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

《我控诉》，罗曼·波兰斯基，四星半。

影片改编自法国史上有名的冤案“德雷福斯案”，当时法军的一名犹太军官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流放。

影片以德雷福斯被定罪流放开始，讲述了皮卡尔上校发现这个案件中的一些疑点的过程。

影片虽然是说德雷福斯案，但是全片中德雷福斯出现的频率很低，波兰斯基更重点的对德雷福斯遭到的迫害和一个“履行自己的职责”的人进行描写。

整部影片来看，延续了波兰斯基一贯的风格，整体色彩偏幽暗，黑色而阴郁，叙事缓慢，而然这也是我给本片打四星半的原因，叙事缓慢、基本找不到集中的冲突点，会有一些观众因为这种因为而错失这部好片。

整部影片来看，对于中立和客观有极大的保持，基本无挑动、无煽情的场景，波兰斯基尽量将事件摆上台面，借以德雷福斯的话来说“你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从画面来看，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画面的质感了，无论是背景、服装、道具还是其他，水准比某些剧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再聊一下这个名字《我控诉》，这个控诉到底是控诉什么？

或者是说，是谁在控诉？

是冤案的受害者的德雷福斯，主角皮卡尔？

又或者是波兰斯基在借影片之口控诉自己四十多年前的遭遇？

关于这个的解读有很多，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本片的主要更多是在聚焦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一种疯狂的激进民族主义，一种腐朽落后的官僚体制，就像是在原片中的一段话“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至于冤案本身的着墨点确实是太少。

另外附几个补充。

1. 本片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或者电影节最佳电影也就是金狮奖的是《小丑》，另外还获得了法国电影凯撒奖的11项提名，最终拿下了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服装设计三项；2. 在本片获得凯撒奖时候，引发了法国社会的抗议，而《燃烧女子的肖像》的主演阿黛拉·哈内尔和一些其他人员当即离席抗议；3. 德雷福斯冤案的除了腐朽落后官僚体制的原因，还有严重的反犹主义的影响，而男主皮卡尔上校，也恰巧对犹太人也带有偏见；4. 片中出现过的乔治·克莱蒙梭，就是我们所知晓的克里蒙梭，后来的法国总理，签订《凡尔赛和约》的那位；5. 在专栏上写我控诉的作家左拉，就是爱弥尔·左拉，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据说巴黎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

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6100.html 我控诉帕蒂上校，因为他是司法误判中的狠毒之徒（我愿意相信是不知不觉的），他更运用最为荒谬与应受谴责的阴谋，来掩盖他过去三年的恶行。

我控诉梅西耶将军，因为他是本世纪最不公平的事件之一的共谋，但其所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

我控诉比约将军，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认的证据，却将它隐藏。

为了政治目的，为了挽救已受连累的参谋部同僚，他犯下这起违反人道、违反公义的罪行。

我控诉布瓦代弗尔及贡斯将军，他们是同一起罪行的共谋，其中一位无疑是出于教权主义的激情，另一位可能是出于使陆军部成为无懈可击的至圣之所的团体精神。

…… ——埃米尔·左拉《我控诉》这一篇力透纸背、带着满腔正义的公开信是1898年法兰西最愤怒的声音，这不仅是埃米尔·左拉对四年前被定性为叛国贼的德雷福斯的声援，更是对法国当时政界、军界甚至社会各界暴力审判的讨伐，一笔为剑指向的是官僚制度，指向的是种族歧视，指向的是对于真相“沉默的大多数”，当左拉喊出“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当“我控诉”成为一种公民的热切渴望，“以人性为名，让阳光普照在饱受磨难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

”当发表这一篇文章的《震旦报》在街上被传阅，左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为了一个人的利益——“德雷福斯”案件是“大多数”操控的结果，“我控诉”也是不沉默的“大多数”的正义声音。

在“大多数”与“大多数”的较量中，谁胜谁负似乎主宰着事件的发展，甚至决定着法兰西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重新定位，但是当左拉在最后写道：“谁胆敢传唤我上法庭，他们可以试看看，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

”结局却走向了另一面：左拉被政府控告传唤至法庭，最后在“反控诉”中败诉，被判有罪入狱一年，甚至在审判之前群众大喊“左拉去死”；左拉决定撰写此文时得到了当时拉布里律师等人的支持，此事件发酵之后，拉布里在街头遇刺身亡；而揭露这个黑幕的皮考特上校更是遭受了威胁，他怀疑真正的间谍艾斯特哈吉少校竟当众羞辱他：“要维护自己的荣誉，去找你的妓女吧！

”而德雷福斯案的当事人在经历了“魔鬼岛”的恐怖囚禁生活之后，也并没有在“我控诉”的声浪中马上还自己一个清白——一年后的9月9日，虽然德雷福斯案进行了重审，但是德雷福斯的叛国罪依然没有被改变，只是这一次判决他被减刑10年，直到7年之后的1906年，法兰西最高法院最终判他无罪，官复原职——从1894年12月遭到指控、逮捕、剥夺军衔并判处终身监禁，被流放到千里外的魔鬼岛，到1906年被判无罪，这12年的生活对于德雷福斯来说，无疑就像被流放的魔鬼岛一样，“在无人岛上，没有人讲话就是一种折磨。

