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者

1.闯入者所有的悬疑最终指向“闯入者”这一母题。

A：随老赵死讯而来的神秘男孩是年迈母亲及其家人宁静生活的闯入者；B：小区频发案件，年老多事的母亲搬到儿子儿媳家，成为下一代人核心家庭模式下和谐生活的闯入者；C：文革时小儿子的出生，是迫使母亲无奈投入积极斗争的闯入者；D：文革时揪斗（老赵）和年老时重访揪斗对象的母亲是老赵家的闯入者；E：风起云涌的时代和伤痕累累的过去是个人命运的闯入者；随着闯入者所指不断变化和深入，悬疑和主题被揭开。

2.时空结构方面最大的特点是影片套了好几个时空，开始是同一时间不同空间（混乱生活迷云之下，小红帽，儿子，母亲他们都在做什么），后面是同一空间不同时间（同样的地方如不知梦中还是现实的那棵树，串联着现在与过去）。

交叉点是母亲的床，这里出现叙事的暧昧：陌生男孩小红帽留宿母亲家，到底发生了什么（1）拥母亲入眠；（2）挥刀砍母亲；（3）小红帽没有出现在母亲家。

这种玩惯了多层时空手法的导演，古有经典的塔可夫斯基，近有盗梦空间的诺兰，今有二次曝光的李玉。

神来之笔或徒有其表，看官自己判断。

王小帅用的棒。

如上，当我回溯剧情和意义，这个结构很关键。

（插播：若有标记提示，小红帽的帽子该很重要。

但原谅我看得不够仔细。

等二刷。

）3.梦想与现实的夹缝第六代导演最喜欢隔着强烈艺术风格的滤镜关注现实。

这个影片关注（或涉及）的现实问题包括：空巢老人，文革，真实/真相/事实。

但都没说透，有些隔靴骚扰。

前半部重点是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与儿女的龃龉，与逝去老伴的寂寞对话），叙事上点点铺垫后面的大主题，最大的悬疑是出【现在小红帽】和【过去的历史】发生重叠（小红帽竟然是自己当年揪斗对象的孙子），这个时候空巢老人的主题神奇地匿了。

电影应当有丰富的含义，这不单是说数量上的多，也在于层次上的由外入内层层递进。

显然，意义方面，电影脱节成段落。

前半部写实，令人印象深刻的长镜头，画质的刻意粗粝感（虽然我搞不清是电影本身的问题还是影院的问题，暗的我有时候只能看到光源为中心画面四分之一部分），手持摄影，对话也洋溢着电视剧感（此处非否定，我真心觉得国内生活剧台词还挺写实，很多都让我有“这就是我奶/我妈/我大爷的话风啊的感觉）后半部突然就开始虚焦意识流，起码在母亲忏悔时那一连串的文艺腔所引发的观众笑声在影院已经不是以单声道形式出现了。

艺术风格开起来收不住，漫无目的地在母亲文革时下放的贵州老厂址里神游了好一阵。

这种艺术风讲现实问题还是讲的力不从心。

也许朴实记录才能够是贴近人的现实，别怀着先入为主的意念叩问历史才能够还原历史；为艺术而做的艺术空壳，就只能暴露想象的局限。

也不喜欢影片那莫名其妙闯入的声音。

虚张声势之感。

4.仍然支持，因为对现实关切的良心还是应该被鼓励的。

打开猫眼看了眼排片：左耳，何以笙箫默，爱我就陪我看电影，女王跟我走。

有时候看这些电影，我总在怀疑我和电影里的故事是一个次元的吗。

挺可笑的，这是个约炮观都不屑做潮流的时代，每个人又在电影院里争相缅怀着白裙长发，听见都会红着脸躲避的笑话和自欺欺人的人造处女膜。

突然想起有次口误，把王小帅说成了王全安。

去看电影的路上想，王小帅若是王全安也好，起码有一小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会冲着”嫖娼导演“的话题进影院。

后来想到看《黄金时代》的时候旁边一女高音喇叭不断和男票解释这是一个有关”萧红、萧军、端木蕻良3P“的故事，又觉得小众也挺好。

真是。

本文非原创，是张慧瑜老师为《闯入者》写的影评，首发于《影博·影响》2015年第6期。

王小帅的新片《闯入者》承受了市场的冷遇，这部讲述空巢老人孤寂生活和三线老职工内心伤痕的影片本身成为不合时宜的“闯入者”，尽管导演尝试采用惊悚片的形式来吸引观众，但并没有赢得太多赞誉和吐槽，青年观众对电影的态度是“视而不见”。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的启示是：其一，王小帅确实有探索那段特殊历史的勇气；其二，这种“闯入”式的历史观又浅尝辄止；其三，生活在非历史幻觉中的年轻人拒绝进入任何历史叙述。

