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阿根廷电影《杰出公民》有个桥段，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丹尼尔衣锦还乡，还未到小镇，车辆爆胎，被困荒野，丹尼尔为难的把自己的书点着取暖，接他的胖司机则毫不犹豫，撕下书页，当作了厕纸。

焚烧和秽物，在对文学的侮辱程度上几乎等同，不过，就算是作者本人，也会在燃烧的时候念叨几句：“为了生存，我焚烧自己的书。

”生存和文学，被塑造成一个天然对立的关系。

这两个词汇在词性上其实千差万别，但还是常常被人拿来举例，我自己就有很多朋友，在面对写作的困境的时候，常常会说：“为了生存，我要放弃写作……”在《杰出公民》这个桥段里，我也可以理解成，这是暗指在文学困境中的抉择，这样的抉择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里面并不少见，大多是有我无他的二元对立，更有甚者，有人会在抉择中选择牺牲自己。

但不管怎样，在做出抉择的时候，也需要摆出一个姿势，丹尼尔在烧书的时候下蹲，虽然极不情愿，最后也要选择和火焰平视，从一个高高在上的俯视者，变成一个参与者。

同一种姿势总是受到诟病、非议，这不光光体现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中，生活中性爱的满意程度往往也取决于姿势的变化。

贾樟柯在自己的随笔里面讲述自己的文学经历：“中学就在《山西文学》发表小说，差点进到作协规培，不做导演肯定去搞文学。

”多年以后，贾樟柯在回想起这些有关文学的记忆的时候，倒是有一种脱离苦海的洒脱。

可是文学总归不能在生活和创作中隐去，于是贾樟柯又说：“优秀的作家就是优秀的信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他们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因为文学是最古老、便捷的表达方法，我们总是从文学中最早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

”贾樟柯作品的演进，再迟缓的观众也能看出贾樟柯的视野的变化，虽然我不怀好意的把这样的变化具化成一种姿势变化，但从人的角度，姿势的背后是状态，是视角的改变，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汾阳街头跟小武勾肩搭背的赖赖（贾樟柯小名）已然变成了和知名作家侃侃而谈的贾代表。

就像百年孤独的开头：“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文学是贾樟柯的冰块，是一切文本的开始。

文学在贾樟柯的“马孔多”里从未远去，所以，当我看到《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时候，看到的是矛盾的合集，既紧凑又松散，既诚恳又敷衍的表达。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选了中国四代作家来讲故土讲发迹史，马烽、贾平凹、余华、梁鸿，基本上算的上是一个接力，串起了中国文学的这几十年的脉络，马烽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开始写作的作家，根正苗红，山药蛋派的代表，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贾平凹是文革中后兴起的作家，在陕西发表作品，但影响是全国性的，有个形容叫做“陕军东征”，说的是以贾平凹为代表的陕西作家对文坛的爆炸性影响，陕军里面当然也有我们熟悉的陈忠实、路遥等人。

余华代表的是八十年代先锋文学，梁鸿则是近些年兴起非虚构写作。

松散也在于此，四位作家隶属于四个时空，采访也基本自说自话，尽管贾樟柯放任了这种松散的结构，但其实仍然用一条叫做“现实主义传统”和一条叫做“乡土叙事”的线把这些线索串在了一起。

遗憾的是，在往常贾樟柯故事片中能看到的鲜活的乡土人物形象、接地气的写实表达，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是缺失的，只能看到符号式的人脸、农田、和劳作的景象，这些僵硬的片段在讲述马烽的章节里尤其严重。

马烽这个章节就像是完成一个政治任务，讲的是马烽如何带领贾家庄的村民脱贫致富，和任何一个电视台新闻专题片并无不同，开头是村民怀恋马烽，后面是马烽的女儿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父亲如何走向文学道路，又回归乡土。

其实有一个重要环节，贾家庄究竟如何致富，所有的被采访者集体沉默，几乎是明指，没有马烽就没有贾家庄的今天。

马烽就像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所有的细节全部归于集体，马烽女儿在自己父亲雕塑旁的讲述也至少说明了一点，这不是文学史，这是发迹史。

后面贾平凹、余华、梁鸿的讲述也基本如此，不过因为作家个人的魅力，观感也大有不同，例如余华讲的就很放松，以至于我忘了余华讲的也是个人发迹史。

到中间吕梁文学季，作家们报菜名式的出现，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或许这只是个宣传片，偶然上了院线。

“坐着”没能让作家们把文学讲好，但能把成功讲的捧腹大笑。

“坐着”是一种姿势，其实从社会习惯的角度来说，让被采访者坐着的背后是一种态度，是对被采访者的尊敬，对被采访者地位的肯定。

贾平凹在戏院里讲，在书斋里面讲，讲如何在商洛放眼世界，说自己的苦难行军，讲借姨妈家的红楼梦，讲父亲，讲年轻修水库，在此之前贾樟柯饶有趣味的拍摄了一段贾平凹和自己女儿贾浅浅的一段对话，叮嘱自己女儿，先做好妻子好母亲再写诗，不要把写诗和生活混淆，要做个好女人。

似乎在开始就解构了贾平凹作品和生活的关系，文学的意义变成了私人史。

或许这是贾樟柯的反讽，但贾樟柯本人在采访中说过，这是精心设计的转场。

贾樟柯讨论文学的姿势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小武》、《站台》里面没有人讨论文学，但小武最后的手足无措的镜头又充满了文学性，可以理解的是，贾樟柯这个时候讨论文学，是习惯于和小武这样的人肩并肩。

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杀人事件》里面有一个叫honey的黑帮老大，对小四说自己在外面那么长时间，看武侠小说，只记得一本，叫《战争与和平》，其实这是最文学的表达，《战争与和平》的宏大和honey的帮派斗争形成了互文，在honey眼里，再宏大的叙事，再恢弘的战争也不过是武侠之间的斗争，战争是斗争，打架也是斗争，这样颇具平等价值的观念是文学被解构的果实，文学可以被解构，也可以被建构，唯独不能成为工具。

余华的部分在整个电影里面，最轻松，观感也最好。

拍摄余华选择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饭馆，余华在里面讲以前的感情、成名的道路，讲改稿的趣事，和贾平凹厚重的历史情感和梁鸿过度私人的情绪不同，余华更朴实且真诚，余华的真诚拉近了观众的距离，会让人忘记其实余华是常年占据作家富豪榜的作家。

梁鸿的感觉则夹杂来太多个人情绪，眼泪并不能让观众感知到只属于她自己到情感，而梁鸿重返故乡之后显得更像是一个异乡人，儿子陌生且拘束，河南话憋到嗓子眼也很难讲出来，大概是缺少语境，家乡方言则现实生活中几乎不被提起，故乡已经在言语中徐徐遁去。

《杰出公民》中丹尼尔面对家乡也只能凝聚成一句话：“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点，我们只是凑巧都生在这里。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最有诗意的一段表述来自余华的“想要一直有到海水变蓝。

”讲这句话的时候，余华在浪花四溅的海岸上站着讲完的。

贾樟柯的矛盾之处也相当明显，贾樟柯没有完全的改变对待文学的姿势，也愿意在电影中把镜头对准普通人。

就和贾樟柯曾经的电影一样，《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也有大量的日常的、平实的场景，也有时空的变化，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思考，但是，当庸常只作为符号呈现的时候，就只能算的上一种并不高明的对立，文学与日常、劳动与诗歌，对立使人忘记，第一首有记载的诗歌出自人们的劳动场景，“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庸常成了庸常的反面。

电影里我最喜欢的一段是村民里在田地里朗诵于坚的诗歌。

“劳动使他高于地面,但工具比他更高。

高举着锄头,犹如高举着劳动的旗帜。

”这是电影里最普通的一个场景，又是最深刻的一个场景，寓意着文学回到最开始的地方，田间地头，寓意着坐着只能讲成功，文学需要站着朗诵。

“下一个动作，必须向地面坠落　，锄头才能很深地切开坚土，他的动作必须对故乡的传统负责。

”这是于坚在《想象中的锄地者》后面的内容，贾樟柯锄开里另一个概念，完成了对作家群像的描述，但不知不觉中，贾樟柯谈论文学，已经慢慢坐下，成了面对面的那个人，拥有相同的地位和应有的尊严，但我仍然希望贾樟柯站起来，高举锄头，锄开大地，锄开一个新的内容。

