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磁共振

现代性与导演意志

在城邦中，众人，永远都是最普通又最特殊的角色，他们数量众多，他们可以审判他人，他们代表着正义，他们之间永远存在分歧，他们可以暂时达成妥协，他们都拥有自己私密的欲望，他们当然也可以理所应当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罗马尼亚“国师”克里斯蒂安·蒙吉的新片《R.M.N》，就讲述了一则在罗马尼亚村庄中发生的罗马尼亚众人的故事。

可以说，蒙吉导演凭借电影节体系的提携迅速崛起成名，和罗马尼亚摆脱布贰什维氪猪猡的走狗齐奥塞斯库们祸国殃民的歪路后，文化言论审查的消失、不再强行弹压社会矛盾、国家发展回归世界正轨、且全民审视自己曾经的赤色罪孽需求救赎、再次重建市民社会环境的契机，一直在从本土故乡汲取创作养分，也用电影在某种程度度上纪录和反映着罗马尼亚社会的种种问题。

《R.M.N》近结尾村文化中心将近一刻多钟的长镜头，就将欧盟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罗马尼亚中，让人难以忽视又极难结论的议题现实展现了出来。

一颗巴赞式长镜头加略微晃动的不稳定“固定镜头”共同组成戏剧框架的一场一镜，无疑让观众“不加修饰”地直接眼见为实到了“现状真相”的荆棘。

摄像机与观众融为一体的感同身受的身临其境，仿佛中间没有导演或隐藏作者存在的真实情境，可以使观众充分明白事态的无解；与此同时，其实即便在戛纳观影的评委都离实际罗马尼亚千里之远，更别说万里之外一方小小屏幕观看的其他观众，观众们自己的、现实的、足够远离的生活情境审视距离，同样可以让观众泰然处之地坐观其变。

不过深入探究这段众生相展示，可以发现，观者的感同身受，更多是其实是直接来自借各位角色之口，彼此互动时抛出的概念、辩论、反驳与谩骂等实际的台词对话......而这个一场一镜的“巴赞式”长镜头，其实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固定大景深镜头，蒙吉不但在轻微摇晃着镜头，而且焦点始终有人为侧重......在一种拒绝拆分前后景的戏剧性叙事表述，又执着于三一律引导观众注意力的调度中，情感共鸣的拒斥，很多时候并不能真正打破观众的移情，因为现今很多情感共鸣归根结底就是“金句启动式”的，比如电影中“请文明发言，西方在看着呢！

”、“对结果不满意的时候，怎么就突然不要民主了？

”、“外国人雇佣你，就是为了剥削你，但他们给的工资确实也高！

”等等；而离间想要达成的所谓思考，让观者主动拼接理解电影的愿景，在三一律“唯美愿景”的理解下，识别离间手段本身类似于“这个长镜头真牛逼啊！

”的过程，也渐渐扭曲成了离间的目的。

共情与间离并存，是戏剧或者巴赞式长镜头的“理论特性”难以掩盖的，也是每个电影中角色在故事世界自我定位时的巨大多样性，同时也可能是所有观者投身于真实现代世界之中时，与剧中人类似的那种多样性给与的。

就像村庄中村民的家属亲戚或朋友们是罗马尼亚人，去欧盟强国打工（例如德国），作为外来者的他们夺走属于他国人的某些东西，而斯里兰卡的劳工们来到罗马尼亚讨生活，恰似他们一样抢夺了本应该属于他们自己的属己之物......“我们对这些人没意见，只要它们待在自己的国家里！

”的矛盾诘问回荡于虚构和现实，给与蒙吉的创作以戏剧性，也同样赋予道德与好恶互相拉扯的张力。

电影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外来的斯里兰卡人好不好，与村子里的各类“原住民”喜不喜欢这些斯里兰卡人看似完全错位，实际却紧密相连。

情节上，从刚来了一个斯里兰卡人时候的无所谓还挺好，到来个两个斯里兰卡人时候的微词抱怨，和来了三个斯里兰卡人时候的愤怒害怕，最后至构想中来了无数的斯里兰卡人后的不堪设想......看上去“好不好”的道德判断，实际上是伪装起来的“喜不喜”的好恶判断，在所有外国合法劳动都符合欧盟法律的硬规则之下，村中的道德说白了就是村民喜不喜欢而已。

像极了某克思的阶级道德论，道德在这种思想视域下，都具有阶级的属性，道德维护的就是统治阶级的权力与利益，宽容、宽恕和忍耐压根就是不道德的、虚伪的、迷惑的、令人不齿的，它们本质上就是统治阶级构建出来，压抑不让无产阶级反抗的统治术而已。

所以斯里兰卡人把手直接插进面团之中，会造成面包不再可食用？！

到底是不是同“法国的黑人、穆斯林要求法国人尊重他们的传统和习惯，为此不惜暴动”与“去往德国避难的难民们抢劫、强奸、殴打收留他们的德国人”都是一样“污蔑”的“道德事实”吗？

答案或许是，因为污蔑是个贬义词，世界上当然没有“污蔑”的道德事实，实际也很难有存粹的“道德事实”，这取决与一个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局中之人无法甚至不能准确地知道一切，他们无法下判断。

