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波特

1、卡波特在宴会或者沙龙中总是主角，他总是不停地在说，别人只有聆听的份。

虽然他才华横溢，妙语连珠，时常让一桌子人捧腹大笑，但透露出他的某种性格：强势和爱炫耀。

2、在火车上，卡波特出钱让黑人服务员说了一大段赞美他作品的话，立马被他的女同行戳穿。

这说明了卡波特一直以来非常爱慕虚荣，渴望成功，追逐名声。

他经常玩这些把戏。

3、卡波特跑进警察局，得意洋洋地介绍自己是纽约客的记者卡波特，忙着焦头烂额的警察没有怎么鸟他。

其中一个副手一脸疑惑地盯着他，卡波特还以为他特别喜欢他的围巾，介绍起自己的围巾来。

这说明卡波特这个人多么爱臭美，自大，虚荣。

4、卡波特在调查案件，和目击证人小女孩聊天时，讲起了自己从小被人歧视，但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的故事。

他的聊天引起了女孩的强烈共鸣，得到了女孩子的信任，甚至日记都拿出来给卡波特。

这一套搞法后来同样用在了罪犯佩里身上。

5、拉波特在和同性男友的交往中也是强势的一方，放了几次鸽子的西班牙度假，即使后来在度假中也以自我为中心，根本不在意男友的感受以及从不搞家务。

6、卡波特与罪犯佩里的交往中，用了共同的悲惨身世来骗取了佩里的同情和信任。

前期他对佩里毫无感情，只是完全的欺骗和利用。

一度他还巴不得佩里早点被判处死刑，这样对他出书有好处。

7、影片转折和最精妙的之处在于后来卡波特和佩里的一次重要对话。

佩里谈起了他真正的作案动机：是因为一个眼神。

一个轻蔑的眼神，一个把他看做是魔鬼的眼神，他杀了他是因为感受到了轻视和羞辱。

卡波特能够理解到这种感觉，他们出身低微，从小在人们的轻蔑和误会中过活，强烈的渴望得到尊重，同样的敏感和热爱艺术。

只不过佩里在同样的屋子里选择了从后门走出去，他幸运的走出了前门。

8、卡波特从此之后不敢面对自己，想到佩里他就想到了自己的另一面。

开始他对佩里是一种冷漠和利用，后面他对佩里是一种逃避。

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他在喂给佩里的食物中掺杂着酒精，仿佛他们是同一体。

他见证了佩里的被绞死，仿佛自己被绞死了一般。

终极一生，卡波特都生活在这种梦魇之中。

等待他的生活，只剩下了酒精和无尽的空虚。

9、再次膜拜米勒，这个年轻导演的作品有强大的心理学基础，有着魔鬼般出众的细节，对人性的刻画极其细致。

他的电影你可以看上二、三遍，可以像艺术品一般反复把玩。

今年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大作家Capote的最后亦其最重要的一本书《In Cold Blood》，是关于1959堪萨斯一起四口命案的纪实文学。

电影CAPOTE展示的就是Capote生命里调查、写作、和出版这本书的6年。

Philip Hoffman 的表演固然精彩，但本片更可贵的是其视角、立意。

先说说这本书：模范公民克拉特先生和妻子及最小的两个孩子住在堪萨斯的一个小镇上，成功地经营着大农场，热心社区事务，乐于助人。

附近监狱里有两个小惯犯：派瑞和迪克。

身材高大性欲旺盛的迪克一有空儿就琢磨发家致富的捷径，当他听说附近镇上富人克拉特家里常有大额现金（事实恰恰相反，克拉特家从不存放超过50元现金）、还有一个漂亮女儿时，就开始盘算着出狱后光顾一下克拉特家。

派瑞是个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有着侏儒的短腿、举重运动员的手臂、和眉清目秀的面孔。

派瑞的命很苦，从小父母离异，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移居加州。

由于疏于照顾，孩子们吃尽苦头，派瑞最小，大哥二姐长大后都自杀了，只有三姐独善其身，但对派瑞感情极为淡漠。

派瑞热爱文学艺术，有惊人的绘画天赋，走哪儿都带着一大箱书。

与父亲同住的几年里，派瑞特别渴望上学接受教育，可是大老粗父亲总是阻止派瑞学习，还送派瑞去当水手、参军。

派瑞童年在天主教学校里被修女毒打过，少年当水手长大当兵期间屡被轮奸，后来还出车祸撞瘸了腿。

这一切使派瑞养成了极度敏感、极度自尊的性格。

所以当派瑞在监狱里遇到迪克的时候，因为怕被看不起，便吹嘘自己曾经冷血地杀过一个黑人。

迪克信以为真，出狱后邀请派瑞加入他的发财计划。

派瑞其实并不喜欢迪克和他的打劫计划，派瑞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文青，一个不贪婪的、富有同情心的人，一个和迪克截然不同的人。

他在狱中有个更好的朋友杰。

杰是个智者，知识渊博，非常理解派瑞的苦闷，也很了解他性格中的弱点。

杰曾说派瑞性格中有中很强的反社会倾向，必须学会控制它，否则十分危险。

杰和迪克先出狱，派瑞出狱后曾试图寻找杰，却失望地发现杰已经移居东岸了。

这时派瑞又收到迪克的邀请信， 于是心不在焉地加入了迪克的计划。

在打劫当晚，派瑞还不断劝说迪克打退堂鼓，当暴怒的迪克把克拉特一家人分别捆绑起来的时候，派瑞还暗中照顾克拉特一家，给克拉特端把椅子，给他儿子塞个靠垫，给他妻子盖被子，并成功地阻止迪克强奸克拉特的漂亮女儿。

