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营救

这点破事 这种剧情 真是够烂的了 和CHC的水浒系列一样糟糕 完全没有所谓大的感觉 看完就觉得是一件很小的事被人为放大一样 说的想国魂一样伟大 却是一两个特工➕一两个混混轻描淡写简简单单就办完了 这些泰斗们也是历经千辛磨难才逃回来的好吗 尊重一下人家的苦难好不好 本来挺伟大的是 硬是给你们这帮人拍的小气了

先前一部周迅霍建华的电影《明月几时有》影片开头就有东江纵队营救香港文化人士的情节，但只是一笔带过。

这部香港大营救全篇叙述这一惊心动魄的营救过程，乱世中的动荡，平民百姓的流离失所，在片中都有动人的细节呈现，与此同时，大量的动作戏和枪战场面，让本就跌宕起伏的营救过程显得更为紧张惊险 。

线索并不明晰，主角人物并没有立起来，然铁骨铮铮，在乱世中，我们能依赖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我们自己独有的民族身份，我们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国家，国家的建设者正是我们自己。

我们要为自己每天的行为负责，为自己做出的成就骄傲。

国破山河在，山河若破，魂魄也不可丢。

魂魄若在，山河可复，国家可重建。

山河国家的魂魄何在呢？

在民族的血液之中，在民族的文化深处，而这魂魄的唤起者和传承者是文人，他们会接续文脉，会唤醒民众，会重塑良知。

五四青年节上映的电影《香港大营救》讲述的正是一场营救文人的秘密行动，由刘一君导演，成泰燊、颜丙燕主演。

电影中，国家话剧院演员王晖饰演的教授许灿在日军追捕时还在给学生上课，他气愤激昂地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现在是国破半壁，日本人在东北、华北开办学堂，就是要改变中国的文化，日本人想要从思想上、从骨子里奴役我们。

”成泰燊饰演的营救队叶队长一再催促，日军步步紧逼，许教授却坚持要把话说完：“倘若哪一天整个国家都沦丧了，希望你们还能坚守一个读书人的气节，一个中国人的良知。

”故事从珍珠港事件之后日军占领香港讲起，而有关这些文人的历史却从1941年“皖南事变”就悄然发生了。

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至5月，在中共中央、周恩来的安排下，众多文化名人从桂林、重庆、昆明、上海等地转移到香港。

风云变幻，命途多舛，1942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滞留在港的文化人士，一时间危在旦夕。

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一场惊心动魄的粤港秘密大营救拉开了序幕。

《香港大营救》中的故事正式上演，围绕着如何将茅盾、蔡楚生、邹韬奋等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送出香港展开。

颜丙燕饰演的戏曲名家白玉兰与成泰燊饰演的东江纵队营救队队长本是夫妻，叶队长因儿子在抗战中死去而投入前线，与妻子白玉兰分开了，此次营救中又相逢。

此时日本军队一方面要笼络文化名人，白玉兰在瑶园戏苑摆设灵堂公祭孟砚秋先生，七天连排宋朝抗金名曲《生死恨》，日军将军说“一出好戏，一本好书，抵得上一个师团”。

日军要抓，军统要杀，共产党要救，三方围绕着几个文化名人展开角逐。

而此时只有一个机会出去，因为香港沦陷、粮食不足，日军要在三天内赶走一批难民，办法就是这一批人扮成难民逃出香港。

这一群人种恰好又有导演和演员，化妆成难民，扮演一个新的角色逃出生天。

不禁让人恍惚，这不正是中国版《逃离德黑兰》。

危机重重，信任与背叛、追杀与逃匿，惊心动魄，真实历史中茅盾曾如此评价此次大营救：“这是难以想象的周密安排，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这真是一场秘密大营救。

”文人相轻，更相惜。

《香港大营救》中有一位带着女人的诗人林南，此人名不见经传，也不在营救名单之中，最后化名“方华”逃出了香港，他带着全程红色裙子的女儿，像极了《辛德勒名单》中的那个唯一有亮色的小姑娘。

