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决心

看《出走的决心》的时候一直在哭，“李红”的生活太像我妈妈了，糊里糊涂的嫁给一个不怎样的男人，生下女儿，忍辱负重的过了半辈子，被丈夫的冷暴力与算计压得喘不过气来。

孙大勇很像我爸，对着外人千好万好，大方有礼，对着自己的老婆算的一清二楚。

眼红女婿给的新手机，所以阴阳怪气的说“你图什么你心里清楚”，一句没来由也说不清的指责逼的李红挥刀捅向自己，我懂那种憋屈，他云淡风轻的就能把人逼疯。

初二之前，我和我爸的相处都极少，他常年出差在外，我妈因病在40岁就内退了，独立带着我生活，我爸一个月给400块生活费，我不知道算多还是算少，只记得有一回妈妈跟家里条件比较好的二姨去了一场商场，回来带着哭腔说我二姨的女儿，也就是我表姐买了一个小小的衣服，就要400多块。

后来我爸的工作就不出差了，待在家里，总是吵架，他们俩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不合适的夫妻，没有一句话能说到一起，像孙大勇一样，我爸总想要个顺从温柔的妻子，说东不往西的那种，可惜我妈脾气暴躁，两人之间的对话极少，因为几乎一张嘴就要吵架。

在我印象中，两人的最高纪录是冷战一年多不说话。

我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最怕的就是空气的沉默，以前放学回到家，在敲门进门前，总会暗暗听听里面的动静，如果是沉默或吵架，心会翻腾，如果是偶然的两人在正常说话，心里会开心一整天。

那时候还很幼稚，他们日子过成这样，还妄想能好好过。

后来我妈就沉默了，尤其是在我离家上大学之后，她喜欢唱歌跳舞，就去外面唱歌跳舞，她喜欢旅游，就去外面报一些便宜的团旅游，哪怕吃住都不好，也乐在其中，她在家里总是沉默的，她不愿跟我爸说太多，每天只是做好一顿饭，她也几乎不跟我爸待在一个房间，因为我爸一天要抽掉近3包烟，家里烟雾弥漫，她除了在客厅看电视以外，就是在卧室睡觉，刷手机，自我记事以来，他们就是分居状态。

家里的经济也是分开的，我妈做几乎所有家务，我爸负责买菜，还有水电费，其他东西各付各的。

有一次我妈说我洗完澡不关热水器，浪费电会被我爸看到，我还在问这咋看到，她告诉我，我爸每天上下楼都会看电表的转字，我想象不到那种滑稽的局面，直到有一次亲眼见到。

“出走的决心”发生在去年过年前，那时候全国都在发烧生病，我知道家里的状况，打电话时只敢说“注意身体”，不敢问细节，似乎当了鸵鸟，心里就会好受些，可我知道，他们不会照顾彼此的。

后来过年的时候有一晚夜里，我妈郑重的对我说她想离婚，她实在受不了了，阳的时候连口水都喝不上，还得做饭。

我没有任何犹豫，像是早早在等这一天，对她说，我支持你，我先帮你找个房子。

是的，她没有房子，家里两套房子，都在我爸名下，我爸不会离婚，也不会给我妈一分钱，这些不需要去跟我爸询问，我知道确凿的答案。

我妈一个1958年出生的、时年65岁的老年女性，在结婚32年后，终于搬出了丈夫的家，搬进了自己租的房子里，这花掉了她退休工作的近一半，但她依然非常快乐。

从家里搬出来的那天我不在，我妈让我如常回到北京，装作不知任何事的样子，我理解她的意思，因为我爸是个惯会拉我下水的人，小时候他们吵架，我妈摔门离开，我爸躺在地下不让我去上学，我害怕的哇哇大哭，眼看上课的时间快要到了，但我的力气拉不动他。

搬家那一天我爸迎来了破防时刻，而我在北京心惊胆战，他追我妈搬家的车，想要知道我妈到底要去哪里，那天我非常好的朋友在老家帮我处理了这件事，指挥搬家师傅在高架桥上绕路，甩掉后面我爸的车，过程相当惊险刺激，我拜托朋友多给搬家师傅200块红包，师傅收下后意犹未尽，显然多年职业生涯从未搬过还要反追查的家。

后来的故事很简单，我妈过得很快乐，家里不再烟雾缭绕，她把屋子打扫的非常温馨，她和她的朋友们经常聚会，一周有一半时候都在外面玩，除了爱催我结婚生孩子外，目前没有什么大事了。

电影中的李红跟我妈很像，但也不那么像，她性格更内敛，而我妈则更火爆，孙大勇遇到我妈，肯定过得不会像电影里那么舒服；李红没有正经工作，半辈子打零工，我妈则常说，很庆幸自己有工作，她早早退休，那个军需被服厂给她的退休工资虽然不高，但足以让她负担生活，生病住院医保报销一大半，也令她满足。

“女人一定得有工作”，我妈常常这么说。

而我爸不断问我“你妈外面肯定是有人了” “你劝劝你妈” “你告诉我你妈住哪里”，多次无果后改打温情牌，“你以后会管我吗” “你结婚的时候我丢人的都没办法邀请宾客” “这让你对象家里知道该咋办，丢人死了”。

一年多后，我爸似乎终于接受了现实，不再过多提及，他开始自己做饭，2小时才能吃上，他开始自己收拾屋子，我回去的时候倒也挺干净整洁，他马上要70岁了，我也不再妄想能改变他什么观念了。

至今他们还并未离婚，只是分开生活，我爸似乎前两年买过一块墓地，说给他们俩准备的，但我知道，我妈必然不会愿意的，这也是我在十几岁时就坚定过的心愿，绝不会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还是夫妻。

在尹丽川导演的电影《出走的决心》中，我们见证了一个传统女性在家庭束缚与个人自由之间的挣扎与抉择。

这部电影改编自苏敏阿姨的真实故事，她以50多岁的年纪，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自驾游的旅程，逃离了压抑的婚姻生活，寻找自我与自由。

影片给我的感觉就是真实，太真实了，主角李红，既是苏敏，也是无数在家庭、社会中默默承受、无私奉献的女性的真实写照。

影片的情感引导是深刻的，它不仅仅是对李红个人经历的叙述，更是对一代人，甚至几代中国女性的集体记忆的唤起。

从被迫辍学承担长女责任，到成为妻子和母亲时做出牺牲，她们在家庭责任和社会期待中挣扎，却鲜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愿望。

观众在李红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妈妈或者姥姥的影子，她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体的故事，而是时代赋予许多女性的普遍命运。

导演尹丽川并没有单纯地讲述一位女性离家出走的事件，而是巧妙地运用了现实与回忆的交织，深入挖掘了李红背后的情感、动机以及她所代表的普遍处境。

作为长女，为家人牺牲，作为妻子，为丈夫隐忍，作为母亲，为孩子舍弃自我，李红的付出被视为理所当然，直到有一天，她决定逃离一切，为了自己而活。

她的出走，象征着一种对家庭和社会期望的反抗，也象征着女性对自由和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

影片通过李红的困境，展现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多重角色，以及这些角色背后的牺牲与忍耐。

影片的演员表现非常到位，咏梅饰演的李红，将一个女性的坚韧与脆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观众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的人物形象。

李红的每一次挣扎，每一次隐忍和强颜欢笑，都让观众感同身受，即便是没有同样经历的人，也能为她的痛苦感到悲伤，为她的觉醒感到高兴。

而片中李红的女儿，吴倩饰演的孙晓雪也令人印象深刻。

一直以来，最支持母亲摆脱困境的人是她，但到关键时刻，她却又成为了困住自己母亲的主要原因。

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结合体，人性的自私展现无遗，但正因为如此，反而让这个角色非常真实。

《出走的决心》通过真实的故事和深刻的情感展现，向观众传递了一种女性觉醒的力量。

不过，虽然这是一部深刻反映女性自我觉醒的电影，但我觉得，应该觉醒的，不仅仅是女性。

影片中的情感冲突和内心挣扎，尤其是李红与丈夫、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触及了很多观众内心深处的痛点。

