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纳粹军官克劳斯是这部电影里塑造得最丰满的角色。

他小时候很穷，加入纳粹只是因为年少无知，他对主角心存善念，整部电影甚至没有一个他杀人的镜头。

但，他就真的是一个好人吗？

不，主角小卷不比荧幕前拼命脑补的观众们看得更清楚？

他指出，克劳斯仍旧是个“杀人凶手”。

他没有举起杀人的刀，但他人性的冷漠也在镜头下被无数次呈现。

窗外被殴打的犹太人对比窗内写着诗歌的纳粹军官，不正是导演的反讽吗？

当他发现小卷的欺骗，痛揍小卷的手可曾有一点犹豫？

把小卷送去采石场，并嘱咐和小卷有私仇的军官好好折磨他的时候可曾有一点不忍？

如果不是小卷在病中呓语假波斯语，可能早已命当场了。

小卷对于克劳斯而言只是一个学习波斯语的工具。

电影的最后可以看出克劳斯对“逃亡之路”策划已久。

可能刚开始并没有预见战败，但战局渐颓，身处高级军官行列的他肯定也嗅到了味道，不然就不会有提早准备的假护照了。

他对小卷也确实产生了“感情”，毕竟，人是复杂的动物。

在长久地相处中，他可以对小卷流露真情，也可以视一整个集中营无辜的人为无名之士。

衡量的标准是什么？

是对自己有没有用吗？

如果再一次证明小卷是假波斯人，那他对小卷偶露的感情是不是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建立在极端不平等之下的感情是不牢靠的。

当每一次克劳斯如主宰一般拯救小卷生命的时候，实则更在提醒着小卷，自己的生命是多么脆弱。

全然只在别人的一念之间，而这个别人，正是每日都在屠杀自己同胞的纳粹分子。

这是多么讽刺。

所以，不要去磕这虚无的CP了。

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导演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诚然，一个纳粹，一个完全恐怖的杀人魔，也有人性的闪光点。

但作为一个成年人，必须为自己人生中做出的每一个决定而承担后果。

克劳斯没有和哥哥一样选择逃离德国，不与恶为伍的人生，那就应该为自己所做的决定付出代价。

草率的轻信成就简单的谎言，鲜红淋漓的名字在他眼中毫无意义，他只在乎他的德黑兰，那里有他久未谋面的兄弟，有他独立于这座营场之外的一个梦谁想他日思夜想的波斯语却是假的，真相潜藏在一页又一页的名册里，可是他视若无睹，终究德黑兰只成为了一层幻影，回荡在波斯人脑海中的一串串名字，才是过去每一分钟里的真实

有时候有种奇妙的感受，总觉得有些东西，是没有时空限制的，是息息相通的，所谓正义，良心，人性。

1987年，韩国律师宋佑硕因策划及参与悼念釜山事件伤亡人士的追悼会，聚众集会被逮捕，在公诉庭审上，由于为宋佑硕申请辩护的律师过多，为了明确辩护人到场情况，庭判长不得不对照一份长长的名单开始点名，随着一个一个名字的喊出，现场的辩护人一个接着一个起立，大声回应“到”。

当天，全釜山市142名律师中，有99名律师到场，请求为宋佑硕辩护。

《辩护人》电影截图这是2013年韩国电影《辩护人》的最后一场戏，宋佑硕因为长年为民主辩护，当自己身陷困境，有99名同行愿意站出来，为他请命，我愿以我的名字为你辩护。

1968年，美国学生运动盛行，他们呼喊着人权，反抗美国政府积极参与越南战争。

时年，艾比·霍夫曼、杰里·鲁宾、汤姆·海登和鲍勃·席勒等七君子，因其学运组织者的身份被抓捕，他们被指控煽动暴乱罪，于是一段长达五个月的审判开始进行，荒诞又混乱，最后的一场审判之上，庭判长示意一名被告陈词，并忠告其简短、尊重法庭且不带任何政治内容。

此后，被告代表汤姆·海登开始发言，他说，从这场审判开始五个月以来，有4752名美国军人在越南丧生，接着，他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读这些人的名字。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电影截图这是2020年美国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的最后一场戏，汤姆·海登的发言引发了庭审极大的骚乱，庭判长则急得不可开交，他不希望4752名丧生军人的名字被记录在案。

而庭下的人们则纷纷起立鼓掌，为被告们的勇气和胆识，那些成为战争牺牲品的名字，总该有人为他们作书立传。

1945年，德国战败，一名常年被收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Gilles被解救出来，俄国人问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他回答大概有两三万，由于记录在案的所有资料都被纳粹焚烧，俄国人继续问他是否还记得那些犹太人的名字，Gilles回答：我记得2840个人的名字，接着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念了出来。

这是2020年的德国电影《波斯语课》的最后一场戏，劫后余生的Gilles不假思索的说出来一大串命运共同体的同胞名字，因为恰恰是他们的名字，让他活了下来。

《波斯语》电影海报长久以来，关于二战的电影已经诞生了无数佳作，当我们以为很难再有新意时，《波斯语课》却再一次将人们击中，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

他没有浩大的场面，没有关于二战的任何直接描写，他仅仅只是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如同《冒牌上尉》、《穿条纹睡衣的小男孩》、《地雷区》等电影一样，给人以震撼的力量。

1942年，犹太人Gilles在将被枪杀之际，因谎称自己是一名波斯人而被留下，随后他成为了一名纳粹军官Klaus Koch的波斯语“老师”，对波斯语一窍不通的Gilles不得不凭空编撰出一门波斯语去应付，以免遭杀身之祸。