这个角色让我想起导演刘一君，他曾经还现在都是一位诗人，1990年到1996年主编诗刊《组成》，1991年获“诗韵”国际华文诗歌创作奖，出版过诗集《无限的美》。

去年此时，导演刘一君写过一首《日本和日本演员》的短诗：“日本和日本演员/新片拍摄中/我从日本约来的这个演员/确实感动了我/对于我的每一次指令/他都准确地表现/同时还有独特发挥/是的/他是在演我们的敌人/但他的演技和敬业/让我不知所措/我在导演椅上抽着闷烟/只能偷偷告诉摄影师/把他后景墙上的天皇像/鼻子以上/卡去一半儿”。

这个诗人的角色像是导演自己，他把自己扔进那段乱世之中，炮火连天，他跟随着民国文化名人们从香港逃到大陆，更像是精神的追随。

而这一点像极了徐悲鸿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创作油画《田横五百士》时的心态，当时日寇入侵，蒋介石妥协不抵抗，徐悲鸿想借历史画来表达了他对社会正义的呼唤，激励广大人民抗击日寇，于是也把自己画进了油画里，那个穿着黄色衣服注视着田横的男子。

《香港大营救》改编自历史事实，融入了导演的个人情怀，把我们引入那段历史，更让我们审视现实。

就像影片最后的一段话“如果没有这次大营救，中国近代文学史、学术史、政治史、艺术史都可能会是另一番面貌……”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重申“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真理论断。

由刘一君执导的营救题材冒险动作片《香港大营救》，已经于5月4日在全国公映。

对于刘一君导演，笔者印象颇深，记得之前他在香港参加完第十三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后曾经表示：“电影不是宗教”、“尊重作为个人的写作的电影、作为娱众的商业的电影和两者合而为一的电影。

”，在业界一直为所谓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界限争论到喋喋不休的时候，刘一君导演用一个“尊重”，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着这种并非于同一纬度所引起的争端。

如今，由刘一君执导的电影《香港大营救》，也在身体力行的直面有关电影在艺术与商业上的融合，这部影片从阵容上看，汇聚了成泰燊、颜丙燕等一批戏骨，在制作与拍摄层面，也精工细作，不仅再现了日据时期的香港的风貌，而且无论是扣人心弦的故事，还是惊心动魄的动作场面，都带来了极强的可看性。

同时，影片又不俗套，更多的使用诗化的语言，来提炼曾经沦陷下的香港芸芸众生相，以及在“香港大营救”行动中的人性闪光点，或许这与刘一君导演的另一个身份——诗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不做导演的诗人，不是好的爱国者，这一点，从《香港大营救》的题材，就可见一斑。

影片脱胎于真实历史事件与人物，讲述1941年底，以叶伟强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在风云变幻的香港对我国文化名人包括滞留香港的文人、学者、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等等，展开了生死救援，在日寇全面控制下虎口脱险的故事。

这是一次伟大的营救，历时近200天，足迹遍布全国11个省市，行程更是达万里以上。

影片中，以概括性的故事，和标志性的人物，来凝练了曾经的营救行动，但已经充满剧情张力，恍若身临其境。

印象中《香港大营救》中，让人印象深刻特别的一句台词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这句话看似深奥，却深入浅出，直接道出了沦陷中的香港，日本侵略者妄图控制住所有的文化人的野心，这也是我党开启了全力营救香港文化人的初衷，侵略与反侵略战争，虽然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在当时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境地，但思想和文化的控制与反控制，无疑是需要先行的首要人物，因此，一句“山河可破，魂魄不能丢”，也彰显了爱国文化人的铮铮铁骨。

在影片结束时，当被营救的文艺界人士们的资料一一闪现的时候，我们深知，如果没有这一次的大营救，中国的近现代文学史、学术史、政治史、艺术史都可能会是另一番面貌。

而刘一君在《香港大营救》中的身份，不仅仅是作为一名导演对那场伟大的历史事件的再现，也是作为一名文人，对曾经的营救行动的致敬与缅怀。

如今，距离“香港大营救”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但那次营救所给与我们社会与时代的巨大影响，却始终发热发光，《香港大营救》是影响到中华文化进程的历史事件，也是不可被遗忘的历史风云。

