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

看完《钢琴家》这部片子我明白了老一辈的为什么最不能容忍的事就是浪费粮食了，我也知道了“先填饱肚子再说”这句话的份量了。

经历过饥饿的人由于遭受过没饭吃的生理性的痛苦因此对粮食保持着一种敬重而又恐惧的感情记忆。

在维持人类生存的几个条件中，包括阳光、空气、水、食物其中只有食物是这个文明社会里需要用其他东西换取的。

而阳光、水、空气是人可以自然获得的，虽然我们喝的水不是那么安全、我们呼吸的空气不是那么干净，可是这些东西最起码是不会被平白无故的被剥夺走的除非有一天地球毁灭了这种情况无话可说，我们不必为此整天去担心。

但我们谁也不敢保证在这个文明的社会里我们会永远有饭吃，战争、贫穷、灾难都有可能导致人类面临没有饭吃的危险。

就像影片里席皮尔曼的爸说的一样“这太荒谬了”。

在人类生产技术、科学水平、文明制度如此发达的社会里，有人忙于追求精致的生活和高档的享受有人却为食物发愁这是多么巨大的荒谬。

荒谬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不可理解，它让人失去安全感并且开始不断怀疑，使人以往的经验全都失去作用，就像一个被破环的程序不能再对事实进行判断了。

本片没有探讨这荒谬是谁造成的，而是表现了一个人在荒谬中生存的状况。

同样是表现二战智中有关犹太人的电影，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家》和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所走的路线却很不一样。

斯导的野心很大视野很宽，一个震撼的题材点缀上伟大光辉的人性抢走了奥斯卡评委的芳心也成就了一部经典。

而波兰斯基的胆子显得有点“小”，影片的情节并不惊险曲折也没有表现出人性的伟大的力量。

在波兰斯基的镜头下是冷酷的现实和一个高大瘦弱的年轻的钢琴家整日慌慌张张的东躲西藏和寻找食物。

我们甚至可以说席皮尔曼是侥幸的，但正是这种侥幸饱含着个人的无助和辛酸，他没有选择拿起武器反抗也没有被关进集中营去，这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独特的视角去冷静的观察这场人类的浩劫去细细体会人在绝境下的生存的艰难。

影片一直保持在一种令人压抑的和不安的灰蒙蒙的色调中，就连人被子弹击中后流出的血都是凝滞而又脏兮兮的。

有两处地方让我印象特别深，一是那个穿着绿色上衣、头戴插着羽毛的帽子的疯女人站在躺满饿死的人的尸体和神色不安的人群匆匆而过的街头时，一抹扎眼的绿色使我特别的难受。

在一个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环境下要求别人帮忙寻找情人看起来是多么的可向和悲哀，她那身怀旧夸张的打扮和那抹扎眼的绿色就像发霉的食物上长出的绿毛，不禁让人毛骨悚然。

还有一处就是席皮尔曼到当时关押德国战俘的地方去寻找那位帮助过他的德国军官时，天边出现的那轮红日终于一扫以前的压抑和不安的氛围，金灿灿的光芒让人感到无比的温暖。

“恐惧和颤抖是人类至善的表现”歌德的这句话千真万确。

如果一个人还有一些畏惧的东西让人感到不安就不会做出像纳粹这般如此疯狂的举动，给几百万的犹太人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

在疯狂面前良心和道德是微不足道的，席皮尔曼这样的年轻人胆敢有一点反抗为自己的自由和尊严的权利做出一些争取那么后果就是更加疯狂的报复。

个人的反抗在黑白不辨的残酷压迫下必定是失败的，这就相当于一个理智的一个存有社会文明感的人和一大群被集体无意识所操控地走向疯狂毁灭的人的较量，是束手无策的。

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自我保护成为了唯一的一条也算是消极抵抗的道路。

席皮尔曼在四处躲藏的日子里的慌乱非常好的传达出来。

不仅是来自食物匮乏所带来的恐惧还有担心被抓的神经质般的小心谨慎都使那个消瘦枯槁、乱鬓蓬发的身影显得更加脆弱不堪。

我想这个时候席皮尔曼对钢琴读艺术完全是无动于衷的，对艺术的追求和热爱早已经被为填饱肚子四处奔波觅食的劳累挤压出他的头脑了。

直到碰到那个德国军官让他弹了一段钢琴，优美动听的钢琴声在枪声不断的废墟中飘扬起来，席皮尔曼此前的逃亡此刻充满了意义，把对生命的渴望对人良知的呼唤倾注到了钢琴上转化为了艺术的深沉。

那个德国军官和席皮二曼都是饥饿的人不同的是席皮尔曼的饥饿是生理的饥饿而德国军官的饥饿更多表现为他需要艺术来抚慰他心灵上的焦灼。

不管德国军官是否出自真实的善良他的所作所为为席皮尔曼保持了对人类的信心，这样片子看起来比较丰富有趣了。

影片唯一让我笑出来的地方是席皮尔曼看到苏军进城后急忙和路人拥抱时，席皮尔曼含着泪水张开双臂像见了亲人一般步履踽踽地走过时，吓得那个妇女惊慌失措然后苏军朝席开枪，席包头四蹿躲进建筑物内。

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有意安排这种突然地化险为夷使观众紧张压抑的情绪一下子得到了缓解。

尤其席的动作神情和双方的反应颇有一丝滑稽的成份在里面。

当然这种滑稽是同影片的基调是相得益彰的，在笑的背后其实是一把辛酸的眼泪。

第一次看《钢琴家》是大二的时候，跟很多人一样，感觉片子情节单调、没有太多戏剧冲突，比较失望。

10年过去了，这次借全球政治学协会年会在波兰召开的机会走了一圈华沙，晚上在宾馆重新看了一遍这部片子，终于理解了它为什么能拿奥斯卡，真心觉得当之无愧。

看懂这部电影并不难，我们只需做好两件事情。

第一，调整好视角。

第二，了解历史背景。

首先，“视角”合拍才能感知影片的立意深刻。

首先这不是一部战争英雄片，它讲不是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战士也不是辛德勒式的人道主义英雄，它描绘是一个普通犹太人在种族灭绝中“求生存”的切身经历。

其次，《钢琴家》里重要的不是钢琴家，而是在二战中的犹太华沙，是他看到和经历的点点滴滴。

换句话说，钢琴家的眼睛就是导演波兰斯基的摄像头，记录着华沙的犹太人在二战中的惨痛遭遇，以及二战的滚滚洪流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流过时泛起的浪花。

这种叙事视角可以让观众看到宏大的历史落在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身上是多么真真切切的伤痛，而非简简单单的一串死亡数字。

同时，个体的遭遇又照映出一个群体的灾难以及更宏观层面的“系统的恶”。

如果要找一部意趣相投的中国电影，可能就是根据余华小说改编、由张艺谋导演的影片《活着》。

其次，波兰的二战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影片的格局宏大。

如果说到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大多数人想起都是集中营，以往的影片也多聚焦于此。

但集中营系统性的种族灭绝多是1942年之后的事情，这之前是犹太人在各个国家遭遇的日常生活中的迫害，很多鲜为人知（这也是《安妮日记》震撼人心的原因）。

二战前，华沙的犹太人占城市总人口的30%，散居城市各处，从事各行各业。

影片主人公原是华沙一家电台的钢琴师，一家6口，生活殷实。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影片开头说到一家人围坐在收音机前，得知英国和法国也对德宣战而欢呼雀跃，但第二天走上街头却看见大批的德国军队。