Gilles需要每天教Klaus Koch四个波斯语单词，并且牢牢记住。

此后近三年的时间，Gilles一共教给了Klaus Koch的波斯语单词共2840个。

是的，这2840个单词，来源便是同Gilles一样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同胞的名字。

在集中营收押期间，Gilles除了教Klaus Koch波斯语，同时帮助他记录犹太人“犯人”的名录，由于生编出一门语言实在难度太高，Gilles便以一个个犹太人的名字作为词根，以便自己更好的记住和更好的传授给Klaus Koch。

在电影中，Klaus Koch是一名为纳粹士兵掌管伙食的中尉级别军官，在Gilles取得他信任之后，Klaus Koch慢慢愿意袒露真心，他并不迷恋战争，加入纳粹也并非出于信仰，不过就是那么发生了，Klaus Koch有一个哥哥，哥哥在他加入纳粹之后便失去了联系，转辗去了伊朗的德黑兰居住。

Klaus Koch的梦想便是，战后去德黑兰与哥哥相聚，他想象着自己学好波斯语，在德黑兰开一间餐厅，战争前，Klaus Koch曾是一名餐厅主厨。

Klaus Koch是一名典型的“平庸的帮凶者”，他从不开枪杀人，内心向往和平，在片中，他甚至多次对Gilles出手相救，但本质上他并没有什么不同，和其他纳粹分子一样，骨子里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认为犹太人是“猪狗”，是无名之辈，对他们的死活漠不关心。

电影中有一段颇有意味，Gilles将自己的生还名额送与其他人，自己则与一群犹太人要被枪决，去往枪决的路上，Klaus Koch赶去救了他。

Klaus Koch质问Gilles：一个意大利的哑巴青年，你要为他牺牲自己吗？

为了他你愿意和这些无名之辈一起去死吗？

Gilles回答：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才成为了无名之辈。

在片子里，Klaus Koch用“波斯语”创作过一首诗，诗里面这样写着：风把云送向东边，在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的灵魂，我知道，我会幸福，随着云，飘向的地方。

而讽刺的是，“平庸的帮凶”的这首渴望和平的诗，却正是那些被残忍迫害、杀害的无辜犹太人的名字而组成。

电影《波斯语课》太奇妙了，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确实改编自真实历史，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在那个恐怖如斯人性沦丧的战争年代，一名普通的犹太人，化用2840名同胞的名字，创造了一门“波斯语”，最终生还了下来。

在这个故事里，这部电影里，充满了值得细细咂摸的段落，电影也如同一个小切口，再一次让我们回望了那个残酷战争年头，纳粹集体人性的恶，和极端之下人性的善。

毫无疑问，《波斯语课》的题眼是“名字”，名字是每个人独特的标记，是存在的象征，每一个由单词或笔划组成的名字，帮助我们区分你我，名字的背后，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各有喜怒哀乐，各有人生际遇。

名字可以是一种正义，就像电影《辩护人》中，那99名为起身站立高声呼唤的辩护人；名字可以是一种良心，就像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中，那4752名军人的名字被念出来所激荡出的反应；名字可以是一种人性，就像《波斯语课》中，2840名犹太人同胞的名字组成了一门新语言。

那些斗争过、亲历过、陨落过的名字没有被忘记，历史就不会被忘记。

题图：《波斯语课》剧照你还可以：你可能突然成为纳粹你可能突然变成魔鬼你可能突然变得凶残如果你喜欢本文，请点赞赞赏转发到朋友圈，你的鼓励是我的动力，你的沉默会让我也沉默。

扫描下方二维码，可关注我的公众号。

关于二战的经典电影有许多，《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美丽人生》……电影一次又一次地带我们重返战场，体会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深不可测。

新片《波斯语课》也是如此，作为一部二战电影，它仍然在拷问人的良知，而这一点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大流行、世界持续撕裂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

《波斯语课》改编自真人真事，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二战时期，一个被抓的犹太人急中生智，谎称自己是波斯人，又恰逢集中营中有个德国上尉在找人教他说波斯语，从而让这个犹太人，也就是本片男主捡回了一条命。

于是，男主用两千多个集中营犹太人的名字，创造了一门新的语言蒙混过关，上尉则学习热情高涨，从每天学四个单词，到每天学四十个单词，还自己制作了单词卡用来背诵，简直比考四六级的大学生们努力多了，却没有意识到他拼命学习的根本是一门不存在的语言。

本片最精彩的一幕当属德国战败时，上尉拿着假护照逃往德黑兰，满怀信心地说着犹太人教他的“波斯语”，但真正的波斯人完全听不懂，立刻把他当可疑分子抓了起来，无助的上尉满脸写着震惊和惶恐，怒吼道：“你为什么听不懂！

”上尉可能永远也想不通他信任的“老师”如何能自创一门语言，就像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有罪，不知道他将受到怎样的审判一样，他无知、自大、愚蠢，但又本性温和，虽然加入了纳粹，可他人生最大的梦想不过是去德黑兰开一家餐厅，当一个做饭好吃的厨子罢了。

我觉得在这部电影中，上尉这个人物比男主有意思多了。

此人身上具有极强的矛盾性，在和男主的相处中，他表露出温和的个性，甚至对男主产生了感情，屡次把男主从死亡边缘救回来；同时他也是集中营里的一名纳粹军官，可以对纳粹们屠杀犹太人的恶行视而不见。

如果没有加入纳粹的话，上尉大概就只是个普通的厨子，然后恋爱结婚，爱护家人，平静地度过一生。

那是什么让他变成了这样？

战争？

法西斯主义？

更重要的是，他本人该对此承担责任吗？

许多人将其归咎于体制，在极权体制的运作下，对犹太人的屠杀变成一场“无名之人”的统治对“无名之辈”的大屠杀，犹太人被略去姓名的同时，德国军人的人格也被他们的军职侵蚀了。