在这个角度上，往往只能各打五十大板，也只能接受好恶是一个比道德更切题更好的解释，道德判断是精心伪装的好恶判断，其实是正确的。

也可以说，道德或许即是利益，道德是好的概念，利益是好的感觉，感觉当然在人最直观、最符合常识的判断上，远强于概念。

而众人之利益就是正义，而正义就是道德的，然后，道德之众人用好恶瓦解道德。

不过奇怪的是，那些半夜向斯里兰卡工人租住房投掷燃烧瓶的村民，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的露出面容，直言讨厌这些外国人，甚至要转向为指责自己人的女主为“罗奸”？

在村镇中心的集会上，不喜欢外国人的村民们为什么非要说一些莫须有的病理学问题、个人卫生问题，最后甚至转到其他问题之上，而不能直言困境呢？

答案大概是，其实好恶本身就蕴含了难以彻底排除的道德属性，我们很多时候对一个事物的好恶就是基于道德，我们很多时候喜欢一个事物是因为它道德，不喜欢另一个事物是因为它不道德，每当费尽心机都找不到所谓“道德瑕疵”之后的好恶，就会发现好恶和道德的差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可想，道德判断有时候确实是伪装的好恶判断，而好恶本身也有着强烈不可分割的价值判断的道德属性，众人之道德并不是真理绝对权威，众人之好恶也并不能任意我行我素。

不难看出，道德其实是一种视角主义的存在。

如同最后辩论终结在半残疾老人的自缢，突如其来却又早有预兆，直观让观者感叹哀痛，而在开篇小男孩，在画外空间观者看不到的死亡，则让观者疑窦不解......换个视点，就即能看到问题的现象（频繁自杀），又能看到问题的症结（村落凋敝）。

或许蒙吉在片中引入男主这样不甚有道德倾向、随时可以切换好恶的“中立”视点，即是用以综观问题，同时也给予问题一种倾向，一种蒙吉已经熟练的、甚至或许都陷入窠臼、并且观众总是期盼他去主动回应某种意识的转换：面对难解的问题，展示比下结论更重要！

这种意识，就是视点之外的视野，也正是故事之外实际的东欧世界，和回归正常普世社会之中之人的厉害之处：超越视点的唯一合理性。

回望电影，展示与超越合起来的视角，赋予故事&长镜头直接展示罗马尼亚与超越罗马尼亚最直观、最符合感觉、又最概念的道德直觉，即民主政治。

而在民主政治构成的秩序中，智慧和同意不可能两全其美，因为如果所有人都极其智慧，那么直接达成根本共识即可，完全不需要投票，而之所以要投票，就是知道达成共识的困难。

因而智慧不能取得完整的同意，人与人之间也不可能达成基于智慧的完整共识，这被称之为解决问题时文明的体面或体面的文明，而不是某种狗屁不通的所谓阶级局限性或软弱。

反观今天那些至尊式的道德和好恶，背后皆是权力和暴力，它们永远都是众人至上，把反人反文明伪装成为伟大刚强。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必修课叫《导演基础》，讲课的是一个广州本地的导演。

当时我们上她的课可以说是一种折磨，因为她要求我们每个星期都必须看七部电影，那样的话就是，一天一部。

那段经历虽然别扭，但是我们全班十几个人大多数都养成了日常观影的习惯，如今观影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看完电影后敲敲键盘，写下我的感想，是我未来希望能够长久坚持下去的一件事情。

话说回来，我对于蒙吉的初印象也来自于这位老师，后者是蒙吉的狂热影迷。

我们在课上反复拉片《四月三周两天》，这段故事无论何时讲起来，都是滔滔不绝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那门课结束的时间，《核磁共振》也就面世了，这位老师可能或多或少讲了起来，而我今天才看完它。

也许是因为最近的观影都很一般，《核磁共振》流畅的剧本十分吸引我，灰蓝的影片色调为作品添加了太多诗意，而要将一部富有诗意的电影看下去是需要毅力的，《核磁共振》吸引了我，也让我重新把目光投向蒙吉。