电影中的男性形象，尤其是李红的丈夫孙大勇，代表了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男性的强势、偏执与冷漠。

片中，他不仅没有意识到妻子的困境，反而把李红视为理所当然的照顾者，毫无顾忌地享受着李红的付出，却忽视她的个人情感和需求。

她每一次争辩，每一次被质问和误解，都展现了一个女性在婚姻中被剥夺自我表达权的现实，迫使她不断地压抑自我，最终走向心理崩溃。

电影对男性的警醒在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分配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他们在婚姻中的控制和忽视是对女性自我价值的压制。

这么说，并不是要挑起男女性别的对立，而是呼吁男性反思自己在婚姻和家庭中的角色与责任。

男性应该意识到，现代婚姻应当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不是延续传统的性别分工，婚姻更不是压迫女性的工具，而是两性平等共建的关系。

男性应该意识到，女性追求自我并不意味着抛弃家庭，而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与追求，男性应该鼓励女性实现自我，支持她们的成长与独立。

只有当男性真正理解并接受这一点，家庭生活中的性别权力才能达到平衡，只有在平等的关系中，婚姻才能获得真正的长久与幸福。

《出走的决心》立足现实基底，展现中国式婚姻家庭图景，直面个体与家庭之间的隐痛，引发大众对生活的思考，探寻活出自我的更多人生选择。

这是一部献给所有在困境中无法做自己的女性的电影，是一部献给所有在生活中无法拥抱自己的女性的电影。

这部电影是对所有女性的一种鼓舞，鼓励她们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路，活出自己的色彩。

奥威尔在1936年写成的文章《射象》中指出，帝国主义者“戴着面具，脸渐渐长成了面具的样子”。

妻子也戴着面具，脸也会长成式样各异的面具的样子。

——德博拉·利维《生活的代价》阳光有些许耀眼，刚晾晒完衣服的李红感到晕眩。

屋里的丈夫，正若无其事地练习着乒乓球，练完大手一挥，满地的小白球等着李红去捡。

这是她第二次推迟去成都参加高中同学聚会了。

前一回是女儿即将临盆走不开，这一回是女儿刚找到新工作，家里没人照顾小孩，她不得不再一次把行程取消。

过去这三十年，李红都在郑州。

在这昏暗的几十平米里，忙忙碌碌，忙成张爱玲笔下“没时间思考的乌壳虫”，她找不到自己存在证明。

电影《出走的决心》里的这个母亲形象，其实并不陌生。

“她”代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好妈妈模版——别无选择的“俘虏式妻子”（captive wife）。

“她”过的是从烘培、缝纫、洗衣到带孩子团团转的生活。

“她”严格遵守异性恋母职文化的两条核心准则：母亲应该是主要照料者，母亲应该是无私的。

这无疑极具压迫性。

20世纪80年代晚期，出现在文化视野中的好妈妈典型发生变化。

受到第二波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能轻松顾全母职和事业的“超级妈妈”成了完美典型。

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这样描述：“她一副职场妈妈的派头，大步向前，一手拎公文包，一手抱着面带笑容的孩子。

无论字面还是比喻意义上，她都在前进…她自信、主动、解放了。

她成功打入了男人的世界，却未丧失女人的气质，而且全靠她自己做到的。

”可惜，理想照不进现实， 不过十年时间，职场妈妈们已经深刻意识到，拼尽全力也拿不到两头100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职场妈妈在统计学上已成常态。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进一步推动《职场妈妈不下班》等书的出现，舆论开始关注职业妇女的“第三轮班”。

理想转向“选择女性主义”（choice feminism），崇尚巧妙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型女人。

这里不再强调“全靠她自己做到”完美，而是鼓励女性放松对家庭的控制，就像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安妮玛丽·斯劳特劝的：“Let it go”，或者非裔女企业家蒂法尼·杜夫（Tiffany Dufu）新书的标题：“Drop the Ball”，撂下挑子。

平衡型女性，更注重在“平衡”里找到快乐——平衡之道本身成了女性进步的新标志。

21世纪以来，女性学历提高、就业率提高，母职的“酷儿化”等声音此起彼伏。

传统好妈妈-坏妈妈的二元对立被打破，衍生出更多复杂细腻的形象。

以往被视为禁忌的感受和经历，在自媒体上被广泛分享和讨论。

妇女在零工经济中的创业精神和自主赋权，被积极提倡。

真实或虚构的“向前一步”（lean in）的妇女形象遍布银幕，电视剧《傲骨贤妻》中的艾丽西亚·弗洛里克，《凯特的外遇日记》中的凯特，有九个孩子的女企业家海伦娜·莫里西（Helena Morrissey）。

国内电视剧《三十而已》、《玫瑰的故事》里，也不断出现像谢丽尔·桑德伯格畅销书中劝导的女性——坚持自我、争取领导权，同时兼顾职业抱负与家庭责任。

过去这个世纪，社会的理想母亲形象看似一直在变，矛盾却更凸显：平权观念和经济需求，鼓动着妇女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独立职业人士；优绩主义等社会评价体系，又要求妇女抽时间来生孩子，并尽心尽责地抚养他们。

自由主义话语在一旁吟唱着“平等”，女性作为家庭主要照护者的主流观念，却从未改变。

内卷浪潮下，日益加重的教育压力，迫使家庭分工去进行调整和改变。

直面这些矛盾，并挣扎着理解如何去认知这些矛盾，是身为女性绕不开的现实。

第一部分 关于母职的三种矛盾一、育儿时间的矛盾：长辈、丈夫的支持有限回到电影《出走的决心》，这个故事里除了李红，还有另一个“妈妈”——李红的女儿晓雪。

晓雪曾一度达到理想的“事业和母职无缝衔接”的平衡状态，依靠的是她的妈妈李红帮忙带小孩，她得以放心投入工作，甚至顺利升职。

但这个平衡是脆弱的：假设不是李红主动出走，而是她因为生病等客观原因，无法继续照料外孙，晓雪的“完美”轻易就会被打破。

尽管母亲大多被描述为“可以选择”的，但大多时候，她们并没得选择。

杂志、小说、广告、电影和电视剧里那些，看似能将事业和母职兼顾的女人，但凡事业、家庭双丰收，其多半是可以仰赖父母提供的免费照护服务，而得以脱身家务劳役，全力以赴奔业务。

但这个模式也很矛盾：看孩子是一件极需精力和体力的事，而老人日渐衰退的身体容易疲惫，很大程度只能依靠电子产品辅助带娃。

平衡的艺术，包含的另一层文化暗示是：将另一半培养成“真正的伴侣”，是女人的责任。

可是，家庭并非独立于市场之外，家庭内的父权制，与家庭外的资本支配紧密关联。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沙尼·奥加德教授，采访了35位在伦敦的全职妈妈，她们都属于中产阶级，都受到过高等教育，负担得起育儿开销，却放弃高学历和成功的职业生涯，回归家庭。

在谈到缘由时，很多人都提到丈夫高强度、高要求、高时长工作的影响。

丈夫们在工作日见不到醒着的孩子，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他们早早离家，等孩子都睡着了才回来。

” 塔尼娅是两个女儿的全职妈妈，她过去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有时她也会劝丈夫试着每周和孩子们吃一顿早饭。

“然后他说知道了，但从没兑现过。

不过我能理解，因为我也当过律师。

”塔尼娅解释道。

哈佛商学院兼性别研究院罗宾·J·伊莱（Robin J.Ely)曾一针见血指出：“阻碍女性职场之路的，并非平衡工作与家庭这一特殊挑战，而是在当今企业文化中盛行的过度工作。

