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

这几年难民问题搞得欧洲各国都很头大，导演拉.利生于巴黎的底层，这部片子也是结合了他本人的成长经历，以及其他外来移民在生活中面对的种种现实。

电影中的小伊萨是巴黎千千万万个小移民的缩影，他们父母是外来移民，而他们却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说的法语也是和其他法国人一样，并无区别。

在法国队夺冠的前一天，小伊萨和他的哥们儿一起跑去酒吧庆祝法国队的胜利。

这个镜头很有意思，这些贫民窟的孩子们肤色各异但是他们和广场上的人一样身着法国队球衣，身披法国国旗，一起为姆巴佩加油呐喊。

在这一刻他们是法国人，他们也认为自己是法国人。

但回到居住区，他们好像又不太一样。

像小伊萨这样的移民在巴黎有专门聚集区。

这个社区，失业率高，犯罪率高，女人卖淫，男人贩毒，除了警察看不到其他白人面孔。

新来这片区域工作的警察Stephane 还怀着一切对公平社会的美好。

在来巴黎之前Stephane一直在瑟堡。

瑟堡是法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和港口，人种较为单一。

Stephane调来巴黎也不是因为自己工作多么出色，而是因为离婚后儿子判给了前妻，来巴黎他就能和儿子重逢，Stephane想的很美好。

现实是巴黎的警察工作要比瑟堡复杂得多。

入职第一天他就被分到和Chris和Gwada一组。

Chris在警局是出了名的“执法疯狂”，而Gwada也是有色人种，从小生长于贫民窟，好在他的母亲一直让他受教育，让他脱离了贫民窟的泥潭。

Gwada和Chris是多年的搭档，两人的管辖包括小伊萨居住的这篇移民区，对于处理移民之间的纠纷他们可以说是“经验丰富”。

刚到警局三人就看了偷东西被抓，正在被父亲大声训斥的小伊萨。

没有人真正关心小伊萨为什么要去偷一袋活鸡。

移民区的其他孩子的生活也跟小伊萨差不多，有的摆弄着自己的无人机偷看女生换衣服，要么被社区的穆斯林兄弟会收买，平时去寺庙做做礼拜，兄弟会给这些孩子一些吃的喝的。

但是关键时刻这些孩子还会参与一些不干不净的生意，姑且算是利益交换。

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们早早就见识了复杂的人性，也摸索出一条自己的生存之道。

平日里他们无所事事，也没有父母管教，因为家里孩子太多父母也管不过来，没有学上，就三五成群在肮脏的公园里玩儿自制滑板，穿的是中国制造的盗版耐克裤子，鞋子。

搞点小偷小摸，甚至去偷了狮子就为发朋友圈炫耀。

像小伊萨这样的孩子踩在两个世界之间，他们是法国社会的最底层人，他们也知道主流社会不待见他们。

而另一边又是回不去的落后非洲，那里的人还会因为争执而被残忍的烧死。

社区里的成年人，也没有逃脱命运。

种族，信仰，语言，又把这里的移民切成一个个不同的族群。

穆斯林有餐厅生意，非洲人有露天市场生意，吉普赛人有马戏团生意。

每个族群互不打搅，各挣各的钱，谁也不要染指别人的地盘，这是不成文的规矩。

这种不成文的规矩，也很容易被打破，因为虽然同属一个社区但各个族群之间并不信任。

穆斯林把狮子看成是高贵的动物，他们不应该被关在笼子里，而是要飞奔在草原。

但在吉普赛人眼里，狮子是用来挣钱的动物。

而在小伊萨这些孩子们的眼中，狮子是用来在网络上炫耀的工具。

当Stephane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些社区的移民们根本不把这位新来的警官放在眼里。

直到追回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才让他真正认识到这里面的复杂。

Chris作为资深警察当然清楚如果外界知道开枪打伤了一名贫民区的孩子，一定会掀起一阵舆论风波，保不准就是下岗。

而贫民区的其他势力可以把视频作为要挟警察们的工具，顺势让警察们成为自己的保护伞，或者哪天看警察们不爽这段视频就是做掉他们的工具。

贫民区的人和警察之间暗地里形成了一种利益关系。

没有人真正关心受伤的小伊萨，以及拍摄视频的巴滋。

小一辈们仅仅是大人之间博弈的棋子。

这些移民是到了法国，但却完全融入不进法国的社会。

但在法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片新社会。

他们买东西不去香榭丽舍和老佛爷，而是去社区中心的露天摊铺买仿冒的耐克，阿迪。

比起把钱存银行，他们更愿意把钱交给自己信任的人用来做危机时使用的资金。

他们不相信法国的警察，不相信法国的法律，不相信法兰西的自由，平等，博爱，他们不读萨特，伏尔泰，雨果，但他们生活却像悲惨世界。

受了不公平对待的小孩儿们没处说理。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并没有多少人会关心。

自己的命甚至连一头狮子都不如。

而警察和社区的大人们也都没有人提出公权力的概念，在他们眼中私底下的利益交换比公平正义实际太多。

所以Chris敢在贫民区孩子面前喊出那句：“我就是法律”。

对于这一切孩子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关键时刻有样学样，所以在影片的最后移民的下一代们穿上黑衣拿起燃烧弹，就像警察和大人们对待他们一样。

电影让我想起当年去法国旅游。

令我印象深刻的不只有蒙娜丽莎，埃菲尔铁塔，白天的塞纳河畔。

还有夜晚在火车站，蒙马特高地扎帐篷过夜的难民，他们有些甚至连帐篷都没有，直接睡在公园的躺椅上，走过去还能闻见一股尿骚味。

我们住在红磨坊附近的青年旅社，旅社的工作人员警告我们晚上不要去塞纳河周边散步，因为那里经常发生游客被抢事件。

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三、五个吉普赛女孩笑脸相迎，趁你不注意瞬间把手塞进你的口袋摸一摸，还好那次我的口袋里只有一张地铁票和几个零钱硬币。

埃菲尔铁塔下，非洲移民们兜售着缩小版的埃菲尔铁塔纪念品，我买了一个冰箱贴，翻过来一看上面写着“fabrique en chine”。

欧洲这几年失业率一直在上升，老旧的欧洲人还是不忘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完全对日渐崛起的新兴国家视而不见。

而移民问题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解决，西方人总是觉得自己的社会制度无比优越。

任何移民都会融入进来，但现实往往相反。

就像亨廷顿说的：“每一种文明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在书写自家的历史时，都仿佛在编写人类历史的核心剧本。

Every civilization sees itself a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nd writes its history as the central drama of human history.