matthias的儿子rudi在上学途中的树林里看到了可怕的东西，从此不肯说话，影片随着matthias从德国务工回到村子里开始讲起，对“可怕的东西”进行揭示。

男性对女性的霸权面对matthias的归来，妻子ana显得既无惊喜，甚至可以说很烦躁。

丈夫不顾家，不声不响地离开家去打工并非仅此一回。

并且，ana对matthias出轨的事情也是心知肚明，同时也极其反对丈夫教育儿子的方式。

然而，她的见识和能力注定她只能被丈夫欺凌，面对他的不忠，不担当，ana只能默默忍受。

matthias自豪于自己的生活技能，在屠宰场工作过的他是杀猪的一把好手，他也乐于教儿子使用武器，屠杀野生动物，传递一切macho的能力给儿子。

面对rudi织毛衣的行为他感到反感，在村庄这样的小社会维持男性主导的权力结构，似乎已经植入进了每个像matthias的大男子的脑子里。

然而，matthias也是矛盾的，因为他与csilla旧情不灭。

根据二人用英语调情的片段来看，matthias也许走出过村庄，接受过更开放的教育，并且和csilla是青梅竹马。

因为种种原因二人进入不同的世界后分手，csilla事业有成进入本地的面包厂管理层，而matthias只能与普通的ana结婚生子，过所有村里男人一样的生活。

这不是《平凡的世界》那样孙少安和田润叶的爱情那样点到为止，他们二人旧情复燃，做着背叛家庭的勾当。

走出去过的csilla，是用苹果手机和电脑，学大提琴，家里摆满了书的独居女性。

当与前夫离婚后，她决心要独自一人活出和村里的妇女们不一样的人生。

自由开放的爱情观让她屈服于情欲的深渊，一次次和matthias进行婚外情。

csilla也不是没有过对爱情的幻想，当她问matthias他是否爱她的时候，matthias在床上说“i love to fuck you”, csilla苦笑了一下，说“i love to fuck you, you love me to fuck you”。

“fuck”一词的主语从来不单属于男性，csilla在精神上不愿屈从于matthias的摆布，后来她也确实不把自己作为对方的私有财产，她虽然孤独，但是独立不依附，就像在最后她不依附任何一条霸权。

“必须要杀害动物才是男人吗？

”，matthias在父权结构下的暴力是弥漫在树林里的第一条恶。

固有族群对外来者的霸权种族问题，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在欧洲不是新鲜的话题。

蒙吉在洞察罗马尼亚社会方面依旧卓越，此次更是将讨论的矛头伸向了整个欧洲的普遍语境。

面包厂急缺工人，然而由于发不出工资，不得不在斯里兰卡招了两个工人。

他们勤劳沉默，友善礼貌，起初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

然而在村庄这样的小社会中，总有极端保守的意见和开明自由的声音，随着第三个外国人的加入，舆论上对于外来务工的敌意和歧视逐渐加重。

大多数村民要求将他们驱逐，牧师，村长和面包厂的代表不断开会讨论，在大礼堂的村民会议（并不包括三位外国人）中，蒙吉贡献了一段非常精彩的长镜头调度。

将近一百来号人拥挤在镜头前，保守派的群情激昂，支持外来务工的人们也勇敢地据理力争，matthias处于二者之间，一边他也默许了对驱逐外人的同意，一边他又不想让主张保护工人的csilla生气，他尴尬又滑稽，不小心举手被当作是发言的设计让我不小心笑出声。

在这段镜头中，存在着本地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吉普赛人，法国人等等。

每一个人都不能说自己是纯粹的本地人，祖先或多或少都有殖民和被殖民，迁徙与流亡的经历。

辩论到最后，众人将罪责归咎于欧盟：“他们修建了高速公路，却要我们做他们的动物园！

”。

达成一致的会议却不能改变什么，于是驱逐斯里兰卡人的呼声重新来到台面上。

这种排外的霸权建立在被时间巩固的相同文化语境下，建立在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恐惧下，建立在大多数人的集体无意识下。

从前迁徙过来的人逐渐适应了当地的文化并且融入，几百年后甚至更短，几十年后他们的后辈就开始排斥和他们的祖先一样远道而来的人。

人类这样互相排斥的文化，不仅发生在罗马尼亚，同样也发生在欧洲其他地方，以及亚洲和美洲。

宏观社会对小社会的霸权来自更发达国家的人总是带着理想主义的使命试图“拯救”更落后地区，例如作品中的法国人ben，一个满口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人试图用他的“博爱思维”来感化这个村庄的人们，只会发现自己被无情地耻笑。

ben代表着经济富足后的上层建筑，对于当地人来说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同样，让他们去理解国际化、民族交流融合的思想简直难于登天。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世界秩序正在残酷地摧毁这个小村庄。

村里大部分的人都离开家乡甚至出国打工，各种肤色和文化的人不停打破小村庄的宁静，国际组织来村里“数熊”，也被认为是残暴的干涉。

对于男人们来说，女人如csilla可以读书，可以离婚与各种人“胡搞”，可以对性暴力和剥削say no，本身就不可思议。

他们会将原因全部归咎于外来思想的入侵，然而这是不可逆的事实。

顶层秩序对于人的改变有好有坏，就连面包厂据理力争想要留住外国工人的努力，也只是因为女厂主想要获得补助，如果这一点实现不了，那么她也不会有什么人人平等的高尚思想，这让csilla很是失望。

大国对于小国的霸凌，秩序对于个人的异化，潮流对于传统的挑战，蒙吉流畅的叙事将这些元素层层铺开，再最后爆发出来，然后以matthias父亲的死戛然而止，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老人的离世让人们意识到，原来在他们厮杀的头顶上还有更大的意识形态在悄然改变他们。