也就是说，创作者与接受者的错位是这部电影的尴尬所在。

谁是“闯入者”电影一开始“闯入者”就出现了。

摄影机移动仰拍一片破旧的厂房，最后停在一个窗边，如同来自历史深处的幽灵要“闯入”当下的现实。

片头过后，一个老旧居室的电话铃响起，退休阿姨老邓匆忙拿起电话，结果没有声音。

“闯入者”从摄影机变成了一个沉默的声音，电话线、声音成为连接室内与外面的世界（空间）、过去与现在（时间）的中介。

这个无声的声音、被压抑的声音究竟是谁？

老邓和儿子一起追查陌生电话的来源，通过公安局、电话局等可能的侦查手段，这也是现代科技、理性管理对看不见的、未知的神秘之物的解魅。

惊悚片的惊悚感主要是不知道什么东西让人感到恐惧和害怕，一旦找到惊悚源，惊悚所引起的内心焦虑也就消失或治愈了。

与此同时，摄影机跟随着老邓，她不断地“闯入”大儿子和二儿子的生活，她的母亲也被安置在敬老院。

老邓不仅没有像有些退休老人那样安享晚年，反而变成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一切都需要她“自食其力”。

影片用老邓每天对着去世老伴的照片讲话来呈现这种空巢老人的孤寂感，这成为老龄化加剧的中国社会最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老邓闯入子女生活的同时，电影也“平行”呈现了另一个闯入者，一个木讷的外地青年破窗而入，“闯入”居民家中盗窃、破坏、杀人。

电影一开始跟拍老邓生活的摄影机原来就是这个尾随其后的青年人，他没有“闯入”老邓的家，而是老邓主动邀请他到一个人的家中做客。

留宿一夜的青年人撕碎了老邓挂在墙上的老照片，那些黑白照片记录着老邓的人生轨迹。

这个外地青年如同历史的信使，让老邓最终确认那沉默不语的声音不是恶作剧，而是来自于历史深处和自己内心的不安。

上世纪7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老邓作为三线职工为了争夺唯一的返京指标而诬告同事老赵，致使老赵一家至今留在贫困地区。

这种告密者、加害者的身份一直让老邓良心不安，成为那个年代郁积在心里的创伤，以至于每当她走进老年人活动中心门口，听到退休的同龄人唱起革命歌曲，就赶紧快步躲开，仿佛这些集体合唱的歌曲可以穿越时空唤起她一直压抑的创伤。

恰如电影的英文名字“Red Amnesia”（红色失忆症），这段不堪回首的红色记忆与其说导致了老邓的失忆、健忘，不如说老邓一直刻骨铭心、不能释怀。

正如2014年张艺谋的电影《归来》中女主角冯婉瑜也患了心因性失忆症，冯婉瑜忘记了很多事情，包括始终无法辨认归来的右派丈夫陆焉识，但是唯独记得她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的折磨。

惶惶不可终日的老邓也是如此，无需陌生的外地青年来“闯入”老邓的家，老赵的死讯已经让她寝食难安。

于是，影片的后半段，老邓返回到曾经工作的贵州山区工厂，当面向老赵的遗孀道歉，却发现老赵的孙子就是“闯入”她家中的外地青年。

结尾处，老赵的孙子在警察追捕的过程中不慎坠楼身亡，身体撞击地面的闷响让赶来通风报信的老邓再次惊慌失措。

那个从影片开始就摇晃着跟拍的摄影机终于静止下来，凝视着外地青年坠楼的窗口。

跟踪的目光和历史的态度摄影机定格在这扇朝向外部天空的窗口，与电影开头处摄影机从楼下凝望楼上的窗口形成了呼应关系。

摄影机拒绝走进窗口，也拒绝往下张望坠落的尸体，这既是王小帅对待那段历史的态度，也是第六代处理历史问题的态度。

这种记录风格是第六代电影的典型美学。

自上世纪90年代第六代登上影坛，就比较关注当下的生活（城市），主动拒绝使用第五代式的空间隐喻和仪式化的表达，而采用更加纪实的手法来拍摄，这是第六代所理解的更加现实、真实的创作理念。

这种特殊的美学风格反映在第六代特别喜欢的两类题材上，一类是把摄影机对准自己的生活，讲述个人成长的故事，如《冬春的日子》（1993年）、《北京杂种》（1993年）、《头发乱了》（1994年）、《周末情人》（1995年）等摇滚青年或独立艺术家的故事；另一类是拍摄自己，也就是摄影机所看到的别人（他者）的故事，这反映在第六代对社会边缘群体（如妓女、农民工等）的关注，如《十七岁的单车》（2001年）、贾樟柯的电影等。

这样两种题材对于第六代来说，就如同娄烨电影《苏州河》（2000年）里宣称“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的摄影师。

这种“不撒谎”的后果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电影风格，一种是极度个人化、主观化，如娄烨电影中无处不在的主观镜头，另一种则是相对克制的纪实化、客观化，如贾樟柯借鉴侯孝贤式的中景镜头；唯恐近景、特写镜头干扰了现实生活。

王小帅的电影风格不是那么极端，基本上介于二者之间，这种美学风格也产生了特殊的历史态度。

这突出体现在王小帅近期的两部作品上。

2012年，他拍了第二部三线题材的影片《我11》（第一部是2005年讲述青年人恋爱的《青红》），以“11岁”的“我”为叙事视角，用“我”的眼睛呈现1975年三线建设时期西南边陲小镇所发生的“大人们”的事情。

“我”带着青春期的性萌动，感受着一次又一次的生命“历险”远远地看见死人尸体、偶遇杀人犯、被父母做爱的声音惊醒、与被打的父亲喝酒、偷看大哥哥们武斗，以及听到遥远的枪毙人的广播，这些在大人们桌旁“偷听”、“偷看”来的历史信息，构成了《我11》中“真实”的历史片段或记忆。