最后迪克终于认识到克拉特家中没有钱时，二人准备撤退。

派瑞去和克拉特先生道别，对他说：“别怕，再过几个小时邻居就会发现你们了。

” 可是这个时候，派瑞在克拉特先生的双眼里看到的不是他所期待的一丝感激，而是厌恶、恐惧、蔑视、仇恨。

派瑞意识到自己的话被误解了，自己做好人的努力又一次失败了 -- 克拉特以为派瑞想杀死他。

派瑞一生中被误解过无数次，可是他突然意识到，克拉特先生和从前遇到的那些对他不公正的人不一样，克拉特的“误解”不是歧视，不是冷漠，不是残忍、不是愚蠢，而是客观必然的。

无论派瑞内心觉得自己和迪克有多么不同，事实是：他俩是同伙。

克拉特的眼睛就像照妖镜一样。

于是派瑞snap了，迪克目瞪口呆地看着派瑞杀死了克拉特一家。

后来警察将二人捉拿归案，一审判决死刑，二人上诉了几年(派瑞不是premeditated murder, 应该argue temporarily insane, 而迪克根本没有杀人)，最后还是在1965年被处以绞刑。

如果说《In Cold Blood》讲的是派瑞的故事，电影CAPOTE则讲的是Capote自己的故事。

Capote自己也是个弃儿， 同性恋，虽然此刻已经贵为纽约作家，却摆脱不了卑微出身带来的极度敏感极度虚荣的烙印。

电影没有太多地揭示书的内容，只是展示了Capote 如何热衷名利，如何敏锐地捕捉住了堪萨斯这个事件的独特之处，如何同情派瑞，如何给予派瑞渴望的友谊，如何利用派瑞的好感套取写作材料，如何为了拖延时间争取访问材料而花钱帮派瑞和迪克请律师上诉，如何为了争取眼球而给书起名叫《In Cold Blood》。

像派瑞在书里一样，Capote在电影里也经历了一个致命的转折点。

当Capote得到了所有材料（派瑞的日记，三姐、父亲和杰写给派瑞的信），派瑞交待了事发当晚的一切细节之后，Capote的书已是大局已定。

此时正当Capote的爱人和好友的著作纷纷出版，好友Harper Lee的小说《To Kill a Mockingbird》还被搬上荧幕，饱受赞誉。

妒火中烧的Capote发现此刻他需要尽快给派瑞凄凉的一生画上一个悲惨的句号，好出版这本写了6年的书。

于是Capote断然抽身，停止了支付派瑞和迪克的律师费，拒接派瑞的电话，拒绝派瑞探监的请求，日夜期盼法官驳回二人的上诉，早日行刑。

很快他的愿望就实现了。

派瑞和迪克死了，《In Cold Blood》大获成功，也迅速被改编成电影。

而Capote却像加缪《堕落》中的大律师一样，因无法面对自己的灵魂而精神崩溃了。

他再也没有写成过一本书，终日酗酒打发余生。

他说：“More tears have been shed for the answered wishes than the unanswered ones.”我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总之这本书和这个电影都非常有意思，放在一起看更有意思，就好像地球表面突然裂了一条缝，让人能一眼看到地心里一样。

派瑞为什么杀人？

Capote为什么崩溃？

地心里摆了一个真理：人不妨假设别人是好人，但千万不能假设自己是好人。

否则当你看到风月宝鉴的另一面的时候就是the point of no return。

应该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力所能及时尽量做好事的坏人，好人只能无限接近，永远不能抵达；而坏人则一不留神就疯狂反扑。

（注：咱们讲的是内心定位问题，与那种见人就扯着袖子说“我真是流氓，千万别把我当人”的对外宣传策略有本质区别。

灵魂的黑暗之门 　　 　　在小摊买回后已经放置了近一个月.在对电影背景\内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封套上男主角菲利普.霍夫曼并不俊朗的面孔一直无法引起我观看的兴趣. 　　 今天随着电影记录片般,冷静,客观,灰调的镜头叙述,一个逐渐显影的,交织着怜悯,私欲,冷血,...的故事将人性的复杂,命运的无常刻画的入木三分. 　　 一个制造的灭门血案的凶手身后却是不幸的童年遭遇,受尽社会的歧视经历.一个敏锐的同性恋作家带着功利目的访问凶手,却因相似的童年经历生蒙生出不同的感情. 　　 命运的流转中,开启的是希望之光,抑或是灵魂的黑暗之门. 　　 一心想做好人的人,在无奈被动的抢劫行为中,因为最后房主的鄙视目光,激发出自卑灵魂深处的毒怨,瞬间成为残暴的凶手. 　　 功成名就的作家,获取了所有了资本后,抛弃了期望能免于一死的凶手,却在放任凶手踏上死亡之途后,也备受良心的折磨，滑进了吸毒酗酒的深渊. 伤害,磨难,塑造了凶手和卡波特同样敏感,自卑,极力想赢得别人认同,喜爱的人格个性.不同的是 象卡波特所说的那样,他和凶手是在同一个房子里长大的孩子，只不过他有机会从前门出去，而年轻的凶手却只能选择后门，然而一直沉堕到底。

然而生活路上认同\地位\名利的挣扎中,美好的希望和贪婪的欲望,善良的心智和残暴的嗜血更象是同一个身体的左右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是否知道自己会伸出哪只手,该伸出哪只手?最后又会是怎样的结局?　　 或许如同影片的结尾,在阴沉,灰暗田野背景中的卡波特最后的目光一样.在平静生活的表象下,在冷漠面孔的掩盖下,是否有深处的目光在注视,拷问你的灵魂. 　　

