日常生活的旅程。

片尾字幕中演员和剧组的缺席给整部电影带来了一些恐怖感。

伊朗政府毫无戒心地允许甚至想要帕纳希把参与这部电影的所有人放映出来。

演员和剧组人员名单简直可以变成迫害名单。

恐怖血腥的政治环境和国家暴力在这里展现无遗。

该片获得了第6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但帕纳希未能出席，由他的侄女代领。

这更是对伊朗政府和审查制度的极大讽刺。

两部电影的背景都离不开伊朗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对艺术家创作自由的压制。

伊朗政府对电影内容的审查极其严格，任何涉及政治、宗教或性别问题的电影都会被禁播。

但帕纳希的这部电影却是用艺术回应审查制度，戴着枷锁起舞，展现艺术反抗的力量和对自我的追求。

**·** **Blurring Truth and Fiction**帕纳希的两部电影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将虚构与纪录片相结合，通过“欺骗”巧妙地实现了这一目的。

这种特殊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必要，因为政府限制了他的创作自由。

帕纳希不得不想方设法绕过审查制度。

然而，与此同时，许多伊朗电影制片人声称，这些限制有时让他们更有创造力（Eric Kohn）。

对他们来说，这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

幸运的是，这让他们的电影具有独特的伊朗风格。

电影制片人只能象征性地、创造性地表达问题，而不是像审查制度那样妥协和扭曲现实（Griffiths 33）。

不幸的是，对于电影制片人来说，他们最终可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不断受到监禁的威胁。

在帕纳希的*This Is Not aFilm*（2011）中，我们看到了他自我表演和真实记录的结合。

在开场镜头中，我们看到帕纳希在餐桌上吃早餐。

他面对着镜头，是这个房间里唯一可以设定摄影机位置的人。

他非常清楚摄影机拍摄的角度，在吃早餐和打破第四面墙的整个过程中，他都避免看镜头。

纪录片式的观察和表演在这个场景中并行不悖。

而在帕纳西与律师通电话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记录他真实生活的观察和反应。

他的律师告诉他，他二十年的拍片禁令可能会被撤销，他六年的监禁刑期可能会减少但不会取消。

帕纳西肯定会进监狱。

我们可以看到，当他听律师解释时，他的两只眼睛不安地左右张望。

挂断电话后，他似乎垂头丧气，带着苦笑瞥了一眼镜头。

在这个场景中，帕纳西的反应完全是现实的。

与之前的镇定不同，他在面对真实威胁时表现出不安和脆弱的一面，尽管他已经尽力克制住了这种情绪。

我们可以猜到他对这个场景的最初设想，他想记录下他所面临的审判的发展。

但与此同时，他确实参与了现实世界，而真实的反应是无法用剧本来描述的。

如果说*This Is Not a Film*（Mirtahmasb and Panahi 2011）是真实与虚构的混合，那么*Taxi*（Panahi 2015）则更像是尽可能通过虚构模拟现实。

电影中演员的表演都非常自然，从一个自称是小偷的男人和出租车上的女老师关于盗窃量刑的争论开始。

对话如此自然流畅，几乎没有编排的痕迹。

此外，男人刚上车就注意到了摄像机，问那是什么，这时，镜头从拍摄德黑兰的街道摇到拍摄汽车内部。

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手动转动摄像机的不太流畅的过程，这是纪录片风格画面的特征。

与此同时，男人直视镜头，问 帕纳希这是否是防盗装置，帕纳希对此给出了模棱两可的回答。

男人接着触摸摄影机，再次直视镜头。

与严格要求抹去摄影机痕迹的虚构电影不同，影片一开始就承认了摄影机的存在。

这些纪录片风格的画面和栩栩如生的对话强化了观众的信念，即影片中的对话是随机而真实的，并且这是一部纪录片。

两人下车后，车上的盗版唱片经销商认出了帕纳希，并问他刚刚看到的两个人是否是演员。

通过电影角色本身质疑这个地方的真实性，让观众更加确信这是一部纪录片。

然而，影片也有表演和“欺骗”的痕迹。

虽然盗版唱片经销商奥米德和帕纳希之间的对话增加了影片作为纪录片的可信度，但他的出现令人生疑，不切实际。

在开头两名乘客下车后，镜头直接切换到帕纳希和奥米德半个身子的画面。

这意味着奥米德全程都在车里，在电影的前九分钟里一言不发。

然后他们经过一场车祸，被一名女子拦下，她想把受伤的男子，也就是他的丈夫，送到医院。

这名男子头上血迹斑斑，伤势似乎很严重。

我们可以看到出租车后座上留下的血迹，但当我们再次透过镜头看时，血迹已经完全不见了，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这对夫妇也没有在他的车里。

在电影的后半部分，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虽然某些场景看似随机，但实际上是经过排练和精心设计的。

帕纳西与侄女、儿时好友和女律师的对话都是由明显的主题引导的。

他们讨论伊朗社会、法律、自由、宗教等话题。

这些对话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帕纳西的个人观点，使电影的后三十分钟显得有些刻意和说教。

而在最后一幕中，帕纳西以开头的呼应结束了这部电影。

两个小偷偷走了出租车，似乎在有意识地寻找相机的存储卡，但最终失败了。

帕纳西想向观众暗示，这两个小偷很可能是伊朗政府的雇员，他们想剥夺他的艺术自由。

帕纳西的两部电影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欺骗”成为他电影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在专制国家，人们学会撒谎，作为对压迫的反应（Eric Kohn）。

人们撒谎的原因与社会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在*Taxi*（Panahi 2015）中，帕纳西和他的侄女哈娜讨论了真相与谎言。