（完） 作者| 北海的梵高 公号| 末见

导语：《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贾樟柯继2010年的《海上传奇》之后的又一部纪录电影。

原定片名为《一个村庄的文学》，2019年平遥电影节时，改名为《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个名字来源于作家余华小时候一段经历。

一、关于电影海报在开始评论前，我想先谈谈手里的这张电影海报，贾导的作品海报从2015年《山河故人》开始就沿用绘画风格，这一次算是极致了：海报正着看是一片泛起波涛的海水，倒着看是一片连绵的大山，在这山水之间有一个村庄，它代表着故乡，是贾平凹的也是余华的更是贾樟柯的，故事就这样从这个小村庄经由摄像机娓娓道来。

二、贾樟柯的野心整部作品看下来最大的体悟就是这次贾樟柯的格局大了，不再拘泥于边缘人和事，而是直接瞄准了乡土——文化出走，他以纪录片的形式创作着属于自己的“小说”，这部小说写着乡村的变化，描绘着岁月的变迁，通过一句句话让观众大脑里虚构出“景象”，再由几位文坛大师的引导达成融合。

无疑这也是一部很贾樟柯的纪录片，浓郁的“乡土气息”加上独有的停顿，有着《山河故人》中的长镜头，也有着《三峡好人》中的空镜头，不过这一次贾樟柯的野心更大了，他试图在乡土文学与光影中找到一种永恒的结合，这种永恒延续着文学，也丰富着光影。

影片分为18个章节，用最古老的小说传递方式——“口口相传”进行推进，听着不同年代的人讲述着吃穿住行，笑谈着婚丧嫁娶，看着他们的脸庞脑，观众开始在脑海中寻找着相同的记忆，这就是最古老的说书人的技艺，贾樟柯终究是个文科生啊。

三、乡土与文学里面三位作家的访谈式自述，代表着地域，也代表着各自的乡土，贾平凹的内容可能是最受观众诟病的，文气略足；梁鸿的内容很平实很动情；余华的绝对算得上是全片的亮点，幽默风趣且金句不断。

他们风格的不同又何尝不是乡土塑造的呢？

真如贾樟柯所言“你生那里其实就有一半死在那里”…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乡村是什么？

乡村是祖辈口中的“小说”，是太陌生的“虚构”景象。

当贾樟柯把摄像机对准乡土、对准真实的乡土人，这些“虚构”与祖辈相传的“小说”，一切幻想变得清晰实际，乡土不是一棵树、一捧土，而是一代代人脸上深陷的沟壑、混浊的眼珠，是余华笔下的《活着》，是贾平凹笔下的《秦腔》，是梁鸿笔下的《出梁庄记》…四、几点不足1.露骨的话太多，电影鼓舞人心最好的方法是镜头而不是干瘪的语言。

2.几处特写镜头成为败笔，明显的摆拍，作为纪录片最不该的就是暴露摄像机。

3.故事情节略显拼凑，其中贯穿的线略有断路。

许知远说贾樟柯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在没有新闻的年代，不知这样的描述是否过誉，可是，平心而论，当我坐在电影院观看他的新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时，仍能感受到他十足的真诚，真诚之下，是依然试图记录时代变迁之景象的贾樟柯，一如当年在重庆长江边上拍下《三峡好人》的他。

老实讲，这是部中规中矩的纪录片，其中许多镜头甚至让我觉得过于刻意，比如让许多人朗诵那些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因为当你想要用镜头去表达一位作家、一位诗人，最简单也最失败的做法就是大量的念他的作品，正如一部电影，如果尽是旁边，那么故事本身的流畅性将大打折扣，而为了文学而文学的做法本身即是反文学的。

但这本身不重要，至少在这个时代不重要，当人们过分缺乏严肃的作品时，炫技本身也是一种不真诚，那么当我们原谅这部作品的这种刻意，我们就会看到马烽、贾平凹、梁鸿和余华等人是如何逃离农村，逃离土地去往中心，而在中心遭遇危机后，又是如何重新发现乡下，然后在中年后感伤于土地的失落。

他们的经历只能当作故事讲，并无多大的参考意义，在祖国的大地上，那些尚未离开土地人们，其实是失语的，千百年来，沉默才是他们的发言，对于这些无法逃离的人，他们的命运早已被宣判在脚下的土地上，即使离开，羁绊永远存在，而最重要的是，生活在泥土中的人们，往往对泥土没有发言权。

于是，已经离开的人感到了乡土的失落，而在其中的人，连感受失落的权利都没有，在很多时候，不仅快乐是一种特权，连伤感也是一种特权。

从而，我们需要贾樟柯，需要贾樟柯式的人物记录下那些为着生存而弯腰驼背的背影，那些在时代洪流中留在岸边的眼神。

据说贾樟柯的电影，汾阳人民都看得懂，于我而言，他的电影也几乎不存在观看门槛，而从他电影中的小人物身上，我们总能看到这个时代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若不通过他的电影，或许我们自身都无法发觉，正如身戴锁链而欢呼着自由。

以前我逮着学艺术的人就问，艺术是什么，但所有人给出的答案都不一致，而如果这是一个有答案的问题，那么我现在逐渐觉得人类的交流就是艺术，而能使人们放弃一切戒备，以最真诚的语言交流就是最好的艺术。

因此，好的艺术应该是不需要门槛的，就如欣赏音乐和美术并不需要你去艺术院校深造几年，尽管彻底的通俗，彻底的平等带来的也许新的反智主义，但这绝对不是使艺术束之高阁、孤芳自赏的辩护词。

可惜，生活中往往尽是阻碍交流之特权，出身、金钱、学识、职业、以及权力等等带来了独属自身的训话逻辑，而反对这些话术，重新使人们记起平等的交流，反思一如往常的生活之合理性，才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艺术面临之最重要的问题。

而这才是贾樟柯最难能可贵之处。

当你发现，这个山西导演，从青年到中年，从汾阳到蜚声国际，一直从未脱离那些仍然脚沾泥土的人，仍然为那些人的命运所牵动，仍然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记录者，这何以不让人感动？

全片结束后，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记忆点和触动是一上来大量的老年人面部肖像跟拍和最后王亦梁小同学的河南话自我介绍。

其实单拎出这一头一尾就可以意识到片子的脉络是跟着时代在向前向后，所以我很不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评论的“片段”“琐碎”“没有故事”（09.17在上海金逸影迷活动上观影，结束后连续让三位来自文化界的嘉宾发言，竟然都说不上来啥感受，就蹦出这么些个词，真的是…有点😞），就算是不能掌握具体历史事件的人也能看出其中访谈人物年龄的渐进式的衔接吧。

除了年代关系的先后，我甚至还能感受到一条隐约的水域从干涸到充沛的走向。

从开头的马烽到贾家村治水治田，到贾平凹尘土飞扬的“养路工”“建水库”，再到后段余华的海、梁鸿的河…我们从平原奔向海边，再如影片名一样，向往着一跃大海后游到没边没界，期盼着精疲力尽地终点是一片蔚蓝…是一种视野和希望的狭窄到开阔…（本来想提问科长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考虑，可惜举手举不过人家😅）再说回影片开头，我承认从这一开始我就走神了，因为看到老人家们脸上的皱纹，使我很容易联想到自己的外公外婆（爷奶很早就不在了），想起自己因为两日的忙碌而疏忽了与他们的通话，还是在外婆身体有恙的情况下，所以影片之始我就陷入了某种愧疚和无力感中…影片的中段的确没有什么亮点，但问题是我们又该不该去期待一部纪录片什么所谓的“亮点”呢？