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开幕在即，对于我们这群身陷疫情困境的影迷而言，或许是近期唯一值得期待的影坛盛事了。

趁正式颁奖之前，我们不妨再来围观一下今年的入围名单：第92届奥斯卡提名名单，有惊喜有遗憾。

战役尚未打响，最佳影片的公关造势已趋于白热化。

相比之下，“最佳国际影片”则似乎早已没什么太大悬念。

但尽管《寄生虫》的获奖概率最大，另外四部入围之作也同样不容小觑，包括《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以及我们今天要深聊的《悲惨世界》。

《寄生虫》《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而这还得从去年的戛纳说起。

相比往年，第72届戛纳电影节可谓少有的“大年”，昆汀、阿莫多瓦、马力克、奉俊昊、达内兄弟、肯·洛奇等名导新作纷纷亮相电影宫。

众多瞩目中，新晋导演拉·吉利的长片处女作《悲惨世界》竟出乎意料成为一匹黑马，从诸多大师手中夺得一座评审团奖。

而在影迷们眼里，这部影片除了能让人感受到如同斯派克·李当年拍《为所应为》时的锐气之外，更宝贵的是导演对暴力这一社会概念的认知，以及其对摄影机的独特理解。

影片《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法国位于巴黎北郊的塞纳-圣德尼省，这里通常被人们称为“93区”或“93省”。

因为其本身具有工人社区的属性，再加之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93省逐渐成为“治安灰色地带”，贩毒、卖淫、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率极高。

93省之于当今的法国，可谓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一方面，93省是大巴黎扩建政策以及法国移民政策的象征，再者从人权的角度出发，法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将其弃置不顾。

但另一方面，从数据来看，93省已经连续多年被评为“法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其本身发展前景较差，再加之当地治安管理的高难度，使得管理经费日益增加，这对于饱受极端组织恐怖袭击威胁的法国政府来说，确实是雪上加霜。

在这种“三不管”的境遇之下，93省演变出了一种并不法式的独特街区气质。

《悲惨世界》的开场片段无疑诠释了这一点：法国在世界杯夺冠后，不同肤色的人凑到一起，在凯旋门前集体狂欢；表象之下，拉·吉利规整的手持镜头，则在此营造出一种虚幻的幸福之感。

然而，镜头之间一动一静、景别之间一大一小的组接，在表现出渐进、有序的节奏的同时，也使得段落内视觉差异较大的不同空间被这种节奏强行“和谐化”了，这本身就是反和谐的，它与文本上的开场即高潮相呼应，形成极其反常的观感，使得观众愈发不安、焦虑。

这种影像上的不安感延伸开来，悄然演变为街区气质的基调，即“暗流涌动的危机感”。

随着三位警察的集结，镜头开始聚焦于他们乘坐的警车。

警车在此成为叙事的主舞台，警车内，三位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警察在闲聊与执法过程中展现出个体之间明显的差异，三人在车内看似一片祥和，实际上一下车便漏了馅。

面对移民女学生，克里斯强硬而暴力，瓦达袖手旁观，斯蒂芬则不断劝阻克里斯不要暴力执法，主张和平处理。

随着三人矛盾的铺垫，“暗流涌动”的93省街区气质也被赋予到了车内空间以及这组三角关系上；警车由此被融入到街区之中，其外来者的形象也被弱化。

而警车外，大量的常规镜头下，通过警车的路径对街区大环境进行展示。

伴随着克里斯的“毒舌”，街区的多方势力轮番登场，与三位警察或是发生冲突、或是展开“合作”，而在这个过程中，街区生态关系的轮廓也渐渐明晰。

群体与群体间的尖锐矛盾潜伏在和平的表象之下，无论是警察、“市长”还是黑人孩子们，都不过只是街区舞台上的配角而已。

而“主角”的缺失似乎使得街区形象被蜕去一部分电影的虚幻感，更多地落到生活的真实当中，传达出“暗流涌动的暴力就潜藏着我们的生活周围”，由此观众的不安感被继续放大。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在展现街区时也加入了大量关于文化的注脚：持有无人机的黑人孩子在周末被父亲要求“到外面去，即使什么都不干也好”；克里斯对雨果《悲惨世界》的调侃；穆斯林对街区事务的干涉，等等。

这些看似戏谑幽默的片段背后却隐藏着沉重的社会问题，工人阶级对后代教育的忽视、警察治安管理的无力、宗教团体的膨胀，导演将最有力的社会表达融入到最平常的概括中，宛如社会的解剖镜，缓慢有力。

幼狮的失踪则象征街区内“权力的游戏”的开始，从马戏团偷走幼狮的孩子一时间成为权力的漩涡中心。

这场意外调动起全片铺垫的所有冲突，警察、帮派、宗教团体对幼狮的争夺，实质是对街区管理话语权的争夺。

在不正当的权力斗争中，暴力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只会愈演愈烈。

作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一方面，孩子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正常教育，反而遭受了对心理造成极大创伤的暴力恐吓；另一方面，品尝过昙花一现的权利滋味的孩子，显然对权力也有了依赖性，这些都无疑在孩子心中埋下新的“暴力种子”。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野蛮规则在现代社会也依然适用，人类社会的暴力似乎陷入了一种悲剧性的循环之中。

旧的暴力还无法解决，新的暴力便早已应运而生。

既然“暗流涌动的暴力”已愈演愈烈，那么接下来就只剩趋于爆发。

在基本交代完主要人物关系之后，导演安排了多场激烈的追逐戏，将观众原本沉默的感官瞬间调动起来。

持续跟拍过程中依然保持镜头稳定感，使得画面产生一种新闻纪实效果，同时又大胆运用跳切，稳定之余不忘强化场面的混乱。

暴力的真正爆发则来自于那场孩子和警察的“追逐战”，手持镜头的晃动感在这场戏中达到了峰值，和喧嚣的打斗一起将影片推向第二个高潮。

而当瓦达打伤孩子时，与叙事上的高潮相反，视听选择了“沉默”。

镜头在三个警察的面部来回游离，通过外部事件，再一次强化三人的差异。

随后，加入大远景无人机航拍、嵌入新叙事线索的同时，极力地制造出一种去情绪化的客观感。

这实质上是前半段对街区描绘策略的延续，越是暴力越是冷静，这便寓意着暴力的永无止境：“高潮之后，显然还有更多的暴力正蠢蠢欲动。

”