她的老师告诉她，如果这部电影想要发行，必须遵守某些规则：男女之间不能有身体接触，女性必须戴面纱，不能放映悲观或暴力的场景等苛刻的规定。

如果为了发行而严格遵守这些规则，那么创作出来的情节必然与现实生活脱节。

换句话说，为了满足发行条件，电影人必须创造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谎言。

此外，她的老师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觉得这部电影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他们需要自己把它剔除掉。

从很小的时候起，孩子们就被教导要自我审查，无视现实生活，只关注符合社会价值观的故事。

在下一个场景中，哈娜看到一个男孩捡起新郎的钱却没有归还。

她强行干预，要求男孩归还钱，以便捕捉一个积极的故事。

我们已经看到自我审查和社会价值观如何影响她。

对于哈娜来说，现实可以被操纵，真实性可以被放弃，镜头可以撒谎。

伊朗政府提倡的国家暴力对思想和艺术自由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如果你要求人们撒谎来满足你的要求，那么人们也会对你撒谎。

哈娜和帕纳西在电影结尾的最后九分钟讨论了现实。

她不知道老师所说的“肮脏的现实主义”是什么意思。

如果这是一个黑暗而令人不安的现实，就不要展示它，即使这就是现实生活应该有的样子。

她对现实的理解与老师以及她背后的整个教育体系和社会所要求的现实并不相同。

通过与侄女的最后一次谈话，我们也看到了帕纳西试图在他的电影中表达的一些积极的观点。

年轻一代已经开始对社会强加给他们的价值观持怀疑态度和不安，这种反思和独立思考可以对伊朗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同时，我们看到哈娜手中的相机是她理解什么是真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在当今全球化和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用手机或小型摄像机进行创作非常容易。

政府不能压制人们发声的渠道。

正如帕纳西在*This Is Not a film*（Mirtahmasb and Panahi 2011）中所做的那样，拍摄仅用他的手机和相机完成。

在数字时代，人们可以更有创意、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

正如伊朗异见人士可以利用互联网团结起来并煽动行动一样，导演可以使用小型数码相机和地下放映来对抗体制，以摆脱政权的限制性视野（Matt Levine 2012）。

**·Conclusion**帕纳西的*This Is Not a Film*（2011）和*Taxi*（2015）强调了面对政治压迫时艺术表达的韧性。

通过融合纪录片和虚构元素，帕纳西不仅突破了电影类型的界限，还批评了伊朗社会的审查制度和对自由的侵犯。

*Taxi*（2015）尤其扩展了这种对话，它走出了他家狭小的空间，进入了德黑兰熙熙攘攘的街道，在出租车乘客看似平凡的互动中展现了伊朗生活的缩影。

真相与谎言的相互作用成为颠覆审查制度的工具，揭示了在国家暴力的控制下对虚构现实的矛盾需求。

此外，帕纳西关注以他的侄女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为变革带来了一线希望，表明了他们对强加的社会价值观的怀疑态度。

最终，这些电影展示了数字技术和地下创造力如何能够增强抵抗力量并重新定义压制下电影制作的界限。

帕纳西的作品不仅是电影成就，也是抵抗行为，利用艺术作为武器来挑战和揭露伊朗政权的不公正。

References List:Griffiths, Trent. ‘“Saying Things without Appearing to Have Said Them”: Politics and Protest in Jafar Panahi’s This Is Not a Film (2011)’. 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 vol. 9, no. 1, Jan. 2015, pp. 28–41. DOI.org (Crossref), https://doi.org/10.1080/17503280.2014.1002249.Kiarostami, Abbas, director. *Ten.* Abbas Kiarostami Productions, 2002.Kohn, Eric. “Critical Consensus: Jamsheed Akrami and Godfrey Cheshire Discuss Jafar Panahi’s ‘This Is Not a Film.’”*IndieWire*, IndieWire, 29 Feb. 2012, Critical Consensus: Jamsheed Akrami and ... - www.indiewire.comLevine, Matt. “The Cameras Must Stay On: Censorship, Jafar Panahi, and This Is Not a Film.” Walkerart.Org, 19 June 2012, walkerart.org/magazine/cameras-must-stay-jafar-panahi-censorship-and.Nodjomi, Bebe. “Jump Cut 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Media.” “This Is Not a Film,” Text Version, 2014, www.ejumpcut.org/archive/jc56.2014-2015/NodjomiNotAfilm/text.html.Pieldner, Judit. ‘The Camera in House Arrest. Tactics of Non-Cinema in Jafar Panahi’s Films’. Acta Universitatis Sapientiae, Film and Media Studies, vol. 15, no. 1, Oct. 2018, pp. 103–23. DOI.org (Crossref), https://doi.org/10.1515/ausfm-2018-0006.Panahi, Jafar and Mojtaba Mirtahmasb, directors.*This Is Not a Film*. Tartan Video, 2011.Panahi, Jafar, director. *Taxi*. Jafar Panahi Film Productions, 2015.

