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

德国人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有足够反思的诚意，因此他们最擅长把意识形态的反思和电影艺术融合起来。

《浪潮》是又一次自我反思的范例，一个虚构的集权主义如何进入现实并最终被现实所击碎，然而集权主义是德国现实真正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话语吗？

《浪潮》是否是一次突破意识形态幻象的成功尝试，或者恰恰相反，但我们自以为走出意识形态的时候，我们正好被意识形态化了？

文格尔式的集权主义是对法西斯主义、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社会的模仿。

“文格尔先生”象征着领袖，统一的手势制服象征着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统治，内部团结和排外象征着极端民族主义——这一切符合人们对典型意识形态的全部想象，但仅仅是“虚幻的想象”。

文格尔式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正是因为它太像意识形态了。

而忽视了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社会，真正的意识形态，恰恰是以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为内核的。

意识形态的作用，并不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变成了非人，恰恰相反，当我们说意识形态不是一切，在意识形态的面具下我们仍然能保持自我的时候，才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时候。

所以当文格尔先生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观众就有了不好的预感，我们之所以没有被他的幻象所感染，正是因为他缺乏真正的意识形态效用。

文格尔先生建立的是一个伪意识形态模型，它能控制电影里的学生，但却不能控制电影前的观众，而真正需要走出意识形态的恰恰是我们。

意识形态的成功运作要求同它表面结构保持一定距离，而亦步亦趋的认同最终只会毁了意识形态大厦。

这也就是电影里蒂姆的命运，他对“浪潮”无限忠诚，但他每次活动中的虔诚表现，却只会引来观众的笑声——正是因为他太接近意识形态了，反而把观众拉的更远。

而与此相反的是卡罗，她从开始就意识到了“浪潮”的悲剧结果，并做出了多次尝试意图挽救，那么真正把人们唤醒的是始终站在对立面的卡罗吗？

答案却正好相反。

卡罗确实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她没有也不可能摧毁“浪潮”。

反而是她的批判，激起浪潮成员一致的对抗——这又是一个“意识形态以其自我批判为内核”的证据。

当“浪潮”面临外部的阻力时，正是它更加强大的时候，因为意识形态的成员更乐意“畅游在集体意识之中”，使自己成为超自然实体的一部分。

真正导致“浪潮”瓦解的，反而是其内部，是最忠诚于浪潮的蒂姆，一手瓦解了浪潮。

他直接的、完全的对意识形态机器的认同最终导致了死亡。

而他的死亡，揭穿了整个幻象的无意义本质，瓦解了“浪潮”。

让我们走到课堂以外，走到上课之前，在“浪潮”的伪意识形态前，什么是青年人的真实生活？

狂欢、毒品、完全的癫狂状态、孤立的个体、无意义生活••••••这恰恰才是一直在发生着的真实的意识形态——在我们的后现代社会中，各种能指围绕着无意义中心运动，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通过提供无限的剩余快感对个体进行符号化。

之所以说文格尔的思想实验并不构成对现实的完全批判，并不是站在对立面的意识形态本体，正是因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格尔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现实的意识形态默许下进行的。

正如之前反复强调的一样，“意识形态包含着反意识形态内核”，它永远不担心文格尔的“浪潮”会冲垮社会结构，因为浪潮的结果，不正是青年人重新回到无意义的生活中了吗？

从另一个角度讲，“浪潮”反而成了替罪羊：蒂姆的死被归结于集权主义的失败尝试，但事实上，即使没有浪潮，无意义、孤僻的生活被推演到极端，不同样是死亡吗？

当我们都在说“浪潮”过于激进的行为时，我们有没有想过，“浪潮”的失败也许正是因为它不够极端呢？

它不能把对现实的批判进行到底，反而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

让我们看看电影的结尾吧，青年人失落的从大礼堂走出，外面等待他们的是摄像机和记者——这是真正的意识形态，冷漠着注视着一次穿越幻象的失败，并重新把所有人纳入其中，包括银幕前的观众，正像我们从未逃离过一样。

by刘小Y2008年年底，一部名为《浪潮》的影片如同浪潮一般席卷了观众。

影片基于1967年美国加州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德国人把独裁体制这一敏感的主题搬到了曾经以第三帝国闻名的国度，既是一种反思，也是一种警示，或许，还有一丝解释德国人当年造成的恐怖并非全民族的疯狂的微妙意味。

历史学家福山认为：民主制度已经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终极了，也因此可以说，人类历史已经终结。

（《历史的终结》）。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这部影片向我们揭示了极权主义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任何群体中都有可能被煽动。

它有着深刻的心理基础，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潜藏在人性之中，只要人性永恒，人类的历史就不会终结，它将摇摆于民主与极权的永恒张力中。

一、文格尔先生和他的学生究竟塑造了什么？

影片讲述的是一位高中老师的大胆试验。

文格尔被无奈地分配到教授“独裁统治”课程，面对这一看似已经过时且了无生趣的主题，文格尔一开始就受到了学生们的挑战：“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面对这一群早已远离了二战影响的、不满足于道德说教的当代青年，文格尔展开了一项大胆的实验，让学生们切身体会一下独裁政体的产生。

于是一个纳粹速成班开始了它的实验课程，显然它的惊人效果显然不是通过文格尔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第一天，关键词：“纪律铸造力量”。

文格尔开始像个独裁者一样发号施令。

排定教室座位，坐姿要抬头挺胸，发言要起立站直，回答要简短明确，称呼老师要用尊称……影片的成功之处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通过学生的不同个性，尽可能地对真实社会进行了模拟，增添了影片的说服力。

文格尔宣布他的纪律之后，很快，教室中就出现了持不同意见者。

有得表现出嘲讽，有的一贯的叛逆继续着抗命不遵而被赶出教室。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服从了命令。

更有甚者，Tim在下课后依然保持着对文格尔的这一称呼，显然这已经超出了课程实验的范围，可是当时的文格尔沉浸在成功以及被景仰的喜悦之中，并没有做出过多的反映，这是Tim悲剧的开端。

第二天，关键词：“团结力量大”。

文格尔指示学生们统一服装，这是在他前一天晚上研读《制服》一书之后提出的，他充分意识到了制服对于一个独裁政体的重要性。

制服是最容易统一的，它是专制主义最初的外在符号，拥有隔绝和区分的双重功能。

制服带来的是整齐划一，同学们有了统一的身份标识，从此变得和其他人不一样，因为他们是一个群体。

人类是“群体动物”，这一特征激发了对异己的本能排斥，以及对同类的互助与支持。

这个小团体初步展现力量是他们让楼下无政府主义课堂“吃点灰“，从他们兴奋的表情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些集体主义带来的魅力。

第三天，关键词：“行动铸造力量”。

这天的活动是学生们自己完成了对这场活动的命名。

与独裁比起来，反倒更像是议会政治。

在活动正式确定名称为“浪潮”后，学生们教室里为“浪潮”未来的发展，展开了热烈而愉快的讨论，一幅迷人的愿景在慢慢展开。

学生们已经被发动起来了。

“浪潮”开始走出教室，广泛招募成员，私自占领地盘；晚上，所有人一起行动，将“浪潮”的标识喷满了城市的大街小巷……从这一天开始，可以看作是团体成员的自觉，文格尔并没有下达这样疯狂的指示，体会到集体魅力的学生逐渐陷入狂热，并且吸引了更多人参与进来。

第四天，关键词：手势。

“浪潮”的手势是学生自发创造出的，渐渐的，文格尔由一个实际行动的领导地位变成了一个精神领袖，他在课上讲了什么已经无关紧要。

团体成员用这个手势来区分他人的立场，不做手势的人甚至不被允许出入学校。

“浪潮”由一个小众团体扩展成为企图影响所有人的强迫行为。

Tim在受到当地黑社会威胁的时候掏出了手枪，这是实验向暴力化发展的一步，在不知不觉中专制与暴力结合，集体的魅力已经发展成了集体的恐怖。

第五天，文格尔终于意识到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想象的范围，他能够阻止水球比赛队员们的打斗，却无法阻止看台上乱成一团的观众。