《第凡尼的早餐》*《杀死一只知更鸟》如果以前有人问我，《第凡尼的早餐》与《杀死一只知更鸟》有什么关系，我想破头估计也只能得出这个结果：奥黛丽·赫本主演了《第凡尼的早餐》，格里高列·派克主演了《杀死一只知更鸟》，这两个人合演了《罗马假日》！

《第凡尼的早餐》我看过，我们都记得奥黛丽·赫本，还有那首“月亮河”，但可能绝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不知道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是杜鲁门·卡波特。

《杀死一只知更鸟》我也看过，我当然记得格里高列·派克，记得那可爱的两兄妹，甚至记得年轻的罗伯特·杜瓦尔扮演的那个纯洁又拘谨的Boo，但我不知道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是妮尔·哈珀·李。

卡波特 * 妮尔·哈珀·李这两个人小时候是邻居，后来成了好朋友，哈珀·李据说是在卡波特的影响下也成了作家。

哈珀·李是个沉静自若的女人，可以用淡淡的眼神和话语就戳破卡波特对名利的极度迷醉，或是善意提醒卡波特真正应该珍视的。

她帮助卡波特去调查这场血案，见证了《冷血》诞生的全过程。

《冷血》最终从精神上整垮了卡波特，哈珀·李却在这一过程中，登上了荣誉的顶峰，《杀死一只知更鸟》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又被拍成电影获得了奥斯卡。

这是极度虚荣的卡波特一辈子也没获得过的荣耀。

在电影里我们看不到他们关系的终点——因为《杀死一只知更鸟》有没有卡波特的参与而引发的争执，最终让卡波特和哈珀·李是不欢而散，做不成朋友。

但从电影里我们也许能感受到二人多年的老友关系最终何以分崩离散——这个女人太敏锐，一眼就可以看透卡波特的脆弱，那是极度自我的卡波特难以承受的。

在影片一开始时，他们还能在卡波特花钱雇人赞美自己的小把戏前，相视大笑；但到结尾处，李在卡波特为派瑞的死而痛苦自责没有为他们做任何事时，她还是一针见血地道破：事实是，你并不想做。

这样的女人，卡波特怎么能忍受？

后门出去的派瑞 * 走前门的卡波特说卡波特对这件血案着迷，倒不如说他对凶犯派瑞这个人着迷。

他在派瑞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两个人有着相似的不幸童年经历，“我和派瑞就像是同一所房子里长大的孩子，有一天他从后门出去了，而我走了前门。

”有着相同身世和不同命运的两个人，在上诉与写作过程中展开了一场情感与利益的角逐，都希望在对方身上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又害怕自己所要付出的。

这其实也是卡波特那膨胀自我的一场争夺，他同情另一种可能的自己，又放不下对现在的自己的自我满足。

他注定是这场交战的失败者，《冷血》最终将他自己割裂得支离破碎。

编剧 * 演员本片获得了很多的最佳改编剧本提名，看英国学院奖颁奖时，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电影的编剧。

作为编剧，他未免太年轻、太有型了些。

事实上，看着很眼熟，渐渐想起他演的电影：《鸟笼》里罗宾·威廉斯的儿子，《都市传奇》里的男主角，还客串过热门剧集《威尔和格蕾丝》——好像都和同性恋沾边。

上网查了一下，丹·福特曼（Dan Futterman），演员，《卡波特》是他的第一个剧本。

事实上，他还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之一。

作为一部处女作，这无疑是一个完美的开始。

卡波特在写完《冷血》后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像样的作品问世，相信在丹·福特曼身上，也许会是完全不同的命运。

五月第一个周一，人称“时尚界的奥斯卡”暨“纽约大都市艺术博物馆的提款机” 的Met Gala（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又来了。

这不禁让人又联想到当年被誉为“世纪派对”的Black and White Ball（黑白舞会），和它的主办人、个人心中的“美国文坛金童”——Truman Capote（杜鲁门·卡波特）。

当然喜欢Capote绝对不算什么太值得自称高雅的喜好，但如果能在年少时阅读，或许可以为你打开生活中敏感、浪荡而细腻的一扇门。

1966年11月28日，Black and White Ball在美国著名地标Plaza Hotel（广场饭店）的大宴会厅举行，表面上是一场Capote为讨普立兹奖得主、后来带领《华盛顿邮报》揭发水门事件的Katharine Graham（凯萨琳·格雷厄姆）开心的派对，但谁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的Capote刚刚凭借小说《冷血》名利双收，据称他想要一个“壮观得无人能出其右的礼物”来庆祝一番。