伊朗电影 《出租车》.贾法.帕纳西

在电脑里躺了很久的电影，如不是最近关于taxi一词的各种热议翻炒，我可能都给忘了……贾法·帕纳西自导自演，几乎零成本的伪纪录片模式，第6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出租车成为小社会的浓缩舞台，各式国民悉数登场。

一路的乘客以及路上有交集的人共有十三人提倡对盗窃行为实施死刑的小偷，言语间是对同行的不满，自豪于自己坚信盗亦有道；为罪犯寻求多种解读的女老师，神解与道义双管齐下，与小偷的争论无果不欢而散；贩卖盗版电影光碟的小贩，矮小笨拙的身体背负着沉重的“文化事业”，头脑精明且小心翼翼；出车祸夫妻二人，男人“死”前的遗嘱迎合着女人悲痛的哭喊，现实则是女人电话里的对遗嘱的执念；爱看文艺片且处于电影创作迷茫期的导演系学生，盗版光碟是初探世界电影的渠道；两位焦躁不安的老妇人，捧着水和金鱼，将未知的寿命托付于神嘱的生物，以鱼续命；导演的侄女，正在拍摄自己重要电影作品的小姑娘，电影审查制度由童言来讲更有深意，拍摄拾荒男孩那一幕又是孩子的小私心了；导演的儿时玩伴，只为倾吐自己被打的不满却又同情打人者的悲惨处境，压抑的愤怒和不忍对方被判死刑的矛盾，离别时将余恨寄托于一个也许会以他的故事为蓝本的未知电影；捧着玫瑰花的女律师，去看望一位由于想看球赛而被关在监狱的女孩，最后的点睛之句均出于律师以及那朵送给所有热爱电影的人们的玫瑰；最后的两位“贼人”，原来这一切都在监视之中。

出租车是小困境，而社会国家亦是大牢笼……后话了，豆瓣上的声讨已经变了味道，一群人莫名其妙的去侵占评论区拉别的电影下水，出于本意的辩驳也早已偏离了初衷，何必咧？

好像不和政治正确辩驳几句就不配为在世文青了，给愤怒加戏就会显得愚蠢，撤的是片子，并不是脑子和思想……

这电影在我电脑里放了很久了。

关于出租车这个名字的电影，第一美国的，久负盛名的作品，因为年代久远，我一直没提起勇气看。

第二是韩国宋康昊的，跟这个一起下载的，早就看完了。

伊朗这个，今天终于看完了……很奇怪，最近看的电影都过于现实，观影过程有时候就会很痛苦。

这部电影视角独特，通过一个出租车上观察到的世界来反映伊朗的社会现状。

教师和小偷的辩论；遭遇车祸的人挣扎着留下遗嘱保证妻子的继承权；贩卖盗版电影碟片的人承担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愚昧的老妇人想要延长生命；他的老朋友向他倾诉一个心底秘密；律师去探望一个因为想看球赛而被囚禁的女孩以及想拍一个电影的小侄女。

让我感动的是那个老朋友的故事里体现出来的温暖和善意，遭遇毒打和抢劫，却选择原谅，因为“他们很艰难，有可能走投无路了”。

我不知道这种温暖在他们的社会是不是具有普遍性，假如换成华语电影有这样的桥段，我只会奉上我的白眼珠——太做作。

小侄女说“老师让我们拍电影要求实事求是，但是又不能把真相拍出来，因为真相是负面的，破坏和谐的”，哈哈，这一刻我甚至感觉我们的语言是想通的。

社会有阴暗面，可以有，但是你说出来就是你的不对了。

最后的女律师的一段话，“他们惯用的伎俩，先捏造一件事实来污蔑你，说你是美国间谍，再给你扣个道德败坏的帽子，把你的生活变成监狱”，天啊，又立刻想起了方方。

看电影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体验：看完一部片子后，大家会热烈讨论影片里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有人一语道破：这是真人真事改编的。

然后之前在夸夸其谈这故事到底有多露怯，多粗糙的人顿时住口，我们对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对所谓的事实有种别样的执着，不然，再打动人心的故事，若是虚构的，我们都可以耸耸肩，轻描淡写的来一句：“反正又不是真的”。

在看《出租车》的整个过程中，似乎心里一直都有个问号，这是电影，还是纪录片？

或者回到那个最本质的二元论问题，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故事的镜头从一台缓缓启动的出租车开始。

贾法·帕纳西导演本尊驾驶着这辆出租车，穿梭在德黑兰的大街小巷里，一个又一个的乘客上车再下车，伊朗的人生百态图，就在这狭小的出租车里上演：有自爆身份是盗匪的痞子；有女教师；有想要和导演合作卖非法光碟的小贩；有出了车祸，相信自己即将死去，要把自己遗言录下来，把财产全部留给妻子的男人；有坚信若是不在正午十二点前把金鱼放在圣泉水里，自己就会死的老人；有帕纳西自己的侄女，想要拍一部可以“发布”的出去的电影……而在这些乘客上上下下的过程中，那个问题似乎一直在天平的两侧摇摆：真的，还是假的。

电影的镜头使用的很是巧妙，这个镜头貌似就固定在车前挡风玻璃的下方，用某种方式隐藏起来，而司机帕纳西会根据需要把这个镜头转来转去。

由于这个镜头有限制性，导演会巧妙的运用别人手里的拍摄工具，进行视角的转换：比如在录男子遗言的时候，可以从副驾驶的角度拍摄，比如小侄女手里的摄像机，这些视角的真实度，也不断的让人觉得，是不是导演真的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驾好相机，开着一辆出租车，拍了一部真人秀一样的记录片回来。

因为片子就被设定在出租车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所以故事注定不能多么波澜起伏；因此片子中最有力量的元素便是语言，如同话痨一样，喋喋不休。