Tim提出做他的保镖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哭笑不得的麻烦。

学校、家庭、家长都在给他施压，是时候做出终结。

文格尔通知所有人周六在学校礼堂集会，上“独裁政治”的最后一课。

第六天，中午十二点，学校礼堂人满为患。

来的人远远比想象得要多。

在一场极富煽动性的演讲之后，果不其然，台下群情激昂。

“叛徒”被揪到了台上。

此时，人们的情绪达到顶峰。

“我们怎么处置他？

”前一秒还在鼎沸的人群瞬间冷却下来。

文格尔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浪潮，解散。

”Tim陷入了崩溃，开枪杀死一名同学后饮弹自尽。

文格尔看似绝妙的教育依然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这个发人深省的真理付出的代价太高昂。

这一周时间里，“浪潮”的成员们经历了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和对不同声音的极端排斥。

这一切的发展看似那么自然，人心最难做到的莫过于防微杜渐。

称呼的接受，白衬衣的接受，“浪潮”手势的接受……花样是层出不穷的，而且毫无原则可循，反对则被排斥。

就如同吹一个肥皂泡，一点一点增大，最后文格尔用祭祀似的一幕将专制主义扩展到极致，泡沫破灭了，人们才意识到之前的举动是多么疯狂，与纳粹是多么相像。

然而文格尔和他的学生所制造的，真的是纳粹吗？

二、真的纳粹是怎样被建构的？

只要稍微了解二战历史的人都对纳粹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些整齐划一的制服，排山倒海的举臂礼，他极具煽动性的演讲，纳粹的党旗以及“希特勒万岁”的口号如梦魇般存在于人类记忆中。

这些符号和影片中的一些场景是多么相似，特别是在浪潮手势的那一幕，我仿佛看见了一个新纳粹的诞生。

但是文格尔先生的实验却始终没有让我担心这些学生会真的走上独裁之路，因为它缺少纳粹的实质——特定意识形态。

德国纳粹党的崛起伴随着坚实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柱。

追溯历史，德国的极权主义政治起源于人们对现状的强烈不满，经历了一战战败的屈辱和大萧条，整个民族有着共同的虚弱感。

斯大林的名言“落后就要挨打”典型地说出了这种心态：一定要不计代价地追求力量。

正是因为软弱，所以才要加倍补偿，一个有着深深的受害者心理的人，总是更渴望权力，并随时准备以狂暴对付任何轻微的伤害。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提到：为了排遣这种折磨人的软弱感，就必须有一个替罪羊，一个想象的敌人，以便可以将所有的罪孽和过错都推到它头上，要求它为一切负责不幸。

希特勒的纳粹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这样一种坚实的民主主义反犹情绪，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纲领，再激情的煽动演讲，再整齐划一的制服和标语都是不能造成极权主义的。

《浪潮》只为我们揭示了极权政治形成的某些浅层的心理基础（还不是全部）以及它形成过程中的外在符号，文格尔先生的实验没有一个内在的精神纲领，一切都在一种游戏式的符号化中构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能够“席卷全国”的组织是不可能的。

然而只做到这一步的“浪潮”已经足够发人深省，极权政治的魅影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如果我们不防微杜渐，导向对虚构世界毫不动摇的信念、藐视个人作为个体的价值和尊严的社会心理一旦生成，恐怕极权组织真的可能浪袭世界，最终导致全面的对社会的控制和对自由的窒息。

三、集体主义：道德楷模还是洪水猛兽？

集体主义在中国一直是受到推崇的，它被视为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然而西方人对于集体主义却是忧心忡忡。

对奥运会开幕式的大型表演CNN的主持人只评价了一个词：“Awesome”。

Awesome表示叹为观止，可是它由awe（敬畏，惊惧的）和some组成，本身就有让人惊恐的意味。

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为惧，当每个人都组成集体的某个机理时，集体主义是最有力的，也是最可怕的。

我们可以将集体主义分为两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集体主义与特权领导下的集体主义。

前者类似于大型团体操，每个个体都是独立平等的，但是能够完成令人惊叹的表演，这种绝对的平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很难实现。

后者在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存在，在不平等状况下，集体主义更容易成为集体的领导层侵犯集体内的无权力人士个人利益的一种工具。

事实上几乎所有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在集体主义的大旗下侵犯甚至剥夺集体内个体的一切可以被侵犯的利益。

这样发展下去，集体主义就变成了极权主义。

当极权主义与暴力相结合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就诞生了，集体的强大力量衍生成集体暴力，对集体之外的人的权利与自由进行粗暴地干涉。

在集体暴力中，个人意志被集体意志取代，任何人的所作所为从另一个方面看，可能是一种尽职尽忠的行为。

如果文格尔在中国，又恰好出现在《看上去很美》之中，那么他一定会被评为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

艾希曼以及其他残害犹太人的盖世太保，是不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阿伦特则认为，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在集体暴力中，个人迷失了自我，暴力反而成为一种所有人积极去争取的行为，就如同当年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与其投降后温顺的行为之鲜明对比。

这里我并不是在为侵华日军辩护，只想强调极权主义与集体暴力的可怕性。

四、极权主义之下的个人选择如果我们不幸已经生活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该如何进行个人选择呢？

影片中各种人物形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

人类普遍存在的心态之一便是从众心理，一个孩子最怕的是被其它玩伴孤立，一个成人如果被他人视为空气则生不如死。

孤立是加入极权团体的原因，亦是极权的有力武器，这也反映了极权的魅力与恐怖。

不加入即被消灭，极权问每个人：你选择加入还是反抗？

极权主义的规律使得要向独立于两者之外，几乎是不可能的。

选择加入的，即那些属于“浪潮”的学生，加入后“尽职”的是Tim。

选择反抗的如同Karo，以及在前三天选择退出课堂的学生。

无法妄想轻易逃离极权，当极权形成，谁也逃不脱。

这里我又联想到乔治奥威尔的《1984》，他做了一个政治预言，世界无时无地都在“老大哥”那双可怖的眼睛的监视之下，主人公别无选择，无处可逃。

这样的设想令人陷入恐慌之中，至少我还想不出一个稳妥的答案，如何在极权的世界里保全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在没有好的答案之前，我想人们能做到的，只有用各种对抗性制度来预防极权的发生。

熊培云：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评《浪潮》今日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也正在试图从"后极权"的坑坑洼洼中走出。

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当历史翻过黑暗的一页，过去那个血腥而愚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么？

世界离独裁有多远？

35岁的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Dennis Gansel)透过他杰出的电影《浪潮》(Die Welle)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1. 纳粹速成班 汽车摇摇摆摆，车外人来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轻松而热烈的摇滚音乐中开场。

这是一所普通的德国中学，主人公赖纳•文格尔(Rainer Wenger)是该校一位老师。

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老师抢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无回旋余地，文格尔只能硬着头皮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主讲他并不喜欢的"独裁统治"。

故事就这样围绕着接下来的一周展开： 星期一。

文格尔来到教室时，教室里一片自由散漫的气氛。

显然，文格尔并不适应这个课堂以及他将要讲的课。

"如果我是你们会去上无政府主义的课，而不是听这倒霉的独裁统治。

" 这是他的开场白。

当他将"Autokratie"（独裁统治）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仍在看闲书、发短信，东倒西歪，以至于文格尔不得不停下来希望大家"给点反应"、"好歹这一周要打发过去。

"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经心地讨论独裁统治时，文格尔陷入了深思。

显然，他并不相信学生们所说的"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

"或"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

"课间休息后，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准备做一个试验，让学生们体会独裁的魅力。

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就是"纪律性"。

通过口头投票，最后文格尔成为课堂上的"元首"。

接下来他要纠正大家的坐姿，而且发言时必须站立，必须尊称他"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

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时正襟而坐的学生们向他齐呼"早安，文格尔先生"。

"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

"这节课，文格尔要求大家站起来像军人一样踏步，"感觉所有人都融为一体，这就是集体的力量"。

而且，踏步的另一个目的是，一起将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踩在脚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上的灰"。

显然，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试图给"独裁班"的学生们一种优越感-- "无论表现怎样，我们这个班也比楼下的'无政府主义班'要好"。