这才是问题。

”这种职场高压高时长的趋势，一直与英美日益严重的阶级不平等相关。

在精英职业里，赢家全拿或锦标赛式（tournament-style）补偿机制激增：法律界、学术界的“非升即走”，销售和商业环境里的“末位淘汰”，时刻在拉紧中产的神经。

这些体系在慷慨奖励员工超时工作的同时，也在惩罚那些不愿意遵从的人。

丈夫极其有限的育儿投入，加重了家务分工的不平等。

虽然受访的这些家庭，大多都用得起托儿服务，也都雇佣了清洁工，但是寻求托儿服务、管理育儿工作、管理日常家务的担子，还是在妇女身上。

孩子生病了带去看医生、请假照顾、陪练乐器、辅导家庭作业、出席幼儿园或学校的活动，接送他们参加培训班和社交活动，这些几乎总是妈妈们的任务。

对于试图两手抓的职场妈妈，不确定因素更多，包括：工作场所的文化制度与兼顾家庭的理想格格不入、升职通道狭窄，男女工资差距、劳动合同不稳定、缺乏妥善而持久的育儿支持，还有最重要的，身边所有社会关系里的人，依旧在用死板的社会标准和自相矛盾的文化再现，对她们的决定作出衡量评判。

当家庭里有一方在日益激烈的高阶行业工作，薪资较低的一方（通常是女性）选择退出职场，以辅助整个家庭达到最佳成就，似乎是在不牺牲家庭生活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养家者收入能力的方式。

二、社会期待的矛盾：好妈妈？

坏妈妈？

做什么都不对美籍华裔作家陈濬明在她的小说《完美妈妈制造局》里，讲了个恐怖乌托邦故事：未来社会以极严苛的标准要求母亲“完美”。

一位母亲因为过分劳累，让18个月的女儿单独在家呆2个半小时被发现，就被认定为“坏妈妈”，被勒令必须彻底离开，抹去自己，以确保她孩子的茁壮成长。

这故事看得我一阵阵起寒战：如今内卷哄抬着育儿标准不断拔高，仿佛也在将作为母亲的我往故事里推。

社会对母亲的期待越来越高，这让很多妇女深深陷入自我分析及矛盾心理里。

社会论调说着“妈妈知道什么对孩子最好”，又对一切指手画脚：过度关心或者过度疏远，过度强势或者过度纵容，仿佛都是“妈妈”的过错。

“妈妈”依然是唯一会被指控缺席孩子童年的人。

当前社会将“全职太太”呈现为一个积极形象，靠的是将其与家务生活和主妇的贬义色彩区别开来。

沙尼·奥加德教授对英国报刊新闻所做的内容分析中，“家庭主妇”（housewife）一词的使用频率很少（仅占299篇样本的1%）。

相反，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不断将中产全职妈妈浪漫化：时尚辣妈，少女妈和英美的Yummy Mummy之类词的出现，背后不仅是推动妇女形象的焦虑，在消除妇女可能拥有的其他身份时，也在试图“证明”职场妈妈对孩子有负面影响。

贬低“全职妈妈”形象的一方，火力点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种是空泛地将全职妈妈想象成资产阶级娇气女，无用、自私、肤浅、一心追求物质利益；另一种论调认为全职妈妈带的小孩更容易焦虑、抑郁，更容易感觉到压力。

这里同样暗含着对妇女形象的要求。

一个女人只是母亲，不足以获得认同。

“她”还应该有个职业，在少得可怜的休闲时间里去幼儿园或者学校，累得要死也得展现性感。

社会严苛的标准变成：女性的身体，在怀孕时、刚生产完、以及在之后的多年中，都必须在美貌和形态上符合异性恋标准。

文化分析家乔·利特勒（Jo Littler）利特勒指出，对Yummy Mummy的理想化描述，“把子女养育说成纯粹私人的问题，实则掩盖了那些政策带来的后果”。

它将母育简化为’心理成熟’和’个人选择’：的个体化问题……而对经济和优势地位避而不谈。

”这种舆论倾向的出现，有它的社会背景。

在英国，这通常正值国家停止育儿福利，用人单位普遍不支持弹性/兼职工作的时期。

国家和企业一边减少对社会福利的投入，一边激励招募妇女有偿就业；一边试图把照料工作推给家庭和社区，一边却在削弱家庭和社区照料能力。

照护的缺失，这次也成为美国大选主要议题。

最近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公布的政纲里，就包括有：为4岁儿童建立一个普遍的学前教育计划，为数百万工薪家庭提供每天10美元左右的儿童保育服务，以及恢复大流行时期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

哈里斯还提议为有新生儿的家庭额外增加6000美元的税收抵免。

这一代女性从小到大都明白，遵从父权制的契约，将会延续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

她们读着《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希望与周围的公共世界接轨，而不是割裂。

但面对无法平衡的现实，很少有人像李红那样有“出走的决心”。

很多人将问题归结为自身不够强大，不够达到“向前一步 ”的要求。

通过“我不是职场妈妈那种性格”，“我没有那种野心”的自我说教，把困境内化为个人的失败。

视频自媒体上常能看到：“全职妈妈怎样带娃赚钱两不误”、“35岁全职妈妈X年，我是如何实现月入5位数”之类经验分享。

可底下留言经常会出现：“好羡慕啊”，“为什么我不行呢”之类的自责。

“让生活贴合幻想的做法里，包含了多少要强啊？

”《残酷的乐观主义》里说道。

第二部分 三种处境：精疲力尽的母亲试图找到对的路可以看到的是，不管生育后是否回归职场，女性都更倾向肯定她们当下的选择。

对大多数全职妈妈来说，一旦回到家中，她们会逐渐意识到，作为家庭主妇和地位维持者，她对强化这个家阶级成功和幸福的重要性。

对于有能力雇佣清洁工的家庭来说，妇女更可以专注在一些有意义和令人愉悦的事情上，比如密集的母职、社区/志愿工作，以及更多的休闲时间。

进入工作场所的女性，则往往更离不开工作。

在《时间困境》对五百强公司阿莫克员工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妇女賺得越多，就越对非全职不感兴趣。

“工作之于女人，就像妻子之于男人。

”企业在努力营造轻松温馨的氛围，而回到家里，会有一堆杂务让她们疲惫不堪。

“两个世界莫名其妙颠倒了。

”但每个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或多或少在对抗着社会的眼光，无论她选择哪条路。

一、全职妈妈：退出职场作为一种策略沙尼·奥加德教授在《回归家庭》里采访的高学历妈妈们，将退出职场视为高压市场竞争下的一种策略。

最直接的现实原因是，眼下精英职业的职场环境，一方面不利于女性发展，一方面也将“丈夫们”困在高工时的职场里脱不开身。

她们深深明白，如果两个人都追求工作成就，势必减弱家庭的传统功能与价值，小孩就会成为这场社会文化变迁下的牺牲品。

虽然很多女性离开工作的初衷，并非为了帮助丈夫事业的“提升”，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策略带来的经济和家庭利益优势也会凸显。

这样的做法，被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称为“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是美国中上阶层家庭实行的一种养育模式。

中产阶层通常对不确定的经济形势和未来更加敏感，这些母亲通过退回家庭“密集型育儿”，激发孩子的认知和社交能力，培养他们的天赋，辅助其掌握对未来有利的能力，最终目的是维持中产阶级的地位，防止下一代的阶层跌落。

“孩子不会正儿八经地来找你说：妈，我需要跟你聊一聊学校发生的一件大事。

而是在你开车送他去钢琴课途中，从车子后座嗫嚅地说：妈，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

”名校毕业的妈妈梅格这样描述道。

她的孩子分别是四岁、八岁和九岁。

她继续解释：“这些闲聊可以让我在匆忙中，关注到孩子细微的心理变化，给予他们一些指引。

如果我不在他们身边，或许有其他人替代，但也或许别人会看不出…他们想要谈的迹象。

”记者丽莎·贝尔金（Lisa Belkin）在21世纪初撰写过一篇报道，指出从顶尖名校毕业的女性，选择退出职场的比例高于一般学校毕业的女性。

这些女性，即使在全职妈妈期间，也没有停止追求自我成长，不是参与社区和志愿活动，承担创造性的工作，就是选择继续深造，读研读博。

试图以身作则，让孩子看到人生的可能性。

从另一个层面看，因为在学历、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本人脉上的优势，这些女性也更有能力承担转换跑道的适应成本，尤其是接受重新训练、较低的收入以及失去升职通道的损失。