只用语言来讲故事，本身就很难。

辞藻语言的力量，总是不如血腥暴力或是感情充沛的故事来得打动人。

所以不管是由谁说出的故事，总是显得略微干燥。

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并不讨巧的讲故事方式，被帕纳西导演调理的颇有味道。

话题先是从普通人的柴米油盐开始，到社会问题，到信仰。

若是这影片从头到尾只是像万花筒一样黑色幽默的混杂了伊朗的人生百态，那这故事本身会像摄像机架设的角度一样，平凡的力量极简，却震慑人心。

遗憾的是，爆笑连连的开场过后，每隔一段时间，话题总会被生硬的拽回电影这一话题。

贾法·帕纳西拍摄的电影由于触犯伊朗当局，因此他的电影被禁止在伊朗上映，他本人也被判入狱6年，禁止拍电影20年，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参与反对伊朗革命制度的宣传活动”。

被当局压迫之后，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的艺术家，拍出的作品里，总是有点掩藏不住的申诉欲望在探头探脑，急切的想要告诉世界，自己受了委屈。

若是一个小女孩，从笔记本里一点点的把老师交给他们怎么拍电影的准则念出来，听起来却像是伊朗的“广电总局”设下条条框框，我们好像顿时光然大悟，哦，这个依然还是导演导出来的，这个是“假”的，真的也成了假的。

像每个导演都是每部作品的神明，决定了每部作品这个小世界的起起落落一样，帕纳西掌握着这部《出租车》的方向盘，同时也掌握着整个故事的走向。

帕纳西坐在司机的座位上，整部电影中都面带着慈祥的笑容。

虽然对现实的抱怨用这样的方式出自他人之口，多少有些着了刻意，可我依然被他慈悲的像佛祖一样的笑容所打动。

这或许已经是经历了打压，经历了牢狱，不被自己的祖国所包容的艺术家能够做出的最从容的回答了吧。

贾法·帕纳西2011年拍过一部电影，叫《这不是一部电影》，我想这部《出租车》，若有另外一个名字，或许可以叫《这也不是一部电影》。

到大彻大悟的境界，他很接近了，就只差了这么一点点。

影片通过出租车这样一个小窗口展示了伊朗社会的多种面貌。

导演被禁止拍电影，无奈之下假装出租车司机，采取这样一种记录影像的方式来拍摄题材。

第一个乘客是一个盗版碟贩卖商，将国外的优秀影片卖给一个电影学院的学生，并且把导演也作为了同伙。

盗版碟贩卖商说到：“如果没有我在贩卖国外的碟片，那么国外的优秀影片就不会被人看到。

”这充分说明了伊朗国内的电影市场封闭的事实。

没有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伊朗国内的像电影之类的艺术创作就是一个梦。

第二个乘客是两个老女人，她们赶时间去一个地方放生金鱼，要是金鱼死了，她们的寿命也将终结了。

有时候，有些信仰是愚昧且无知的。

第三个乘客是一个小女孩，是导演的侄女。

小女孩的老师布置了一项拍摄短片的作业，所以小女孩从上车开始就一直在不断地拍摄窗外的场景。

她拍到一个拾垃圾的小男孩捡了新郎掉在地上的钱，觉得这不符合她的短片里强调的积极正面的精神，所以她恳求小男孩把钱还给新郎，然而小男孩又捡了新郎的另一张掉在地上的钱，走了。

小孩的世界很单纯，认为世界一定很美很纯洁，也希望从影片里看到的是一切粉饰太平的东西，但是世界不会因为你而改变，反而世界会给呈现给你完全相反的面貌。

第四个乘客是一个全身上下散发着独立、自由、有思想气息的女性律师。

她拿着一大捧红色的玫瑰花，去监狱里看望被冤枉入狱的一个女孩，想看看她是否能够帮助女孩。

她说：“他们把你的生活变成一座监狱，当你走出家门，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大监狱。

他们让你的挚友，变成仇敌，要么你只能逃离这里，要么你只能期待把牢底坐穿。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两个小伙子砸碎了导演的车窗，翻找记忆卡。