这种看似客观（“无知少年”的见证）又相对安全（因年幼而无需亲身参与到那段历史）的懵懂视角，与80年代以来对于那个年代的主流历史叙述没有太大差别。

如果说《我11》选择未成年人的视角来规避对那个时代政治的讨论，那么《闯入者》则以老年人的视角再次拒绝进入那段纷扰复杂的历史。

相比小孩子无法理解那个年代的荒唐事，老邓则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这部讲述历史伤痕的电影，没有使用闪回的段落来重构历史的现场。

王小帅大量借用纪录片中的跟拍镜头，试图“客观”记录摄影机所看到的“风景”。

这不仅体现在电影前半部分，摄影机跟拍老邓，展现空巢老人闲不住的日常生活，也体现在后半部分老邓返回贵州的工厂，摄影机跟随着老邓的脚步走过废弃的厂区，走进老赵一家破旧的居民楼。

跟拍的过程，也是解开纠缠于老邓后半生历史创伤的过程。

按照老邓的话说，那是一个政治的年代，也是一个为了私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时代，所以垂垂老矣的老邓想偿还自己的罪孽。

与80年代以来关于50到70年代是“个人遭受政治迫害”的历史叙述略微不同，老邓不只是七八十年代之交伤痕故事里的受害者，也是历史的加害者，因此，晚年同样凄凉的老邓仿佛是“罪有应得”，她要真诚地为自己的告密行为道歉和赎罪。

在这种“政治压抑个人”的历史想象中，《闯入者》不愿意、也无需追问，那个时代的“政治”究竟指的是什么，这种历史幽灵般的“闯入”并没有打开历史的丰富空间，反而再次以创伤、伤痕的名义把那段历史封存起来。

从历史返回现实七八十年代之交，把“文革”讲述为个人及家庭伤痕的历史叙述，帮助人们实现了走出“文革”、走向改革开放的文化功能，这种指认伤痕、命名创伤的过程也是心理治愈的过程，人们由受害者变成了度过历史浩劫的幸存者。

从这个角度来说，像《归来》《闯入者》等“文革”伤痕叙述再次重复了30年前的文化表述，显得有点老调重弹。

《归来》的英文名字是“Coming Home”，也就是“回家”的意思，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发配到大荒漠劳教的右派分子、一个离家２０多年的男人、一个略带沧桑的父亲回家的故事。

“文革”后，陆焉识被组织平反回到家中，妻子冯婉瑜却再也无法认出他，拒绝他踏进家门。

此后不管他给妻子读信、修钢琴，还是一次次陪妻子去车站接自己回来，很多年过去之后，陆焉识依然无法回家。

30年前右派以受难的英雄“归来”，30年后却被阻隔在大门外。

《闯入者》同样如此，老邓执意返回原来的工厂，并向她曾经伤害的老赵一家道歉，却最终阴差阳错导致老赵孙子的意外死亡。

旧的伤痕没有抹平，新的伤痕再次浮现，这为理解《闯入者》提供了新的角度。

看完觉得是很不错的电影，虽然算不上多好看。

电影中，邓美娟乘坐老同事的车，在绿树环绕的山间公路中穿行，有苗民成群结队一闪而过，“慷慨歌燕市”老兄说这个镜头似乎有些意味深长，他联想到“三线建设者固然承受了许多不幸，但其它人呢？

”我也有类似的反应，同时想到的则是村村通公路看来似乎搞得真不错。

一部面向现实的电影，大概总有这样的好处，即那些偶然进入观众眼帘的细节，甚或无关宏旨的背景，总能激起观众对于现实的一些联想。

电影中不厌其烦的交待当事人老年生活的细节，絮叨、固执、控制欲，和小儿子、大儿媳的争执。

豆瓣上有人解读为这是对红卫兵和运动积极分子的性格描述。

导演这样大费周章的铺陈，大概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深意，起码不止于告诉我们一个退休老太太是多么可怕这一点。

但是，相对于在北京老年生活和性格的反复刻画，对于当事人的年轻生活，只是以大儿子之口，交待年轻时是运动积极分子，批斗过许多人，寥寥数句带过，观众只能自动脑补一个典型运动积极分子的形象，而无从获知更多的信息。

如果老年的确是青年的延续，或者如网络警句所云“不是老人变坏，而是坏人变老”。

那么，电影中砝码两端似乎太过不平衡，以至于这种联系，只能从逻辑上推敲，而无法从故事中获得。

当然，这也许是审查尺度的结果。

但一个原本是立志要铺陈大时代的故事，最后仅仅把大时代当成了影影绰绰的幕布，总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青年/老年，贵州/北京，前后两节之间联系的稀疏，在一些细节上似乎也能印证。