历史上，英法只是迫于与波兰的联盟关系而口头宣战，但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军事行动从西面回击德国（开辟第二战场是后面的事情），绥靖政策使得德国没有两面受敌的压力，加之与苏联的互不侵犯协议，德军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华沙。

希特勒为了庆祝胜利，还在华沙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式，并开始了对华沙犹太人的迫害。

这件事上，至今波兰人对英法还耿耿于怀。

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并非一走上来就是大肆屠杀，而是一步步加深的。

一开始只是羞辱（humiliation）。

影片开头钢琴家的父亲走在街上被一德国士兵拦下扇了一巴掌，呵斥他没资格走人行道；接着是标识（labelling），父亲读报纸时得知，政府下令所有犹太人必须戴上镶有“大卫星”的犹太袖章，不戴的人将被严惩（川普讽刺希拉里的广告中用了一个六角星图标，被谴责“反犹太人”，即anti-Semitism, 字面是反闪米特人，也就是犹太人的族系）。

紧接着是在公共场合的限制，钢琴家路上遇到一位波兰女音乐家，准备一起去喝咖啡，但是咖啡店的门上挂着牌子说犹太禁止入内，女友表示愤慨，钢琴家说公园和电车上也已经这样了。

这是当年华沙的真实场景，犹太人被禁止进入德国人可能出现的所有公共场合。

再接着是群体隔离，1940年10月纳粹政府下令所有华沙的犹太居民限期内搬到城市的特定区域。

虽然极为不满，钢琴家的一家人还是打包跟着大部队进入了隔离区，一开始大家并不知道被隔离，只到一家人发现楼下开始砌墙。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当地人叫“Warsaw Ghetto”，超过40万的犹太人被隔离在仅仅3.4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区域内。

影片中主人公走过一个过街天桥，这个桥就是连接两块隔离区的唯一通道。

下面是正常城市人的车水马龙，但两端是无尽的黑暗。

今天华沙的犹太人博物馆就是仿照这个天桥的结构设计的，沿着参观路线，你也会经过一个天桥，下面是模拟当时的华沙街区，桥上写着“我们只有每天经过这里的时候才能看一眼自由的世界”。

接下来是无差别随机杀害（random killings）。

虽然空间狭小，但初期韧性的犹太人还能勉强过着正常生活，有家有市场有餐厅，但这也免不了随时被迫害的危险。

影片中主人公一家正在吃晚饭，突然一辆德国军车开进街区，大家忙着关灯。

这群德国士兵冲上对面犹太人家庭，把无法起立的老爷爷直接从阳台扔了下去，同时枪决了一家人。

这种随机无差别的杀害当时在犹太隔离区比比皆是，一个德国兵哪天心情不好就可能拉出几个犹太人来泄气。

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当中，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

随着隔离时间拉长，隔离区内出现了疾病、饥饿和死亡。

影片主人公走在街上时，随处可见横在地上的尸体。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钢琴家在捞弟弟出警局的时候看到一个饥饿难耐的路人去抢一个老妇人的饭碗，争夺中稀饭泼洒在污泥里，那个路人顾不得肮脏趴在地上就狂吃起，饥饿已经让人性和尊严沦落到此番境地。

据统计，在华沙隔离区，至少有10万犹太人死于疾病、饥饿和随机杀害。

注意，这是发生在集中营大屠杀之前。

伴随隔离的还有强制劳动（forced labor），一部分体格较好的犹太人被征用去帮德国人修建基础设施或生产战备物资。

钢琴家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德国人工地上背砖。

因为干体力活，德国人给管饭，所以这部分犹太人勉强能够活着，但是也难逃随时的体罚和杀戮。

一次收工回家的路上，一个德国军官拦下这批工人，随机揪出几个让他们趴在地上，一路枪决过去，最后枪膛的子弹打完，还剩一个犹太工人趴在地上，该军官非常悠闲地换了弹夹，解决了他。

最后是族群灭绝。

表面上德国人说是放犹太人离开隔离区，所以一开始很多犹太人满心欢喜，包括钢琴家拿到证明领着一家人出发时，也感觉有了新盼头。

在等待上火车时，老父亲买了一块糖，小心翼翼地切成了六块，颤抖着手分给一家人，但是没想到这却成了这个家最后一顿团圆饭。

根据历史记载，自1942年夏天开始，华沙隔离区至少有25万犹太人被陆续送往了一个叫“Treblinka”的集中营，鲜有生还。

所以从上述可以看出，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迫害是分步进行的，并没有一开始就告诉犹太人“我要杀了你”，很多犹太人甚至认为这些政策都是暂时的，并一直抱有忍忍就会过去的心态（在过去一千年里，欧洲犹太人就是这么熬过来的）。

哪怕在登上驶往集中营的火车的那一刻，很多犹太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去赴死，所以钢琴家在被犹太警察朋友拽出人群的时候，他还坚持要返回火车。

朋友呵道“你以为我在做什么，我在救你，快跑啊”。

社会学家鲍曼在其《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现代工业化大生产中的程序化和细密分工的思维，使得整个流水线上的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在这个产品中的角色，所以当这个产品是大屠杀时，押送的人，换衣服的人，剃头的人，管牢房的人、做人油肥皂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只是完成流水台上自己的那份工作，而每项分工加总起来就是系统性大规模的屠杀。

同理，将种族灭绝分为羞辱、标识、限制、隔离、无差别杀害、强制劳动、群体屠杀等逐步升级的程序时，有助于消除灭绝对象的警惕性和反抗直觉，同时逐步剥夺其反抗的条件和消弭其反抗的意志。

这是现代化的大屠杀最恐怖的地方。

但是华沙的犹太人并没有坐以待毙。

历史上，1943年4月，华沙爆发了著名的“犹太隔离区起义”（Warsaw Getto Uprising）。

隔离区的地下犹太组织经过数月的准备和策划，对德国人进行了反击，但势单力薄螳臂当车，很快就被血腥地镇压，至少1万3000犹太人被残暴杀害，德国人焚烧了大片犹太街区。

影片中，钢琴家在工地上就结识一位反抗组织的成员，并通过采购土豆的机会帮助犹太反抗组织输送枪支，他们每天收工路上往隔离墙里面扔的手枪就是之后起义时用的。

后来，钢琴家辗转在朋友的帮助下住到隔离区对面的一栋楼上，一天他看见一群德国军人被隔离区里的枪炮袭击，后来德国人开来坦克报复，这就是1943年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的一角。

当然，原著和电影也记载了很多犹太人自己的劣迹，在整个族群遭遇迫害之时，照样有人一切向“钱”看。

钢琴家在餐厅演出时，两个犹太客人让他暂停演奏，原因是钢琴太吵，他们要听钱币的声音来判断真假；隔离区内由于物资短缺出现了走私，不惜让孩童们钻地洞去隔离墙外运东西，以至于有一次钢琴家看到一个小孩被卡下地洞里活活被那一头的德国兵打死；甚至到最后上火车，在广场上等待的间隙还有小孩穿梭着卖糖，一颗糖竟然要20兹罗提（波兰货币），老父亲气说“不知道这个时候还要钱做什么？

”。

同时，也有一些犹太人为了活命加入了德国人的行列，充当治安警察压迫自己的族人。

以上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人性也是扭曲的。

历史上，华沙城针对德军的第二次反抗发生在1944年，是波兰人的地下军事组织(号称“波兰国民军”，Polish Home Army)和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联合发动的，也就是著名的1944年华沙起义（Warsaw Uprising）。