香港大营救，这样的一个故事够得上一部电视剧的体量，建议拍成电视剧！

否则真对不起这段辉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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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君之《香港大营救》：很文艺，很深刻，很火爆文／笑傲江湖集导演、编剧、制片人和诗人于一身的刘一君身上带有一股文人的气质，有悲悯和傲骨之心。

这种气质使得他的文字，他的镜头变得柔软，柔软中又带着如刀一般的锋芒。

就像他的先锋诗人的身份标签一样，总会在镜头里流露出那藏于骨子里的傲气，既是对生活的关注又是对现实人生活之困境的表达，既是敬畏又是对文人身份的恪守。

以至于，圈中许多人都称他为“文人导演”。

不过，从他之前拍过的电影来看，如《爱情在线》、《一百万》、《留守孩子》、《父子返乡》等电影，都流露出强烈的人文气质，又颇具故事性与艺术性，令人充满了期待。

今年，刘一君又将镜头对准他钟情的“文人”，与成泰燊、颜丙燕等人拍摄了营救大片《香港大营救》。

该片讲述的是，1941年底，为了营救被日军通缉的文化名人邹韬奋、蔡楚生、王莹、林哀南等人，中共地下党员叶伟强（成泰燊饰）联手香港混混潘葆荃（梁俊一饰），与日军斗智斗勇，成功营救的故事。

透过影片，可以发现，导演刘一君的能力。

一方面，指涉的是他建构故事，还原故事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他的“人文”气质的延续力。

也就是说，刘一君注重了故事性、艺术性与趣味性，使得这部《香港大营救》呈现出别具风格的主旋律电影，成为继许鞍华导演的《明月几时有》之后，又一部聚焦文人的不凡之作。

具体而言，谈论《香港大营救》，显然得“重回历史语境”之中，因为它标榜的是还原历史事件，更是为了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

虽说，1941年底香港沦陷，滞留香港的数百位中国内地文人、学者、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日军的追捕下，危机重重。

但是，刘一君在处理这一背景时，只是截取了营救邹韬奋、蔡楚生、王莹、林哀南等人的事件，展开一场包含了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和日军的三方势力，从而窥探出创作者的叙事策略。

这种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适当的选取，成为了《香港大营救》故事性的绝佳看点。

导演刘一君为了强调影片的饿真实性与刺激感，并且减少历史的疏离感，通过悬疑的首手法，展现出叶伟强营救的紧迫感、邹韬奋、蔡楚生等文化人逃离的紧张与焦急感，乃至日军疯狂屠杀的血腥感。

最终，完成了“大营救”的历史书写。

此外，在影像和镜头的处理上，刘一君仍然花费了一番心思，透过历史背景的布景，颇具力量的视觉冲击力，以及灵活自如且快速切换的带有节奏感的镜头，完成了《香港大营救》的“火爆”之气，“人文”之魅。

例如，在叶伟强带领大家逃走时，他留在最后的战斗，无论是飞檐走壁，还是横空飞跃，都在枪炮中一一完成，伴随着各种镜头，呈现出营救前后的风雨历史，以此为我们带来一场扣人心弦的营救。

与此同时，这“营救”本身就带着“人文”的（或者说“英雄”的）气质，而这种“气质”正是导演刘一君本身所带有的。

从诗人到导演，这些年的刘一君有一点始终没变，就是对中国现实、中国历史的关注与书写。

这种书写，使得他的身上有一股“老派中国文化的情怀”，有责任，而且还浪漫。

在电影《香港大营救》中，刘一君用一颗匠心，用故事性、艺术性的真诚而清醒的姿态完成了历史的书写，透露出强烈的文人气质与浪漫气息。

刘一君：用光影在银幕上写诗

山河虽破，魂魄不能丢，这魂魄，就是文化。

1941年底，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入香港，12月25日英军无条件投降，香港落入日军手中。

日军为了在文化上实行统治，下令追捕身处香港的各界文化人士，一时间数百名文人学者和艺术家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国破山河、国家存亡之际，这群代表着国家魂魄与精神的文人们的命运将会何去何从？