德国战败之后，被抓的纳粹军官这样为自己辩护，称他们只是在服从上级命令、履行职责，换作别人处于他们的位置，也会做一样的事，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罪。

但这些宣称自己“无可奈何”的军官们当然有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将其称作“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指一个人在极权体制中放弃思考、也放弃了自己下判断的权利，成为一个不自知的犯罪者。

而《波斯语课》这部片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将上尉这个人从他的身份遮蔽中拎了出来，让观众看到一个普通人的良知是如何泯灭的。

在犹太人男主教德国上尉学“波斯语”的过程中，两个人曾短暂地脱离自己的角色、身份，展开了几次真诚对话。

男主问上尉为什么入党，上尉说我也不知道，我走在路上，看到纳粹党员们站在街边抽烟，穿着棕色的衬衫开心地交谈着，就走过去加入了他们。

事实上，当时许多年轻人投身纳粹，仅仅是为了那身帅气、挺拔的军装，根本没有思考过入党意味着什么。

他们被帅气的制服吸引，然后就深陷其中，心甘情愿地犯下罪行。

还有一次，男主替代了集中营中的一个犹太人伙伴去送死，上尉发现了，把他救回来，问他为什么愿意和这些无名之辈一起去死？

男主反驳说这些人才不是无名之辈，只是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并比你差，至少他们不是杀人犯。

上尉说我不是杀人犯，男主听后不禁笑了。

上尉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即使他对男主格外照顾，但和他的同伴们一样，他瞧不起犹太人。

纳粹们将犹太人视作“非人”、是低等的、有害的，所以许多军人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没有丝毫杀人的罪恶感。

人易使而难劝，汉娜·阿伦特认为与劝说一个人从经验中学习相比，控制人类的行为，并使他们按照最感意外和最不公正的方式行动，看起来要容易得多，因为从经验中学习意味着你要思考和判断，而不是应用那些现成的公式。

战争破坏了日常生活秩序，重建了新的秩序。

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里，人们的日常身份通通被抹去，只剩下迫害者与受迫害者的角色对立。

于是，对于那些服从并习惯了新秩序的德国士兵而言，他们不再有基本的良知，只觉得执行命令才是合理的行为。

正是纳粹的历史提醒了我们，人类竟然这么容易受操控，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在实际生活中独立思考和判断善恶的能力，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点，二战发生的一切在今天还会重演。

如今距离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但“过去永远不会死，它甚至从来没有过去”。

我还记得2020年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后，又在日韩、美国等国家相继爆发的时候，听到路边一个人似乎是很解气地说道：“终于轮到美国了，美国人都死完了才好呢。

”他可能只是在发泄情绪，但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确实也忘记了他口中诅咒的美国人也和他一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生活着的人罢了。

——首发毒药，勿转——

几乎年年都有关于二战，关于犹太人悲惨遭遇的电影，今年是这一部——《波斯语课》。

这部电影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以沉重的笔触来书写惨痛的历史，尽管影片也有屠杀、横尸遍野、焚尸炉黑烟滚滚的场面，但这些全是背景，它的主线故事其实颇为传奇，完全可以视为一部紧张的悬疑片。

在这样一部偏类型化的电影中，我的眼光一再从主线移开，关注到两个人物身上。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部电影在诉说传奇之外，最想表达的内容。

01影片《波斯语课》讲述了一个传奇故事。

二战期间，一个冒充波斯人的犹太小伙儿被德国军官看中，教自己波斯语。

小伙儿对波斯语一窍不通，于是急中生智，自编了一套不存在的语言。

影片由这里开始，展开悬念，让观众始终揪心于小伙儿能否瞒天过海，自我拯救。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一听开头就想看下去的电影。

过程也完全如你所愿，该有的悬念一个不少，包括：如何确保谎言不被拆穿？

露了马脚后怎么补救？

碰到了真的波斯人怎么办？

但说实话，整部影片并没有给我太多惊喜。

只能说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比起主线和主角来，反倒是另外两个角色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他们是纳粹士兵马克斯和上尉科赫。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人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主角的“内部视角”。

如果从主角看整个故事，其实相当单纯，它讲述了一个受难者如何利用智慧，冲破集中营的牢笼。

而马克斯和科赫是纳粹体制的一部分，由他们的视角，我们得以进入到体制内部，看这套体制是如何自发地腐朽乃至崩塌的。

前者呈现的是外力制造的奇迹，而后者揭示的是一种内在的缺陷和注定的毁灭。

两相比较之下，显然后者更值得一说。

02我们先来说纳粹士兵马克斯。

在马克斯身上，我们见证了一个极力为纳粹卖命的士兵最终幻灭的全过程。

这种幻灭是在“目睹”与“亲历”两个维度上交错完成的。

首先，他目睹了什么？

他目睹了女友艾尔莎的遭遇。

这事儿说来有点荒唐，因为在这个遭遇背后，实际暗含着一出宫斗剧。

很难想象，在一个纳粹题材的电影里，竟然还有宫斗的戏码。

但这正是《波斯语课》的一个特别之处，它不仅给我们看纳粹与犹太人的冲突，更深入到纳粹权力内部，看他们互相倾轧。

这出宫斗剧，一点也不复杂。

无非是一个女人想要赢回自己失去的东西。

艾尔莎曾是上校的情人，被上校玩弄感情，一甩了之；她本来有份清闲的工作——上尉的文案助理，不想主角的到来，让她丢了工作。

面对情场职场双失意，她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一面在军中散播上校的丑闻，让他颜面扫地；一面制造“主角是上尉男宠”的谣言，企图赢回工作。