全城联合起义时间是1944年8月1日下午5点，5点代号为W时间（即Warsaw时间）。

除了反抗德国之外，该起义也是为了阻挡苏联对华沙的控制，因为当时苏联红军已经达到华沙城外，波兰人想要自己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抢先发动了起义（波兰人对苏联的戒心由来已久，一战后苏联红军就入侵华沙未遂，可参看电影《华沙保卫战1920》）。

影片后来，钢琴家转移到德军医院对面的一栋居民楼躲藏，一天前来探望的女性朋友告诉钢琴家“我们波兰人也即将反抗”。

后来，一天他在窗台看到一群人袭击了德军医院，射杀了很多德国官兵，医院最后也被迫转移。

德军再次开来坦克对周边居民楼进行了疯狂扫射，钢琴家也差点一命呜呼，被迫躲进对面废弃的医院，这就是1944年华沙起义的一角。

这次起义也是欧洲战场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反抗运动（resistance movement）。

德国人困兽犹斗，起义遭到德军疯狂的反扑，希特勒扬言要把华沙从地球上彻底抹掉。

英法和苏联再次坐视不管，起义持续63天后最后失败，华沙城遭到毁灭性轰炸，85%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包括老城、王宫、教堂无一幸免。

华沙是二战中被毁灭最彻底的欧洲国家首都，同时造成15到20万平民丧生。

影片中德军用喷火抢进一步清理残军、焚毁建筑也是有历史照片记录在案的。

最后，钢琴家被火枪逼着逃出医院，来到一大片被炸毁的废墟，这就是遭德军毁城后的华沙街区。

关于1944年华沙起义，可以参看2014年上映的波兰电影《血浴华沙1944》（Miasto 44）。

由于苏联的打压，华沙起义在波兰共产主义时期一直被当局定性为一群政客自私自利的举动，华沙城就是毁他们的手上，很多起义军战士最后不是死于德军的枪炮而是死于苏联的大牢。

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新民选政府平反了该事件，在城市各处修建了纪念碑，还建造了专门的“华沙起义博物馆”。

现在每年的8月1日波兰举国都会进行纪念活动，下午五点钟声敲响，华沙全城默哀一分钟。

今年72周年的纪念活动，我正好在华沙起义纪念碑广场，观看了聚集的民众齐声高唱国歌，场面让人动容。

最后我们来说说那位德国军官。

虽然不如《辛德勒名单》那么震撼人心，但该德国军官的故事同样感人心脾，也是历史史实。

据后来的调查，他不仅救了钢琴家，还利用职务之便救过很多人。

他原本是德国一所学校的老师，也是好几个孩子的父亲。

影片中有个镜头是他在批阅文件，办公桌上就放着他和妻子孩子的合影。

他不仅喜欢音乐，在给钢琴家送食物时候，他还在包裹中特地放了一个开罐器，因为他之前看到钢琴家在砸一罐腌黄瓜（波兰人特别喜欢吃腌黄瓜），说明这位德国军官平日是多么温婉细腻充满人情味，战争的巨大机器让他成为其中一环，但情趣和人性未泯。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分析了纳粹德军的暴行，归结为一种“平庸的恶”。

简单地说，那些羞辱、殴打、屠杀犹太人的德国士兵脱下军装可能就是德国街头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平常百姓（关于德国人视角下的二战，可参看德国三集电视剧《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但是邪恶的体制赋予了他们作恶的机会，同时平庸的他们在结构性的恶面前失去了反思能力。

他们的存在本不是恶，而最终成为强大的作恶机器中的一环。

如果失去反思，这种“平庸的恶”也可能是你我。

但阿伦特没有提到的是，在“平庸的恶”之外也有一种“平庸的善”，虽然作为个体，我们无法一时改变强大的恶的体制和系统，但是在系统的某个微小环节上我们照样能够抱持那份“人性的善”。

我们是平庸的，但平庸和微小的善在极恶的环境下也可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就像这位德国军官，就像辛德勒，就像电影《窃听风暴》里的那位情报员。

“我们不是彼此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战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开头钢琴家在电台录音时弹奏的以及影片结尾在大剧院弹奏的都是肖邦的钢琴曲，而肖邦就是波兰人，他目前就葬在华沙著名的圣十字教堂。

教堂前有个雕像，耶稣基督弓身背着十字架，这个镜头在影片最开始的战前华沙街景中也出现过。

有感而发，希望对大家理解该影片有帮助，也期待大家补充。

中原狮子王2016年8月2日星期二 写于华沙至柏林的火车上

《钢琴家》题材的特殊性赋予其独特的听觉意义，甚至在观感重要性上超过了对于主要人物的表现。

本文从影片的听觉效果出发，先阐释该影片中的听觉符号化的合理性，再借由非符号化的解读，进行符号化的方针排列推出主题之一，最后通过阐释上述主题的非唯一性揭示观者的实际“在场”。

罗兰·波兰斯基执导的电影《钢琴家》根据犹太作曲家和钢琴家西皮尔曼的自传改编，描写了钢琴家在二战期间艰难的生存过程。

题材的特殊性赋予其独特的听觉意义，甚至在观感重要性上超过了对于主要人物的表现。

故本文将从影片的听觉效果出发，先阐释该影片中的听觉符号化的合理性，再借由非符号化的解读，进行符号化的方针排列推出主题之一，最后通过阐释上述主题的非唯一性揭示观者的实际“在场”。

电影《钢琴家》剧照一、声线：听觉符号化之可能电影艺术与文学文本的听觉观感不同点在于，文本中的声响必然借助想象或联想在读者脑中形成音感，而电影创设的是作为实体的听觉延伸出的审美空间。

与后者相比，文本呈现出双重的“摹写”，即由预设的听觉效果摹写情节意义，再到读者心理想象摹写作者端的声响。

二手的意涵再经二手化，便流失了相当程度的作为“原型”的意蕴，话语的意义由此变得含混、莫测。

而影视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尴尬，尽管也面临着衍生意蕴流失的遗憾。

即便如此，较之纯文本，这的确不失为一条更准确地通达读者理解能力的路径。

电影《钢琴家》在这点尤甚。

贯穿整部影片的感官元素之一便是听觉观感。

作为一部讲述音乐家（或音乐家群体）经历的作品，片中自然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听觉元素。

除人声、音乐声、炮火声等，还有代表休止意义的静默（空白音）。

毋庸置疑，在诸多声响之中，乐声成为较为一条明显的线索。

影片依次呈现肖邦《升C小调夜曲》《G小调第一叙事曲》《降A大调波兰舞曲》《华丽大波兰舞曲》，中间穿插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及其他配乐。

同时，作为线索的声响彼此碰撞，交锋，相互打断抑或同时存在。

既作为故事的主线，又在内部演绎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觉察听觉重叠背后的逻辑关联后，笔者基本确定将其符号化研究的合理性。

此时出现第二个问题——作为符号的听觉元素，在该片中应当以何种单位出现？

一个音符还是乐段，抑或相同调性之下的乐段集合？

在该片中，一个独立的乐段大致有三种结束方式——渐弱止、被打断或强行掩盖直至取代、自然结尾。

故作为一个可符号化的音乐元素时，既为了确保情感的连贯性与整体性，不能将音符看作一个单位；又因并非每个乐段都自然结束，不能以原曲乐段为单位。

故较为合理的方法是将某一特定场景下占主导的声音集合作为可符号化的最小单位。

二、幻听：非符号的叙述时间对于符号方阵的构造而言，非符号化的揣摩是符号化的前提，因其所起的心理作用通过感官直觉形成经验性感性杂多，再经综合提炼出更高层的“真理”。

在将听觉元素作为非符号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呈现者与观者通过这一媒介而发生的共振较之于符号化的阐释而言更加细腻、深刻。