可如果直接表达这种愿望，则难免显得有些自大，于是极具名望、生性害羞，且遭逢家庭巨变的Katharine Graham成了最好的掩体。

第一次知道Black and White Ball，是来自于一张照片，那上面的人严守着装要求：男士须戴黑色领带、黑色面具；女士可穿着黑色或白色的裙装，戴白色面具，须执扇。

据说灵感来自于电影《窈窕淑女（1964）》里的一场赛马会。

社会名流、艺术家、作家、演员……甚至是在他为《冷血》做田野调查，而结识的当地警长Alvin Dewey（阿尔文·杜威），受邀前来的人不是纽约社交圈的精英群体，就是Capote最亲密的朋友。

由于谢绝媒体，所以这个夜晚更显神秘，令人想入非非：这场号称能与Marie Antoinette（玛丽王后）的凡尔赛舞会、1951年Carlos de Beistegui（卡洛斯·德·贝斯特古）的威尼斯盛妆舞会相提并论的社交聚会，到底是什么样的？

想找到内场的视频资料，基本等同于天方夜谭，还不如回到有关Capote本人的影视作品里寻找蛛丝马迹来得实际。

比如，以创作《冷血》前后的Capote为描述主体的两部电影——《卡波特（2005）》和《声名狼藉（2006）》。

我们可以在这两个大同小异的故事里，看到Capote举办Black and White Ball的一些动因。

将这两部电影放在一起观看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因为你会发现，导演与导演之间能力的悬殊可以如此明显。

众所周知，《卡波特》不仅拥有一个擅长拍摄传记片的导演Bennett Miller（贝尼特·米勒），还将已故著名演员Philip Seymour Hoffman（菲利普·塞默·霍夫曼）送上奥斯卡影帝的宝座。

而比《卡波特》晚了一年推出的《声名狼藉》则像一名弃儿，反响平平的原因除了题材大撞车，要将责任归咎于导演处理此类内容的水平略欠奉也未尝不可——尽管后者的导演Douglas McGrath（道格拉斯·麦克格兰斯）和Woody Allen（伍迪·艾伦）合作无间，也曾自编自导。

在《声名狼藉》开头，就搬出了Capote的一众“纽约社交精英圈”好友，比如传奇时尚编辑Diana Vreeland（戴安娜·弗里兰）、名媛Babe Paley（贝比·帕利）和出版业巨子Bennett Cerf（贝内特·瑟夫）。

这些时代的弄潮儿（当然是扮演他们的演员）逐一上场面对镜头叙述，偶尔穿插Capote像只小麻雀一样周旋于他们之间大讲八卦的片段。

听起来有点儿耳熟？

不知你想说的是不是：许鞍华在她的作家传记片《黄金时代（2014）》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

拉出这么一长列Capote的好友名单，可能会让某些人激动万分，但这只能说明创作团队在资料搜集上下了大功夫。

至于这些事件的原型，能否为这部电影要呈现的故事提供有效的支撑，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由于《声名狼藉》雄心勃勃地企图通过以Capote的生平为主线，聚焦于Capote撰写《冷血》前后的经历，同时涉及多位当代美国文化界的大人物，来展现一个属于昨日美好时光的怀旧剪影——是的，问题就出在“美好”这个观感上。

不管是《卡波特》还是《声名狼藉》，甚至是小说《冷血》本身，都以一件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作为故事的一大重点：1959年，美国堪萨斯州霍尔库姆，一户备受爱戴的富农惨遭杀害，男女老少无一幸免。

而Capote在调查过程中曲折的经历，也惹来了外界猎奇的目光，以及戏剧演绎。

何以曲折？

《声名狼藉》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描述，从Capote出发前联系地检署，到赢得当地人的喜爱，再到和杀害富农的凶手之一Perry Smith（佩里·史密斯）发展“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关系，最后回到原本的生活……有趣的是，当你观看《卡波特》，就会发现在影片的前半小时，凶手已经捉拿归案、Capote开始做进入监狱与之展开对话的准备；另一厢的《声名狼藉》还处于Capote用明星八卦换取当地社区信任的阶段。

可见后者的事无巨细，并且基本符合影响美国电影甚为深远的“英雄公式（Hero's journey）”。

你可能很难将这个曾被George Lucas（乔治·卢卡斯）公开称为《星球大战》系列的神话学“公式”和Capote联系起来。

但事实就是，《声名狼藉》前半段里，纸醉金迷的纽约社交圈可被看作是“英雄”Capote的原生世界——这是他熟悉、能够得到安全感，且左右逢源的环境；而布满未知的偏见与刁难的堪萨斯，则是他完全不熟悉、充满危险的“异世界”。

从原生世界到“异世界”，再返回原生世界，期间我们的“英雄”需要经历不同的关键事件。

看看Capote在《声名狼藉》是怎么做的：1、受到召唤（得知惨案，受到启发想写作新书）；2、遇到提供协助的伙伴（《杀死一只知更鸟》作者哈珀·李陪同）；3、在安全地带与冒险间艰难抉择（恋人与出版商的建议）；4、考验（检方的不配合、社区的异样眼神）；5、终极挑战（要从凶手口中套出更多真相）；6、危机（被这反复上诉的案子折磨）；7、危机化解后的宝藏（案子迎来结局）；8、结局（新书的成功和Perry的爱）……接下来，就是Capote回到原来的圈子，获得新生。