老赵的孙子在邓美娟家里感叹房子很大，邓美娟的同事则说老赵一家留在生活桥，虽然离市区远了，但两套房子打通，毕竟更宽敞。

一前一后，细节上似欠圆融。

令人难忘的仍然是电影的贵州部分，曾经红火的工厂已经凋敝，生产萎缩，以出租厂房为生。

建设者们纷纷离开，投向市区，只留下冷冷清清的宿舍。

一代三线建设者们老去后，围坐在一起，诉说各自的愤懑。

其中的上海话、北京话，印证着大家五湖四海的出身来源。

虽然看完整部电影，依然觉得更像是叙述一个年长者的忏悔和她的私人恩怨，但能够在幕布上看到这些，依旧值得鼓励。

如果《闯入者》在叙事的架构上能打磨得再圆润一些，不让后面的直白破坏了前面的含蓄，或者它会更加优秀。

对比同期上映的《念念》，两者在主题上有着某些契合的视角。

然而在伤害的影像化、事件化上，《闯入者》无疑远远超过了《念念》。

它将过往时代的冲突延续到了今日，以一个“闯入者”的形象介入角色当下的生活。

这是它的技巧，以商业类型片的方式去包裹一个主题，好好地讲故事。

电影以陌生少年的镜头开场，用这个未知的人物勾起全片的悬念。

通过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安插进与当下无关的零散画面，构建着过去与当下的几条线索。

这些画面是沉默的，一部分暗示着过往的命运、另一些则预设着即将到来的危险。

当这些画面碎片随着出现次数的增加而一点点地揭开它原本的面貌，观众的心被提到了嗓子眼：剧中的角色对于危险毫不知情，局外的我们焦急万分。

“闯入者”是剧本中神来的一个设置，它是内心的外化、时代伤痛的影像化、也是整个事件的起因。

他的表意随着剧情的推进而动态变化。

在影片的开始，他是一面镜子，带出角色现实的隔阂、代际关系的疏离，而后又打开了角色记忆深处的潘多拉魔盒，再后来成为死亡的符号制造出全片最为扣人心弦的段落；到了影片的结尾，“闯入者”的身份又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呈现出时代的多义性与复杂性：他即是历史的受害者、又是历史的清算者，更是主角自我救赎的最后希望。

如果说，在最开始，观众是以一种戒备的心理来看待 “闯入者”这个角色的，那么到了结尾，则彻底地对他导向了一种同情。

当孩子坠楼的那一声“嘭”在画面外响起的时候，音效作为电影的元素发挥出其最大的力量，重重地砸在了观众的心里久久地让人透不过气。

故事最终也定格在丢失了半扇窗框的窗口。

有人说电影在前半段所展现的代际隔阂，反映的是对老龄人群的关怀缺失，所以到了结尾突然转入文革，显得异常突兀。

这其中有主次情节戏份比重设置的问题。

主情节的“闯入”与“复仇”，需要次情节予以丰富扩充其发生的可能性。

前面3/4的剧情呈现，衍伸出群体对于一个时代的忘却。

每代人都有独自的生活态度，被各自所处的时代所塑造。

隔阂的本质是不同价值观的冲突。

人们尝试相处、融合、尝试沟通，但大多数的情况，代与代、人与人之间只能同情，却无法做到真正的理解。

因此，无论角色所处的人际关系如何，他们自己的伤痛与罪孽，只有自己去背负。

现实的失落，换来的是对记忆的沉溺。

但如果这种记忆本身痛苦不堪，而人物又选择拒斥其本身，那么记忆只能以一种潜意识的碎片方式出现在生活的某些行为掩盖之下，如同电影中看似被随意安插进来的老楼画面，如同梦魇一般。

其实历史的悲剧作为一种既定事实，无法清算、也无法救赎。

它只能跟随着时代的个体，随其生，随其亡，在后世成为一种幽灵般的存在。

（拙作，载南周知道）王小帅的《闯入者》上映了，好评如潮，很多人认为这是王小帅最好的电影。

独居的老邓生活平静、有序又略显单调。

可从某一天开始，持续不断的骚扰电话打破了这平静。

强势的老太太因犹疑而陷入恐慌。

电影的色调、配乐和节奏，都使得电影前半段悬疑色彩十足，影院里的观众似乎也陷入一种“被闯入”的状态，不知道那电话铃声何时会再响起。

悬疑揭开，这与老邓三十年前犯下的“错误”相关。

1964年开始，支援三线地区经济建设的政策，促成了新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当时老邓也响应号召到贵州支援建设。

只是，与1960年代开始的很多运动一样，知识青年们满怀激情和热血参与，可最后收获的却可能是迷惘、后悔和没有亮光的前途。

支援建设容易，可回来就难了。

回京的名额只有一个，老邓家和老赵家竞争。

为了能够赢得回京的名额，老邓开始往北京写关于老赵的各种举报资料。

结果，老邓顺利回京；而老赵一蹶不振，中风在床，一躺40年，全家也只能在贵州的偏远地区生活，苦苦挣扎。

老赵的孙子遂在爷爷去世后开始报复。

人们可以对“闯入”做多种解读。

但显然，“闯入”最深层的意义在于：历史闯入现实。

因为种种原因，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都不被允许言说，但不被言说并不意味着历史消失了。

历史的幽灵会在某一时刻突然闪现，就像死水微澜的生活中突然响起的急促电话铃声，或者夜深人静时突然被石头砸破的玻璃窗。

《闯入者》意图让观众正视那段被遮蔽的历史，正视历史车轮下被残酷碾压的无数个体（这种碾压甚至持续到当下），并最终促成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可遗憾的是，《闯入者》的电影排片和上座率惨不忍睹。