幻听的心理意义也正在于此。

当然，在上述的情感基调分析之外，音乐与留白的意蕴远不止这些。

影片中较为突出的表现技法是幻听，分为三种形式——与叙述等长的生理幻听、节奏规训之下的心理幻听及视觉通感之下的延长幻听。

就艺术表现而言，在空间维度上，幻听起到场景传递的空间过渡作用，在连贯性上则通过感官的填充在观众的心理上造成叙述时间拉长的错觉。

首先是最为显著的生理幻听。

它集中于每一个表现西皮尔曼的手指摸索旋律的镜头中，如当他被藏入一间有钢琴的房间却因不能暴露自己而不得不保持安静时，他的手指在琴键上试探并悬空演奏，背景音乐便奏响他脑中幻听出的乐段。

当然，这只是最肤浅的意义上的幻听，在不造成过度的心理拉伸的情况下，此类幻听的意蕴解读空间也十分有限。

值得反复玩味的是节奏规训之下的心理幻听及视觉通感之下的延长幻听所产生的特殊心理效果。

在影片前半部分有一幕，纳粹随机挑出一排犹太人挨个枪毙。

所有人都在等待死亡。

前面的枪声几乎形成了恐怖的节奏——虽然“节奏”的规律控制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极度的窒息与怖惧，但本来如期爆发的最后一声枪响突然缺席——子弹恰好用尽。

于是更换弹夹的无节奏声响响起，继而举枪，对准，静止——在屏住呼吸的静默中，这短短的几秒的紧张感近乎胀破。

心理上的叙述时间远远大于影片实际播放的时间，正如“这短短的几秒，仿佛过了几个世纪”。

除此外，片中多用被拉长的短镜头，并用一段连续的背景音乐将其串接为一个整体。

由于在同一个乐段中包含数个视觉场景，所以听觉上也会产生一种被拉长、被快进的错觉。

这种错觉超越了此前纯粹心理上的时间感拉伸，同时与感官形成互动，这便是通感手法建构的听觉空间。

三、听觉：格雷马斯符号方阵在上述划分原则之下，整个叙事游戏中的角色清晰可辨。

其间的彼此对立关系适用于格雷马斯方阵。

“符号方阵”是格雷马斯根据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他将其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至四元，在完善逻辑结构的同时使得叙事分析更为丰富。

在影片开头，西皮尔曼在波兰电台演奏升C小调夜曲（片中反复出现的一首）时突然被炮火声打断，随即演播室被炸毁。

这一场景反映了影片中最尖锐的一组对立。

由于真正贯穿始终的是乐声，故将其看作X，那么与之冲突的炮火声作为反X。

通常，琴声的响起在片中宛若“一场秋雨一场寒”，呈现出流变着的、消逝着的存在性。

唯一一次反转在临近结尾，德国军官发现西皮尔曼，要求他弹奏，他弹奏了《G小调第一叙事曲》，这一举动使得钢琴家的音乐生命得以延长，此次演奏前后有大段的听觉留白——稀疏的对话密度，零背景音乐，没有炮火声。

休止反倒比感官的填充更让观众无处安放惴惴不安的情感，填充留白的是恐惧、猜疑、绝望。

这种基调既与枪炮声由一种直接因果相联系，又是静默之前德国军官演奏的《月光奏鸣曲》的接续。

不仅是时间上的接续，奏鸣曲与之后的静默同质——甚至可将“静默”看作奏鸣曲乐段渐弱后的一个部分，二者构成一个并不违和的整体，由此从情感线推出音乐同时所包蕴的上述复杂情绪。

这种情感可以被看作非X。

随着剧情的发展，最初的炮火声和音乐声对立之间加入越来越多的留白，直至最后被交响乐淹没。

音乐本身在恐惧中经历一波三折，最后艰难存活。

无论是濒死的恐惧还是每况愈下的境遇，都在乐声中被短暂地麻醉。

故从上述X、反X和非X推出，最终所呈现的非反X是音乐的生命力，这也是影片无意间呈现的主题之一。

四、主体：历史“在场”中的观者行文至此，若只得出“音乐生命力”这类难以令人兴奋的结论，总有些糖衣炮弹骗局后的失落与意犹未尽感——虽然这无法宣判这一结论的不合理性。

但显然，若将上文对于非X的选择看作唯一解，这篇短小的评论的价值便会骤然减半。

事实上，非X的多种可能性正在于叙事主体与片中西皮尔曼的“若即若离”，以及历史中真正在场者为观者这一事实。

作为自传所改编的影片，全片的视点主要来自于西皮尔曼——即借助他的立场对当前环境展开呈现与非道德性判断。

然而，视点的优先权无法证明实际的“在场”。

有一种客观的整体视点，以时代的某一定格时刻为对象，历史的主体性在非评判的冷眼旁观之中渐趋隐没，若不是被提前告知，事件的展开被浸没在未知的状态中——通过还原这种不确定性使观者“在场”。

事件中人物的“在场”与观者的“在场”碰撞出交错的场域——在其中，人性、艺术、道德一切了然，这便是价值同一性的体现场所，通过这一过程实现对于历史的理解。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历史是生存着的此在所特有的发生在时间中的演历；在格外强调的意义上被当作历史的则是：在共处中“过去了的”而却又’流传下来的’和继续起作用的演历。

”他的解读中至少有两层意思。

首先，历史是“此在的演历”。

海德格尔给出的“此在”定义是“除了其他可能的存在方式以外还能够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即“以存在者的方式领会存在着的东西”。

即历史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领会历史事实的存在者。

当然，这种领会也可以是瞬时的领会，即仅仅作为时间序列中的一个断点。

第二，历史是“生存着的此在”。

即这种“此在”的趋势一直延续到当下，并且不断自我更新。

第三，这是一种特有的发生在时间中的演历，相当于排除了在空间维度变化的可能。

空间上的延展本身不是历史，主体的变化是我们捕捉时间与“历史”的唯一途径。

若以这种视角重新审视，那么片中的西皮尔曼并非作为主体意义上的西皮尔曼而存在，而只是视点借代的一方，另一方是真正在场的观者——无论以何种意义在场。

在虚拟（还原）的历史时空与当下的振荡中，观者既借助西皮尔曼的身份向过往发问，又作为真正的旁观者在当下对其审视，在这种境况下，对于实质上摆脱西皮尔曼的音乐家身份的观者而言，音乐的生命力失去了西皮尔曼所赋予的主体意义，只能作为感官直觉上的体悟之一。

但这并不代表以音乐为落足点的解读失去了合理性。

正如上述非符号化的解读所说，恰是音乐与其他声响的伸缩变化，观者才能在最大限度内接受直观的发生，履行其作为真正在场者的审美职责。

五、回响：听觉叙事的余韵在上文中，听觉元素的符号化使得情节中的矛盾分析成为可能。

同时，正由于默认在场主体为西皮尔曼而进行的听觉采样，真正在场的观者主体在一定意义上被隐没。

然而，听觉叙事仍赋予了观者以不同于以往视觉叙事影片的心理张力与感官冲击。

同时，更为抽象的叙述方式提供了更多可供解读的声音意象，延伸了为具象叙事所遮蔽的意蕴，并在这种意义上使符号化的推理有更多的可能性。

若干年以前，当斯皮尔伯格将《辛德勒名单》的剧本交给波兰斯基的时候，他拒绝执导这部影片，因为这段历史对于他来说过于沉重，往事不堪回首。

若干年以后，他亲自选定了《钢琴师》的小说并将它搬上了银幕，因为他找到了一种力量，一种可以使他，使我们所有人走出灾难，却不仅仅是幸存的力量。

在电影的时空中，我们认识了这位波兰最出色的钢琴师。

他别无选择的将成为纳粹暴行的最直接受害者，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

他困惑，他不理解为什么会有战争，战死的犹太人和德国士兵一样的英勇，另一个英勇生命的泯灭不会为他们的死亡赋予意义，他们在为什么而死呢？

面对这个炼狱般的世界他最深刻的感受是恐惧和不解。

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类可以像掸掉身上的灰尘一样夺走另一个人类的生命，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也会变成一粒灰尘。