但最终结果却是，上校与上尉两人达成默契，一纸军令把艾尔莎调往前线，轻松解决了各自的名誉危机。

艾尔莎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失控的权力是何等傲慢。

它今天可以把枪口对准异族，明天就能对准同胞。

因为没人能够阻挡和违背它的意志。

而马克斯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友离开，并对此感到无能为力。

更大的打击，来自马克斯亲历的事情。

如果回看整部电影，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始至终只有马克斯一个人坚信主角是伪装的波斯人，而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可那又怎样呢？

他只是一个底层小兵，尽管他一直尽职尽责，忠诚于组织，但无奈这个组织早已腐朽，只迷恋权威，不在乎真相。

于是我们看到，当马克斯跑到上尉面前，说出自己的疑惑时，上尉轻蔑地问道：“你是觉得，你比我更聪明吗？

”而当影片进入尾声，所有人都忙于撤退，只有马克斯还揪着主角不放，找上校举报时，上校也只是冷冷地看着他，说了句：“你是谁呀？

”那一幕极具讽刺意味，特别是联想到马克斯曾因为找了上校的情人做女友而获得一丝卑微的快感，仿佛借此共享了某种权力，但此刻，一切被无情戳穿，原来在假象的“情敌”眼中，他什么也不是，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此后镜头跟随他走出上校的办公室，只见他茫然地踱着步，呆呆地坐在长椅上，看着眼前仿佛陌生的操场和营房。

那个镜头足足停留了20秒之久，以一种关怀“主角”的眼神，注视着这个“反派”的失落。

它在明确地表达一种幻灭，即：一颗忠实的螺丝钉，终于意识到自己效力的这台机器，早已锈迹斑斑，败絮其中。

03说完马克斯，我们来说上尉科赫。

与马克斯“体制急先锋”的形象不同，科赫从一开始对于纳粹就没有很高的热情。

用他自己的话说，之所以加入纳粹，只是因为看见街上两个穿着军装的人正自在地抽烟，一时冲动，就加入了他们。

这不是笑谈，而是一种真实的心态。

它其实在诉说一种“下意识地盲从”。

科赫加入纳粹后，升至上尉，主要负责军队的饮食。

他从未直接参与杀人，他也因此心安理得。

但其实他只是把良知狠狠压抑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如此才能在集中营的险恶环境中，继续毫无愧疚地生存。

直到他遇到主角，一个伪装成波斯人、化名为雷扎的年轻人。

他的内心起了变化。

这种变化同样发生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关于身份。

在与雷扎学习“波斯语”的过程中，科赫渐渐对他产生信任，进而敞开心扉，直到最后，两人结成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

这种转变首先就体现在称谓上，一开始，在科赫面前，雷扎总是以“上尉先生”相称，后来两人日渐熟识，科赫则直接要求“叫我克劳斯（科赫的名字）就行。

”同样，科赫对雷扎的称呼，也经历了从“波斯人”到“雷扎”的转变。

而隐藏在称呼改变背后的，其实是身份的转变，即从“波斯人”、“上尉”这些带有明显族群差异、等级分别的称呼，转变为“克劳斯”与“雷扎”这两个人之间的认同。

也只有把人从“抽象的标签”之中解放，重新指认为一个“具体的人”，才有彼此共情和交往的可能。

第二个层面，关于语言。

如果我们把科赫对雷扎的拯救视为一种“人性的回归”的话，那么“语言”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什么是语言？

它不仅意味着一堆单词，一套语法，或一种表达的工具，它更是一个新次元，或者说是一把打开新世界并重启人生的钥匙。

科赫之所以学习“波斯语”，实际就寄托着他的一个梦想：他想要去德黑兰与哥哥重聚，然后在那里开一家饭馆，过太平日子。

于是当他的“波斯语”日渐长进，距离那个梦想越来越近时，他远离战争、重归和平的那种盼望，也就越发强烈。

还记得他学会“波斯语”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是的，他写了一首诗。

那首诗是这样的：风把云送向东方。

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

我知道，我会幸福。

在云飘向的地方。

这哪里是一个纳粹军官在集中营里写的诗，这分明是一个已经身在德黑兰，与哥哥沐浴在和平阳光下的小老板，在饭店打烊后的餐桌上写下的诗句。

《波斯语课》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科赫的转变。

他原本是一个情感冷漠的工具人，埋头于工作，无视于“平庸之恶”。

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只是一个厨师。

”“我不是杀人犯。

”而雷扎反问他的话，掷地有声：“你不是杀人犯吗？

对，你只负责让杀人犯们吃好喝好而已。

”最终，当科赫因为雷扎、因为语言，而重新意识到沟通、理解之美好时，他压抑已久的人性渐渐回归。

于是他违背了纳粹的军令，救出了即将赴死的雷扎。

从这一角度讲，马克斯和科赫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前者由“自我的幻灭”体认了纳粹体制的腐朽，后者由“人性的回归”背叛了纳粹反人类的意志，两者以完全相反的途径，实现了同样的觉醒。

而且，也只有这两者同时完成时，雷扎的逃亡才可能最终实现。

04说完了让我感触最深的部分，聊两句缺点。

在我看来，《波斯语课》和所有“传奇类”影片一样，都容易犯同样的毛病，就是过于依赖“巧合”。

为何如此？

因为所谓传奇就是一件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却意外地发生了。

而电影要让这种“不可能”成为“可能”，就必须在剧本层面将其合理化。

但可想而知，这一过程何其艰难，于是“巧合”就成了一种偷懒的捷径。

更何况，巧合越多，还越彰显了传奇的“不可复制”。

可是，电影不能这么搞。

巧合在塑造传奇的同时，也在消解故事本身。

具体到《波斯语课》，想想也能知道，这是一件多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犹太人冒充波斯人，教授波斯语，长达一年的时间不被人识破。