写在最后以及对《花样年华》的联想《Yumeji's Theme》,来自《花样年华》的大提琴曲，在片中反复出现。

影片中蓝色的山脉，冰冷的阴湿的小径，稀薄的人群，配合matthias和csilla的婚外情故事，让人很难不联想到苏丽珍和周慕云的禁忌缠绵。

虽然本片中情欲并不诱人，更多是野性发泄后在冷雪夜中呼吸的一丝火星一样，微弱，乏味，充满背德感，但这个处理让我感受到蒙吉的巧思。

三种不同的恶，最终归结到最后一种恶，那就是我很同意一位朋友在短评中所写的，更高的社会顶层结构才是深夜里威胁我们的熊。

影片结尾matthias闯入密林，被五只熊包围，一回头，《Yumeji's Theme》重新从csilla家传来，这似梦非梦的朦胧场景中，matthias没有立场，没有反抗的惊恐。

5只熊代表着一种压迫和恐惧，在影片前面从未出现，一直深埋在这个村庄的深夜里，甚少被人提起。

村庄之于外面，罗马尼亚之于欧洲，欧洲之于世界，女人之于男人，外来人之于排外的“本地人”...这些凶狠的熊，存在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蠢蠢欲动。

2025年2月5日于香港

戏多不精，纯蹭热点，什么都演，什么都没演出来。

这么高的评分，本以为是什么意义深刻发人深省的好片，结果片子是又慢又长又没重点也没高潮，耐着性子看完，完全不懂演了些啥，一脸的懵逼。

如果说是讲种族排外歧视的片子，那男主那条线和家庭线费那么多时间干嘛？

拍着玩呢？

如果说是讲当地现状的，那又啥也没介绍，也完全没抓住重点啊？

如果说是讲企业家剥削的，那更扯了，就这么点内容？

而且面包房工人一个没演啊？

那如果说是讲：种族排外歧视+当地现状+企业家剥削+社会变化+局势动荡+父子教育+夫妻关系+小3出轨小4的超现实魔幻艺术纪实伦理片呢？

我泥马导演你在这给我放魔法呢？！

搁这叠阿美莉卡的魔法buff呢？！

还有就是女主的正义感太圣母太矫情了，人家都出来正规打工了，去哪打工不是打？

凭啥非要在这小村拿那么低的工资还被排挤受威胁？

女主的正义感这不是纯纯的不考虑别人的自我感动吗？

导演你搁这沃尔玛购物袋呢？！

想玩演员总统那一套“正义的裹挟”？！

还有评论区，你说人家导演玩就玩吧，毕竟现在的他们就吃那一套，咱们的评论区搞啥呢？

一堆装高深的在那说什么站队啥的，片子里除了男主误举手那段，演了哪怕一点逼男主站队的戏了吗？

就是不站队对男主生活有啥影响吗？

而且人家导演也说了没有这个意思，这强行脑补真可以。

你们也是沃尔玛购物袋啊？

还有就是片子漏洞百出，劳夫没了没一个人关心？

老人上吊完全不提是因为啥？

吓小孩的尸体一笔带过连个线头都没有？

男主最后打熊两枪然后呢？

这都演的啥啊？？

真是无语，浪费时间。

蒙吉触碰了一个极难的议题，试图阐释一个处于东西之间的小国在经济与民族等问题中日益激化的矛盾。

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经济实惠，依然与西欧发达社会格格不入，在西欧务工被排挤的男主回到自己的国家，目睹了一场将罗马尼亚经济社会矛盾对准三个斯里兰卡人的暴行。

民族情绪从来都只是其他问题的表层出口，蒙吉尝试呈现更深入的剖析，最终落在了全球化时代的资本剥削问题。

村里的人们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的国家安居乐业，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在西欧工作被剥削，而自己本来的土地却被东方的人们所占据。

本国人流离失所，无处可去。

那么为什么每个国家不能够提供相应的酬劳，人民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土呢？

蒙吉在村民与村长的大会上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国家的发展需要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的积累往往依赖剥削，西欧国家如今的发达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当年对底层阶级的剥削。

在今天全球化的社会，资本家很容易获取到来自发展程度更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而本国的劳动力对于更发达国家来说同样是为廉价劳动力。

在这种层层迁移的劳动中，剥削与被剥削成为了恒久的常态，文化冲突被不断激化，人民的反抗也在全球化的新背景下由对资本家的揭竿转变为对外来人口的民族化情绪。

在一个孩子失语，老人自杀，年轻人流离在外的国度，荒凉景色中人们对于三个斯里兰卡人的愤怒似乎成为了唯一团结这个国家的力量，然而暴力不过引发了更多的暴力，无能带来了更多的无能，面包厂即将裁员，没有工作的人只多不减，更多的人选择离开，祖国向更贫瘠走去。

相比以往的作品，蒙吉在本片中的叙事松散许多，不再聚焦在极少数的主人公身上，而试图展示某种群像。

但蒙吉似乎还不擅长处理这种形式，人物就显得不够鲜明丰满。

固定镜头的饭桌聊天和村民大会依然是蒙吉的拿手好戏，暗夜里危机四伏的背影长跟镜头也依旧没有缺席，但是否已经有些失去新意？

宁静祥和其乐融融的晚餐被火枪打破，强烈的冲突比起前作中暗地里的石子攻击变得更加外露。

孩子片头看见的林中自杀和后边老爹的自杀带来某种宿命轮转的意味，结尾也给其一向现实主义的作品增添了一丝魔幻的色彩。

(最后，在这部电影里频繁听到《花样年华》的经典插曲还是感觉过于混搭有些出戏= =)