在这栋被轰炸的残缺不全的楼房废墟中，他遭遇了这位德国军官。

他冷峻的五官和结冰的眼神足可以使他成为纳粹最完美的形象代言人，他蓬乱的头发与粘连胡子足可以使他成为纳粹对犹太人的所有贬损最有力的证明；他一身整洁的军装靠在楼梯的栏杆上，他衣衫褴褛跛着脚正在试图撬开一罐酸黄瓜。

过于强烈的对比给与了他足够的从容和安全感，他没有掏出枪，而是聊天般的开始问话。

他知道了他是犹太人，是一位钢琴师，于是他让他弹了首曲子——楼房中有一架幸存的钢琴，而他来这就是为了弹琴的。

用这首钢琴曲，上帝拯救了他的生命和他的灵魂。

他活了下来，靠德国军官给与的食物和衣服。

而他，得到了全人类最真诚的谅解和谢意。

与其说这部影片是在描写二战，不如说它是在描写人性的灾难。

二战是或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已经不再重要，纳粹是或不是人性阴暗面最漆黑的代表更加无足轻重，因为面对灾难，我们别无选择，就像其他所有经历灾难的人类一样无辜和无助。

而最终拯救了我们的也绝不是所谓的正义的胜利。

正义是一个过于抽象和理性的概念，抽象和理性到可以被赋予任何行为——纳粹何尝不认为自己是正义在人间最光明的化身。

灾难是人类欲望最极端的爆发，战争与和平就像火山的活动与休眠一样交替上演。

我们的灵魂被困在肉体的欲望之中，只要它找不到可以释放自己的出口，灾难就永远不会消失。

那个出口是音乐，那个出口是一切崇高的人类艺术。

只有在这种释放中，我们才能使生命从平庸走向神圣，得到净化，获得安宁。

二战胜利以后，波兰犹太钢琴师Wladyslaw Szpilman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钢琴师》。

后被改编成电影，在还是遍地废墟的华沙开拍，片名叫《华沙鲁滨逊》。

后来被华沙政府改名为《不被征服的城市》，并在播出前加入华沙居民欢迎苏军进城的场面。

波兰裔法国导演波兰斯基，生在法国，父母是犹太人。

波兰斯基本人在战前回到波兰。

他的母亲死在犹太集中营，父亲幸存。

而他自己当年8岁，是从铁丝网的一个被绞开的洞逃出去，才侥倖活命。

某天，波兰斯基拿到了钢琴家Wladyslaw Szpilman的回忆录。

看到第一章时，他就觉得这个题材将成为他的新片。

正如波兰斯基所说“该片以令人吃惊的客观笔触描述了那段时期的真实情况，客观到了近乎冷酷和精确的地步。

书中波兰人有好有坏，犹太人有好有坏，德国人也有好有坏……”他希望他拍出来的影片最大可能地接近于事实，而不是那种典型的好莱坞风格电影。

钢琴家在允许波兰斯基拍摄后，合上眼睛，长眠在萧邦的乐曲里——2000年7月，他88岁，没能等到影片最终完成。

影片自始至终，都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感觉二战对波兰及波兰犹太人的伤害。

比如在Szpilman最初被隔离在犹太人小区的时候，当他看到走私食品的孩子被活活的打断脊椎骨而死去，眼神充满了无助和恐惧。

到了影片的结尾，看着一批批的犹太人在各种方式下死亡，这个时候，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任何多余的表情。

死神在这个时候，如同一个影子，随时出现，用各种方式表演关于死亡的一切。

他穿梭在其中，只是为了生存，生存。

他跪在德国纳粹的脚边，只是为了生存，生存。

如同影片中一个地下党人说的那样，“活着，要比死更难。

”影片中的人物对白极少，没有任何的英雄式言语。

对于帮助，或者被帮助，人们都用心灵做了最终的记录。

Szpilman几次被投靠纳粹的旧日故友所救，那不知道命运如何的发亡命财的人们，借Szpilman的名义四处敛财的革命党人，帮助Szpilman藏身的日尔曼人夫妇。

犹太人，有好有坏。

波兰人，有好有坏。

德国纳粹，有好有坏。

革命党人，有好有坏。

Szpilman本身为钢琴师，但影片本身却不是以音乐为主要的表现形式。

但音乐，却总在关健的时候起到对影片气氛进一步烘托的作用。

当Szpilman在咖啡馆里以钢琴为生，那个时候的Szpilman心不在焉，音乐，可有可无。

当Szpilman在藏身处看到一架钢琴，本能的坐在上面，然后，手指在键盘的上空开始划动，背景音乐响起，不弹即是弹。

音乐，在Szpilman的身上，更是一种生存的力量。

当Szpilman最后与德国军官面对面，弹起肖邦的《第四钢琴叙事曲》，从生疏到娴熟，从对生命的绝望到忘记生与死的距离，音乐，又是音乐，给了我们另一个永生之门。

它在和平时期娱乐娱人，战争时期娱情娱性。

将战争戾气化为一个人对生存的渴望。

活着，即是最伟大的胜利。

向最高贵的灵魂，致敬。

关于《The Pianist》的一些反思 1、关于犹太民族 二战期间，波兰华沙犹太人由50万剧减至6W。

就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而言，欧洲也一直都有将犹太民族做为异己进行迫害的传统。

从这一点上，与中华民族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什么是忘记？

什么是记忆？

二战时，我国同样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迫害。

从九一八开始，到南京大屠杀，已经成为了我们整个民族永远的伤痛。

但在《The Pianist》里面，却没有仇恨，没有呐喊，没有咒骂。

只有人性对于生存的渴望，对战争的宽恕。

他正视这一段历史，并将其用各种形式再现。

战后的犹太民族，对于二战期间的战犯，拿出巨额财产在全世界范围内通缉。

战后的犹太民族，用最短的时间，抚平伤口，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谁才是真正的强者。

2、关于爱 影片中有很多的爱。

比如亲情。

在Szpilman一家6口分吃一块糖的时候。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死亡，虽然他们卑微，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那块糖，却如同卡在我的咽喉处，让我久久无法发音。

再如爱情。

其实影片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战争爱情片。

漂亮的桃乐丝，对Szpilman充满了好感与崇拜。

但是没有。

等到逃亡的Szpilman再次遇到桃乐丝的时候，她身怀六甲，与丈夫一起帮助Szpilman，她挺着肚子，坐在房间里练大提琴。

Szpilman，始终没有任何的语言，只是站在外面静静的观看。

在战争面前，爱情是什么？

什么又是爱情？

记得有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最后，拍成了感情戏。

3、关于死亡与音乐 影片中的音乐，仔细的说起来，其实都是些很简单的音乐。

但就是这些简单的音乐，时刻与死亡面对。

Szpilman的手放在钢琴上，叫演奏。

当犹太劳力们在平安夜被迫唱起圣诞歌，他们表现的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希望。

Szpilman的手在键盘的上空快速的滑动，难道，不也是一首最出色的生命赞曲吗？

4、关于波兰斯基 本片导演波兰斯基一直都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他生在法国，父母为犹太人。