笔者所在的城市，上映当天只有一个电影院在早上10点排了一场，上座率不足一成。

第二天开始，《闯入者》就消失了。

而放眼全国，首映当天只有1%左右的排片，“五一”假期不足300万票房。

反观某些青春爱情主题的超级大烂片，轻轻松松收获上亿票房。

闯入者只闯入了老邓的生活，与观众无关。

王小帅在微博上悲情呼吁《我的观众，我知道你在哪里！

》，令人心酸。

他说对了：“这可能是商业片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严肃电影最坏的时代”。

但他还是高估了观众，他认为观众愿意看“一部好看、有趣、能够一直吸引他们并且有回味的电影”。

只可惜，观众以为的“好看”，并非是逻辑严密、主题深刻、人物立体的“好看”，而是长得好看的演员、好看的布景以及不用费脑筋的“好看”；观众以为的“有趣”，并非故事充满发现、探索和反思的乐趣，而是黄段子和恶搞之类的有趣；观众更不见得会喜欢那些回味的电影，在很多人那里，电影等同于娱乐，图的就是轻松一刻。

娄烨、贾樟柯都转载了王小帅的微博，这两位在中国同属顶尖行列的导演，也曾在他们的电影中塑造诸多“闯入者”，获得国际奖项无数、好评不断，可他们电影的国内票房也始终是《闯入者》的下场。

每一次他们的电影上映，社交媒体上许多有话语权的精英（知识分子/影评人）都会为其鼓与呼，这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中国看得懂好电影的观众很多。

可惨淡的排片、惨淡的上座率、惨淡的票房一再证明了：观众更愿意接受的是那些庸俗的商业电影。

“闯入者”闯不进中国观众的生活。

王小帅将原因归结于排片，事实上，这只是部分原因，根本还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观众并没有做好接受一部反思历史的严肃电影的准备。

如同《闯入者》的英文“ Red Amnesia”所揭示的，这是全民集体的“红色失忆”。

先是人为导致了全民的集体失忆，没有正确的历史观也就无法涵养出有信仰的民众；而无信仰的民众对历史的无感，加剧了历史的失忆，这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红色失忆”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的时代与老邓的时代，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政治结构依然是庞然大物，我们依然没有走出其“五指山”。

老邓忙着“回京”，我们忙着升官发财，老邓得去争去抢，我们也都在争在抢；因为一以贯之的惘惘的威胁感不曾散去，并紧紧逼迫着每个人：我们朝不保夕，反思只是“文艺病”，反抗只是徒劳的，还是赶紧去抓住实在的金钱和权力，赶紧去享受有限的乐趣。

“闯入者”闯不进中国观众的生活。

他们要在电影里规避政治，要在电影里满足关于爱情和发财的幻想，要在电影里寻找刺激、释放压力。

纵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闯入者》是徒劳的。

越是在这样的情景之下，《闯入者》的出现越是必须的，也越显难能可贵。

它或许能够唤起某些观众的记忆，也许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但他们可能蕴含着巨大的共振力量，在某个时刻，足以打破历史的恶性循环。

这个希望如此渺茫，但它仍是希望。

去年被很多人赞的《闯入者》，忍了前面三十分钟的长镜头，后面用快进的方式直接把它变短了。

从王小帅的《日照重庆》到这部，一部不如一部。

用那么多莫名其名的长镜头，把一部本来30分钟就可以讲完的微电影，硬拖成一部106分钟的大电影。

用那么多跟随镜头想操控观众，结果把观众困成狗了，毫无节奏感可言。

要说烂片会被人骂的吧？

那还真的就是部烂片。

解构现实主义、现实解构主义？

还不如筷子兄弟的那部小短片《老男孩》，只少让我们看到心酸和人文。

而这部《闯入者》呢，只有红牛的植入广告比较给力，还有秦昊的基佬演的比冯远征在《私人定制》里正常。

吕中的表演相比起《我们俩》里的金雅琴，奥斯卡与金鸡杯的区别。

这剧本是个文科生编的吧，......！

中国导演都老了么？

只剩下靠吃老本过活了么，不学无术就会黔驴技穷地。

学人家，就是把自己学没了，东施效颦，只会让别人取笑。

作为一个普通二逼屌丝青年，弱弱滴问句：中国文艺片都这么严肃么？

非得装得像个文化人一样。。。。。

用那么些个诡异+悬疑地风格，把我伟大的朝阳区群众“大妈”的一天，拍得如此让人讨烦。

我想说的是，中国导演们那么有文化，你信么？

把一个个鲜活的人，当一个个具体的道具在拍！

把一个个鲜活的人，当一个个具体的道具在拍！

把一个个鲜活的人，当一个个具体的道具在拍！

胸疼的是看到豆瓣里的文艺青年们一个劲地赞，弱弱弱地问那么一句：你真的带着自己的视角在观看在思考么？

老邓在青年时代响应国家号召到贵阳支援建设。

回到北京后，老邓与两个儿子回归平淡生活。

然而一系列意外出现的人和事打破了老邓一家的平静：家中时不时响起的沉默来电，屡次“碰巧”遇见、让老邓感到似曾相识的陌生少年，小区里发生难解的谋杀悬案，似乎将有一场翻云覆雨的风暴正向老邓和她的家人们袭来。