三个作家很简单（指细节相对较少，并不指轻松）地讲述着一些大家都有所耳闻过的艰难，虽然余华老师用几近段子的叙述惹得大家笑个不停，但透漏的还是一种淡淡的苦中作乐。

当然，如果你在这部片子里第一次接触余华的段子手身份的话，的确是会惊讶于他日常状态和其文字的某种“割裂”和感概于他本人的可爱，这或许算是很大的“亮点”。

从头到尾也充满科长熟悉的味道，一种雅与俗的结合，比如高铁上乘客们和bgm今夜无眠无人入睡（改正：Time to Say Goodbye）之间产生的视和听上“蒙太奇”，比如那些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和稍显僵硬却又尽量使自己深情的嗓音中所朗诵出来的诗句、段落…都让我有种安全感和舒适感。

今年相对以往更有意识去补了一些现当代的内地文学，捎带一些作家文人访谈，对这种叙事和其所要表达的情绪是熟悉的，这些要讨论的问题也被科长集中在“吕梁文学季”那一段对于很多作家讲话内容的截取中，每句话发散开来都是很多的感慨和质问。

“乡村”与“城市化”、“社会发展”与“个人成长”、“现代”与“思想内在”…各种生存的矛盾和身份的错位之下，每个人（不只是更容易发声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劳苦大众）关于“历史的在场”的不同叙述内容和方式不是要求多完整、多体系，而是着重诉说之中无意识的侧重和其引出的倾听者的共鸣和感动。

有了这种情感上的共鸣后，再进一步引发集体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而不是沉默于观望，不是目睹浅滩上一波波的泥沙被卷走却仍无动于衷…也只能庆幸自己在看这片子的时候因为之前的一些阅读和了解没有完全落入语境之外。

再说到尾声，那个喜欢形而下学的王亦梁小同学，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在小同学跟着梁鸿老师学习河南话的时候，心中也在暗暗复读，在王同学并不连贯地独立介绍的时候，又在心里抢着替他早早说了一遍“台词”，他顺利地说完是我全片唯一的泪点，我想至少那一刻我已然将自己代入成为了一个回到故乡的河南人…第二天一早了，可以和外公外婆打个电话了，用家乡话。

-2021.09.18 凌晨

贾樟柯导演最新作品《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定档9月19日，同时发布最新预告片。

预告片中，贾平凹谈及自己“终身的快乐与终身的痛苦”，梁鸿回忆亲人的艰难生活，余华则分享了自己小时候在海里游泳的经历，从而引出片名。

导筒directube贾樟柯导演最新作品《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定档9月19日，同时发布最新预告片。

预告片中，贾平凹谈及自己“终身的快乐与终身的痛苦”，梁鸿回忆亲人的艰难生活，余华则分享了自己小时候在海里游泳的经历，从而引出片名。

影片聚焦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名家，以他们敞开心扉的分享与个人回忆为情感索引，进入国人的精神世界，并展现出过去70余年的中国社会变迁。

视频号影片聚焦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名家，以他们敞开心扉的分享与个人回忆为情感索引，进入国人的精神世界，并展现出过去70余年的中国社会变迁。

2020年2月20日，中国导演贾樟柯出席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幕活动，其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入围本届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Berlinale Special）。

影片以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三位作家贾平凹、余华和梁鸿作为最重要的叙述者，通过18个章节讲述了1949年以来的中国往事。

在柏林的记者会和首映礼映后，贾樟柯奉献了大量精彩的发言：“今年来柏林电影节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心情。

以往去电影节都是带来贾樟柯的作品，这次是带来一个团队的作品。

因为我一直秉承电影是一种私人化的表达。

但今年不一样，我们出发的时候，全体中国人民正在危机当中，大家都待在家里面。

我临初的时候是想(通过本片)表达出中国的现实跟历史之外，我觉得最起码带来了一种声音吧。

如果说2003年的SARS是我们第一次摔倒，那么今年我们是第二次摔倒。

所以我们必须再次反省，人们要再次站立起来。

”

“优秀的作家是优秀的信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为什么他们的反应这么的迅速？

因为文学是最古老、最便捷的表达方法，所以我们总是从文学中最早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

”

“作为一个读者，我一直对那些用笔为我们带来这个世界最新消息的作家心存敬意。

”“文学有电影达不到的地方，电影也有文学表达不出的东西，在我的其他电影里也会引用诗句来表达电影中的某种感受。

”

“在中国，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戏曲。

之所以选择这些戏曲，跟选择这几位作家一样，因为他们都是‘说书人’。

而且很多戏曲都是用方言来唱的，很多作家，比如贾平凹老师会运用大量的方言来写作。

保留了一定的地域性和独特定。

”

“当我们以这个村庄为起点开始拍摄之后，很快意识到我们进入的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旅程，更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

影片里的几位作家，讲出了他们的私人故事，而这也是中国人的共同‘心事’。

”

“对于一些参与前期制作的电影公司和工作室来说，大量的成本正在流失，那些已经开始制作的电影就不得不以某种方式缩减或暂停。

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发行电影的过程中了，已经支付了大量的宣传和公关费。

现在经济遭受重创，我认为投资方面也会受到巨大影响。

就个人而言，作为电影人，我不认为这次疫情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我们继续制作电影的热情或渴望。

反而这次疫情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了，我们的社会以及很久都没有思考过的问题。

所以在创作层面上，我们可能会找到很多灵感来源，从而做出更多的作品。

”

“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危险，实际上是电影院在不同城市的运作。

我认为，在未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观众不会想去电影院。

也许要到6月或8月，观众才会回来。

我有看到，由于上半年没有收入，很多电影公司将无法生存。

对很多电影人来说，上半年的业务是他们收入的一半或三分之一的来源。

”

“由于疫情，我们不能按计划做每件事。

色彩校正、DCP、字幕等等的事情都需要一点运转才能在柏林之前完成。

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我们都被要求在飞机上戴口罩。

几位合作者选择了不前来，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对我来说，电影节已经宣布了这部电影在这里上映，我也承诺过会来这里。

”贾樟柯也在柏林电影节上透露，因为疫情的原因，新片的制作被迫无限期推迟。

“我们仍然不能在4月开展前期制作，可能要再写一个新剧本了吧。

”据悉，该片聚焦“中国的年轻人以及此时此地“，由于故事设置在春夏季，所以剧组最早也要到明年才能拍摄。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已于今年5月28日先行在北美地区公映。

贾樟柯柏林大师班回顾：我期待一个真正自由的个人化时代 第70届柏林影展于2月20日至2月27日举行，期间除了竞赛、展映、市场以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单元，即柏林电影节天才训练营Berlin Talents，这个从2003年开始的活动致力于帮助全球范围内的年轻的影像创作者们，该训练营每年会从全世界的所有报名者中挑选250位电影行业从业者，为他们提供电影创作的短期训练课程。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邀请到贾樟柯导演参与，1998年，贾樟柯长片处女作《小武》在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首映，并获该单元首奖沃尔夫冈·斯道奖及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从此步入影坛。

2020年2月21日，贾樟柯最新导演作品《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于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进行全球首映，时隔多年，贾樟柯再次携作品来到柏林。

在这一次的天才训练营大师班上，谈及自己与新人导演的合作，贾樟柯导演表示“很享受跟年轻导演的工作，因为总能分享到最新他们对于世界的感知，和对于电影最新的发现。

但是他们需要一些资源的帮助，愿意配合他们，一起克服一些困难。

”本次Berlinale Talents活动的主题为：Collective Change: The Age of Amateur Cinema2020柏林电影节天才训练营贾樟柯导演的讲座实录文字整理Peter Cowie（主持人）: 1988年的柏林电影节，《红高粱》获得了金熊奖。

导演张艺谋上台领奖时曾说：“今晚这座奖颁给我们，你们同时也给了中国年轻电影人去创作更好的电影的机会。

”那一年你18岁，你当时看过《红高粱》那部电影么？

当时能看到那部电影么？

是否在那时候就知道金熊奖？

贾樟柯：1988年那个时候我18岁，《红高粱》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金熊奖，那个时候正是中国刚刚进行改革开放的第10年，可以说它是中国改革开放10年的一个结果，另外在那个电影里面充满了一种自由的、叛逆的精神，和一种旺盛的生命力。