接下来，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一种廉价的白上衣与牛仔裤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

课堂上，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她的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

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

上学路上，她的男友在说她"自私"，而现在文格尔几乎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也不和她讨论，并视之为异类与不合作者。

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个名字，最后"浪潮"从"恐怖小组"、"梦想家俱乐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

红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变革者"无人响应。

这节课还定下了"浪潮"的标志。

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浪潮标志。

星期四。

在"浪潮"组织中获得归属感的成员们的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

课上有人动议，既然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手势，浪潮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

这是一个右手在胸前划波浪的手势。

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浪潮"，并以是否做这个手势与他人划分界线。

甚至连卡罗年轻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进来，甘愿为"浪潮"把门，凡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都不许进学校。

卡罗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她奉劝文格尔立即中止这个游戏，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星期五。

课程接近尾声，文格尔希望大家将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

文格尔激进的教学方式同时受到来自校方与家庭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因为情绪失控而掌掴女友卡罗的马尔科后悔不已，乞求文格尔能中止这一切，并指责这所谓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的一套。

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

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如期漂亮的结尾。

当晚，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文格尔发来的一条短信：事关"浪潮"的将来，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

星期六。

学校礼堂。

文格尔让学生关闭了礼堂。

在选读了几篇学生们关于"浪潮"的体会后，文格尔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并煽动学生们将其间提出异议的马尔科揪上台来。

在一片"叛徒！

叛徒！

"的高呼声中，马尔科被争先恐后的学生们举到了台上，以接受惩罚。

事情本来到此为止，接下来文格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并宣布独裁实验结束，"浪潮"从此解散！

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着文格尔的意愿发展下去。

狂热分子蒂姆拔出了从网上购得的手枪，乞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

"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背叛，即使文格尔也不成。

电影由此进入高潮，蒂姆枪杀了一位同学并在绝望中吞枪自尽，重重地倒了下去。

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纳粹速成班"的故事。

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顺理成章。

2. 蒂姆是一个隐喻 《浪潮》是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位学生向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

"对此，琼斯不知道如何回答。

之后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

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

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

而且，不出琼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实验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

五天以后，当几百名学生在礼堂里伸出手臂向琼斯致以崇高的"浪潮"问候礼时，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许正是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1934）中记录的德国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

不过一切还好，琼斯最后控制了局势，戛然而止--"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 在最后的聚会上，琼斯接下来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

琼斯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

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

相较琼斯的教学实验来说，《浪潮》的结局显然更富戏剧性，残酷的陡转让你不得不认为导演甘赛尔从《死亡诗社》的结尾中获得灵感。

尽管这种剧烈的冲突招致一些批评。

但在我看来，狂热者蒂姆（Tim）的出场，恰恰是《浪潮》区别乃至超越琼斯教学实验之关键所在。

我甚至认为，从影片所要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浪潮》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文格尔，不如说是蒂姆。

蒂姆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学校更是经常被人欺负，被人称作"软脚虾"。

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围能有几个"兄弟"。

为此，他经常给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并在后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讨好说："是送你们的，我们是兄弟。

"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把他这个窝囊鬼当兄弟。

对于为什么加入"浪潮"，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理由。

显然，对于蒂姆来说，"浪潮"更意味着一种梦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后来握在手里的手枪一样。

文格尔的介入与"浪潮"的成立，显然给一直处于"校园底层"的蒂姆的生活带来转机。

而且，他竟是那样全心全意，甘于冒险犯难。

为了制服，他焚毁了家里所有名牌上衣。

制服的确给蒂姆带来一种神奇的力量感。

当他被欺负时，他开始试着反抗，而与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员也走过来保护了他。

因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觉自己不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龙的一部分。

在喷涂"浪潮"标记时，他不顾危险爬上市政府大楼。

他不仅用假手枪吓退了寻衅斗殴者，甚至自告奋勇要为"元首"文格尔的保镖，弄得文格尔莫明其妙。

蒂姆诚心诚意地想维护"浪潮"的坚固，要光大它的荣耀。

在他看来"浪潮"就是他梦想中的帝国，而文格尔先生就是能为他引领未来的领袖。

了解了蒂姆的这种近于迷狂的心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后会拔枪。

从中也不难发现，在类似"浪潮"的组织中，加入组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绑架的过程。

它提倡以组织的名义消灭异类，却不允许成员主动退出，因为主动退出对于组织而言是一种不可控的行为。

文格尔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

当他像赵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应允，而不能主动退出。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

"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一个人信仰乌托邦并非恶，真正的恶是这种乌托邦被赋予魔力，从而具有进攻性。

显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个隐喻，被革命唤醒的怪兽，被科学家创造的弗兰克斯坦，抑或其他。

"浪潮"使蒂姆获得了"新生"，他的成长远远超出了文格尔所能控制的范围。

组织之我的成长，同时意味着个体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纳粹速成班"不仅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微缩的纳粹德国，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学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

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个体被集体化如何被异化。

在第一节课上，当被问及"独裁统治的基础是什么？

"学生们回答包括意识形态、控制、监视、一位元首等等。

同样，高失业率与社会不公、通货膨胀、政治信用破产、民族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独裁的诞生。

不过，这都是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当这一切变成一种日常的和风细雨时，"浪潮"成员们似乎都失去了警觉，而是沉醉于他们的同志友爱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有关独裁的典型元素：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与言论自由的取消，一个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类似黑话的手势，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利他名义下的强迫，对未来利益的许诺，标榜团结的仪式，归属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仅是一个平等的集体，也是一个健康的集体，站起来回答问题首先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

星期六的会场上，当文格尔指责马尔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时，旁边一位女生称马尔科"已经被传染了"。

在他们看来，谁反对浪潮谁就是瘟疫。

只有拥护"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

为了维持这种健康，文格尔在演讲中指责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输家，政治家根本是经济的傀儡。

"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

此时此地，我们要创造历史。

从现在开始，浪潮将席卷全国，谁阻止它，浪潮就将它吞噬。

"也正是这个原因，觉醒者马尔科被当作敌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关于为什么加入并沉醉于"浪潮"，文格尔选读了学生们的部分感想： "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

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

""从前我总是惹事生非，'浪潮'让我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足够了。

""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愿为此重新做人。

" 然而，这种平等，正如托克维尔在1848年的一篇演讲中所提到的："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

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

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 一词毫无共同之处。

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显而易见，浪潮寻求平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通向奴役之路的过程。

正如文格尔最后打开谜底时所说的："你们还记得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吗，独裁统治是否会实现，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义。

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队在这个集体之外，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

""浪潮"本是个中性词，当它成为一种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恶。

4. 人性没有终结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时，一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

"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著名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阿伦特发现了一种基于日常服从的恶。

也就是说，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 "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为此，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74年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请一批实验志愿者在一群实验组织者--心理学家们的监督下，考察一群被实验对象的单词记忆能力。

每个实验对象的身体被联接到一根电击棒上，电击棒由志愿者们操控，被实验对象每次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要对他进行电击一次，电压强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达到300伏。

实验过程中，很多被实验对象在高压电流的刺激下，反复挣扎，发出惨叫，请求停止试验，当时情形如同梦魇，按照一般人的逻辑，目睹被实验对象的种种挣扎，很多志愿者会一定会停止电击，放弃实验。

然而事实是，所有志愿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来，其余全部完成了实验，也就是说，对被实验对象都实施了电击，最高达到450伏。

也就是权威在场时，人们会服从权威，即使作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不安。

当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夺池、遍地开花时，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

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然而，即便如此，谁也不能打保票说，人类可以坐享民主之成，从此一劳永逸，因为"人性没有终结"，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

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

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屡屡读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

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发生一起内衣丢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桩恶劣的校园暴力案件。

10个女生围住另一位不停殴打，有人向她头上浇淋吃剩的方便面汤，有人在她脸上用眉笔写字。

更为恶劣的是，甚至当着男生的面，这些人强迫这位女生脱下裤子暴露下身，并用手机拍下施暴与受辱的照片和视频...... 谁能想象，这些恶正是被视为善与美的象征的女人干的。