”为正义而发声的“我控诉”，激情群怒的“我控诉”，指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我控诉”，最后依然从“大多数”的声音变成每一个个体的命运，甚至在罗曼·波兰斯基的再现中，最后以一种几乎沉默的方式落幕：1899年德雷福斯案件开始重审，德雷福斯被减刑十年，“法兰西万岁”成为对于这一结果的第一次胜利表达，皮考特似乎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但是当他向已经离婚的女人莫尼耶求婚，她却拒绝了他，作为在最困难时期支持他的红颜知己，莫尼耶一直是皮考特走出困境的希望，但是拒绝时莫尼耶微笑着说：“你的内心深处不适合结婚，还是让我们像以前那样吧。

”而在1906年德雷福斯最终被判无罪，晋升为陆军准将的他见到了官复原职的德雷福斯，德雷福斯希望能把自己监禁的时间考虑进去，那样自己就可以晋升为中校——本来在魔鬼岛被监禁就是一起冤案，这十年多的时光对于他来说当然应该重新被计算在服役时间里，但是皮考特却摇了摇头：“不可能了，现在环境变了。

”两个人在走廊上面对面站着，目光相触，不是惺惺相惜，而是万千感触都变成了某种无奈，最后德雷福斯说了一句：“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职。

”字幕打出：“两人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

”一种沉默，甚至一种凄凉，在最后迎来胜利的人生写照中成为别样的风景，不是隔阂，也不是冷漠，而是在几乎来迟的判决面前，一切似乎都没有被改变，连同皮考特的爱情一样，在“还是让我们像以前那样”中落幕。

无论是德雷福斯不断喊出“我是清白的”的呐喊，还是皮考特不断追求真相以证明“他是无辜的”的真相，或者如左拉在“我控诉”中剑指整个国家的官僚主义，他们都是不沉默的少数，而且以不沉默的少数为德雷福斯翻案，但是当一切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什么最后依然被笼罩在冷酷之中？

为什么最后还是以沉默作结？

或者他们依然是“少数”，而用左拉1898年“我控诉”作为片名的罗曼·波兰斯基，所关注的正是事件中的“少数”，早在2012年，还没有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就表达了对“少数”的兴趣：“我早就想拍一部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电影，不是当作古装剧，而是间谍故事。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了解其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相关性——对少数群体的迫害、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热媒体的景象。

”对少数群体的迫害，就是由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人媒体组成的大多数造成的，而罗曼·波兰斯基从十九世纪末的德雷福斯案件联结到了当今世界，这种相关性或者还有基于波兰斯基个人遭遇的原因，甚至“我控诉”更是他内心真切的呼喊和愤怒，面对“大多数”的不公正和偏执，也许只有在对违反人道、违反公义的讨伐中才能不变成沉默者。

但是波兰斯基最后又选择了偃声息气，在“两人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中将历史封尘，也将自己的遭遇封锁起来，这又意欲何在？

抛开波兰斯基的个人诉求，其实在《我控诉》电影里，与其说掩盖了真相使之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不如说强大的权力机构制造的声音让他们成为“不沉默的大多数”，而少数人最终也只能成为被迫害的少数群体。

在电影中，少数群体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德雷福斯案件的当事人德雷福斯和最终找到翻案线索的皮考特，德雷福斯被剥夺军衔并被流放到魔鬼岛，他无疑就是一个沉默者，甚至如果不是皮考特发现了真相，他的这一生都将在无人岛上度过，而当德雷福斯面对不公的命运，他在无奈中只出了一句话：“我是清白的。

”但是在这一个人的命运里，在一句话的无奈里，单数世界注定会被复数湮没，“犹太人去死！

”“杀了卖国贼！

”逮捕和判处成为一种仪式，而在仪式举行的广场上，群众高喊着这些口号，他们成为“愤怒者”，而这些愤怒的声音既代表国家，又代表种族，或者说德雷福斯所犯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双重罪责，而这些集体的声音无疑无情地覆盖了德雷福斯自我辩解的声音，群体的强大声音对个体弱小声音的覆盖，就像他被流放的那个魔鬼岛，一个孤立无人的小岛静立在大海之上，它会随时被无限所吞没。

德雷福斯被流放，皮考特便成为唯一发声者，他是接替桑德赫尔上校而成为情报部门的主管，应该说，皮考特也是权力机构的一份子，以权力反对权力，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皮考特上校在罗曼·波兰斯基眼中是以一个正义者的身份出现的，而这种正义甚至只代表着个体。