在第4阶段和第5阶段，《声名狼藉》把Capote描述为一个利用个人隐私来过关斩将的大人物。

虽然在开头的“名人展览”里，众友人已表达了对他的不信任，但将与命案相关的各色人物，比如警长Dewey，再比如身为罪犯的Perry，过度简化为能够被一些名人八卦轻易打动的形象定位，是不是太儿戏了呢？

但必须承认，这确实达到了另一个目标——重现一个星光熠熠的时代。

反观《卡波特》，Capote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但导演Bennett Miller让他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原生世界里。

与此同时，全片的基调也更为阴冷和绝望，并没有用外露的激情来过度地描绘上述中的第4阶段和第5阶段，也没有戏剧化Capote和Perry之间的同性友谊，更多的是关注Capote从自己对待这一整个案件的态度中寻求与自我的对话。

原因很浅易，Capote在这个调查过程中确实算不上什么“英雄”。

“我们不是要找内幕消息，我完全不关心你们能否抓到凶手，我要写篇稿子描述克拉特命案对整个镇的影响，以及大家对此事的感受。

”“我关心。

”这是在《卡波特》开篇，对Capote和警长Dewey之间一场对话的描述。

“所以Jack（杰克·邓菲，Capote当时的恋人）认为我在利用Perry，但他也认为我在堪萨斯市时爱上了Perry。

”这则是Capote离开堪萨斯，外出度假时的一段感言。

《卡波特》先将Capote性格中貌似不近人情的一面揭开，再让他对之产生认知。

但Bennett Miller似乎觉得还可以再增加一点强度，于是设置一个令人窒息的情景——非常乐意称之为这部电影里的“死亡一分钟”：在《冷血》新书阅读会的后台，Capote和围绕在其身旁的来宾开着“裤裆开裂”的玩笑，一个陌生男子倚在门厕勉强地跟着笑了笑，然后斟酌了一下，说了一句话，“你对那些人的描述真可怕……很可怕。

”而Capote微微一笑，仿佛受到了莫大恭维，并表示感谢。

这一刻，导演正式将“不仁慈”的Capote和“心怀悲悯的普通人”对立。

著作等身的电影评论家David Thomson（大卫·汤姆逊）曾经为《独立报》写了一篇关于《声名狼藉》的影评，他认为《卡波特》对Capote的塑造过于冷峻，并将之批评得一文不值，却难以让人感同身受，因此不如《声》里对其道德缺陷的刻画来得绘声绘影。

其实不然。

并不是让强壮如斯巴达勇士的Daniel Craig（丹尼尔·克雷格）饰演Perry，把在他面前瑟瑟发抖如小猫的Capote拎来拎去，来一场“霸道罪犯爱上我”的告白，又或者让Capote在Perry被行刑的雨天里失语泪奔，就能够突显他的人性弱点（《声名狼藉》对Capote和Perry之间情感发展的大篇幅刻画是Thomson的立论点）。

《卡波特》对此二人的关系处理得更为“高级”，想象一下监狱风云版《一千零一夜》：Capote与包含Perry在内的两名罪犯接触，是为了给新书收集素材，所以需要从他们口中挖出故事。

于是，他为两人找各种关系，替他们反复上诉以续命。

反过来，对于Perry和另一名罪犯来说，Capote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最后一位朋友。

一方要故事，另一方要活命。

国王还是那个国王，只不过舍身取义的宰相女儿变成了有利用价值的杀人犯。

《一千零一夜》的结局是什么？

暴虐的国王爱上了善良的宰相女儿，放下屠刀，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不只是这两部电影，连现实中的一些采访资料也显示，真正的Capote曾经承认自己对Perry产生了某种感情。

只不过随着死刑的执行，Capote需要从眼前的爱情泡沫中抽身，而他确实也做到了，还为自己准备了一场盛大的Black and White Ball。

重新回到“派对动物”的位置。

表面上，他谈笑风生：“我埋头《冷血》近6年时间，冷落了曼哈顿的朋友们太久，我需要回归。

”但或许真实的起因，是他不仅经历了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还或多或少面对了自己人性中的弱点。

就像迷幻剂作用后的巨大失落，他需要排解，需要很多人来围绕他、和他说话。

《名声狼藉》自始至终都太强调旧日美好了，犹如衣香鬓影从未远离Capote的身边，但《卡波特》里镇静而脆弱的笔触，让人相信Black and White Ball不仅是办给刚刚丧偶的Katharine Graham，也是Capote办给正在巨大成功中追悼某些虚无缥缈之情愫的自己。

杜鲁门·卡波特是美国当代文学史上独领风骚的一位作家，除国内读者熟知的《蒂梵尼的早餐》、《冷血》，他还创作了自传体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以及诸多中短篇作品。

不过让卡波特扬名的还属《蒂梵尼的早餐》，在这部小说中，他描写了午夜牛郎和应召女郎的生存状态，不过，在之后改编的电影版本，摄制组篡改了小说的情节，让这两个有些边缘的人热恋。