老邓串起眼前发生的一系列离奇事件，在贵阳的记忆逐渐在她眼前浮现。

为了寻找答案，也为了当年的遗憾，她踏上了去贵阳的旅程，而在那里，另一重意外也在等待着她。

《闯入者》是王小帅“三线生活”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片中没有《青红》里的残酷青春，也没有《我11》中孩子的纯真视角，而是让一个远离三线生活已久的老人，重新揭开尘封的记忆，直面特定时代背景下影响一生的纠葛，从文革中“加害方”忏悔的角度切入，通过文革后不同人物的命运归属，展现文革在两个方面的“加害”，影片在影像上的构建颇花心思，梦境与现实、过去与现在反复跳转，令影片进入如梦似幻的情境，增加了悬疑效果，而鬼魂突然出现、人物时有时无的跳切，也增加了诡异的气氛。

（4月初为平媒做的导演专访，发表版有删节。

看看如今排片状况和导演的悲苦，再反观当时的信心，真是五味陈杂。

但我觉得创作团队也不该怪市场没有给艺术电影机会。

作为一个悬疑包装的片子，目前拼情怀记忆而不重故事的宣发也是问题之一）去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闯入者》反映结束，导演王小帅收获了长达数分钟的掌声。

这部关于现实和回忆、当下与过去的电影，将于4月30号上映。

作为"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王小帅坚信好看的电影，永远不缺乏观众。

问：新片《闯入者》从直观上看对故事进行了悬疑形式的包装。

你在《日照重庆》中也同样使用了这种形式。

为什么偏爱这种形式？

王小帅：我其实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包装。

《闯入者》这部电影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一个犯罪题材。

影片中有寻仇，有复仇，以及为了寻仇而复仇。

一个人的家庭被骚扰了、生活的节奏被打乱了、心里的节奏也被打乱，这时候悬疑的部分围绕着犯罪的主题、非常自然而然地生成了。

问：怎么想到会创作这样一个故事？

王小帅：创作的动机我对中国当下剧烈变化过程一些现象的观察和思考。

现如今当代家庭中的关系、代际之间的交流与矛盾，都是不容忽略的。

比如说年轻的夫妇生了孩子要不要老年人帮着带？

不让老年人带的话自己管不过来，因为需要在社会中挣钱、拼搏；但是如果让老年人带，两代间又会有观念的冲突。

随着社会的变化，家庭内的矛盾其实在隐性的加强。

影片里你能看到养老问题，三代人之间观念的差异，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问：你提到《闯入者》反映的是当下的社会与家庭，而你之前的电影《左右》也探讨家庭的伦理与情感。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闯入者》是对《左右》讨论议题的一种继承？

王小帅：我觉得《闯入者》是更进一步吧。

《左右》是在探讨一个很普通的中年家庭的生命困境。

而《闯入者》跨度更大、野心也更大，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主题和寓意。

吕中饰演的女主人公经历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上山下乡所有这些时期，她其实是亲历了中国的发展。

她的个性特点是由她所经历的过去塑造，国家也是。

当下社会的特点植根于以往所有发展历程。

电影中复仇的元素来自于过去。

因为曾经犯下有违良心的事，所以一直有一个心魔。

对于一辈人甚至一个国家，在一路走来的过程中，其实都背负了这种原罪一样的东西。

问：你之前的作品《青红》、《我11》都与"三线"紧密联系，《闯入者》的女主人公也有西南三线经历。

有人将这三部电影概括为"三线三部曲"，你自己是否认同这种分类？

王小帅：我主观上并不将《闯入者》与上两部联系到一起。

在《闯入者》中，"三线"其实更像一个外挂元素。

这也来自于我自己的"三线"经历。

在电影中，虽然最后峰回路转、给人当头棒喝之时，具体的元素是与"三线"有联系的，但是电影的核心还是复仇和赎罪。

问：拍摄这样一个关于历史与记忆、复仇和赎罪的作品，有没有担心观众会觉得严肃？

王小帅：我觉得如果每一部推向市场的电影都是一样的——很青春、很爱情、很阳光，或者完全迎合大众的口味，观众反而会审美疲劳。

去年张艺谋导演的《归来》，说起来那么沉重，也有3个多亿的票房，3个多亿是什么概念？

是真有人去看的。

所以我觉得只要拍得好看，观众不是问题。

我们闯入电影院，然后观众闯进来。

我要保持新鲜的探索，给观众一部让他们吃惊的电影，让他们也觉得冒险是有趣的。

问：对你而言，票房和艺术追求之间存在矛盾吗？

王小帅：好的电影都是风靡全球的。

像昆汀的《低俗小说》全世界都在看，观众不止文艺青年。

中国的市场在慢慢成熟的过程中，观众原先可能会有一些误会。

《十七岁的单身》因为自身命运被误读成一部小众电影，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是一部谁都能接受的电影。

我也始终在和观众进行沟通和交流，从我的电影能够上映开始，我就一方面拍我自己认为好看、留得下来、对得起观众的电影，另一方面我也在努力的去阐述我自己，让更多观众了解我。

问：无论是《闯入者》还是《青红》，其中都放置了很多个人的记忆和过去的烙印。

"过去"在你的创作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王小帅：中国现在高速的发展，对过去的遗忘是很严重的，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过去是值得回忆的。