影片最后，马蒂亚斯手执猎枪，歇斯底里一般地在家里、警局、情人家、丛林狩猎，他在想什么，看到了什么，又是什么迫使他这么做？

我挺迷惑的。

重新拉片之后我觉得是他身份的一层层剥离，以及对这种无形的剥离力量的恐惧，导致了最后的猎杀，还有那些超现实的熊的影像。

本片被讨论最多的移民困境，乡村空心化，党同伐异的主题这里不再赘述，在Variety看到一种挺有趣的论述：乡村空心化，大集团进驻空心后的乡村，榨干当地的资源，因为聘请其他地方的员工而造成种族成分的洗牌，本地人必然对此有所反抗（最后一句我自己加的）：The paradox that specifically hovers over Mungiu’s film like a bad omen — or like the mountain bears roaming the forest near town, considered ecologically valuable but a real menace to society — is that the nation’s border stretches in two opposing directions, allowing people like Matthias and Csilla to flee and find well-paid work abroad, draining the local economy, while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come in to take their place, creating shifts in the population. In both cases one is never quite at home, and in the Romania of R.M.N., home itself has never been clearly defined.身份的剥离从一些只言片语可以知道马蒂亚斯是德国后裔和吉卜赛人的混血（图1），而他自身的精神认同是在德国人，但估计从小也是有受到不少明里暗里的歧视的，至少在村子里处于边缘位置。

这是他身份认同危机的根源。

图1：片子往前拉一点，可以知道他有隔壁吉普赛村子的血统成人后为了养家糊口，也因为懂德语，他到了“精神故乡”德国打工，也希望远离这个小村庄（所以村里的人才说以为他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图2）。

这是马蒂亚斯第一次对向往的身份（德国人）的靠近。

但显然如影片开头揭示，他在德国也只是从事当地人不想做的厌恶性行业（屠宰），作为外来廉价劳动力被压榨。

最后因为被主管称为吉卜赛人而犯事，逃回了村子。

这是他对想象中的身份的一次幻灭。

图2：马蒂亚斯如无意外的话是打算长期离开村子回家后，妻子因为他的家暴和外遇对他失望透顶，他丈夫的身份早已失去。

而在影片的最后三十分钟则是他其他身份雪崩式的剥离。

集会当天早上，他因为从来不相信儿子看到了恐怖的景象，将一切都归咎于他的胆小，儿子拒绝给他和解的拥抱，他是失职的父亲。

在集会上，如果仔细看他的表情，就可以发现他并不知道应该怎么站队，身份问题是无法面对的一根刺，他想逃避这个尴尬的处境。

当然之后是父亲的去世，他不再是儿子；而希拉跟他分手，他也就不再有情人的身份了。

就在这种身份几乎完全丧失的状态下，在发现又丢失了几只羊之后，他开始狩猎，他必须找到这个破坏了一切的外来者，他必须做点什么去捍卫他的家人，情人来重新获取身份。

他如一个游魂一样，一股报复的能量，搜寻着村庄的每一个角落。

他是一个有着敏锐追踪和猎杀直觉的人，而枪一直是他这种防御本能的必需品，也是他的守护神。

正如电影开头，当想要驱散儿子的恐惧，他就带着猎枪跟他回到丛林，而他能想到的最珍贵的送给情人的礼物，就是这杆猎枪。

枪是通向原始暴力的钥匙，他手握着它，短暂进入充满音乐、传统、秩序和文明的空间（希拉的房间），并穿过它，来到了漆黑的丛林，对准他命名为“Rauff”的想象的棕熊开了一枪，两枪，终于进入了一个由恐惧支配的超现实空间，终于“确证”了外来入侵者的真实存在。

片尾的棕熊是否真实存在，是否村民假扮？

我倾向于认为是导演展示给观众看的主人公的心象，并非真实的棕熊或者村民假装，原因有二：第一，因为马蒂亚斯在亲家外面狂吼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扭头看到了一只棕熊，电影画面中也是清晰展示了它的剪影，他下意识喊道“Rauff”（图3），也就是那个逃走了的斯里兰卡人。

这是很不合理的一种反应，因为并没有任何影像交代他有看清“棕熊”的真面目，所以这更像是表达主人公开始变得歇斯底里。

第二，影片最后我们看到了明显是人形的棕熊，因为克里斯蒂安蒙吉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导演，应该不会写出“村民假装成棕熊，伺机而动想谋害希拉或者异乡人”这么无脑的情节，如果要在夜晚没有灯光的森林中加害他人，只需蒙面，只有脑残才会穿着购物商场吉祥物一样的熊大衣去“追杀”异乡人，这甚至有了一种无厘头的感觉。