你可能会说，这个电影不是改编自真实事件吗？

注意，影片的用词是“灵感来源于真实事件”，也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完全对应的真实事件，或者多大程度来自真实事件，是不确定的（至少我查阅的资料里，没有找到这个事件的原型）。

那么电影在改编时，就必须为这个离奇的故事，建立足够的合理性。

可是《波斯语课》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够。

比如片中只交代了背单词的情节，基于常识我们都知道，只是背单词距离掌握一门语言还差很多，但影片对此只字未提。

再举个更明显的例子，导演知道，要拍这个电影有个情节绕不过去，就是必须要让真的波斯人出现，构成危机，但影片对此的解决却非常草率，直接安排了一个功能性角色，帮主角解除了危机。

还有就是，导演为了给剧本加保险，还特意在树林里安排了一个破败的教堂，并且让一个打扮成法军的老人出现在那里（暗示是上帝降临），以此来给整个故事加上“神迹”的光环。

这实际正暴露了导演对于故事本身的合理性缺乏信心。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并不会在意这些瑕疵，依然会喜欢这部电影。

因为我们都期待传奇。

因为传奇寄托着我们对残酷世界的美好想象。

它不需要完美，只需提供足量的慰藉。

更何况《波斯语课》的传奇，如果我们换一种更抽象的讲法，其实是这样的。

犹太人雷扎把2840位遇难同胞的名字编成了一种语言，教给了纳粹军官科赫。

从此这段历史，这种语言，世界上至少会有两个人永远铭记。

那两个人不是雷扎和科赫，他们有更响亮的名字，叫作：受害者与施暴者。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子戈说电影只写不一样的深度影评。

1.故事原型非常有潜力！

可惜很多地方没处理好，虎头蛇尾了。

尤其电影刚开始，在高度紧张的生存压力下，教一名残暴的纳粹军官一门完全自己瞎编的语言，不仅瞎编，还要记住所有单词，简直是肾上腺素飙升！

可后来反而不那么紧张了。

2.有些情节我没理解。

纳粹军官去德黑兰的动机不太清楚，对其人物塑造不够丰满。

看到有人说是历史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以及，那线索也太隐蔽了。

3. 麦克斯是一条重要的故事线，引出来很多人物，可是有点勉强，与主线的联系太不紧密。

比如原本麦克斯是为了得到肉罐头，为什么后来莫名其妙的成为想要拆穿吉尔斯的人？

再比如意大利兄弟，在电影里的情节下完全不能理解吉尔斯就那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愿意为之赴死。

其实麦克斯这边的线索也很有意思，这条线可能代表普通人在非正常环境下的“正常生活”。

如果刚开始因为发现“波斯人”而去邀功，按理说如果这不是事实，麦克斯应该为此负责很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

但是麦克斯却成为了“反派”，如果没有麦克斯女友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参杂私人感情，那就可以理解为麦克斯事实上是出于对“真相”甚至“真理”的追求，代表了特殊环境下的“正义”，这是很有趣的，像屠杀犹太人，南京大屠杀，文革等等，都进入到了一种非正常环境，个体的价值观很难不被影响，这应该是一种群体心理学。

可是电影里却和麦克斯的女友扯上了联系，这样如果是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拆穿主角的话，麦克斯就代表纯粹的恶，这样就太二元化，不太高级了。

电影大概还想用麦克斯这条线来表现集中营里德国民众的正常、普通生活。

这也挺好的，只是如果都用麦克斯这个人物来表现的话就会引起混乱，至少这个故事原本可以更自洽的。

4. 如果结局的重点是一个个犹太人的名字，前边的铺垫就太不够了，只看到了抄写名单，以及吉尔斯给犹太人打饭的场景，造成的冲击完全不够，我感受不到那些名字的震撼。

5. 把编造一门语言和犹太人名字联系起来本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如果其他线索与人物的设计更自洽一些，关于名字的铺垫更巧妙一些，结局再改一下，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力！

完全可以冲到9分的，可惜了！

2021.2.10作业搬运 好几次发不出去当然需要一种影像对自身的伦理性反思，但这部影片没有做到。

视听没有丝毫独创的见证性的话，试图表现人道灾难不就是一种淫秽吗（特别是还有那么多人磕cp），太色情的。

文本则是大卫·戈尔式的那种好。

这种语言当然也是一种更思辨意义上的异乡人的言说——有的人仅仅因为能说母语被谋杀。

而正是其母语，那份宗教范畴上的文本即波斯语圣经，成为了新语言的内在律令。

因此总要有人在语言的缝隙间言说，在极权的故乡语言与重新发掘的异乡语言的缝隙中，重新对言说之所在进行书写。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圣经·创世纪》1:3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圣经·约翰福音》1:1《波斯语课》（Persischstunden, 2020）是一部以语言为核心、用反对工具理性与秩序的方式去反思大屠杀以及纪念死难犹太人的电影，其主题直指西方哲学中的语言与理性、秩序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部在主题上挖掘得十分深刻的片子，并且在当代也有启示意义。

《波斯语课》讲的是二战时期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吉列斯为了活下去自己创造了一门语言来欺骗想学波斯语的纳粹军官柯赫的故事。

吉列斯是生活在比利时的犹太人，父亲本是个拉比，但在二战中他和其他犹太人被德军逮捕并运往法国。

在去往法国的车上，吉列斯偶然间得到了一本波斯语书，并且知道了书主人的名字Raze以及波斯语的bawbaw是父亲的意思。

到了法国之后，德军处决了这批犹太人，但吉列斯因为电光火石般的灵感，拿着这本波斯语书说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是波斯人而活了下来，被送到当地的纳粹长官科赫，教他波斯语。