那这些东西对于正在变革中的国家来说吸引了观众的非常大的注意力。

张艺谋斩获金熊现场 那时柏林电影节的二三月结束之后，这个电影在中国上映，几乎所有人都去看了这部影片。

因为在那个时候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它是我们整个中国社会能够打破禁忌，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扩大我们自由的一个标志。

因为在《红高粱》那部电影里面，就是充满了一种个人的精神，一种个人的狂放的、自由的、没有约束的精神。

这个今天说起来可能大家没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们知道在这之前，中国有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人生活在集体里，被认为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个人是不重要的，集体是重要的。

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突然有一部电影，它在张扬、在鼓励一种个人的自由，那种冲击它已经不单是一部电影，它带给整个民族一种“兴奋和狂放”。

那个时候我18岁，也看了这部电影。

可能还不止看了一遍，我也被这种精神所感染，当然我也被影片中的女主角巩俐吸引，我觉得她太美了。

张艺谋《 红高粱》 (1988) 截帧 Peter Cowie:三年后你开始学习艺术，你在看到了陈凯歌的处女作《黄土地》之后，那部作品让你产生了拍电影的想法。

贾樟柯：我自己是出生、生长在中国内陆靠西北部的一个省份的，山西一个很小的城市。

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特别是到了我初中时，开始有了录像厅。

什么是录像厅呢？

就是一台电视机、一个录像机，使用VHS的录像带，这些录像带大部分是走私进来的，主要是香港的武侠电影、黑帮电影，我从初中一年级看到高中三年级，大概6年时间一直在看这样的电影，但是这些电影都没有让我想做一个导演，我只是一个影迷。

那时候看了那么多的黑帮片，没有想当导演，想当黑社会了。

贾樟柯《江湖儿女》 (2018) 我学习不好，但我父亲是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

他希望我能上大学，然后他就说既然你考不上大学，你不如去学艺术。

我就去学艺术去了。

就是在学艺术的时候，很偶然我看到了1982年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这部电影的摄影师也是张艺谋，那部电影82年就拍出来了，但是我到了90年代，我大概在1991年之后才看到，看完之后我完全被打动，因为黄土地就是在中国的西部，我们的土地就很少有植物、有树木，全是很荒凉的、黄色的土地。

我的老家就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在电影里面看到过我（们）自己的环境、土地、人进入到电影里面，我通过这个突然发现电影的一种可能性——原来电影也可以拍我们自己的生活。

陈凯歌 《黄土地》 (1984) 这个电影有非常多吸引我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很独特——它没有什么故事，（或者说就是）很简单的故事，一直在拍人怎么生活着、怎么存在着，然后它有大量的沉默。

比如说影片中这个父亲他一个人在夜晚，坐在很暗的灯底下发呆。

他没有语言，在那种长时间的沉默里，我突然发现了一种诗歌一样的诗意，我觉得电影太好了，我是不是可以也成为一个电影工作者？

Peter Cowie:你的作品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对话之间的沉默，那种沉默甚至和对白一样重要。

就像安东尼奥尼或者安哲罗普洛斯的作品一样，你的作品也有，非常有表现力。

贾樟柯：对，我自己之后拍的电影，里面人和人在交流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沉默。

像这样大量的沉默，我觉得首先它来自于中国人的一种交流方法、语言的特点，我们很多中国人非常含蓄，在交流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相互去理解的，有很多“潜台词”，那些“沉默”就是有潜台词的部分。

对于拍摄电影来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觉得如何把“真实的、中国人的交流方法”呈现出来这一点非常重要。

每一种语言它的特点都不一样，每一种地域的人在处理情感的时候，方法都不一样。

所以我自己的电影一直在拍我的家乡，我都在用方言、用家乡的语言，遵循我按山西人的情感方法来拍电影。

山西是一个生活非常艰难的地方，人们生活受到很大的压力，那种沉默就代表了某种看不到尽头的黑暗，那些沉默里有非常多的东西。

Peter Cowie:我们下面会放《三峡好人》里的一个片段。

这部电影在2006年获得了威尼斯的金狮奖，这部电影展现空间的方式也很独特。

你大部分的作品都发生在山西，但这一部你们去了当时还在修建三峡大坝的区域。

这部电影给人空间上的感受比大部分中国电影要强很多，那些发生在城市环境里的中国电影。

我选的这段展现了为了建造一个大工程，其他一切是如何被毁灭的。

这个大工程可以造福百万、千万的民众， 但问题是，也导致了数十万人被连根拔起。

我们来看第一个片段吧 。

贾樟柯《三峡好人》 (2006) 贾樟柯：我也很久没有看这个电影的片段了，《三峡好人》的背景是三峡工程，那是中国要建立最大的一个水利的工程，会有100多万人移民，然后十几个有两三千年历史的城市被淹没。

这是一个即兴拍摄的电影，我是为了拍一个纪录片，在这之前我并没有想到要拍一个剧情片。

当时是有一个中国很著名的画家叫刘小东，他要去三峡画画,我在拍关于他的纪录片,就进入了进入了这个三峡地区。

大概这个纪录片拍了有一周之后，我决定拍一个剧情片。

贾樟柯《东》 (2006) 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准备，我最难忘的是这个电影没有剧本，（后来也）不是写出来的，是演出来的，怎么演呢？

就是因为因为时间太紧迫了，如果我不马上拍，那些城市就都拆拆完了，就消失了。

我们一直在跟这个（即将）消失的城市赛跑，所以我（们）用了几天的时间，在住的酒店里面“演“，我第一场（戏）一艘船有很多人在表演，然后我们的同事副导演用电脑记录下来，我们拿了十几张纸就开始拍这个电影了。

对拍这个电影来说，因为进入到三峡地区，这个地方在拆房子，那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是三峡地区，因为有长江，两边的自然环境有山有云。

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这两者）是非常重要的视觉元素，我们非常多的古代绘画是关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

《三峡好人》 (2006) 但是当你来了之后会发现，这些山川河流都没有变化，跟唐代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样一个古老的空间里面，人造的景观在改变，这些房子要拆掉了，那么这里面就是有一种“建筑”跟“自然”的戏剧性，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部电影有两个角色，一个是“空间”，整个三峡地区的空间，它是我想拍摄的、去理解的一个人物，像人物一样它是一个角色。

另外就是我写的一男一女这两个人，所以在这里面会有纪录片的（拍摄）方法来让这些人物在这些真实的空间里展开他们的故事，同时拍到空间的故事跟人物的故事。

Peter Cowie:虽然那是一部虚构作品，它在某种程度也是纪录片。

我觉得你的作品里，虚构和纪录是并列存在的，但有时也会重叠。

从一开始，你就组建了一起合作的团队。

比如你的摄影余力为与你合作了很多部影片，你的妻子也在多部作品里出现。

回到你的第一部短片，你能回忆是怎么找到朋友或者合作者一起工作的吗？

贾樟柯：刚才我们讲到在1991年看到《黄土地》，那时候就想当导演，但是当时不知道怎么能够成为电影工作者，因为当时中国有16个国家级的电影制片厂，他们都在大的城市，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能变成一个导演。

后来就有人说有一个大学叫北京电影学院，你如果能考到那个学院，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电影工作者。

这样的话我到1993年考到了北京电影影学院，我学习的是电影理论专业，那我想当导演为什么要考电影理论专业呢？

因为好考。

进入这个大学之后也不知道怎么能够拍片，有一天我就看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是中文的书，但是它是介绍法斯宾德导演拍摄的《爱比死更冷》这部电影是如何做预算的一本书，那个书的名字叫做《如何做独立电影》，这是我第一次看到Independent Film这个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其实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以独立的去做。