图3：马蒂亚斯一转头看到“棕熊”，就直接称之为“Rauff”其他网站（Variety）影片结尾的分析：Perhaps the easiest reading of that semi-surreal ursine ending — which suggests that even Cristian Mungiu’s astonishingly clear-sighted realism may be inadequate to the task of accounting for the bleakness and brokenness of the world right now — is that the era of human social structures has passed. Maybe it’s time for so-called civilization to exit, pursued by a bear.（因为蒙吉以往一直是拍摄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也许对影片半超现实结尾的最直接的理解是——克里斯蒂安蒙吉以往清晰的现实主义风格不足以表达目前现实世界的凄凉和破碎——有结构的人类社会已经成为过去式。

也许是时候让所谓的文明离场，被棕熊驱赶着。

两个斯里兰卡人的工人来到罗马尼亚的工厂打工，从德国回来的罗马尼亚屠夫的父亲生病，儿子生病，隶属于德意志民族的妻子和他正在经历婚姻危机，他的匈牙利情人是工厂的经理。

两个斯里兰卡工人被当地东正教徒排挤，来罗马尼亚进行社会学生态学调查的法国学生高举白左大旗，手无缚鸡之力。

最后，屠夫的父亲上吊自杀，屠夫本人变成一只狗熊，两个斯里兰卡人消失在森林里，不知所踪。

克里斯蒂安蒙吉的作品一直关注于罗马尼亚的社会病症。

这次，他将视角转移给罗马尼亚的移民问题。

全景敞视建筑的主要后果：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

这样安排为的是，监视具有持续的效果，即使监视在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这里有一种确保不对称、不平衡和差异的机制。

因此，由谁来行使权力就无所谓了，随便挑选出的任何人几乎都能操作这个机器……”“它是一种在空间中安置肉体、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按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确定权力干预的手段与方式的样板。

它可以应用于医院、工厂、学校和监狱中……它能减少行使权力的人数。

”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米歇尔·福柯。

整部电影的色调被梦幻般的冰河蓝和积雪白所覆盖，这是一种东欧民族性被大历史环境所压迫的反应，一种朦胧般的色调。

辩论的时候那个村民一语道破，罗马尼亚正变成外人踏入西方的跳板。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的遭遇，男主在辩论的时候并没有为了情人义愤填膺打抱不平，或许在他眼里，这种辩论简直莫名其妙，是啊，那些人又没在国外打过工，当自己被歧视的时候，再去歧视别人，确实别扭。

而孩子的失语，某种程度上是罗马尼亚民族的失语，想想看，自从二战结束，被强行纳入到社会主义阵营，被迫苏维埃化（主要是斯大林模式化），齐奥塞斯库的独裁，后冷战时代面临国家机器崩溃重组，没过多少年又被迫拉入全球化的进程，加入欧盟，欧盟真的是想把好处分给这个民族吗，还是跟苏联一样，只不过把罗马尼亚当成挡住西方的安全屏障，帮欧盟解决点儿难民问题？

而作为欧盟资本在村子里的代言人，男主的情人和面包厂老板当然不会被村民受待见，这里的村民还是带有相当程度上的民粹特点，以为表面上有神父（上帝旨意）作为民主代言人，进行开会辩论，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意义。

又或许，村民们真的就这么不待见那几个外国人吗，出了骨子里的排外，恐怕没有别的因素，这只是导火索，是一个借口，民族矛盾压抑了太久，实在是火没处撒了。

面包厂老板口中好吃懒惰，甚至可以靠救济金生活的村民简直是太贴近生活了，面对现代性的困境，如今大部分人的态度就只是摆烂，但前提是别来烦我，别来打乱我的生活节奏，否则我就发疯。

一个女村民说只要他们不来我们这里我就不讨厌他们，女老板的反驳显得苍白无力，说他们很勤劳，这反而让我不舒服，因为想到了外国人对我们的刻板印象，勤劳不是一个褒义词……在高度发展且自觉的资本全球化时代，显然，宣扬只靠双手劳动发家致富就是在骂人。

更为可怕的是，男主的情人看似非常同情外国工人，给他们想办法提供住宿，为他们打抱不平，她估计自己都要被自己感动了吧，其实仔细想想只是因为他们便宜，廉价，而这么一对比，男主还是比较真实，为了打炮帮情人说服丈母娘…… 神父作为村子里上帝的代言人，并没有听男主情人说的那些外国工人也是基督徒的争辩，他们依然被禁止进入教堂，所谓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已经抛入脑后，现代社会的宗教意义本来就在趋于淡化，但如此一看宗教依然要提防被沦为工具作为手段的目的。

核磁共振，看完了。

我不太喜欢蒙吉，既没有锡兰的厚重，又没有滨口龙介的文学性。

当然这是和我喜欢的导演比啊，你要真跟三大的其他导演比，就比如圣蛛，卧槽，那议题深度，呈现的力度，差距太大了，圣蛛导演也他妈是戛纳嫡系啊。

转场很棒，杀猪时没见血，下一个镜头，女人喝着红酒，这比同色转场高级不少。

王家卫花样年华里的配乐。

好直接的排外议题…杀猪戏非常重要，它直接点出了牧师是不反对暴力的，你看那场戏的拍法，猪是挣扎的，痛苦的，而不是直接拍它的尸体。

民主的前提是相信现代道德可以达成多数共识，这就是民主为何在很多地方不起效果。

3k党的面具，非常可笑，有一款酒就是3k党的包装，它的名字叫“胆小鬼”。

其实排外这里并没有让我觉得像邪恶不存在，孩子丢了那里也只是觉得有一点，直到烧房子那里我发现他们的主题是相似的，邪恶不存在探讨的就是自然法，习惯法，成文法三种法条下的沙盘推演，而本片也对此有所讨论。