调任至情报部门，他感觉到了一种神秘和诡异，从大门到办公室，是不同岗位的值守者的奇怪目光，办公室的那扇窗户似乎永远无法打开，截取情报和信件甚至也是清洁工的职责，所以皮考特一进入其中就感觉到了奇怪，他开始重新建立制度，一方面了解情报部门工作的流程，另一方面对德雷福斯案件给予了更多关注——似乎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来自于自己的亲力亲为：他亲自取到了被截获的包裹，包裹里是一封电报，“我和R家族的联系”，电报发送的收件人地址显示是艾斯特哈吉少校；接着皮考特查阅了艾斯特为哈吉最近的通信记录，显示他刚从卢昂调到巴黎总参谋部；当皮考特查看信件的字迹，发现和德雷福斯作为间谍证据的信件字迹很像；于是再按图索骥，打开了没有被桑德赫尔销毁而被锁在保险箱里的德雷福斯相关文件，通过字迹他才发现，所谓作为德雷福斯间谍证据的字迹和德雷福斯原始信件的字迹不符，也就是说，真正和德国通信成为他们间谍的其实是艾斯特哈吉。

皮考特发现真相似乎并不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虽然在情报部门他只是一个人在战斗，无论是门卫和值守，还是手下的亨利少校，其实都知道实情，也都在隐瞒，但是在皮考特更大的权力面前，发现线索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作为情报部门的主管，作为权力部门的一员，真正对皮卡特构成威胁的其实是整个体制，而此时，寻找真相的皮考特所面对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桑德赫尔上校是皮考特的上任，他的遭遇或者对皮考特提供了一种命运的样本，皮考特去看望他的时候，桑德赫尔已经躺在病床上了，疾病让他濒临死亡，他对皮考特说的一句话是：“这不再是我熟悉的法兰西。

”言语中更多是失望，甚至绝望，当法兰西不再是曾经的法兰西，是不是他必须沉默？

这种沉默关涉到这些问题：为什么上级让皮考特替换掉他？

在他手上为什么不销毁德雷福斯那些字迹？

他为什么不敢设置秘书？

他的窗户为什么永远也打不开？

桑德赫尔无疑是官僚体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既是德雷福斯案件审判的侩子手，也是整个体制的牺牲品。

皮考特似乎也走上了桑德赫尔这条凸显双重身份的困难之路，他确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于是将这个真相报告给上级，但是强大的官僚体制让这个不想沉默的人变得沉默：他质问乔尔中校，“他们是上级，我们只能执行他们的命令，我不知道德雷夫斯是否无辜，我也不在乎，若你让我杀人我会去，如果你之后说我杀错了，我会伤心”；向上将展示秘密文件与对照的书信对比字体，上将的第一个反应是：“它早就应该销毁了，你第一个不应该过来找我，我也不希望再出现第二个德雷夫斯案了。

”当他向贡斯将军禀报案情，贡斯却提出警告：“忘了它吧，德雷福斯案件已经结束了，你不说没有人知道，这是军人的天职！

”不公开不是皮考特可以选择的权利，而是一种命令——从部下到上级，似乎每个人都在沉默，每个人都在回避真相，而作为这个体制的一员，皮考特无法僭越而成为言说者。

但是皮考特却不肯罢休，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作为正义的个体却遭遇了制度的压制，甚至因为违反了国家秘密法而被最终解职，在被质询之后调离职位去往了遥远的巴黎，接着又去了非洲，而皮考特的居所被大肆搜捕，他甚至被监视了——和德雷福斯的魔鬼岛一样，皮考特似乎也被这个权力机构流放了，而流放或者正是让他有了发声的机会，也正是不想成为永远的沉默者，在律师拉布里的寓所里，“这件事必须传播出去”的皮考特终于在左拉等人面前将这起冤案公布于众。

沉默者终于不再沉默，但是当左拉被判入狱，当拉布里被刺杀，当德雷福斯案重审之后依然维持叛国的罪名，甚至在法庭内外还是听到“法兰西万岁”的群体性口号，他们依然是不沉默的少数，依然在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不沉默的大多数而制造的声音里被湮没。

甚至，和皮考特仅仅作为一个正义个体偶然发现线索一样，最后案件出现反转似乎也是一种个体的偶然。

1898年3月的一天，皮考特和亨利进行了一场击剑比赛，亨利的右臂被皮考特刺中，这一次纯属娱乐的击剑游戏在罗曼·波兰斯基那里完全变成了剧情反转的重要事件，也许是皮考特的剑代表的就是正义，刺中而受伤揭开了亨利忏悔的内心，几天之后的消息是，亨利已经承认自己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做了伪证；接着，亨利在狱中自杀——随着对皮考特的指控被撤销，德雷福斯案件在亨利的忏悔和自杀中浮出水面最终实现了反转。

如果亨利依然保守秘密，那么也就意味着不沉默的少数最终会在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人媒体中成为沉默者，而德雷福斯案件也再无被翻案的可能。

历史是一种偶然？

罗曼·波兰斯基似乎并不想把个人命运维系在这种或然论中，但是不管是皮考特还是德雷福斯，甚至桑德赫尔、亨利，似乎都在这个“我控诉”的故事里成为波兰斯基眼中的宿命论者，在这样的宿命面前，少数群体被迫害似乎也成为了一种无奈的喟叹，于是桑德赫尔在病床上独自感叹：“这不再是我熟悉的法兰西。