我曾经说，没有底线地合群，人类会走向疯癫。

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也都有灌溉独裁的潜力。

只要条件成熟，这一切难免会与一种恶的集体主义里应外合，长出独裁的恶之花。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

就在试验结束之时，罗恩•琼斯对他的学生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

期待值太高，看了一句话影评“一个中学教师通过一个实验在自己班上复苏了纳粹主义”，多有意思的题材啊，于是屁颠屁颠地跑来看电影，结果这个导演在整个电影就是空洞地背诵着“一个中学教师通过一个实验在自己班上复苏了纳粹主义”，学生的心理变化过程一点说服力也没有，还有几幕恍惚让我穿越到了美国三流青春偶像电影，于是我只能期待重拍。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

熊培云一群大学生，衣着时尚，思想现代，老师问他们：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重演，对不对？

学生非常肯定地说：绝不可能，缺乏民众基础。

对于独裁这个问题，每个年轻人如同我们，大都抱着一脸无聊、淡漠，鄙夷的态度，对啊，我们学了这么多，怎么会钻进这个历史圈套。

老师笑笑：我们来体验一周的独裁。

一周后，这些学习过独立民主自强的学生都被洗脑了。

这个过程甚至是透明度的，连安利大法好都没有用。

一开始只是统一了衣服，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标志，接着我们要遵守同一原则——同进同退，再然后我们排斥所有集体以外的个人，最后就是集体主义大过天了——不惜一切手段惩罚所有的反对者。

集体意志最后越过了社会常识，践踏了道德底线。

更可怕的是这不是一个杜撰的故事，取材于社会事件。

把一群接受过高等教育、崇尚平等和自由的大学生集体洗脑成法西斯狂热分子，只要五天。

这让人想起了中国文化倒退的10年。

年轻人其实大都无法理解那种时代的错误。

那个年代的人其实并不是比我们更蠢。

时代下的风气，是每个人都未能幸免的。

我们不过是洪流中一朵浪花。

抗拒所有困难，面对时代的浪潮作出逆行姿态，能有几人做到？

我们生活在先进的21世纪，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判断力，可是依然不能免于被洗脑，我们总觉得自己足够聪明，经验足够丰富。

然而当专制和强迫换了一件外衣，大多数人就认不出来了。

在集体主义大于一切，少数服从多数的根深蒂固的理念指导下。

我们常常会放弃做自己，违心地做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或者兴致高昂地做一个强大集体的一部分。

因我们对错误的认识从来也不够深刻，所以历史总是重演。

自由可贵吗？

那些支持希特勒的青年说：“感谢免于自由的自由。

”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的人把脑子交给集体，才会安心。

自由可贵吗？

当我们的自尊心、自信心跌倒谷底，当我们心底某部分溃散，当我们失去一种安全感，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这种如同丧家之犬的自由又有什么用。

自由可贵吗？

可我更想伟大。

我们要追求最正确最宏大的价值观。

集体主义的“大”，硬生生碾压一个独立个体的“小”。

当我们对某一种社会认同过于追求时，我们会轻易放弃自由，丢弃作为一个个体的尊严，我们会做出荒唐的决定，会为集体利益鞠躬尽瘁。

即使这个集体除了能给予我们的，除了我们极度需求的安全感和认同感，其它都是狗屎。

浪潮是一个班集体的洗脑。

一个班集体对比整个社会观念，还是一座孤岛。

如果在时代之中，漂泊在信息大海的我们，也许更加难以辨认孰对孰错。

网络让信息传递迅速化也单一化。

我们读一样的新闻，看到同样的观点，最后发表同样的言论。

最后所有人都在追逐一个极致的统一，用群体思想代替个人思考，用群体意志代替个人勇气，用群体理念代替个人原则。

网络时代，我们一点也不孤单。

敲敲键盘，就能做正义汪洋的一朵浪花。

前有摇旗呐喊的张三，后有前仆后继的李四王五赵六。

也许有一天，我们汇合在一起就会变成那吞噬人性的浪潮。

--思考结论-我们要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和自己迷信的一切。

哦，这不就是常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我是影评和笔记的分割线---读了一下水木丁老师关于浪潮的解读，她的文章重点在于，年轻人内心深处有深深的绝望，他们顺从于纳粹主义是为了免于自由的自由。

一无所有的人什么也不会想，拥有一些的人反而会想拥有更多。

所以他们在这个集体找到了强烈的归属感。

深陷泥潭之后的绝望，会被所有光明的出口吸引，哪怕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能拥有自己想要的，这种无力的自由并非是年轻人想要的。

年轻人需要真正的希望。

武志红老师对浪潮的解读，他的重点在于沟通，以及情感关系的纽带作用，和发泄出口。

人性深处真实的自私，让人在亲密关系中难以宣之于口。

但是有了集体意志，一切不伟大的都伟大了，一切不崇高的都崇高了。

我们对对方的指责可以嫁接在集体意志来合理地攻击对方。

我们那些暧昧不明的情绪可以嫁接在集体意志上找到出口。

我们否认真实，迷信崇高。

然而即使是为了达到伟大的目的，只要我们是将别人视为自己达成目标的工具和对象，那么危险就已产生，不管这目标看起来是多么美好。

所以我总结一下浪潮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既需要正视自己，哪怕是丑陋的自己，也不能放弃真正的希望。

给予真实，给予希望。

再附加我男神的：给予智慧。

五天成为优秀纳粹《浪潮》中讲述的就是这么个故事，根据1967年在美国加州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改编，其中运用的传播学原理可以解释这个令人震惊的现象。

在课堂上，学生最初只是以游戏的态度对待浪潮，当这个活动达到了相当的规范程度，很多人开始认真起来的时候，活动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

从活动浪潮本身出发分析整个活动的发展状况。

一、活动“浪潮”的宣传模式产生背景分析：社会产生“浪潮”的机制（德国历史背景）运用的传播学原理：群体传播首先这个活动存在于一个班级中，有群体基础（属于基础群众），其中有一个核心领导人（文格尔先生）能够确定活动的主要方向（虽说后来无法控制），为了共同的目标使群体更有亲密性。

规范拥有一个组织包含的元素；如统一服装；组织内的礼仪规定（如经允许才能发言，发言要起立）；还有学生座位的调整，让集体感增强。

符号化浪潮的标志（波浪形图标）、服饰（牛仔裤白衬衫）、手势（波浪形问候）。

职责分配蒂姆主动承担起了建立网站的任务，传播手段分为群体内部传播，巩固活动主题、群体意识；群体向外传播，对于不参与活动的人集体排斥，形成压力，使非活动成员出现从众行为。

大众传播（席卷全社会）传播行为会增强群体意识，群体意识反作用于传播效果，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整个社会进入浪潮之中。

政治活动的魅力存在于领导者的号召力和激发群众凝聚力的举动，所以在赖讷决定成立微型“第三帝国”的时候规范班级学生的行为，为了让他们感受集体的力量，让他们全部起立、踏步，当学生体会到仅仅是简单的踏步也能引人注意和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们越发热爱这个组织，进行群体内部传播，并下意识得在课程以外的时间在整个学校乃至的进行宣传（群体向外传播信息），自豪感是他们的动力，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时，这个组织在不需要领导者文格尔先生的情况下自觉发展，直至不可收拾。

在活动当中，领导者赖讷强调严肃性，使群体提高对其的认识，便于信服该活动和领导人。

当电影最后赖讷想要结束这次活动的最后演讲，起到了空前的拥护，这源于演讲的魅力和群体意识增加到一定程度所达到的效果，所有个体被群体意识控制着忘记了自己本身。

二、人物分析蒂姆、红衣女孩、凯文。

看电影的片段1人物分析：①蒂姆--浪潮活动的忠实拥护者。

人物背景：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的中学生，和家庭原因有着必不可少的联系 。

首先这个人物一出场就是很受欺负的样子，并且为了得到一种群体归属冒着危险送给他所谓的朋友一大包大麻，这个细节强调了蒂姆的孤独感。

传播输入的过程：接触通过课堂，没有质疑得完全接受。

注意深入配合领导者（主动发言），得到认同后更加信服组织。

兴趣感受自身在活动中有价值的体现，成为活动的传播源理解信服-对于整个活动有着非理性的狂热，并且不顾生命危险在建筑工地上画了浪潮的标志。

决策行为主动为浪潮制作网站，并且自觉自愿成为文格尔先生的保镖，成为领导者最最忠实的拥护者强化巩固在受到文格尔先生的称赞时倍受鼓舞。

在文格尔先生将大家从狂热状态拉回到现实时，击破了蒂姆的梦想，使其失去安全感，蒂姆的自我需求被剥夺后，出于自身保护的心理，做出过激行为，拔枪要求文格尔先生承认浪潮依然存在，当要求不能被满足的时候，自杀。