当工作时长和母职无法相融，“选择退出”（opting out）成为中产阶级降低家庭与工作冲突的最优解。

二、职场妈妈：“拼命三娘”和被需要的“改变者”相比全职妈妈，双薪家庭感受到的职场高压，更加直截了当。

市场竞争下的中国职业女性，越来越像“拼命三娘”。

在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里，41.9%的女性每天工作9小时以上，同时还操持家务，68.8%的女性每天从事家务劳动1小时以上，远高于男性的47.2%。

职场上的性别平等，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

智联数据显示，61.1%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婚育。

46.9%的女性表示婚育影响职场前景，远高于男性的11.4%。

不过在薪酬平等方面，我国有明显改善。

2023年，女性的平均薪酬为8689元/月，与男性的9942元/月相比，差距约12%，而2018年差距为22%。

总体来看，男女薪酬差距正逐年缩窄。

更隐蔽的压力，在“第三轮班”。

伊芙·罗德斯基在她的《公平竞争》一书中写道，“职场妈妈比职场爸爸的自责情绪要严重很多，尤其在错过了’本该和孩子在一起的’那些时刻，母亲的自责情绪更为明显。

”有条件的职场妈妈，会竭力寻找一个稳定可靠的育儿搭档。

曾任耐克全球服装副总裁的明迪·格罗斯曼（Mindy Grossman），就称自己的保姆雷兹为“秘密武器”，把她一留就是20年。

因为有保姆帮忙带女儿，格罗斯曼才得以在事业上顺风顺水，执掌耐克的6年时间里，耐克的全球服装业务营业值增长到40亿美元。

接下来，她又当上了家庭购物网络零售商HSN的首席执行官。

更多的职场妈妈们，则通过尽可能把所有家庭活动外包，争取工作时间。

钢琴课、心理咨询、课业辅导、娱乐，甚至很多家庭吃饭都经常在家庭之外。

与此同时，她们也努力珍惜和保护“优质时间”——安排集中的共享时光，来弥补失去的时间，以保证关系不会遭受品质上的损失。

职场妈妈，尤其是女性高管的存在，被寄予改变女性职场环境的希望。

梅根·施密特（Meaghan Schmidt）是全球咨询公司艾睿铂纽约地区的执行董事。

她在职期间，不但在公司里发起父母资源小组，后来还牵头为来公司上班的哺乳期妇女们提供母乳运输服务。

可惜女高管在企业中的占比，仍旧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贝恩公司和史宾沙2023年共同发布的《女性领导力崛起：走进中国女性高管的职场现状》显示：在中国，只有19%的高管是女性，该比例低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平均水平，后者约25%。

三、零工经济和妈妈企业家：有助平衡的“妈咪路线”？

选择自由职业，或者创业做妈妈企业家，常被媒体描述为充满弹性的“妈咪路线”。

零工经济、共享经济能提供一种随机应变的生活方式，这显然是全职工作无法比拟的。

妈妈企业家，看上去也是兼顾工作和育儿的绝佳途径：为自己工作，规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协商自己的工资，做自己的老板，以此摆脱福特式朝九晚五日程枷锁。

政府也鼓励“女性企业家”，因为这既能够“唯才是用”，又可以解决因经济衰退（尤其是育儿成本高）导致的工作弹性衰减的问题。

只是，将工作从公共领域搬到家庭领域。

看似“自主赋权”，实则模糊了工作和家庭的界限。

这意味着，想要自由掌控自己时间，毫无可能。

自由职业还有着大家都知道的缺点：比如缺乏雇主提供的福利保障（社保医保等），不如传统职业生涯那样有发展机会，在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和保险等金融产品方面遭遇不公，初露头角的企业家因信用/资产不足，无法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融资，以及小型企业因合同条件苛刻、结算周期过长等面临无数困境。

此外，因为收入的不稳定，无论是零工兼职，还是妈妈企业家，妇女都极少会鼓励另一半多参与照护孩子。

这种模式下的母亲，不但是育儿主力，同时还需要在居家的状态里具备经济生产力。

缺少足够支持的个人赋权、创业精神，背后巩固的还是妈妈们“平衡”的艺术。

第三部分 放低“自责”找方向：照护的价值需要被看见电影《出走的决心》里，压垮李红心理防线的那一瞬，是她刚做完全家人的饭，忙着收拾杂乱的客厅。

而女儿、女婿和丈夫围坐在桌边笑谈，互相庆贺着各自取得的社会成就。

餐桌边没有她的位置。

“看不见的母亲”在这个场景里被无限放大。

据麦肯锡统计，在中国，女性完成的无偿护理工作是男性的2.6倍，其中超过60%是日常家务活。

在全球范围内，75%的无偿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

基于最低工资数据保守估算，相当于每年10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

承认家庭无偿护理工作的价值至关重要。

在改变家庭劳动分工的努力上，“全球最适宜女性居住的国家”瑞典，或许能给到一些启示：在瑞典，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高达90%。

因为社会体系为同一家庭中的母亲和父亲分配了单独的、不可转让的带薪休假，以此诱导男性带薪休假。

瑞典政府保证有充足且低价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

孩子在1-2岁之间，就可以进入有政府严格监管的托管体系，每个月的幼托费上限是1287瑞典克朗（约891元人民币）。

同时，瑞典政府还给父母拨发“儿童补贴”（barnbidrag）：在孩子年满16岁之前，父母都能领到每个月1050瑞典克朗（约727元人民币）的固定补助，。

瑞典妈妈几乎都有工作，因为她们不用考虑家庭和工作怎么平衡的问题。

除了瑞典，加拿大魁北社克省，冰岛也有类似的鼓励父亲参与育儿的政策。

这反过来，也说明了这些社会里对孩子和母职的重视。

就在今年7月，瑞典又出来一项开创性的法律，允许祖父母在照顾孙子孙女时，享受最高三个月的带薪假。

根据这项法律，父母可以将他们丰厚的育儿假津贴转移给孩子的祖父母。

虽然国情不同，这种高税收高福利的运转方式，有它的水土，难以简单复制。

但究其根源，他们认为孩子是社会的，社会愿意为父母生养孩子扫清障碍。

在政策背后，是照护的价值被看到。

我身边有朋友，私下会说，为什么关于母职困境这种故事，总要被反反复复拿出来讨论？

看现在生育率都这样了，说这些不是只会加重大家不生育的意愿。

换个方向想，养育孩子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单打独斗。

只有母亲的困境反复被看见，舆论环境有所改变，照护的价值受到认可，生育意愿才可能有改善。

精疲力尽的妈妈们进退两难。

但如果你跟身边有女儿的女性谈及未来，她们也会流露希望，希望属于女儿的未来是更轻松、更公平的。

只不过，为这更好的未来，她依旧要付出比他更大的代价。

参考文献：[1]杨有楠.短视频中城市全职妈妈的自我再现研究[J].东南传播,2024,(01):59-63.DOI:10.13556/j.cnki.dncb.cn35-1274/j.2024.01.002.[2]“生”还是“升”？

职场女性困境仍待解[J] 财新ESG30,2023.05.16 [3]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职场妈妈不下班[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09[4]沙尼·奥加德.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M].理想国:2021.09[5]帕梅拉·斯通, 梅格·拉夫乔伊.进退之间:女性重返职场的特权与矛盾[M]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10.01[6]奥娜·多纳特.成为母亲的选择[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02[7]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时间困境：当工作和家庭被颠倒[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06[8]乔安·S.卢布林.职场妈妈别自责：与超能女性对话[M]中译出版社:2022.07[9]贝恩x史宾沙,《女性领导力崛起：走进中国女性高管的职场现状》白皮书：在中国仅有不到1/5的高管是女性，2023.03.08[10]Collins C. Making motherhood work: How women manage careers and caregiv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Dec 31.[11]Jan M. Olsen. Swedes take a new step in parental leave. Grandparents can now get paid to take care of grandkids. APNews; 2024 July 2.[12]Jenny Gold. Child care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a broken market.’ Where do Harris, Trump go from here? Los Angels Times; 2024 Aug. 22.[13]Vanessa Fuhrmans.A Decade After ‘Lean In,’ Progress for Women Isn’t Trickling Dow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4 Sept. 17.