实质上，小说里的男主人翁即是卡波特的化身，而他又是公开的同性恋，所以在小说里，男主角和女郎只是兄弟般的情谊，而这种情谊其实是卡波特与玛丽莲·梦露的交情。

要想了解卡波特其人，除了读他的小说，看由Philip Seymour Hoffman主演的电影《Capote》也是不错之选，电影讲述的是卡波特写作《冷血》的经历，影片里，卡波特的声音羞涩内敛，像个女人，但在社交场合，则完全变样，黄段子说的如顺口溜，也许这就是他人格的两面性，一面是作家的内敛严谨，另一面则是女人般的风骚。

片中，始终陪伴卡波特调查谋杀案的Nelle Harper Lee，在女人化的卡波特面前就像个母亲，与卡波特相比，她是个中规中矩的美国人，绝不会像卡波特那样公开“放荡”，落得最后酗酒而死。

影片还展示了卡波特和男友间的亲密，但仅限于对话间，导演的谨慎是为了塑造六十年代保守的社会风貌。

伴随调查的推进，卡波特在杀手佩里那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影片中卡波特的一段话引人深思：我发现自己和佩里就像亲兄弟，只不过我是从前门出来，他则选择了后门。

没有爱的童年，让卡波特的成长充满艰辛，也致使其成为同性恋，他比佩里幸运，但也只是稍晚拥进死神的怀抱而已。

在看小说《蒂梵尼的早餐》时，我感觉最深的是字里行间的简洁，如同在读海明威的小说。

或许，卡波特师从的是海明威，但他的风骚和过于软弱的性格使其成不了硬汉。

因为他的作品里除了风骚就是灰暗，缺的是乐观和浪漫。

如果你从《狐狸猎手》看到《卡波特》，你能很清晰地看到贝尼特•米勒的创作特点—尽管只有三部长片，对于非虚构类题材的偏好，更重要的是对于孤独、自卑人格的着迷。

某种程度上，自卑的另一边很可能是自负，是毁灭。

贝尼特•米勒往往捕捉着他片中角色的痛苦和毁灭，以实现悲剧性的陶醉。

真正令我着迷的一点在于，他从不为他片中的人物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诡辩，他只是尽可能地呈现，却又为他们的孤独划上了注脚，为他们的自卑立下尊严。

首先贯穿三部长片的一个特点在于共通的人物关系：卡波特渴望被他所处的阶层与社群接纳，派瑞渴望被人们所理解，二者唯一的不同只是阶级所造成的话语权落差（《卡波特》）；比利渴望通过赛季的成绩自我证明，彼得渴望用新的管理方式颠覆棒球联盟，同样证明自己，不同仅仅只是二者的权力关系—这也是贝尼特•米勒最不灰暗的作品？

（《点球成金》）；杜邦渴望为自己的存在找到意义与价值，不仅仅只是获得母亲的认可，马克渴望走出哥哥戴夫的阴影—杜邦也是，各自在人生中有着天赋与优势的人面对戴夫显得手足无措，幸福—最普世、最滥调的词眼却是这两个灵魂永恒的缺失（《狐狸猎手》）。

通过两个同质化人物的相遇、碰撞，展开矛盾与冲突，形成戏剧性。

《狐狸猎手》的开场，马克在一群小学生中举起自己的奥运金牌，进行着价值20美金的演讲，悲壮而又古怪。

僵硬的肢体动作会让观众在给予同情的一刹那又会犹豫几分，光是动作传递给我们的，是一场关于可被称作“爱国者”的自尊的顽强保卫战。

他的desire是什么？

成绩？

似乎他已经有了。

是家庭，是幸福，是认可，是面对成功无法调和的渴望与代价之间的冲突。

杜邦相比马克，似乎并不缺乏尊重，各路要人无不对他保有得体的附和与回应，但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他的名，而是他的姓。

杜邦初见马克的一场戏，贝尼特•米勒不寻常地给到了一个远景，强化了他的神秘感。

转场到书房时，他在与马克握手前电影给了一个反打镜头：他望向画外，观众此时会误认为画外空间仍有人存在，结果实际上是一张照片的特写，他的母亲。

相比儿子，这位母亲的信息显得更加神秘，出场都是行进过半时，但不可否认，她的威严与权力借着她的马匹笼罩在整个庄园之上，正如她的存身无时无刻地影响着儿子以及庄园中的所有人。

回到《卡波特》，人物关系成为了更加具体的共感—利用关系。

卡波特作为精英作家的傲慢与自负，体现在他与片中每个人的交涉中。

首先是开场白、俏皮话，然后便是真正此行前来的目的，对于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他似乎总有对方无法拒绝的自信；然而这样的话术却又难以掩盖内心深处的自卑，短短三场他与其他名流间的酒会社交戏，我们领略了他非同寻常的社会能力，往往承担着舞台中央的表演者角色。

我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一个人内心无比的孤独，与渴望被接纳。

在狱中，卡波特对派瑞说：如果我不写这本书，世界就会将你当作怪物般看待。

卡波特如果没有书与所在阶层的认可作为入场券，他古怪的性格、说话的方式、同志的身份，一样会被这些打着领结喝着马提尼的人当作怪物。

时常评价电影人物塑造的一个标准是：是否表现出了人物的复杂性。

在我看来，复杂性便是，从不以单一性格或者特点作为人物成立的基础。

他对于派瑞的理解共情是真，将二手经验作为自己被认可的垫脚石也是真，二者从不矛盾。

临刑前面对派瑞的抽泣我绝不认为这是卡波特—一个可以轻松调用自己话术与情感实现目的的人—在与名流时的那种逢场作戏，世界上真正理解我的人即将远去，能够与我共振的灵魂即将沉默，但我的出身又不得不牺牲他以此换来通往多数的门票。