”于是曼尼耶拒绝了皮考特的求婚说：“你的内心不适合结婚。

”于是皮考特对已经清白的德雷福斯说：“现在环境改变了。

”也许，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我控诉”才是最人性的反抗，忠于职守便是最后的不沉默，它们在内心中会变成左拉最后的一句话：“我在等待。

”——波兰斯基也在等待自己的清白？

几年以前，他们卷入了狂风暴雨似的横扫全国的德莱弗斯案件；他们为了这个案子，就像成千上万法国人一样，七年来热情奔放，如醉如狂，几乎神魂颠倒了。

他们牺牲了休息时间、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甚至不惜和最亲密的朋友决裂，差不多连身体都搞垮了。

有几个月，他们吃不下，睡不着，抓住翻来覆去讨论过的题目，争个没完没了，就像发了神经病似的；虽然他们胆小，怕闹笑话，还是一样参加游行，在大会上发言；回到家里，他们精神恍惚，心惊肉跳；到了夜晚，两个人都一起哭了。

他们全心全意投入战斗，消耗了这么大的劲头，这么多的热情，等到取得了胜利之后，他们已经打不起劲头来欢欣鼓舞；他们觉得筋疲力尽，空空如也，几乎连生活的力气都没有了。

大家原来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取得的胜利比起当初的梦想来简直显得微不足道。

他们心地如此单纯，似乎只容得下一条真理，政治上的交易，主角们的妥协，使他们觉得痛苦失望。

他们本来以为他们的战友都是为了正义而慷慨激昂地进行战斗的——哪里知道敌人一打倒，他们立刻争夺名位，践踏正义，现在轮到他们了！

……只有少数人忠于他们的信仰，他们穷苦、孤立，为党派所抛弃，也抛弃了党派。

他们默默无闻，与世隔绝，闷闷不乐，萎靡不振，灰心失望，厌恶人类，厌倦生活。

觀影之後不禁唏噓：在如今歐式庸俗——故作高深的現代主義，與美式庸俗——淺薄至極的大眾文化的雙重排擠下，此作所代表的古典-浪漫主義仍據一席之地，甚至仍是人類內心深處的唯一主流。

有趣的是，與一般此類電影不同，尤其是與美式此類電影不同，作為最終勝利的象徵的“平反與復職”被littéralement(literally)一筆帶過。

此非巧合，因為對所谓事件結局的正面渲染會讓觀眾產生“正義雖遲但到”的愚蠢幻覺，而緊跟的一幕亦即最後一幕便立刻證明了此類幻覺的荒謬——不公依然比比皆是。

於此相似，作為為數不多的令人振奮的高潮之一的“眾人朗讀J'ACCUSE”的片段才剛剛結束，畫面立即切換成“暴徒砸店焚報”的場景。

總而言之，邪惡是常態，與邪惡的鬥爭是常態，鬥爭的失敗是常態，而希望之光罕有。

唯其罕有，方顯珍貴。

你能做到嗎？

不能。

你聽明白了嗎？

不明白。

J'ACCUSE !补充：捍卫电影《我控诉》绝不意味无视道德，而恰恰意味着重视道德。

电影《我控诉》正是因为在艺术上与道德上都毫无瑕疵，所以理应获奖。

我从未像道德婊那样无视电影的艺术性，也从未像文艺婊那样无视电影的道德性。

电影《战狼》缺乏艺术，电影《索多玛120天》缺乏道德，故都应受到批判，但德艺兼备的电影却没有理由受到批判。

罗曼·波兰斯基是否是有罪，应受何种惩罚，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凯撒奖没有僭越。

凯撒奖万岁，法兰西万岁。

如果你成功把罗曼·波兰斯基剁成肉酱，我会拍手称快；如果你觉得《我控诉》是一部烂片，我会为你的低劣审美与低劣道德而痛心。

二度补充：但愿人人都能明白，艺术无非是技术的一种，正如艺术研究无非是科学的一种；前者是传达特定感受的技术，后者是对此种技术的后设分析。

艺术作为技术，比信息技术既不更难也不更易，比工程技术既不更伟大也不更渺小。

既然技术可以独立于技术的发明者及使用者的个人品德而受到认同，艺术作为技术的一种便不会例外。

唯有一种情况值得警惕，那就是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然而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与否仍与艺术家的品德无必然关系。

若因格哈德·根岑的纳粹党员身份而抛弃他对证明论的巨大贡献，毫无疑问是自讨苦吃。

同理，假设格律先驱沈约被证明曾强奸幼女，那么诸位是否会决定不再阅读建立在邪恶之上的杜甫律诗？

三度补充：今年最好的兩部法國電影，無疑是《浴火少女的肖像》與《我控訴》。

看似為敵的兩者，在審美上諷刺地屬於同一陣營：舊式歐洲文明。

卻不知它們是此一陣營的全面復興，還是回光返照。

可以確定的是，它們在最高榮譽上都輸給了《悲慘世界》，一部戰後電影，當代電影，甚至美國電影。

Picquart在鋼琴上彈聖桑《天鵝》，Marianne在古鋼琴上奏維瓦爾第《四季》，多麼奇妙的呼應。

取材自第三共和国的大事件(Affaire Dreyfus)：1894年法国炮兵团的犹太军官被军方指控秘密向德军提供情报，而被判以终身监禁；那时的法国仍沉浸在普法战争的创伤里（阿尔萨斯-洛林割给了德国），民众中充斥着反德，反犹的激愤情绪。