“这就没了啊？

这不就是一个家庭妇女的生活琐事么，这有什么好拍的？

”“电影把我们男同胞表现得太脱离实际了，没有我们男人，女人怎么有稳定的居所？

怎么有经济来源？

怎么生育小孩？

”……《芭比》、《坠落的审判》、《热辣滚烫》、《出走的决心》…..这几年，女性主义电影的「男性观众」往往会比电影本身更具戏剧性，在他们看来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拍成电影简直就是矫情，是多此一举，是为了引起话题而过度夸张化的表演，就像此刻挂在这部电影下打2星的那条评论那样：没有共情到，我外婆，我妈妈都都曾面对极其相似的处境，但她们可能折腾了，能想出来的招远远不是出走，自驾游这么简单。

立场我完全同意，但故事确实没有眼前一亮。

归根究底，在男性固有的性别概念中「女性」依旧和「家庭」所捆绑，由「家庭」所延伸的一切行为都被默认为是一种女性「自愿的」、「应该的」、「天然的」性格特征，而与此同时存在的是对「相悖行为」的指责、审判、羞辱和嘲讽，他们理所当然的冷眼旁观女性在家庭中的困境，在对方撕心裂肺的哀嚎中点评刀子扎得够不够深，是不是足够让人「眼前一亮」。

就像苏大勇面对捅向自己的李红，对女儿说：至于么，我就说了这么两句。

就像苏大勇面对想要出发的李红说：这么大个老太婆怎么这么不明事理！

到底是你出去玩重要，还是闺女的前途重要！

你自己图什么你心里清楚。

谁家老娘们不生孩子不照顾家里？

你比人多干啥了？

无论是李红还是晓雪，无论是个人单位还是社会认知，「家庭」就像一张横在每一代女性头顶的密布的蜘蛛网——要么因为恐惧而无法出去，要么因为探头而缠上一身扯不开的蛛丝，女性得裹着这一层一层无法呼吸的蜘蛛丝去面试、去工作，既怕网缠的太紧无法施展，又怕网不够紧另一头了出意外。

电影中爆发的李红甩开了所有拉住她的家庭成员，甩开“妻子”、“姥姥”、“妈妈”的身份，那一刻，她顶着那个年代最普通的名字像一团火红的烈焰那样熊熊燃烧，她一个字一个字的面对自己的女儿说：“妞，我不想等了”，她要用那一团火，烧干净所有的蜘蛛网、所有的等待、所有的忍耐——她重新变回了那个坐在大车后面放声歌唱的姑娘。

至此，李红完成了第一层意义上的「出走」——地理位置上与家庭的远离。

而在出走三个月后丈夫的第一通电话，则让她彻底完成了心理上的「出走」——她不再被丈夫影响、不再对其抱有希望，扔掉那张ETC卡的同时，李红彻底自由了。

而在屏幕之外，我个人认为在更深一层的含义上，这也预示着李红的原型——56岁的苏敏阿姨用16万买来了彻底的自由的现实结局——她实现了从经济到精神双重意义上的“出走”。

-在男性导演占据主要话语权的今天的影视圈中，女性主义电影经常会被问一个问题：“然后呢？

”比如《热辣滚烫》中乐莹说完“看心情吧”然后跑向小路的结尾；比如《出走的决心》中李红面向山河大海的结尾；比如《芭比》中她走向妇科医院的结局；相较于男性化叙事中“复仇成功”、“阖家欢乐”、“牺牲自我拯救世界”这样的结局，女性主义电影往往像一段没有讲完的故事，总是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背影，这种结局往往被男性观众所诟病——他们煞有介事的评价道：“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看不到电影。

”出走后的李红最终目的地没有人知道，而电影之外的苏敏依旧在路上，有目的地吗？

目前没有，想去哪里去哪里。

同样的答案可以回复“女性”这个话题本身——烧光所有的蜘蛛网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目前没有，想去哪里去哪里。

我个人认为，女性主义电影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电影本身所呈现的女性共同困境以及它所引导的女性群体的思考——我可以是乐莹、可以是李红、可以是芭比，我不要被审判，不要被定义，我要被看见，我要夺回属于女性身份的话语权，我要夺回自己生活的主导权。

从电影一开始李红扔掉ETC卡的画外音开始，我的眼泪就没停过，李红要去成都参加同学会不能成行的时候我在落泪，李红被父亲以长女为由要求她承担养家之责而被迫放弃高考的时候我在落泪，李红被丈夫每一次的恶言相向伤害的时候我在落泪，李红举刀自残的时候我在落泪，李红和母亲因为要求弟弟还两万劳务费时的对话让我落泪，女儿晓雪深陷婚姻剥削时的场景我也在落泪，李红终于决定出走以及她在大山大河间自由行的时候我还在落泪，最后苏敏阿姨的自驾游镜头（虽然很多在她的账号下都看过）依然让我落泪。

是心疼的眼泪，是愤怒的眼泪，也是为剧中的角色以及为现实中的苏敏阿姨觉得开心眼泪。

这部电影是我认为从民国有电影产业到现在、以及在未来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可以排在top5的电影。

从李红的妈妈、到李红、到李红的女儿晓雪，女人在男权社会借以剥削女人的婚姻制度里不断重复上一代女人的悲剧人生。

李红的爸爸弄到一尾活鱼让李红处理，李红说不会处理（我觉得她是不愿杀鱼），父亲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杀鱼而是使唤李红的母亲，李红的丈夫钓到一条大鱼在李红不愿杀鱼的情况下（也没有其她女人可以供他使唤）逼迫李红杀鱼，这是一个轮回。

李红的父母重男轻女，为了她弟弟而牺牲了李红的前途和利益，李红问了两次“我不是你的闺女吗”，李红的母亲也有同样被重男轻女的故事，李红的外婆给自己儿子吃白面馒头给女儿吃窝头（还是粗粮馒头，有点记不清了），只是李红的妈妈从来不觉得这是有问题的，而李红的女性意识有所觉醒，她看到了这其中的不公平。

片中所有的女性角色，甚至包括大多出现在画外音的在成都的李红的女同学们，都被困在家庭和育儿上，养育了自己的孩子还要接着在养育孩子的孩子，而男的就只会出一张嘴（李红的父亲、丈夫以及晓雪的丈夫）。

没有一个家庭不是男权家庭，家庭里的女性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就开始加入这套男权压迫剥削女性的系统，李红的妈妈身为女性依然重男轻女，李红的女儿身为女性依然觉得剥削母亲为自己育儿是理所应当的（她最应该的是让丈夫参与育儿）。

李红自己也一直在洗脑自己，等到了下一个节点就离开这个家庭。

电影里特别讽刺的是李红学车考驾照那段，所有的人提起这件事，都认为老年妇女学车就是为了接孩子上下学，有人会认为老头考驾照是为了接孩子上下学吗？

李红能够出走不是被逼到那个份上了，她是经过了多年的希望失望希望失望，或许她都要放弃走上自驾游的道路了，但是马婕的那句“你还能走吗”是真的刺激到了她。

难道真的要一辈子都为别人而活而没有自我吗？

最后那场爆发戏真的是太精彩了，她终于下定了决心，踩下了油门。

对李红而言，出走的决心，其实是她女权意识的觉醒，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在很多场景下李红都有不同面向的女权意识觉醒，比如撕破脸跟弟弟要钱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被亲人以“都是一家人”为名白白占用自己的劳动力，比如她两次问父母“我不是你的闺女吗”，她不觉得重男轻女是合理的，最后李红的出走其实是对自己人生的掌权，是自己作为女人开始反抗婚姻家庭对自己的剥削以及女人要以家庭儿女为重这种陈腐的歧视女性的传统观念。