卡波特为自己的新书《冷血》所做的试读会这一场戏非常具有代表性，三分钟便诠释了二者的实际关系，同时也是教科书级别的景别运用与平行剪辑。

景深处的观众模糊而富有距离感，卡波特此时的顶光呈现出的冷色调也体现着他的孤寂。

侧拍的反打镜头，卡波特的渺小一览无余。

反复前一个正反打镜头，加剧观众对于此时卡波特心理状态的认识。

切到派瑞翻书的特写。

然后切到面部特写，似乎回应着卡波特的朗读声。

POV视角，派瑞看到被狱友临刑前的画面。

切回卡波特的试读会。

注意此时的机位与试读会刚开始时已经有了不同：镜头逐渐拉近。

由之前的远景到全景。

派瑞的特写也相呼应地拉近。

仿佛此时卡波特的听众不再是台下的观众，而是千里之外的死囚。

景别由之前的全景切到近景。

此时暗示观众，台下的听众似乎已经对卡波特的新作建立起了一定的认可。

切到台下的听众，加强了之前的暗示效果。

景别此时已经变成特写。

即使是朗读，也仿佛进入了交响乐的终章。

卡波特的新书的确非同凡响。

切到派瑞的POV，讽刺感瞬间出现了：靠着派瑞的口述经历，千里之外的作家正在接受着即将到来的欢呼与喝彩；而此时的派瑞，等待他的只能是死亡。

二人心性相互共振，却又是某种程度上的利用—被利用关系，镜头语言已经说明。

与开场相同的机位，更近的景别。

卡波特得到了他想要的

但此时的反打又回到的开场的远景。

镜头的暗示或者说迷惑实则只是假象。

卡波特的确收获了认可，但他自己，似乎对于这种认可表示怀疑——与听众的距离并没有因为掌声而拉近。

或许，派瑞对于卡波特而言，是一只付出感情的玩具，而卡波特自己，又何尝不是上流社会把玩欣赏的玩具呢？

任何开端，只是生命的绵延；命运之书，总在中间翻开。

有的传记电影用一根顺线来梳理人物一生，条缕明晰，尽力完整展现人物经历的那些重大的变故，重大的情感，爱呀恨呀；有的传记电影只用一个横断面安静的展现人物情感最充沛的那个节点。

其实不论哪种传记电影，我们都不可能在两小时的胶片里对人物有太深的了解，他似乎离我们很近，其实不止天涯那么远。

《卡波特》呢？

它只是前门走出的孩子。

电影开场，杜鲁门·卡波特已经功成名就，这个中年男人，墩肥的身材，戴着眼镜，头发梳得油亮，手指的姿态优美，穿着得体，举止有礼，言语风趣，他是已然在文坛可以呼风唤雨的卡波特。

1959年11月15日，美国堪萨斯州的一座小镇里发生了一起血案，一个四口之家被残忍杀害。

案件震惊整个美国，举国关注这起血案的侦破。

卡波特以他的职业敏锐，开始着笔撰写整个案件的纪实文章。

就在这个过程里他认识了杀人犯之一派瑞•史密斯。

有人说卡波特爱上了派瑞，有人说他只是利用派瑞来推动自己事业更进一步，而卡波特同样处于矛盾之中，他希望把史密斯的人生写成一本成功的小说，同时又由于史密斯和他相似的童年经历而产生同情。

派瑞希望卡波特为他上诉取消绞刑，卡波特希望派瑞帮助他完成小说的创作，最后派瑞因为《冷血》这一书名还是感到了背叛，而卡波特也最终没有为派瑞提出上诉。

卡波特说，他和派瑞是在同一个房子里长大的孩子，只不过他有机会从前门出去，而派瑞却只能选择后门。

说这话时他是沉痛的，眼睛里隐藏着无比的痛苦，像掉落一个永远无法逃出的深渊，像死去那般痛苦。

卡波特是个复杂的双面体，他可以在上流社会的喧嚣繁杂里拿腔拿调着谈笑风生，幽默讽刺，不遗余力，他可以镇定自如的与人打交道，收买，利用，洞悉；可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是沉痛的，他沉痛在他的似水流年里。

他把自己的童年告诉派瑞，抛弃，背弃，挣扎，逃跑，他们有着相似的童年经历，都是缺乏爱的孩子，漫长的童年里没有温暖没有关怀，他们在冰冷的屋子里成长，今后的人生里都将活在阴郁和恐慌里，孤独，脆弱，敏感。

只是卡波特努力走一条正常的路，而派瑞，他给人假象，敏感并且温柔，可一转身可以把人杀掉。

他不是冷血的杀人者，可他冷血的杀了人。

童年的经历会影响人的一生，童年不快乐的人，一辈子都很难再快乐起来。

电影如是说。

他们不是不关怀对方的心结跟人生，只是阴郁的人生里他们习惯了在自己的意志里生存，派瑞比谁都害怕背叛，卡波特到底没有再为派瑞上诉，他们活的那么不安，那是充满怀疑的同情，怜悯，和友谊。