男主的视角很有趣，他是一个被排外的人，但她又在这里成为了一个排外的人，他呈现了一个洗脑的过程，而洗脑来自于群众的裹挟性。

牧师与传教士有本质区别，其实牧师像如今的网络主播，它定期直播，首要的不少输出价值观，而是取悦和拉拢受众。

邪恶不存在里那场居民会和这里面完全不一样，邪恶不存在里非常有秩序，安静，只有一个比较愤怒，你感觉那里面发言都很需要勇气，但这里就没什么秩序，想发言就随时发言，随时可以发表一些不在乎措辞的，煽动的言论。

蒙吉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他太懂什么能刺激到其电影受众的敏感点了。

大群体当然更可怕，但小群体之民粹同样是危险的。

查理周刊枪击案，我以前在哪听说过来着…这场会议戏相当牛逼了，高潮迭起，人物丰满。

本片居然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我看了一下，还挺接近的。

最后的熊跟玩具熊似的，指代的就是那些戴面具的村民。

我不太喜欢最后这场戏，本身拍的不够清楚，也显得男主更傻逼了，而且一直刚硬的女主为何要道歉，从随后的音乐看，这是男主的幻想嘛？

要说蒙吉有什么超越锡兰和滨口的，那就是他对其国家与民族有着强烈的反思与审视。

原事件似乎更复杂，罗马尼亚人把这个事归咎在匈牙利人身上，工厂被罚款，两名工人留下。

本片上映时，英国脱欧刚过去两年，想起克拉克森的农场，他在里面对脱欧非常不满，极力抨击脱欧，这完全代表了典型白左的价值观，因此本片对欧盟困境的剖析尤为深刻可贵，罗马尼亚的这次核磁共振，最终病因是复杂的，地缘政治，民族情绪，经济问题，罗马尼亚于欧盟如同三和人力市场。

核磁共振这部电影还蛮有意思的，当下社会人们知与行的矛盾随着导演冷峻的镜头主角徐徐展开：男主遭受种族歧视戕害回到家乡，却半推半就地参与本地种族主义活动，嫌弃儿子软弱大搞特搞大男子主义教育，但对女强人情人像小狗一样唯唯诺诺腻歪依赖。

画幅逐渐扩大，我们跟随男主看到了他孤独沉默跟不上时代的父亲，胆怯寡言又莫名恐慌的儿子，渴慕小资浪漫的女性主义者情人，表面和睦却剑拔弩张的种群融合村庄，一面慈善一面压榨劳工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家，恐怖谣言中的野兽和扮演成野兽的村民，这一切人物都像一个个典型的人形符号，随着男主的返乡之路，在看似温暖却寒意逼人的新年夜里一起撕开了社群体面却破败面纱。

而当所有人都为保守主义而战时，真正的保守主义化身却孤独自缢，犹如泼向矛盾之火的一盆冷水，冲洗掉了一切意识形态之战的虚浮矫饰，只剩下一地鸡毛。

然而，导演的冷水却并没有就此停止，不论是回避逃离还是奋起争夺，仿佛都不是化解冲突的终极出路，人们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矛盾高潮后，依然走不出当下的困局。

延伸来看，这个故事既可以发生在罗马尼亚的村庄，也随时可以出现在巴黎纽约的街头、简中繁中社交网络，你家出门右转的社区调解室，是环保争论是士绅化困境是全球化矛盾是科学与反智的撕扯也是女性主义冲突，本质上都指向着一个关于「当我们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争夺权时意识形态是否真的在场」可笑又可悲困境。

感谢导演用冷静克制的叙事方式揭示了人类从直立行走使用工具开始就注定面临的困境，没错，人类就是辣鸡，人性复杂也不是借口，而蒙吉老师通过电影再一次表明了人类无差别骂街员的身份🫰

本文初见于「人大电影协会」微信公众号“周日放映 |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推送，调整格式后刊评于此。

原推文可见末尾链接。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北岛《一切》（节选）“火药桶”作为本部电影的主要叙事场景，现隶属于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无疑处在从巴尔干半岛向中欧地带深入的“欧洲火药桶”的延长线上。

数百年以来，历经多场战争与屠戮，特兰西瓦尼亚曾经几度易主。

尤其自二十世纪起，其主权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个邻国之间来回争夺，从而赫然构成横亘于两个国族的集体记忆的创伤点和民族情绪的刺激点，双方芥蒂之长久、矛盾之深远直至今日。