封闭、粉饰太平、法制不健全，这是一面反应伊朗社会百态的镜子。

本片是一部伪纪录片（docudrama），用纪录片形式，用导演的真实身份出镜，拍摄拟真的真实，表达主题。

拍摄手法非常纯熟，尽可能运用技法呈现真实，同时又用充分的戏剧性，用自然光下的环境、演员的表演和视角经营、强化叙事节奏和艺术空间。

整部电影叙事效率高，非常不冷场。

影片通过10组乘客、10个段落，涉猎了现实、电影、道德/法律、普通人四个大主题，通过自然可信的对话，用温柔的基调探讨尖刻的论题。

物理格局小，社会格局大。

人物的设定极具代表性，反映了导演强烈的社会观察能力，同时对人物的出场顺序、讨论论题、对白思路，真实可信，格局清晰。

影片的隐喻和情绪都建立在可信范围内，不执着于伪纪录片或者剧情片的界定，甚至有意模糊这种界定，让观众感受到创作痕迹的存在。

开场润物细无声的一个密码设定 → 正片的轮盘式对话 → 看似温柔的结尾留了一刀点到即止的反抗，值得细品。

本片其实还融会了伊朗电影最具代表性的三种类型：阿巴斯的汽车电影、90-00年代打开国际关注的儿童视角电影、00年后的知识分子反思电影 结构与主题分析 影片有四个大主题：现实、电影、道德/法律、普通人 现实： 受伤的男子和妻子：因为继承法，担心自己去世后妻子会一无所有留下视频遗嘱的男子，妻子再三确认是否可以发她视频遗嘱，完全没有安全感的传统伊朗女性 拾荒的少年：本质善良的单亲家庭小男孩，捡了钱，为了女孩的建议，又去还钱，但失败 电影： 盗版商：自认为自己从事的也是文化活动，导演没有点破和批评他，用一些态度温柔地点到即止 电影青年：代表一些电影初学者，导演给出了自己的建议，看别人的电影和小说，那是他人表达的成品，自己的表达要自己去寻找 小侄女：孩子/老师视角里的电影作业，对电影行业和管制的明喻和吐槽 道德/法律： 开场的老师视角：十分理性，重视权利、自由与利益相关，面对普通人居高临下，代表理性精神、现代文明 受伤的男子和妻子：因为继承法，担心自己去世后妻子会一无所有留下视频遗嘱的男子，妻子再三确认是否可以发她视频遗嘱，完全没有安全感的传统伊朗女性 律师：重视自由，乐观相信，突破界限，为观众鲜花，全片的人性光辉（但政治倾向有些直白） 普通人： 开场的古惑仔：要把小毛贼和自己这种上道的贼划清界限，代表一种缺乏理性但只顾及情绪和自我圈层认同的人，同时也代表部落文明（话语中提到了经文），有仇必报的精神 老姐妹x2：有些迷信、有些刻薄、缺乏安全感，还丢了钱包的普通人，代表被信仰所绑票的最大多数国民形象 老邻居：被抢劫被殴打，但同情认识的人，决定不报警的有钱人。

不过为了排解忧虑，也要和导演聊聊开解 影片的A面：小侄女和导演：整部电影的观察者和亲历者，导演的心灵、话语和行动，无形中对小侄女构成了影响，也明示导演对观众要明确传达的观念 通过小侄女对电影作业、好人坏人的讨论，导演和小侄女用对话进行了思辨 通过导演对“现实”的解释，小侄女脑中种下了“现实”也可以是“电影”的种子 通过对拾荒少年的拍摄，小侄女明白了好人、坏人、现实的人，不是一概而论的概念 通过美丽的律师，小侄女领会到自由的美丽 通过还钱包，小侄女去体会善意的基本 影片的B面：同时，影片明确区分了小侄女不在场的故事基调，在小侄女没有看见的地方，发生着成年人的恶意和善意，导演没有完善的答案，只是提出这些问题让大家思考 古惑仔和老师：理性与非理性，背后是现代文明与部落文明在伊朗的冲突 盗版商和电影青年：境外盗版对本地电影文化的侵蚀，让本地创作者产生的迷茫，一些本地电影放任被盗版，相当于成为盗版的合伙人 男权与女权：男权制度下的施与和女性对于自身利益的不确定 有钱人和穷人：有钱人的善意和穷人的不易，互相谅解可能带来的希望 影片开场和结尾 开场：从红灯开始，要耐心等到绿灯才能前进，隐喻了导演被禁拍的经历。

结合影片逼仄的空间，将一个“我们活在社会规则下”的大主题端出来。

结尾：在自由之花的映衬下，出租车里的摄影机被夺走，但他们最终没有找到记忆卡——可以夺走我的创作工具，但你无法夺走人们的记忆和拍下的画面。

幕后相关 来源：https://www.imdb.com/title/tt4359416/trivia/?ref_=tt_ql_trv 本片起初想用导演的手机拍成纯纪录片，但在粗拍摄时，一名乘客认为侵犯了隐私，要求关机。

导演遂决定将本片拍成伪纪录片，避免乘客陷入危险。

影片在柏林首映后，导演发布声明，表明自己继续公开创作的决心。

影片使用了三台小型Blackmagic口袋摄影机，防止被外面的车辆注意，也是保护演员的安全。

只使用自然光拍摄，导演打开了天窗保证光照充足。

乘客都是非职业演员，同时都是匿名人士（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除了片中的小侄女 因为法律限制，导演无法出国参加电影节，导演的侄女（也就是片中的小侄女）代表他在柏林领奖，小侄女在现场当场落泪，最后金熊在现场以空白背景拍下场照 影片的结构是向导演的恩师阿巴斯的《十段生命的律动》致敬，阿巴斯的《10》是10个乘客，本片是10段，也是10个乘客（我自己数的）阿巴斯的另一名作《樱桃的滋味》也是一部类似结构的电影，以司机为视角，通过司机和乘客的互动推进故事 本片获奖后，导演在采访中恳求政府能够允许公映自己的电影。

伊朗政府的电影主管部门立即发布声明，祝贺本片获奖，允许导演电影公映，并且指责柏林电影节的颁奖怀有政治因素，散播误解。

获得金熊奖之后，贾法尔成为伊朗历史上第一位获得三大主要电影节的导演（金熊、金狮、金豹）本片也是继《一次别离》后第二部获得金熊奖的伊朗电影。

本片没有正式的片头和片尾工作职员表，结尾只出现了影片片名和一份声明。

笔记 开场 开场空镜头主视角，完整展现一个红灯的等待，音乐介入，随后绿灯开启，画面运动起来，接到第一个乘客 视角中看不到乘客，直至乘客把镜头掰过来，正片开始 段落1：防盗的正义性男乘客针对摄像头开始讨论摄像头的作用，后来拼客的女乘客开始介入讨论——两个人展开了针对「防盗正义性」的讨论。

男子：防盗就要用重刑——“法律和伊斯兰律法都有规定” 女子：要追究犯罪的根源——“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的死刑人数和中国相当” 女子：“你的工作是什么”“你为一个理念辩护，若非自己相信就是对你有利”——女子的职业是老师 男子：我的工作就是抢劫，但我不抢老师或者你这样的司机，偷穷人轮胎的人是最卑鄙的 衔接：熟悉的陌生人 认识导演的影像店主——盗版DVD 在之前他一直接到电话催他快到 段落2：车祸 男子遭遇车祸，不断要求写遗嘱，要给妻子留下足够财产，否则根据继承法律会无家可归 影像店主用手机录下一段伤者的视频遗嘱，中间过了一段隧道，黑暗的隧道过后，伤者昏过去了（？