电影里以李红的出走作为结局，现实中我们都知道苏敏阿姨终于要离婚了，而且她在和咏梅的对谈中对爱情和婚姻看的也很透彻，她不期待爱情也不愿意再伺候男人，就冲着这点，她今后的日子就不会苦。

短评区有人说女性是一种处境，这个观点我持反对态度。

女性就是一种生理性别，失权才是处境，男权社会下，男人永远不可能被放置在女性的处境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男人永远不可能被当作生育工具，因为他们不能生孩子，所以不要用处境来消解女性的苦难。

忍不住，我第一次写下这么长的影评来吐槽这部电影。

这个世界上的烂片很多，就像恶犬一样让人不悦，但我通常只会骂一句就过去了；但这个片子却让我忍无可忍，我必须要发泄一下！

所有给这部片子好评的人，尽管来喷我，我都已经这样骂这部片子了，我不怕你们。

我也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能给这部片子这么高的分，难道水军真的这么多吗？

1.刚开始，我和老婆带着对高分电影的期待去看了这部电影。

影片开始时的镜头不断摇晃，让我们看得有些难受，但我们以为这是导演为了营造局促不安的氛围而故意为之。

2.当看到父亲像对待奴隶（甚至不如奴隶）一样命令母亲时，我心想，虽然我没见过这样的男人，但可能有些家庭确实很夸张吧。

看到女婿的表现有些奇怪，或许预示着他会重复上一辈的婚姻模式，我觉得后面的剧情肯定会给出答案。

3.所有人物性格的超级冲突和不自洽，我以为导演会用插叙的方式来重新讲述人物性格的演变过程，但事实并非如此。

但事实证明，我们对片子的正面猜想都没有实现，导演和编剧要么是能力不够，要么只是为了拍片子赚钱。

我纯靠记忆梳理出这些吐槽点，也确实是因为吐槽得太深刻，我才能记得这么清楚，我平时记性都很差的。

1.影片开局女儿怀孕，母亲却要去参加同学会，父亲大发雷霆，女儿保持中立。

我根据所猜想的电影主题，认为一定是父亲的问题。

我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去参加个聚会也不过两三天的事情，结果？？？

女生就在这几天要生了，这让我震惊不已。

这样的独生子女家庭，能找出1%的母亲，在自己女儿即将生产时还想着要出去参加同学聚会吗？

2.结婚三十年，你早不出去晚不出去，女儿要生了你要出去，你是什么母亲？

好，就算你崇尚自由，那你前三十年早就该这样啊，编剧你在想什么呢？

3.影片喜欢模仿别人的倒叙、插叙手法，但只是简单地倒回去讲述了母亲的父亲不让她读书的事情，而她成绩好、向往外界、小时候是如何树立这样的憧憬和理想，以及考大学能给她带来的变化等细节，导演却只字不提。

父亲不让读书，一切为了弟弟，你明年就高考了却不让你读了，这种剧情谁都能想得到，我村里的二大爷都能编出来。

4.自私的父亲和大男子主义的父亲比比皆是，但不是你这样的。

“来碟醋”“我比你明事理”这些台词根本代表不了什么，只能说明你对中国那辈家庭的了解太少。

你只想用一碟醋表现他们的巨婴行为、用随处扔的乒乓球表现他们的邋遢、用他在家玩乒乓球的丑陋形象和母亲的劳累进行对比，这真的很不具有代表性。

普通家庭的巨婴父亲通常表现为不做家务、不换内裤不洗澡、东西乱扔、除了吃饭睡觉外什么都不关心、认为女人居家无价值而自己挣钱就是土皇帝。

而母亲则会埋怨、唠叨、骂人、发火或者把这些情绪发泄在物品和儿女身上。

如果有一天发泄到父亲身上，那父亲可能会家暴母亲。

要拍的内容真的很多，但人不是一文不值。

大多数父亲也会关心母亲和家庭，买点卤菜和母亲聊聊天。

人一定是立体的、矛盾的，又爱又恨才是人、才是亲情、才是大多中国家庭的样子。

而导演你拍的父亲就像一个臭变态一样，天天只知道折磨老婆。

5.我看到的家庭中，论勤劳母亲几乎都比父亲强。

像这部片子里的勤劳母亲很多，遇到这样的家庭她们肯定不会觉得自己幸福。

她们之所以选择不离开家有几个综合的原因：一为了孩子；二为了生计；三还是不舍。

我一度认为她们这代人几乎是最苦的群体，知道很苦但无法走出去也不敢走出去。

再苦的家庭总会有幸福的时候，父亲也会有带来快乐的时候，而这些幸福就是她们最难以割舍的部分。

所以母亲饱受折磨也总会跟孩子说：“他是你父亲！

”“多看看他好的一面吧。

”“我有什么办法呢？

”“要不是为了孩子我早就离婚了。

”或者仅仅是后悔：“都怪我没有好好读书。

”“都怪我当初不听你外公的话。

”“都是我的命。

”每次吵架甚至打架完没多久就和好了，然后劝父母离婚的孩子独自陷入尴尬。

他们如胶似漆能保持一阵子然后继续吵架。

我请问导演你拍到半点这种感觉了吗？

6.片里的父亲就是纯粹的傻逼。

我真的不知道以这个母亲最后能这样出行的性格怎么能忍他这么多年？

为了孩子？

那我不信她在女儿快要生孩子的时候还会想着自己的同学会。

这样的矛盾不是人的矛盾啊！

这样只会显得母亲超级自私！

后面的剧情都显得母亲自私和父亲没有区别。

每个人的母亲最让人心疼的地方就是她把她生活的全部都建立在了家人的身上。

而导演让母亲呈现出的这种突然的变化真的很糟糕完全没有过渡就像短剧一样。

7.女儿前一个镜头还对妈妈比心找完工作就对妈妈发脾气我真的看笑了差点就直接从影院跑了。

垃圾导演！

你再拍什么玩意儿呢？

8.这部影片表面支持女性独立、为自己而活但实际上却在制造性别对立。

女儿女婿的相处模式包括女婿买手机、出首付钱、在家里的状态等我和我老婆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男女本来就有差异虽然女婿买了一件直男的衣服没有思考周到但整部片子在家庭事务的处理上份额也很低。

然而导演却把这些桥段夸张化好像在说新时代男性和老一辈的区别就是新增了用言语歌颂女性的伟大但行为上还是觉得妇女居家价值低。

女儿听到自己不知道的脱口秀就回来大发雷霆这样难道不是挑起对立吗？

男性觉得女性莫名其妙女性则开始深刻共鸣。

这部片就是用粗浅又尖锐的方式引导那些思考力弱的群体来发声让他们不去想这样的场景是否合情合理不去想前因后果如何让新的家庭得到教训而规避它。

让这些女性直接化身武器去打响男女对立的战争。

导演真的是罪人！

9.越聊越生气想喷的地方太多了。

虽然还有很多点要说但要吃午饭了。

最后一点就是导演想表达的东西和社会意义。

我觉得这部剧几乎没有。

我认为我的家庭也是典型的中国家庭问题很大。

从这样的家庭出来我庆幸我从小心疼母亲我也不愿意我的妻子变成这样。

可能有时也会不经意出现一些父辈的观念和行为但我会努力去调整改正妻子也会跟我说。

说这些是因为我真的很关注这样的话题我带着很高的期待来看这部电影结果却大失所望。

她没有表现出母亲的窘境更没有传递出如何走出这样的状态的方法。

虽然这个要求很苛刻但至少不应该在家人都需要她的时刻这样毫无规划地出去旅游。

这不符合中国人的认知更不是我们的母亲会做的事情。

总结：诈骗电影！

打高分的人都好好思考思考！

这是你见过的家庭吗？

如果母职算是正经职业，那是不是她们在家也应该按照劳动法固定时间上下班休周末休年假发工资发奖金上三险一金？

让她们管钱不能算薪酬福利，只要钱不是她们可以自由支配的，那就属于托管理财工作。

如果母职不算是正经职业，那就算个人追求兴趣爱好了吧，那么是不是她们可以不以此作为人生目的，可以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可以理所当然地要求伴侣分担共同的家务责任而不是“有空帮忙做家务”？