高潮暴力冲突下，导演选择暂时冷静，这使得摄像机的外部角色属性被平稳感大大消解，似乎眼前的暴力并不是摄像机面前的表演。

经过长篇幅的铺垫之后，他们已然成为这个街区鲜活存在的个体；而潜藏于日常生活的暴力，被“自然”地戏剧化表现，并为观众所接受。

在影片的后半段，导演将这种循序渐进的暴力表现节奏发挥到底，在看似一天终于结束、趋于一片祥和之后，将冲突再次推至极点，一切又因此沦入万劫不复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拉·吉利的摄像机在电影中时常变换着不同的身份。

在前期铺垫街区群像的时候，摄像机像是一个窗口，观众通过这个窗口客观地注视着街区中的一切，影像由此产生了高效的概括效果。

随着主要环境的铺陈结束，摄像机视野变小，关注点由外部大关系转为内部小关系。

此时的摄像机则变为显微镜，细致地剖析着几个团体间内部的矛盾，将文本上的注脚高度视觉化，某种程度上也服务着叙事。

而激励事件发生之后，摄像机运动方式产生急剧变化，运动镜头数量增多，小景别使用频率提高。

摄像机在导演的掌握下展现出极强的侵略性，街巷、室内、人物身上，无处不存在着摄像机高速运动的痕迹。

而第三人称视角的强化使得摄像机在暴力冲突中逐渐演变为一个“在场”角色参与其中，它像是暴力团伙的一份子，有着自己的立场与观点。

但导演拉吉·利显然不满于此，在“在场”角色的确立之外，他又确立了一个“不在场”的角色：“无人机。

”无人机凭借其广阔的视野，以及不直接介入冲突的处境，同步概括着街区冲突的所有。

如果说摄影机展现的是客观，那么无人机展现的便是客观的客观，即所谓的上帝视角。

这种”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在同一场戏中营造新的对抗感，将暴力冲突进一步延伸到了影像空间之外，深入到观众的思维当中。

最后的“楼道战”段落则是摄影机身份的大集合：一开始，常规的巡逻下摄影机保持着与前段“平静窗口”的同步，而在诸如满载的推车、水枪、鬼鬼祟祟的人群等暴力元素反复出现后，摄像机又成为了显微镜，回到了车内警察的三角关系中，展现着三人面对不安的不同表现。

而当警察进入楼内时，摄像机又恢复了暴力冲突下的“侵略性”，随着听觉的先行嘈杂，摄像机迅速脱离警察视角，在冲突双方以及各种暴力工具之间来回穿梭。

此时此刻，它聚焦于个人并不是为了叙述人物，只是为了捕捉暴力下人物的短暂情绪。

而大多时候，摄像机不去聚焦于人，它只专注于燃烧瓶与闪光弹，将冷暴力发挥到极致。

虽然《悲惨世界》在文本上与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并无直接关系，但在电影的最后，导演还是选择了落在雨果《悲惨世界》的价值倾向上：“没有邪恶的人，只有邪恶的滋养者。

”可惜的是，冰冷的文字在燃烧瓶的无情火光中显得格外无力。

事实上，暴力是永无止境的轮回，一旦开始便注定着你来我往，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能轻易地成为邪恶之人。

我们似乎无法用善恶的二元对立来评判这个萧条街区的居民，他们行走着，不知将步入深渊还是理想之乡。

相比于对雨果《悲惨世界》中真善美的美好向往，或许《悲惨世界》的序言要来得更为实在一些，他写道：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导演通过风格写实的镜头一改人们对法国的浪漫印象，故事简单到用“偷窃事件引发警民冲突”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充斥冷峻暴力的镜头语言下带观众目睹了整个法国社会矛盾的缩影，说白了都是殖民主义种下的恶果，移民、宗教、种族等遗留问题汇聚在一起时，才真正构成了现实中的悲催世界。

滥用职权的秃头警长会假借搜身之名偷吃路边姑娘豆腐，嘴里说着姆巴佩太飘，自己的行事作风却更飘，不仅作威作福还明目张胆的暴力执法，在他眼里那些非裔移民都是来自底层的病毒。

而黑人警察瓦达虽不似秃头那般嚣张却也十分高傲，从小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他信奉的原则是以暴制暴，即便是手无寸铁的小孩他依然会狠心的按下手里的枪，而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情理之中。

男主斯蒂芬是这群疯子里的一股清流，然而随着事件发酵他也被周遭的暴力所同化，从一开始的商量也逐渐变成了威胁，直到故事的最后举起了手里的枪。

电影里好像没有一个人是值得可怜的，被暴民围堵的警察是暴力执法的自食其果，而黑人小孩也是这种暴力环境下滋生出的刁民，导演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或许暴力本身就是一种恶心循环吧，穷山恶水出刁民并非全无道理。

这是个除了异乡人之外没有闪烁着善良光芒的人的地方，这是法兰西种族矛盾的放大与缩影。

拉吉·利的这部处女作让人一下子想到斯派克·李的《为所应为》。

同样是黑人社区中的种族矛盾问题，同样是由弱渐强直至不可收拾的暴力行动的螺旋式叙事，同样是审视所有人的客观眼光，只不过确实多了些“悲惨世界”的意境。

18年法国世界杯夺冠，大家纷纷涌上街头，无论肤色年龄出身，都在高唱马赛曲，披带挥舞着三色旗，在凯旋门前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欢呼雀跃。

此刻，他们都是团结法国人，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导演为这个问题打上了大大的问号，“Les misérables”跃然于欢庆的法国人头上。

小狮子是一根导火索，引爆了原本危机四伏的火药桶社区。

导演在整个无厘头失控事件中设置的角色很耐人寻味，他并没有将我们带入到某一个人的视角观察世界、考虑问题，而是让观众以完全旁观者的角色审视整个事件，而手持摄影带来的视听盛宴却又让我们身临其境。