蒂姆需求活动，因其自身不自信孤独，只有融入于一个活动之中猜能获得安全认同归属感，当一切真相暴露，心理底线击破，无法接受。

②衣女孩（因为要求穿白衣服的时候穿的红衣服）--浪潮活动的反对者。

人物背景：有着良好的家庭，有男朋友马可尔，还是话剧团的中心人物，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

一开始对于活动就是抱着游戏的态度，始终保持理性（在上课后不光觉得这个课有趣，还发现了其可怕性）。

在没有统一着装的时候受到群体的排斥，但因为自身的自信，不被其他人的观点左右，即使是男朋友马可尔的劝说也完全不起作用，马可尔所运用的说服理论应用像红衣女孩这样自信的知识分子，当没有绝对的说服力的时候，更何况红衣女孩已经当时对待浪潮是敌对的态度，起到免疫效果，所以更没有作用。

在反对浪潮的期间，运用传单方式让更多人认清浪潮活动本质，甚是在比赛现场人多的时候发放传单，致使发生流血事件。

③凯文在初期抵抗活动，但因为群体压力，周围朋友的劝说等原因，盲从了这个活动。

当凯文离开班级时，他的朋友们也了他，使其对自身的认同感骤降，虽然本人仍对此活动存有否定存疑态度，但迫于群体压力，被迫顺从，自我直觉被抑制，在这个过程中，凯文朋友对其的说服有着暗示、感染的传播手法，对其有效。

2009/4/20 传播学小作业一枚

关于《浪潮》德国人对于二战有深深的负罪感，所以本是在美国发生的事，德国人把它拿去改编，成了自己的民族反思。

而我们中国同样有一段诡谲的历史。

官方话语对此极力回避，而民间话语则恰恰相反，极其敏感——这也许是对官方的反抗——于是看到《浪潮》，我们毫不犹豫地High了。

德国人给自己的电影贴上了标签：“极权政治反思”；我们则从观影过程中获得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

只是，这种快感是否真实？

德国人的负罪感过于沉重，这有时候让他们太敏感，对一些东西过度诠释；我们的官方话语过于强大，而它对那段历史的回避很让人愤懑，于是有时我们寻找突破口时不顾对象。

刚看完电影的那种压抑的兴奋感平息后，我们再来仔细审视《浪潮》，似乎可以问：从“展现极权主义的可怕”这个角度来阐释它，是否合适？

或者说，哪怕也许导演的目的便是表现极权主义的可怕，但电影最后展现出来的就是这个么？

当站在批判极权政治的角度来审视这部电影时，我们很难解释为何那帮德国中学生只不过是站起来回答问题、统一着装便会陷入集体的狂热；而我们这些光荣正确、从小便坐姿端正、一直都穿着大麻袋一样校服的“红旗下的蛋”却不会对我们的班主任顶礼膜拜。

当只着眼于极权政治对人理性和自由的剥夺时，我们很难解释的是：为何人们要这么做——为何明知道有问题还要往屁颠屁颠往集体里钻——要知道，哪怕经历过纳粹，哪怕它一直都有专制传统，相对而言德国也是个民主、自由氛围比我们深厚得多的国家。

同时，这个名为“浪潮”的可以被称得上“新纳粹”的运动，它所造成的最大悲剧是蒂姆最后杀人、杀己。

然而，蒂姆本身便有心理缺陷。

而他最后开枪，不是因为在“浪潮”的裹挟下身不由己，而恰是因为他无法接受浪潮即将解散、自己的人生没了寄托从而心理崩溃，导致了悲剧。

二战悲剧对人的伦理观造成巨大冲击。

美籍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后，提出了极权政治的恶是一种“平庸的恶”的观点。

所谓“平庸的恶”，是指人不思考，只为了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中尽职而造成的恶。

她写道：“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

”（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平庸的恶”是一种肤浅的恶，一种没有理想、没有任何深度的恶。

假如影片里，马可真在浪潮成员的一片喊杀声中被伤害或杀死，那才真正表现了极权政治的恶——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平庸的恶”。

幸运的是，浪潮在这时候戛然而止了。

文戈尔老师及时提醒大家：这么做便是纳粹。

而蒂姆也恰好就在这个时候，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无法接受自己所倾心的“集体”就此消失，从而精神崩溃，酿成了惨剧。

如果我们将蒂姆造成的悲剧当作极权的恶，不仅张冠李戴，而且还消解了极权的恶的真正含义。

因为若如此则这意味着，极权之所以会造成罪恶，是因为有社会上的失败者存在，是因为有精神失常者存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潮》对极权的批判是无力的，或者说，没有达到它应该可以达到的高度。

这并不是说电影表现了一些似乎是极权政治好的方面，比如说能让人们团结一起“办大事”,给了人家的感觉、让找到了归属感等等。

实际上，这些恰好是极权政治应有之义。

“严酷的专制统治，它的灵感可以来自温馨的家庭观念”（徐贲《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极权社会的宣传展露出率真的微笑，它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家庭’。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影片真正的无力在于，作为一部旨在反映极权政治的电影，它所展现出了最大悲剧，却与极权政治没有太大的联系。

悲剧的发生，不是因为极权的可怖，而是人的虚弱。

1967年，美国教师Ron Jones在学生中作实验，看是否能建立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

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如《浪潮》所描述。

只是当时并没有死人，实验在失控边缘停止了。

事后，Ron Jone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

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去你们当地的学校看看，那里找得到民主吗？

”不单在评论《浪潮》时人们会提到这个实验，但人们在提到它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将Ron Jones的那段话给忽视掉。

因为这段话会让Jones的实验变得复杂、不纯粹，它会让我们在评价这个实验时要有更多的顾虑和思考，而无法甩开膀子就此事向极权主义直接开炮。

然而，孤独和无助对人心灵的啃啮往往超出我们预料。

所以对于极权政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批判其罪恶上，Jones的那段话，无论什么时候都无法忽视。

实际上，哪怕把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和西伯利亚冰原上以及几十年前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事情烂熟于心，今天的我们也未必可以抵挡住极权政治的诱惑。

因为当我们虚弱不堪时，“家庭的温暖”显而易见，而制度的恶不但隐藏极深，而且似乎最后还可以为个人开脱责任。

哈耶克在论述人们为了一些福利而放弃自由选择计划经济是愚蠢的时，曾引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获得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然而这是个几乎人人都懂但却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道理，人往往比自己所想象的要短视、犯贱。

《浪潮》是一部有意思的电影。

但除了让我们得以享受话语的狂欢、表达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之外，“为何一群喝着自由主义的奶长大的中学生会如此轻易地被极权政治所俘获”这个问题，不应该在一系列的标签和跟风的喝彩、甚至无谓的谩骂声中被忽视掉。

转两篇文。

一. 真实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心理学上一项著名的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由社会心理学家P. Zimbardo在1973年所主导的，他先以标准的生理与心理测验，挑选了22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志愿大学生，进行监狱模拟的实验。

　　二十二位男性大学生，随机地被指派扮演警卫或囚犯的角色。

扮演警卫者都穿上卡其制服，戴上反光太阳眼镜，并配戴有警棍与警哨。

扮演囚犯的学生则穿上棉制工作服，脚穿塑胶脱鞋，并以铁链拴住两脚。

警卫可以各种方法来维持监狱的秩序，但绝对不可以打人。

　随着时间的演变，一些令人震惊的现象渐渐出现，例如：警卫对待囚犯的限制与管束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残忍；他们限制了囚犯的食物供给及休息时间，接着管制不听话或态度不佳的囚犯不准刷牙、不准上厕所；甚至用连坐法及群体的压力来管束特殊份子或不顺从者。