） 女子还转过来要给车钱，导演拒绝 女子又一次跑出来，要遗嘱的影片，导演给他名片，让他再联系 影像店主用导演的手机录下全程 女子又一次打电话确认电话 影像店主手机没电，接了导演手机打电话给其他顾客 段落3：电影青年+接电话x2（叙事效率高） 镜头对准影像店主，观察他在一所大房子，约了一个人出来 声音则是导演再一次接到女子电话，丈夫似乎没死，但她想保存遗嘱以备后用，导演答应，但要求自己要先备份一份。

影像店主把顾客约到车上，看整整一大包的盗版碟货——看起来不是因为没钱买正版，而是有钱也买不到 导演再一次接到电话，是影像店的顾客打来的 借车上顾客之口，导演知道影像店主把自己说成是合伙人 顾客和导演讨论电影，顾客是读电影的，想做导演，自己看了很多小说和电影，但还是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如何选题 导演：那些电影都拍好了，那些小说也拍好了，灵感不会自己跑出来，你需要自己去寻找，万事开头难，没有人能告诉你如何去找 衔接：店主下车 我们合伙做盗版一定能赚大钱，你和你儿子都是，没有我你们就看不到伍迪艾伦了。

导演让店主下车，让他留着“投资自己的文化活动”，店主追上来说很希望跟他合伙，有诚意 段落4：老姐妹（这里开始出现了纯后座的摄影视角，但可能普通股观众已经不是太在意了） 老姐妹想要12点整到达阿里泉， 把鱼放进去 中间鱼缸碎掉，导演找了塑料袋灌水，把鱼救出来 老姐妹重新讲了故事：这些金鱼来自阿里泉，两个人差五岁都在中午出生，所以他们要在中午把鱼放回去，换两条新鱼，否则他们就会死 导演说自己要接侄女放学，下车帮老姐妹重新约车 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注意到车座上的血迹都已经消失了，导演无意延续剧情的合理性 段落5：话多的侄女 小女孩趴在车窗，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酝酿，同时让我们看清楚学校已经关门，门口只有她一个人 小女孩：1. 你为啥开出租车来我都吹牛了说我导演叔叔要来；2. 你为啥不守时我等了一小时结果你只是看着我不说话；3. 我要是被绑架你怎么跟我爸妈交代——导演：我一点也不操心，没人受得了你的碎碎念 导演表示要去见自己约好的邻居 小侄女掏出相机拍导演，说这是留的作业，但嘴里一直跟导演在聊着自己感兴趣的家常，她一点也不在乎电影要拍什么 家常：伊朗人和阿富汗人谈恋爱失败，阿富汗小伙子被女朋友家的伊朗人暴打——而这些是小女孩已经拍下的事情 导演：既然你都拍了，何必还要找故事——小侄女：这玩意能公开放映就见鬼，亏你还是导演 导演：你要公开放映吗——小侄女：当然啦，获奖的片子还能获得奖金，用来拍更好的电影公开放映呀 段落6：我的老邻居很有钱 导演下车，接下来的一幕正好由小侄女拍摄 导演只是打了个招呼，拥抱一下，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他爸爸是你爷爷的好朋友，他是我们以前的邻居” 朋友走到车边，和小侄女聊天，给小侄女买星冰乐 朋友带了一个iPad进来给导演看，导演一直在看，观众很好奇 小侄女：你朋友很可疑，让我把相机放车里，他可能想绑架我——然后还是美颠颠去找朋友了 插曲：一个盗版小哥卖CD 朋友自己回来了 看起来是监视器里的画面，朋友被打了，貌似被一对夫妻给抢劫了 朋友看到了犯罪者，没有报警——新闻报道了吊死的罪犯，他不忍心报警——更重要的是，他认识他们，他知道他们经济有困难，看到他们用偷来的钱解决问题 朋友想和导演聊聊，解决自己的痛苦 服务员把饮料送到车里，朋友说“这就是那个贼” 导演：我想看看他长什么样；朋友：和你我一样，和周遭所有人一样 导演：你好点了吗；朋友：好多了 两个人讨论：我已经不认识这里了，很多地方被夷为平地，一切都变了 两人互相道谢，互相告别 小侄女回来，导演又问那人长什么样，小侄女：和其他人一样（可联想到《杀人回忆》） 段落7：小侄女的电影要求 老师给要拍的短片提了很多规定 尊重伊斯兰妇女的头巾 男女之间不能有亲密接触 避开污秽的现实 避开暴力 避开好人打领带 避开好人使用伊朗名字，改用伊斯兰圣徒的神圣名字 导演：我在想刚才我们聊的邻居，我们要怎么帮他，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打领带，他有伊朗名字 小侄女：你说的是现实啊，这些规定适用于电影 导演：如果他在电影里是好人怎么办 小侄女：那就从头到脚改造他 小侄女继续说规则，并且说，老师说让我们自己判断，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我们自己应该最清楚——这就很典型是夫子自道了，可以想象电影局对不能过审的中国导演也会这么表达——当然，剧情后面会很明确地衔接 段落8：电影与现实里的好人 导演再次下车，应该是上厕所，这一段再次由小侄女拍摄 小侄女拍摄到一对新人正在拍摄婚礼录像 新郎的钱掉在地上，后面跟上来一个拾荒的孩子，孩子熟练地用脚踩住地上的钱若无其事地捡起，然后去垃圾桶捡瓶子，小侄女拍下了全程，把他叫过来 两人讨论起来： 小侄女：老师让我下周交作业，你捡钱的行为害我的电影无法上映，你快去还给新郎，我给你五块钱做补偿 小男孩：五块换五十块，我有病？