德雷福斯的平反历时十二年，直至1906年，才最终得以平冤昭雪。

期间，以左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曙光报》联名请愿，为现代意义的“Intellectuel”正名；法国社会分成对立的两派，以报纸为媒介进行论战，对共和国、宗教、公平正义等概念加以阐释，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波兰斯基的镜头下，现实与历史的时空距离在冷峻的色调中缓缓展开；在远近镜头的切换下，观众的眼睛可以舒服地旁观人物的对谈与独思；而饱和度很高的颜色对比也和谐地共存，透着古典的端庄与典雅；整体而言，导演对严肃题材的处理令人惊喜，会再刷～

这是2019年上映的一部电影。

波兰斯基导演。

看了这部影片之后，又特意看了与影片情节有关联的1937年版的影片《左拉传》。

影片描述的是19世纪末法国的一起著名的案件。

法国情报部门截获了一件写给德国驻法大使馆的一封信，涉及到严重的涉密事件。

经核对笔迹，认定是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所写。

于是，德雷福斯被捕，开除军籍并流放。

新上任的情报部门统计局局长皮考特中校发现了案件中的疑点，并发现泄密者另有其人，明显这是一起冤案。

于是皮考特向上级汇报了事情的整个过程，要求重审德雷福斯。

可是这一要求却遭到了他的上级的阻挠，还将他调了职并受到监视。

由于皮考特的军人身份，他不便向社会公开这件事，只得求助于当时著名的法国作家左拉。

左拉奋笔疾书，写下了《我控诉》这篇著名的文章，震动了整个法国。

使德雷福斯得以重审并最终平反昭雪。

看完电影后，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并不复杂的冤案，为什么平反会那么难？

我想，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当时弥漫于欧洲的反犹浪潮。

这种反犹情绪是由来已久的，其中有文化、宗教和经济的原因。

但是平心而论，犹太人中有威尼斯商人，也有爱因斯坦；有恶棍和贪婪之徒，也有更多的善良人。

无论怎样，犹太人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可是在一百年前，人们的思维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或者说现代文明理念在当时的欧洲人心目中并不具备，甚至在主持正义的皮考特中校内心，也是鄙视犹太人的。

他对德雷福斯曾经这样说：“如果你在问我是否赏识犹太人？

我的回答是‘不’。

如果你在暗示我怀有偏见，我保证我没有，从来没有。

”皮考特的想法尽管在现在看来，未必那么正确，可是在当时，这已经算是很先进很前卫也很另类了。

在多数人心中，所谓自由平等和正义只是说给白种人听的。

影片中，凭着并不完整的证据链，就指定一个犹太人军官背上间谍的锅，或许是在迎合当时人们的民粹思维。

如影片人物所说：“罗马人扔基督徒给狮子，我们扔犹太人。

这是我们的进步。

”正是这种所谓的“进步”，为之后的纳粹屠杀犹太人埋下了伏笔。

影片中所描述的人们大肆焚烧左拉的作品，也正是为希特勒的水晶之夜开了先河。

对这种野蛮无知的反智行为，政府不仅不去阻止，反而去迎合和煽动。

所以啊，那些往日或现在鼓吹全盘西化的精英们可以看看，西方的文明也不过如此吧。

再一个原因，就是军队的荣誉。

或者称之为军队的颜面。

影片中，皮考特中校和他的上司贡斯将军针对德雷福斯案件有一段对话，抄录在下面：皮考特：我要求重审德雷福斯。

贡斯：重审？

你疯了吗？

皮考特：这很难以置信吗？

贡斯：当然，每个人都会想知道错误是如何酿成的，他们会拿到秘密文件，这是不可想象的。

皮考特：为什么？

贡斯：那会让我们很难堪。

我真不明白你，我们知道你对犹太民族的看法。

为什么你会在乎一个犹太人是不是被囚禁在荒岛上。

皮考特：他是无辜的。

贡斯：呵呵，你真是多愁善感。

小羊羔、小猫和德雷福斯，他们都是无辜的。

皮考特：你说的好像我在乎他一样，但并非如此。

我宁愿他有罪。

但事实是艾斯特哈吉是叛徒。

贡斯：也许他是，也许他不是。

你不说就没人知道。

皮考特：那是个糟糕的建议。

我要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吗？

贡斯：当然。

这是做为军人的天职。

我没什么好谈的了。

别再提德雷福斯了。

这是命令！

从上面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为了使军队不那么“难堪”，他们可以伪造证据，陷害一个无辜的人，可以毁掉一个家庭，甚至不去顾及对军队安全的损害，轻轻放走一个真正的叛徒。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军队的荣誉。

稍稍具备常理的人都知道，军队的荣誉来源于战场上的英勇厮杀，来源于勇敢和不怕死的精神。

而不是为了担心揭露丑恶无视事实。

由此想到了另一部电影《西点揭秘》，那位美国将军为维护部队的荣誉，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