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爱比死更冷》 (1969) 然后那一年正好我们北京电影学院我这个年级每个专业都有学生，十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小的团队，我们想叫“北京电影学院独立电影小组”，然后我们的老师说不行，你们不能叫独立电影，你们要独立吗？

那我们可以叫“实验电影”吗？

可以，所以我们就改名为“北京电影学院实验电影小组”。

在那个小组里面我们有摄影师、有录音师、有美术师、我们在内部有比稿，大家写个短片的剧本来讨论要拍谁的，我很幸运我的第一个短片的剧本叫《小山回家》XiaoShanGoingHome，大家说这个不错，那我们在1995年就拍了这部短片。

贾樟柯《小山回家》 (1995) Peter Cowie: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二个片段来自你最直白最强硬的片子之一——《天注定》。

有人引用你说的话：过去人们以共产主义之名实施暴力，现在人们以资本主义或者赚钱的名义实施暴力。

这部电影也是对中国新富阶层强有力的控诉，表现友谊和情感关系是怎样被压垮的。

贾樟柯：这个是我2013年的作品《天注定》，英文的名字叫A Touch of Sin。

在2013年前后，正好是中国自媒体开始流行的时间，像推特一样中国叫微博，因为有了自媒体，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在中国各个地方的突发的这些事件被报道出来，过去我们在主流媒体里并不能看到这样的一些事件。

《天注定》 (2013) 我开始关注，那些密切的、频繁发生的剧烈的、暴力的事件让我很震动，隔几天中国某一个地方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它让我第一次关注到“暴力”的问题，而且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它跟整个中国经济的变革背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矛盾——利益的矛盾、经济的纠纷价值观的不一致。

但最主要的是当整个社会出现巨大的贫富差异、地区差异的时候，普通的人并没有一个渠道来表达自己，那么暴力就变成了一种表达的方法，所以这个电影里面都是一个普通的人如何最后变成暴力的受害者，同时也变成暴力的实施者的故事。

我想多说一下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叫做A Touch of Sin，它是来自于胡金铨导演的1972年的一部电影叫做《侠女》A Touch of Zen。

胡金铨《侠女》 (1970) 为什么会改一个词把Zen变成Sin？

因为在这个电影中有四个故事，都是真实的事件改编的，我在研究这些真实事件的时候，我发现它跟胡金铨电影中的关于中国古代的武侠小说的故事非常的像，一下子让我觉得暴力的问题、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从古代就有。

我觉得电影中的人物他们虽然生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高铁的时代，但实际上这个背后暴力的问题它自古就有的，所以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这个电影借用了很多武侠片的方法，这也是我第一次借用类型电影，借用武侠片的方法来制作一部电影，来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

这个电影里面有四个人物和四个独立的故事，对我来说为什么会在一部电影中有四个人物，而他们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是因为我发现每一个单独的故事都可以变成一部电影，但是我需要拍三个或者四个。

当我们进入到自媒体时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暴力问题存在于这个社会，它的平凡、它的密度很高，它不是很长时间发生一个，它是不停地在发生，那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的气氛，我需要用多个暴力故事来呈现在那个时候中国社会那种密集的暴力问题，那它就变成这个电影结构的来源。

Peter Cowie:我们来聊一下你事业的另一面，你在不到五万居民的平遥创办了一个新的电影节。

很少有电影节是由还在拍片的电影人创立的，这在世界范围里都很独特。

你是怎么开始这个电影节，背后又有哪些目标呢？

贾樟柯：其实办一个电影节它有很复杂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大概从十几年前，除了做导演之外我也开始做制片人，每年大概能够跟两到三个中国的年轻导演合作，因为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能帮助到一些人，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个人的力量非常少，中国想拍电影的有才华的年轻人又越来越多，但每一个个人都太有局限性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平台很重要，我们应该创办一个平台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年轻人，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贾樟柯与张艺谋在平遥国际影展 另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中国现在视频网站包括电影院都很发达，其实各种各样的电影在视频网站都有，但是在这种海量的信息里面，人们比较会关注到的还都是商业电影、好莱坞的电影。

比如说来自于南美的、东欧的、亚洲其他地区的、非洲的电影，因为观众没有办法去了解，会被忽视。

即使这些电影放在视频网站上，观众也不会去点击，那这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有一个电影展用一种策展的方法来给中国观众介绍更多元的电影文化。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在去年拍了1006部电影，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导演的，有这么多的年轻导演在拍作品，它也需要一个电影展来把他们的工作介绍到国外，介绍给世界。

这样的话我们就在这个背景里面创办了平遥电影展，它主要是关注年轻导演的一个影展。

Peter Cowie:与之相关的是你在做的另一类事情，你通过担任监制或者用其他参与方式帮助新导演。

比如快要完成的泰国电影《记忆》（阿彼察邦）你也有参与。

你在为他人做如此多的好事之余，能否继续保持自己作为导演的身份？

贾樟柯联合制作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新片《记忆》 Memoria 贾樟柯：我们主要依靠团队，我有很好的、合作了很多年的同事，是非常默契、效率很高的一个团队。

对于我来说到现在还每年跟两三个年轻导演合作，今年我们在柏林的Form有一部影片是女导演宋方，她的第二部影片叫做《平静》calm。

我很享受跟年轻导演的工作，因为你总能分享到最新的、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和对于电影语言的新的一种发现，但是他们需要有一些资源的帮助，那我很乐意去配合他们来做一些资源的整合，一起来克服一些困难让这样的一些影片能够存在，能够拍出来。

贾樟柯监制，宋方导演《平静》 因为有很多影片它越是有实验性，越需要突破商业的局限跟审查的限制，那这时候我愿意跟年轻导演站在一起。

Peter Cowie:我们要看的最后一个片段来自五年前的影片《山河故人》。

影片的主题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天注定》，物质至上与简单日常生活的矛盾。

我们要看到的片段展现了一位女性面对两位曾经的青梅竹马的追求，难以抉择。

这两人一位急于追求人生成功，另一位更胆怯也更谦卑。

我觉得这种感觉贯穿你很多作品，对我来说，这部电影是关于情绪和感受的。

我们可以看完这个片段，然后请你谈一谈。

《山河故人》 (2015) 贾樟柯：这个电影是2015年的作品，那一年我45岁。

其实确实站在一个中年的一个角度，你会发现已经获取了一些人生的经验，所以这个作品它是从1999年一直拍到未来2025年，也马上就要到了。

就是从过去一直拍到了未来，拍完《山河故人》又拍了《江湖儿女》，这两部影片都是拥有很长的时间跨度，因为我突然觉得我有需要讲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过程里面，人们会经历什么，情感会经历什么。

它不是一个时间点的故事，它是随着人的衰老、随着人的成长、随着时间的改变，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它会带给人什么样的一种改变。

我需要获得这样的一个视点，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观察人，所以这连续两部影片都是比较长的时间的跨度，因为我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社会的变革，比如说《三峡好人》，有很清晰的外在的变革痕迹，三千年的城市就那样拆除了，大坝建起来了，从没有电话到用上手机。

但有很多外在的改变但是内在就情感世界的改变是什么？

它相对是隐秘的。

那么《山河故人》我就想回到人的情感，就是有一些生命的内容是不会改变的，比如说爱情任何时代都存在，家庭跟父亲的关系，跟下一代跟孩子的关系，出生、衰老、得病、死亡这些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

我想在一个快速变革的社会里，去看这些恒定不变的人，必须经历一些生命的过程，把它放在长达20年、30年的时间里面去拍摄。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电影它有一种系统性的能力，它不仅仅可以讲述好一个时间点，一个故事它也可以整合成为一个漫长的、实质性的故事结构，来把一个时代的生存经验尝试的表达出来。