还有一种更广泛见到的说法就是母职属于“伟大而神圣的职业”，也就是说应该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孙晓雪说得好，谁爱伟大谁伟大去。

图一：电影院的大海报

图二：电影院外面绽放的“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01刷到过陈瑾在采访里说的一句话：自由就是你孤独地站立，不依恋，不惧怕。

我想，这或许是每个女孩子，都应该了解、记住，并实时提醒自己的一句话。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恰恰跟这句话相反。

我们被教育去依恋“女孩子不要那么强，你要小鸟依人，你要会撒娇，你要温柔贤惠、懂事体贴，你要找个好人嫁了”，被教育去惧怕“你一个女孩子不要到处跑”“这种工作不适合你”“女孩子跟男人们去争什么呢”“你不结婚，以后老了谁养你”“女孩子年纪大了就不好找对象了”。

这所有的规训和教条，成功的把我们框住了，框的自以为弱小、依赖、没有勇气、没有能力，也从来没想过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自我，然后又过上了这些条条框框，这些规训希望女孩子去过的那种人生，结婚、生子、服服帖帖、逆来顺受。

在看《出走的决心》之前，我以为这个电影演的会是上一辈女性的人生，我以为我只是看一看女性们过去过得生活，然后愤恨的骂两句“以前的女性真惨啊”。

可看完之后发现，哪有什么上一辈女性啊，都一样。

就像剧中的妈妈和女儿，妈妈隐忍了一辈子，牺牲了半生，终于攒够了勇气和决心，走了出去，可留下的女儿呢，又成了和过去的妈妈一样的被困住的角色。

02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大概从一出生就开始了，只不过，要到人生的关键节点，或者到自己真正醒悟的时候才显露出来。

电影中的李红，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她甚至比现实中的同龄女孩子还更幸运，更有思想一些，毕竟她80年代就上了高中，还有考大学将来想云游四海的梦想。

但是父母以家庭条件不好为由，强行让她辍学，“你是长女啊，家里是不是也得顾着点，咋不懂事啊”。

“懂事”这个词，不知道坑害了多少女孩子，绑架了多少人的自由意志，为了给自己贴上“懂事”这个标签，所以被要求时要听话，所以要压抑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要委屈求全，久而久之，自己成了一个懂事的人，却失去了自我。

有多少女孩，生长在重男轻女的环境而不自知，她们习惯了让步、牺牲、受委屈，甚至连自己都成了重男轻女的帮凶，觉得家庭里的哥哥弟弟，男孩子们比自己更重要，“甘愿”把自己榨干了去滋养别人。

李红进厂几年后，就找了个在郑州工作的对象，她说：“远点好，我就想离家远点呢。

”以为逃离了那个不被爱，不被重视的原生家庭，遇到了一个对自己好，心疼自己人，会是新生活的开始，结果呢，只不过是跳出了虎口，又进了狼窝。

又有多少女孩子是抱着和李红一样的心思进入婚姻，把它当成避风港的。

我们从小的概念里，“结婚”是一件喜事，人们总说结婚后老公会疼你爱你，找个好人嫁了，就是女孩子最好的归宿。

等后来被婚姻毒打过，或者看见身边人被如何毒打后，才明白婚姻到底是什么，那不是什么避风港，女性在这里从来都占不到一点便宜，甚至它是比原生家庭，更残酷的一个压榨机。

03这个社会在我们的意识里植入的男性形象，是强壮、有担当、可依赖、能照顾人的，可长大后才发现，很多时候恰恰相反。

想起梁永安在一个视频里说的话：很多男人是靠不住的，现在很多女人都是在孤军奋战……你穿着婚纱站在那儿说，好感动啊，我找到了遮风挡雨的港湾，没想到对面站的这个家伙可能是你最大的风雨。

结婚后，李红的老公是什么样子呢，大男子主义、说话刻薄、在钱上斤斤计较，别说疼爱了，他甚至可以说是不尊重瞧不起李红。

人们经常说“男人结婚后就变了”，其实不是变了，只是结婚后，那些琐碎、沉重，把一个人的本性，真实的一面，一股脑的全都摆到了台面上。

李红下岗丢了工作，一辈子都在打零工，夫妻俩经济上AA，老公给予李红的只有打压、指责和漠不关心。

我看他们婚后的相处，便联想到了我自己爸妈的生活。

原本觉得他们算是我身边很幸福的一对老夫妻了，但看了李红的生活，我才感受到，如果代入到我妈身上，她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

我爸小气了一辈子，虽不至于经济AA，但几十年来，数落我妈花钱多，跟她算账，那也是家常便饭。

同样的大男子主义，年轻的时候，两个人下地干活，回到家，男人躺炕上休息，女人要继续操持一家子的饭和家务，吃饭的时候，我爸永远坐最里边，碗里的饭吃完了，一抬手，我们就得去给他盛饭（不过近几年老头变了，勤快了，啥家务都会做了）。

有一次我离开家时，我妈去了娘家没回来送我，她就被我爸和奶奶一起数落，怪她没在我走的时候给我做顿好吃的。

好像照顾孩子，只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一样。

我还记得有一次爸妈吵架，我妈哭到心脏病都犯了，我拉我爸去哄她，结果他开口说出的话是“你别闹了”。

一个女性在婚姻里，到底承受了多少无形的委屈和伤害。

所有人都对这个女性有一个刻板的期望，老公要求她贤惠、勤俭、持家、孝顺，孩子们期望她温柔，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永远站在自己身后，哪里需要就能往哪里搬。

04电影里的李红，仍然是相对幸运的，她有一个疼她的女儿，主动拿钱让她去考驾照，帮她买车，自己请假耽误工作，也让妈妈去练车。

可是老公和女婿又完美隐身了，闺女丢了工作，老公第一时间就是指责李红“你拿了驾照，把闺女给整失业了”，而女婿说“晓雪正好也在家歇一歇，带带娃”，这些话真的句句戳心。

这个家里的男人似乎永远是上位者，他们不会做出牺牲，最多在你做出了牺牲时，象征性的安慰，从来不反思自己，只在出了麻烦时，指责、抱怨，好像他们对这一切都没有责任，只用像个皇帝对大臣似的，点评、审判、奖励、惩罚、指手画脚就可以了。

李红最终还是出走了，她等了女儿生孩子，等了孩子们上幼儿园，又等了女儿找到新的工作，她等不下去了，终于放下一切，狠心出走。

电影中的女儿没有责怪妈妈，而是理解她或者说羡慕她，可我想如果是现实中在这种情况下，妈妈决然出走，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要把自己生活的困境责怪到妈妈身上了。

我想到之前看的一个综艺片段中，宋佳说：“我觉得这个女孩，看她会不会狠，她能不能狠，只要会这一点，她就不会太差。

”我们以前所受的教育都是温顺、懂事、听话，现在，我希望所有女孩子都“狠一点”，这个狠不是坏，而是果决、坚定、勇敢、拎得清、不讨好、不畏缩、不委曲求全，狠狠的爱自己、尊重自己。