Issa偷鸡摸狗的行为似乎让人无法在他遭受黑帮欺侮和警察的伤害与威胁时让人们对他产生同情，就算在他啜泣的时候有一丝怜悯，那么也会被最后的暴力报复抹杀得无影无踪。

泪水在这时不是孩子们面对不公的无力，而是浇灌仇恨的温床。

在警察角色上我们能确切地感觉到，导演难能可贵地有意将电影的主角们当做有着独立形象与人格的人，而不是符号。

作为白人警察的Chris歧视黑人，暴力执法，在出事后将重点放在无人机带给自己的名声损益上而不是救治小孩。

他俨然已成为悲惨世界酿造者中的一环。

同样，黑人警察Gwada有着与Chris相似的暴力的、没有同情心等特性。

但当Chris回到家中，他变成了受妻子宠爱的丈夫，两位宝贝女儿的守护神；Gwada回到家中，他变成了母亲面前脆弱的孩子，或许是内心的自责，对于同为移民后代的孩子的伤害，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黑人警察事后的一句“Putain！

”是懊悔，恐惧还是单纯的愤怒？

以及他怎样处理有着自己罪行的磁卡？

影片都没有给出回答，却在他归家时给出了模糊的指向。

最后警察由施暴者变为受害者，让人唏嘘。

而Ruiz作为异乡人，是良知的代表（虽然他也做出了包庇Gwada失职的行为）。

他不开下流的玩笑，制止白人警察的暴力执法，为受伤的小孩买药，威胁马戏团大佬射杀狮子等等。

但或许是因为他的沉默寡言，抑或是缺少的魄力，他的到来并不能改变什么，反而被整个大环境推到了悬崖边上。

当他掏出枪来对准Issa时，电影的讽刺力度达到了巅峰，有良知的人首先被推到了死亡的边缘，被迫与自己曾救下来的Issa对峙。

最后，良知是否会在Issa的内心中闪现，导演以省略作了答复。

电影中最独特的地方在我看来是它的视角。

客观/上帝视角有了可以具象化的东西——无人机。

当然，戴眼镜的小男孩同样也被塑造成偷窥狂和受警察侵害的中立形象。

巧合的是，在没有无人机的情况下，他依然在最后的大混战中通过猫眼成为暴力事件的观察者。

从无人机到猫眼，男孩的视线发生了变化，视角却没有中断，依然与观众同在。

多次俯视镜头，让我们重新审视着人们，审视着城市，而中间无人机视角下的夕阳，却代表了每个人心中柔弱的一面与尚存的善念。

楼道内的战斗却摧毁了这一切美好的希望。

此外，另一个很独特的情节设置是暴乱前一群玩水的小孩向车内呲水。

从呲水枪到燃烧瓶，从笑脸到怒容，两种“暴力”的相似性有多少？

暴力对抗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还是肮脏社会环境的恶果？

导演以《悲惨世界》中的话语作为回答，也作为影片的结束。

“从来没有坏的杂草或坏的人，只有不好的种植者。

”现如今已不是雨果先生时代的法国了，但他的话依然振聋发聩。

05年的暴乱有什么用呢？

无疑是种植者的又一次失手罢了，但流血的却是人民自己。

一，关于本片你应该知道《悲惨世界》打败呼声甚高的《燃烧女子的肖像》，代表法国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本片质量的一种肯定。

本片由导演拉吉利根据同名短片扩展而成，除了入围奥斯卡，还获得了72届戛纳电影节获得评审团奖等多个奖项。

片名很容易让人想起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但是本片并不是这个著名故事的简单现代版本，只是故事的发生地即法国巴黎北郊圣德尼省正是当年雨果写作的地方，当然本片和名著中都有暴力的元素也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联系。

电影开篇的巴黎人民狂欢是因为法国队世界杯夺冠。

2018年法国队在决赛4比2战胜克罗地亚队，时隔20年重夺大力神杯。

其实《悲惨世界》的故事并不复杂，新调任的警察斯蒂芬加入了当地的“反犯罪特别小队”，同组的还有两位经验丰富的警察，三人为了找回吉普赛帮被偷的小狮子，在追捕嫌疑人的时候，不小心用信号枪将其打伤，而这一切均被无人机录了下来。

这使得当地人和警察本来就剑拔弩张的关系更加紧张，最后电影在警察被围攻中戛然而止。

这种老油条带新人的戏码，其实很像丹泽尔华盛顿的《训练日》，不过《训练日》更多的是表现警队内部的腐化，而本片则是在探讨警方和当地民众之间愈演愈烈的不信任关系的缘由。

二，浮生一日到血流成河？

影片前半部分叙事还算舒缓，给人一种菜鸟警察大开眼界加巴黎浮生一日游的即视感，但是影片后半段急转直下，紧张氛围层层加码，直至最后的总爆发。

男主人公斯蒂芬作为一个新人，实际上就代表观众进入这个陌生又犯罪多发的地区。

我们一直随着斯蒂芬的视角，逐渐了解这个地区的现状。

这里是巴黎北郊一个黑人和吉普赛人聚居的地区，明显犯罪多发，而且从片中镜头可以看出来，多数的孩子和青年只是漫无目的的嬉戏打闹，来自大人的管教几乎没有。

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当地的几方势力。

一是“市长”的半黑社会组织，他们提供秩序并收取保护费。

二是绿教的宗教势力，他们吸纳年轻人入教，并且反对毒品等犯罪。

三是自顾自经营马戏团的吉普赛人。

当然最后也是最强大的一股势力是——警察。

当然底层的青少年游离于以上4个势力之外，这也为后面的剧情埋下伏笔。

镜头语言上本片大量使用跟拍的近似白描的写实手法，作为旁观者记录这一切。

另一个镜头特点是无人机的运用，无人机不但是引起这个故事的引子，而且无人机的出现还表现了该地区时刻处于监控之下的事实。

影片最后在极其闭塞的环境下，摄影机的调度也十分出色，不但表现了现场了混乱，各方人马纷纷登场，手拿燃烧瓶的伊萨向前冲的画面极具冲击力。

《暴力街区》中的贫民区其实早在2004年就有一部叫做《暴力街区》的法国电影，反应治安奇差，政府几乎不在管理的街区的故事，电影中法国ZF甚至想要用炸弹将其夷为平地。