观众提问环节 提问1:我们刚刚看的《山河故人》的片段里场景调度让我很有感触。

我想问的是：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要怎样拍一场戏的？

你会做很多尝试，还是确切地知道场景应该如何展开？

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你什么时候知道剧本里的一场戏搬到银幕上该是什么样？

贾樟柯：谢谢你的问题，其实我长期以来跟两种演员合作。

一种是长时间会跟非职业演员合作，那也有时候会跟职业演员合作，对于处理不同（类型）演员，我摄影机的运动方法都会不太一样。

刚才那个片段那个女主角跟男主角他们都演了很多电影，他们是很有经验的演员，所以整个位置我们跟摄影机有很密切的配合，有很准确的走位。

但是如果我是跟非职业演员合作的时候我会给他们以放松，这我不要求这么精确，他们可以很自由的活动，这需要我们的摄影师、跟焦点员有一种即兴的捕捉能力，因为如果对于没有经过训练的演员，你给他太多的未知要求的话，会影响他自己表演的发挥。

我的电影结合了一些长镜头的方法，一般会通过演员的转身、他们形体位置的变化来调整这个视觉的中心，比如说刚才那个片段这个跟着女主角走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两个人的背影停下来，两个人站立之后男主角转身，男主角转身时我们的视觉中心在男主角这儿，然后跟着他情绪的变化，女主角又转身给摄影机那就是又把视觉中心给了女主角。

《山河故人》 (2015) 一般都是在现场根据现场的空间的情况，还有根据剧本里面人物关系，还有内在的这种变化，来做这种调度的确定。

我自己不会有预先的分镜头，或者调度的方案，我每拍一个场面或者每拍一场戏的时候我都是在现场分镜头，我是非常依赖现场空间的，无论是在摄影棚拍摄还是在实景拍摄，我需要站在拍摄现场，去感受这个空间它给我的启发，然后结合这个空间给我的一种印象再结合我的剧本来进行现场的这种场面的处理调度的处理，灵感往往是空间给我的。

观众提问2：中国之前的每一代导演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电影风格，在您看来中国接下来第7代电影导演他们电影风格会是怎样？

是以独立电影为代表还是以商业电影为代表？

有人说其实中国已经不会再存在第7代导电影导演了，那在您看来这第7代电影导演还会存在吗？

贾樟柯：其实你要去了解这些中国电影到目前为止，分6代这个所谓每一代背后为什么会划分成第1代第2代第3代。

每一代的划分的背后都是非常让人感到沉重的一些共同记忆。

比如说第5代的共同记忆就是在成长的时候碰到文化大革命。

我被划分到第6代，是因为我们共同的记忆就是社会的变革，是改革开放，那么之前的还有经历过战争的，经历过各种各样事件的。

我们中国社会的背后有非常大的变动影响到每个人，所以在电影层面上呈现出了美学上的某种一致性。

那实际上对我来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到达一个真正个人化的时代，我们的社会不要再有这么大的变动，不要再有这么刻骨铭心的、公共的一些大的、外在的变动，影响到个人。

我个人非常希望没有第七代，因为那预示着我们进入到一个真正自由的个人化的时代。

我也最后感谢柏林电影节天才训练营，这是我第二次来，第一次是十几年前，我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来见面，谢谢大家。

（去年平遥首映后写的了，居然没发豆瓣）浙江嘉兴海盐县的堤坝边，作家余华回忆起儿时去海里游泳的场景，“记得海水是黄色的，可上学的课本里又说大海是蓝色的。

”有一天，他随海浪顺流游了好远，心想着，要一直往前，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余华这段有着愚公移山般气概又显浪漫气息的话，让导演贾樟柯放弃了这部最新纪录片原先耿直的标题《一个村庄的文学》，而改名为动听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这部纪录电影，也像是2019年5月9日开始的吕梁文学季之影像衍生品。

开幕当日，贾樟柯就有了主意，既然请来了这么多颇具影响力的中国作家，是不是应该就着采访素材，制作一部纪录片呢？

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学史，来讲述乡土的变化和剧变中对国人生活的影响。

这个为期一周的文学季，在吕梁市下属的汾阳贾家庄举办。

贵宾包括莫言、苏童、贾平凹、余华、阿来、李敬泽、梁鸿、韩东等当代作家，及欧阳江河、西川、于坚等重要诗人。

影迷们都知道汾阳是贾导老家，是从《小武》、《站台》到《山河故人》等代表作中标识时代和家园记忆的最重要背景板。

然而，这座“同姓”的贾家庄，却是贾樟柯这些年才搬过去生活的历史名村。

纪录片从闲庭信步地旁观村中老人生活开场，渐渐地以自身的一套节奏和逻辑，分割成18个章节。

以访谈而来的口述个人及家庭史形式，重点呈现马烽（已故，由其女儿回忆）、贾平凹、余华、梁鸿这四位不同时代的代表作家，在1949年建国后的个人和家园往事。

算得上是又一部口述纪录片载体的《我和我的家乡》。

这也是继《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之后，贾樟柯的第三部口述历史纪录片，从厂矿工人到市民，再回到滋养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农民。

与借村民群像铺开家园根基，并引出著名作家讲述过往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60年多前的人民作家马烽，就已经长期生活在贾家庄，与土改中的村庄共同成长变化，并以当地村民为原型，创作出短篇小说《韩梅梅》以及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三年早知道》。

因此可以不无夸张的说，贾家庄的文脉甚至“影脉”都是很丰富的。

如前述几部口述史纪录片，不展开工人和市民故事一样，《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绝大多数时候，也只是把贾家庄村民当作背景板，而选择让有影响力的作家来完成大篇幅的口述部分。

故土和家园，也从马烽女儿追忆的贾家庄，逐渐外扩，来到五零后贾平凹难忘的陕西商洛、六零后余华轻松惬意生活的浙江海盐、七零后选择回归的河南梁庄。

毕竟是要去吸引观众的电影——哪怕受众群很小——作家的名头和讲述魅力远胜于厮守土地的村民。

不过，18个章节间，也穿插着由贾家庄村民朗读或背诵的小说和诗歌片段，他们的普通话都极不标准，却有着超越电视台配乐诗朗诵节目的真实美丽和乡土气息。

来自肖斯塔科维奇和拉赫玛尼洛夫的音乐作品，时不时大段穿插于表现土地和村民形象素描的写意段落中，偶尔又过度到晋剧和秦腔的演出现场，这当然会引出有些古怪的听觉感受。

注定有人会苛责装腔做作，有人或许又肯定这种应用才折射出混搭的现实风景。

离乡那一章，伴随着动车车厢的画面，竟直接依葫芦画瓢地配上波切利金曲《Time to Say Goodbye》。

不过我也是从这一章节，才开始留意并聚精会神的盯着往后的电影时间，最终发现，这部聚焦文学和作家的纪录片，竟然没出现任何一本书和纸质印刷品！

动车上的年轻人全在刷手机，西安火车站广场上的闲人和乘客也一样沐浴在手机时光中，梁鸿从北京回河南老家的火车上，身旁的儿子也一直戴着耳机玩手机。

这才是实打实的观看现实。

人们的阅读习惯已经彻底改变，再不需要像贾平凹回忆中那样，去偷亲戚家四卷本《红楼梦》，更不需要如余华那样，儿时只能读一堆不知名字、也没有开头结尾的小说。

一面大书柜或一间图书馆，都可以收纳于一台薄薄的Kindle电子阅读器，且阅读效率可能变得更高，又何必再保守地追求“文学的重量”呢？

当然，毕竟是对过往历史的口述，即便大量场景里都出现刷手机的低头族，纪录片也完全没有提及科技对阅读和文学创作方式的改变。

在今年的平遥国际电影展举行《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亚洲首映时，余华讲述的片段引来观众一阵阵狂笑和掌声。

这是其他三位讲述者都做不到的。

这位六零后作家，从汾阳的面馆走到街头，说着自己的文学成名之路。

1983年在海盐县文化馆任职时开始文学创作，厚脸皮地把作品往《十月》和《收获》这两本最重要的杂志投，“被拒了就继续投低档次一些的，《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再不行，大不了投《吕梁文艺》嘛。