可以想象在西方这类虚假的荣誉观比比皆是。

在影片中我们还看到军队从上到下都在竭力掩盖真相，伪造证据，不断的给皮考特穿小鞋，甚至在法庭上也在散步着谎言。

对左拉这样具有正义感的名人也被冠以“叛徒”的恶名，逼迫他流亡国外。

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毫无愧色振振有词，正应了约翰亚当斯的那句话： 权力总认为自己有伟大的灵魂。

当它违背了自己的法则时，它就认为自己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

在军队中，服从命令自然是天职。

然而一旦碰到大是大非的事情，做为军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考。

至少不能随同去作恶。

影片中刻画了亨利少校这样一个人物很有意思。

伪造证据和散步谎言他都有份。

他说：“他们是掌权者，我们只能执行命令。

我不知道德雷福斯是不是无辜的，我也不在乎。

如果你让我去杀人，我就去。

然后你告诉我杀错了人，我会痛心，但这不是我的错。

这就是军队。

”对于这样一个冷血的人我们说什么好呢？

实际上，执行命令只是他这类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他们往往用“执行命令”来掩盖自己对名利的追逐和内心的卑劣。

对此，皮考特就回击他说：“也许这是你的军队，但绝不是我的。

”最终亨利在执行命令和维护正义的挣扎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影片中的一些细节很好。

皮考特中校在被秘密警察的监视中回到自己在巴黎的住所，室内已经被搜查的乱七八糟，他在一片狼藉中，打开钢琴，奏起了圣桑的《天鹅》。

孤独、无奈、愤怒，更多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心境在琴声中展现了。

皮考特因为坚持事实而受到上司的询问。

面对无理的纠缠，皮考特拍案而走。

这时我们看到那位将军的八字胡抖了一下，又抖了一下。

好像是小丑出色的表演。

或许导演波兰斯基在影片中加入了自己的情绪，不过我一直对此类八卦和隐喻不感兴趣，不说也罢。

本人评分：7.0。

波兰斯基，一个多次利用导演身份诱奸未成年女性的强奸犯，在自己已经认罪的情况下(虽然只认了最轻的那一项)，却长期以来受到法国的庇护，而免于美国司法机关的刑事处罚。

多年以来，波兰斯基一直以政治迫害、司法迫害为借口，蛊惑了大批业内人士为他摇旗呐喊。

2009年声援波兰斯基的名单里有大批业内知名人士，甚至包括著名导演王家卫，其中最为卖力的是同为强奸犯的韦恩·斯坦(顺便一提，韦恩斯坦劣迹斑斑，却只被判了23年)，一直到去年追诉时效已经过去，他依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刑事处罚，还是能继续拍电影。

而声援过波兰斯基的名单里，只有娜塔莉·波特曼等少数人在me too运动所带来的反思风潮下公开表示了后悔，还有很多人至今保持沉默，点名王家卫。

波兰斯基用所有人都喜欢小女孩来为自己开解，同时污蔑13岁的女孩发育成熟看上去像20多岁且性观念开放，波兰斯基的第三任妻子，法国著名演员艾玛纽尔·塞尼耶接受采访时声称波兰斯基无需强奸任何人，因为所有女性都想和那时的波兰斯基上床。

波兰斯基的好友昆汀导演为波兰斯基辩护，称其和13岁女孩发生性关系是你情我愿，甚至连相当一部分公众都在才华滤镜下为波兰斯基辩护，将他母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被纳粹杀害和第二任妻子莎朗·塔特被邪教徒绑架杀害的过去和他实施的性侵行为强行联系在一起，认为他对于女性的伤害是因为他最亲密的女性家属曾经遭受过伤害，给他留下了心理创伤。

身边的女性受到伤害不仅没有使他同情女性的境遇，反而还让他成为了加害者，这样的辩护理由简直是狗屁不通。

一名40岁的成年男性诱奸了一名13岁的未成年女性，并且这名男性还承认了自己与该女性强行发生了性行为，只看表述放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重罪，但是因为这名男性叫做波兰斯基，所以他的犯罪行为突然就变得可以"赦免"，而这种荒诞的事情至今仍在上演。

另一层值得反思的事情是，几十年间，媒体对于受害者的过度关注反而给受害者带来了巨大伤害，甚至13岁的受害者本人表示，时至今日她已经原谅了波兰斯基，但媒体仍然在给她带来巨大伤害。

必须要提的是，尽管很多人用受害者的谅解来为波兰斯基辩解，但是性侵行为不等同于民事纠纷，并不会因为受害者谅解就能免于刑事处罚，更何况被波兰斯基性侵的未成年受害者并不只有一位，更多的受害者没有选择原谅。

受害者名单更重要的是，媒体的曝光之所以会让受害者受到更严重的伤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加害者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反而因为其才华和强奸文化的盛行而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同情，受害者在公众的眼中反而成为了想要借此损害波兰斯基名誉的投机者、加害人，承受了本应由加害者承受的负面舆论。