《香港大营救》以此段真实历史为背景，展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这些文化名流们的营救和转移，体现出了浓重的家国情怀和对中华文化的传承。

影片导演刘一君曾执导过《说说美丽世界》、《青青激荡的岁月》、《留守孩子》等二十多部优秀电影，并多次获得国内外电影奖项。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编剧和导演的身份之外，刘一君还是一位诗人，曾主编过诗刊《组成》，还获得过"诗韵"国际华文诗歌创作奖。

这样特殊的创作经历使得刘一君导演的电影中充满着浓厚的文人气质和诗人情怀，此次的《香港大营救》也不例外。

虽然这是导演第一次尝试商业片的制作，但影片很好地将类型化元素与导演的诗意表达融合在一起，无论是从主题独特的切入点还是视听元素的诗意塑造，《香港大营救》都是当下主旋律影片中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影片由成泰燊、颜丙燕等知名戏骨领衔主演，于5月4日青年节在全国影院上映。

刘一君导演的作品都有着他自身独特的作者化表达，他身上的诗人气质和浪漫主义情怀也使得他的电影有着不同于一般影片的视角和内涵。

同样是抗战环境下的逃离主题，影片不禁使人想到许鞍华导演的《明月几时有》，相较于前者，《香港大营救》无论是从主题选择还是内容上都多了几分诗意的表达。

影片的诗意，首先体现在对主题的选择上。

作为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影片，导演没有像大多数抗战片一样致力于打造战争大场面，而是从文人抗战的角度展现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这样的切入角度与刘一君导演本人的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

作为一个诗人，他深刻体会到文化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文人身上肩负的责任之重不亚于扛枪上战场的士兵，他们身上有着延续五千年中华之文化，唤醒民众心中不曾熄灭之良知的责任与使命。

影片中对于群像的处理和塑造都将守护中华文化精神这一主题体现得淋漓精致，拥有不同背景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在这场营救行动中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延续了文化的传承。

叶队长的助理阿根在回许教授住处取回教授手稿时不幸中枪受伤，在临死前一心牵挂的仍是奋力取回的许教授手稿。

曾留学日本东京大学的南华日报主编王雅堂虽与日本人合作在报上刊登日本消息，但在危难关头与日本军人在街头公开叫板保护住了叶伟强及众多文化人的性命。

诗人林南在知道自己不在保护人名单里后，为了不拖累大家毅然决定带着女儿一起留在香港。

江湖混混潘葆荃本是个只认金条不认人的不羁形象，但却一路拼命护送众人出逃香港。

在战争乱世下，无论是文化名人还是江湖混混，面对共同的敌人他们都有着同一个身份，那就是中国人。

影片中对社会各界人士的形象处理十分生动，让人深深体会到国难当头唯有同心协力才能守护住民族的未来与希望。

这部《香港大营救》正是我们在民族崛起的当下，对那段黑暗的、被异族蹂躏的历史，对国破家亡中仍不屈不挠地抗争、笃志坚守民族之魂的我们的先辈，所献上的祭礼。

诗意情怀除了体现在主题上，也体现在视听语言的处理上。

《香港大营救》中影片整体色调偏暗，唯有诗人林南七岁的小女儿红色的裙子在冷色调中显得异常醒目，这样一抹反差强烈的色彩处理让人不禁想起《辛德勒的名单》中那个行走在黑白背景人群中身着红裙的小女孩，这样艺术化的色彩处理能给人带来比语言更加强烈的震撼力，拥有着无声胜有声的诗意力量。

在逃难途中这一抹异常鲜艳的红色是热切的希望，也是黑暗的背景下寓意着中华民族必将复兴的灿烂愿景。

刘一君导演用电影独有的视听语言以光影为笔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动人的诗意故事，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将商业类型片与艺术表达相结合，具有强烈的历史意义和良好的现实意义，这样的创新和尝试值得被注意和鼓励，也为其他的影视创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和发展方向，也期待这位在银幕上用光影写诗的导演在未来能带给观众更多优质的作品。