尽管吉列斯会的波斯语只限那个bawbaw，但为了活下去，他在帮科赫抄写犹太人名录以及在不教课时在集中营干活儿的时候，记住了很多犹太人的名字，然后通过名字与每个犹太人精神气质之间的联系把名字改编成所谓的“波斯语单词”教给科赫，这样在科赫问他的时候他也不至于记错。

就这样，在他所在的集中营解放时，他记下来了两千八百四十个犹太人名字，而科赫却在逃亡伊朗之后因为讲了一口塑料波斯语而引起海关关员的怀疑最终被捕，而那两千八百四十个犹太人却在吉列斯强烈的求生欲望和机缘巧合之下被后人记住并缅怀。

在这样一部看似荒谬但其实却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从始至终其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较量。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1864-1920）提出的概念，所谓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而找出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工具崇拜和技术注意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

而价值理性相信的则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

而在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1925-2017）看来，大屠杀是工具理性发展的巅峰。

大屠杀用科学手段和管理技巧屠杀犹太人和其他与纳粹在政治上意见不合的种族和团体昭示的是“人类记忆中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只需的涣散，相反源自完美无缺的秩序统治。

”所以，“大屠杀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唯命是从的人所为。

这些人一脱掉军装，就和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他们有爱妻娇子，有得到他们帮助和安慰的患难朋友。

可是他们这些人一旦穿上制服，就用子弹和毒气杀害成千上万的人，包括他人的爱妻、他人的爱子爱女。？

— 《文化研究导论》Kindle版而《波斯语课》中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屈从于工具理性的人性。

在纳粹军团内部，哪怕是那群军官们穿着军装时，他们也都表现出“人”的一面：他们对下属发火，在野餐时唱动听的歌曲，也在背后八卦上司八卦同事，悄悄摸摸地搞点小动作打点小报告，甚至在科赫与吉列斯独处时，科赫对吉列斯表现出一种同情与关爱——当他发现吉列斯想把他给他的食物带回去分给别人时，他让吉列斯在他办公室吃完他那份，然后让他揣两盒肉罐头回去。

这似乎都体现了兄友弟恭之爱。

然而，当这群私下里唱着歌、开着玩笑、打着小报告的纳粹面对成群的犹太人时，他们忽然就化身为杀人机器，在风景如画的树林里枪杀了和吉列斯一起从比利时来的犹太人。

而从这里我们也不难想象当他们控制着毒气室和毒气的情形。

除却纳粹一方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吉列斯在纳粹集中营里的工作也值得探讨。

在齐格蒙·鲍曼认为，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

这就是被害社区的首领们，执行了大屠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大部分准备工作。

他们将受害人归档，负责监管在进入毒气室之前，受害人维持姓名的生产和分配活动，看管被俘人员以至于维持法律和秩序没让德国人多费心思或者多费钱财。

他们为屠杀的每一步确定对象，保证屠杀过程顺畅入流，他们把物色好的对象运送到便于集结且造成最小混乱的地方，他们为这最好的旅程积敛资金。

……这里见出现代权利可怕的一面，因为大屠杀过程中受害人的合作，正表现为驾驭着现代社会的权力的“正常”运转。

——— 《文化研究导论》Kindle版 如果把大屠杀看成是一套组织完美的系统的话，那么吉列斯既在这个系统之中，也是这个完美运转系统的一个变数。

在他不教科赫波斯语时，他就在科赫办公室为他抄写名录、或者在外面给即将被处死的犹太人制作并分发食物。

显然，他的免费劳动为纳粹的屠戮事业添砖加瓦，也让这个系统运转得更为顺畅。

这不仅是他的悲哀，更是理性之悲与人性之悲，但我们也应该同样看到，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价值理性代表的力量正在从工具理性之巅的恐怖中逐渐苏醒并最终以永恒纪念的方式战胜了它。

在替科赫抄写名录以及给外面犹太人分发食物时，吉列斯无意中发现记住编造单词的好方法——那就是根据犹太人的外貌特征来记住他们的名字，然后把名字改成所谓的“波斯语单词”去骗科赫。

也就是说，为了生存下来，或者说在强烈求生意志的驱动下，吉列斯自创了一门语言——这门语言的“能指”是对纳粹军官的欺骗，而“所指”则是每一个死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

而因为吉列斯不懂波斯语，他对科赫所说的一切都是以“词”（word）为核心的（科赫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背的也是波斯语词，而不是句子，虽然他最后也可以说上几句话），而词语（word，也是希腊语所说的逻各斯）在西方文化中指的也是“支配世界万物的规律性或原理”，在基督教中，它指“天主的圣言，也是万物规律的源头。

”所以，逻各斯也指理性，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吉列斯为活下去而根据即将死去的或已经死去的犹太人的姓名而自创一门语言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不管纳粹军官多么冷血无情。

而当他最终获救逃出纳粹集中营、把他所记下的两千八百四十个名字告诉盟军时，他自创语言这个行为的意义和目的就已经转移到述说本身了——尽管那两千多个犹太人已经死去，但一旦他们的名字被吉列斯说出来即产生了意义，这就是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胜利，就是人类对历史之殇的反思。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圣经·创世纪》如是说，体现了语言和创造世界之间密切的关系。

在《波斯语课》中，吉列斯通过创造语言而记住了消失的同胞，而大屠杀之后的人类则用语言的和艺术的手段去展示工具理性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人类对同胞以高科技为手段有组织有目的的屠戮——虽然用以警示当下与未来，但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这种手段本身就是目的所在。