三，2005年巴黎骚乱整部电影还是要从2005年的巴黎骚乱说起，因为导演拉吉利当时拍了纪录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从而受到启发，《悲惨世界》中的很多角色都是导演在拍纪录片过程中遇到过的。

2005年10月27日，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两名非洲裔穆斯林少年为躲避警察追捕，慌不择路，跑入一所变电站，触电丧生。

引发该镇数百名青少年走上街头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引发骚乱。

28日到31日，骚乱持续扩大，多辆汽车被焚毁，多名警察受伤。

10月31日，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发表强硬讲话，进一步刺激骚乱的扩大。

后于11月8日法国总统宣布全国近入紧急状态，并在多地实施宵禁。

此次骚乱是法国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骚乱，而且是长时间种族等矛盾的总爆发，这就要从法国的历史说起。

历史上法国曾经取得包括北非在内的广大非洲殖民地。

后来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法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国内劳动力匮乏问题突出，为了解决之一矛盾，法国开放了大量的北非移民来到本土。

这项政策最有视觉冲击力的结果，就是现在法国国家足球队的照片。

（看下图）

当然移民增多的结果远不止这些，由于多数来自北非的移民说阿拉伯语，信仰伊斯兰教，与法兰西主体民族差别甚大，造成无法融入法国主流社会。

很多聚居区没有良好的教育和警察系统，失业率居高不下，2019年全法国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这还是全国数据，如果只计算非洲裔人口的青年失业率还要更高，这么多年轻人没有没有工作，可想而知各种犯罪必然层出不穷。

四，群体暴力的自我实现无论是真是的骚乱还是电影中的暴力，其实他们的发生都是在警方和当地青年人一轮又一轮的冲突升级中造就的，当你把对方当作罪犯对待，你得到的也只能是罪犯。

片中的很多黑人男孩期初并没有什么过激举动，但是当找狮子的行动逐渐升级，越是重拳高压出击，得到的反抗也越激烈，直至最后难以收场。

这几乎是一个恶性循环，警方和当地人之间越是互不信任，警方就会越加大力度打击，但是只要有一次执法不当，愤怒就会被瞬间点燃，之后的骚乱也会接踵而至。

而且最后青少年们的暴力行为是向所有秩序开战的。

诚然他们不满警察的所作所为，但是对于和警察谈判的黑社会代表——“市长”，也是同样的憎恨，因此将其打倒。

当然最后只能是秩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片狼藉。

而且秩序可以轻易打碎，但是却很难短期建立起来。

也许巴黎现在的局面并没有一个简单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但是显然老的方法已经不再奏效。

应该要采取新的措施了。

在影片开头的2018年，所有的法国人在世界杯的游行中可以团结一致，在同一面旗帜下欢呼雀跃，所以希望还是有的，即使这是全片唯一的团结时刻。

| 作者：Elena Lazic| 原文发表于《视与听》（Sight&Sound）杂志2020年5月刊| 译者：小双@迷影翻译| 译文首发于迷影网：https://cinephilia.net/76691/摘要：拉吉·利（Ladj Ly）的作品《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2019）是一个关于法国社会边缘的警察暴力和种族紧张关系最终爆发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巴黎城郊，与25年前的电影《怒火青春》（La haine，1995）有着相似性。

本文作者埃琳娜·拉西克（Elena Lazic）与导演聊了聊他是如何努力争取在法国主流电影之外为电影创作创造更多空间的。

在导演拉吉·利（Ladj Ly）的电影处女作《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2019）的开篇，一架无人机正在飞行，它在巴黎北郊的蒙费梅尔地区上空翱翔，而观众则从它的有利视角向下俯瞰。

尽管蒙费梅尔距离巴黎市中心只有16公里多，但这里的生活却是另一个世界，这个镜头让我们鸟瞰到了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只出现在新闻中的属于巴黎的地区。

蒙特梅尔，也是1862年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史诗般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的反派德纳第夫妇（Thénardiers）所经营的客栈所在地，这也是电影片名的来源。

从无人机的视角俯瞰这个地区，似乎很平和，麻烦似乎都已被安全移除，但拉吉·利的这部电影会带我们下降到地面上，去关注街头发生的事，去感受存在于民众内部以及他们和警察之间的危机四伏的紧张局势。

此片将故事设置在令人担忧的两天内，提供了一个局内人看待这种紧张关系的视角——拉吉·利本人在蒙费梅尔成长的过程中也见证了这种关系，最严重的是在2005年，警察的一次暴力事件引起暴乱，最终导致两名青少年死亡——而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导演创作《悲惨世界》。

我们很快发现，无人机的驾驶者是一个名叫Buzz（导演的亲生儿子阿尔-哈桑·利Al-Hassan Ly饰）的文静少年，他用无人机来观察他所在社区街道上的生活。

但是，当他的遥控相机无意中拍到了一些画面时就成了影片叙事的关键要素，画面中，一名年轻男孩Issa（伊萨·佩里卡 Issa Perica饰）被由头脑发热的Chris（亚历克西斯·曼蒂 Alexis Manenti饰）带头的三名警察攻击。

警察们一直在追捕Issa，因为他从一个叫Zorro（Raymond Lopez饰）的人那里偷了一只幼狮，而Zorro是当地一个马戏团的老板，警察们的行为加剧了当地不同种族之间的紧张和猜疑。

当警察们得知Buzz用无人机记录下了一切，便疯狂地试图找回录像，以删除影像记录。

无人机镜头是《悲惨世界》的核心，很明显也是对马修·卡索维茨（Mathieu Kassovitz）的作品《怒火青春》（La Haine，1995）中的一段著名的镜头的致敬，任意一部以巴黎城郊为背景的电影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与之做对比。

在那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中，在无人机还没有成为轻易即可获取的电影制作工具的年代，为了拍摄一个俯瞰广场的惊人镜头，导演卡索维茨不得不使用一架简陋的迷你直升机，画面中，孩子们在广场上听着从公寓的音响里传出的音乐，要么是经典的香颂女歌手伊迪丝· 皮雅芙（Edith Piaf）或是说唱歌手KRS-One。