匈牙利（绿色）与罗马尼亚（橙色）版图状况

罗马尼亚版图里的特兰西瓦尼亚（橙色）出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缘状况，加之冷战结束后持续加快的全球化进程，特兰西瓦尼亚长期保持着多民族的人口构成。

根据一项201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特兰西瓦尼亚以罗马尼亚人（70.62%）和匈牙利人（17.92%）为主，另外还有少部分的吉普赛人（3.99%）、乌克兰人（0.63%）、德国人（0.49%）等。

因此，为了如实刻画全球化时代下多民族地区的复杂状况，本片首先着手语言层面的纷繁还原。

通过给予至少五门语言（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英语、德语、法语）不同颜色的视觉标记，导演蒙吉确乎意图以一种“物质性”的可见手段，强调特兰西瓦尼亚这一“中欧火药桶”所固有的“化学”成分及其蕴含的剧烈“冲力”。

纷繁的语言“成分”“分裂症”不仅仅是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而且还是居于我们大家的身上，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

这种法西斯主义导致我们去热爱权力，渴望获得那正宰制和剥削我们的东西。

——米歇尔·福柯：《反俄狄浦斯》序言很显然，片名《核磁共振》绝不仅仅意指用于个体诊断的医疗检测仪器，而是更多作为进入社会群体层面的隐喻切口。

因此，反复出现于画面之中的核磁共振的脑部成像，与其说是老年患者Papa Otto的诊断结果，毋宁说是特兰西瓦尼亚社群的分裂象征。

正如脑部成像里两个半球愈发不相一致的病变状况，以特兰西瓦尼亚为代表的全球化社会亦然呈现为相互撕扯、彼此割席的离心性局面。

核磁共振的脑部成像全球化时代的地方“分裂症”——这一状况最为显著地凝聚在本片一处长达十多分钟的长镜头段落之内。

这处场景兼糅了现实性与象征性的两重维度，一方面通过从“教堂”到“议事厅”的空间迁移，似乎暗示了从神圣宗教到世俗政治的话语中心的置换；另一方面经由代表不同群体的不同角色的相继发声和相互争论，对立于外来人口的民族主义与对立于上层阶级的民粹主义之间的接合过程逐渐昭然若揭。

从空间的内部设置来看，参与议事的人群既被纵向分为左右两侧（象征着对外立场的开闭），又被横向分为前后两端（象征着阶层地位的高低）。

更为精湛的是，村庄辩论的议事场景同时亦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建制场景，基于多数人的不满及其程序化暴政，观众得以窥见貌似位于历史深处的法西斯主义是如何“自由且自发地”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议事厅的长镜头辩论值得注意的是，分裂的人群大概只在一处实现了真正的聚合，亦即，几乎所有人进入山林并且见证到Papa Otto——那个被核磁共振诊断为脑疾的失语老人——上吊自杀的时刻。

这一场景的调度设置似乎暗中呼应了基督教世界的一个经典图像母题：下十字架（Descent from the Cross）。

此刻，无论民族右派还是左派，无论社会上层还是底层，无不必须承担一个已经死去的老人、一位已经死去的“象征性父亲”。

另外，因为最初已经得到同样失语的小男孩Rudi的见证，Papa Otto的死亡实则就是遭到回溯的原初性，就像上帝这样一个“理想父亲”的原型，“上帝死了”的实质就是上帝“总是已经”死了。

然而，不同于“总是已经死了的上帝”正是一位奠基象征法则的“合格上帝”，“总是已经死了的Papa Otto”却是代表特兰西瓦尼亚乃至罗马尼亚、欧洲社会以及现代文明的无可挽回的实在性失丧。

Papa Otto的“下十字架”

图像志：“下十字架”（阿尔布雷特·丢勒《下十字架》，1511）

影像志：“下十字架”（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马太福音》，1964）“妄想狂”如前所述，除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面向以外，本部电影亦添加了象征主义的符号化笔触以及超现实主义的场景安排。

如此处理不仅为了延展文本语义的多重意指维度，而且为了从形式层面贴合以男主角马蒂亚斯为代表的电影人物的“妄想”状况。

所谓“妄想狂”（paranoia）同时具有“偏执狂”的含义，以致一个妄想主体总是显为某种“矢志不渝”的坚决身影。

对于马蒂亚斯以及多数罗马尼亚族的特兰西瓦尼亚人来说，其偏执性的妄想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与“文明”（civilization）相对的“自然”（nature）的转喻。

在此机制之下，一方面，“异于我族”的外来他者总接合为“未开化的”、“不文明的”、“带污染的”粗野存在，另一方面，自然本身亦陷入语焉不详的致密黑暗，塌陷为一处不堪踏进的实在荒原。

面向朝外敞开的画面内容，置身场景之外的观者似乎处于边缘暗处，却又悄然通过镜像的反射介质，在核磁共振的一端映射出各自的模糊身影。

于是乎，观者无非亦是受诊的患者而已。

直至电影结尾，那些猝然出现的野生棕熊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这一问题既拷问着马蒂亚斯，亦返照于无法置身事外的我们。

画面边缘的“窥视性”黑暗

核磁共振与镜像反射

结尾之“熊”意谓何物周日放映 |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