二战时期，他回到波兰。

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父亲和他幸存。

但对于那段亲身经历的过往，无疑是他一生的伤痛。

当年斯皮乐伯格邀请他拍著名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被他拒绝。

因为对他来说，这段历史太过于痛苦。

1969年，他的妻子沙郎.泰特被“梅森党”杀害，他本人却对此表现漠然。

后来他又卷入一场闹得鸡犬不宁的强奸案，虽然他极力否认，但是他在狱中服刑六个月，另加精神病医生的监护，最后他认为法官不会公正判决，而在候审期间逃跑，从而在1977年变成了美国在册的逃犯。

从此20年间，波兰斯基再没有回过美国。

一个亲身经历过的人，用如此冷静的镜头拍摄出了《The Pianist》,没有仇恨与报复，只是尽量的重现一段历史。

其身心所受的痛苦，非常人能体会。

5、关于生存 从此后，请重视任何的生存形式。

因为，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也只有活着，才能洗清“活着”的屈辱。

更是只有活着，才能永远的记得这一段历史。

这部电影有许多许多经典镜头：他翻墙回到犹太人居住的地方的时候，瘦削的身影走在毁坏在战争中的破败的楼房中间，这一幕据说是电影海报的镜头；男主角带着犹太人的五角袖章在酒吧为犹太人弹钢琴，这一幕是电影教材《认识电影》的封面。

男主角身上有一种固有的属于钢琴家的阴郁的气质。

除了这种气质，艾德里安•布洛迪不仅本身就会弹琴，最让人佩服的是他为了电影所做的努力，为了电影绝食减脂，影片最后躲在废弃的医院、楼房里寻找食物的瘦削程度真的让人感到无力。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演员该有的素养。

试问中国能数出几个颜艺俱佳的演员。

另外影片多处细节都能表现出影片制作的精致。

一个场景是犹太人们搬到固定的区域，粮食缺乏，路上有流浪汉抢夺一个妇人手中的食物，一不小心，罐子被打翻，粥从罐子里流出糊在湿湿的泥地上。

流浪汗二话不说就趴下舔干净泥粥混杂的地面。

看到这个场景真的佩服这些演员的职业操守。

另一个场景是男主角离开那件被反锁的房间想到街对面的医院的时候，医院门口的街上，我们还能看到以同样的姿势趴在地上的被射死的女人。

我相信喜欢这部电影的最难忘的是最后德国军官救助男主的片段。

个人以为这一情节才是助力这部电影成为经典的原因。

因为德国军官的帮助，让男主角的逃命不只一方面的躲藏，而是德军和犹太人双方面的努力，从中也更能感受到战争中参战者的思考和人性。

观影时候两次落泪都是他躲藏期间，遇到钢琴的镜头。

从打开钢琴却不敢抚摸键盘只能在空中弹琴，到饿到面黄肌瘦肌肉萎缩的时候还能在不知是敌是友的德国军官面前弹出强有力的《肖邦第一叙事曲》(Ballade No. 1 in G Minor, Op. 23)。

眼泪抑制不住。

电影主人公史标曼（艾德里安•布洛迪饰）是波兰一家电台的钢琴师。

二战即将爆发之时，他们全家被迫被赶进华沙的犹太区。

在战争的颠沛流离中，史标曼和家人被迫分离，天各一方，音信全无，而史标曼本人也受尽种种羞辱和折磨，他侥幸得到一位朋友的帮助，暂时有了藏身之处。

战争愈加猛烈，朋友不得不抛下他回老家寻得安全的住所养育儿女。

此时史标曼恶病缠身，却还要在搜捕中逃亡。

在废墟的阁楼上他遇见了一名德国军官，在军官的要求下他弹奏了钢琴曲。

美妙的琴声令德国军官萌发了恻隐之心，他暗暗帮助史标曼直到俄军解放波兰。

这部由斯普尔曼自传改编的奥斯卡最佳导演电影，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着神经。

每年几乎我都会翻看一遍，巧妙的运用现代主义的第三视觉出发，从个人的真实感受达到观众的视觉融合，从而对二战犹太人的经历有深刻的感受。

不过这一切都不是我不断翻看这部影片的原因，而是这部影片无法用单一的眼光去看待，其中包含了太多的信息，有对德国人的批斗，有对群体懦弱的痛恨，有对斯普尔曼的经历做出总结，有对自由民主的渴望，有太多太多的信息让我们挖掘，假若要做出什么总结，只能让别人好好把他看上那么四五遍。

布罗迪精彩的演出冲击着人们的道德底线。

对纳粹恶行的痛恨，对人性自私一面的可悲，对民族之间不团结的惊诧，以及对本民族现状的映射。

所有复杂的感情交错在一起，形成了这部影片的独特之处。

影片中插入了许多恰到好处的细节，增添了观看者对犹太人在二战时期受到的待遇有全面感受，同时把斯普尔曼这个角色的经历展现无余。

影片从1939年波兰被入侵开始，纷纷展现了波兰人各自为政的作风。

人们继续进出公园，与咖啡馆，休闲的生活没有被停止，原因只是他们相信德国只是针对犹太人进行报复，与自己无关。

而在4分钟时犹太人把希望寄托给法国、英国等国家，祈祷一切安好。

更把犹太人和波兰人那种懦弱的性格和群体无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纳粹时代，德国人认为笑是最无智慧的体现，而19分钟强迫人们跳舞，德国人大笑把德国人最愚蠢的一面表现出来，与犹太人的痛苦产生强烈对比，最大限度激发观看者的情绪。

44分钟女子问话而被瞬间击毙，犹太人们没有一点情绪波动，更把人们对他们的同情变为了痛恨。

46分钟到50分钟引用莎翁的名言，去表达犹太人的愤怒，而50万人却眼看着自己被屠杀而无动于衷，这更是人类史上对群体无智慧的一大痛击。

人性的懦弱，不敢出声的行为，只会让自己在生死的边缘堕入深渊。

布罗迪一句：stupid，stupid。

把痛恨升华到了极致。

57分钟的击杀他们时德国军官换弹壳的情节安排，延长了观者内心的那份紧张感，而被击毙者竟连求生欲望都不没了，只剩下安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

而1小时20分席皮尔曼看着起义的人们被残杀，开始懊悔自己该不该在墙的另一边与人们一起并肩作战，他内心的懊悔与痛苦，在布罗迪的演技下再次拷问了我的内心。

而这是波兰人开始受到不公的待遇，公车上被划分，生活的权利也被剥夺，在1小时28分那个波兰女人把自己的生活困境归结为犹太人的存在，他们无力去反抗德国人，唯有把痛恨转嫁到犹太人身上。

战争不断继续，波兰人也被迫背井离乡，直到2小时席皮尔曼遇到那个德国军官，德国军官对他的帮助，很大程度上讽刺着波兰人民，同时又把被虐者与虐待者之间那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表现出来，最大的挑逗着我们的传统思维。

观看整部影片，最让人受惊的不是德国人的恶行，而是人性的懦弱与自私。

在二战结束之后，有人拍了全世界第一部问答式记录片，其中问从0岁到70岁波兰人三个问题，你是谁；你现在在干嘛；你的愿望是什么。

其中回答最多的是我希望波兰人们能够团结起来，可见二战时期波兰人们对自己民族多么失望。

影片当中，波兰人民首先开始排挤波兰籍犹太人，禁止他们进入咖啡厅，之后犹太人开始提高物价，榨取自己民族人民的财富，甚有更多的犹太人加入了犹太人警察，揭发和打击自己民族的人儿。