警卫们更不时地设计一些新招式来使囚犯觉得不舒服或耻辱，不仅剥夺了学生囚犯的基本自由，而且也剥夺了他们的自尊感。

更令人惊讶的是，连囚犯们也似乎忘了他们只不过是在进行一项心理实验，有些人开始暗自悲伤，有些人出现激烈的情绪起伏，有些人被动地与警卫对抗，有些人甚至想到要逃狱，但就是少有人想到要中止实验。

　原本计画要进行两个星期的实验，由于警卫对囚犯的虐待，及囚犯的过度投入，情况逐渐无法掌控的情况下，不得不于第六天叫停。

在这一个实验中，大学生只是随机地被指派担任警卫或囚犯的角色。

但在六天的实验中，受试者都强烈地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地去扮演他们被指定的角色。

许多担任警卫角色的学生报告，他们很讶异自己是那么地容易就以控制他人为乐，当他们穿上警卫制服时，就自然地使他们从被动的大学生转变为富有攻击性的监狱警卫。

担任囚犯的学生，则讶异自己只会在情绪上起波动，被动地顺从或反抗警卫的管束及处罚，而忘了这只是演戏。

实验结束：　　 斯坦福实验在1971年8月20号结束，原本计划14天的实验，仅仅进行了6天。

实验的结果表明在特定的一个合法的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支持下，人们的易感性和服从性。

这项实验也被用来描述认知失调理论的权威的力量。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实验的结果支持行为的情境性归因，而不是素质归因。

换句话说，引导参与者行为的是特定的情境，而不是他们内在的个性。

这与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相符合。

　　 　　 Zimbardo在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

　　 　　 Erich Fromm，这项实验的反对者，随后发表了一篇关于在被监禁时人们的个性如何引导行为的报告。

他采用了纳粹集中营的例子，得出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相反的结论。

　　 　　 不管结论怎样，由于不道德性和缺乏科学性（Zimbardo不再是中立的观察者，而是作为监督者影响了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受到广泛的批评。

```````````````````````````````hun ge xian``````````````````````````````````1.斯坦福监狱实验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A3NjQ5NTY=.html2.参考影片：死亡实验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299510/3.实验证明该片所设计的一周的时间跨度有效合理。

```````````````````````````````hun ge xian``````````````````````````````````二.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六十年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回眸作者：孟钟捷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世界各地已陆续开始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作为当年的战争发起者、二战的战败国，德国十分自然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中，不带半点扭捏，也没有任何尴尬。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德国已经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

“战争罪责”在德国绝不是一个讳言的话题，近年来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之举更让人看到德意志人惯有的民族自豪感。

这条夹杂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笔者认为，这是同六十年来德国历史研究的贡献密不可分。

以下笔者借助“第三帝国史”研究的简单回顾，对此做进一步阐述。

一、“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的变化 1945年至今，德国史学界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历史观上的重大变革，亦即批判性“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的形成。

德意志民族历来不愿屈人之后。

早在19世纪末，一批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就力图将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视作有别于英美议会民主制与俄国君主专制的“第三条道路” [i]。

一战前夕，民族主义者恩斯特·特罗奇曾发表这样的演讲：“我希望看到，我们整个充满博学与艺术气质的精神和洞察力，可以倾注到充满激情的语言中，这种语言作为德意志价值观的标志送给出发的民族纵队”[ii]。

战争被理解成“文化斗争”：它是“理想主义的德意志与实用主义的英国式国家思想之间的斗争；是德国式自由与物质主义专制之间的斗争”。

他们批判“1789年思想”——由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民主和博爱”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病态的世界观，并由此形成了“1914年思想”——这是继承浪漫主义的革命性，“反对西欧的自然法及其革命暴力的扩张”[iii]。

这种思想最后便形成了“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

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引下，一战后出现的魏玛共和国成为了众矢之的。

民主的价值观不被认可，反共和国的力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并最终在1933年将希特勒送上了权力的宝座。

二战之后，“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被送上了审判席。

不少历史学家开始反思自已以往的研究。

曾经欢呼纳粹夺权、却因为犹太血统被迫远走他乡的历史学家汉斯·罗特菲尔斯通过创办《当代史季刊》鼓励对德国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iv]；美国德裔历史学家汉斯·罗森贝格则直截了当地批判“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v]。

在他们的影响下，新一代德国史学家形成了批判史学派，亦即从批判的角度运用“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

批判史学派认为，同英法等西方国家相比，德国从19世纪以来的发展道路是不正常的。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将第二帝国形容为“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则是前工业的政治体制。

这种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共和国的发展，并要对纳粹上台负责[vi]。

1966年，拉尔夫·达伦多夫完成了《德国的社会与民主》一书，将批判性“独特道路”理论推上了顶峰。

他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自由民主的原则在德国只能找到如此少的朋友？

这个原则在其他国家则受到欢迎；现在也是如此。

其他国家中很少出现民主在德国的情况。

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德国堵住了民主进入自由之路？

”他接下去写到：“我们需要解释，是什么阻碍了德国民主制度的历史？

”[vii] 很明显，这是一种以检讨战争罪责为核心的历史观。

它使用了当时比较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利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认真剖析了德国走上战争之路的制度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向德意志人提出了“检讨民族性格问题”。

当然，这种历史观在德国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

早在1950年代，保守派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就强调，没有必要检讨德意志民族的问题，罪责应由希特勒个人承担[viii]。

批判史学派则对此进行了猛烈回击。

汉斯·罗森贝格直斥右翼观点极端“肤浅与幼稚”[ix]。

1970年代后，这种批判性的“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逐渐成为德国史学界的主流，也被作为“第三帝国史”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

汉斯－乌尔里希·塔默（Hans-Ulrich Thamer）直言不讳地指出，“联邦德国的历史学并没有如1918年那样回归民族仇恨，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它学会了自我批评，检讨提问的方式”[x]。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近20年来，这种批判史观也遭到了一些挑战。

这些挑战并非来自右翼，而是历史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

不仅如此，这些挑战还反映了一些历史学家力图找回民族尊严、维护民族自豪感的努力。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批判史观既忽视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也忽视了德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xi]；另一些学者则力图进行一些综合，海尔格·格莱宾提出德国历史上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白色的”，它产生于1848年革命，包括了南德的立宪主义，历经帝国、魏玛一直连续到抵抗运动；一条是“黑色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对于启蒙运动的回避，对于英法的敌视以及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私心理等。

她也责备了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并首先提出了德国历史中民族－民主的连续性，所以纳粹主义“只是打破而非摧毁了这种连续性”[xii]。

批判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们则依然坚守立场。

科卡在柏林墙倒塌之际接受采访时，就坚决表示“再也没有独特道路了”，以此同“非西方化”（Entwestlichung）的倾向作斗争[xiii]。

二、“日常生活史”：历史视野的扩大 历史研究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历史本身，却能让人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

1970年代“日常生活史”的兴起，对第三帝国史研究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既可以梳理战争罪责问题，又适当维护了民族尊严。

1945年后，占领当局曾发起“再教育运动”与“非纳粹化运动”，帮助德国民众认识第三帝国。

这种教育让德国人陷入到一种激烈的内心冲突中。

一方面他们惊讶于“纳粹屠犹”的血淋淋事实，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民族性格缺陷”的判词。

这种矛盾在1950年代的“清白国防军神话”争论中表露无疑。

所谓“清白国防军神话”是指国防军在发动战争与屠犹问题上都是无辜的，他们只是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

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希望籍此捍卫德国军队的清白。

1944年7月20日军官政变亦是明证。

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决予以驳斥，通过大量证据表明，国防军是如何介入到纳粹阴谋中，并积极为战争做准备。