《怒火青春》一经推出就引起了轰动，让许多人看到了巴黎城郊的生活现状，那里充斥着无处不在的暴力以及警察的暴行。

25年后的今天，拉吉·利的电影在法国也产生了影响，揭露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反映出这25年来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去年5月，当《悲惨世界》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时，在很多人看来，拉吉·利仿佛凭空出现，从来没听过的一个人，竟然作品已经如此成熟。

但其实他在过去的十年里积累了大量的作品经验，他在一家名叫Kourtrajmé（法语“短片”）的艺术团体中执导并参与表演了一系列短片。

其中有一部2017年的短片，也叫《悲惨世界》，由同样的演员主演，在克莱蒙-费朗国际短片节（Clermont-Ferrand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上获得认可，并获得凯撒奖提名。

Kourtrajmé团体成员出品的短片绕过了通常的发行渠道，经常通过网络渠道直接发布，这标志着Kourtrajmé定位是在法国主流电影圈之外。

事实上，Kourtrajmé团体历史悠久，它创立于90年代中期，与拉吉·利一起创作的还有一些比较熟悉的名字，其中不少都留下了电影杰作。

其中一位是电影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的儿子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他以为多名艺人执导暴力MV而闻名，还拍过同样以巴黎城郊为背景的喜剧片《世界属于你》（Le monde est à toi，2018）。

这部电影的主演是文森特·卡塞尔（Vincent Cassel，法国著名演员让-皮埃尔·卡塞尔Jean-Pierre Cassel的儿子），他本人也曾在Kourtrajmé出品的一些短片中出现过。

金·查普龙（Kim Chapiron）是团体创始人之一，也是平面设计师Kiki Picasso的儿子，以作品《撒旦》（Satan，2006）、《恶狗帮》（Dog Pound ，2010）和《超级精英》（Smart Ass，2014）闻名。

如今，Kourtrajmé团体拥有135名成员，活跃在多个领域。

拉吉·利出生在西非马里，与加夫拉斯和查普龙一样，他也热衷于在法国那些通常与外界隔绝的主流渠道之外为法国电影创作创造空间。

这个团体也试图挑战人们的期望：Kourtrajmé团体出品的短片往往充满幽默和热情，在法国媒体上放映时，观众很难把这么高质量的影片与巴黎城郊联系在一起。

例如，在拉吉·利的第一部短片《Go Fast Connexion》（2009）中，导演讽刺了对巴黎城郊的新闻报道中极端严肃的语气，那些新闻将巴黎城郊描绘成少数族裔居住的堡垒，外部的人想进去的话就要后果自负。

十年后，《悲惨世界》是对新闻报道中看似神秘的少数族群的失真描述的又一次纠正，展示了对“他者”（the Other）的恐惧是一个从根本上已经毁坏了的制度的核心。

这部电影是计划中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目前，拉吉·利正在创作第二部和第三部。

埃琳娜·拉西克（Elena Lazic，以下简称EL）：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悲惨世界》发现你的，但你拍电影已经很久了。

能否介绍一下你在Kourtrajmé团体创作的作品？

拉吉·利（Ladj Ly,以下简称LL）：别的不说，Kourtrajmé团体首先是我的一群朋友，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我们从幼儿园或小学时就认识了。

这个团体成立于1994年，当时我们抱着拍自己的电影的野心。

我是在1996年加入的，我和金·查普龙从小就是好朋友。

我一开始做演员就是在他的电影里，然后在17岁的时候，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开始拍摄我所生活的街区。

EL：Kourtrajmé团体的其他一些成员已经转向拍摄MV或者离开了巴黎城郊，但在你的短片中，你仍以纪实风格的方式聚焦于巴黎城郊。

为什么会这么想留下来？

LL：因为那是我的故乡。

不像我那些住在巴黎的朋友们，我是在巴黎城郊也就是蒙费梅尔长大的。

那里对我来说非常亲切，可以讲述的故事非常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讲述那里的故事作为我的特长，或者至少是我所知道的故事。

而且也有一种紧迫感，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处理，我想我至少可以再拍十年以上关于巴黎城郊的电影。

EL：你在Kourtrajmé团体拍摄的短片被发布到网上，这是你们有意做出的选择，还是迫不得已？

LL：一种电影总得出现在某个地方，因为我们不在制片人的关注清单上，也不受任何机构的资助，就迎来了必须自己做这一切的时刻。

Kourtrajmé团体的诞生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属于法国主流电影圈，所以我们决定拍自己的电影，用我们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演员。

恰好，当我们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正是数码时代的开始。

当时数码相机刚刚出现，人们第一次在家里可以上网。

我们意识到，互联网是一个可以用来播放我们电影的不错空间。

那时Dailymotion 和YouTube还不存在，我们有一个Kourtrajmé官网，我们会在那里发布视频，挺成功的。

我一直坚持着独立制片，即使是我的纪录片，也总是被电视频道审查，他们不想要我拍成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就把它们免费放到网上。

我从来没通过拍电影赚过钱，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EL：为什么决定加入警察的角色，并且从警察的视角出发去讲述故事？

LL：我想给观众一个惊喜。

我拍了这么多作品，没人想到我会以警察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观众会惊讶我竟然拍了一部不偏不倚不评判、只尽可能公正地呈现一个场景的电影。

这也是这部电影的强大之处：它所描述的是现实。

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是我们想表达每个人都可能是悲惨的——民众、警察……宇宙中所有人都可能是悲惨的。

EL：你是如何在抨击现实和开启对话之间取得平衡的？

LL：这是一部政治性电影，我有话要说：我不是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而是因为我想改变界线。

这部电影开放式结局背后的想法是，它可能会让人们思考并引发一场辩论，而这就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部电影是一个工具，它让人们开口说话，改变了一些事情，很多事情都在被重新思考。

这部电影在法国有200多万观众观看。

政府说，看了这部电影后，他们希望改善巴黎城郊居民的生活条件。

虽然还只停留在口头未落实行动，但事情就是这样有了转变的机会。

EL：很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给了我们一个来自外省的警察的视角——一个完全的局外人。