他们都寻找站在权力的顶端，以求在乱世中保全自我。

讽刺的是最终他们都被毙杀，没有一丝财富留下。

一对发疯的夫妻在痛苦的世界中麻痹自己，发挥着啊Q精神在其中找到乐趣，既可笑又可悲。

40万的犹太人在自己的懦弱下一点一点被德国人蚕食，最终全灭。

席皮尔曼在过程中见证儿童被打死，犹太人间相互抢劫，工人同伴被枪毙，他的内心产生强烈的自责与无力感，他在集中营中被救出后撕心裂肺的痛哭，不仅是对家人分别的痛哭，更是对民族同胞被残杀后自己无力感的痛哭。

在逃离墙内生活后观看他们之间的战争，他拷问自己该不该与他们一起战斗。

似乎所有有良知的人都无法抛弃自己内心的正义。

好的电影总是可以让人与现实映射，而钢琴家映射地是提醒人们永远不要观看自身的利益而抛弃内心的良知与民族的生存。

映射到现实中来，我们似乎也存在在这样的环境中，只不过不在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迫害，而是党员们对非党员们的迫害。

人们为了获得权力，而靠近党组织，这些党员间对上层的害怕，把痛恨转嫁到下层人民中来，欺压着当地的人民百姓。

而尽干缺德之事的企业，不过也是这个体制下的受害者，人们却苦不堪言，甚至苦不敢言。

这种对政府的“溺爱”导致这个体制的形成，当资源被划分结束后，阶级的分层就完全形成，可幸的是我们不会被屠杀罢了。

人类光辉下的阴影我对于犹太人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类似于病友的感情，这可能是由于我们都在战乱中饱受痛苦。

看着关于犹太人屠杀的电影，我都不禁将其中的人种换成中国人，于是我总是以亲历者的身份观看这类电影，这样的观影体验带来更深的感触。

本片讲述的是一位钢琴家的故事，整部电影都带上了钢琴家独有的文艺浪漫的气质。

这种感觉来源于人物感情的表达，来源于配乐的运用，来源于色调的处理。

看完这部电影就像欣赏完一场古典音乐会，导演在舞台上优雅地表演，我们在台下仔细地聆听，周围除了音乐声之外没有半点杂音，当演出结束后，导演悄然离去，而我们还在默默回味。

导演客观冷静地向我们述说发生过的事情，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没有激烈的个人感情，没有煽动民族情绪。

他只是平静地展示那一段历史发生了什么，他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想表达什么。

这部电影更像是一部纪录片，记录一个人幸存的过程，导演没有向里面过多掺杂其他元素，事实上，这部电影也的确是真实故事改编。

电影对于残忍的场景从不逃避，血溅当场的镜头频频出现。

这样一部真实冷静的电影直接展露出血淋淋的现实，没有添油加醋，只是让人直面那段历史，让观影者能够从中独立思考而不受其他观念的影响。

有人说钢琴师能活下来只是靠运气，语气似乎极为不屑，可是在那样的战争年代，在那样窘迫的处境中，除了运气，普通人还能指望什么呢?运气在战争年代是如此的重要，其重要性超过以往的任何时刻。

生命脆弱无比，子弹、饥渴、寒冷、病菌，随便一样都能轻松地杀死上百人。

所以当德国军官救助了主角，主角向他道谢时，他说主角应该感谢的不是他而是上帝。

上帝就是运气的别名，感谢上帝正是感谢运气。

他能幸存下来就因为他命不该绝，没有那么多为什么，战争中人的生命早已不在自己手中。

就是因为这样生死难料的生活，人们才会感慨：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说到电影中的角色，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个人。

轮椅老人，救助主角的德国军官以及主角本人。

如果让我选出本片让我最震撼的场景，我会毫不犹豫地选轮椅老人惨死之景。

在隔离的犹太区里，一家人正准备享受晚餐，享受这不幸中罕有的安宁时刻，然而祸从天降，纳粹仅仅只是为了取乐就把他们全家屠杀了。

轮椅老人是第一个被杀的。

他当时坐在桌边，颤巍巍地准备吃晚餐，然后纳粹闯了进来。

纳粹要求所有人立刻站起来，他无助地看着腿下的轮椅，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弱小的手臂因为过度用力而颤抖，但他最终还是站不起来。

如果轮椅老人能站起来，那他还需要轮椅吗？

难道军官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他当然知道，然而他只是单纯地想要虐杀犹太人而已，理由并不重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于是，老人被纳粹推到阳台上，瘦小的身躯被纳粹提起来扔了下去。

他曾经回头看向他的家人，可他们却噤若寒蝉，低头看着地面，他希望他的家人来救他，可是家人只是看着。

是家人不想救他吗？

家人当然想救他，但是家人不敢，纳粹的残暴早已深入人心，遇到他们，像枪毙这样不受折磨的死亡可能还算是最好的结局。

如果这是纳粹第一次来骚扰他们，说不定他们还会奋起反抗，但是他们早已亲眼目睹过纳粹的暴行，知道反抗的结果只会更加凄惨，乖乖听话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于是犹太人就这样一直被压迫，他们怀着侥幸心理，对纳粹的人性尚存有一丝希望。

在电影中就有一个老犹太人曾说过不要暴力反抗，他想当然地以为纳粹是不会随便杀害他们的，毕竟他们也算是劳动力，还有利用价值。

他错了，纳粹一心只想要灭绝犹太人，只有反抗才能自救，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施暴者来决定是愚蠢的做法。

一味的顺服只会助长邪恶的气焰。

最终，这一家人都被纳粹屠杀了。

人类杀害动物是为了获取食物皮革，人类杀害人类却只是为了取乐，人类之间的杀戮远比对动物要残忍千万倍。

人性彻底释放后的疯狂让我震惊，人类不再敬畏生命，人命可能是那时最廉价的东西。

德国军官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导演没有因为他纳粹的身份就设定他同样也是个残暴的人。

不是纳粹就一定是残暴的，这才符合真正的现实情况，没有任何人是绝对邪恶或是绝对善良的。

他救助了主角，在被俘后他哀求主角的朋友，让主角来这里救他，但当主角来到时，只看到一片空荡荡的草地，后来电影提到他在苏联战俘营中死于1952年。

就电影中的表现而言，我觉得他是个可怜的人，甚至有些同情他，毕竟他救助了主角，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身为纳粹军官时做了什么事。

也许电影里他签的那几份文件中，就有一份是确认释放集中营毒气的，我们无从知晓。

如果当主角赶到时，他仍在那里，那么他到底值不值得去救呢？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这句话似乎可以用在他身上，只是有一点差别，雪花不能选择自己的位置，他却可以，他可以选择援助犹太人而不是当一名纳粹军官，可说不定他当军官是为了更好地援助犹太人呢？

我们又无从知晓。

我们不能因为他对主角一人的救助就认定他是善良的、值得原谅的，但是又不能因为他是个纳粹军官就直接判处他死刑。

他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又或者二者兼有?对于这一类人，我想只能通过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战后审判才能判断，可惜他没能等来这么一场审判就死于战俘营，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也随着他的死亡而成为秘密。

最后是主角，首先要评价演员的演技，我认为再多的褒扬、再多的赞美用在他身上也不为过。

他刚出场，除了钢琴家之外，我无法想象出他还能是什么其他的职业。

他的气质，他的神态，他的一言一行，尤其是他的双眼，让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当年的那个钢琴师，这部电影其实是当时真实的影像。