”一天，海盐县的电话总机，接到《北京文学》来电，要余华过去改稿，包路费和食宿，还有生活补贴。

能刊载的唯一要求是，把作品的结尾改光明了。

余华当即同意，“只要能发表，我从头到尾都给你改光明了。

”最终，他只花了一天时间，非常轻松的，就将小说原本灰暗一些的结尾光明化了，还就着这个机会在北京玩了一个月，回海盐时感觉富有极了。

几年后，不同杂志社同时发来三封约稿函，他得意极了，“从投稿没人要，到约稿不断，那是我有成名感觉的唯一时刻。

”相信在现实中，余华并没有力气，能从海盐堤坝那头的黄色海水游出去，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而在梁鸿的河南邓州老家，一条总在改道的河水，却让她和家人轻易能感知何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跟着回乡玩耍的中学生儿子，迷恋物理，想要弄清河流变迁的科学成因。

他坐在河边石堆上，如课堂回答问题般，讲述着地质基础和水流运动。

镜头这边的贾樟柯问到，能不能用河南话再做一遍自我介绍？

打小就跟妈妈去了北京的孩子表示，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

梁鸿凑过镜头前，一句一句带儿子说着方言，不一会儿，也就连贯利索了起来。

电影散场，走出平遥电影宫，古城最热闹的步行街上，一家服装店里传来歌声，“东街口的路边有很多奶茶店，零零后的同学你不会说方言。

”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影片最开始是一组老年人群像。

他们正在等待吃饭。

当每一张人的脸在镜头中被放大，变成特写，他们脸上所有的细节，如，密密麻麻的褐色斑点，皮肤被肆意切割纵横交错的纹路，他们日益浑浊的双眼，茫然空无的眼神，表情……在此时全部一览无遗。

尤其当看到一个老年妇人，她嘴唇周围呈放射状分布的纹路，伴随她每一次咀嚼的动作都颤巍耸动，让人瞬间感觉到一种时间的残酷，人面对时间的无能为力，和活着让生命存续的沉重。

一切细节，都是关于人的生命的密码。

给人以无穷无尽的解读空间。

藉由这些密码，不能不去想象他们曾经历怎样喜怒哀乐的一生。

吃的另一种表达其实是维生。

维持生命的延续，必须要通过吃来实现。

对一个人来说，吃，是出世之后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是一个人一生需要深究并且全力以赴应对的唯一命题。

吃，在此时不仅仅是一种跟轻松休闲相关的解压方式，而具有了更为深沉复杂的含义。

简而言之，人事实上完全可以说是活着的奴隶，是吃的奴隶。

为了活着，人的一生必须打起精神全力以赴。

所以，贾樟柯的这部纪录片以吃为第一篇章开始，透过几个文人的讲述，可以说是围绕一个关于活着的命题展开。

一个以创作为职业的人，会因他们天性中异于常人的敏锐，感性，直觉，丰富的想象力，而难以甘心像他们的祖祖辈辈，被困守在自己的故乡。

似乎他们天生被赋予一种发现与开创的使命。

所以他们一旦意识到周围一切都不符合自己的理想，一旦倾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他们会最先成为出走的一类。

被他们年轻而热烈的冲动驱使，去追逐符合他们理想的事物。

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并让自己家族的命运从此以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续写。

不过，当一个人的命运最后以文艺作品的形式去呈现，可能会具备浪漫而传奇的色彩。

而如果它只是本人当下在亲身经历，那么一切都还是艰难险阻。

因为当他选择出走的时候，他并不是清晰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而是他无法承受当下的命运，在命运的安排中，去寻求别的选择。

影片中，从每一位讲述者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精神上的困顿与出走的影子。

只是让他们出走的因由各不相同。

贾平凹的出走是因为自己在特殊年代他没有一个足够明亮的政治背景。

余华的出走是因为他无法忍受一辈子就这样以一个小镇牙医的身份度完一生。

而梁鸿，是贫穷的家庭与不能承受的亲情之悲痛。

他们是世间芸芸众生辗转流离的一个缩影。

出走，最终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活着。

是以一种更为符合自己意愿的方式去活着。

而一旦出走，一旦一个人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就意味着他与真正能够滋养自己的东西发生了断裂，如同原本连在一起的岛屿分裂成为两半，另一半只能随波逐流，越飘越远，彻底失去它的集体。

从此以一个完全孤立的存在漂流四方。

所以，出走并不轻松也并不潇洒。

恰恰相反，出走需要更多的隐忍与承担。

影片中有很多讲述者沉默的背影，是人的恓惶与孤独。

人拼尽全力出走的代价就是再也无家可归。

我比任何时候更为理解一句话，故乡，就是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因为出走，所以有了故乡。

影片中有一段镜头给我很深的感触。

无处不在的人，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互联网变成了人的囚牢，将人残酷地囚禁在里面，无尽的占有与消耗。

互联网缩小了空间的距离，所以人渐渐不再能够理解故乡这两个字背后复杂的承载与生命的重量。

也不再能够深切理解追寻与回归的意义。

人是一种具备感情的感性动物，可是自然残酷的法则并不会因为人的感性而有所更改。

人一生的挣扎与努力，或许都是为了最终能够体面而平静地妥协于衰老病死。

所以有时我在想，人的一切社会关系一切情感最后看来，似乎都会以一种悲情收尾。

影片最后部分梁鸿的讲述，尤其让我感觉沉恸。

觉得生在世间人之轻微，人之渺小。

生命会很重，因为为了活着，人的身上需要背负一切超出自己原本所能背负的东西；但是生命也会很轻，轻到像是风中的烛火，一股不经意间吹来的风就会让其熄灭。

这个纪录片总体看来似乎很难找到一种清晰的内在逻辑，每个篇章似乎都是彼此割裂的。

但是当影片结束，它会让人感觉到生命所不能承受的重量。

而这每一个段落，都是关于它的注解。

于是，这部影片看完，只要回想起其中一些细节，都有一种流泪的冲动。

人活着其实就像余华在片中的比喻，被放逐在大海。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停留，只能一直游下去。

即便大海并不符合他曾经的想象，远非一片蔚蓝。

但是他要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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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使他高于地面,但工具比他更高。

高举着锄头,犹如高举着劳动的旗帜——于坚 《想象中的锄地者》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

——沈从文 《致张兆和情书》我觉得乡村就是现实——韩东写诗不要把自己生活也诗化了——贾平凹书上说：你生在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叫血地。

——贾平凹 《带灯》白眼观世——贾平凹死亡是凉爽的夜晚，生命是闷热的白天。

——海涅《还乡曲》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其实只是在现实里不知所措以后的故作镇静,即使有某种情感伴随着出现,也不过是装饰而已。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父亲一直是我的疑问。

而所有疑问中最大的疑问就是他的白衬衫。

那时候，吴镇通往梁庄的老公路还丰满平整，两旁是挺拔粗大的白杨树，父亲正从吴镇往家赶，我要去镇上上学，我们就在这路上相遇了。

他朝我笑着，惊喜地说，咦，长这么大啦。

在遮天蔽日的绿荫下，父亲的白衬衫干净体面，柔软妥帖，闪闪发光。

我被那光闪得睁不开眼。

其实，我是被泪水迷糊了双眼。

在我心中，父亲和别人太不一样，我既因此崇拜他，又因此充满痛苦。

父亲是怎么竭力省出一点钱来，去买这样一件颇为昂贵的不实用的奢侈品？

他怎么能长年保持白衬衫一尘不染？

他是一个农民，他要锄地撒种拔草翻秧，要搬砖扛泥打麦，哪一样植物的汁液都是吸附高手，一旦沾到衣服上，很难洗掉，哪一种劳作都要出汗，都会使白衬衫变黄。

他的白衬衫洁净整齐。

梁庄的路是泥泞的，梁庄的房屋是泥瓦房，梁庄的风黄沙漫天。

他的白衬衫散发着耀眼的光。

他带着这道光走过去，不知道遭受了多少嘲笑和鄙夷。

——梁鸿《父亲的白衬衫》《在乡村》那个傍晚，雨一直落到麦田里。

辽阔的麦田，辽阔的雨声。

麦子，植物，生长不易察觉，大地上的生命无不如此。

田野中的三株榆树陷入沉默，如同父亲、母亲和孩子。

雨也落进附近岑寂的村庄。

瓦片上，窗台上雨声迭响。

若屋中有人，他必记挂着麦田，拉开15瓦的电灯，不动。

而山岗上的灰山雀缩起肩膀，在雨中自学起有关寂寞的知识。

一列货车驶入隧道汽笛长鸣，仿佛一只困兽在黑暗中向前摸索。

等它开进真正的黑夜，四面是田野，没有星光，没有月光，雨也落在它苍黑的背脊上。

——西川《在乡村》伯恩斯坦指挥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1855年勃拉姆斯在故乡汉堡聆听了舒曼的《曼弗雷德》戏剧配乐后，内心勃发了极强的创作欲望，他立刻构想谱写这部交响曲章节：一：吃饭二：恋爱三：马烽四：回乡五：新与旧六：声音七：远行八：贾平凹九：病十：余华十一：活着十二：梁鸿十三：母亲十四：父亲十五：姐姐十六：收获十七：儿子十八：游泳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一种认为自己是汾阳人的错觉。