就像李红出走时所下定的决心，当她有了一个目标，任何人、任何事都拦不住她，就是这样的狠

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不愿成为丈夫的金丝雀，离家出走，从此妇女觉醒！

鲁迅在《娜拉出走之后》的演讲中担忧娜拉走后，要么堕落红尘，要么回归家庭。

只有废除娼妓制度，保障妇女的独立经济权与参政议政权，娜拉才能真正独立，意识觉醒是没用的。

女性主义运动了两百年，2024年上映了两部电影，一个中国电影《出走的决心》，一个意大利电影《还有明天》，时至今日，竟然还在 “下决心”和“盼明天”，不禁引人思考：男女平等的宣传是否需要加强？

《出走的决心》源自真实新闻，1964年生的下岗女工苏敏平日打零工，照顾一家人，默默的付出没能得到家人的尊重，她罹患上抑郁症，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她向往自由，不再被女儿、妻子、母亲、奶奶的身份所捆绑，大胆活出自我。

女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些身份的集合。

一个人的人格应该是永远独立且自由的。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女性已经自食其力，有了经济独立，却还是被家人所捆绑。

表面上，李红面对的困境是被持续隐形的“家务劳动”和陪伴女儿“十月怀胎”所剥削。

实际上，马克思曾说社会财富的生产分为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这两者共同促进了GDP增长。

物质再生产是有人付薪酬的，参与物质再生产的人被称为劳动者，不能参与物质再生产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和消费，不能参与物质再生产的老人就算积极参与“白发经济”由于年迈体弱所限也顶多算半个零工。

儿童和老人在家里，谁来照顾？

照顾工作算不算劳动？

算劳动的话，为何没有定价和薪酬？

因为这部分劳动，不在市场上被计算，所以没有薪酬。

没有薪酬的家务劳动谁愿意干？

谁都不积极。

于是，家务劳动成了家庭矛盾的永恒难题：谁来洗尿布？

如果男人不与女人共同分担这份家务劳动，女人的负担就会很重，相当于整个家庭成员都在隐形剥削着女人。

几千年了，男主外，女主内。

相当于女性都在被男性隐形剥削着家务劳动。

怀胎十月也是如此。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财富增长的根源，妇女为了生育孩子，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女人为了抚养孩子，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这部分养育劳动，谁来负担？

几千年了，女性生育孩子为社会贡献巨大，却容易被忽视。

有人说，之前一个家庭生十个、八个孩子，也没人叫苦喊累，怎么时至今日，连生养一个孩子，还要长篇累牍讨论？

因为社会的经济算法越来越精密，逼迫着每一个人用劳动去换钱，每一个人都想着如何更高效地赚到更多的钱，导致人越来越势利，就出现了上述现象。

这恰恰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着大家一步步走向了精致利己主义。

听女性聊天说：“一、我这辈子绝不做饭洗碗，二、我这辈子绝不生育子女。

”我当时一愣，不知怎么接话。

因为我个人是挺喜欢做饭的，但确实不喜欢洗碗。

我常常在辛苦工作一天后，仍坚持饿着肚子回家研究美食的新做法。

最近一次，我把黄油放在蛋液里拌匀，使得鸡蛋炒出来嫩滑的奶香味，一饱口福。

其次，作为一个男性，我觉得在生育权上男性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一个女性可以选择生孩子而不结婚，这在我国法律里有。

男性只能通过婚姻，才能生养孩子，因为子宫是女性的，她不同意，男性一个人是无法孕育孩子的。

这样想来，有时听到一个女性说自己要通过“不生育”来反抗男权社会，这个说法好像有问题。

因为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仿佛不承认子宫是自己的，但其实生育孩子原本就是女性所拥有的，不需要太多考虑男性和婚姻的成本。

女性可以自由选择生育或不生育孩子，无需在这个问题上引申为反抗男权的涵义。

少说漂亮话！

怎么样做点实事，让女性拥有更平等的生存环境？

——这才是正事。

比如，女厕所门前总是排着队，明知女厕所的坑位与人数不匹配，一个坑位所耗的时长与男厕所的相比较长，为何不多设计一些空间更大、坑位更多的女厕所呢？

比如，既然家务劳动谁都不愿做，家庭民主协商一个家务劳动的薪资梯度，谁干活谁拿补贴，夫妻俩自己评判去。

比如，因为怀胎十月，女性在工作中被歧视，也许可以硬性规定男性在妻子怀孕时同样休假？

让男女在工作中处于相似情况。

要去想办法让女性更平等地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而不是一味的拉踩去引导男女思想对立——韩国和日本社会就饱受男女对立之苦。

“韩国文学旗手”韩江通过书写女性故事，来反抗东亚父权制。

她先后获得多项文学奖，并于202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素食者》一书分为《素食者》《胎记》《树火》三个章节，分别从丈夫、姐夫、姐姐三个视角凝视女主英惠。

英惠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一家人都不关爱她，过度的打压和冷漠的利用让她成为全家人口中的“异类”。

这个可怜的女人生活在一个极为恶心自私的家里，吃素成了她最后的反抗，但一家人就连她坚持吃素的行为都不允许，英惠的妈妈说：“你现在不吃肉，全世界的人会吃掉你。

”正是这无端的谴责，让英惠不得已选择割腕自杀。

这是一个为了怨而怨的故事，苦闷、怨恨、挣扎、绝望充斥在这个故事里。

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出走的决心》的导演尹丽川，因为尹丽川给女性带来了出路、诗意和光芒。

在《素食者》的故事中，丈夫鄙夷英惠不穿文胸和不吃肉的种种另类行为；经历过战争参军的父亲用大男子主义和虐狗的暴力给小时候的英惠留下不可磨灭的畏惧；身为画家的姐夫常常凝视英惠并且满脑子都是龌龊肮脏之事。

姐姐仁慧则是归顺男权文化的传统女性，全心全意扮演着完美妻子、完美妈妈、完美女儿，姐姐仁慧从女主英惠身上看到了最初的自己，有失落、有愧疚、有启迪、但最终还是将家庭破裂的诱因矛头不合理地指向英惠，毅然决然送英惠去精神病院。

最终，英惠幻想自己变成了一棵不需要任何食物的树木，沐浴在阳光下接受“光合作用”。

当然，吃肉的世界，容不下素食者。

男人的世界，容不下不听话的女人。

父母的世界，容不下不流俗的小孩。

但是，女性同胞可以做的绝不是苦苦忍受和走向疯癫！

妇女能顶半边天，管教山河换新颜！

毛主席说过：“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此刻，恰恰应该手拉手，《姊姊妹妹站起来》，彼此温暖，努力改变！

不仅要有《出走的决心》，还要有《改变的决心》！

不仅要有《还有明天》，我们还要将男女平等贯彻到后天、大后天、贯彻到永远！

让全天下所有的女性都永远、永远、永远活在光明之中！

暖心的话不会从烟冷的肺里传出，生活的雨不会因一时的避而停歇，自驾的车不会随禁锢的栏而熄火，出走的心不会被家庭的垒所压迫。

我忍父辈重男轻女的腐朽观念，我忍丈夫高高在上的爹味说教，我忍女儿三番两次的苦情拜托，我忍自己懦弱吞气的摇摆之心。

十八岁想云游四海腾云驾雾，三十岁想安居乐业幸福生活，五十岁想挣脱囚笼决心出走。

等不到别人给自己空闲，就应该放手给自己机会。

代代女性被锁在母婴房里，被攥在小厨房中，被捂在老思想内，想下一个出走的决心难如登天。

可她做到了，打翻了吵闹的乒乓球，提起了预备的帐篷包，穿上了最美的小红裙，触及了自由的天际，把生活碾成道道车辙。

看完真的感动，电影忠实坚持女性主义，还原了家庭妇女的困境，伴随着绝美的镜头与恰好的配乐，将决心点点放大，最后铺满了整片天空。

出走的决心 (2024)8.82024 / 中国大陆 / 剧情 家庭 / 尹丽川 / 咏梅 姜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