他饰演的钢琴家内敛含蓄又忧郁，在电影中他没有过多复杂的表情，眼睛替代了嘴巴，成为他思想表达的位置。

他的喜悦，他的悲伤，他的绝望，他的希望，他的一切内心感情都通过眼睛释放出来，这时，眼睛真的成了心灵的窗户。

这需要最顶级的演技才能通过眼睛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演员对人物性格的理解是那么透彻，对心理的把握是那么细腻，一切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少一分则呆板，多一分则浮夸，这样塑造出来的钢琴师的形象堪称荧幕经典。

扮演这个经典角色的演员，我们称赞其为影帝。

像钢琴师这种含蓄内敛的人，当他抑制不住嚎啕大哭时，说明他内心已经悲伤到了极点。

钢琴师本来要和家人一起乘上纳粹安排犹太人的火车，尽管那是一列通向死亡的火车，但能和家人一起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可是他却在上车过程中被人救了下来，他试图再次上车，但是为时已晚。

他失魂落魄地走在肮脏混乱、遍地死尸的大街上，周围一片死寂，因为所有犹太人都被抓走了，他边走边哭，号啕大哭。

虽然此时他的家人仍然在世，但是他知道，刚才已是永别了，陪伴多年的亲人再也无法相见，只有自己孤零零地苟且偷生了。

生离死别来得如此之快，事先毫无准备，谁能料到突然就只剩自己一人了?他的眼睛在那时变得黯淡无光，里面总是藏着黑暗和虚无。

这是钢琴师在电影里第一次感情爆发，也是最后一次。

在影片末尾，钢琴师的朋友对他说从来没有任何食物补给运向那列火车的目的地，言下之意便是那里已经无人生还，他的家人都已离世。

幸存下来的钢琴师听完之后没有流泪，只是坐在草地上，静静地看着夕阳落下，也许他后半生的眼泪都已经在上次流干了吧。

影片最后，他面无表情地弹奏着钢琴曲，他似乎更加沉默寡言了，我想是言语太过于苍白无力，无法承载如此沉重的痛苦，他只能通过钢琴曲才能稍微释放出一丝心灵的悲伤。

导演选取钢琴家作为主角也是耐人寻味。

钢琴音乐是人类光辉的美好体现，而战争屠杀表现了人类阴暗，二者的强烈对比让人觉得荒诞不经，简直荒谬到了极点。

在电影中，人类光辉最终挺过了那段人类史上最疯狂黑暗的时期，可在现实中，多少人类的光辉在黑暗时期熄灭了。

人类能创造出极其美好的事物，同时也能彻底毁灭这些美好。

光芒有多明亮，底下的阴影就有多黑暗。

只愿世界和平。

闭上眼，音符在我自己的世界鸣响。

其实对于音乐或是钢琴，我知之甚少，我始终是停留在一个好事者的身份去窥探而已，我没有高深的音乐素养，亦没有“曲有误周郎顾”的那份洒脱，我只是保持着欣赏的角度，当然也期待着因缘际会，某个环节后，我就找到走进去的门。

可能，机缘巧合，《钢琴家》是那扇门吧。

这是一部冗长的电影，两个半小时的凝神，是一种对期望的迫切悸动。

两个半小时里我不知道自己为之触动了多少次的心弦，但是，只要我看到席皮尔曼淡淡的蓝色眼睛，笃定的信念充盈，即使须发蓬松，衣衫褴褛，四肢枯槁，我又会平静下来，其实对待恐怖的最好办法就是忘记它的存在吧。

生命在那一刻似乎不是个复杂的命题，密密麻麻的一纸演下来，得出却只有一个单一的答案，活下去。

席皮尔曼是犹太籍的波兰钢琴家，每天通过波兰电台的声波传递他的音乐，但是，德国纳粹的炮火顷刻摧毁了他的家园，还有他的音乐天堂。

他在一瞬间失去了所有，仿如被置入一个虚无的空间，无限的大，世界远离你而继续演绎，只是你已经不是这出戏的演员。

出入的场所被限制，甚至街边的座椅，生命中的钢琴也被变卖，戴着卫星章与家人拘禁在隔离区，与家人分离，他用艺术的手在砖块间游离，抖擞着切霉变发芽的土豆，在纳粹的眼皮下昼伏夜行，如老鼠一般在残垣破壁之间瑟瑟抖动着伛偻的身躯。

人在生存也无法保证的前提下是没有艺术存在的必要的，萨特说，要填饱肚子，是人不能那么容易把自己看作上帝的原因。

所以我们能原谅一个艺术家托着艺术筹码换取生命的食粮。

他不是用祈求的眼神去博取，然而最后的心理底线，一如伶人是转瞬即逝的青春或是肉体，恪守仅仅的一丝信念，等待漫漫无期。

辗转逃离，音乐在灰色的怯意里消失殆尽。

那一刻，命运的书里匆匆写下，明天。

或许，我还有一个明天吧。

舒缓一口气，席皮尔曼合上眼睛，隔着空气，在琴键的上空弹奏起一曲，幽幽的，夹杂着喧嚣的炮火声，清晰的线条在他心里谱成旋律。

时隔了许久，归属于自己生命的道具怡然立在面前，推开盖，迅速摸索而去的手指，在即将接触的瞬间停滞，而后退缩，黑白琴键与干枯手指保持着微妙距离，是生存与死亡的距离，那么短暂，却在那一刻延伸的很长很长。

这是影片里一个让我记忆颇深的情节，不同于以后也不同于以前，人永远不是活在过去，也不是将来，仅仅是现在，残酷的现在，这是席皮尔曼的现在。

德国军官把心惊胆颤的席皮尔曼引到钢琴前，拖着崴脚，变形的手指又打开了盖，坐在它面前，席皮尔曼犹豫了，恍如隔世，你还记得曾经吗。

埋着头，手掌抱成一团来回搓动，原来凌乱的不是我的肉体，而是我的灵魂。

脏乱的头发遮住了他的眼睛，当他抬头我看不到，我只看到胆怯的手指终于冲破隔阂，耀眼的白光掠过他的头，倾泻满满的琴键，还有德国军官的心。

席皮尔曼坐在钢琴前，他还是钢琴家，只是他形容枯槁，只是他指法生疏，只是钢琴上放着他生存下去的唯一寄托，褪去包装层，泛着银光的一个罐头，可怜楚楚，摆在一角，还有一件不合时宜的德国军服和军帽，多有心思的构图，导演要告诉我们的，他的琴声实在装载不起，对于他来说，这一刻弹奏的可能就是下一刻赴死所吟唱的挽歌。

最后，席皮尔曼，一袭黑色的燕尾礼服，蓬头渣须早已不见，洁白的领结托起一个高傲的下巴，娴熟的手指来回穿梭，那一刻，我记住了那双手，它曾经沾染泥土和冰冷的味道，但是它没有因此而废黜，它重生了，于它是重生，于席皮尔曼可能只是一个起落，向另一个高点迸发。

导演波兰斯基，人生中也有过在纳粹的阴云下藏匿逃命的经历，他拒绝过《辛德勒的名单》，因为那里有他童年的阴影，我们佩服他面对过去的勇气，因此在《钢琴家》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在屈辱里坚强活着的席皮尔曼，还有一个波兰斯基。

影片取材的是真实的故事，波兰钢琴家席皮尔曼的自传体小说结合导演自身的感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次生命的历练。

用生命演绎出，我们的时代，无法给与我们的。

电影落幕，钢琴声也戛然而止，但是那一双写满生命痕迹的手，始终在我脑海来回，闭上眼，音乐在我自己的世界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