确实，贾家庄正是中国乡镇的缩影沉浸在长焦的快感中余华的爱情故事好有趣啊哈哈哈哈！！！

君在高校读博，业已取得一些成果。

现遇到困境，决定找已经混得不错的师兄师姐聊心事一二。

多人彻夜相谈，甚欢。

师兄1岁数最大，称当时自己也读不下去了，后来还是一步一步，最后发了顶刊，现已德高望重，女儿也走上学术道路；同时分享当年快活回忆，并感叹“最快乐是时光也是最痛苦的时光”。

师兄2一脸痞气，为人洒脱，侃侃而谈，对体制不屑一顾，徘徊在退学的边缘。

得益于自己惊人的才华某日被大老板赏识，从此顺风顺水走上学术成功之路。

师姐3含情脉脉，十分谦虚，提起家庭家人，几度泪崩，学业难得，唯有坚持。

借着酒劲，君也动情地流下眼泪。

当夜君决定整理一下谈话笔记，分享给身边读书的朋友，本定篇名为《一个学生的学术生涯笔记》，后取师兄2一句话“一直学到海水变蓝”为题。

同时发表于某论坛某乎某瓣。

第二天收获大量差评，总结如下： 1.本文不足以概括学术圈现状，写一个文章就能概括学术圈这几十年了吗？

2.师兄文邹邹，师姐太矫情。

对人物刻画太单薄 3.内容太过平凡普通，不能在表达上多下下功夫？

4.....略 君报之一笑，去写自己新论文了。

希望君不要觉得多此一举，至少我看得十分来劲呢。

文 | 乐一狸关于文学和电影，最近听到个饶有兴味的观点：剧情片可以类比为小说，艺术电影可以类比为散文，或者诗集，纪录片则可以类比为非虚构写作。

这个观点出自贾樟柯。

从业20年，始终坚持“作者电影”创作的他，今年上映了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看贾樟柯的电影，我从不提前看评论剧透，带着一份拆礼物的心情走进影院，像拆阅一本文学作品那样，对作者电影保有惜墨如金的敬重。

电影开篇是面孔特写，许许多多普通中国人的面孔，一张张投射在大荧幕上，每个人沉默不语，却接连成一个时代的表情。

镜头推到一位平凡老者的身上，开始讲述贾樟柯的故乡——山西贾家庄的历史，随后引出建国后第一代作家：马烽。

撰写《吕梁英雄传》成名的马烽，在人生最得意时，陡然决意从北京回山西农村定居，只为完成新中国农村生活的创作任务。

理想主义的种子，从此在世代贫瘠的盐碱地上撒下绿种，贾家庄诞生了更多作家，整个村庄也从沉沉暮气的贫困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从此，这里的人们将文学视为丰收，不断举办文学庆祝活动，这也吸引了回乡休养的贾樟柯的注意，萌生拍摄文学纪录片“一个村庄的文学”的想法。

乡村与城市，伴随着现代化隆隆的脚步，不断拉满世界范围内以青年为代表的人口流动潮。

城市，成为大多数乡村少年的寻梦飞地。

片中聚焦了“50后”贾平凹、“60后”余华和“70后”梁鸿三位作家，他们主动或被动选择成为时代的观察者，凭借极高悟性和细腻笔触，留下了文学的篇章，赢得了个人声名，也从此久居大都市。

和成千上万的漂泊者一样，三位作家最初离开故土的原因，无不出自困境中的求生欲。

贾平凹受父辈“家庭成分”的影响，应征各类工作屡屡受阻，凭借儿时读《红楼梦》的眼热和一笔好字，靠写标语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从此留在西安从事文艺创作。

贾平凹在城乡生活经验的巨大差距中，隐隐感到创作的停滞，于是他归循故土，一边游历西北乡野，一边站在人生的起点遥望世界和中国，于中西交融百花齐放的文化热潮中，依凭农村生活带给他的欢乐和痛苦，寻准《浮躁》《废都》的风格和创作思路。

故乡和文学，帮贾平凹拨开了人生的迷雾。

余华的写作，始于浙江海盐的童年。

文化贫瘠的10年，首尾不全的小说残本，赋予他对故事的无限想象力。

在太平间睡午觉和百里沙浪中潜游的经验，为他提供了独特的看世界的切口。

爱情和事业的空白，迫使牙医余华远眺诊所窗外的浪漫，为了进入心心念念的文化馆，他开始写小说，无数次创作和退稿后，终于在23岁这年接到北京的电话邀约，直通文学的大门。

青年成名的功利心，遇见文学富有的大时代，催生出“业余写作”的胜利。

故乡和文学，给了余华成功的狂喜。

1973年出生在河南邓州农村的梁鸿，2000年到人民大学读博，后定居北京工作。

长期的乡土文学研究，心中始终有个声音劝她回到故乡，写点东西。

走访故土，唤起梁鸿心中从未忘却的成长之痛，这痛关于家贫，关于母亲的重疾，关于长姐的忍辱牺牲，关于父亲的气度与远见，关于村庄的绯闻和物欲。

重走梁庄和寻访全国各地梁庄人的见闻，弥合了梁鸿与父亲多年的心痕。

她终于在著写《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回溯中，辨认出苦难中一尘不染的高贵。

故乡和文学，照亮了梁鸿晦暗的少年时代。

田野摇叠的麦子，见证世世代代割麦人的沉默生长，村庄是严肃文学的土壤，向城市输送每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

余华走红后期的90年代，时代风向从文艺盛况转为全民经商，许多同路人放弃写作，眼中的光点开始追逐股市和热钱。

城市里的文艺青年，逐渐被生活消磨成不离烟酒和牌桌的中年人，千篇一律的圆润。

大多数人，就这样度过舒适且乏味的一生。

写作的孤独和城市的温水炖煮，再度刺激他思考人的一生，于是诞生了名篇《活着》。

功成名就的余华，无数次想起小时候，顺着浪潮游到遥远未知的岸边，一次次突破近海黄沙，直到闯入纯净的蔚蓝海域。

每一次搏浪前行，都淬炼着少年心性，让他勇于摆脱行医的家传，承受千百次被退稿的打击，一路流徙至命运拐点。

在北京长大上学的梁鸿之子，随母亲返乡祭祖，听长辈们讲述饥荒、瘟疫、河流改道，宛若观摩一场化外之地的魔剧。

热爱物理和电子游戏的少年，对父辈往事长久地失语，正如籍贯一栏写着“河南”的他，再不会开口说河南话。

一代人离去，一代人归来，只有村庄的河流在静静流淌。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贾樟柯近几年评分最低的影片，很难让人产生具体的观感，在我而言，就是为每个时代都必然存在的不安分与故乡之间的羁绊，平添了一份私人记述。

城市会点燃一个人的沸点，最终诞生传奇；而故乡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和归宿，滋养了文学的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