当然，“通过某种手段去记住某些事情本身就是意义”这个论断不仅在《波斯语课》中表现出来——只不过《波斯语课》把语言与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争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已——而是在很多和犹太人相关的作品中都有表现。

比如比它早一点上线的《名字之歌》（The Song of Names），表现的就是用音乐去记住那些名字本身这种行为的意义——它可以让一个前途无量的提琴手抛弃世俗的成功、朋友的关爱以及自己的信念。

同时，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以在文本中描述被纳粹铲平了的华沙犹太社区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也深谙此道，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他提到：“也许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它在我脑海中经常浮现，当所有的社会理论崩塌，战争和革命把人性丢弃在完全绝望之境，那个被柏拉图赶出理想国的诗人，也许会站起来拯救我们所有的人。

”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波斯语课》这部电影的当代现实意义不仅局限于揭露纳粹暴行和纪念无辜死去的犹太民众，更重要的是提醒观众在资本与工具理性比上世纪40年代更为发达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体现价值理性的语言、文学与艺术。

“新意”是《波斯语课》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因之一，在看过了不少同样取材于纳粹集中营的佳作之后，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角度可供后来者挖掘并为观众提供一份惊喜了，而本片却巧妙地将“一门语言的诞生”所具有的戏剧性与对这场人性灾难深刻的反思结合在了一起。

导演瓦迪姆为我们创造的观感没有掺杂那种过分的自我沉浸所带来的沉闷，反而是在不失严肃性的同时抓住并放大了影片中的戏剧性，雷扎与科赫上尉之间那被逐渐累积的谎言维持的微妙平衡营造出了绝佳的紧张气氛，雷扎时刻命悬一线的惊悚感甚至比不少类型片呈现的都要好，即便知晓结局，许多情节也能让人冒出冷汗。

不过相比情节本身，影片对于科赫上尉这一角色的塑造要更为吸引人，与以往的刻板印象不同，科赫不是一个把凶恶本性摆到脸上来的反派人物，和长官比起来，他不够激进，纳粹党或是帝国对他而言还不及一个关于战后安逸生活的梦想；跟属下比起来，他似乎又不够残忍，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的他倍感无辜。

年轻时加入纳粹党甚至都没有一个像样的理由，科赫也许仅仅是想要一份体面的工作，身为后勤部长官的他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只是一位恪尽职守的厨师。

在这段难掩血腥味道的历史中，科赫所代表的群体不是“穷凶极恶”，而是相比之下存在范围更加广泛的“平庸之恶”。

对于生命的蔑视以及对于暴行的熟视无睹，早已成为其意识当中的一部分，正是这般根植心底的麻木为邪恶的滋长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分，最终孕育出了如工厂流水线一般高效的大屠杀。

《波斯语课》中的“语言”挖掘出了这些血腥工厂中“平庸的零部件”身上存在的矛盾性。

真实存在的德语与假波斯语以极具讽刺性的形式各自代表了科赫这一角色截然不同的两面，比起被纳粹思想扭曲浸染的母语，这门新学的语言就如同一张白纸，其上描绘出的科赫更像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普通人。

与暴行往往仅有一窗之隔的他却写出了岁月静好的诗句，仿佛性格中的狂躁与体制中的罪恶全都随着那单纯的梦想烟消云散了。

然而恰恰是无数渴望和平的冤魂构成了科赫口中“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他的每一个发音都象征着被鲜血浸透的生命，对于幸福的祈盼实则是罄竹难书的罪行在耳畔挥之不去的回响。

他眼中的“无名之辈”成为了日夜挂在他嘴边难以磨灭的证据，他赞扬的波斯语的美，正源于他最漠不关心的那些人，也正是这些受害者的姓名，惩罚了妄想逃脱罪责的科赫。

看似功能性过强的几位年轻纳粹成员，也从另一个角度挖掘了影片的主题，以掺杂着各种平凡私欲的“流言蜚语”为切入口，窥见了庞大且扭曲到令人窒息的权力体系的一角，“语言”既利用了权力体系也成为了几人被其反噬的导火索，有人因“不存在的语言”幸免于难，而有人则被迫走上了前线成为炮灰，一切都是对平庸之恶的讽刺与控诉。

（《环球银幕》存档+1）

“人孰无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

”——（明）王阳明

犹太籍的“Gilles”，生于二战的乱世，在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政策下，他在法国不幸被抓获。

幸运的是，他凭借自身的聪明，在数百万死难的犹太同胞中，努力的活到了德国战败。

以半块面包换得了一本绝版波斯语书籍，成为了他的护身符。

他谎称自己是波斯人，刚好德国军官，一位食堂主管需要一位波斯语老师，他这个半路出家，尚未来得及剃度的假和尚，为了活命，不得不现编现卖，念起了独创的"假波斯语"经。

影片一开始，一辆载满了犹太人的卡车，行驶在周遭冷寂的山路上，在德国士兵将这些普通犹太百姓赶下车之后，毫无征兆的，忽然对着下车的人群进行了机枪扫射。

刚刚还在为一口吃而拼命的那些活生生的人，瞬间躺倒一片，再不必担心肚饿。

在屠杀还未开始之前，一位车上的年轻人，用一本绝版的波斯语书籍，向“Gilles”换了半块面包。

一个情节，交代出了战争发生以后，旧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

什么古董珍玩，赶不上一份能填五脏庙的口粮来得实在。

被打破的不仅仅是旧有价值，还有人本身。

如何消解人本身的意义，打破人类群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同理心，使其异化和物化，答案是让他的名字消失。