他们一看就很有钱，花那么多钱化妆，不在乎这五十 小侄女：他们在不在乎我不管，我只在乎我的电影，请把钱还给他，别毁了我的电影，你还钱我就让你当我电影的主角，我想证明牺牲和无私，求求你嘛 小男孩：啥叫牺牲和无私嘛，我不想当主角，我只想把钱给我爸，我没有妈 小男孩经不住小女孩的恳求，决定去还钱，第一次，他只是把钱放在地上，第二次，他把钱捡起来要送回给新郎。

新郎却只顾着自己拍录像。

导演回来：你在生什么气，没什么 导演把车开走，小侄女最后还是拿起相机，拍下拾荒的小男孩 聒噪的她陷入了沉默，但她的心却不再平静，影片进入了持续几分钟的沉默 段落9：送花的女士 导演再次下车，说仿佛听见了什么动静（盘问自己的人），小侄女又掏出相机 接到了送花的女士，两人寒暄起来，是律师，说起盘问自己的人，我们知道导演是被蒙着脸盘问的 导演问女士要去哪，女士说要去天堂——天堂街——凡纳克（监狱附近） 一个女士看排球时被捕，108天，已经绝食5天——你我都曾经绝食，但是这是不得已才做的 律师即将被吊销执照 后座发现一个钱包——老太太的钱包——阿里泉的两位女士 律师下车，下车前还把花献给观众，和观众打招呼 强调观点：政治戏码+道德绑架→让外面的世界变成更大的牢笼 小侄女：究竟什么是“污秽的现实”，导演和小侄女讨论——有点直白 尾声：阿里泉 导演和小侄女来到阿里泉还钱包，鲜花横置在镜头下方 小偷砸碎车窗，上车拿下摄像机——没有记忆卡，下次再来取 结尾声明伊朗政府准许本片放映，没有感 谢名单（为了保护多数参与本片的人）

《出租车》是一部抗议伊朗电影制度的严肃电影，在一副黑色喜剧加行动电影的外衣之下，包裹着导演贾法·帕纳西迂回射出的讽刺利箭，片子拍摄手法看似简单，结构却极其精巧，转场顺畅，不留痕迹，好像就是一部出租车视角毫无导演、表演设计的纪录片。

如何拍一部可以被发行的电影？

那就是遵守可发行电影的一切教条，具体来说就是不拍任何涉及政治经济议题的题材，不拍任何表现“肮脏现实”的题材等。

作为小乘客和司机侄女的小导演在电影教条的指导下，十分艰难的想完成一部可以发行的电影，却不得要领，只好胡乱拍自己的叔叔（作为导演的出租车司机），尝试让一个拍电影的叔叔解答要义。

片中抗议式的电影元素十足：盗版DVD商和他的盗版货品、车载摄像仪、苹果手机、数码照相机，以及最后被小偷砸车要偷走的记忆棒等。

这一切，都是非法之下的暗流！

片子中出现了拥抱玫瑰花的法律工作者（导演好友），她正要搭乘出租车去监狱探望被释放的囚犯（政治犯？

），车内两者的对话，仿佛就是法律界迫害代表和电影界迫害代表的对话，诉说的境遇和经验毫无意外的相同。

玫瑰花和盗版DVD一样，在轻松对话中显得可贵。

最早接触贾法·帕纳西的作品是2000年的《生命的圆圈》，以及被伊朗政府封杀之后的《这不是一部电影》和《闭幕》，前一部讲的是七个女人一天中的心酸故事，后两部则是贾法自己的禁闭生活。

在《生命的圆圈》中，所有与监狱扯上关系的女人在生活上都难逃每况愈下的处境，片中屡次出现的门框、窗框与栅栏正是女性遭遇的缩影，犹在框中。

几段小故事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只因人生遭遇偶然交汇于镜头中。

片头痛苦分娩的女人，片尾已在狱中，似乎仅仅是因为生下的孩子与超声波检测的性别不符。

正如罗杰·伊伯特所说，这部一无暴力、二无色情、三无酒精的电影之所以能冒犯伊朗当局，不过在于贾法的镜头暴露了伊朗女性如猎物一般的处境，整个社会都是她们的天敌，只因为她们是女人。

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女人能逃出命运的圆环。

到了后面两部，贾法已经因为“危害国家安全”、“实施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宣传”而获罪，20年内禁止制作或拍摄电影、编写剧本，禁止接受任何媒体访问以及离开国境。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被限制到了最小的时空范围，只能在自我呈现中坚持对抗。

基于这三部电影，一度以为这就是贾法的风格了，一个“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严肃导演。

直到后来又看了《白气球》和《谁能带我回家》，被儿童片中小朋友们的天真纯洁深深打动，才完整感受到了他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

这种感受大概也符合对伊朗电影两种不同气质的整体印象，一边是《小鞋子》式的童真，将生活的困窘全然融化在纯真与温情中，另一边则是《一次别离》中的伊朗，哪怕是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也不得不在岌岌可危的处境中不断寻求出路。