前门走出的孩子，后门走出的孩子，都将带着前半生的记忆生存，都把自己的一辈子活得抑郁窒息，派瑞提前走上了绞架，卡波特会在自己越发清晰的回忆里痛苦糜烂下去，他们都把自己活成了悲剧。

父母来美，正好赶上我一个特殊的“休假”时期，在新旧部门交接的时候，我竟然两个多月没怎么上班，半个月前甚至把工作电脑都归还了，彻底在家休息，同时还按时领取工资——大锅饭居然在美国实现了。

老人们总是很焦急，到美国这么多年，我真切感觉到中国人和美国人气质上的重大差异——中国人似乎都做事麻利，领悟极快，三下五除二就把事情做完了。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另外，这种追赶心态的延伸是对任何事情，只要是还未确定，都心神不宁。

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什么事情说得再好都没用，必须到了手才算，往深里说，是缺乏信任感（奇怪的是，中国人对亲人似乎从不缺乏信赖，显然这种怀疑是对“外人”才有的，也就是说，普通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感）；往浅里说，是一种急噪毛糙的表现。

工作的时候，我和同事的区别就很明显。

一个事情，到我手里，总是能够很快做完，而同事往往还没开始着手呢。

但上司不止一次地提醒我说“你太快了，需要慢下来”，因为过于快速会造成执行不完美，返工所带来的消耗比慢慢做还要大，而且，我动作太快，一个项目里合作的其他员工常感到莫大的压力。

时至今日，我已经学会稍稍慢一点，保证质量没有被妥协，也就是“多快好省”，这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声誉，以致于诺大的公司，美国总部这边说起全球运价的分析，我是第一号。

这也是一件挺讽刺的事情，一个全球企业，负责美国总部运价分析的人，竟然是一个中国人，而且他的职位并不高。

扯远了。

本来是想说电影的。

既然在家休息，每天陪父母坐在视听室里看电影就成了我最重要的任务。

几乎每天晚上8点，我们都准时坐在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的沙发上，然后我播放一部电影。

母亲不喜欢看动作片，也不喜欢看科幻片，至于恐怖片就更不要看了，其余那些疯疯癫癫的搞笑片、浅薄的言情片或者不知所云的艺术片，他们也不喜欢。

选来选去，只有人物传记一类的“励志”片放得最多，他们也最爱看。

和他们一起看了许多好莱坞的人物片，《RAY》、《一往无前》以及去年的最佳男主角电影《凯波特》，我正在帮他们找去年我很喜欢的《铁拳男人》，这些都深得他们的喜欢。

看了之后，我也觉得自己对好莱坞的感觉不大一样——那里不止是一个商业大工厂，在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上，他们的确技艺高超。

他们所描绘的时代人物，无一不充满活力和矛盾的个性，这反而让那些人物更加鲜明。

《飞行者》、《情枭的黎明》、《尼克松》等等，这个成功的片单可以开列很长。

相比之下，中国导演在把握人物上似乎还是幼儿园水平——这不能仅仅归咎于艺术上受到的外部局限，恐怕对人物的理解还不够。

什么是某个人物的典型环境下的典型表现？

看看《凯波特》就知道了。

菲力浦把一个轻声细语傲慢做作自私自大却思维敏锐的人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表现不是非得弄些猥琐阴暗面出来，《铁拳男人》里就没有这些，但这种高大全表现出来的手法绝对不使人讨厌和置疑。

我想，中国电影要拍得好，不是糊弄些《英雄》啊《夜宴》啊《黄金甲》里那些宏大的场景绚丽的色彩或者美仑美奂的道具就OK了的，先还要学学怎么把一个故事说得吸引人，怎么把一个人物描写得深刻——这种深刻是全局和完整彻底的深刻，而不是某几个闪光的细节。

老谋子们弄几个经典的细节没问题，但要弄个全景大气的深刻人物描绘出来，还差得很远。

就是因为看到又一个自己，卡波特才如此敏锐地感知，他几乎了解派瑞的全部感知，派瑞不仅是一个好的题材。

卡波特打从写书开始就是矛盾和义无反顾的，为了得到那晚上的真相，他软硬兼施，就和派瑞一样：偶尔会露出感性的一面，但转眼就把你吃掉。

从这点来说，他们真的是住在一间屋子的人，一个从前门走出，成为广交上流社会的大作家，一个从后门离开，成为杀人犯。

卡波特最后哭着说，我尽力了，真的……话是假的，眼泪却是真的，这就是真实的人性的一部分，想要虚荣，时而真诚，最终达到目的又会羞愧和怜悯，够不上十恶不赦，也不可能纯洁得一目了然。

卡波特的心理一直在反复、各种情感交错着。

全片节奏是挺慢的，培养你一种耐心，让你等着角色把真相在心里折腾够了，吐出来一点，一点点，这时候你就像卡波特那样主动去追问，派瑞“为何来到这儿”，但是又忽的跳出来，看着卡波特用利益与感性自我纠缠，觉得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觉得人和人相信或不相信也就那么一瞬间的事儿。

几乎没什么配乐，或者说没有引起人分心的声音，所以派瑞的那几枪声，我每次都吓得一抖。

注意到最多的是呼吸声，反而不像是在看电影，而是他就坐在你面前。

诞生过程残酷又艰难，所以人们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