所有进入集中营的的犹太人，第一件事就是排成长排去领取一个号码，缝补到自身的衣服上。

从此以后，他们就变成了一串数字，一个无名无姓，不被以常人对待的“行尸”。

监狱里，用的是同样的办法，这样做不仅仅能够令施暴者心安理得，盲目执行上级命令而不必受到内在良知的审问，同时也令被施暴者，更愿意放弃抵抗，成为任人蹂躏、随时待死的一串数字。

犹太裔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了“平庸之恶”，那是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来到耶路撒冷，参加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后，撰写出的五篇报告的结集。

通过对纳粹屠夫艾希曼的了解和观察，她认为【平庸之恶】是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的一种人性之恶。

这种人性之恶是纳粹国家刻意塑造的结果，通过意识形态的输入，成功翻转了普通人头脑中的合法秩序，将谬误与恶意变成一种新式正义的基础，根植于脑海中，使其失去既有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以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真相和现实。

从而将自身罄竹难书的犯罪行为合理化为遵纪守法，护卫国家和作为军人严格执行上级命令的优良品质。

就像影片中的德国纳粹军官Klaus Koch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刽子手，他双手从未曾沾染鲜血，只是用充足的食物喂饱了其他刽子手们，再去杀更多的人。

然而，每一个纳粹罪犯，都只是放弃思考的惰性所导致的罪恶吗？

他们在选择加入纳粹，并完全服从上级的任何命令时，难道真的没有个体的理性思考？

在整个犹太人被大量屠杀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有大量的犹太人参与其中，从权贵到平民都有参与。

大量的犹太人被自己人出卖，他们为了获取自己独特位置去求存，成为了同胞大灭绝的帮凶，他们自觉帮助登记“犯人”名录，给同胞们分食，甚至帮助德军管理秩序。

影片中的“Gilles”凭借着与德国纳粹军官Klaus Koch这种特殊的关系，他获得了某些优待，做着帮助登记犹太人名录和帮厨的工作。

我们当然可以以平庸之恶自省，却难以说犯了平庸之恶的人是缺乏独立自主思考。

也许恰恰是个体的理性思考，使得绝大多数人自觉的走向了平庸之恶，并通过官方提供的整套扭曲的价值体系中，获得了个体责任的开脱。

人们为什么会走向平庸之恶呢？

有一句老话叫做“顺势而为，趋利避害”，当世道坏了的时候，正确的价值被主流扭曲，秉持着“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听从良知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有些甚至需要付出生命，有些却是会遭遇比死更可怕的境遇。

对人心和人性的洞察，使得统治者早早就明白，想降服众人，靠两样法宝“贪婪“与“恐惧”，唯其贪婪，以利诱之，使其成为爪牙；唯其恐惧，以血震之，使其不敢反抗。

在一部758页史诗级长篇小说《比利时的哀愁》中，雨果·克劳斯借由一位十一岁少年路易斯的视角，讲述了在二战期间，这位比利时少年从加入纳粹到最后反思自省，走出堕落的心路。

是什么促成了他的成长呢？

是鲜血，一位保有良知的尽责老师的命和无数的文学作品，唤醒了这个少年的良知。

影片中，是什么让“Gilles”从只关注自身求存，对同胞的遭遇漠视，到后来愿意为了营救一个意大利犹太哑巴而选择将生的机会留给他人呢？

同样是一个人以命换命，震醒了他麻木的神经。

这位哑巴的哥哥，为了避免“Gilles”假波斯人的身份被拆穿，杀了一个真正的波斯人，并站出来承认了。

这位哥哥为什么愿意这样去做？

只是因为“Gilles”在集中营这种极端境遇下的一分善心，拿了一份肉罐头给伤重的哑巴弟弟补身体。

一部绝版书籍换半块面包，一条人命换一盒肉罐头。

真正看到过牺牲与流血的人，才会被那种长夜难眠的震撼激发出他人即自我的大爱，从而走出对个人私利蝇营狗苟的强求。

小时候，喜欢看大侠，看英雄，看强者气贯长虹，弘扬正义。

大了却知道，英雄的出现，必然是既有规则已无办法彰显正义，需要有人不计代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英雄汇聚的时代，往往不是太平盛世。

这英雄又有两种，一种是留他人的血，一种是留自己的血。

可惜的是，前者多而后者少。

纵观历史，追求千古一帝，万世之功，统统是以普通人的千千万白骨垒成，背后是无数母亲哭瞎的眼睛，在暗夜里幽幽的发着光亮。

所以对所有的宏大叙事，须得保留一分的清醒，睁眼看看那不世之功，究竟需要多少牺牲品去换得？

是机缘巧合，又或者冥冥之中，那些没有姓名的死难者，需要被记住被书写，以警醒权势者慎行，莫好大喜功。

“Gilles”以2840个犹太受难者的名字，编就了一份“假波斯语”，成为了只有他和Klaus Koch彼此明白的语言。

当Klaus Koch日复一日的记诵，用优美而韵律十足的语言去书写诗歌的时候，一遍遍讲出的，恰恰是一一个在他眼前失去生命的犹太死难者的名字……

首发于公众号（孤独国会客厅 i_guduguo），❤欢迎关注❤。

公众号转载请联系公众号开白，公众号以外转载须经本人授权。

更多精彩最新影视评论↓《又见奈良》：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写给故乡里的他乡人 《明天会好的》：超一线的外乡人和故乡中的异乡客 《刺杀小说家》：一个充满了隐喻的故事：一介凡人，竟敢弑神？

《人潮汹涌》：万茜的角色给人感觉单薄，是演技问题还是角色设置问题？

《新封神：哪吒重生》：少年、英雄与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