甚至不只是波兰斯基，在著名女演员阿黛尔·哈内尔指控导演克里斯托夫·鲁吉亚性侵案中，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一名颇有名气的女演员和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导演身上时，尽管阿黛尔的控诉得到了社会公众广泛的支持，但是针对受害者的抨击依然不可忽视，甚至阿黛尔的父亲都认为自己的女儿是在"哗众取宠"，由此可见，受害者羞耻不仅仅只是个人的问题，连最亲密的家人也可能受此影响，成为阻碍受害者正当维权的阻力。

2024年，震惊世界的法国吉赛尔事件给了受害者羞耻一次有力的反击，勇敢的吉赛尔女士在遭受前夫和至少72名男子骇人听闻的"酷刑"后，决定放弃匿名权，让审判公开进行，提出“羞耻必须改变位置”，《世界报》、BBC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对吉赛尔表达了感谢，称她的高尚和勇气感动和激励了法国和世界。

必须要提及的是，法庭上，精神病学家洛朗·莱耶在审判中说，“你成为施暴者并不是因为你曾经是受害者”，指出两者在科学上没有因果关系“非常重要”。

吉赛尔事件或许能够启发更多的媒体，在今后对于性侵害案件的报道中，要选择更多地赞扬受害者敢于站出来维权的勇气，而非一味强调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将更多的羞耻交还给加害者们，不要给予该类案件的加害者任何同情，更不要试图用他们曾经的"悲惨"经历为他们辩解。

写在最后:在有关作品与艺术家私德的问题上，很多人担心劣迹艺术家被封杀会导致其作品被下架，我同意两者应该独立区分开，但是同样的，我们在关注其作品的同时，也应当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罪行，2019年，法国的雷洛比电影院在放映波兰斯基的新作《我控诉》前，增加了阿黛拉·哈内尔批判波兰斯基和强奸文化的一段3分钟的采访视频，借此提醒观众要对波兰斯基和其作品保持审视。

在强奸文化依然盛行，甚至作为艺术符号公然登堂入室的当今，类似的方式必须再多些。

德雷福斯作为事件的主人公，也同样占海报的二分之一，但实际的出场和在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真是少之又少，直到他被流放在、魔鬼岛那刻，我还天真地以为他是主角，后来才知道“我控诉”中的“我”并不完全是这个事件的受害人，这个“我”是借着德雷福斯事件发声。

原以为控诉的是种族歧视，却没想到控诉的是腐败无能的官僚体系。

这个事件也是这个电影中让我觉得最有趣的点是，控诉奔走的主人公皮卡尔本身是有种族歧视的人，特别喜欢添加的小细节，如皮卡尔作为德雷福斯的军校老师曾经给他打低分，以及二人极少的相处，包括最后那句字幕，二人之后未曾见面，都不断传输二人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

波兰斯基在皮卡尔的人性缺点上费的这些笔墨，反而是让我感觉最真实的地方。

最后皮卡尔仍希望德雷福斯不接受赦免，因为他由始至终想要平反的冤案，也只是为了打造一个他心目中该有的军队、政府的样子，为了铲除那些军队中混日子不作为的废人。

至于冤案的主角是他本身带有歧视的犹太人还是其他人，这根本不是重点。

但的确如他所说，没有德雷福斯，也没有后来的他。

当皮卡尔自认为已经达到他想要的改革，德雷福斯提出有理有据的“控诉”时（皮卡尔不在职的八年算上了军衔，可是德雷福斯被关的五年却没算上），这次是真的受害者本人提出的“我控诉”了，皮卡尔却“无能为力”了。

难道他不知道这是合理的吗？

就如同当初碰上这个案件，他也可以同样选择“无能为力”，但他选择了控诉，所以只是看事情是否触碰到他的底线罢了。

但德雷福斯却没有“控诉”的权力，因为他犹太人的身份，他从出身上就已经跟别人不是平等的地位了。

要是皮卡尔不是带有种族歧视的人，要是他支持平权，一切又不一样了。

要是当初没有左拉那样的一批知识分子的存在，也不会有德雷福斯事件的发生。

那与这一切相关的，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还是教育问题呢？

这不免让我想起鲁迅所说的国民性，这批知识分子无疑是展示了法国那段时期一部分的国民性，证明这个环境的确能够孕育出那样的国民了。

所以国民性真的很重要，往往进步的改革都是少数人发起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心中都有着某种坚定的信念，不易受到外界影响，自己不容易成为乌合之众，反而是要带头令大众觉醒。

但要是一个国家的全部国民都是乌合之众，不再有头脑清醒之人的时候，那他们必将失去自由与人权，还有我认为最重要的，善良。

我控诉，看完了。

比较缓慢的安静的电影，但不闷，因为信息量一直有。

对细节的还原非常好，服化道很精良。

这个左拉就是那个大作家吧…“我以我是法国人为耻。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正义？

因为一些事情是可以预见的，而这会成为你记忆的一部分，成为你的一部分，你，我，都是要上史书的。

克制，冷静，同时震撼，所有的平静为了喧哗时的情感，个人认为好过《聚焦》。

前半程设计了很多信息在后半程可以得到答案，所以后半程会获得愉悦，但后半程其实也留了很多信息在前半程才能找到答案，所以会让整个故事有些难懂，比如在前半程那个将军说他不想要第二个德雷福斯事件，后半程主角说这本来就是一个事件，请注意主角从始至终一直是是在调查艾斯特哈吉，对德雷福斯的审判最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而中间那段庭审不是现在发生的，而是插叙，早于故事最开头的审判，理清这些才能弄懂故事，所以这部电影二刷可能获得的观影感受更好。