摧毁过去，不去面对、不去总结，只会造成更加的盲目。

回味过去是消极，向前看才是正能量，这种心灵鸡汤虽然流行，但值得我们反思。

如果在心灵鸡汤里呆久了，慢慢就失去判断力了。

对过去做一些理性的认知，在今天娱乐化的欢声笑语中去接受一些悲剧，我觉得于我、于这个社会都是有作用的。

像喝咖啡一样的，喝的时候加很多糖，一口舒服，到最后会又发涩又恶心，而苦咖啡喝完后慢慢地回味会更甜。

意大利导演塞尔乔·莱昂内执导的名作《美国往事》在开场将近八分钟时设置了一段刺耳的电话铃声。

这段铃声把主人公“面条”从皮影戏院拉回到抢银行现场，又从禁酒令取消庆祝现场拉到警长办公室。

它既是一段前情摘要，也是悬念的起点，更是一种烟瘾中的迷蒙错乱，所以要说经典，莫过于此。

《闯入者》的开头同样出现了一段刺耳的铃声。

而与《美国往事》不同的是，吕中饰演的老邓拿起了话筒；电话另一端，是呼吸，是沉默，是闯入者。

几次三番的骚扰引起了老邓和她的两个儿子的种种怀疑与猜测，闯入者的身份也在不断的求索之中逐渐清晰起来。

导演王小帅始终向我们发出这样的疑问：那个一直响不停的电话到底是谁打的？

诚然，在影片进行至后半段时，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老赵的孙子”这个答案了，但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这个答案，那又确乎是辜负了创作者的良苦用心。

因为，故事或明或暗、或深或浅地向我们提示了三种可能，即老伴去世后孤单所致的“幻觉”、没有得到工款因而伺机报复的“刘胖子”，最后才是老赵孙子这个所谓的“鬼魂”，而这三者实际上又分别对应了空巢、欠薪和历史三大社会问题。

这样的设置无疑意味深长。

它表明，随着故事的展开，所谓真相和“谜底”或许只有一个，但种种问题却是现实存在、不容忽视，也无法抹杀的。

从作用上讲，三条线索的交错并行一方面裹挟并保有着剧情的全部悬念，而另一方面也无疑增加了全片的厚度，拓展了观众的视野。

这也就解释了一些评论中提到的空巢问题与大三线建设问题之间存在的“割裂”。

可以说，这种“割裂论”的出现正是源于对影片当中至为重要的隐性纽带的无视，错把贯穿全片的线索看成了前后相隔的部分。

一言概之，《闯入者》这部电影绝非前段与后段、是非与对错这样简单的逻辑和结构就可以评判和容纳的；而“闯入者”到底是谁这个问题，非但不简单，反而值得观者进一步思考。

公允地说，《闯入者》并不完美。

除了些许匠气十足的镜头和不少明显缺乏生活质感的台词以外，作者对整个文革时期“前因”的交代也仅仅是采取大兵一人“说书”的方式，如此简单明了不仅显得过于敷衍，而且也实在对不起之前连篇累牍的铺垫和沉着流畅的叙事。

这不免让人想起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在其名作《安纳托利亚往事》中完全不交代前情的做法。

有趣的是，锡兰的简省不仅不会让人感到费解，反倒强化了观众体察人物、感知气氛的耐心，增强了观众对角色的认同。

这也无疑提醒我们，《闯入者》所做的“加法”已极，但“减法”却还远远不够，因此也就与“杰作”二字相去甚远。

不过瑕不掩瑜。

正是在这段情节前后，王小帅也创造出了无数令人称奇并且纯粹属于电影艺术的影像片段：林荫路上小憩、老邓抚摸着“小红帽”的手安眠、“小红帽”手持菜刀犹豫不决，三个场景通过蒙太奇巧妙勾连，让人彻底陷入真假虚实中无法自拔；破败的老厂房不断出现在老邓的回忆、幻觉和梦境当中，而“小红帽”则如幽灵般反复出现在不同空巢老人的居室里；老邓的老伴每每坐在对面平静地观察她的喜怒哀乐，他的遗像却挂在墙上，赫然昭示着常人眼中无需辩驳的死亡。

记忆、幻觉、梦境和现实四个层面通过类似这样的方式相互渗透、抑或“闯入”；通过这种方式，王小帅把现在和历史彻底打通，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往事”，同时也构建了自《青红》以来、以“大三线建设”为核心话题的某种历史观念。

如王小帅本人所言，“一个人走过来，不能把历史消磨掉。

一个国家走过来，历史不能不正视。

”在影片结尾，破败的工厂仍旧为掉了半面窗户的窗框所限，窗框之外是一片黑暗。

这或许是在提醒，更像是在督促，因为现在的即将成为历史，历史的也总会留下一些印记。

导演王小帅生气了。

他的新片《闯入者》票房一片凄风苦雨，这也没办法，影院排片量太低了。

看到王小帅发飙，院线给面子陆陆续续安排了几场，我也才算是有幸看到了。

这部电影拍得的确不错，起码在我看来，这是王小帅电影中最好看的一部。

其实我就看过他两部电影，算这部。

别的不说，老演员吕中的表演太精彩了。

我觉得她塑造的主人公老邓不亚于叶德娴塑造的桃姐，而对于我们内地观众来说，这个角色更显亲切，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大妈形象。