这一争论在“日常生活史”兴起之后，才开始变得更为理性化。

汉斯－乌尔里希·塔默的最新研究也表明，军队同纳粹之间并非一开始就勾结在一起，军队内部也有不同分歧。

这种事实说明，国防军并不清白，但是也不能因此一概否定其中存在过的“抵抗精神”[xiv]。

也正是因为这样，2004年，德国国内才大张旗鼓地纪念“7·20起义”60周年。

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战争罪责应该如何分摊？

最初人们直接将责任推给“希特勒”。

将希特勒妖魔化，是推卸责任、证明德意志民族无辜的最好方式。

其次，人们将矛头对准纳粹党或极端右翼分子，认为他们才是战争狂、屠杀者。

直到1970年代，德国人才逐渐承认，尽管有抵抗运动，尽管普通人并不能阻挡屠犹发生，然而整个民族仍然应该在希特勒上台问题上承担责任。

在这一认识进程中，历史学家马丁·布罗萨特承担的“巴伐利亚研究项目”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个研究项目分析了纳粹党老巢巴伐利亚地区各阶层、各职业、各地域民众对于纳粹夺权的影响以及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活动，从中检讨了普通人对于纳粹体制横行的责任，也厘清了普通人在血腥屠杀事件中的清白。

[xv] “日常生活史”研究扩大了历史视野，它希望人们理解，历史不幸形成的真正原因，并帮助当事人认清历史真相。

例如最近德国史学界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儿童下乡”（Kinderlandverschickung）也是这种意图的体现。

1940年，由于德国城市屡次遭受英国空袭，希特勒下令将14岁以下的儿童转移到安全的农村，并在那里建立“儿童集中营”，接受集体教育。

一些当事人在接受访谈时，并不认为这一行动值得检讨，相反，很多人都以一种愉悦的心情回忆这段历史[xvi]。

然而德国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有责任纠正这种错误的“感观结论”。

因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出现不少相关研究。

历史学家用大量事实展开论述，告诉当事人以及现在的青年人，这种“儿童下乡”行动还隐含着纳粹教育的目标。

[xvii] 三、“人性叙述”：历史教育的多元化 如何进行恰如其分的历史教育，也是德国史学界经常思考的问题。

汉堡大学的教育史学家博多·冯·博里斯曾经分析了战后两个德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描述的异同。

他发现，两个德国都不约而同地在教科书中做了深度忏悔，即使这种忏悔在东西德之间存在不同的重点——民主德国强调德苏战争的残酷性，联邦德国则强调屠犹问题。

他承认，“人们或许会在纳粹大屠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历史宣传’与‘文化传统’持反对立场。

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仪式化的、失去弹性的、划一的思维文化”，但是他强调“仪式化本身并不是不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可以观察到的、不断增加的、标志的、有意义的历史”。

在结语中，他更意味深长地指出“不是所有的历史知觉、历史意义与历史方向都是正确的；经验性的、规范性的与叙述性的无法辩驳的事实必须可以在科学讨论的过程中得到展开，并变得更好，正如纳粹大屠杀的问题，就需要有耐心与忍耐力，要相互之间互通有无，交换角色，亦即，要放弃单独的“真实”与“真理”，“责任”与“和善”，“叙述性的结论”与“未来的夸大其词”，一种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

这对于所有方面是适用的”。

[xviii] 这种立场事实上代表了21世纪德国史学界对于60年前发生的罪责所持有的基本态度。

他们很难同意使用“批判史学派”的观点去教育青年一代，希望不要继续打击民族自豪感；与此同时，他们也绝对不同意偏离战后的基本立场，即使面临“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也要勇于承担责任。

其实，新一代的史学家更希望通过多元化的历史教育手段，运用“人性叙述”的方式，让德国的青年一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例如互联网。

不来梅大学的高特曼博士就开设了“网上纳粹主义研究”，引导学生寻找网上资料，复员第三帝国的历史。

学生可以通过网上的屠犹纪念馆找到更多的感性资料，反省罪责问题；也可以通过网上的抵抗运动介绍，发现德国人身上的闪光点。

例如电影。

2004年德国上映了《帝国的毁灭》，重现了第三帝国最后12天的场景。

这部影片在德国好评如潮，并获得了一个影奖。

相反在法国，它却被视作为纳粹翻案的企图，遭到了众多指责。

引起争论的问题是，这部电影首次将妖魔化的希特勒“人性化”了。

事实上，这部电影是在众多德国史学家的参与下完成的，其中很多场景完全符合历史真相。

历史学家向德国民众展示了希特勒的无奈、戈培尔的残暴、戈培尔夫人的愚昧以及一些军官未被泯灭的良心。

任何民族要认识自身都是一件不易的事，尤其当它面对一段耻辱与羞愧的往事时，它往往会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

然而与其漠视乃至回避它，却不如正视并接受它来得更有价值。

六十年的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正是一种成功的范例。

没有勇气承担战争罪责，也就不会有今天重生的民族自豪。

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并非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选择。

聪明的民族与国家，只有厘清了其中的关系，方能放下历史包袱，作为“正常国家”，面对未来。

[i] Bernd Faulenbach: „ Deutscher Sonderweg “. Zur Geschichte und Problematik einer zentralen Kategorie des deutschen geschichtlichen Bewußtseins,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33, 1984, S.217-219. [ii]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München: Verlag C.H.Beck, 2003, S.19. [iii] Winfried Schulze, Vom „ Sonderweg “bis zur „Ankunft im „ Westen “.Duetschland Stellung in Europa. i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 2002, S.226-240. [iv] Peter Th. Walther, Emigrierte deutsche Historiker in den USA, in: Bericht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7, 1984, S.41-52. [v] William W. Hagen, Descent of the Sonderweg, Hans Rosenberg’s History of Old-Regime Prussia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24, N.1, 1991, pp.24-50. [vi] Jürgen Kocka, German History before Hitler: The Debate about the German Sonderweg, in: Journal of Coutemporary History, 23, 1988, pp.3-16. [vii] Ralf Dahrendorf,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Piper, 1966, S.22. [viii] Gerhard Ritter, Europa und die deutsche Frage.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liche Eigenart des deutschen Staatsdenkens, München, 1958, S.140. [ix] William W. Hagen, Descent of the Sonderweg, Hans Rosenberg’s History of Old-Regime Prussia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24, N.1, 1991, pp.24-50. [x] Hans-Ulrich Thamer, Das Dritte Reich. Interpretationen, Kontroversen und Probleme des akutellen Forschungsstandes. In: Karl Dietrich Bracher (Hrsg.), Deutschland 1933-1945, Düsseldorf, 1992, S.511.. [xi] Imanuel Geiss, Der Holzweg des deutschen Sonderwegs, in: Kirchliche Zeitgeschichte, 7(1), 1994, S.191-208. [xii] Helga Grebing, Deutscher Sonderweg oder zwei Linien historischer Kontinuität in Deutschland?, in: Ursula Büttner (Hrsg.): Internationale Forschung über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Festschrift für Werner Jochmann, Bd.I, Hamburg: Christians, 1986, S.2-21. [xiii] Jürgen Kocka, Nur keinen neuen Sonderweg. Jedes Stück Entwestlichung wäre als Preis für die deutsche Einheit zu hoch, in: Die Zeit, 19.10.1990. [xiv] Hans-Ulrich Thamer, Die Erosion einer Säule. Wehrmacht und NSDAP, in: Rolf-Dieter Müller und Hans-Erich Volkmann, Die Wehrmacht Mythos und Realität. Im Auftrag des Militärgeschichtlichen Forschungsamtes, R.Oldenbourg Verlag, München, 1999, S.420-435. [xv] Martin Broszat u.a. (Hrsg.), Bayerin in der NS-Zeit, 6 Bd., München, 1977-1983. [xvi] Thomas Gießmann und Rudolf Marciniak (Hrsg.), „Fast sämtliche Kinder sind jetzt Weg.“Quellen und Zeitzeugenberichte zur Kinderlandverschickung aus Rheine 1941-1945, Waxmann, Münst u.a.2001. [xvii] Gerhard Kock, „Der Führer sorgt für unsere Kinder...“Die Kinderlandverschick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Ferdinand Schöningh, Paderborn u.a., 1997. [xviii] Bodo von Borries, The Third Reich in German History Textbooks since 1945,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J.1,2003,, pp.45－62.