LL：很多时候，来到这些社区的警察都是刚从学校毕业，或者没有什么经验，他们大多来自外省。

我想，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会很有意思，他将和观众同时一起去了解眼前的这个社会。

不幸的是，外面的人只能通过媒体和政治来了解巴黎城郊，大多数人都没有去过。

重要的是要让人们了解到这个城郊的真实情况，这样当听到巴黎城郊时他们就不会立刻陷入刻板印象或是自己的想象中。

EL：你在2005年拍摄了现实中发生的抗议活动，这也是你的短篇纪录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中的内容。

你认为虚构电影和纪录片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LL：我并没有把这两者分开。

如果我拍一部电影，那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几年前，我发现自己拍摄了一个警察施暴的瞬间——我亲眼目睹了所有的后果。

我想把它拍成虚构剧情片的话会很有趣。

虽然《悲惨世界》是虚构的，但它的影响仍然很强。

不管是纪录片还是虚构电影，它所传递的信息都是真实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EL：你还拍了一部纪录片《在马里的365天》（365 days in Mali，2014），你说过想在非洲拍电影。

现在你还想这么做吗？

LL：是的，这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愿望。

我们将于9月在塞内加尔成立一个Kourtrajmé电影学校。

我们希望在达喀尔建立存在，培养这一代电影人，并在那里发展项目。

EL：你们也在蒙费梅尔开设了一所Kourtrajmé电影学校。

LL：是的。

如果我们希望法国电影能够改变，变得更加多元化，我们就必须自己去改变这一切。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没人会去做。

所以，我和这所学校一起决定给多元化的机会——文化的多元化，社会背景的多元化……我们给每个人机会。

这所学校是免费的，对所有人开放，申请者不需要有文凭。

今年是学校的第二年，一切都很顺利。

看到所有这些精力充沛、有很多想法、创造力惊人的年轻人，真是太棒了。

接下来的几年，肯定会有很多事情发生，这是肯定的，不仅仅是我和我的事业，我和Kourtrajmé团体一起发展，我们总是一起做任何事情，这也是我今天努力的目标。

我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从我所拥有的和我所创造的资源网络中受益。

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有很多事情做，没有一个学生会被落下。

看完着实是感触良多。

电影本身很像纪录片，可是只要是认为拍摄的，就无法避免哪一种角度带入更多的问题，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对观者影响了观者的判断。

好与坏，善与恶是评价任务的最低标准，因为这是一个无法被度量的概念。

如何在法律与人性之间平衡自身的欲望才是正真值得被探讨的话题。

毕竟再恶的人也有善，再善的人也会做恶。

可能在无数个善与恶的念头之后，流血和流泪之间，人类才一步步地探索出最适用的规则，敬畏规则，我们可能才会更进步。

我们向往自由，和平，但这不代表我们要放弃一切。

我们都在探索，世界可能会因为我们的探索变得更好，或者可能更坏，但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停下我们的脚步。

“我想相信你们，但避免不了怒火。

” “Mes amis, retenez ceci, il n’y a ni mauvaises herbes ni mauvais hommes. Il n’y a que de mauvais cultivateurs.” VICTOR HUGO LES MISERABLES

文｜十二辰子于2019年戛纳电影节期间首发公众号：深焦Deepfocus（原标题：请把偷来的金棕榈还给我！

）1989年，斯派克·李以《为所应为》入围第4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并在30年后的今天确立了其作为黑人电影，种族问题电影的经典地位。

2019年，法国黑人导演拉德·利的新片《悲惨世界》无疑又一次在戛纳电影节为这类电影抢占了一个耀眼的位置。

《悲惨世界》作为导演的长片处女作，改编自其2016年获得凯撒奖提名的同名短片。

故事讲述从瑟堡新来的Stéphane与两位富有经验的警察在街区调停帮派之间的纷争，却因为在调停过程中一次意外被无人机记录下来的警方暴力行为而引发更加剧烈的冲突。

在有机会制作这部长片处女作之前，拉·德利已经是一位极具经验影像制作者，他多部半纪录半虚构的影片已经引起了评论界关注。

电影《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导演从小长大的巴黎郊区93省圣德尼，这里也是巴黎各种种族混杂，最臭名昭著，治安最差的区域；然而，另一方面，这里有建筑史上标志性的圣德尼大教堂，有在电影研究和精神分析领域都极富盛名的巴黎第八大学，也是在这里，维克多·雨果写下了著名的《悲惨世界》。

移民的身份认同《悲惨世界》所表达的不是种族融合这种过于空洞和理想化的概念，拉德·利也不像是斯派克·李对自己族群展开了批判，而是再一次利用自己擅长的纪录-虚构手法描述了绝大多数法国人甚至欧洲人都无可避免的移民问题（这在其之前的网络作品《go fast connexion》就已经熟悉的手法。

）很多人刚到巴黎都会惊讶于街上的有色人种之多进而认为巴黎不再是巴黎。

但是真的要对这部电影的种族话题进行讨论，首先就要尝试区别移民心理与社会心理。

在电影开场的第一幕，所有的法国人都涌上街头庆祝世界杯中“蓝衣军团”的胜利。

此刻足球让有色人种短暂的聚在了一起，或者只是简单地找到了一个共同话题。

但即使是在庆典时刻，不同社群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系的，只有来自相同种族的人汇聚在一起。

很难想象由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的社群是如何维持运转的。

西方对社会运动进行研究的主流观点来源于文化认同。

这个强烈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现代性层面的文化构建。

当然，认同本身就是主观性的，是自我意识的定位。

但这种认同真的被传统的欧洲白人所认可吗，或者说移民对自己的身份怀疑就已经暗示了认同的失败。

所以电影巧妙的越过了黑人白人对立这种已经烂俗又不可调节的矛盾，转而讨论社群之间的冲突。

之所以用社群而不是种群是因为片中的群像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这点与《为所应为》中对族群的讨论其实是相悖的。

）——反犯罪警察三人组、高中生、 黑社会、小孩、穆斯林兄弟……这种划分使得人与人之间认同与归类的边界被取消了，但同时让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解决。