虽是主旋律，但还是展现了香港的地域特色，梁俊一的男配也是活灵活现！

一定可以入選最佳男配！！！！！！！！！！！！！！！！！！！！！！！！！！！！！！！！！！！！！！！！！！！！！！！！！！！！！！！！！！！！！！！！！！！！！！！！！！！！！！！！！！！！！！！！！！！！！！！！！！！！！！！！！！！！！！！！！！！！！！！！！！！！！！！！！！！！！！！！！！！！！！！！！！！！！！！！！！！！！！！！！！！！！！！！！！！！！

2017年，许鞍华执导的电影《明月几时有》上映，牵出了一段尘封已久、鲜为人知的往事：抗日战争期间的“香港大营救”行动，以及“东江纵队”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2018年“五四”青年节，由刘一君执导的电影《香港大营救》登陆国内影院，再次聚焦那段风云变幻、惊心动魂的历史。

看电影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那段真实的历史背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日军进攻香港，英军投降，港岛沦陷。

为了实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控制，日军全城搜捕以邹韬奋、茅盾为代表的文化精英。

在这一险要时刻，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直接领导廖承志及东江纵队，针对滞留香港的数百位左翼文人、学者、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展开了秘密营救行动。

经过近200天、足迹遍布全国11个省市、逾万里的行程后，最终左翼文化精英们安全抵达后方。

曾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作家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这场“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近几年里多次被搬上大银幕：2015年李惠民、张广锋导演了《省港大营救》，2017年许鞍华导演了《明月几时有》。

本片同样取材于这段历史，但刻画了更多不同阶层的人物，加入了更多动作和紧张悬疑元素。

影片中，营救工作发生在沦陷时期的香港，涉及日寇、军统、中共地下党、游击队员、各界文化人士、江湖枭雄……既有多方势力纠缠，又有宏大的场面切换；既有紧张悬疑的逃离过程，又有肝肠寸断的儿女情长；既有关键时刻小人物的复杂心理转变，又有沦陷下的香港芸芸众生相。

01节奏紧张，配角出彩影片以日军攻占香港开始，使用当时日军入侵香港的珍贵影像资料，直接将观众带入那一段沉痛的历史里。

镜头一转，日军下令全城搜捕各界文化人士，自此香港全城风声鹤唳，文化届身陷险境、人人自危，紧张的节奏、密集的鼓点贯穿全片，这也是本片的一大看点。

在节奏营造上，影片从始至终呈现出惊心动魄之感。

为抓捕文化界人士，岸田、小岛布下天罗地网、步步紧逼；为营救他们，男主角叶伟强、阿根乔装潜入香港、展开生死救援。

因拒与日军合作，华声日报主编孟砚秋被枪杀，随后牵连南华日报主编王雅堂被抓，眼看着整个文化届就要被“一网打尽”……叶伟强刚寻着日军的头号通缉犯邹涛（历史上的邹韬奋），却同时被盯梢的军统特务发现；排除千难万险，叶伟强终于护送一队文化人逃上通往惠州的小船，结果遇上日军封港，所有船只不得出行，一行人再次遇险。

大家不得不乔装打扮走陆路冲破重重关卡，最后关头却被岸田分队赶到阻拦；枪林弹雨中一行人终于闯关成功，最后时刻男主角叶伟强却中弹牺牲……每一刻都千钧一发，每一步都扣人心弦，每一处都绝境逢生。

在人物刻画上，影片注重表现特殊历史环境中呈现出来的复杂人性转变过程。

影片中的反派形象王雅堂令人印象深刻，在参加孟砚秋的追悼会后，他不幸被日军抓获。

面对日军的合作要求，他不惜说出自己曾留学日本的经历、并通过一口流利地道的日语换取了日军的信任得以保命。

随后，在抓捕文人们的最后期限，日军带他前往陆路通关口指认混在难民队伍里的文化届人士。

王雅堂并不想出卖同行，危急时刻，他不惜装疯卖傻、痛斥日军来混淆日军视线，最终成功保护同行们过关，也使得自己命丧枪下。

王雅堂仰天含笑、尸躺街头的画面，用生命印证了自己的人格并不是那么卑贱，他背叛了国家却没有出卖同行。

影片对街头混混、江湖枭雄的群像刻画也非常到位，香港混混潘葆荃本是只看重利益的帮派人士，面对叶伟强救人的要求，他狮子大开口提出“一根金条一个人头”的条件，但在救人的过程中，他逐步转变。