比如在生活方式上的节俭谨慎，比如对子女生活的过度关怀，再比如对集体生活的渴望。

影片里有个情节，老邓有两次想要加入老年学校的合唱班，又两次在大门口望而却步。

其中一次甚至是急冲冲的逃离，渴望加入集体，又恐惧集体，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矛盾。

影片花费了一半的时间去塑造这个人物。

丰富的细节让人物显得真实可信，然后老邓这个人物可怜和可恨的性格也就很容易在可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粗暴地下个定义，主人公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

我们在老邓身上看到的都是社会属性，她是母亲、是外婆、是女儿、是遗孀……这里面唯独没有“我”。

只有在她的这些身份发挥作用的时候，她才拥有存在感。

所以她一天到晚忙忙叨叨，一停下来，那种孤独和失落感就特别强烈，她的人生似乎就失去了意义。

在赵本山初上春晚的小品《老有少心》里，老蔫对老马说：“你小的时候归爹妈管，长大了归子女管，啥时候能自己承包一段，个人说了算？

”这还真是个挺深刻的问题，不管是老马被管还是老邓管别人，这代人就是这样活过来的，她们也只会这样活。

然后一个少年的闯入打乱了老邓的晚年生活，先是恐惧（说实话真挺吓人的），再是接纳，尽管只相处了一天，她仍然把子女们不要的关怀倾注到了少年的身上。

她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肯定自己存在的意义。

然而她和少年并非是简单地邂逅，这里面牵扯到一段她不愿意面对的陈年往事。

这时候，所有的社会属性都帮不了她，她必须直面自己内心深处那个可怜、可恨的自我，以及她背负了一生的枷锁。

这部电影被认为是王小帅的“三线建设三部曲”的完结篇，之前的两部是《青红》和《我11》。

成长经历往往会成为一个创作者的创作源泉，姜文有大院情结，贾樟柯有小镇情结，梁晓声有知青情结。

对于创作者来说，需要一部怀旧作品让自己“断奶”，所以很多导演的处女作都选择“致青春”。

但有的创作者，却愿意纠结于一个主题没完没了，比如梁晓声的知青主题，比如王小帅的三线建设主题。

也不知道是离开这个主题就不会表达了，还是实在和这个主题羁绊太深，无法自拔。

王小帅的“三线建设三部曲”，前两部讲述的是自己的生活，《青红》是他的残酷青春，《我11》是他的荒诞童年。

而这部闯入者，他打算给自己的父辈一个交代。

在他看来，老邓这个人以及她所代表的那代人，是被那个年代塑造成这个样子的。

那才是最大的闯入者，它闯进了每个家庭，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和人际间的关系。

人们失去了自我，社会、集体赋予他们生活的意义。

没有了自我的觉醒，个人权利也就无从谈起。

至于彼此间的人际关系，就像加缪说的，只剩下了加害者和受害者。

老邓既是那个具体的加害者，又是普遍意义的受害者。

所以当我们谈到老一辈人身上的那些劣根性的时候，很难抛离他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去谈。

无论是三线建设还是上山下乡，你没得选择，只能响应号召，等待被安排的工作和生活。

而一旦有了选择机会，比如返城，人们就会爆发出难以置信的积极性。

为了这微弱的希望，互相伤害不可避免，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正是集体生活，物资匮乏，资源争夺，以及对人际间信任的破坏，塑造了这一代人的群体性格：谨小慎微、粗暴干涉子女、渴望集体生活、漠视规则以及不尊重个人权利……他们还打算把这些生活经验教给下一代。

电影中，当遭遇子女反抗的时候，老邓对着她死去丈夫的照片说：这个家我拢不住了。

在老邓眼里，这个家也是个集体，不分彼此，不该有各自互不干涉的生活。

这部电影好就好在描写当下，没有给那个年代一个镜头。

电影给观众一个结果，然后让观众自己去探究原因，电影再提供几首红歌渲染一下气氛，这给观众留下了足够的留白。

用小津安二郎的话说，电影以余味定输赢。

但最终王小帅没绷住，还是通过影片中的一次聚会直接表达了中心思想。

影评人们对此颇有微词，认为处理得不够含蓄，落了下乘。

但我想导演可能是故意的，他或许还是过不了票房论输赢这一关。

所以他选择把主题说得更直白一些，而且有意在影片中增加了悬疑气氛，这都是为商业考虑的。

然而事与愿违，观众连看的欲望都没有。

导演能不愤怒吗，心说我都这样了，你们怎么能那样呢。

他认为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并认为这是文艺片最坏的时代。

我觉得导演犯了和他的电影主人公一样的错误，就是想要打着某个高尚的旗号来干涉别人的自主选择。

总想着别人应该怎样怎样，应该听妈妈的话，应该花钱支持文艺片。

导演在电影中安排了一个同性恋儿子的角色，想强调他人的选择是你左右不了的，怎么到自己身上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相比之下，同样遭受排片场次少、票房失败的张艾嘉就要坦然得多了：“我说过成功在字典里的意思就是‘把事情做好’。

……我接受票房的事实，但不认为这是失败。

”两个人不同姿态的背后，也许真的和自身的成长经历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