也许正是因为电影前半程的相安无事才凸显了潜在矛盾在最后的整体爆发。

燃点早已匍匐，只是在等待燃爆它的那根引线。

而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身份认同在某些特殊时刻被特殊事件强调了出来。

缺乏反思的真实2015年描述巴黎郊区少数族裔间种族械斗的社会题材电影《流浪的迪潘》拿到了金棕榈，但随后影片就引发《电影手册》杂志猛烈攻击。

他们甚至以“空洞法国电影”为主题，发表专刊批评以《流浪的迪潘》为代表的虚假政治社会电影，这类电影假借社会问题来博取电影节政治性关注，但实则只是高高在上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底层陈词滥调想象。

只是一种对于电影节入围和奖项，投机主义的政治姿态。

这类电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欠缺真实。

因为导演欧迪亚自身包括许多巴黎白人是没有在巴黎郊区生活过的经历的。

他所构建的故事全来自于自己的阶级想象。

与之而言，第三世界的，移民的故事只是吸引人的外来的——好似电影《同义词》中听男主讲故事的法国bourgeois。

拉德利用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反驳欧迪亚，巴黎的郊区不是只有他们老白男想象中的毒品与暴力。

影片为了突出三位警察的立场不同，而特意让其拥有过于脸谱化的形象。

首先便是将短片中射伤男孩的警察从新来的Pento改成了黑人警察，这样Pento就变成了呆板的好人。

Chris所代表的是有种族歧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Gwada是与说着异国医院的黑人的调停者。

影片由三位警察矛盾的爆发作为事件的转折，但这种失衡的让中间显得非常呆板，这场三人回家冷静思考的过渡戏也因为拗而拗而丧失了说服力。

同时，为了保留短改长的基本框架，电影必然保留了短片核心的无人机部分。

但问题在于由无人机承担的窥视功能被一群小孩的在场打破了。

既然所有人都是目击者， 又何必担心无人机画面的纪实功能被泄露。

只能说这个改动促成了无人机男孩成为了事件开端与结局的完整目击者，而两次都是通过其他介质观看这一事件。

一旦接受拉德利的强设定，那么这将是一部很容易进入的影片。

并且因为纪录片而特有的说服力很容易将观众带入。

纪录片出身的拉德利擅长对环境和突发情况进行捕捉，影片在前半部分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街区的日常，不同社群间的互动被丰盈起来。

但这部电影问题就在于略显刻意的强设定，尤其是从短片改为长片后，为了对元概念进行保留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悲惨世界》的核心是“赎罪”，然而有色裔社群何罪之有呢？

片名为“悲惨世界”，但唯一与雨果产生联系是因其就是在这个街区诞生了这部小说。

显然，导演的采访与对于雨果原文的引用都证明了其对于族群反思的无兴趣。

虽然拥有《为所应为》中暴力冲突的张力和驾驭斗争调度的掌控力，但却因过于描述性的安排而丧失了批判层面的延展。

又或许这种对于反思的剥夺也正是对于暴力为何在此频频发生的回答之一。

看的时候想起多年前的那部《撞车》，当然那一部更讨喜，站在每个人物的角度去看事情，让观众得出“其实在社会里大家都挺难的。

”这种比较舒服的结论（时间太久，印象里差不多是这样）。

在《La Haine》里更多的是展示出cité里年轻人的状态，有种暴力无望的反抗。

但时至今日，《悲惨世界》里的年轻人已经不仅仅是对社会对警察的反抗，而且是对他们小社会本身里“阶级”的反抗。

这里我没有看到借口：街区的糟糕环境，被社会所抛弃；警察的糟糕工作环境和微薄的薪水等等，这些都不是借口，我不会因为影片里对这些内容有所展现就得出：因为……所以……的结论。

导演只是真实的展示出了这些内容，但这些内容甚至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无序和混乱，在这种混乱里，个体“善意”的力量过于微小。

年轻人无法再忍受现在的局面，他们要反抗所有的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是来自于“外部”/“敌对方”，还是来自“内部”/“我方”（他们（包括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但是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也只有暴力。

可以想象，就算他们拆解了现有的权威，也无非是自己变成新的“权威”，然后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

暴力反抗是真实有力的，但是是否“有效”就另说，影片里也提到2005年的暴力事件，结果就是毫无改变，而且秋后算账让社区的生活更糟糕。

反抗可能可以让我们争取到一些即时利益，但无非就是以更激烈的手段从“上面”多乞到一些食，对于改变底层阶级的命运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我们玩的还是“人家”的游戏。

只有革命才能改变已经固化的社会。

而革命是需要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的支持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除了外部的天时地利，“人和”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现在是怎么样，在当时，他们是完全跳出“换个人当皇帝”这一框架，代表了“人民翻身做主人，没有压迫也没有剥削”这一全新的理念，而这个理念，就是当时人民的希望。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这一句话现在变成了讽刺，但是在当时是真实的（当然我完全不是说计划经济更好的意思）。

只要生活有希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奔头”，社会就会相对稳定。

当人民看不到希望，尤其是不仅仅针对自己，包括自己后代的时候，社会矛盾阶级矛盾自然会激化。

希望我们的国家不会掉入这个泥淖——或者掉进去了能及时把脚抽出来。

通篇不讲政治正确，也没受到文化审查，并参加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单元。

在主流院线排片上映。

主题围绕巴黎北郊93省警民“文化关系”。

直击法国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片名引用雨果同名小说。

片尾也引用了其小说这段文字«mes amis, retenez bien ceci, il n’y a ni mauvais herbes, ni mauvais hommes. Il n’y a que de mauvais cultivateurs.»。

也借用作为影评标题。

再借用维基百科这段原小说评论，也许像是本片想探讨的主题。

«雨果力图表现严刑峻法只能使人更加邪恶，应根据人道主义精神用道德感化的方法处理，他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最高的法律是良心”。

他写道：“将来人们会把犯罪看作一种疾病，由一批特殊的医生来医治这种病。

医院将取代监狱”。

» 当然这不止是法国社会问题，任何国家社群都有这种冲突对立。

算是人类社会共存问题。

曾经我们历史上也存在种种早已废除的严苛律例。

那时凭借炮烙，车裂和凌迟等等酷刑来作为法律约束，用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控制犯罪率。

雨果时代也不存在犯罪心理学学科，但如果说逐渐废除死刑制度代表这种文明进步的话，此片还是很有思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