受到邹涛等人怀疑时，潘葆荃瞬间爆发：“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只是一个流氓，可是那天叶伟强赌我是中国人，中国人！

”一句“同为中国人”掷地有声，他从开始只看重利益，变成不顾个人安危也要全力护送文化名人们撤离，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与游击队员们合力突围，展现出了一个有情有义的生动“混混”。

但是影片也有不足，在对男主角叶伟强的人物塑造上，表现他的心路历程和英勇无敌时较为饱满，但是对他的技能展示犹如抗日神剧里的男主角一样颇为夸张。

叶伟强身手敏捷、枪法奇准，飞檐走壁无所不能，斩杀日军神不知鬼不觉，以两把短驳壳枪、一人之力突出十人小分队的日军机关枪包围圈，全程开挂、最后却倒在前来接应的同志们面前。

同时，影片在刻画一群文化人士时也稍显脸谱化，远不如混混们出彩。

影片里的部分台词在缺乏足够的情感铺陈时也稍显生硬，叶伟强摆脱盯梢的军统特务朱英时，对她说都是中国人不要这样做，随后朱英迅速转变心理放弃抓捕邹涛。

在团结文化人士准备逃出香港时，大家高喊“在一起”话剧腔满满，不较影片后面危难重重时、大家无奈下同意走陆路时的逐句表态“我同意”来得打动人心。

影片在细节处下足了功夫，通过大规模的场景搭建真实还原当时的香港市景。

历史上的营救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水路，一条是陆路。

影片真实还原了当时的营救路线，展现了曲折的逃难历程，也体现了角色们的大无畏精神。

02中国版“逃离德黑兰”而这样一部艰辛的逃难电影也容易让人想起《逃离德黑兰》，虽然与《逃离德黑兰》多有不同，但对比那场逃离，这场逃离的过程、意义也毫不逊色。

《逃离德黑兰》的导演、主演是本·阿弗莱克，曾获得了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

它讲述的是1979年伊朗革命后，美国大使馆被占领，50多名人质被扣，只有6名工作人员暂时逃离，躲在加拿大大使家里；营救对象只有6名。

而《香港大营救》讲的是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大批左翼文化人、民主人士身陷险境；我党的营救对象有800多名。

《逃离德黑兰》的被救对象分别是商人、使馆工作人员及家属，而《香港大营救》的被救对象是邹韬奋、茅盾、夏衍、邹静之、蔡楚生、王莹等近现代文化史上著名人物。

《逃离德黑兰》里被救对象可以通过正常飞机直接逃出，《香港大营救》里的整个营救工作历时大半年、大部分通过陆路逃出。

《逃离德黑兰》里，美国、加拿大、瑞士三国联手，对抗伊朗革命卫队，《香港大营救》里是中共地下党领导东江纵队对抗驻港日本侵略军。

《逃离德黑兰》中主要是通过成立电影制片厂伪造电影拍摄项目，利用几张加拿大护照帮助几人成功逃脱，无一人伤亡；《香港大营救》里男主角叶伟强牺牲、助手阿根牺牲，而真实历史中牺牲的人数则更多。

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曲折过程，同样的英勇无畏，同样的人性光辉。

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人们，生死营救，争分夺秒；冒着枪林弹雨，死不旋踵。

向着正义勇往直前，即使倒下也是向着光明的方向。

《香港大营救》正是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的电影。

-FIN - ※本文谨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首发于公号：小鲜电影 xiaoxianmovie

《香港大营救》在节奏把握上也有所欠缺,前期悬疑紧张刺激,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迫感。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影片越往后节奏越拖沓,尤其是最后的高潮,显得过于平淡,如果说营救人员在通关的过程还算紧张的话,那么前来接应的东江游击队员和日本人的大决战则太过平淡,双方在一个小山坡上各开了几枪,然后就是男主角和日本大反派你一枪我一枪同归于尽,而其他士兵则只是旁观,收场有些草草了事。