5.5分。

本片的片名就像电影中所表现的一样，来自左拉的《我控诉...！

》。

影片用精致而写实的画面几乎完整还原了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的始末。

历史图片波兰斯基并没有以事件主角德雷福斯的视角展开故事，而是选取了后任情报部门主管发现事件真相并力争还德雷福斯自由的故事线。

先要说明的是，目前很多翻译把德雷福斯翻译成屈里福斯，这个很容易让人困惑，毕竟在历史书上中文一般都翻译成德雷福斯。

（当然还是很感谢字幕组）

1，反犹历史早的很？！

电影开篇就是在可以看见远处法兰西象征——艾弗尔铁塔的广场上，德雷福斯当众受辱，被剥夺军衔和佩剑，虽然他口中一直高喊自己是清白的，但是围观者还是群情激愤的对其攻击与咒骂。

整个事件的经过当然电影已经交代的极为详尽。

但是加上一定的历史背景也许可以更好的理解本片。

这就要从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说起，战争的失利不但让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整过国家进入第三共和国，更使得整个法国社会包围在一片仇视德国的氛围中。

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的德皇！

而犹太人作为很多法国人解释战争失败的替罪羊，也开始受到攻击。

紧接着又发生了“巴拿马丑闻”，更是让犹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简单来说就是1891年成立的巴拿马运河开凿公司因为项目前景很好，所以吸引了法国当时大批中产之家购买它的股票，后公司又多次通过行贿政府官员的办法，使得政府通过法案，允许其再次发行股票。

最终公司破产，众多中小投资者深受其害。

就在这种反犹的背景下，1894年9月一份被送往德国住法国武官的信被人发现，信中记载了法国的部分军事机密，而字迹和德雷福斯上尉貌似吻合。

其被捕后，又出现了上述德国武官写给意大利参赞的信等证据，很快德雷福斯被判终身监禁。

请注意本案自身的关键词——犹太人、德国等等，都完美契合大众对敌人的认知。

当然就和电影中一样，虽然又有很多波折，但是最终由于皮卡尔（男主）的调查和揭发，德雷福斯最终获得自由并官复原职。

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1月左拉发表的《我控诉...！

》。

负债累累，作恶多端的人被认为清白无辜，而德行端正的人却被控有罪。

当社会无耻到这种地步，它就要开始腐烂了。

（第十八段）左拉还说：整个欧洲和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都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

我们在伦理上的色当之役（法国1870年被普鲁打败之役）败了，今天比当年的败北还惨百倍。

从此之后，整个法国分裂成了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最激烈的时候，人们甚至在酒馆由于观点不同而大打出手。

监禁中的德雷福斯政客们也纷纷表达观点进而站队，甚至法国政坛也得以重塑，最终的无罪释放，使得右翼力量在议会中受到重创。

请注意这件事的时间是1894年，距离《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的故事发生还有40多年，这种对一个特定族群的仇恨其实由来已久。

很有趣的一点是，刚到任的皮卡尔开始调查德雷福斯事件时，镜头两次给到他无法打开办公室窗户的镜头，也许需要打开的是正义之窗。

影片结尾皮卡尔和德雷福斯的见面也意味深长。

面对使自己回复自由身的男主角，德雷福斯没有丝毫的感恩戴德，而是告诉对方你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一个社会要因为一个人仅仅做了本职工作就该得到表演，那就仿佛和表扬一个运动员没有服用兴奋剂一样荒诞。

电影整体稳重，基调平缓，镜头语言也很平实无华，这反而增加了本片真实事件的感染力。

2，到底电影和导演如何评价当然最后还是要说一下广受争议的波兰斯基本人。

他作为犹太人，长期关注大屠杀题材，拍出过《钢琴家》等反应二战的片子，同时他的妻子被曼森家族杀害的事件也是尽人皆知。

当然波兰斯基作为现在还在被美国因为性侵通缉的人员，当年的案件大家也基本有所耳闻，当时他以没有受到公平审判为由，弃保逃亡国外。

当年案件的真相并不是本文重点，重点是最近在凯撒奖上，有些电影人听到波兰斯基获奖后起身离开以示抗议，更有很多人到豆瓣给《我控诉》刷一分。

《流浪地球》剧组成员上千人，难道作为普通观众可能了解他们所有人有无犯罪记录吗？

波兰斯基的案件当然应该是美国执法部门去追究，表示抗议的电影人也表示理解。

但是在市场化的今天，我们面对的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产品，只需要考虑产品本身即可，而不需要知道编写了微信的程序员们的道德水平或者犯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