“浪潮”是什么？

开始上课的时候，同学们说纳粹不会再出现了，集权消失了。

德国已经失去再掀起纳粹主义的民众基础。

听摇滚，喝啤酒，玩涂鸦。

这就是现在这一代，当我们吃的饱，睡的足，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制服作为中国学生，看到这部电影颇有体会，因为我们一直在感受着集体的“温暖”。

从小学开始，每周一看升旗，不能笑，不能带帽子，对国旗行注目礼，大声唱国歌。

必须穿校服上下学，不穿不准许进校门。

课间做第六套广播体操，诺大的操场上整齐划一，尘土飞扬。

“看！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初二二班，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挺胸，他们一个个充满了蓬勃朝气，誓在本次运动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方块队大踏步行进，来到主席台面前的时候要同时扭头，面向领导——团结拼搏！

奋勇争光！

不允许有差异，排斥异类，这就是团体，这就是浪潮。

里面有句话很有意思，赖纳对那穿着皮夹克皮裤描粗眼线自认异类的小伙子说：“每种衣服都是制服，都代表着你认同某一类文化”。

努力的追求个性，事实上是在把自己归类，某种意识形态，看看身上的衣服好了。

那是你的制服！

当一群同样品味的人聚在一起，你会认出来！

关爱所谓浪潮，吞并一切，席卷德国。

革命让人兴奋无比！

我们在集体当中，我们温暖。

对于那些缺少关爱，缺少亲情，缺少朋友的人来说，浪潮就是一切，就是生命，只有在这里，才能体会到幸福。

“软脚虾”送大麻给那几个骂他的混混，人家问他多少钱，他对那些经常欺负他，看不起他的人说：都是朋友，所以免费。

马克缺少美满的家庭。

浪潮有定期的集会，有一起组织的活动，在他比赛的时候，体育馆里从未有过的爆满，去为他加油，他能感受到从未得到的关注。

主动性一切都是自愿的，参加课程，起名字，设计标志，制服，手势等等。

起初，没有人强迫你，但你能感受到这种主动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激情从何而来？

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在做着某种“有意义”的事，与之前的生活不一样了。

像要去实现什么...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参与，都无比激情万丈，设计网页，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手枪图案。

标志到处张贴，宣扬“我们”的存在，甚至冒险跑到大楼上面去喷标志涂鸦。

在一个伟大的理想面前，甚至生命都不值一提，还有什么畏惧的呢？

最激进的不一定是领导者，当集体的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领导者只是一个手势，这股力量就会冲上去吞并一切。

最开始的时候赖纳让同学们集体踏步，感受一下共振的力量，并告诉他们，讲着无聊乏味的无政府主义的老教师正被他们踏在脚下的时候，同学们更加兴奋了。

他们的脚步把楼下熟睡的同学振醒，让其他的老师感到惊讶。

同学们感受到了集体踏步产生的力量，感受到这种力量让他们与众不同，感受到了他们的力量合并了起来，听起来就像一个人，这种力量影响到了那些陈腐的事物。

主动性胜于一切。

浪潮是不可能熄灭的，只能提供一个方向。

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失控。

特权甚至是卡罗上小学的弟弟，也学会了利用浪潮的特权——必须完成手势才能走进校门。

他们只准许认同自己价值的人进入，浪潮赋予了他们特权，他们品尝到利用特权的优越感。

人们总是希望自己被赋予某些特权。

坐在汽车里的人看到挤公交车的人们，感到那种生活真是太痛苦了。

站在演讲台上的人，他说的每句话都被下面的人自己记着，他感到自己说的就是真理，他给了听众思想。

没有特权的人会感到恐惧，无名的恐惧，被排斥了。

卡罗穿着红色的衣服出现在穿着白衬衫的人们中间，她被无数的眼睛盯着，好像她有麻风病，这种滋味无比难受。

你只能选择穿上白衬衫，或者，远离这个特权阶层。

讽刺的是，很多人加入浪潮，却正因为这里的“无差别性”。

因为没有等级，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谁富有，没有谁比谁漂亮，在浪潮里，大家都穿白衬衫，牛仔裤，大家都一样，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共产主义的一种表现？

不加入浪潮，你就是敌人；加入浪潮，你就是强大力量的一份子，没有人再敌视你，你会无比温暖。

这就是拉帮结派的理论。

独裁政府无形中形成。

纪律在集体中生存，必须遵循集体的纪律。

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

影片里，学校排联话剧的导演因为演员们不听自己的安排，终于发怒了，他对着所有的人大喊，他“命令”所有的人必须按照他的话行事，他要排一出有意义的话剧，不然，就彻底不干了。

结果却出乎意料的顺利，因为所有的人都照办了，而且他们都乖乖的奉命。

我们经常说，有些人叫“被虐狂”，事实上大多数时间里，大多数人在被安排，被指使，他们习惯了，因为他自己没有方向。

而且，他们大多服从强权，害怕暴力，他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指令并完成，终于做了些有意义的事情。

“独裁政府”上课之前，所有的人要起立。

这在德国，是件相当不同寻常的事，但在中国，我们一直遵循着这种“纪律”。

班主任说：“上课！

”。

班长说：“起立！

”（他为自己能说这两个字感到无比优越，我知道，因为自己也曾经那样愚蠢。

）。

同学们说：“老师好！

”老师说：“同学们好！

”然后才能坐下。

是的，这是社会，这是纪律。

我们给你画好了圈，别太玩出位。

水球影片另外的隐寓，在于水球这项运动——在浪潮之中搏击。

战胜对手，那是着浪潮的胜利。

马克从一开始的单打独斗，到学会了与队友配合（这也是浪潮的好处，学会与集体相处），接下来仇恨对方，甚至将敌人置于死地......浪潮的所有支持者来看比赛，加油呐喊，都穿着制服，卡罗因为不愿穿制服而被排斥在外。

卡罗因为印制大量反“浪潮”的文件，与男朋友马克发生争执，马克打了卡罗。

冷静下来的时候，马克才明白自己干了多么愚蠢的事情。

我相信，存在的就是有道理的。

因此，认同哪种理论都无所谓，排斥相反的观点也没有意义。

德国是善于反思的民族，种族主义信息传达的也很隐蔽（课上说到东德、西德、土耳其人的差异等，又提到为什么有些运动鞋那么便宜，是不是因为是中国制造）。

电影的意义在于让人看到纳粹的精神，根植在任何人的心中。

这不是德国独有的，就像光明和黑暗总是同时存在，只不过某些时候黑暗压过了光明，大多数人需要的是平衡，因为那样“显得”比较正常。

电影导的很青春，不枯燥，夹杂着年轻的音乐和愚蠢的冲动（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拍摄形式有些类型化）。

顺带一提，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想到了两个异常优秀的电影：一、关于青少年教育问题的《大象》；二、关于集权回忆的《迷墙》。

一看完电影，除了思考那最后那个眼神之外，立马想起了勒庞的《乌合之众》。

其实只要涉及的是人性与群体，《乌合之众》中的解读就立马有了普适性，无论事件处于何种时代、何种地域，区别就只在于事件最后发展得大与小、严重与轻微。

以下为书摘“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

”“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发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

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

……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

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

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

”“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

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人类的机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因此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这种激愤状态。

”“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

在这方面，就像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类似于原始人，因为他不能作出细致的区分，他把事情视为一个整体，看不到它们的中间过渡状态。

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一事实的强化，即不管什么感情，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而非常迅速传播，它所明确赞扬的目标就会力量大增。

”“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

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

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

……要想掌握这种本领，万万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采用论证的方式。

……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或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

”“在改善或恶化群众的头脑方面，教育至少能发挥一部分作用。

因而有必要说明，这种头脑是如何有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

”“然而，如果以为群体中的革命本能处在主导地位，那就完全误解了它们的心理。

在这件事上使我们上当的，不过是它们的暴力倾向。

它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的，群体强烈地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

对它们撒手不管，它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才。

当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向他发出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我们不该对群体求全责备，说他们经常受到无意识因素的左右，不善于动脑筋。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的眼前利益，我们这个星球上根本就不会成长出文明，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