在童真与困窘之间，在日常生活的世俗化与国家主义的威权之间，电影中的伊朗面临着巨大的断裂。

从《这不是一部电影》到《出租车》，“自拍”同时成为贾法的方法和主题。

在被限制拍片的日子里，看与被看之间的关系在观察自己的过程中倒置，拍自己既是政治抗议，也是对影像世界观的重新建构。

与《这不是一部电影》和《闭幕》的沉闷不同，《出租车》将封闭空间从不可移动的房间改为移动的车内空间，又将狭小的车内空间改造为透视伊朗社会的展示台。

尽管早在2002年阿巴斯就已经用出租车加固定镜头的手法拍出了以伊朗女司机为主人公的女性主义作品，但贾法亲自上阵之下，假司机与真导演的身份还是使得《出租车》显得比阿巴斯的《10》更有趣。

更重要的是，在这部难辨真假的纪录电影中，贾法已经从“自拍”中展示出了以迷影对抗强权的影像价值观。

整部电影一共有四个固定镜头，分别对准司机、副驾、后座和前窗，在前两个机位中还可以清楚地看见导演对镜头的“调度”。

除此之外就是乘客欧米德用贾法手机拍下的受伤男子口述遗嘱的影像，侄女汉娜用卡片机拍下的影像，以及观众无法看见的老邻居用iPad展示给贾法的监控录像。

而无论是固定镜头还是手持影像，所有的画面始终都处于“被监控”中，用“被监控”的影像来隐喻伊朗电影的艰难处境。

三组双人乘客，男小偷和女教师、出车祸的夫妇、赶着去河里放生金鱼的老妇人涉及的话题分别指向社会、家庭和宗教信仰。

自己就是小偷的男乘客认为盗亦有道，对于那种没有底线连穷人也偷的人，一旦抓住就该处死，女教师则认为死刑和高压政策从来不是改变伊朗的根本动力。

丈夫出了车祸，被抬上车之后就要求用影像留下遗嘱，将财产留给妻子，否则，一旦他死了财产就会落入兄弟之手，妻子只能露宿街头。

而赶着去河里放生金鱼的老妇人们，则相信这是让她们长寿的唯一办法——每年生日那天的正午之前将上一年从河里捞起的金鱼放生，同时另捞起一对，这样真主就会保佑她们。

除去这些例行展示伊朗社会的乘客，最有趣的还是贾法导演身份引出的迷影乘客。

欧米德是制作和发售盗版盘的商人，电影素养颇高的他自然一上车就认出了贾法，并且指认出男小偷和女教师最后的对话与导演作品《深红的金子》中最后一幕咖啡馆场景很相似。

欧米德把自己吹捧成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没有他伊朗人民就看不到《行尸走肉》和伍迪·艾伦，甚至也看不到被政府禁止发行的贾法的作品。

欧米德去送盘的对象恰好是学电影的青年，对他俩来说，见到贾法都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欧米德谎称贾法是合伙人，而青年则借机请教找不到拍摄主题的千古难题。

当侄女汉娜上车之后，小学生短片作业遇到的困难带来了更多关于影像与真实的讨论。

汉娜原本已经拍到了邻家姐姐的残酷恋爱经历，但却因为内容不适合公映而不能使用，因为在公映的影片中女性必须佩戴面纱、正派人物不得打领带、男女不得有接触、不能表现悲惨的生活与暴力的镜头、不能涉及政治与经济话题等等。

汉娜的苦恼正来源于她不知道“传播阴暗思想”和“实事求是但不涉及真相”的界限在哪里，更不知道如何在影像中区分“真实”与“不真实”。

在老邻居给贾法看的监控录像中，他被人殴打抢劫，令贾法意外的是他不仅没有报警并且还同情施暴者，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没人会选择作恶。

他所期望的不过是这些监控视频有朝一日能成为电影素材，高压不能改变伊朗，但影像或许可以。

贾法的导演身份和电影作品被迷影乘客们反复提及，对他们来说，贾法成了一个可以被不断引用的对象，不是电影复制了生活，而是生活在时刻印证电影，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位置再次颠倒。

年幼的汉娜虽然只是在完成一份学校作业，但也被迫开始参与到严格的自我审查机制中。

她的叔叔贾法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影像政治，唯有影像“真实”才能对抗强权“真实”，但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在伊朗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导演，就必须得找到属于自己的“真实”。

最后一位乘客是伊朗著名人权律师纳斯林·索托德，下车时她从手中娇艳欲滴的玫瑰里抽出一枝送给了镜头前全世界的观众，她说电影人是值得被依赖的。

也许我们也可以和贾法一样相信，国家主义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终有一天将在迷影中爆发。

本文已发表于《北京青年报》

最近看伊朗电影，看到这部所谓的难得好片，简单来说，就是伊朗的老司机借着国家特点(战乱也好，思想控制也罢，自行资料)大肆的意淫自慰，之后一群自以为优越的高级人群，追捧着让他射在自己脸上，好之后马上拿去炫耀，什么开始的自由职业者与老师之间的对话引申到人民意识形态云云，之后的卖盘老胖儿又是对思想控制的折射，还有关于中国同类情况的比较，还有小女孩对话之间关于这，关于那的，借题探讨，给我滚好吗！？

就因为人家战乱了，啊，这样情况下的电影是多么的真实，就因为人家带头巾，啊，这个国家思想控制如此严格，这样的电影多么不易，从头到尾，就是这胖司机(对，司机，不是导演)的自慰，他很爽，他也知道拍出来给所谓的艺术追捧者看，他们也会很爽，他也知道，这些人会像百年前，发现新大陆的那些东西一样，怀揣着好奇还有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去围观，之后给予高度的评价，就像殖民者发现殖民地的人竟然也不全是奴隶一样，来，我不想射你一脸，只想艹哭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